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风云之际必有风云人物也！林彪者，中共之战功无出其右者也，中共之奸贼无出其右者也，中共之悬案亦无出其右者也！自古帝王将相，盛衰无常，事业功名，盈虚有数，而集英雄、奸贼、悬案于一身者亦不多矣。其本旷代逸才，胸中能负百万甲兵，横扫千军致敌寇胆寒，储君使万民仰看。及至月黑高飞，大漠折戟，神州瞠目，天下惋叹，距今已四十年矣。

　　章实斋曰“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论古必须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文史通义·文德》）。此言虽为论文，亦可推之而论人物也。论古人难，论近世人更难，论官之“盖棺定论”者难上加难。古人之世固难知也，近世之人可知而不易论，而“盖棺论定”惑于知而不敢论也。林处身之乱世，去今不远，睹其辞也，造作而多隐本意；观其行也，静拙而富藏玄机，奈何部籍高束，官册深锁，后世考之殊难。林昔日之恶名，虽日渐平削，无奈太祖难非，神祗未替，后人辨之无由。况乎言及于人之褒贬、辨乎事者，虽辨详辞切，而信之难矣。而今不揣才陋，惶言谬谈，征引巫史，潜夸图纬，设身以求平论，推己而及古人，惟冀后世抑尚知鉴焉。呜呼！一国之兴遂用匹夫之才，一朝之隳卒陷高士之丧，而以一时之力欲杜悠悠万世之口，不亦难哉！　　
　　
　　（一）“业务干部”
　　
　　最接近林彪本质的定位会是什么？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野心家……窃以为，林彪首先是个“业务干部”，然后才能谈别的。“业务干部”的定义抽象提升一些是“专家”，而林彪是搞打仗的“专家”。打仗是他的事业基础，没有战争，他什么也不会是。
　　
　　有无数当年接触林的人留下了回忆，从他青年到老年都有点评，而最一致的印象就是林的沉默寡言以及对打仗的专注。如当年林在东北是党政军的一把手，但据回忆者言，林只管打仗，别的基本上委托别人管，这很能体现林的风格。“术业有专攻”，自古以来，能在一方领域有超人之成就者，一则其天赋绝卓，二则能心无旁骛。盖因一个人再聪明，精力毕竟有限，若过于分身分神于旁道，自身所擅之业务必受影响。胡适是大学者，青年卒成一代学宗，但成名之后，社会活动过多，精力不够，自己的业务就停滞不前了，晚年他想考证《水经注》，收集了很多珍贵的资料，最终还是流产，可见这“专攻”二字的至要。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一位学者取得一些成绩后，被提拔为领导，管理的工作多了，业务却逐渐荒废，现在不也常有这样的现象吗？而林彪却避免了这一现象，这是因为他一生都在打仗----解放前是真打，而解放后由于国际环境的恶劣要准备打，使他几乎没有脱离业务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性格，能自觉自愿地投入到业务中，不愿改弦更张。
　　
　　林彪的性格天下皆知：内向而沉稳，好静而寡言，有城府，含心计，不善交际更不爱交际，不喜俗物更懒于周旋。具体而言，一是他不善于和别人说客套话，缺乏亲和力。吴法宪说“见林，除了工作，没什么别的话”，邱会作则说林偶尔开个玩笑是“难得的调侃”，这是他的亲信，尚且如此，遑论他人？陈士榘说，林彪这个人不爱交朋友，虽然陈很早就认识林彪，甚至林担任115师师长时，陈还担任过他的参谋长，但是解放后林从来没有找过陈叙旧谈心，在军队会议上偶尔见到也没有交流（陈士榘之子的口述回忆）。陈不是林派系内的人，说林彪这个特点应该比较公道。
　　
　　二是不会拉关系，不懂利益交换。在延安时，因为物资紧张，老婆叶群让他给小孩搞点奶粉，并说比你小的官都能搞到，而林却忿忿地回答：我就是不能。这既有林清介的一面，也有因性格导致的不爱“求人”的孤僻。放到现在，他会是个清官----当然首先他得能当上。
　　
　　三，若论纯粹的组织管理才干，林并不十分出色。这条会有许多人质疑笔者：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元帅，怎么能不会组织管理？然而管理组织才干，有不少内容是针对人的工作，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很重要，而林彪在这方面的确平平。“文革”中曾有这样一件事:广州军区司令丁盛是林四野的老部下，战争时名气就很大，但林在文革时才认识丁本人，更匪夷所思的是，林见面以后在一次布置任务时又认错了丁（《丁盛口述回忆录》），这对于周恩来是不可想象的事，仅从“记人”这个本事，也可以看出林与周实有霄壤之别。即使林是在战争时期，这种与人打交道的工作也多半推给政委去做，他自知不擅此道。而他的威望完全是建立在“业务能力”超人之上的，他并不需要过于在人情笼络上下功夫，部下对他的感觉，就像一个教书匠当然要服从学校领导，但更崇拜学术大师。
