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根除恐怖主义

　　    美国《时代》周刊在“911”十周年来临之际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过去十年对美国来说是悲惨的十年，只有6%的民众认为美国已经走出“911”事件的阴霾。“911”事件也改变了美国人的国际观，“后911”时代的美国人更趋向于“孤立主义”。有约6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过多地干涉了国际事务。许多受访者认为，美国应该更关注于本国事务，与其关注巴基斯坦问题，不如在解决美国国内庞大的赤字、政治僵局、飙涨的医保预算成本等问题上多花些精力。

　　我们究竟如何看待过去十年的国际政治秩序？“911”事件后一度盛行的“文明冲突论”是否具有对恐怖主义的解释力？反恐战争到底何时能够结束？围绕相关问题，我们专访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Franci s Fukuyama）。这位以倡导“历史终结论”而蜚声全球的著名政治学家告诉本报记者，“‘911’并不代表一个非常大或者非常重要的历史趋势。美国对‘911’的反应是过度的。”他承认：“如果‘911’袭击失败，那么过去十年的历史会非常不一样。”

　　“911”事件以后，美国的反应是过度的

　　文汇报：“911”事件十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回顾来看，您觉得“911”事件的发生是始料未及的偶发事件，还是已经可以在全球政治关系中找到一些线索，早晚都会爆发的极端事件？

　　福山：“911”事件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偶发事件，它并不代表非常大或者非常重要的历史趋势。只能说本·拉登和基地组织运气比较好而已，成功策划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攻击，杀死了很多美国人。但我不认为基地组织就代表中东地区的大趋势，这些非常激进的少数派并不能吸引很多追随者。

　　“911”事件后，美国的反应是过度的。发生在阿富汗的战争是可以理解的，但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错误了。美国的介入导致大规模反美浪潮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在那些地区的骚乱。试想，如果“911”袭击失败，那么，过去十年的历史会非常不一样。换句话说，我不认为“911”事件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是必然会发生的。追随基地组织的人也明白袭击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否成功。的确，这是一个危险的组织，我们需要予以控制。这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事，美国应该在事先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方面做得更好。事实也证明，只要美国政府动员起来，阻止恐怖主义，效果将会非常明显。你看，“911”事件以后，过去的十年，再也没有一次袭击能够在美国本土得逞了。

　　文汇报：“911”事件发生的当天，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正在上海访问，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这位著名思想家就表达了对此后人类历史进程可能出现重大转折的担忧。现在，十年过去了，“911”事件究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福山：其实，我并不认为“911”事件会带来巨大的结果。我想重申的是，基地组织并不代表中东地区在政治方面非常大的趋势。本·拉登之死可能让基地组织变得更加不重要了。相比之下，眼前发生的变局可能影响更大，反应出阿拉伯世界对民主的要求。阿拉伯人民对他们国家的政治治理并不满意。这可能是过去几年最重要的一件事。

　　文汇报：但是，“911”毕竟还是改变了美国外交的关注重心。

　　福山：“911”袭击使美国人对恐怖主义忧心忡忡，很难放松下来关注其他事情。在衡量事情重要性上，这是一个影响因素。幸好，我们现在变得更加平衡，能够判断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威胁了。

　　文汇报：“911”发生后，全球金融危机是又一个重大事件。有人说，“911”事件从政治上挑战了西方文明，而金融危机则从经济上挑战了市场经济。就这两大事件而言，哪一个对您的冲击更大？它们是否修正了您此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

　　福山：我不认为两者是根本性的挑战。就像我前面说到的，“911”事件来源于一小撮少数派，导致美国反应过度，导致随后十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争，但我不认为它会带来非常长期的影响。它也不会动摇西方文明的根基。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更重要些，但它不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模式的问题。过去几年，美国过度强调自由，类似“华盛顿共识”那样的思路，非常倾向于放松对资本的监管。银行业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监管，它所冒的风险就可能会给其他所有人带来损害。这就是危机发生的路径。这也是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危机。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都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并没有发生危机。所以，这不是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而是资本主义某种方式的危机。

　　恐怖主义是弱者使用的武器

　　文汇报：本·拉登在“911”十周年之际被击毙，对世界历史进程而言，仅仅是巧合，还是具有某种隐喻意味？有人认为，拉登被击毙后，反而给反恐带来很大的不利。您认同这样的观点么？

