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至善村（三十一）

          至善村里曾住过不少知名人士，如李达、罗章龙、杨树达等，这都是全国闻名的。我家搬到至善村来时，李达校长还住在至善村，罗章龙先生已离开湖大了。
       我那时因年龄小，对这些大人没多印象，母亲却还记得，李达校长住在村子的南头，靠麓山门那栋，门前有口小水塘。那栋房子前面用竹篱笆围了好大一块地，满园鲜花，争奇斗艳，有一校警给他家当门卫。
       母亲刚到湖大时，湖大还没给她安排工作，她只能算作家属。李达的夫人施曼华也是家属，她是至善村居委会的小组长，她把村里的家属都组织起来开会学习，地点就是在他们家。他们无小孩，房间相对宽敞，有时晚上李达校长兴致来时，也对家属们讲点哲学类的知识，当然这家属听众也是要有点文化的，如我母亲和彭肇藩教授夫人等。我母亲是把我绑在背上带我去他家开会学习的，那些家属都觉得母亲这样带孩子新鲜，殊不知广东那边带小孩都是这样背着的。
      我母亲是广东人，与父亲在一起生活也有七八年了，长沙话她还是听得懂一些，但不会说，所以在学习小组中交流较困难。刚来长沙时，我和我哥哥都是一口广东话，我也只会唱“落大雨，水涨街……”那首广州童谣，村子里的小孩都喊我们哥俩做广仔，以致多年后，许多熟人还误认为我家是广东人。
       1953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李达校长去了武汉大学，他的房子就给了杨树达教授住，杨教授就从麓山馆搬过来住在5号，我们上麓山门幼儿园都得从他家门口经过，但很少见到过他本人，在我的记忆中有那么两次印象较深。
       一次是毛主席巡游到长沙，派车来接杨老先生一道游岳麓山，那小车就停在湖大澡堂边上，那时的轿车很稀奇，特别是至善村这半乡下的地方更罕见了，村里一群小孩跑去看，我哥哥也拖带着我，我哥就把我抱起放在车门的踏板上，我们扒在车窗上朝车里望。这车是高级防弹车，有电击功能，可能司机怕我们这小孩弄脏车，扳动通电开关，车壳就带电了，将一群小孩都电得后退几步。我站在踏板上，全身发麻，竟被粘在车壳上，吓得大哭起来，司机关掉开关，我哥才把我抱下来。我哥他们更好奇了，想看这车是谁坐的？等了一会儿，才看到有人搀扶一位耄耋老者上车，有人认识，说是住5号的杨伯伯，不免有些失望。
      另一次是杨老先生从北京回来（1955年10月），送了一盒彩色小泥塑给师院幼儿园，园长带领我们五六个小朋友去他家致谢，说杨伯伯去北京过的国庆节，还受到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进了至善村5号家门，一看竟是那位坐轿车的老伯伯，原来就是是他。园长依次向杨伯伯介绍我们是谁家的孩子，杨伯伯慈祥可亲，笑容满面，拍着我们的头连声说好、好、好。我们在园长的带领下，齐声喊谢谢杨伯伯。遗憾的是，几个月后他竟然病逝（1956年2月）。
       说起杨树达教授，网友楚风说：他在师院得旧院报中看到过杨老先生逝世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发来的唁电。
      楚风还提到他父亲说过杨树达的一件事：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时候，学院党组织给杨老的总结评语有这样一句：“不关心政治”。评语送到杨手中的时候，杨取下眼镜，将这份评语几乎是贴在眼睛前端详了很久，频频点头，然后喃喃地说，：“这条好，这条好。真做学问的人都去关心政治就不得了哒。”
    楚风的父亲尹旦侯教授，文革前是刘寿琪院长的秘书，文笔在师范学院颇有名气，是湖南师范学院的一根笔杆子，楚风也继承了他父亲的文采。楚风家他们也在至善村住过，他们是1960年搬到至善村1号的，那时杨家早就搬到长沙市里了。楚风的母亲周自来在师院幼儿园工作，她在园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进过幼儿园的师大子弟都认识她，她去年还在湖知网上发过帖，《我妈也想讲几句》一文出就自她老人家手里。
       在这里也提一下杨树达教授的二女婿周铁铮老师，周老师当时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这教研室包括现代汉语、古汉语、语言学概论、语言教学法四个课程，还有方言调查等。他为教研室的创建和发展操心费力，功劳是不能抹杀的。他还出版过一本《长沙人学普通话手册》的书，1957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
      周铁铮老师是杨树达教授的得意门生和爱婿，为方便帮助杨树达先生整理资料和照顾杨先生的生活，学院将周老师一家也从麓山馆搬到至善村11号来，就在杨老先生家后面，杨家开后门就可上11号，甚是近便。
      周老师的夫人杨德纯，也是杨树达教授的二女，曾在师院卫生科上班，与我母亲同过事，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周硕朋，1945年出生，同我哥哥一个年级的，女儿周冬麓比我高一年。杨老先生去世后，周家搬到湖南师范学院南院的新棠村去了，我的同学杨迪一家搬过来住在11号了。
       周铁铮老师在1958被捕判刑，是什么罪名很少有人知道？最近读到师大李蟠教授写的《一根绳子，两条人命》一文，文中写了周铁铮被铺的原因，才知道个大概：“周铁铮老师被捕一案，迄今令人不解。据说此人是一个书呆子，只知读书、教书、写书，是杨树达最得意的门生，最佳的学术接班人。杨先生想将他的大女儿嫁给他，大女儿不肯，嫌他是书呆子，但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二女儿嫁给了他。周铁铮是个不问政治的学究，解放前，有人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学会性质的“健新学会”，这本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政治问题。杨树达先生1956年去世时，就在追悼会后，省委宣传部某部长对杨的三个儿子说：‘周铁铮隐瞒反动历史，本应严肃处理，看在你们父亲杨老先生的面上就不处理了’。但不到一年，周就被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三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动改造。他的妻子为了子女的前途，同他离了婚。”
      说不处理还是处理了，周铁铮离婚后，儿子周硕朋改名杨立，女儿周冬麓改名杨欢，杨欢也是湖知网的常客，网名四十客，不少人都知道和认识她的。
       像这种离奇的案子在至善村还不是第一例，之前也发生过一桩“胡风案”。就在我家住的那一栋最南头那一家，至善村17号，住过一位颇有名气的年轻诗人彭燕郊，他家两间房，全部是书架，不知收藏了多少书。
