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70年前中国青年的一些思想片段相遇了。他们的面目早已淹没在历史中，但他们的思想火花及其中拳拳的家国情怀，凝固在纸上，今日得以返国，得以进入我们的视线。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中山大学图书馆收到日本国会图书馆归还的一批原岭南大学藏书，共计40本，均为1939年至1941年间岭大的学士学位论文。专家分析，这些论文是当年日本情报机构所挑选，涉及中国的交通运输、经济建设、政党政治等，因其具有情报价值而被掠回日本国内。

此次归还自有其价值。它开了二战以来日本归还战时掠夺中国书刊资料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它开了一扇窗——我们被激发出一种好奇的目光，来打量前辈青年思想的吉光片羽。

这些论文均用毛笔或钢笔正楷誊写，每本篇幅约为四五万字，引用的注释平均在20个左右，平均参考书目在10本左右。可见，追求学问的态度是严谨而虔敬的。西南联大的掌故，引述评议者众，但须知那并非国难当头时，中国学问精神的全部。至少在岭南，此种精神亦可见到。

许多论文有明确的时代担当，如：《我国战时经济设施的检讨》、《我国抗战经济政策论》、《中国交通建设之趋势》。另一些则眼光敏锐，如：《中国共产党之研究》、《西藏外交问题》、《国社党治下之德国外交》。题目涉猎之广，则令人莞尔，如：《杜甫评传》、《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评传》、《香港妇妻贩卖问题》、《近代冰琪琳制造法编译》、《肉猪普通病害之编译》。

考察起来，这些论文中蕴涵着那个时代青年的理想与见识。社会学系学生分析国内社会思潮，称：“中国没有一个党派可以单独抗日。……虽然其中有极少数的分子与汉奸的言论与行动，但这无损整个的抗战的目的与意志。”历史政治学系学生研究新兴的中国共产党，称：“战争既发，实为中华民国生死关头，则国内各党派，应捐弃党之私利成见，而当以国家民族利益之前提。……抗日持续时间越长，对中国共产党越有利。”农学院学生对新近由西方传入的“冰琪琳”给予深入关注，并得出结论：“冰琪琳为物虽微，然苟能详细研究努力改良，亦一谋生致富之实业也。”

这大概能显出当年“新青年”们的精神风貌，对学问有“经邦济世”的确定诉求，坦诚而不造作，丰富而不虚妄。我们知道“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投笔从戎的故事，而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像这般纸上江山的思想脉络。

更关键是这样的史实：我们青年的思想，为我们的敌人所重视，他们试图在这些看似并不重要的学士论文中发掘出价值。

某种程度上，青年的思想，便是国家的未来。那么，今日面对这样的史实，青年人更应该对自己的思想锐度、深度、广度有所要求、有所砥砺。如果在今日与我们竞争合作的对手眼中，我们青年的思想已无价值，那是怎样一种悲哀？

我们与这些思想片段相遇的时间，很巧。九一八事变80周年刚刚过去，辛亥革命100周年即将到来。这些并不太久远的理想与见识，集中于两个主题：民族战争与国家建设。此两项恰与九一八和辛亥革命的纪念遥相对应。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 徐百柯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套民国元年的教科书，即将影印再版。书名带着当年帝制转而共和的全新气象，就叫《共和国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出版。

向更根本、更永恒的东西致敬

“天初晚，月光明，窗前远望，月在东方。这是多么有意境的文字！”邓康延说。于是，他着手编写出《老课本，新阅读》一书，想让现代人领略那时的文字之美。

看到邓康延的介绍后，张立宪感觉自己“像打开了一扇窗”。他不时陶醉在这种文字之美中，顺口就背出老课本中的一段话。“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张立宪说，“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一幅亲情图。”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艰深命题。”石鸥解释。

“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中国现在为什么出不了大师？不是因为西南联大比现在的北大清华好，而是因为当年的小学教育比现在的小学教育要好很多。”张立宪说。

在历史上，这是一套影响极大的课本。石鸥在研究中发现，当时其发行量在“七八千万册”。再版的次数也很多。1926年的版本，已为第2358版。而1922年，政府进行学制改革，所有的旧教材基本“不合要求”。

“越来越多的人看中老课本，说明一些人在反思，一些人在坚守一种文化诉求。”邓康延说。

民国老课本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

张立宪的电脑中，储存着大量的老课本照片。那些泛黄的老课本上，有的残缺不堪，有的密密麻麻写满了批注。就是在这一张张图片中，他和他的团队修缺补漏，推出了一套完整的老教材。

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也有一支支这样的队伍，在为这个国家修缺补漏。

商务印书馆也召集精英人马，开始编写工作。当时参与的人有庄俞、沈颐、高凤谦及张元济等。这些人，在中国的教育史上，都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人物。

