从“军统特务”到“人民警察”
                              ——黄埔老兵黄子奋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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犟牛

“军统特务”与“人民警察”似乎是两个水火不相容、黑白不相混、冰炭不同炉的身份概念，绝对属于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但是在黄埔老兵黄子奋的身上却奇妙地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他不同凡人的人生经历。

 

 

                祖父与滕代远一起闹革命

    黄子奋的老家在长沙东乡的东山镇，祖父带着一家人来到城郊小吴门外种植蔬菜，就在这里安下家。父亲成亲后，在清水塘开了间小小的杂货店，在白马庙旁边盖了个小院落，院墙外有一株百年大樟树，古樟树浓荫如盖，遮风挡雨，庇佑着树下的白马庙，也庇佑着黄子奋家小小的杂货店。虽说是蝇头小利，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

    偏偏遇上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干柴烈火多事之秋。黄子奋的祖父黄桂生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是长沙近郊区农民协会的委员，叔父是纠察队长，委员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滕代远。滕代远在近郊菜农中发动农民运动，与望城的郭亮领导的工人运动遥相呼应，搞得长沙城风生水起。有一首歌唱的就是当时的盛况：“霹雳一声震乾坤，打倒土豪和劣绅，往日穷人矮三寸，今天是顶天立地的人。粗黑的手掌大印，自己当家做主人，鸟铳梭镖握得紧，共产党是咱引路的人”。毛泽东来湖南考察农运，盛赞“好得很”。“无绅不劣，有土皆豪”，动不动戴高帽子游街、杀猪出谷，连有名的藏书家叶德辉也拖出去枪毙示众。结果国共分裂，马日事变，血债血还，冤冤相报，郭亮的头颅被挂在司门口示众。黄子奋的祖父和叔父躲到乡下，后来病死。滕代远参加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新中国成立后是第一任铁道部长。黄子奋为自己的事给滕部长写过信，不知道是年代久远忘记了当年的患难兄弟还是秘书压根就没把来信转呈上去，总之，黄子奋眼巴巴地等啊等，也没等到回音。

 

 

            父亲把他托付给刘德韶

 

 

     黄子奋的父亲没有卷入农民运动，他兢兢业业地经营着他小院子和杂货店，唯一不放心的是这个儿子，天分高，也淘气，有几分聪慧，几分机灵，也有几分顽劣，几分狡黠。虽然也在桐荫里的衡湘中学（现长沙市第十二中学的前身）读到初中，却总不喜欢呆呆坐教室、啃书本，倒是喜欢到杂货店里帮忙，远远近近上门送货、收赊账、帮着采购置办货物，腿脚利索，脑瓜子里装着把算盘，还勤快着呢。心却又大着，总想云游四方，见大世面，出人头地。初中毕业，赶上兵荒马乱的年月，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鬼子打上门来，父亲犯了愁，房子、店子恐怕都保不住，日本鬼子的枪炮子弹不认人，儿子读高中上大学是没指望了，跟着自己去乡下逃难岂不太没出息？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上海沦陷、南京沦陷、到1938年10月，连武汉也沦陷了，听说日本鬼子过了长江，兵临岳阳城下，前几天日本飞机在长沙、衡阳扔炸弹，风声鹤唳，一夕数惊，长沙失守看来只是早晚的事。正在长吁短叹，老主顾刘德韶又上门买货了。

 

    刘德韶，耒阳人，听说是军委会下面一个什么机构的总务采买，具体叫什么机构名称，生意人不便深问，只知道办公在离清水塘不远的朱家花园，常常到黄家的杂货店来买东西。一来二往就熟了，没事喜欢与黄子奋的父亲喝茶闲聊，也喜欢上这个伶牙俐齿、头脑灵活、手脚麻利的少年。刘德韶得知黄子奋父亲的心思，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我们过几天就要搬家到南边去，老兄要是放心，就把儿子交给我，我不会亏待他，有书读书，有事做事，等到抗战胜利，好好地交还予你。”父亲犹豫不决，踌躇再三，看着儿子一旁兴奋期待的眼神，终于点了头。

 

             “文夕大火”之夜的火车出逃

 

