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连成》邱苏滨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作者 桑永海

　　一张老照片，有轨电车站。车来了，女子上车，抬腿处，旗袍的下摆微微掀起……

　　这张照片的视角是男性的———肢体的摆动，女人的腰肢，若隐若现的小腿。

　　顺着旗袍的开衩往上看，松软的发卷，一颤一颤地绕过耳际，遮掩着面颊，比如阿拉伯女子的面纱。那脸也是瘦的，是旧小说里的那种瓜子脸，按照比例，大约是唐代贵妃杨玉环月盘脸的三分之一。

　　上海女人在那个时代都是瘦削的。

　　说到上海女人的瘦，这就又要想起张爱玲，她的那种瘦，好像不曾发育完全，是一个女生的样子。美丽园，胡兰成初次见她，竟不知道怎么办，只觉得天地都不对了。

　　张爱玲的母亲黄女士，瘦得楚楚可怜。那日从欧洲的船下来，姑姑忍不住道：“那样的瘦，哎……”

　　那腰身，仿若初春的柳条，一折，会断裂的。

　　见过张爱玲继母的人，第一印象也是瘦。张爱玲的继母是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用番，姐姐是盛宣怀家的媳妇。

　　姐妹两个拍了一张合照。一样的颧骨，一样的嘴唇，一样的腰际，一个巴掌就可以卡住。

　　中学期间，张爱玲最自卑的，是穿继母的旧袍子。李鸿章家族的后代，怎么就穿起继母的旧衣服来了呢？因为都有盈盈的细腰。

　　继母过门前，知道张爱玲也是一把骨感的女子，便收拾起自己穿过的旗袍，装了一大箱子，随嫁妆，带了过来。算是示好于张爱玲。

　　张爱玲委屈。在梦里，因为穿旧衣服，居然哭醒。

　　那天，站在阳台上看风景，风吹过，父亲一回头，正好看见张爱玲与继母的侧面，道：“你们真像。”说完了，心虚，尴尬地一笑。

　　张爱玲偏过脸来看，也觉得像，觉得对母亲是一种背叛，赶紧笑笑，走开了。

　　盛宣怀家的几位小姐也都是瘦，比如一支铅笔，瘦里面有一点子尖刻，一点子哀怜，一折，就碎在那边，再也拼贴不起来了。

　　法国女人吃不胖，上海女人如斯。晚秋，在张爱玲公寓里的L'Bookcafe做名媛旗袍展。马文是沙龙女主持。每次沙龙活动，她总是一个个电话打过去，要求女士们务必穿旗袍。

　　她是黛玉般的身材，宝钗般的圆融，一件薄料子的旗袍穿在那里，曲线分明，是毕加索的炭笔风格。因为她的坚持，她身边的女人都去做了旗袍。她痴迷长跑。国外度假，也当是运动会，天天跑得大汗淋漓。这样，她就一直如高中女生，有抽芽的细嫩、笔直在里面。

　　那次旗袍展，严仁美女士奉献了宋美龄的居家旗袍。

　　严仁美是上海总商会会长、通商银行第一任行长严筱舫的女儿，20世纪80年代去美国探望宋美龄，宋美龄送她礼物，旗袍是其中之一。

　　送旧衣服，算是一个念想。这件旗袍，紫色，暗扣，清清爽爽，不带一点装饰。

　　宋美龄，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餐，一根西芹，盐水里蘸蘸。一百岁，还口红柳眉旗袍高跟鞋，其身材可以给美国牛仔裤做广告。