　　
　　四是除了自己的“业务”，几乎不问世事，处理日常生活的水平极低。过去流传着“林彪不识人民币”的故事，这个应该是真的，吴法宪的地位比林差得很远，他出了监狱也要感叹“自己长期过集体生活，什么活都不会干，烧开水都要学”，林彪肯定比他更夸张。
　　
　　最后还要说一下，上述林的性格特征因他的受伤被放大了，他的神经系统被破坏，生活习惯更与常人不同，人也变得更加难以交往了。
　　
　　在讲究人情的中国社会里，林彪这种性格是容易被边缘化的。如果他生在现在的和平时期，或许一样能考上军校，但在部队极有可能是第一批被“转业”的军官，有再大的才也没地施展去。所以，“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比较靠谱，有一定的环境，各种才能的人才会冒出来，如果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谐社会，出头的只能是善于琢磨和摆弄人情的，永远轮不到林总这样的人。
　　
　　然而这个“业务干部”与人打交道能力差些，但水平可不低。林彪平日沉默寡言，不会客套，但对着几千人作报告却滔滔不绝，讲话逻辑性强，车轱辘似的废话极少，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从不念稿子，只是“拉条子”列提纲，这种本事，如今的那些精通“人情”干部又有几人能做到？（与林相似的还有邓小平、刘少奇，都是平时很严肃、话不多的人，但一到正式场合就气吞万里）我想，后来的人质疑林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恐怕有一大原因是这种反差：一个平时不爱说话的病夫，怎么一到会场上就这么能说？
　　
　　他遇事极沉稳，每临大事有静气。在东北时，他的警卫员在屋里擦枪走火，子弹破窗而出，而在屋外散步的林居然无所表示。1970年在庐山上，毛对他的集团开始发难，涉及到林的老婆、亲信，而林始终淡定自若（邱会作语），看不出有任何异常。这既是性格所然，也是一种难得的修养。
　　
　　他看似不通事务，但头脑和政治嗅觉比党内的绝大多数人都要灵敏，看问题常常一针见血。比如对毛泽东的认识，他和周恩来是最深刻的。实际上他对毛的“韬光养晦”和“步步紧跟”是很高明的处世之道，只是他后来成了“接班人”，没有政治缓冲的余地，最后不得不被搞下去。他对人情世故也很明白，但在这方面他更愿意当个观察者，而非参与者，周旋人情要花许多精力，要说违心话做违心事，或许他认为即使真要“违心”，用在这里也不划算。而他一旦想去处理一件事，从来都是“很快找出问题，很快处理问题”（李作鹏语），与下属谈话言简意赅、有的放矢，其效果并不亚于任何一个政治工作者。
　　
　　当然，他的水平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的努力。李作鹏回忆林彪在东北，平日里是“手不释卷”，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读书，好学勤思才是水平的根源。解放初的十年，他赋闲养病，期间更是读书无算。他的讲话无论内容如何，大都能引经据典，如他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谈“文革”，能从“文艺复兴”角度来梳理历史，以当时中共干部的知识结构，这是不多见的。话说回来，一个干部如果满脑子都是人情世故的算计，又会有什么时间去读书呢？而其水平又能高在哪里呢？
　　
　　但林彪这种有意或无意地避世的性格，最终还是给他带来了麻烦。毕竟他不是一介草民，是元帅，是毛泽东最信得过的人之一，他不可能不和政局发生关系，也不可能不去应付那些他讨厌的人事。于是，他委托给他的老婆----一位口才很好又极善应酬的女人，让她去与外界周旋，并处理一些家庭琐事。在某些方面，女人是天生的交际者，林似乎很认同这点。1962年，林彪的父亲林明卿在北京去世，由叶群主理丧事，事毕，林对亲朋好友大致说了这样的话“这个家如果不是叶群，还不知会怎样”，言下之意，自己不善应酬和操办杂事的弱点，叶群得以很好的弥补。随着林政治地位的升高，叶群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了他的“参谋长”。但叶群毕竟是个女人，缺乏林彪那种对大局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如果林立果“反毛”的行动是确实的，那么从现在公布的史料，叶群事先是比林彪知道的多的，而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叶没有提前和林通气，或者她对信息有所保留，最终导致“九一三”全家的仓促出走，这是林当初所意料不到的。