    11月12日夜色已深，刘德韶神色紧张地接走了黄子奋，他低声告诉黄子奋的父亲，形势危急，事不宜迟，赶快收拾出城。他带着黄子奋来到粤汉铁路边的朱家花园，一列火车已经停靠在这里，刚满15岁的黄子奋听说要坐火车，又高兴又兴奋，打从娘肚子里出世还没坐过火车呢。但周围的人都没有兴奋的神色，气氛一片紧张。灯光的照射下，一个中等身材、目光犀利、生两道浓眉的汉子指挥着把大大小小的机器设备、文件箱和行李包搬上车。刘德韶叫他“老板”，他问刘德韶带的少年是谁，刘德韶答是老家来的亲戚，中年汉子挥挥手，让他们上了火车。黄子奋不认识这人，但心里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他预感到也许这个人会与他结下一辈子脱不开的缘分。他更想不到的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乘坐的竟是长沙当晚冲离火海、逃出生天的最后一列火车！

从“军统特务”到“人民警察”（二）

因为要搬上车的东西多，人手又不够，过了半夜还没有搬完。黄子奋按捺不住，跳下车来，也帮着搬运，虽然已经过了“立冬”节气，夜晚寒气逼人，但不一会儿他的额头上就渗出了涔涔的汗水。他扛起一个铁皮箱子正要迈上道坡，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个趔趄，一只大手伸过来搀住了他，抬头一看，中年汉子“老板”的眼神里带着鼓励和笑意。他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有了用不完的力气，不再是那个顽皮的少年。     忽然，南面的远处腾起了一片红光，裹挟着浓烟，从距离和方位看，应该是在南门口那边。仿佛响应似的，远远近近都燃起了火苗，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电线杆燃烧得像一排排蜡烛，高大的楼房转眼间成为灰烬。那些低矮的民居本来就大都是木头搭建，挤挤挨挨，杂乱无章，很多是盖的杉木皮、牛毛毡，还有不少是茅草屋、篾条墙，平常日子都时常有人值更，提醒街坊小心火烛，一家失火，四邻遭殃，遇到这样的大火，顷刻间化为乌有。噼噼啪啪的响声像满城放起了爆竹，但不是过年过节的喜庆，而像吞噬一切的怪兽在疯狂叫嚣。黄子奋一样看得目瞪口呆，他依稀想起前不久听大人们说，委员长提出要“焦土抗战”，不让任何物资落入敌手，他不知道自己的家和门前那颗老樟树是否能够躲过这场劫难。他想要跳下车回去救火，救出自己的爹娘，刘德韶一把拉住了他的胳膊：“你想去送死！”     火光中一群群衣衫凌乱、披头散发的百姓搂着被子、夹着包袱、挑着匆忙中抢出来少得可怜的家当逃向城外。一群拖家带口的菜农跑到火车边，哀求带他们逃命，中年汉子一声长叹，让打开车门放他们上车，吩咐立即开车。车厢里塞满了人和物品，大呼小叫、气味难闻，蒸汽机车头沉重地喘息着，呼出一声长长的嘶哑哀鸣，列车慢慢开动了。     火车向南开，必须穿过整个长沙城区，就像钻进了一片火海。黄子奋看着车窗外的景象，惊得嘴都合不上。铁道两旁的房子都着火了，一家接着一家。老老小小从睡梦中惊醒，喊娘叫爷、捶胸顿足，有的不要命地扑向火丛想要抢出哪怕再不值钱的一点财物，有的绝望地哭喊着不知所措。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火团、燃烧着的物品不断溅落在火车上，烈焰烤灼着车厢，车厢似乎也要燃烧起来，倒塌的墙砖、房梁、屋檩滚落到铁轨上堵塞了去路。一些人冒着灼人的火舌跳下车去，奋力搬开障碍，火车穿过浏城桥的桥洞，向南向南，渐渐驶出了城区，远远地还看到北面的天空惨烈的红光。黄子奋不能想象，他竟然是这样告别自己熟悉的家乡，一夜之间，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鬼蜮。     天色渐明，火车开到湘潭，黄子奋从车窗看到路轨两旁横七竖八躺卧着许多人，那是昨天晚上拼命逃出长沙的难民，他们筋疲力尽、饥寒交迫席地而卧，眼神里仍然满是惊恐和惶惑。     列车又开动了，黄子奋听说目的地是衡阳。他正在想象着衡阳的模样，忽然从车窗看到了几架机身上画着刺眼的太阳膏药的飞机向着列车俯冲下来，机关枪扫射向列车和路轨边的难民。难民哭天喊地躲避着，有的一头栽倒再也爬不起来，殷红的血迹染红了路基，渗进野草和土壤。子弹打击在车厢的顶棚上，车上的乘客惊恐万状，往座椅下躲，挤成一团。列车加速奔驰，钻进一个隧道，日本飞机悻悻地飞高返航了。