       他是于1955年6月被关押的，罪名是“胡风集团”的成员，被捕前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在彭燕郊教授的回忆录中，他提到了在至善村被捕的经过，现摘录如下，
       彭燕郊：“当时李达是湖大的校长，他和杨荣国、谭丕模联名写信要我来，他们说湖大的中文系要办成鲁艺那样，你来可以带学生下乡下厂，可以写作。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我还是想创作，在北京玩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就来（湖大）了。
      湖大的教师宿舍区在至善村，我住的那排房住了五六家人，杨老（杨树达）是独门独院的。他每天下午散步，有时到我那里坐一下，大概他看我还比较喜欢书，跟我讲话比较放心，我也经常向他请教。他就问我，你跟胡风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说学校里(的人)都晓得的，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胡风给过我帮助，后来胡风搞那个三十万言书，我没有参加，他办的《希望》杂志我也没发表作品，后来的情况我不太熟悉。解放后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他的一首长诗《安魂曲》，到湖南我还选了他的一首歌颂毛泽东的诗做写作教材。杨老讲，没有事就好，如果有事的话，他们怎么说，你千万不要跟他们争。老人非常好的，他自己吃过亏。其实他们怎么讲，我也不会去争，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彭燕郊还说：“我被捕的时候很好玩。1955年6月25日晚上12点半，隔壁邻居来敲门，叫‘老彭老彭’，我就晓得，来了。进来三个公安，我第一个反应是四个字：你们错了。他们出示逮捕证搜查证，将凡是纸上有字的东西抄走了两大麻袋。第二天早上我起床，他们问我：怎么样，睡得还可以吗？我说，我睡得很好。”
       就这样彭燕郊被当做胡风分子给抓走了，那户房子贴上封条长达半年没人动。彭燕郊总算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79年10月他得获平反，还被聘请到湘潭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从1980年起，任第一、二届湖南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文科组组长、湖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湖南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而周铁铮老师却没有彭燕郊教授幸运，他于1978年新年的第二天，在穷困和病魔的折磨中含冤去世，死时六十四岁，他没能捱到三中全会召开那一天，如他能再活一年多，或许将是另一个样子。
       至善村里还有一位杨教授也是全国闻名的，他是住至善村七号的杨少岩教授。杨教授的个子不高，消瘦、秃顶，脑袋呈亮呈亮，绝对是聪明绝顶的那种人。他原是长郡中学的名教师，在省城甚有名气，有“杨代数”之称。湖南师院从1953年成立起，为补充师资力量，在湖南省高级中学中抽调了一批教师充实到师院的教师队伍，杨少岩教授由长郡调到湖南师范学院数学系的。
      杨少岩教授在全国出名并不是他的教学，而是在1968年的中共中央文件中有他的大名，这个文件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当时都学过的，所以说全国皆知。此文件是中发[68]155号，内容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
      文件中有一段是杨少岩揭发刘少奇叛变自首的证词，证词是这样“1927年刘少奇在汉口总工会工作，我当时在汉口二中教课。27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系官僚恶霸地主，其时乡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了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着了他。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亲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是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了刘少奇。
    1967年6月22日杨少岩
注：杨少岩是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的堂兄，右派分子，原为我某省师范学院教员，现被革命群众监管。”
      这是我从中发【68】155号文件中摘录下来的，我们学这文件是在1968年10月，那时我们还在附中，文件是由当时校革委的何华富在台上宣读的，再过两个月我们就全下农村去了。当时，我看到杨少岩这名字只觉得很熟悉，还以为是同名同姓的人，但看到注解介绍是某省师范学院教员，就确定是我们至善村的杨少岩了，想不到一夜之间他就成为全国皆知的人了。这分揭发刘少奇叛变自首的证词是杨少岩被关在湖南师院牛棚里写的，写完这证词后不多几日，他就病死在家里，真有些匪夷所思。在杨教授去世后一年多，1968年10月，这个中央文件才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公布，他做的证词才得以与世人见面，他自己却没能看到，他死在刘少奇之前。    
      住在老至善村17——22号那栋房子的老住户，先后都搬走了，有四家搬到新至善村去了，后来住进那排房子的有历史系的陶懋柄教授（被划右派），他女儿陶卓，小学与我同过班，在一中读的初中，1965年初中毕业下放去了郴州。还有外语系的周定芝教授，她的三个儿女，大女陈采、小女陈欣，儿子陈石都先后下放在靖县铺口公社。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至善村住过的，现仍健在的有原11号杨迪的母亲汪季昆，杨迪也是同他姐姐杨康敏、妹妹杨晓敏一道下放在靖县甘棠公社。还有原13号的政教系胡浩正教授夫妇，后来他去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当领导，儿子胡晓明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好不容易才回长沙。原14号生物系的邹教授，个子很高，都称他邹长子，他儿子邹永新也下放在靖县，与8012、姜大少爷、谢老师他们一道下在飞山的毛气屯。要请这几位老人来讲至善村的故事将更精彩！

