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

从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日本最高统帅部的指令，为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对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轰炸。重庆大轰炸从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历时5年半，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实施轰炸218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在灾难岁月中，无数居民在电影院、商店、学校、教堂、寺庙、工厂，以及家中被杀害;在残酷和溽暑的昼夜里，在被炸烂的大街和废墟上颠沛流浪，恐慌度日。

重庆大轰炸最猛烈的阶段集中在1939年、1940年、1941年三个年份。1939年，日本的战术特征是：针对重庆城市建筑木质结构并密集成片的特点，混合使用爆炸弹和燃烧弹，使之在爆炸之后大面积起火，又在起火之后更猛烈地爆炸，整片的街区化为火海，消防人员无法扑救，城市防御系统陷于瘫痪，失去防御能力。在著名的“五三”、“五四”大轰炸中，仅仅两天的伤亡总数达6314人之巨，25万人失去家园和产业、学业、事业、职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一无所有的赤贫大军。

1940年，日机根本不再考虑区别居民区、商业区、使馆区和机关驻地，径直将城市划分为A-H区，进行无区别的狂轰滥炸。在9月的一次轰炸中，连续的空袭警报持续9个小时以上，甚至有长达一周以上连续警报的严重时期。这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极其惨毒的毁灭和破坏。以至后来人们提到重庆，总是忘不了“跑警报”的悲愤岁月。

1941年，日本对重庆实施“神经轰炸”、“月光轰炸”，及被重庆人民称为“疲劳轰炸”的连续数小时或昼夜不间断的空袭战术。6月5日夜“大隧道窒息惨案”就是“疲劳轰炸”的典型案例。彼时死者枕藉，举国同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机制空权的逐步丧失，日机对重庆的轰炸也接近尾声。1942年和1943年日机主要对重庆及周边地区进行空中窥视和偷袭，仅在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进行了轰炸，这也是日机对重庆的最后一次轰炸。

日军的战略轰炸，不单是对战时首都重庆，对与重庆相邻的城市来说，也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在此期间，从宜昌到重庆长江、嘉陵江沿岸的大小县城：奉节、云阳、万县、忠县、垫江、丰都、长寿、合川、北碚，都无一例外地遭到日本空军的野蛮轰炸。千里长江变成一条血腥走廊。

北碚，陪都迁建区、教育推广区。这里风光绮丽，山清水秀，近百位名重一时的教育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安居土墙小屋，心系民族安危；近千名莘莘学子潜心攻读，弦诵不辍。因其文化之昌明，风物之优美，被誉为“重庆之后花园”。1938年上海复旦大学辗转江西庐山、贵州贵阳后，来到这世外桃源般的北碚东阳镇。

东阳镇张世光老人曾在复旦大学任警卫队队长，他亲历了1940年5月27日轰炸复旦大学惨案。老人回忆时老泪纵横，他说：“真惨啊！死伤120多人，没有一个全尸，五脏六腑挂在树上，校园成了屠人场！”

蒋碧薇，法国留学生、著名画家徐悲鸿前妻、孙寒冰复旦大学同事。她曾撰文回忆道：

二十九年（1940年）五月，僻处黄桷树镇的复旦大学被炸。一时弹片横飞，硝烟四起，教授学生死伤狼藉。孙寒冰先生……死状之惨，令人不忍卒睹。肢体破碎，血流如浆，惨状真是触目惊心！他死之后，我常有一种幻觉，仿佛他蓦然走进来叫我一声的样子。这使我不但悼念良友之永逝，而且还有点恐怖。

《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悼念孙寒冰先生》，称他是“文化界的战士、青年的导师”，他的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重庆各界人士于右任、黄炎培、沈钧儒等出席了他的追悼会。1941年2月9日，“孙寒冰教授之墓”落成。

死亡大隧道

1941年对于重庆市民来说无疑是最痛苦、最悲壮、最惨烈的一年。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战；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与这两件重大战事直接相关的是日本对重庆实施的“第三次战略轰炸”———“102号作战”。

“102号作战”目的十分明确：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实行“南进政策”，发动太平洋战争，与德、意配合，建立法西斯全球霸权。为确保第三次战略轰炸的成功实施，除侵华飞行第1、第3团和第60战斗队外，日本还征调驻扎中国东北对付苏联的第12、第89重型轰炸机大队以及驻防太平洋海域对付美国的第11、第22航空部队，并且使用了由战列舰炮弹改制的重达800公斤的重型炸弹、新型凝固汽油弹，及各种类型的定时炸弹，企图一举摧毁中国抗战首都。

