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们过了一个热闹年。那年我们喂了两头猪，小猪70多斤，大猪有180斤。在这偏远的山村，180斤的猪算是大家伙了，我们决定杀这头猪过年，留下小的喂到明年，送“派购猪”。

      下放到这山村11年了，基本上混出了点名堂。1974年下半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翘妹子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比在生产队出农业工要“土松”得多。细伢子多，口粮也多，当教师和赤脚医生的工分都比较高，年终分红还进了100多块钱。

      记得杀猪那天正好离过年还有20天，我们实在喂不下了，两头猪每天要吃两桶食，天冷饲料也难寻，反正迟早也要杀的，主意一定，决定下午杀猪。

      队上的两位副队长就是杀猪能手，一听说下午要杀猪，可把那些队长、队委们乐坏了，他们准备下午到田冲去检查积冬肥的情况都不愿去了。大家都来帮忙，烧水的烧水，劈柴的劈柴；磨刀啦，借屠盆啦，反正把猪杀了肯定有餐饱肉吃，他们个个都干得有劲。我还让翘妹子去代销点打酒去了。

      水一会儿就烧开了，大家一齐把猪从圈里拖了出来，提的提尾巴，按的按脚，一刀就捅翻了，还接了一大盆猪血。这时，忽见公社王干部（在我们队上蹲点）朝这方走来。本来，他已经安排好队委们下午去田冲里检查积冬肥的情况，现在大伙都在帮我杀猪，他心里肯定有气。这几年公社总要派干部来我们队上蹲点，这些干部一来，不是砍大古树，就是揪活靶子斗人，在田冲里都种上“双季稻”，全队人辛辛苦苦累一年，结果只增了几千斤扁壳谷，还是减产。

      今年又调来眼前这位王干部，他是长沙师范毕业的，戴了一副宽边眼镜，人称他“王眼镜”。这王眼镜脾气特别怪，有点迂里迂气，在公社和公社的大多数干部都搞不来，就连从地区派来的宣传队队长他也和他吵过一大架。那位工农兵干部就因开会时讲了一句“鸡巴毛”，就让他王眼镜钻了空子，他写了几张大字报“鸡巴毛何解？”王眼镜会写会分析，他从三大纪律讲起，从八项注意里去分析，弄得那位队长下不了台。

      今年他又调来我队，就爱训人、骂人、给人扣高帽，开口就是“资本主义”、“阴谋诡计”那一套话。每天晚上都要召开会议学习，听他讲当前的大好形势。他操着那口“湘乡”口音，不管社员们听不听得懂，他照样地讲，照样地念文件。今天他肯定又要训人，因为队长、队委们都在我这里帮忙杀猪，检查工作都不愿意去了。

      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他走到我们面前：“今天下午的检查工作不去了，在这里杀猪，搞这些资本主义。”

       大家都不理睬他，专心专意的修猪刮毛。他更气了，两边嘴角上立刻起了白泡子。他走到我面前：

“你一个知识青年，在这里扎的什么根，尽搞这些资本主义，影响学大寨。”

       我本想还他几句嘴，但想起今天杀猪是一件好事，万一和他吵起来扫兴。于是忍了忍，没有还他的嘴，便走进屋里拿东西去了。

      只听见他在骂：“你们满脑子的资本主义，革命工作不去干，你们要好好地斗私批修！”

      大家还是不理睬他，他见我走出房门，又冲到我面前：“陈晏生，你要对今天的事情负责，晚上学习你要作检查。”

      我望着这迂里迂气的样子好笑又好气，但我还是忍着不做声。大家已将猪修好，只听操刀的副队长一声吼：“站开些，要动手开边了！”

      大家也一齐喊：“开边了！”便将修白了的猪一抬而起，挂在了早已准备好的横杠上。王眼镜被挤到弯角里了，这一下他觉得自己太孤立，站在旁边有些尴尬，他站了一阵子便气呼呼地走了。

      猪一下就开成了两边，大伙人帮着挤肠子，洗肠子，煮猪血，刮肚子，忙得不可开交。社员们都围拢来看热闹，都夸我们的猪喂得壮，喂得大，肉一定好吃些。有一社员提出来借几斤肉吃，我答应了。谁知道这一答应个个都提出来要借几斤。来山村这些年了，个个都有面子，何况大家都开口，借一个不借一个讲不过去，我和翘妹子商量后决定每户都借上几斤。这一下可好了，一阵工夫就借走一边猪。要得呢，杀猪就是喜事。尤其是这大肥猪，大家尝一尝也好，反正过些天都要杀猪过年了，跟着就能还肉回来。