回复 1# 去西奇

揭发刘少奇叛变自首的证词是杨少岩被关在湖南师院牛棚里写的，写完这证词后不多几日，他就病死在家里，真有些匪夷所思。

有意思。死得真是时候。

“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如果乡亲因群众运动冲击，替他暂时想个安身的办法，也是人之常情。实在不足为叛徒的证据。顶多是“政治立场不坚定”而巳。那杨教授也许说的是实话，只是被人放大利用了？作为刘叛变的证词实在荒谬……

许多文化人因冤假错案坐牢的事令人唏嘘。

去西奇兄侃至善村的故事，令人读后许多感慨。

回复 1# 去西奇

     感谢去西奇兄发人深思的好文章！

       在那些岁月里，师院上空阴云密布，许多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总是遭到所谓“以革命名义”的打击摧残。历史证明，长期以来把别人视为“牛鬼蛇神”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魔鬼”！

       据寒乡所知，一位老知识分子，宁愿提前卸职，愤然离去，发誓不再踏进师院的大门。平反后，院里重新安排住房，他坚决不要。别人问他为什么？他用一句诗作了最深刻的回答：

         “生前羞与鬼为邻！”

回哥巴兄，杨少岩写证词是1967年6月22日写的。据我回忆，那时高校学生正与长沙市的造反派进行武斗，无暇顾及这些“牛鬼蛇神”，湖南师范学院的牛棚是1968年工宣队进驻时建立的，说他在牛棚里写证词我觉得还得推敲。但他确实是在家中病逝的，他只是泻肚子，到四医院看，因是黑鬼身份，医生草草开了几粒药就打发他了，回家后仍大泻不止，不几天就一命呜呼！是有些蹊跷。

老灯火版主，这事的缘由是杨剑雄和刘少奇是同乡，土改时杨被当成恶霸地主要遭枪毙，杨交代说他在二几年时曾救过刘少奇，那时刘少奇在长沙被捕，他以同乡的身份保刘出狱的。宁乡县公安局写信问刘是否有这事，刘回信否认此事，说他和杨只同过学，就这样，杨被枪毙了，大字报说刘是杀人灭口。所以中央专案组要杨少岩证明刘说过“杨剑雄帮过他的忙”这关键话。中央文件里还公布了刘写给宁乡县公安局的那封信。

去西奇兄好！如果是这种缘起，杨真的救过刘，而刘为开脱自己不认过去的账也是很不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