　　席家双胞胎姐妹，父亲席德柄是苏州席家后代，曾任中央造币厂厂长。夫人黄玉珠，天生的美人身段，一件素色旗袍，一张饱满的六角脸，不见一点首饰，却是无敌于天下。

　　生了七个女儿，也是老天开眼，各个精致美妙。

　　其中一对双胞胎姐妹，更是出水芙蓉，门前追求者无数。

　　1941年，父母决定送双胞胎姐妹去美国留学。

　　船未靠岸，太平洋战争爆发，交通中断，上海的钱，无法到达。姐妹两个去大使馆求救。

　　大使馆见姐妹两个英语流利，当下给了她们一个工作：教美国大兵华语。

　　她们伶俐、美丽、娴雅，深得美国军人宠爱。

　　上海的母亲失去了与女儿的联系，以为她们遇难。惶恐担忧中，罹患伤寒症，不治身亡。

　　战争使席家美女成熟，她们成了坚强乐观的职业女性。

　　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谪仙记》，取材自她们。

　　席与明的旗袍，是她做了少妇时的衣裳，英国料子，极其薄的呢子，黑底，斑斓的花，硕大，灿烂，开满全身。那蜂腰的尺寸，令在场的年轻女模特惊叹不已。

　　50年代，中国与苏联谈恋爱，上海女子流行列宁装。中性色彩，隆起的垫肩，窄袖，将手臂修饰得更加修长，从胸部开始收腰，到了“S”部位，果断地一刀下去，比如把那里挖去一块，女性的曲线立即乍现。上海女人最会得于无声处露峥嵘，一条丝巾，或者一截蕾丝花边，在领口演绎出一点妩媚。

　　“文革”中，上海郭家的小姐到北京访问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

　　四合院的厅堂里，康阿姨见郭家小姐太瘦，有心给她补充营养。问：“想吃什么，说，我给你做。”

　　郭家小姐道：“想吃西餐。”康阿姨听了一惊，道：“这个可不好办。”

　　康阿姨还是差遣女儿花了几天的时间准备食材。

　　约了几个京城里的上海女子。晚宴那天，客人来到康家门前，大冬天的，卸下厚实的大衣，一个个，婀娜的旗袍，玲珑地跨进客厅，笑吟吟一声：“我来啦！”

　　桌上，味美思葡萄酒，银餐具，水晶杯，蜡烛台。文雅地吃着。

　　其中一位女子忽然伤感起来。她道：“前些天，在莫斯科餐厅走廊看见张伯驹，手里托了一片面包、一块黄油。很小的一块黄油。大约带回去给潘素。”

　　听罢，康同璧那边一声叹息。继续，小口喝汤，小心地切下一片牛肉，放进嘴里，细嚼慢咽，然后，啜一口白水……

　　上海女人吃不胖，因为她们经过文明的训练，懂得了科学的进食方式。

　　2011年1月，国际饭店，同著名语言艺术家刘广宁同桌午餐。

　　总经理出面招待，菜肴丰盛。刘广宁出身外交世家。从小爱读张爱玲。张爱玲住在卡尔顿公寓，用“梁京”笔名写《十八春》，在《亦报》上连载。刘广宁一篇篇剪下来，收藏在女孩子的抽屉里。

　　刘广宁声音华丽甜美，是译配“公主”的首席，或者说是专业户。

　　但见刘广宁，虾仁一个，烤鸭一片，海参寸段，香菇一朵……

　　主人说，我们这里的蝴蝶酥绝对不一般。

　　刘广宁拿起点心，掰下一块，送人口中，看她的动作，譬如看青衣的身段。

　　主人殷勤劝菜。刘广宁道：“少食多滋味。我外婆一直这样教育我们。”

　　所以，刘广宁70岁了，还是曼妙。

　　女贞汤

　　这些年来，表演艺术家黄宗英多了一句口头禅：“我有老年痴呆症，记得过去的事，记不得现在的事。”她说得很严肃，但没人理会。

　　黄宗英爱喝一种叫“腌笃鲜”的汤，属于宁波菜系，配料是鲜腿肉、咸腿肉和春笋，放在沙锅里焖煮。而笋是这道菜的灵魂。

　　去了北京，这汤就喝不着了。20世纪90年代，北京还没有春笋卖。春天，我特意托人捎去莫干山的鲜笋。
　　电话里问：“笋收到了没有呀？”

　　黄宗英道：“没有啊，没有收到你的笋呐。”口气是很坚定的。

　　我去追问。被询问者很无辜道：“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可能！”

