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时你必须醒来

      张镇憨善，天生恬淡。我来往的几个丛林中朋友，没一个有他的清净。他们的清净靠修，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张镇从范姨肚子里跌到脚盆里，就是清净的。这辈子，只有张镇帮我的忙，没有我帮他的忙的。我怎么想帮也帮不到，而他处处可帮到我。我在社队企业做事那阵子，好多人伴着我赚钱。张镇就是赚不到。人事权在贫下中农手上。张镇爱音乐，戴眼镜，一头小泽征尔长发，贫下中农一见就不喜欢，说不是做事的样子。我那次到长沙，他在寒风中与几个朋友一起等了我几个钟头。那夜我们已经约好了我到长沙的第三天下午去凤凰台他家里喝茶，他还要请我和阿斌去杨裕兴老店吃面。他知我欠杨裕兴的面吃。杨裕兴本只一家，没有老店的说法。现在满城杨裕兴，只好用“老店”来区别。火宫殿也一样，到处都有。到长沙那夜吃的火宫殿，是五一路的火宫殿，老店在坡子街。那夜就近了。
      从凤凰台去杨裕兴老店，可以走柑子园。我当然想去看看柑子园，想去那里找回一点点旧日的痕迹。我的追怀往昔，跟新鬼回阳间收脚迹差不多，无非想找一点曾经活过的印记。不料一点影子也没有，连柑子园这条街的名字也没有。在一处我不认识的地方，张镇说这就是柑子园。这就是我踏入社会的入口处。我想起了一个渺远的黎明。从一个自己也看不清楚了的黎明中我醒来了。我是睡懒觉的，从小就这样。虽说一辈子没得睡，但我可以整天地睡。而这夜，即使在沉睡中，身体是醒的。我的身体在轻轻说，黎明时你必须醒来，必须早早进入你的歌、你的哭。这是离开妈妈的第一个黎明。刚睁眼时以为还是睡在妈妈身边。不过马上清醒了，今天要上班。“上班”，对至多算是少年的我来说，是有些滑稽的事，合情理的说法应该是“上学”或者“去玩”的。但是我要赚钱了。我把用衣、裤和布鞋做的枕头撤了，站在两口紧贴的棺材盖上，穿好衣裤着好鞋，在那个了不起的黎明中，我从棺材盖上跳下来了。睡在地板上的人有些已经起身，有些还在睡懒觉。我随着稀稀拉拉的人群走进湘翰印刷厂的大门，步入我的纪元。记不得是如何习惯的。在蔑视我的环境中，不再有在妈妈身边的地位。痛也好饿也好累也好，都是自己的事，没有人会怜惜我。我扫地、倒痰盂，把师傅们有一层厚厚的茶釉的杯子擦得放亮。吃饭的时候抢先一步，为每个人把饭先添好，就是只比我大三两岁的师兄也不会随便。
      在我学着顿纸、数纸、排页、钉书这些手艺的时候，一支排山倒海的百万雄师早已渡过长江。一位天才，一位千年不遇的雄才，以他不拘章法的诗人秉性，否定了自己“决定性的胜利还需要两三年”的判断，把胜利迅速向南方扩展。他在为他的人生写下最漂亮的一笔；我开始了卑微的学徒生涯。时局发展很快，对我的师傅、师兄们来说，是出乎意料的。都不知道时局的变化是凶是吉，“共产共妻”等老牌谣言还有影响。经常听他们说“天塌下来有长子顶住”这句话，说明他们微感不安。至于我，一点也不明白这进程的意义，只觉得新鲜事越来越多，比如“我们要当家做主人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幸福的日子万年长”。
      工厂来了一个军代表，叫张锡爵，取代了原先在工厂做迎接解放工作的文遥城，他组建了工厂解放后的第一任领导班子。此后没多久，在《义勇军进行曲》悲愤激昂的旋律中，五星红旗信心百倍地升起了。我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是这样开始的，或许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个年代最初的几年，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乐道的黄金岁月。那当然不是像今天一样人人觉得躬逢盛世。有一部分人，比如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对他们说来就是灭顶之灾。所以那不是某一个人的闻见所能概括的年代。刚解放，就枪毙了一个叫柳森年的恶霸。师傅们说，柳森年有打，他在自家庭院里不穿鞋，穿一对石锁。曾经有恶僧持一个两百多斤的石木鱼到他府上化强缘，石木鱼往街基上一搭，麻石断做两截。他出来看到，用手指轻轻一弹，石木鱼应声裂作两半边。但不管他有好大的打，还是被枪毙了。“十一枪，十一枪才倒。”师傅们说起来，好像亲临过行刑现场。
      这时工厂的业余文化教育、政治教育抓得非常好。每天上班前三十分钟读报。我只想读报，现世我的白眼字比他们少。但班长戴汉武不齿我，这份出人头地的差事总被师兄们抢去。工厂十天半月要请一些党内的知识分子作政治报告和国内外形势报告；还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成了口头禅。我们都说得上几句“否定之否定”这些。聪明些的师傅师兄们，扯谈时在说着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甚至费尔巴哈了。我们都懂得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都知道唯心主义的要不得。很少知道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名字；知道一两个，也是从马列著作中知道的。在我们眼里，唯心主义哲学家同国民党、蒋介石一般对待。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热情高涨的年代。高音喇叭早、中、晚天天播的“东方红，太阳升”，“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还有苏联歌曲；偶尔播放俄罗斯古典音乐作品。听格林卡，听李姆斯基•科萨考夫，是我最早的审美训练。没多久这些没得听了，响彻云霄的是“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勇士激励着我们。我们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晚上十二点钟下班，连续十八个钟头，除三餐饭和一餐晚上十点的消夜外，都在劳动。吃饭不超过半小时，碗筷一丢就上班。两百多人这样加班加点一百天，据说为抗美援朝捐献了一架战斗机。
      这一百天我们与世隔绝，只有高音喇叭把我们跟外界联系起来。头脑里灌满了冲杀声、爆炸声和烈士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一百天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上街去，看到满街贴着脸上打了补巴的麦克阿瑟，和拄着拐杖的、一条断腿被纱布缠得像一根擀面棍的美国兵。这是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次心潮澎湃。阳光照耀我们，对未来充满向往，这是没有阴影的好时光。我们觉得有依靠，一切服从组织，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厂长带头，穿着大红的花衣服作报告，动员穿苏联花布。我们就男男女女穿花衣服。脸上皱巴巴的老师傅个个花枝招展，穿青布扎头裤的是没有组织的街道上的人。动不动游行示威，都是市里组织的，一般安排在星期天上午。满城红旗飘扬、口号震天，向我们不甚了了的威胁展示力量。我们从南门游到北门，又从北门游到南门，一上午下来，可得两个法饼。那个月如果工厂的收入好些，就得两个茴饼。工会关心青年职工，经常组织与裕湘纱厂的女工联欢，唱歌又跳舞。谁开始恋爱了，工会的总结报告都要写。还组织春游、远足。去岳麓山採回映山红，摆在车间里，是我们认为浪漫的事。老师傅还是湘剧、花鼓戏，年轻人迷上了苏联电影。我们工厂一位思想进步的排字工和裕湘纱厂一位思想进步的女工恋爱了好久，忽然传出要分手。工会主席陈可山亲自出面做工作。女的说男的缺少保尔•柯察金的革命意志，男的嫌女的不如娜达莎、喀秋莎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