　　福山：我认为它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一个巧合。目前基地组织内部并没有出现像样的领导力量足以继承本·拉登，由此，该组织会非常弱化。我认为该组织正在失去影响力。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新的问题正在产生，新的基地组织力量也正在出现，比如在也门，加上那里的政治骚乱，形势有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现象。

　　我也并不认同美国的重心仍旧在反恐的说法。的确，击毙本·拉登对奥巴马的支持率有很大帮助，毕竟是他杀了本·拉登。但我不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重心还在基地组织上面。我们有很多问题有待处理，比如阿富汗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本·拉登的问题，还有塔利班问题。这可能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点。奥巴马提出从阿富汗撤军，但成功撤军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立。所以，这仍将是一个问题。

　　文汇报：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推行的民主化并没有让美国感到更安全。您怎么看西方民主在这些国家所遭遇的困境？

　　福山：民主的出现需要很长时间。伊拉克的民主，时间还非常短，并未形成很好的机制，可能需要一整代人的努力，民主才可能牢靠地建立起来。埃及等国家要建立民主制度，也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那些国家的政权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如果能够在那里建立起非常稳定的民主，最后就会优化经济和贸易关系、改善政治合作。所以，民主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它需要一个过程。

　　文汇报：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遭遇强烈反对。反恐需要全球合作，而单边战争可能缺乏道义支撑。像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机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遏制单边、霸权和恐怖主义？

　　福山：过去以来，很多事例表明，联合国安理会不管在遏制单边行动、还是在解决安全问题上，都没有太多作为。事实上，安理会和联合国的作用，并不能只是简单地制止人们使用武力。对遏制武力和推动全球合作这两方面而言，联合国的表现非常软弱，在安理会中要达成共识非常难。

　　文汇报：如果联合国难以发挥作用，而目前我们又没有其他机制来反对恐怖主义，那么，人类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去最终根除恐怖主义呢？

　　福山：很可能的情形就是：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根除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弱者使用的武器，如果没有强大的武装，他们只能诉诸恐怖主义，来逼迫反对力量改变。只要存在力量不对等，恐怖主义就会永远被人使用。这种普遍性的问题会一直存在。但是，具体到那种极度激进的屠杀式恐怖主义，那种建立在错误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恐怖主义，则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了，我认为它会终结，20年后，可能很少有人再想到这种恐怖主义了。

　　共性问题促成了全球合作的需要，却不会创造出全球合作本身

　　文汇报：“911”后，人们讨论更多的，是一度沉寂的“文明冲突论”，不少人认为您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似乎站不住脚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您认为“文明冲突论”合理么？

　　福山：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同亨廷顿有过许多辩论，《文明冲突论》一书的核心观点就是，文化决定行为。虽然现代化带来了很大的变革，但实际上人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他们不同的文明形态。这就有个疑问，即文化能否穿透漫长的时间，影响到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或者说，现代化最终能否促成人们在文化上趋同？举例来说，以前沙特政府为了维护伊斯兰习俗，曾从南亚雇佣了50万海外劳动力为女性开车，但是现在，沙特女性也要求和男性享有同等权利。这充分说明，不同文化经过现代化洗礼后，在应对某一问题时会有共同的解决方案。据我观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现代化的行为上表现是类似的，阿拉伯世界就是一个显例。借助因特网或四处旅行，文化、文明很难再主导人们尤其是新一代青年人的行为了。

　　文汇报：有人相应提出，文明内部的冲突其实更加严重，如贫富差距、生态危机等，这种共同的危机才真正构成了人类文明之间对话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些共性问题是否更能够成为人类未来的主题呢？

　　福山：我认为，诸如全球变暖、疾病、贫困等共性问题，促成了全球合作的需要，但它们并不会就此创造出全球合作本身。人们仍旧被分散在各个国家之中，需要首先满足的是本国利益，所以，很难形成全球共同体。很多时候，这些共性问题其实也正是冲突的来源，比如，在水资源问题上应当实现合作，因为河流会从一个国家流到另一些国家，人们共享着河流里的水。但这种现实在很多时候带来的却是冲突乃至战争。所以，现存的共性问题并不会自然而然产生和平的解决方案。从某种角度来说，日益上涨的商品价格意味着全球对原材料、商品、水资源等等东西的竞争将日趋激烈，这也是导致冲突的一个因素。