　　这种事渐多起来，人们才对黄宗英的口头禅认真起来。要紧的事写下来，白纸黑字，传真过去，算是凭证。如此避免了许多冤枉官司。

　　有段时间，黄宗英热衷于织毛衣，一笔一画，十分努力。初始，以为是消遣，久了，才知道毛衣是还人情的。

　　书法家黄苗子送了黄宗英一幅字：“归隐书林”，黄宗英以为珍奇，感激得很，无以回报，遂日积月累，编织毛衣，以示心迹。黄宗英的这点风骨，与她晚年的丈夫、翻译家冯亦代一脉相承。

　　上海时期，冯亦代也算是洋场阔少，然而不纨绔浮华，以傲爽俊逸、仗义疏财著称，有人落难有人缺钱，有人需要疏通关节，都得到过他的接济。那种做派，一如盛宣怀的外孙邵洵美。当年沈从文送丁玲回老家湖南，盘缠就是从邵洵美那里拿的。有地下党一时走不脱，冯亦代拿了银元租了旅馆帮助躲避，还摆酒席招待。

　　人，都想有棵大树，累了，可以依靠。那时节，人们称冯亦代“二哥”，黄宗英也跟着叫。叫了哥哥，心里就像是有了依托。

　　“文革”以后，黄宗英失去了赵丹，冯亦代亦失去了安娜。哥哥妹妹亲亲密密做了夫妻。婚后，黄宗英照例称冯亦代为“二哥”。问二哥是否疼爱妹妹，黄宗英斜刺冯亦代一眼道：“他木知木觉拎不清，一天到晚，只晓得看书，写东西。”

　　黄宗英在电影《家》中扮梅表姐，那种幽深细致的眼光是迷死过几代人的。而黄宗英却是一个转身，走人书房，做起文人来。一手好文章，字亦娟秀，且规矩森严：上午不接电话，不接待客人；中午不赴酒宴；下午小憩之后，会见发过帖子的朋友；晚上没有应酬，因袭着上海洋派人家的做派，唱机上摆一张小夜曲，像是一扇屏风，挡去一点喧哗和琐屑。

　　回忆起上海，最是牵魂的是音乐学院附近有普希金铜像的那条街，许多约会都是从那儿出发的。

　　黄宗英在上海住过许多地方，只有一处才是她名副其实的寓所，湖南路8号。一扇花格的铁门，如隔三秋四季。弧形的阳台，草绿花红的小小院落。黄宗英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孩子，周璇的儿子也曾住在这里。

　　有一年回上海老宅，秦怡等好友各以看家菜谱设下酒宴。一巡一巡，待到辞谢告归时，好好的，一个趔趄，脚就折了，裹厚厚的石膏，坐在沙发上，照样讲笑。

　　黄宗英说：“我不怕死，我怕活得太长。让人讨厌就不好了。老年痴呆了很没有意思，活得太不好看了，把前面的好看给抹掉了，太冤枉了。”

　　黄宗英从小迷糊，大了也迷糊。经过南方公司的债务和与周璇遗孤遗产交割的两起诉讼，黄宗英依旧迷糊。她说：“凭良心吧，良心是比较准确的。”

　　1995年，与黄宗英一起晚餐，有过的一段问答：
　　———山坡上有一颗开满白花的树，你希望树底下有什么？
　　———有我。———有人送你一只箱子，你希望箱子里有什么？
　　———时间。———时间是什么？———像烟，没有踪迹。

      前些年，冯亦代过世，黄宗英便回了上海，住进了华东医院。一墙之隔便是胡兰成、张爱玲故事的发生地美丽园，这就想起了那一段倾城的乱世姻缘。

　　黄宗英住在那里，比如《游园惊梦》，花魂花精出没其间。

　　白天，她被轮椅推去理疗室。窗子旁，挑一副粉色的哑铃，初秋的阳光照进来，在她脸庞上描出了一层细致的线条。细一看，“呀”的一声，果真还是当年的那个甜妞。

　　以为她就这样老去了。一日，惊喜地看到她开始写专栏，字很少，也就五六百字，写的是人生的小风景。只有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才读得出里面的山水。