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中，商务印书馆的这些知识精英提出该套教科书的十四条编辑要点。其中第一条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另还有“普及参政之能力”，“扩充国民之德量”，“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以及“以引起学生兴趣而启发其审美之观念”等多条要求。

这些编辑要求也体现在教科书的《编辑大意》中。《新国文》第一册的“编辑大意”就指出：“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

“这些要求，即使放在现在，也让人耳目一新。”石鸥说。

在这套教科书的初小部分，学生们多是了解一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翻看这套深蓝色封皮的线装书第一册，也可看到，从“人”开始，逐渐增加难度，并配以插图。

“这样的书，很适合孩子阅读。我5岁的女儿就喜欢读。有时，她看着图，还会让我给她讲。”邓康延的朋友杨政说。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不久，杨政就背着他，在新浪微博上注册了“老课本新阅读”的用户名，并雇专人打理，将邓的书一条条摘录上去。开通仅5个月，已有2.5万多粉丝。

石鸥介绍，民国老课本的内容随着年级升高逐渐深入。到初小四年级，便开始选编大量政治常识内容。

《新国文》初小部分第7册中就有“共和国”、“平等”、“自由”等政治话语。《平等》一文写道：“共和国无阶级之分，人人平等，受治于同一之法律。不论何人，权利义务无不从同。虽以大总统之地位，犹必谨守法律，不能恃势以陵人。一旦罢职，即与齐民无异。此所以无不平之患也。”

《自由》一文写道：“凡属个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

“即使现在读这些文字，你能不感觉震撼吗？这些老课本中，寄托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石鸥说。

事实也是如此，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纷纷编写教材。蔡元培、陈独秀、严复、胡适等现在为大家熟知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教材问世。

邓康延还讲了一则民国趣事：一些学者编教科书时，曾就“来”和“去”的选用争执不休。有学者认为“来”字笔划多，小孩不易学，于是改成“去”。但又有人反驳说“太村太俚”。几番争执，最后出现在课本上的是“来来来，来上学”。

“伟人见末节，大师编小书。”他感叹道。

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翻开《新国文》第一册第一课，一幅插图上方，大大地写着一个“人”字。插图中，大小7人，三世同堂。

而在之前的1904年，同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则是以“天、地、日、月”开篇。

“教科书的编写，遵循立‘人’才能立‘国’的基本诉求，从人的自然属性到人的社会属性，从臣民到大写的个人，教科书试图确立起‘现代人’存在的现实合法性，以期成为理性国家的成长基点。”石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邓康延的《老课本，新阅读》出版后，老友陈丹青读后，给他发来一条短信：“民国教育好善良呀。”

张立宪也常收到这样的反馈。有读者在其淘宝店留言称：“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这才是！”

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均曾参与《共和国教科书》的校订工作。他颇有感触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文从小就这么读过来，中国人的精气神就会完全不一样。”

根据当时的规定，教育部门鼓励和支持民间编写教科书，只要最后审查通过即可。各个学校也有自主选择教科书的权利。

正是因为这种自由状态，各个出版社为了抢占市场，纷纷编写出一些高质量的教科书，市场上的“劣质教科书反而不多”。

石鸥介绍，教科书还曾引发过几次外交纠纷。民国初年，一本影响力很大的教科书中出现反对某国的言论。当时该国强烈反对，并向中方递交外交照会。

“当时政府向对方答复，个人有言论自由，政府不能干涉。”石鸥说。

石鸥还发现，其后这本教科书虽然名义上被禁止发行，实际上却一直再版，只不过其中的激烈言论被删除了。

“辛亥革命的枪声并不激烈，帝制能迅速倒塌，五四运动能短期内发展起来，这些老课本功不可没。这也是现代人怀念老课本的原因之一。”石鸥说。

傅国涌也非常重视这些“没有污染”的老课本，认为能从中寻找到一些资源。在一次演讲中他指出：“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摘自《中国青年报》记者 郭建光

1949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特殊、包含最复杂可能性的时刻。

时隔六十年，只要设身处地，我们仍不难体会到:“四万万中国人”来到这样一个时刻时，有着太多各异的情形。仅文人这么一个阶层，就有不下四五种情形。从延安和解放区来的，是一种；在国统区工作的党内知识分子及左翼文人是一种；国统区中间状态而思想偏于厌恶国民党统治的是一种；基本不问政治或不轻易表示政治倾向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是一种；因各种原因被认定为“反动文人”的，是又一种。

夏衍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此外他还有一个特点，一直在大城市工作(包括抗战期间在桂林；跟延安相比，桂林也说得上是一座文化发达的“大”城市)，没有到过解放区，而且几乎只呆在知识分子堆里。

1949年5月5日，他、潘汉年、许涤新等奉命从香港来到北京，面见周恩来，接受任务。他和潘汉年一样，都以党内资历和深刻的上海背景，被派往接管即将解放的远东最大都市上海。

