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想到的是，倘若这个命题在不同的学科里，它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不同后果呢？在哲学界，它很可能使一批哲学家在“历史的想象力”中迷失了许多逻辑推理的合理性；如果在历史学界，它就更成问题了，“历史的想象力”往往游离于原本的真实性，以至于歪曲了历史；然而，在文学界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历史的想象力”成为文学叙事中不可或缺的添加剂，乃至为消费文化最大的卖点，甚至成为最合理的存在方式而受到认可与褒奖，其待遇最为优惠。

因为中国缺乏严格的哲学教育，而我们这一代人更是受到了阶级斗争哲学观念的影响，那种一切服膺于此的哲学逻辑，当然是戕害了几代人的思想武器。因此，在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充满着“历史的想象力”的虚假判断，因为它们的前提就是错误的。作为一个哲学界的门外汉，我不敢就其当下的情形妄加评论。但是，这个议题由哲学界的学者提出来，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命题。

当“历史是一个被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回避历史真实性的遮羞布时，当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成为史学界治史的箴言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历史一次次被歪曲的历史悲剧。我们是一个不缺乏历史教育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往往是建立在充满着过度丰富的“历史的想象力”之中的，实用政治对历史学的干预往往建立在夸张、扭曲、变形和虚构的基础之上，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人对历史的误读———远离历史的真实成为一种历史的常态，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事情。

当然，我也十分清楚，历史是永远不可能“还原”和“复原”的道理，但是，尽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却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最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底线。然而，这个底线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次又一次被突破呢？实用历史的观念把历史学推向了深渊。曾几何时，对秦始皇的过分褒扬而掩盖其非人性的残酷一面，无非是为彼时的专制制度树碑；对各朝各代法家的歌颂无非是为维护其专制统治而立传；对成吉思汗穷兵黩武的膜拜无非是为人类“兽性”张目。因而，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文学抒情，却成为史学界的治学指南时，注定会产生历史学教育的悲剧结局。

同样，对辛亥革命的由贬到褒的过度性阐释，片面地追求“历史的想象力”，也正是体现了史学界实用主义的治学理念，倘若这种理念不改变，我们的历史学教育仍然会沿着错误的道路滑行。即便是并不遥远的现代史，涂抹历史的记忆也同样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比如对抗日战争的许多真实事件的掩盖和遮蔽，就造成了几代人难以廓清汉奸和英雄之间的界限和真伪。

我以为，“历史的想象力”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公开的基础之上，它应该是照亮历史幽暗处的一束光线，使其更加光明的原动力；它更应该是填补历史细节不足的补充，使其更加丰满起来的驱动力。它不能建立在凭空想象的基础上，没有坚实的史料作为基础，没有基本史实作为实证的依据，就不能抵达历史真实性的彼岸，只有在实证加合乎逻辑的想象前提下，才能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原态。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谈“历史的想象力”，可能将会有许多古往今来的事例可举，只一部《红楼梦》就足以证明它在文学艺术中的生命力所在。但是我想举证的恰恰是进入上一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所滥用“历史的想象力”的弊端。

自台港文学中武侠历史小说流入大陆以后，效仿戏说历史的风潮开始蔓延，作为一种消遣休闲文学，对此似乎是无可指责的创作方法。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事实：许多喝着这样文学奶汁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居然是将那些虚构出来的人物故事当做历史教科书的内容来读的，尤其是在这个人文意识日趋淡薄、工具理念日益发达的时代，那些只希望在“快餐”中获得和完成人文教育的人，是忽视历史学和文学之间的界限的。君不见在那种电视歌唱大奖赛中，有许多年青人往往混淆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和虚构的文学人物之间的区别，闹出了笑话。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文学教育和历史教育的悲哀。

如今的历史题材创作已经到了不戏说和不杜撰历史就不能成书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作家们对于那种需要查阅大量史料，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有凭有据地展开“历史的想象力”功夫已经失去了耐心，那种“十年磨一剑”，“二十年磨一剑”“一辈子磨一剑”的严肃创作态度已然被消费文化时代的“快餐”制作法所取代，谁还愿意穷几十年的皓首来“磨铁杵”呢？传统意义上的历史题材的严谨创作已不复存在，为弄清楚一个历史细节花费巨大的经历的创作将会成为历史。我不知道这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呢？！

最近有人对一些著名学者在臧否历史人物和解读文学名著时采用了过度“历史的想象力”提出了严厉地批评，从孔子到司马相如，再到李白，从诸葛亮到关公，诸多非虚构的历史人物和虚构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进入了学者和评论家的视野，一种过度的“历史的想象力”在解构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中，是否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呢？我也表示怀疑。