1941年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从5月到9月，共持续了5个月。5月3日、10日、16日，日军以每天出动30～60架飞机的中等规模对重庆市区、郊区进行轰炸。6月1日和2日，日军又以少量飞机对重庆市区进行轰炸。6月5日晚，日机24架分三批偷袭重庆，导致震惊中外的校场口大隧道窒息惨案。此后，从6月7日至7月30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19次空袭，市区大量房屋被炸或被焚毁。8月8日至14日，日军的轰炸达到高潮，连续7天7夜以每次间隔约6小时对重庆进行疲劳式轰炸。其间，日机在市内各处投下大批爆炸弹和燃烧弹，街道、商店、民房被焚毁，重要的政府机构亦遭到轰炸，就连坐落在日军划定的南岸安全区内的一些外国使馆也未能逃脱轰炸。

在1941年的疯狂轰炸中，令重庆市民永志不忘的是6月5日晚上发生在重庆校场口的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是专供一般市民用的公共防空设施，长2.5公里，深入地下10米，高、宽在2米左右，并在演武厅、石灰市、十八梯三处各开了一个洞口，互相连接，一般容量为5000人。1941年6月5日，“大惨案”发生的当天，天上正飘着毛毛细雨。傍晚时分，从郊区返城的居民和上街购物的人群，熙熙攘攘，使白天空荡荡的市区恢复了生机。谁也未料到，此时，突然响起了尖利的防空警，24架日机在夜色的掩护下，悄然飞临市区上空。街上一片混乱，惊慌的人群潮水般地向大隧道涌去。校场口这段仅可容纳5000人的隧道顿时挤进了上万人。

日机从晚上7点钟开始对市区持续轰炸了三个多小时。午夜11点，待轰炸停止后，人们劈开木闸门，看到尸体重重叠叠堆到了洞顶，而隧道深处的人大都窒息而亡。死者面目青紫，口鼻出血，你抓我扯，抱成一团，其状惨不忍睹。

天亮时分，政府当局开始派人清理大隧道里的尸体。这些遇难者的尸体被拖出来放在大隧道洞口十八梯附近堆集成垛。后因尸体太多，无处可堆，改为一边清理，一边用卡车运出城外掩埋。惨案发生后，民怨沸腾，舆论哗然，举国同悲。

高键文是这场悲剧的幸存者，他一谈起半个世纪前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惨案，就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事一样，历历在目。他当时16岁，在瓷器街一家杂货店做帮工，也参加了空袭防护队，听到紧急警报后，他随市民们从衣服街洞口进入洞内，有人喊“要投毒气弹啦”，顿时，洞内秩序大乱，洞口的人想往里面挤，洞里面的人又想往洞口挤呼吸点新鲜空气。他在洞内被挤到支洞转角处就被压得不能动弹。后来他急中生智，用双手搭在旁人肩上用力往上爬，终于站在防空洞的石凳上，但另一只脚被卡在人堆里，再也拔不出来。14小时后，高键文被救了出来，但左腿却从此残废：一个遇难者在窒息的最后痛苦中死死地抓住了他的小腿。高键文老人回忆说，他还记得“大隧道惨案”发生后，从洞内抬出的死尸先用各善堂常备的薄棺材装尸，后又用粗篾席包扎。由于死尸太多，剩下的只好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河边，再用50只船运到黑石子地区掩埋。这项工作花了5天时间才完成。他自己所在的杂货店中有5人进入防空洞，可其他4人都再没回来。从衣服街到木货街、草药街、百子巷、十八梯等五六条街道上，许多店面都再无人打开……

