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我家住进至善村不久，父亲就去湘西慈利参加土改工作队，他是自愿报名去的，还当上了土改队的副队长。他来湖大时，四十岁不到，还年轻，省里对湖大派有土改队的指标，就像后来的派四清工作队那样，总要人去的，于是父亲报名参加了土改队，去了湘西慈利。
      前面也说过，先于我父亲来湖大的王西彦教授，他也加了土改队，去湘东平江老苏区的土改，回来后写出一系列反映土改前后农村动态的报告和散文。我父亲自愿去参加土改是抱着锻炼自己的目的，一改他在解放前不问政治的态度。
      父亲以湖大教授的身份参加土改队，很受土改队的重视，还给当上了副队长，经常参加县、区的土改会议。父亲参加土改虽只短短的三个月，但收获很大，作为他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他第一次深入农村，看到农民的贫困生活，了解到农民受所受的封建迫害，认识到土改的必要性；他从共产党干部身上学会了走群众路线、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工作方法。
      小时候，他给我讲在湘西遇老虎的故事。他们土改队晚上去偏远山村里开完土改动员会回驻地，一般都到半夜了，回程路全是山路，要打手电才能看清地面。忽见见对面山坡也有两盏暗绿色的灯在动，像有人在打手电，只是光较暗，他们以为对面也有人行走，这时带路的民兵告诉他们这是老虎。当时土改队人多，还有枪，老虎不敢过来。他们用手电去照老虎，但太远了照不到，他们走，那两盏灯也跟随着移动，直到他们走出山里。
      父亲土改后回湖大不久，于当年暑假期间又被湖大派到湖南革大讲课，那是1952年7月的事。湖南革大是解放初期湖南人民革命大学的简称，原称华中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分校，1951年初改称湖南人民革命大学，校址是在长沙市河西左家垅，即现在中南大学主校区。湖南革大属中共湖南省委主管，校长由省委书记黄克诚兼任，副校长朱凡、龙潜。
      这是一所抗大式的新型大学，对入校学员进行短期培训，一般为3个月到半年，学员多的时候有四、五千人。这是一所继承延安抗大的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湖南而培养和造就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在所学校里，大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满怀对新生活的向往，学政治，学理论，学文化。当时学校的条件差，他们睡的是垫稻草地铺，吃的是糙米饭，在操坪里集体听课，教师在台上面对上千名学生用扩音器讲课，学生用一块木板作课桌，做笔记和作业。条件虽艰苦，但革大学员始终斗志昂扬，学习热情高涨，比父亲在西南联大四川叙永分校时还艰苦（见新至善村二十六），父亲很有感慨。
      我找出父亲保存的几张去革大教课的通知条，这通知条是钢板刻字油印在黄色毛边纸上的，纸已成了褐色了，字是竖行的，但字迹还能清楚辨认出来。这些张通知条统一长度是275毫米，宽度视字数而定，窄的只四行字，80多毫米宽，字多的有十四五行，160毫米宽，那时的人真节约，现在与之无法相比，打几个字也要用整张B4的打印纸。
       第一张通知条是这样写的“革大干部补习班（第二部）定于本月五日开课，兹将尊任课授课时间表附后奉上，敬希云云。附注：1、每日上午七时三十分在自卑亭由学校开专车前往，第四堂课后开回，其余时间来往请乘公共汽车；2、上课地点在革大第二部（岳麓中学旧址)。”落款盖的蓝色圆公章，清晰可见湖南大学教务处注册科的字样，时间是一九五二年七月。
       通知里提到的自卑亭就是现在湖大东方红广场东面的那座自卑亭，那时这里只是个十字路口，还没广场，塑像那一带是几栋平房，还有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湖大的专车也就是美式的十轮大卡，还没大巴，罩上篷布就乘人。
       第二张通知的内容是开车时间提早到七时十五分，中午十二时十分开回。第三张通知较大，有近三百个字，内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革大感谢湖大老师们的授课，称之为爱国主义行动云云；第二部分才是主题，要求授课老师住到革大，说是奉中南教育部指示，补习学校老师必须与学员一道住校，从八月二十六日起，去革大授课的老师自带行李，以后湖大再不派车接送了。落款是湖南省干部升学补习学校，但仍盖着湖南大学教务处注册科的公章。