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法庭的宽大处理：“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10万民众参加了这一仪式。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卡夫卡曾说过：“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峰海洋的一把斧子。”赫塔．米勒的书就是这样一把寒光凛凛的斧子。学者范昀将米勒形容为“为创伤而写作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米勒是一位为了医治极权主义对她自己和同胞身心的伤害而写作的作家。她的作品始终围绕齐奥塞斯库时代灰暗、阴森的罗马尼亚而展开，虽然移居德国多年，但在描写故土时揪心的笔调与对柏林街道不带感情的白描形成强烈的对比。她是受虐狂吗？她是祥林嫂吗？不，她是一位抵抗遗忘和捍卫记忆的勇士。

范昀特别强调米勒的性别对其写作的影响：“也许，作为母亲的女性，能够更切身地体会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更容易发自内心地对践踏生命尊严的行径感到悲愤。……她永远都忘不了她在罗马尼亚的创伤记忆，永远都忘不了这块人生的‘苦’面包。因为她离不开独裁专制操纵下人民遭受迫害的阴影；因为‘我是在写作，而不是在卖鞋’。”米勒是幸运的，幸运之处不在于诺贝尔文学奖眩目的光环，更在于她在电视中亲眼目睹了独裁者可耻的死亡。

人民必须学习独裁者写的诗歌

齐奥塞斯库的统治方式与其他所有共产党国家都不一样，最具有东方色彩和个人烙印。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一书中指出：“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兼备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特征，但它在拜占庭的根基上奇怪地加上了一些‘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从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左翼或右翼独裁统治那里借用来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将其形容为最具“东方特色”的、“新斯大林式的总督领地”，在这里，“触角遍布的秘密警察拱卫着拜占庭式的裙带关系和低下效率”。美国政治学家林茨和斯泰潘则将其概括为“全能主义兼苏丹制政体”，这是一种不仅个人独断专行，而且将家族成员安排到各个重要岗位的“家天下”的模式。

在这种“全能主义兼苏丹制政体”之下，从首都到最偏远的村落，对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都到了无以复加的、令人作呕的地步。米勒写道：“独裁者的上万个雕像遍布全国，配合他的声音对人们实施着潜移默化。长达几小时的演讲通过广播和电视，使他的声音成为空中的控制。每个公民熟悉这声音象熟悉掠过的风，飘下的雨，也熟悉他讲话的风格，手势以及额上的卷发、眼睛、鼻子和嘴。”实际上，独裁者的声音极其难听，米勒讽刺说：“齐奥塞斯库只上了四年小学，对略微复杂的内容和简单的语法都会感觉困难，再加上天生的缺陷，使他说话时象在咕哝。”但是，罗马尼亚的大小官员都在争先恐后地学习齐奥塞斯库说话的腔调，因为学得越象，就越容易获得升迁。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曾经组织庞大的写作班子以他的名义创作长篇小说，并自己给自己颁发苏联的最高文学奖“斯大林文学奖”。齐奥塞斯库的虚荣心比勃列日涅夫还要强，他的160多部“著作”被翻译成13种文字，罗马尼亚哲学词典中关于齐奥塞斯库式马克思主义信条的内容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三者加起来还要多。罗马尼亚所有官员的报告与文章都必须引他的观点，指明曾受领袖思想的启发和引导。这还不够，领袖还要写诗，还要戴上诗人的桂冠，因为诗歌是最高的文学形式，诗人是上帝宠爱的天使。全能的独裁者怎么可能不会写诗呢？

在《战士们朝空气开枪，空气却在肺中》一文中，米勒介绍了罗马尼亚小学课本的编排方式：课本的第一页是齐奥塞斯库的画像，第二页是国歌，第三页是齐奥塞斯库自己的诗。1981年齐奥塞斯库在一次讲话中念了这首诗。为了表示自己亲民，他时常这样做。这首诗歌是这样写的：

　　“从比利牛斯山到喀尔巴阡山

　　我们愿兄弟般生活在一起

　　努力工作、和睦相处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米勒讽刺说：“作诗对齐奥塞斯库来说属于统治，他用的形容词常取自气象学领域。”然而，就是如此蹩脚的诗歌，教育当局却要求每个小学生都必须倒背如流。

孩子必须为独裁者歌唱颂歌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只要活着就足够了；但对于米勒这样的人来说，仅仅活着是不够的，还要“活在真实”中。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在那个时代的罗马尼亚，“所有真实的东西，每个人特有的气息和细微的动作全都消失殆尽”。人们逐渐习惯了这种没有自我的生活，米勒如此描述普通人精神生活的贫乏和沉沦：“我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可以互换的角色，他们离开自我，为了功成名就，走进政治角色的机械动作中。在罗马尼亚，整个意识形态都是对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对此，诺曼．马内阿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独裁者仅仅是人民的敌人，或者也是他们创造的产物？”

在《红花与棍子》一文中，米勒生动地描述了她当两个星期幼儿园老师的经历。在幼儿园里，孩子们每天早上都要为领袖唱颂歌，“与其说他们在唱歌，不如说是在吼，在叫，重点是声音的亮度和身体姿态。”在颂歌中，对齐奥塞斯库的赞美足以令斯大林都感到脸红，齐奥塞斯库正式批准用于表彰其丰功伟绩的词语有：设计师、信条塑造师、智慧的舵手、最高的桅杆、胜利的光环、高瞻远瞩、大神泰坦、太阳之子、思想的多瑙河、喀尔巴阡山脉的天才。

