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恋爱，更不准结婚。某班的一位女同学，毕业分配了，上了火车了。有人举报她怀孕，学校在开车前10分钟将她揪了下来，取消分配，开除学籍，送回原籍当农民。（多少年后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干部待遇。）并在全校大会上宣示和批判。

 为了达到学生之间互相监督的目的，实行所谓“轮值”制度。每个班执勤一个星期。上课铃响，执勤者象军人一样开到各间教室，登记各班迟到人数；就寝铃响，执勤者如幽灵一般潜到各间宿舍，耳朵贴到门上，听里面是否有说话声。发现任何“违纪”现象都记录下来，周末在大黑板上毫不留情地披露。使得班班自警，人人自危。

 当时在我校搞基建的“省建六公司”，常在星期天晚为他们的员工放映露天电影。电影就在几十米外的操场，我们必须自习，不准去看。

 年终经补考只要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就留级。如果有三门以上不及格还取消补考资格。我们的上一届，即学校第一届，入学时220人，四个班。毕业时95人，勉强凑成三个班。减少的人数除劝退，开除，参军，自动退学的外，绝大多数都留到了我们这一届。

 13年全日制学习生活，我前后经历三个母校。这最后的“母校”，给我的“遗产”最多。老红军的王副校长曾在“文革”后向我们道歉，说当年太“左”，将我们管得太严，一定程度摧残了我们的身心。老红军的话当时还有几个同学听到了，可不是我瞎说。

 这位老红军当年分管生活和后勤，并不管政治和教务，他道歉了。当年那些真正管“大事”的书记，校长们却不知所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