从“军统特务”到“人民警察”（三）

到衡阳几天后，父亲寻到衡阳来找黄子奋，兵荒马乱的时候，让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独自离家闯世界，他实在有些放心不下，再说，黄子奋是家族的长房长孙，靠着他承接香火呢。       父亲还没有从惊恐中缓过神来，眼睛浮肿着，布满血丝。黄子奋得知一家人幸而早得了刘德韶的报信，起火之前连夜逃往东山镇老家，躲过一劫。但长沙城已经变为一片废墟，所有的机关、学校、银行、医院、邮局、工厂、商店，连同住宅几乎全部被大火烧毁，烧死3000余人。因为事先保密，未动员疏散百姓，又是半夜全城纵火，无路可逃，有的被慌不择路的拥挤人群踩死，有的来不及逃命躲进水缸被活活煮死。有的躲进地下防空洞被烤焦而死，惨不忍睹。起火的原因是：日寇进攻湘北，抵达岳阳县的新墙河，报告敌情的电话兵因紧张口误为“新河”，新河离长沙市区仅10余里，恰好当夜南门口附近的伤兵医院失火，早已待命准备纵火焚城的士兵以为是放火的信号四处放火，遂一发不可收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是唐人杜牧《阿房宫赋》的描写，在长沙竟然成了惨不忍睹的现实。     城毁了，鬼子没来，日子还得过，父亲想接黄子奋回家帮着重建家园。往后的日子一片灰暗，但好歹一家人还在一起。但黄子奋不愿意跟父亲回去，长沙城的大火渐渐熄灭，他的心却被愤怒的火焰燃烧得通红。他要离开那座伤心之城，他要奔赴抗日前线，用稚嫩的肩膀扛起枪报仇雪恨，不驱除倭寇誓不还乡！                       并不神秘的军统     黄子奋跟着刘德韶来到广西桂林，乘船经过三江苗区，1939年的春节辗转到达贵阳，度过了举目无亲的第一个春节。又换乘汽车在崎岖蜀道的颠簸中来到战时陪都重庆，住在长江与嘉陵江夹持的渝中区江家巷。这时他才知道，刘德韶的单位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文夕大火之夜在长沙朱家花园指挥上车的中年汉子就是军统局长戴笠“戴老板”。军统局的大门口并不挂招牌，人员也不穿军装，统一穿蓝色中山装制服，这大约就是神秘组织“蓝衣社”的由来。     不久，军统局本部又搬迁到观音岩下的罗家湾，原来是警察训练所，院子里有一栋三层大楼和一栋两层大楼，还有一些平房。那时候的军统局并不像后来电影电视里面描写的那样阴森可怕，没有正式编制、不拿工资的黄子奋就住在局本部的平房宿舍，好在局本部的伙食开得好，每日三餐，早餐稀饭、馒头或包子，午、晚餐，六大碗菜，一大盆汤，鸡鸭鱼肉吃不完，免费供应。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年纪，黄子奋在这里没有衣食之虞，平时在总务处跑跑腿、送送信、打打杂，晚上在宿舍自学补习文化。在衡湘中学读初中的底子差，“书到用时方恨少”，黄子奋这段时间在重庆图书馆读了不少书，眼界大开。 从“军统特务”到“人民警察”（四）                                          初入军统     黄子奋跟着刘德韶来到广西桂林，乘船经过三江苗区，1939年的春节辗转到达贵阳，度过了举目无亲的第一个春节。又换乘汽车在崎岖蜀道的颠簸中来到战时陪都重庆，住在长江与嘉陵江夹持的渝中区江家巷。这时他才知道，刘德韶的单位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文夕大火之夜在长沙朱家花园指挥上车的中年汉子就是军统局长戴笠“戴老板”。军统局的大门口并不挂招牌，人员也不穿军装，统一穿蓝色中山装制服，这大约就是神秘组织“蓝衣社”的由来。    不久，军统局本部又搬迁到观音岩下的罗家湾，原来的警察训练所，院子里有很大一栋三层大楼和一栋两层大楼，还有一些平房。那时候的军统局并不像后来电影电视里面描写的那样阴森可怕，黄子奋就住在局本部的平房宿舍，没有正式编制、不拿工资，好在局本部的伙食开得好，每日三餐，早餐稀饭、馒头或包子，午、晚餐，六大碗菜，一大盆汤，鸡鸭鱼肉吃不完，免费供应。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年纪，黄子奋在这里没有衣食之虞，平时在总务科跑跑腿、送送信、打打杂，晚上在宿舍自学补习文化。在衡湘中学读初中的底子差，“书到用时方恨少”，黄子奋这段时间在重庆图书馆读了不少书，眼界大开。     下半年，他被安排到秘书室收发股负责登记文件信件，常常看到有沉甸甸的文件袋盖着“机密”的红章和火漆由专人送往委员长侍从室。