      九月初湖大就要开学了，但父亲却要住到革大去，以前还只是上午去授课，下午回湖大。现在要住过去了，就整天呆在革大，湖大这边课怎么上就不得而知了，至善村留给我的印象是父亲很少在家。
      但父亲在家时还是带过我，记得有过那么几次，到湖大实习工厂看飞机，实习工厂大坪里摆有三架飞机；看涨大水，大水淹到凤凰山南麓湖大学生宿舍门口了。印象最深的是带我爬凤凰山，说是爬，其实是父亲抱我上山的，从里仁村后，也就是现在的新华书店北面的一条小路爬上去的，这条小路现在还在，已铺成水泥路了。小路边立有一座小小的墓塔，只一丈多高，与新华书店平行，不知是谁的墓，文革时才拆掉。
      我在上篇说过，我常嚷着要到对面山上看火车，不管父母怎样的解释，认定火车就在山背后。父亲被吵怕了，就带我上凤凰山去看。到山顶朝东望，山下是一片稻田，过去就是湘江，江中横一水陆洲，再过去就是一片黑色的地方，父亲说那是城里。当时长沙还没高房子，江边都是矮小的木屋，屋面是小青瓦，远眺就是黑色一片。这时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父亲指着对岸靠南的那段江岸说，火车来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只看到一条冒着白烟的粗黑带子，沿江边移动，这就是火车，这么小，我很失望，我坐过的火车比这大得多。长大了后我才知道，那段铁路是猴子石至南站段，沿着湘江边铺设的。
      1953年3月初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斯大林去世，举国哀悼。湖大师生列队前往市里参加湖南省举办的追悼大会，都带着白花，默默的在马路上行走。我们这几个小孩站在门前走廊上看，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人，很兴奋，竟欢呼起来，身后有位大妈故意板着脸孔，不许我们笑，威胁说再笑就会被派出所抓去，霎时我们噤若寒蝉。
       在老至善村，我们住的这排房子有五户人家，门牌是从17——22号，我家22号。隔壁住的是葛懋琛（葛油）家，他父亲葛德淦是湖大的人事科长，相当于现在的人事处长。葛伯伯比我父亲年长一岁，抗战初期就来到湖大，直至解放都在湖大当教师。他解放前夕加入中共地下党，是中共湖大地下支部委员，长沙解放以后，葛伯伯出任湖大接收委员会委员和校务管理委员，还兼任湖大党组成员、人事科长等要职，是当时湖大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
      葛伯伯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他是1950年10月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深造，读的是研究生班，1952年毕业，回来后任湖南大学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如果他不去人大读研，说不定仍在老湖大里担任要职，至少这人事科长的位置是坐定了，命运就是这样捉摸不定的。
      葛懋琛同我们这些新至善村的小伙伴说过他父亲干革命的故事，葛伯伯利用讲课的机会，向课堂上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国民党特务有所觉察，来偷听他的讲课，被葛伯伯发觉了，在课堂上葛伯伯就改用英语讲课，学生能听懂，特务就傻眼了，找不到葛伯伯的茬，只好不了了之。在我们眼里，葛伯伯是位受人尊敬的老革命。
       葛家南面隔壁是郑凯南家，郑其龙伯伯和郑伯母都是安徽人，对我们这些小孩都是和蔼可亲，郑伯伯是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今年100岁寿整辰。郑凯南是他们的独生女，被捧为掌上明珠，郑伯伯是饱读经书，择《诗经》里一句“凯风，自南也”，便给女儿起名叫“凯南”，他经常给女儿讲故事，还教女儿背古诗词等。 郑伯母是位家庭妇女，天天守着郑凯南寸步不离，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们夫妇还给郑凯南买了辆儿童三轮车，那时的童车绝对是奢侈品，可能是女孩不太爱骑车，很少见凯南骑过这车，大都数时间这车是放在她家的阁楼上，让我们这般男孩馋死了。
       我在上篇曾回忆郑凯南对着凤凰山唱《牧羊姑娘》这首歌的情景，郑凯南回复到：“《牧羊姑娘》是我学会的第一首大人唱的歌曲，自打会唱那一首歌之后，我就不太满足于幼儿园里教的那些歌曲了。每次家里来客人，我都喜欢给他们倒茶，然后就是问：你们想不想看我跳舞啊？大人们当然说想看，于是我就开始表演……”