　　文汇报：如果共性的问题都无法为我们带来合作与和平，那么我们还可以指望什么呢？

　　福山：我们需要很好的政治领导和组织。全球是由国家组织起来的，这就要求领导者们创建出好的机制，还要创建出组织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组织，比如世界卫生组织能够很好地处理跨边界的传染病问题，我们也有了处理气候变化的组织，尽管现在进展还不是太快。议题不同，情况也会不一样。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合作，需要的是比现在更多的机制。

　　文汇报：从G7、G8发展到今天的G20，这些机制究竟对全球治理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福山：G20是对全球的权力转移所做出的非常重要的认可。权力从美国、欧洲、日本扩大到“金砖四国”，这对于增加G20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合法性是很重要的。但是，G20现在还难以真正扮演过去由G7所扮演的协调者角色。当然，现状并不代表未来，问题在于，从7个国家一下子增加到20个，G20甚至也可以变成G30，很多国家被包含在其中，而组织越庞大，就越难协调彼此的行动。我认为G20需要创设一个强有力的秘书处，要有工作人员，或者是在这个庞大的20国组织中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真正来协调20国的行动。一般而言，组织越庞大，成员越多，其运作的效率也就越低。

　　“金砖国家”崛起是过去十年国际政治的唯一重大变化

　　文汇报：您曾经提到，“911”之前，许多国际危机都是由弱国或失败国家所引发的，但是“911”的出现表明，弱治理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金融危机的发生似乎进一步强化了您的这一观点。如今看来，全球是否开始找到解决弱治理的好办法了？

　　福山：不幸的是十年后，我们的工具并没有比过去更好。针对依然存在的索马里问题、阿富汗问题等等，国际社会也曾经试图努力去做出一些改善，也做了一些事，比如就人道主义危机而言，海地去年经历了大地震，国际社会就介入其中，抢救出大量人员，搭建了临时救护设施，为灾民分发食物。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但是，在真正建立起稳固的全球治理机制方面，也就是让这些国家真正成长起来、未来能够自力更生地解决自身的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很多成功。部分原因在于，要在失败的国家建立起良好的治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也是我写作新书的原因所在。

　　文汇报：从目前情势看，包括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所掌握的资源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消弱了一些国家的治理能力。这对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构建来说是否是一个坏消息？

　　福山：情况非常复杂，这可能是一个坏消息。弱政府的当权者由于国际组织的出现，其权力被日益削弱了。另一方面，这些政府本身非常弱，不能为本国人民提供诸如医疗、教育之类的基本服务，所以，国际组织在这些弱政府失效的地方就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也不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只能够在特定领域帮上一些忙，难以使这些弱国真正强大起来，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这样做总比没有人做任何事要好些。

　　文汇报：您在新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提出，政治问责（political accountability）对于现代国家政府具有决定性意义。目前中东国家出现的变化是这种政治问责缺乏所导致的吗？南欧“笨猪四国”出现的国家溃败又是怎么回事呢？

　　福山：所有中东国家的独裁者都缺乏这种政治问责。萨达姆在那里执政40年，穆巴拉克执政有30年，没有办法让他们下台。至于南欧的问题却非常不同，希腊的危机源于非常差劲的经济政策，加入欧元区以后，他们一直都在增加消费和支出，却没有提高自己的生产力。

　　文汇报：在您看来，过去十年的国际政治秩序究竟有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

　　福山：我认为过去十年的国际政治中，唯一的重大变化是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在全世界崛起，开始占据主要位置，从而动摇了美国、德国在柏林墙倒塌以后20年间所建立起来的世界格局，使世界转向更加多极化。全球体系的权力被分配给更多数量的国家了，这是过去十年最大的故事。同时，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进程，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非常慢，而“金砖国家”的增长非常快。其实在金融危机之前，这种权力转移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文汇报：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能否给世界历史带来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福山：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其中非常明显的就是不同模式的国家，也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有非常能干的政府，的确是西方模式的替代方式。我反复强调，长期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不同模式的可持续性。从短期来看，中国的模式的确做得非常成功，相反，美国政治出现了很多问题，让我们无力去解决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摘自《文汇报》 作者  田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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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永远也不会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