他们在北京下榻处，是北京饭店三楼。潘汉年住三○三号。《懒寻旧梦录》特地强调:“事情也真巧，1955年4月底，潘汉年被捕，也住在这个房间。”这种巧合的背后，让夏衍惊悚与省思的东西，谅必不少。

在整个中国新旧政权交替之中，对于上海的安排明显带有特殊性。其它地方，基本上上演的都是“进城者”接管权力的一幕，而对于上海，周恩来特地安排了潘、夏这种几乎只有单纯城市经历的干部——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夏衍则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文教系统。周恩来交待夏衍的原话是:“抗战前你在上海工作了十年，这之后一直在蒋管区，熟悉大后方情况，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到上海去主管文教工作。”

上海号称“十里洋场”。而新政权，却是从山沟沟里，走了几十年“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才夺取胜利。一边是“洋”的极致，一边是“土”的代表，这就是新旧交替之际上海最引人关切之处。从意识形态上讲，这种“大土”与“大洋”的反差，会被解读为工农立场同资产阶级立场的对立。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一些以上海为主体的大城市文化人投奔延安——毛泽东在鲁艺讲话时曾把这形容为“上海亭子间的队伍”和“山上的队伍”的会师——就引起了双方的不适，而1942年起的文艺整风，基本起因之一，也是清洗这些“洋书生”们的洋作风、洋文化。

就像周恩来讲的，夏衍“一直在蒋管区”，没有亲历延安的洗礼。看上去，这竟是有关他的任命中一个重要因素。假如经过了洗礼，思想必有巨变，那么在上海这样一个地方，怎样开展及领导工作，就会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别的不必说，单单夏衍与周扬这对老友之间，三十年代在上海，那么熟稔，中间隔了一个延安，重逢时就生疏了。当年，“他(指周扬)爱去跳舞，跟我们一起上咖啡馆，看电影。那时候，他可真是潇洒。”“……一个人呀，嘿，前后是可以变的。周扬的变化很大的。有抗战前、抗战后，主要是去延安之后，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显然变了许多。”“他变化大是在从延安出来之后，不过那时我们还可以和他开开玩笑，解放以后就不行了。他是党的文艺政策的转达者。”(《与夏衍谈周扬》，李辉《摇荡的秋千》)连和老朋友开开玩笑都做不到了，可知周扬的持重抑或“呆板”到何种地步——如果派来接管上海者，也带着这样的面孔，事情就很不好办。

夏衍由于其革命经历缺了延安这一课，诸多“意识”上就不那么严整，于是保留着一些不尽合于规范的面孔；《懒寻旧梦录》将此自嘲为“自由主义”:

这一类不自觉的自由主义还反映在日常生活上。我这个人爱开玩笑。讲话随便，特别是对熟悉的老朋友。有一次在文艺界的集会上，碰到赵丹，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阿丹，看你这个样子，当小生的连胡子也不刮。”赵丹乐了，说:“你这位部长未免也管得太宽了。”这一类事大概不止一次，也不仅对赵丹，对白杨、秦怡等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是我三十年代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不这样反而会显得见外。可是想不到这件事就不止一次受到了批评，说你现在是部长、局长，用这种态度对待非党人士(他们当时还没有入党)，实在是太不庄重，有失身份。

吴祖光在《革命的作家和战士——夏衍同志》回忆，解放初，夏衍多次于来京开会时至吴家，每次身边都跟着一个带枪的警卫员，夏衍无奈开玩笑自称是“男起解”；一天，他居然独自翩然而至，吴祖光讶询之，夏衍笑答:“过马路的时候，我趁着人乱，把尾巴给‘甩掉’了。”吴祖光为此感慨于较诸“没有侍从、警卫便觉不够排场，不够威风，离了汽车便寸步难行的同志”，夏衍作风“民主”。其实也许并无这样的深意。自夏衍而言，他一直视自己为“书生”，不是“官”。大抵这种意识是更确实的。

但实际上，夏衍的“自由主义”对于完成使命有正面意义，尤其考虑到他负责的是上海文教的接管工作。“在文化方面，对全国来说，上海是‘半壁江山’，接管面很广，情况各异，政策性很强。”“大学就有四十多所，有公立的、私立的、教会办的……校长和教授中，有不少全国乃至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解放之前，上海有二十家大报，四五十家小报，还有大大小小的杂志、通讯社、电台、出版社。既有国民党办的，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办的，不仅有中文报，而且有外文报。”“用当时常用的话来说，真是‘知识分子成堆’。”这种局面，接管者是夏衍那样的面孔，才有亲和力，可以消除各种的疑虑。

其间有一次严重“出格”，是夏衍对其手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干部进行知识测试。

所幸，夏衍有一个好上级。

——摘自《党史信息报》作者 李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