      郑凯南在回忆她童年生活时还提到“幼儿园举行过一次讲演比赛，让小朋友们讲故事。别人都是讲小白兔大灰狼，我一上去就自报家门：小甲班小朋友郑凯南，讲的故事是《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满堂皆惊！把大家都听傻了！绘声绘色讲了半个小时。后来老师们都喜欢听我讲故事，因为那时很多幼儿园的老师就是大学的工友家属，文化并不高。其实我都是看连环画看来的。特别喜欢讲故事！上中戏考导演课，就要考讲故事，我是全班第一，讲的就是我父亲的故事。”
      她还说到：“要说吃苦，我根本就比不上很多同学和知青朋友们，甚至在童年时期因为是“独女”，在生活上很是优裕。记得父亲每次去凤凰山下的新华书店，都要带着我。自然每次都会为我买一本连环画。那是有几家时能经常给孩子买连环画的？我就有这种权利。我把那些连环画都编成号码，弄得像图书馆一样，很多小朋友还来找我借书呢。”
      葛家和郑家都是安徽人，两位夫人又都是家庭妇女，白天就在一起带小孩，拉家常，两家关系很亲密。葛懋琛和郑凯南都是同年出生的，郑凯南大月份。小时候葛懋琛和郑凯南经常玩在一起，郑凯南天生就会扮戏，她要葛懋琛演《白蛇传》中的许仙，她扮白娘子，郑凯南怎么教葛懋琛就是不会，常逗得两家大人开怀大笑。
      郑家的南面王学膺家教授家，他家人多，有10口人，住了两户18、19号。王伯伯去日本留过学，是湖大教授，他也是地下党员。他的夫人李玉是湖大子弟小学老师。王伯伯家小孩多，记得男孩有王泽行和王泽沛，女孩王泽蓉和王泽济，王泽沛与我哥哥同年，在子弟小学同一个班，王泽行和王泽蓉是大哥大姐；王泽济比我大一两岁。因王家有两套房，父母和老人住一套，孩子们住一套，所以我哥哥常去王家兄弟那屋里做作业，也带我去他家玩，没大人在边上，不受局促，玩的很尽兴。
       1953年底，湖大撤销，王伯伯是湖南师范学院筹委会三个副主任之一，主任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朱凡，我父亲金先杰是筹委会委员。湖南师范学院成立后，王伯伯被中央教育部任命为湖南师范学院办公室主任，父亲也同时接到教育部的任命。湖南师大校史中有这样记载“院筹委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下设行政和教学两大组织机构。行政组织设办公室、教务处和总务处，王学膺、金先杰和姜运开分别兼任负责人。1953年10月16日，教育部任命金先杰教授为湖南师院副教务长。
      办公室设秘书、人事和教育三科。教务处设教务行政、教学研究和出版三科并领导图书馆、公共俄文和体育组。总务处设总务、财务会计、膳食和卫生四科。”
    在筹建湖南师范学院的初期，王伯伯、我父亲和姜新纪的父亲都做了不少的工作，当时师范学院没有正教务长，父亲是1956年入党后才被任命为正教务长的，这是后话了。
      因工作关系，又是邻居，父亲和王伯伯多有来往，王伯伯经常在晚饭后来我家找父亲谈工作和聊天，我家人少，相对比他家安静些。1954年我家搬到新至善村后，两家才走得少了。大概是1956年，王伯伯离开湖南师院调到省历史考古所出任副所长，后去湖南省哲学研究所当所长，哲学研究所后改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他是院长。王伯伯调走后，我父亲和他在在省里开会时还常见面，只是我再没见过王家兄弟。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金盆岭建起了湖南省革命陵园，我父亲的骨灰也移到革命陵园三楼第一排的柜中，在一次扫墓中，我哥哥意外的发现，父亲骨灰盒左上方过去两格竟是王伯伯的骨灰盒，生前他们是至善村的邻居，死后又成了邻居，正好也是隔着两户。
    葛伯伯是1966年7月因哮喘病去世的，享年52岁，我父亲是1966年11月因癌症去世的，比葛伯伯晚四个月，他只51岁，和葛伯伯年龄接近，在至善村又是隔壁邻居，几乎同时被病魔夺去生命，两人都英年早逝。
    父亲与王伯伯、葛伯伯都是至善村的紧邻和至交，他与葛伯伯同年去世，与王伯伯陵园相聚，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

1953年湖大师专一年制毕业生集体照，一排右四是我父亲金先杰，当时父亲是湖大师范专修科第二副主任，照片地点是新建的湖大大礼堂。

照片局部放大，一排左二带眼镜者时王学膺教授、右一是我父亲，中间的几位领导是谁？有谁认识？

老湖大的通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