无名墓地———黑石子

在江波浩荡，山野苍翠的长江边上有一个重庆人闻之黯然的名字：黑石子。这是一片无名墓地，距主城区10华里，“大隧道窒息惨案”和大轰炸中无人认领的罹难者，大部分掩埋于此。2001年，重庆市博物馆组织专业人员对当年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申纯祖（原黑石子保长）：轰炸重庆的遇难者为什么送黑石子？因为这儿专门有一个从事慈善的浮尸会。江上漂来死尸，浮尸会负责打捞掩埋，另外，山上还有从事慈善的坟地，专门掩埋死后无人认领的外省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六五”惨案。当时我本人任职重庆市救济院儿童教养所第三所管理员，收留的流浪儿童约有一二百，供衣食住。遭日本飞机轰炸后，重庆市救济院第三所和第四所的人员全部搬迁到江北县白云山寨子内住下。有一次下午，我回黑石子时在途中走到江北矛溪桥，听到防空警报响，此时路上不准行人走动，我就在桥上的石梯坎上坐下，看见日本飞机飞临重庆上空，轰炸南岸玄坛庙。警报时间延长了很久，因此在重庆较场坝十八梯重庆市防空洞隐蔽的人民，由于人数太多，洞内空气非常稀少，在未解除警报前，洞门不准打开，洞内的人全部窒息死亡。死者的尸体全部运到朝天门，由黑石子的木船运到黑石子黄角滩。一共有18条船，每船装尸体20—30个，共运了两次。尸体运上岸，堆放在白沙沱，再由黑石子力行帮派力行工人运至匡家湾、李子林、大石坝等地安埋，大约有五六百具尸体，因力行帮的人员有限，抬运不及，剩余的尸体，安埋在白沙沱沙坝下面。江水一来，冲得尸骨无存，大轰炸的死者太惨！

刘吉祥（黑石子村村民）：重庆大轰炸开始时，我10来岁，看见大量的尸体运到我们这儿。寸滩、黑石子、朝阳河的柏木船都被调到朝天门运死人。死人运到我们下面的黄桷渡码头，然后抬上坡，埋在我们社和上面的大石坝社。“五三”、“五四”大轰炸和大隧道惨案后，尸体成百上千的运来。高高的堆在河边。一群狗跑去噬咬，肠子扯得到处都是。当时，凡是过路人都被抓来抬死尸。但人手还是不够，天气热，尸体腐烂得快，有些人一路上把尸体丢在沟里，上面洒一层土，一下雨，这些尸体露出来，又被狗咬，惨得很。我们这块土当时是重庆桐君阁药厂老板的私地，他让出来埋死人。我清楚记得挖了四个大坑，每个坑埋了几十个人，其中一个坑就在我家下面一点，聂美德的房子下，他修房子时，挖出的人骨多得很。

埋了死人的那些地方，一直没有种庄稼。解放后大炼钢铁，搞“打山填平”运动———铲坟、毁观音、开荒，那几块坟地上才种了粮食。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搞不清楚埋死人的事了。

胡志成（黑石子村村长）：我在1953年至1955年担任过黑石子村的村长，后来长期担任大石坝队的队长。大石坝在大轰炸之前就是埋死人的地方，当时属于真德堂的帮会会地。它是由一个有钱人张利元买建的。张利元有了钱想做善事，特地把这块地买来掩埋重庆城那些无名无姓、没人关照的死人。他还有条船，专门从朝天门送死尸。大轰炸时死人太多，有的一家一家地死光，政府把那些尸体一船一船地运来，打算全部埋在真德堂。但是有几次尸体运不及，还没抬上坡顶就埋了，甚至丢在了半路。不过，大石坝还是埋得最多，我的屋前屋后都有尸骨，随便几锄头下去，就挖出人骨。

黄树云（黑石子村运尸人）：我是当年抬、埋尸体的人。从39年到41年，干了近三年。当时，我们6个人一组，其中三个是从牢狱里派来的。尸体送到黄桷渡后，我们负责抬上坡，挖坑，掩埋。也不一定是抬，有时背，有时扛。因为有的尸体有几块薄板，有的只裹一床席子，或者有布包一下。没有薄板的，我们就背、扛。遇到腐烂的，就遭罪了。通常，我们大坑埋十多个，小坑埋几个人。这周围山坡上到处是死人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埋的死人太多，我们不敢喝附近井里的水，每天跑很远去挑水。解放后我们在坡上种红苕，红苕大得很，但好多人都不敢吃。又种甘蔗，甘蔗又粗又大。可见这一片土地肥。我们干活，常常挖到人骨，包括完整的头骨。猪儿拉肚子，我们就去捡人骨头回来烧成灰拌在饲料里，给猪治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