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丑化那个年代的意思。请读帖者别抡大棒。相反，我对那时许多方面的不少“亮点”始终肯定。对全国人们同心同德，克服困难，心存感动。对上层官员，官二代以身作则，共度时艰，心存感佩。）

 近读关于易中天自认是“流寇”的一篇文章，说他1965年18岁唱着红歌奔赴新疆时，还是蛮“左”的。是饥饿使他“左”不起来了......

 饥饿除了使人“左”不起来，似乎也能降低人们的道德水准。同学之间就少了“君子风度”。我们吃饭是8人一桌，两小碗斋菜，两小脸盆蒸饭。每盆饭需划个“十”字成四坨，一人一坨，菜要分成八份。“划”和“分”的“活计”轮流值日，饥饿逼得不少人在“划”“分”时巧用“技术手段”，以使自己多得几十分之一。饥饿也是一座大学堂啊。我曾感叹吃了几十年食堂饭，就是指这种“包饭”，不是那种各人自窗口购买的“自由饭”。

 几十年后的今天，同学聚会酒醉饭饱后，只要谈到这些往事，立刻苦涩并苦笑。

 本就饿饭，还要“大搞劳动”，第一学期劳动两个月。或农业劳动，或基建劳动，都是很“劳其筋骨”的。劳动花去的时间，学校便以压缩寒暑假，压缩星期天来弥补，使我们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每天十个课时，两头不见天。我这个对读书极有兴趣的人也深感太累太苦了。（多年后我们去见老校长，他竟然诚恳向我们道歉，说当年确实将我们管得太严，太“左”了。）

 在饥饿，苦累的煎逼下，不少“好人”变成了“坏人”，我们班就诞生了这样一个“坏人”。其“影响”比我的“撒尿”还要伟大。

 一天的晚自习完毕，大家回宿舍就寝时，突然发现了异样：大彭小彭都说衣服不见了，散碎银子不见了，陈同学说带来的炒米粉不见了，我的箱子被撬开，里面的6斤粮票不见了，同时，S同学也不见了。

 这不用任何侦查手段就可锁定嫌疑人。报案后，学校保卫部门几次到S同学在望城的老家追查，反复做工作，终于承认。但因家里一贫如洗，没能力赔偿。我的粮票经曲线运行早进了他的肠胃，旧衣物和散碎银子早没了踪影。最后是开除了学籍。那个年代是“处分”重于经济赔偿的。（按现行法律，S同学当年未满18岁，学校是其监护人，我们有权向学校索赔。）

 失去6斤粮票的我，先是向几位农家同学讨借（一人只能借一二斤），然后努力节约用饭，慢慢归还，其苦况无以名说。那是1961年啊！如果是1963年后，花几角钱“买”几斤粮票就不难了。有些事，必须看发生的时间和背景，粮票现在成了收藏品，我还有几十斤全国粮票保存完好。可在当年，那就是命！这不是耸人听闻，没亲历者体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