      开饭了，我请来“干亲家”掌瓢，我让他炒了一大锅颈圈肉，炒了那笼小肠，煮了一大锅猪血。十几个人围在火塘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吃得好开心喔！队委们个个都吃得酒醉饭饱，会议室的王眼镜吹了三轮哨子，我催他们快去开会。我还要忙着捡场，夏悸姐还要帮我做香肠，做米粉子肉等等。

      会议室里时而传来一阵阵笑声和喧闹声。我晓得，近段日子王眼镜天天晚上召开会议，他们早就不耐烦了，今晚喝了这么多酒，肯定撒酒疯。

      第二天清早我挑着水桶正准备去担水，王眼镜早已等候在门前：“你为什么拿那么多酒给他们喝？我看你这家伙别有用心。”

      这一下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把肩上的水桶望地上一放，大声吼道：“你一开口就骂人，你是什么家伙？”

       翘妹子从房里冲出来：“你是什么干部？你凭什么骂人？”说完冲到他面前，双手拍起巴掌：“你怕我们是四类份子，随你来骂，随你来训哦！”

    “你在公社里和干部爱吵架，爱骂人，下乡来你这坏毛病还不改？天天骂人，你算老几哦？”我说着，冲到他面前。

       翘妹子也跟了上来：“你读了十几年的书，是从屁眼里读进去的吧！“

       我两口子一个一句指着他的鼻子骂，把他逼到大门角里。他可能是被我们突然的爆发给吓住了，退到门角边一句话都说不上，只是用手指着：“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

   “我们要你嘴巴放干净些！不要开口就骂人，你骂惯哒嘴喔！一杂各号宝里宝气的迂家伙！”我骂完拿起了扁担，对着门槛上一狠狠地打了一下，“啪”地一声，我真想打他一板。

    “你怕我们好欺负哦！一次又一次地骂人。你瞎眼吧！”翘妹子的手指指到了他的鼻子上。

       这一下围来好多社员看热闹，大家都在帮我们的腔：“各是什么鬼干部，天天就只晓得骂人。队上的人个个都被他骂到了！”

    “他那天还骂了我，还骂我的爹爹，碰到我奶奶又骂我奶奶。”妇女队长好气愤地说。

       大家你一句他一句，这平时会骂人会训人的王眼镜居然答不上一句话，他灰溜溜地走了。

       翘妹子还不甘心，追上去说了一句：“你回去过年咯，帮你的婆娘做点事咯。”

       我又加了一句：“天大的事明年开春再说，现在是过年的时候哒！”他头也不回，走得好快！

       第二天他真的打起背包走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这个队上的正气树不起来。”

      王眼镜走后，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方案很快出来，大家分了红，家家户户都忙着杀猪。到了三十那天，大家借去的肉都一一还来，我那火塘上又挂满了肉，我望着那一串串的肉，心里乐滋滋的。

      这时，我猛地想起1973年的一桩事：那年我和翘妹子带着两个孩子回长沙过了国庆节，起初我们还玩得开心，大哥的大儿子竟实陪着我们到公园里玩，还照了好多相，他和我们合影一张。

      本来打算过了年再回乡。谁知道那天晚上一阵踢门声把我们惊醒。我妈妈把门一开，闯进来一伙人查户口，为头的那位居委会主任卢子阴，垮起个脸块，只问我们什么时候回乡！

      一位操乡里口音户籍质问我们是否报了户口，什么时候回乡？不要逗留城市。我当时真的气得要死。想当年，我们下农村时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好光荣。没想到我6年才回来探一次亲，却遭到如此辱骂。心里好不是滋味啊，我那时恨长沙，恨长沙的这些“畜生”们。尤其是那位卢子阴，她的为人我最清楚，没想到这号女流氓也能当居委会主任，她一身的“屎臭”还来训别人。

      还有那位操乡里口音的户籍，一开口就是“怯怯怯，好久回怯.....”明明自己是乡里人，偏偏可以安排到城里来工作，还来催我们走，真的是颠倒黑白，岂有此理。我想起儿子已有3岁了，不能让他小小的心灵受惊吓，我们一气之下便回乡了。

      回到乡里比城里心情好，只要自己勤劳，一样的混得不错，而且我们还可以直起腰杆做人。 想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的一切，我今年一定要热热闹闹过个年。我杀鸡，杀鸭，蒸扣肉，蒸粉子肉，炖猪腿，炸肉丸，闷香肠，炒肉丝；还把社员送给我的“穿山甲”肉也炖上，足足办了十几个菜，铺满一大八仙桌。

      晚上我又叫来“干亲家”陪我喝酒，三个儿子围着桌上边转，一个个笑得嘴都合不拢。真的痛痛快快过了一个三十夜。

一个血气方刚的大丈夫，一个夫唱妇随的强势妻子！ 

称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