米勒计划在课堂上来一次小小的革命：教孩子们唱一首教学大纲上没有的、关于洁白的雪花的歌曲，她希望通过这样的歌曲让孩子们感受色彩和温度，因为“文明社会对个性的培养，是从个体出发去理解自身及周围的事物”。

但是，米勒的努力惨遭失败。不是因为其他老师反对她，而是孩子们反对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二天，她让孩子们从歌唱她教的雪花的歌，并由此开始新的一天的生活。此时，一个小男孩提醒她说：“老师，我们应该先唱颂歌。”

她问：“是你们想唱呢还是必须唱？”

孩子们齐声喊道：“我们想唱。”

米勒不得不让孩子们围成半圆圈，齐声唱颂歌。

刚刚唱完，又有一个小男孩盯住她的脸问：“老师，为什么你没有和我们一起唱？”

米勒只好挤出微笑说：“如果我和你们一起唱，就听不出你们唱得对不对了。”

为了保护自己，米勒不得不在孩子的面前说谎。或者说，是孩子依托的谎言系统太强大了，在这种“软性暴力”面前，她不得不屈服乃至臣服。她感到，这份工作再也不能坚持下去。于是，两个星期后她便提出辞职。她宁愿去工厂做苦力，也不愿充当谎言的牺牲品以及复制者。

这些孩子已经不再天真，他们长大以后或者是装腔作势的官僚，或者是唯唯诺诺的平民。他们无法领悟诗歌的魅力，因为他们所能接触到的诗歌，唯有领袖写的“诗歌”以及对领袖的“颂歌”。这样教育出来的“接班人”，不仅在审美上是贫乏的，在道德上也是堕落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

齐奥塞斯库真的死了吗？

在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过程中，罗马尼亚是唯一经历了大规模的血腥屠杀的国家。林茨和斯泰潘分析说：“没有任何国家象罗马尼亚那样，统治者及其秘密警察部门具有强大的渗透力，使整个国家完全处于恐惧气氛当中。”托尼．朱特也指出：“只要齐奥塞斯库有秘密警察的支持，他就刀枪不入。”所谓“齐奥塞斯库主义”，就是给人一种非真实的、虚构的感觉以及一种充斥不安全、焦虑及不规范行为的卡夫卡式恐怖气氛。在罗马尼亚，甚至连那些本应不存在任何政治特征的小组织，如“养蜂者协会”，也由政府一手操办，并处于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比起其他东欧国家来，这个政府体系更深入地干涉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表面上看，齐奥塞斯库的政府比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政府都更加强大和稳固；但实际上，一旦变局发生，就会出现“协议式转型”中博弈方缺位的情形，朝野双方的恐惧都会被放大，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就极大。一言以蔽之，一个刚性结构的国家最容易发生全盘崩溃。在危机来临的时候，齐奥塞斯库无法象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那样找到一个瓦文萨式的人物作为谈判对手，他除了下令开枪镇压之外别无他法，正如米勒在《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一文中所说：“他蹒跚时人们以为他在鞠躬，他鞠躬时却在杀人。”于是，最后的结果是：由秘密警察来加速这一政权的崩溃。当齐奥塞斯库手上沾满民众鲜血的时候，他和他的家族再也无法全身而退。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流出。将杀人与写诗混为一谈的独裁者，死亡的场面不可能象诗歌那样优雅。

米勒的观察与思考并没有随着独裁者的死亡而终止。齐奥塞斯库真的死了吗？在《他和她：贫穷驱使人们来到齐奥塞斯库的墓地》一文中，米勒写道：“他和她已经作古，没法变得更坏。他和她已经不存在了。但他和她阴魂不散，因为他们摧毁和肢解的一切还在。国家的情况就象一个笑话中说讲的那样：独裁被推翻之后那种短暂的能喘气的感觉已经过去了。那种轻松的感觉已经没了。留下的是一幅千疮百孔的社会画面和人们的恐惧。”长久受虐的处境，必然产生一个庞大的受虐狂群体。就象俄国一直有人怀念斯大林，中国一直有人怀念毛泽东一样，齐奥塞斯库的墓地前也有前来献花的人。米勒的眼光是凌厉的：虽然独裁者的肉体死去了，但独裁者的后遗症依然如同病毒一样在空气之中四处弥漫。

所以，被独裁者摧毁的诗意的生活，并非一夜之间就可以得到恢复。还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时间，还要经过相当艰苦的努力，人们才能从独裁者的诗歌、颂歌、语言及思维方式中摆脱出来，人们才能懂得欣赏洁白的雪花并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洁白的雪花。但无论如何，这一切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