黄子奋不想一辈子做些收收发发的工作，他想再进学校读书，训练处便把他送进了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的学员都是军统局下属各个单位选送的，办在贵州的息烽——重庆与贵阳之间的一座山城。     由于军统局初建时期的人员素质不高，缺乏专业情报人员，完成任务时多次失手，戴笠痛下决心训练人才，先后开办了80多期各种训练班。入学的头半年，进行的是思想考核和军事训练，然后分科为“情报”、“警务”、“行动”、“电讯”四个专业，黄子奋被分到电讯专业。     电讯是抗日战争中一项重要通讯联络手段，也是军统局的一个工作重点。当时的军统主要工作有三项：收集情报、锄奸——暗杀汉奸、开展敌后游击战。以情报为例，破译日军袭击珍珠港电报、击落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座机等是最为人称道的成果。暗杀的著名汉奸有上海滩大亨张啸林、下野军阀张敬尧、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隶属军统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忠义救国军”和“交通警察大队”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恕我孤陋寡闻，以前我总认为日伪情报都是靠“消息树”和海娃夹在羊尾巴下的鸡毛信传递的，惩处汉奸靠的是小兵张嘎。除了李向阳的平原游击队和刘洪的铁道游击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敌后武装斗争。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还有刘树仁参加的衡山民众抗日自卫队、苏本善领导的定（海）象（山）游击指挥部抗敌自卫大队，类似的敌后武装遍布全国。苏本善将军指挥的海上游击纵队曾歼灭日寇一个联队，苏孝明朋友把她追忆父亲的这篇文章传给我后，我还对此提出过质疑，因为一次战斗歼灭一个日军联队是很了不起的战绩，就是赫赫有名的平型关大捷歼灭的也不过是一支500人的附属运输队。苏孝明为此特意将《定海县志》和报刊登载的相关史料传给我看，以证明她所言不虚。我也才知道，军统指挥的“忠义救国军”也不全是“草包司令胡传魁”。据百度提供的资料，在抗日战争中，军统在册人员牺牲者达18000多人，其他附属人员牺牲更众。不知道这些牺牲者能不能算作烈士？ 从“军统特务”到“人民警察”（五）                但黄子奋天生就不是个安分的性格，电讯专业学习的是组装电台、收报发报，整天到晚“滴滴哒哒”的练习让他厌烦，他提出申请，不久就被调到情报专业，学的是如何收集情报和分析情报。他在这里只呆了半个月，又心猿意马、见异思迁了。听说军统局又在重庆开办了四个训练班，他借故回到了重庆。       这四个训练班分别是：外交人员训练班、军需训练班、查缉走私班、特种政治班。黄子奋喜欢读书，对“特种政治”充满好奇，便请求再次改变专业。大队长王春辉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告诉他，你知道“特政班”是做什么的，那是专门培训打入共产党的特工人员的，十个有九个是有去无回，你小子不想要命了？黄子奋还不相信，他有同学分在“特政班”，趁着休假他悄悄跑到离磁器口不远的童家桥，正好特政班在上课，授课人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中年男子，讲的是马列主义ABC,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那人有几分自负又带几分谦恭，黄子奋不认识。下课后同学告诉他，那就是特政班的班主任张国焘。黄子奋听说过张国焘这个人，原来是共产党的创始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毛泽东、王明闹矛盾，1938年叛逃到武汉、重庆，投靠国民党。蒋介石如获至宝，把他安排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待若上宾。但张国焘策反旧部的计划破产，他自己也失去了利用价值，备受冷落。蒋介石把他交给戴笠，专门训练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       黄子奋看不起这种朝秦暮楚、卖身投靠的角色，他想进外交人员训练班，为的是有机会派往国外工作。