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任长乐（笔名：怪笑先生）

      一九六一年，我考取了“长沙市中华美术学校”。

“中华美术学校”是民办学校，设在西区文化馆内，条件比较简陋，但师资还不错，教国画的是著名国画家黄遐举先生，教素描和木刻的是长沙市版画名家左中灿，教书法的是书法家王孟林，还有功底很深的右派画家李坤乾先生等。

校长是现已赴美国办画廊的任长乐先生。学生中也人材济济，不少同学今日仍活跃在长沙画坛文坛。因写《第二次握手》而被四人帮判刑七年的张扬也是我美校的同班同学。中欧文化大使，誉为“潇湘神马”的陈凯良先生也是我同班同学。

我离厂进校父母是极力反对的，因为父母工资低，每月总收入不足80元，要养活七口之家，十分困难。我作为长子应该为父母分忧，虽然我渴望读书，但纸笔之资都无处筹措。

入学月余，在父母再三说服催促下，我不得不决定忍痛退学。我向中华美术学校校长任长乐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说明我不得不退学的原因。

想不到的是，任长乐在收到我信后当晚就寻到我家来了，他说他欣赏我的才华和对知识的渴求，他说我失学太可惜了，他表示两年不收我的学费，恳求我父母让我上学，我父母因家境压力太大而末予应允。

任长乐连续三晚来我家，再三动员我父母让我读下去，最后，任长乐表示，不但不收我学费，连我吃饭和纸笔之资在我学成就业之前都由他负责，甚至连粮票都不收我的，当时正值过苦日子粮食金贵之时啊！我父母被任长乐惜才之心感动了，终于同意我在美术学校读下去。我从家里搬出来住到任校长家了。

搬到任长乐家里后，我才知道，任长乐家是教育世家，他父亲是长沙市二中的创始人之一，正瘫痪在床，在那知识分子是改造群体在政治上并不吃香的年月，任家也很穷，家徒四壁，连一台电风扇都没有，却满床满桌满地都是书，进他家要搬开书才能走动，我惊喜地发觉我进了书的海洋。

任家只一张床，任母和瘫痪的任父睡床，任长乐睡竹板，我去之后，任长乐把书摊平，垫上一大块包装厚纸箱当床用。

      任长乐从书堆中翻出一本古版《芥子园画谱》和线装本《人物十八描》送给我。他说，学国画没别的诀窍，多临摹多领悟勤写生，他说这两本书是最好的工具书，市面上根本找不到，十分珍贵。他甚至从末借给别人看过。（可惜的是这两本文物极的古本珍籍文革中被当作四旧抄走烧了）

     任家没有锅灶，全在二中食堂吃饭，每次吃饭总是互相推让，任长乐十分义气，他宁可自己不吃也想方设法要让我多吃一点。

     任长乐不修边幅，头发长长的几个月都不剪，睛天雨天都是一双长统套鞋当靴子穿，而且黑长统套鞋上补巴垒垒，有时还贴块白胶布当补巴，尤其是他喜欢穿浅色衣服。甚至白衣白裤套双补丁垒垒的长统黑套鞋，人称 “任神经”，他却自得其乐取笔名为“怪笑先生”。唯有我知道他心中很苦很苦。

（任长乐文革后四十多岁才结婚，他的夫人却比他小二十多岁，现随任长乐在美国料理画廊。）

      当时正是过苦日子全国都在挨饿的岁月，看着穷苦的任校长节衣缩食供养无亲无故的我，我心中十分不忍，我几次要搬回去住，任长乐坚决不让我走。

任长乐每天很忙，为办学整天劳累奔波，为报知遇之恩，我也主动承当了一些校务活动，在这些教务活动中，我认识了长沙市绝大部分书画名家。如当时在全国声望都很高的艺术大师张一尊（省美协主席），刘世善（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邵一萍、段千湖、颜家龙、杨应修、雷恪、郑定运、黄铁庵等书画名家都曾题赠字画送给我。可惜的是：我收藏的这些名人字画真迹都在文革抄家中被当作“四旧”焚之一炬。

在任长乐家，我进屋就伏案临摹，入夜即如饥似渴地读书。目睹任家的穷苦和大义，在任家吃住了近四个月，我父亲单位分了宿舍房,不管任长乐的再三挽留，我坚持回家了。

我家从大椿桥搬到了长沙老火车站段务处宿舍，我父亲是1954年从长沙茶厂调到长沙市工业品供应公司业务科的，工业品供应公司在铁路部门有商业网点，所以火车站段务处调剂了几套宿舍给我们住。

读美术学校近两年我未交分文学费，大部分纸笔和书籍都是任长乐送的。在过苦日子的艰苦环境下，我在任家吃喝四个月，他自己买黑市粮吃，却不肯收我的粮票。我永远忘不了任长乐的知遇之恩。

任长乐到美国开办画廊之后，曾多次来电要我去美国帮他料理画廊，我自知才疏学浅又不懂英语，一直没有答应。

早几年，任长乐年年春节打越洋电话来贺年。近几年因远隔重洋久无音讯了，他留的电话和地址也遗失了。

好在在知青网中，有不少朋友都认识任长乐，有人曾是长乐邻居，有人与长乐共过事，不知谁有长乐的电话或地址么。

长东曾画过一些画给我，文革中均在被抄家时当作四旧烧了。唯今可见的只有草根思者墙上所贴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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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读美文，今宵不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