　　
　　我们不知道在“叛逃”飞机上的林彪会深思什么，是检讨自己的性格？还是反思自己一生从事的“业务”？他的本色是个“业务干部”，“业务”是他名望的基石，也是他性情的归宿。即使他真要搞政变，他的“业务”也会派上用场。而在这事关家族存亡的关头，他的“业务”却无用武之地，卒为妻儿所累。可惜在那一夜，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沉思了，温都尔汗地面的烈火向他涌过来，瞬时，他的生命与“业务”皆化为灰烬，而腾起在戈壁上空的烟雾似乎至今仍未散尽……

      

    （二）“整人之道”
　　
　　一部毛泽东主导时期的中共史，半部对外革命史，半部内部整人史。林彪是毛时代的核心之一，自然不会干净，整过人，也挨过整。但由于林的崇高地位，历史上基本是他整别人，政治生涯中唯一的挨整，不意竟成了“绝命散”，永无翻身的机会，这大概是老天和他开玩笑吧！
　　
　　整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动出击冲锋陷阵，一种是被动迎合而不免落井下石。毛时代的高级干部，几乎没有人能逃脱这两种方式的检验。如果说一个人还不错，“不整人”，那不过是褒奖他“不主动整人”，如中共的“圣贤”周恩来就是如此，但周公也要迎合一切整人的结果，在此政治文化之下，不止是个表态的问题，更是“保身”的问题，朱德那种资格，不过是在批彭德怀表露同情，自此被打入另册，旁人又何足道哉！既是被动表态，那么态度之缓疾，言辞之深浅，绝非当事者所能把握。缓之则整人者怒，疾之则被整者怨，深则似落井下石，浅又近隔靴搔痒。对于被整者，“事先没想到、事后再算账”自是常情，而一旦自己翻了身，对手又倒了台，那谁不借现有的地位去“痛打落水狗”？总之，胡适说“大陆是没有不说话权利的制度”，所以如果以这种“被动表态”来论那一代人的政治品质，周公尚如此，又何以苛求一个林彪？
　　
　　然而林彪与周公还是不同的，是有些“主动”的帐。在党史中，至少有三个大人物的挨整与之有关---陈光、罗瑞卿和杨成武----即便他是不是“始作俑者”尚有争论，至少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陈光是建国初即被整肃，罗是“文革”前，杨是“文革”中。陈性情激烈，早早自杀，影响不大，而罗和杨后来都翻了身，不乏对林的怨言，一定程度也迎合了官方对林彪的历史定位。
　　
　　稍加分析，发现陈、罗、杨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林彪的老部下，“双一”（一方面军、一军团）出身，与林私人感情甚笃。陈光一军团的老人，据他自己说，在苏区时还救过林的命，长征时一直是林手下最得力的部队红二师的师长；罗和林的关系更深，红军时期就经常一起骑着马形影不离，彭德怀倒台后，他当总参谋长是林亲自点将；杨成武用邱会作的话来说是“不折不扣的林派大将”，“为团结和稳定林彪这个山头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邱会作回忆录》）。而林彪是个重“山头“的人，用人是非“双一”而不用，平时不整人则已，但一整即拿自己的股肱开刀，的确是有些奇怪。
　　
　　林之所以整肃自己人，恐怕与他的价值观有关。在林的处世之道，旧道德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林不善言辞，不习应酬，但却看重朋友间的情谊，颇有些“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尤其重视患难之交。刘亚楼是他最信得过的人，抗战初，刘将赴苏联，林送他一封信，里面有“共患难的朋友林彪”之语（《吴法宪回忆录》）；王秉璋“文革”时挨整，林要去救他，叶群阻拦，林生气地说“我们是战友，我受伤时是他救的我”（《邱会作回忆录》）。这些事情吴、邱没理由杜撰，是可信的，由此可见林彪的交友之道。而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林对背信弃义无疑是反感的，尤其是朋友间的背叛。而陈光、罗瑞卿、杨成武在此点上不约而同地犯了林的忌讳。陈和林的疏离是在中共刚刚进入东北时，在林最需要他支持时，扣住电台不给，这导致林在后来战争中将之打入冷宫；罗是在林生病期间，疏远之，并亲近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杨是在文革中“脚踏两只船”，亲近林所讨厌的江青。或许陈、罗、杨皆认为是林误会他们，以人际关系的复杂，或许真有误会，但在关键时期，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对林的绝对忠诚，被扫地出门也是必然的了。类似的还有邓华，也是“双一”的，大概是去了趟朝鲜，和彭德怀太近了，后来林也不再为他说话。而谭政是个例外，他从总政主任位上被赶下来，倒没有直接得罪林彪的证据，是林不满意他的能力的因素更多还是别的原因呢？有待于更清晰的史料来解释。而邓和谭被整，林后来参与的力度不大，比不了陈、罗、杨的影响力。