但仔细一打听，他又有些气馁，已经报名的七八十人全是大学生，大部分是北大、清华及一些教会大学外语系的毕业生，甚至有“海龟博士”，而自己不过是个初中生，ABCD都认不全。他最后选择了查缉走私班。学习的是税法、枪支弹药、鸦片毒品、水银矿产等各种违禁品的专业知识。三个月的学习结业后，他被调回在重庆的海关总署缉私处管理人事档案。     军统的活动范围很广，人员分布到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交通、海关以及驻外使馆，缉私、税警、盐警等都属军统管辖。缉私处的官员都是军统的，而且大都是黄埔毕业生，处长就是黄埔六期的。黄子奋不想一辈子与走私贩子打交道，他想出人头地，到驻外使馆供职，最向往的是担任驻外武官。海关总署的人事处长喜欢这个又聪明又勤快的小伙子，告诉他：驻外武官的选拔很严格，必须是黄埔毕业，还必须是本校，分校的不行，然后进入陆军大学学习毕业，既懂军事又懂情报。黄子奋缠着处长不放，处长正好与黄埔军校驻重庆办事处主任要好，就给他打招呼推荐了黄子奋，不久黄子奋通过考试顺利进入了设在成都本校的黄埔军校19期。                       抗战与他擦肩而过     黄埔军校成都本校设在杜甫草堂与青羊宫附近，操练就在少城公园（现成都人民公园）不远的北校场，从1942年到1945年3月，黄子奋在这里学习了三年。先是在炮科，因为炮科对数学、三角、几何知识要求高，他这几科底子薄，跟不上班，不久就请求转到了步兵科。未毕业，选送一百多名学生到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学习美国新式大口径榴弹炮，黄子奋也在其中。他很振奋，抗日战争经过败退、相持、反攻，正在一步步走向胜利，他向往着奔赴战场，用大炮的怒吼一雪国恨家仇。两个月后，他被分配到驻扎洛阳的第90军军部389运输团任见习排长，负责粮草、军需物资的运输。军长刘戡，湖南桃源人，黄埔一期生，在抗战中身先士卒，舍死忘生，被誉为“杰出抗日将领”。1948年，42岁的刘戡于内战中在陕西被围自杀，被彭德怀称为“敢于成仁的湖南汉子”。     抗战与黄子奋擦肩而过，到前线部队两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喜悦迅速被内战的阴云冲散，黄子奋不愿在内战中送死，他离开部队回到重庆，仍回到军统局，到歌乐山下“白公馆”隔壁的中美情报合作所担任“少年先锋队”副队长。抗战中军统不少人在暗杀、情报工作中牺牲，留下未成年的子弟，军统局收容这些遗孤，黄子奋负责照顾他们四十多个队员的学习和生活管理，少年队员们喜欢这位趣味相投的副队长。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8月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原来的人员“三个去向”：一部分去南京，一部分退役到军官总队，一部分遣散。他对时局已不抱希望，思乡心切，领取了一笔不菲的遣散费回乡。少先队员舍不得“大孩子”副队长，到戴笠住过的白公馆清理打扫，搬出几大箱藏书送给黄子奋，还有一台美制的台式收音机，作为送别的纪念。通过同学关系，乘上民生公司开重庆到宜昌的轮船，再转船到津市、长沙。     满目疮夷的长沙已勾不起黄子奋儿时的记忆，打听到父亲在南门口与人合伙办了个小小的“大业烟厂”，他用车拉着几箱子书、收音机和简单的行李找到父亲，“少小离家老大回”，八年离别，父亲已经认不出他，他也几乎认不出两鬓斑白的父亲。 从“军统特务”到“人民警察”（六）                      两朝警察     11月，黄子奋找到原军统局人事处长、现任长沙警察局长李肖白，李说：你回来的正好，我这里缺人，就到水上警察队当副队长吧。黄在水警队一百天，上到坪塘靳江河，下到傅家洲、三汊矶，一台小火轮负责巡逻，检查班轮、缉毒抓赌，成绩显著。随后调任保安警察队队长，上尉警衔。1947年兼警员训练班区队长，招收培训失学青年当户籍警。随后他调到南区分局学院街派出所任所长。当时的长沙市南区警察分局只有县正街、学院街、灵官渡三个派出所，范围比现在小得多。派出所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条件也很简陋，就在南门口的岗亭内办公，处理纠纷，登记户口。文庙坪、黎家坡一带历来鱼龙混杂，贩卖鸦片、吸毒的很多，他带着警员们多次人赃俱获、查验上缴，因此获得多次表扬嘉奖。档案中记录的嘉奖次数多，这也成为后来清查惩罚的一条罪证——“积极为伪政权效劳”。     