　　她用这样的方式继续熬煮着人生的那锅好汤。

　　1960年，警察局长沙利文以一则批评性广告诽谤为由，将《纽约时报》告上法庭，并申请巨额赔偿。二审失利后，几乎被各地政府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奋起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澜，在此案判决中宣布“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维护了媒体、公民批评官员的权利。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刘易斯以这起里程碑案件为线，向前向后追溯与展现美国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的司法历程，并反躬自省媒体权利的发展与误区，使言论自由这一广受关注的话题得到了具有历史纵深的诠释。

　　没有晦涩的法律术语，没有艰深的法律理论，刘易斯不愧是讲法律故事的高手，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娓娓道出美国联邦大法官如何甄别宪法真义，力挺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权利，铸就言论自由史上里程碑的故事。刘易斯以记者视角和生花妙笔，不时穿插大量逸闻趣事，将整个案件的演变过程娓娓道来，全书逻辑清晰，语言简洁，通俗易懂，读来既有历史小说般的宏大翔实，又宛如侦探小说那样引人入胜。一书在手，纵览美国人民两百余年为言论自由不懈奋斗的历史，不禁让人五味杂陈。

　　“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1784年，《费加罗的婚礼》在法国首演，剧作家博马舍的这句话从此传遍世界，成为文学艺术的创作箴言，如今也是法国发行量最大的《费加罗报》每日印在报纸上的刊头语。今天，重读此话，仍值得我们细细回味。民主是一个进程，美国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从来也不是从1776年建国伊始就一蹴而就的。当我们赞叹美国的新闻界独立于政治，对政府运作和公共事务能够发出独立的批评声音，无愧为制衡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的拥有第四权的“无冕之王”时，又有多少人知道在为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奋斗的漫漫长路上经历了多少无法想象的漫长和艰辛？

　　英美普通法系不同于我国的制定法系，在“三权制衡”的国家体制中法官享有部分的立法权，而1801年的“马伯利诉麦迪逊案”更是确立了联邦最高法官享有审查法律是否违宪的司法审查权。1919年，霍姆斯法官和布兰代尔法官通过“艾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首次用宪法第一修正案支持言论和出版自由，认为《反间谍法案》违宪，认为言论不能轻易钳制，除非有“迫在眉睫地威胁到合法、紧迫的立法目的”，才能对言论予以限制。而最高联邦法官们通过沙利文案，终结了美国关于煽动性诽谤的观念，言论自由的外延得到了扩展，对政府的批评性意见得到了更多的保护，也就是“自由辩论中错误在所难免，如果自由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的意见”。多年来提倡“人民对政府的任何评论，都享有免责权”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在听到此案判决后说：“这是值得当街起舞的时刻。”

　　刘易斯独家获得布伦南大法官珍藏的私人文献，将该案判决内幕抽丝剥茧，缓缓展开，该书不仅包括了对案件事实的陈述，也引述了部分大法官判决意见中关于什么是言论自由，什么是新闻自由，什么是出版自由的法理思考，以及这些法理在该案前后各个不同案件之间的异同、继承和发扬，最终确立了美国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受政府事前限制的法律秩序。该书中也不乏各种关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和内涵进行思考的妙言警句，例如“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和“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之责”等等，进一步引导普通读者对于何为言论自由、何为出版自由进行更深的思考。

　　刘易斯的作品条理清晰，通过梳理此案，有助于读者理解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如法官如何在个人免遭诽谤的自由和人民讨论公共事务的自由之间进行抉择等问题，那些对最高法院关于言论自由的裁判感兴趣者，此书值得一读再读。对今日中国的普通读者来说，此书也并非没有现实意义，郭美美事件一出，红十会广受质疑，故宫碎瓷事件万人惋惜，微博消息与辟谣联盟让人困惑，或许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在今天的中国重读这段关于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不禁让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