　　
　　对彭德怀与贺龙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他们的地位是不亚于林的，林没有绝对的权力去整，只能起辅助作用。现在说“庐山会议”上整彭德怀，林的发言（说彭有野心）为其定了调子的，其实也不尽然，当时林是毛泽东请来的“救兵”（类似的救兵还有第二次庐山会议的黄永胜上山），发言肯定贯彻了毛的意图，而当毛提出“会理事件”时，林居然为彭澄清，承认是自己的事，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彭实际上也明白林彪的发言是毛的意思，后来也从未埋怨过林，反而对会理的事充满感激，“九一三”传达到彭时，他还认为林是被陷害的。贺是另一山头的“头领”，历史上和林彪关系平平，据说两个人的老婆在延安时还有矛盾。但真正产生矛盾还是“文革”前林生病、贺龙代理主持军委工作时，颇有借机扩张自己势力的行为。贺与林是截然不同的人，贺的“打仗业务”能力平平，但他是“胡子”出身，性格开朗，善交往，重义气，能用与林相反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势力。罗瑞卿出事以后，贺的地位下降不少，但拥有他该有的体面。“文革”时他的倒台，不能说林没有责任，林肯定是向毛泽东报告过贺的一些情况，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林要置其于死地。林在“文革”时看似很风光，其实权力有限，毛泽东的猜忌心理让他如履薄冰，不敢有所作为。他和陶铸那么深的关系，陶倒台时写信求救，他见信只能“默默无语”（张云生、张丛《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在那种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环境下，想做点让别人日后“感恩“式的投机买卖，也的确不容易啊！
　　
　　总之，林的交友之道谈不上虚伪，不会和人客气应酬，也不善于拉帮结派。他在意“山头”，也经营“山头”。但由于受性格和身体状况的限制，他的精力大多用在保护自己的“山头”不受侵削上，“文革”时，他对忠于他的亲信的保护还是不遗余力的，但如果萧墙内生变，令他有辜负的感觉，他也毫不留情去“清理门户”。而对于其它“山头”的人，他无从关心，恐怕也无精力关心，这使他失去了不少笼络人心的机会，而在他倒台之后，那些没受过他关照的人回到台上并成为大多数时，对他的评价自然不善。他对“文革”中一些倒台的元老也显得很冷漠，其实在那种环境下，倒霉的元老们或能理解他的一些迎合领袖意图的表态，但总会对这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有所期望，至少期望他关心、甚至改善一下倒台后的生活处境。但林始终无所作为，也难怪他出事后许多元老都幸灾乐祸，
　　
　　他不是性情宽厚那种人，古人云“性深阻有若城府，多不能宽绰以容纳”，这恐怕是由他性格决定的。依旁人看来，像陈光、罗瑞卿、杨成武等和他有多年情谊的人，即使一时得罪他，也不至于彻底绝交，连改正的机会都不给人家。而且像罗在“文革”受大罪时，林是有能力使之好受一些的，但他始终没有干涉，这是他刻薄的一面。他也未必是落井下石的小人，在历次政治斗争的表态中，他的调子比那些后来定义的“老一辈的革命家”并不为高，只是由于他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由于他是个平时不爱言谈的病夫，一出场自然是“语惊四座”。更多时候，他是奉命行事，如对朱德，公开场合为贯彻毛的意图近似羞辱，而私下则年年上门拜访这位失势的老长官，一直持续到他“叛逃”前夕，这也算是一种对“患难见真情”的身体力行吧。
　　
　　但他注定是不能干净的，这是因为在那种的政治文化中，“整人”是斗争哲学，更是生存哲学，当你涉猎其中，就不可能置身于外。而青史无情，任何一个时代的公德沦丧，就不可能私德无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