旧政权风雨飘摇，长沙开始了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每天清早，街头会出现许多标语。黄子奋心知是地下党所为，他没有抓过地下党，只吩咐手下撕掉标语了事。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就在警员宿舍里，他也发现有的枕头下藏着进步书籍和传单，他总是佯装不见。果然，新中国成立以后首任南区公安局长李承熙就是他昔日手下的警员，也是地下党员。他还营救过被捕的地下党交通员。                          走向光明     1949年，陈明仁调到湖南代理省主席兼任长沙警备司令，与程潜一起领衔通电和平起义。陈明仁的大儿子陈扬钊是黄子奋在黄埔19期一总队步科的同学，也是绥靖公署警卫营的连长，与调回市公安局保安警察队当队长的他经常联系。保警队是当时唯一配备武器的警察部队，参加和平起义，维护社会秩序。新政府对军统严厉镇压。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军统在大陆人员，除了对少数起义立功者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外，一律枪决或处以重刑。到五十年代中，军统在大陆大致肃清。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如肃反运动、四清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次又一次追查残余军统人员以及和怀疑曾和军统有关的人物，“活人要落实到人头，死人要落实到坟头”。 黄子奋是幸运的，1950年他被调到公安学校学习，半年结业后留用在省公安厅侦查科工作，由“军统”变成了“人民公安”。他熟悉社情，精明强干，负责社会调查、反特、注意危险分子。公安部门还出资在解放路“沙利文”楼上开办“大众舞厅”，由黄子奋当经理，在武汉、上海聘请了舞女和乐队，热热闹闹开张，名声鹊起，利用舞厅破获了不少走私黄金、毒品的案件。以后公安系统在坡子街成立亨达运输公司，黄子奋又被调去负责，主要任务是运送军粮。1954年公司解散，正遇上肃反运动，他被关押审查六个月，无罪释放后自谋生计。由南大路派出所安排到白沙井文化补习班教书。       1957年教育系统“帮党整风”，运动后期积极发言提意见的多数划为右派，幼幼小学的校长周伯超划为“极右”，送到白马垅劳教所，不多久就一命呜呼了。黄子奋一不看大字报，二不发言，实在逼不过就念毛主席语录，因此躲过一劫。但为了“纯洁教师队伍”，他还是被清出学校，先后到区街民办小厂做供销工作，据熟悉他的人说，他的业务能力很强，工作完成得出色。除了善于与人打交道外，他有两项超乎常人的本领，一是心算，采购各种原材料的价款，别人还在忙着噼噼啪啪拨弄算盘珠子，他已经一口报出结果。另一项是速记，领导在台上做一两个钟头的报告，他可以一句不漏地复述出来，这也许因为超常的禀赋，也许得益于多年的职业教育和磨练。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到了“文化大革命”黄子奋再也躲不过了。他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接受批斗。“历史反革命”指在旧社会担任过“军、政、警、宪、特”一定级别的人，黄子奋既是黄埔军官，又是警察队长，还参加过军统，理所当然成为“专政对象”。黄子奋太注重军人风度，即使是挨批斗，他仍然挺直腰板、昂首挺胸，这个习惯为他惹来了更多的责骂和拳打脚踢，多吃了许多苦头。但也有的时候，他的机智能够化险为夷。有次在“专政对象学习班”里，天雨阴冷，黄子奋把仅有的一套衣裤晾晒在室内，没有注意到遮挡住了墙上的领袖像。管教人员追查起来，谁都不敢做声，黄老爷子坦然承认：“是我”。管教干部怒斥道：“你狗胆包天！竟敢把衣裤晾在领袖像前，是何恶毒居心？！”黄老爷子朗声答道：“报告领导，伟大领袖是红太阳，衣裤晾在太阳底下，干得快些。”众人皆忍不住笑，管教干部厉声喝道：“严肃点！”转头对黄老：“你…你…你放老实点！”转身拂袖而去，事件遂不了了之。     1974年他更以“历史反革命”和“教唆盗窃”的莫须有罪名被判刑五年，强制劳动改造。先被送到津市岑塘劳改农场，后来又调到西湖农场、广兴洲农场、建新农场，住的是芦苇窝棚，干的是挑土筑堤的重活，直到1979年刑满释放。

从“军统特务”到“人民警察”（七）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