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经两三年紧锣密鼓的建设，食堂，平房教室，附属工厂，教工宿舍相继落成。管理机构不断充实。一大批不授课专抓思想工作的老师集合在“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授课老师则集中在“教务部”（下设若干科室）。变成了一间学生不多，教职工不少的“大”学校。

 讲政治的会议（反修防修，拒腐防变，做革命接班人等）越来越多，而且总有使我不安的“信息”。比如：发现某个“小集团”与外校学生有联系啰，有人在厕所捡到某人的反对日记啰，有人看反动小说啰......这样的压迫性的“暗示”从学校高层终于坐实到我们班上，坐实到我们三个犯了“反动文风”错误的人身上。我想，其他两人是农家孩子，不会“与外校学生有联系”。只有我曾在墙报上刊出过外校学友的文章。自己一贯三歌颂，四感恩，怎么会写反对日记呢，日记又怎么会掉在厕所呢？心里着实忐忑，也不禁有些害怕，害怕被误解。

 一个人如果仅是被别人放大了某些缺点错误，比如骄傲自满，不守纪律，自以为是之类，固然也会有些怨气；但如果将其优点，比如歌颂祖国人民，歌颂党和领袖，作180度的反向放大，那就简直有些气愤了。当这种“气愤”还不能申诉时，其纠结郁闷就不难想见。

 班主任多次找我谈话：“怎么称自己的文章叫‘习作’呢，不是太骄傲了麽。有人看了一本‘红与黑’就变质了，你要注意呢。修正主义正与我们争夺下一代呵。”我说，那就交出我的日记给你们看吧。“好呀，向组织彻底交心，好的。我们派两个同学与你一块回家去拿。”班主任担心我临时烧毁或隐藏“有价值”的东西，当即决定“派两个同学”。

 放假回家那天，团支部书记和另一位同学与我寸步不离，步行30里直达我家。三人六只眼将我家里的一摞“资料”：日记，信手涂鸦的“习作”，朱同学和滕同学写给我的信件，甚至我小学初中时的作文本，一一包好捆牢，拿走了。

 我不知道这两位同学是当天还是第二天赶回学校“交差”的。经过以后若干年若干次的反复观察和试探，我确切地知道，他们两人都没有偷看那些“资料”，遵守了“政治纪律”。在那个年代，有些“左派”，人格还是健全的，心灵也是纯洁的。这也是我几十年仍尊重他们，并把他们看成朋友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