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可没有现今来得这么早，四月初了，我们都还穿着棉衣，有水的田里每天早上还现一层亮亮的薄棱冰。但农谚说:清明下种，谷雨下泥。因此我们三月底就打起赤脚和农民一起开始整理秧田。第一次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捋起裤腿光脚走在哽人的田埂上真难受，尤其是在冰冷的水田里呆上半天，小腿上的毛孔都现出斑斑红点，两只脚都麻木的没有了知觉。每当回到住屋吃饭，将灶膛里的热草木灰扒出盖在脚上要好一阵子才能恢复知觉，感觉到热气。但这时尚不需出早工，只须在早饭后从容地和农民一起出工，所以还可承受。fficeffice" />

从四月中旬开始，农场要求全体动员，插完早稻过“五一”，我们开始每天出早工。基本上是清晨三点天还没亮就要到田里扯早秧，每天晚上都必须坚持到天完全断黑以后才收工。这样我们全体知青都咬牙霸蛮坚持了个把星期，有些女同胞病了，我们男同学全都觉得特别要睏。

殊不知，这时候就是我们的幸福时光即将结束，厄运将要降临的前兆。

四月中旬的最后几天，我们全都感觉不行了。又是一天出早工的时节，天还墨墨黑，组上催出早工的哨声吹得山响，经过我们知青住屋往田里去扯早秧的农民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我们知青全都醒了，但却没有一个起床。虽说并未事先约定，但看来大家都不想出这个早工。

过了一阵，出早工的人都到了田里，一切都安静了下来，我们正准备睡个回笼觉的时候，砰、砰、砰、我们男寝室的门被擂响，“快起来，快起来，扯早秧去。”组长老晏的声音在门外急促地响起。屋内，我们谁也不做声谁也没起床，大家都在静观其变。老晏在连续喊了一阵之后，见我们毫无动静，忽然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我们男寝室的门被他一脚踹开了。我们全屋的人“咚”的全都坐起来，只见晏的手电光从每个床挨个扫过，由于隔着蚊帐，加上老晏眼睛本就很近视，人称晏瞎子，可能没看见蚊帐里我们的表情：我们个个紧握拳头，只要他一掀谁的蚊帐，那个人肯定会一拳挥出去；也可能他模糊看见了一点，发现情况有些不正常，便只站在门口用手电光来回照了几遍，之后就骂骂咧咧地走了。

经过这一回合，我们也就干脆不出这个早工了。

天大亮，出早工的人己回来吃早饭，我们也起床洗漱，准备早饭后出工。这时候队支书唐霸蛮出现了，他隔着一条沟渠朝着我们大喊：你们这些狗崽子想罢社会主义的工是啵？态度极其恶劣简直就象警察对待犯人一样，我们哪里受得了这个样子。干脆今天不出工了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于是我们脱下出工服换上干净衣服，每人背个挎包，在他们出上午工的时候,故意排队向总场进发。

其实，那时的总场也只有巴掌大一块地方，又没有什么景观可供参观，我们一行也就只好在唯一的一个饮食店吃了一碗面和几个包子后又去称了几斤肉便打转回家。幸亏我们组离总场有近十里路，来去连同游荡总共花了三、四个钟头。回到住地正是下午工歇气的时节，我们索性在屋外大张旗鼓地准备做晚饭,把唐霸蛮之流气个半死。

法历来不能责众，这件事后虽说我们并未因此受到惩罚，但和组上队上的关系急转直下。最实际吃亏的是我们的工分全都降下来了：男的变成十二分，女的只有八分了。

从此，我们下乡以来的幸福时光便告结束。开始了真正的“接受再教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