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江苏路285弄 
 

 
      上海西区的江苏路285弄像英文字母L，长的一竖通向江苏路和愚园路，短的一横通向镇宁路。长短线条的交叉处就是28号，张爱玲的后妈就曾经在此居住。
　　
      据房产档案记载，这一排小洋房建于1925年，上世纪50年代还非常偏僻，附近有大块空地，连到中西女中(市三女中)，有人种菜，甚至有人养羊。因为是一条死弄堂，洋房的墙篱笆非常低矮，没有人跨越，送牛奶的人只需把奶瓶放在花园外，陌生人除了花匠、邮递员、送鱼虫的乡下人，几乎看不到再有谁来。周围有数株大桑树，届时桑葚满头，紫得发黑，又大又甜。在桑树底下，曾经出现过蛇，我亲眼看到派出所的人用笼子将一条蛇抓走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场台风，将弄堂最后一堵墙刮倒，那半夜我印象深刻，如山崩地裂，狂风夹着一声巨响，房子也抖动起来。第二天，我看到后门以外是一地碎砖，另一个世界。仿佛大幕拉开，看到的是完全不熟悉的场景。墙后的人家住得这样破，这样烂，还有草顶房子。那些人试探着到这条花园洋房弄堂张望，以后，他们的孩子有些成了我的同学。
　　
      这些同学聪明透顶，常常使我自惭形秽。他们会创作一种“回文”，让人上当。比如：“纸头乱糟糟”，倒读变成了“搔搔卵头子”，“大自然的爸爸”倒读成为“爸爸的卵子大”。他们会让女老师倒读，在得手以后全体哈哈大笑。不过这批人大都没有逃脱4050的下岗命运，直到今天，日子也不比父辈好到哪里去。
　　
      当年的热闹是一阵一阵的。1958年的时候，弄堂有些不对劲了，一帮子人来拆所有建筑上的铁器，铁门、钢窗上的铁栅栏、我家的大落地窗的铁栅栏移门几个大汉都扛不动，用氧气瓶烧，好不容易拆下来。据说是拿到上钢厂去炼钢了，我只知道上钢厂是在很远的地方。
　　
      弄堂里的空地上，不知道哪里来的人也开始炼钢，挖一个坑，砌什么高炉，就在花园洋房旁边生火，穷烧，后来停了，一堆乱砖不了了之。每家还要贡献一种粉，就是将砂锅捣碎，捣成粉末，说是国家炼钢要的。
　　
      炼钢的事说没就没了，花园洋房周围开始建工厂，我一直不清楚人们对花园洋房是否有着强烈的排斥心理。工厂就盖在花园洋房旁边，车床对着家里的客堂间，搪瓷厂的烟囱在人家头顶天天撒煤粉。这不是一幅漫画，也不是大杨浦某个地方，这是上世纪60年代愚园路上海西区最最上流社会的社区发生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初期，285弄面目已经全非，铁栅栏拆光了。破汽车放在弄堂里，机油流得一地，弄堂露天露地变成汽修厂，安定坊也堆满电动机。洋房的汽车间没有汽车了，办起了生产组，老阿姨在里面糊纸盒。马路上拉劳动车的“大泼势”女人到洋房弄堂来找地方小便，就往绿化后面一蹲。临近省份的饥民开始来弄堂要饭。后来粮食供应出现问题。副食品也出问题了，家家在花园里种菜养鸡。以前的太太们见面，总是谈谈麻将台上的手气，现在开口问：“拿屋厢的鸡出蛋了哦?”报纸上开始宣传山芋的营养，大米不能全额供应，要部分换成山芋。弄堂开始堆山芋，一麻袋一麻袋，班级里的“猫狗”、“小宝”去偷，用铅笔刀削皮。大口大口地嚼，很自得。成年后，这两人成为职业“三只手”，先后判刑。
　　
      某些人对花园洋房和南京路是极端对立的。当年有一张非常出名的照片反复刊载，一队军人推着一长串粪车从国际饭店门口走过，意欲何为？当然大有深意。这绝不是本雅明对摄影的论断所可以解释的：“从消逝的东西中看到一种新的美。”粪车和现代商业文明，和曾经是灯红酒绿的地方“冲撞”，暗示对“人欲”的最后的一次荡涤，就要山雨欲来。
　　
      285弄弄口正对着284弄安定坊，安定坊弄口一边是大翻译家傅雷的家，一边是基督教惠慕堂，车床搬进去，教堂里行车吊车戳天戳地。我的同学就是牧师的儿子（牧师离特务还差一点点），我觉得他一直很自卑，从来没有开心过。
　　
      表面上，傅家的花园里，月季花芬芳吐艳，这是傅雷煮字生涯里最最热衷的事情。其实傅雷的家已经风雨飘摇，傅聪乘着出国参加钢琴比赛，“逃脱了”，这是弄堂里经常被议论的事情。
　　
      一个女同事秦明，就住在傅雷的房子里，她家里是军人。“文革”中，扫地出门的人家房子空关，部队的家属住进去，傅家类似。我乘机进去看看，厨房五六家人家在用，有点乱，也看得出以前傅家是体面的，留下硬扎的料理台，煤气灶老式的。每个房门高畅，很高很厚的深色门套。楼梯沿墙壁上去，扶手是大料硬木，有护壁板。
　　
      这个楼梯，1966年9月3日早晨，保姆周菊娣走上踏步去给三楼先生的卧室搞卫生，推开门，周菊娣呆住了，傅雷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任何气息，朱梅馥用白被单将自己吊在钢窗的横杠上。消息传出去，户籍警察左安民赶来，发现书台上有一个包裹，折起的地方用火漆封固，非常郑重其事，上面附有一纸，“此包由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朱人秀是朱梅馥的哥哥。经过请示，包裹被打开，里面有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书写清晰的遗书，这封遗书在一些地方发表过，但不显著，相比《傅雷家书》，影响小得多。除了表示自己并不反党，自己多余以外，还谴责自己教育出一个叛徒（指傅聪出国未归）。
　　
      有两点是提到保姆：旧挂表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六百元存单一张给周菊娣，作过度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一个小信封装有现钞五十三元五角，傅雷写明：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9月2日，夫妇往生的那天，朱梅馥对保姆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不要让自己死得太难看。
　　
      据法医分析，朱梅馥比傅雷晚走两小时，她看先生服毒后，慢慢剪开被单，打好结，怕一脚蹬开时弄出动静，用棉花胎垫好方凳，走了。
　　
      他们之前的遭遇，与许多人大致相同，批、斗、侮辱、抄家，花园里的月季花被连根拔掉。
　　
      傅雷是泰斗，是应该像菩萨一样供起来的呀！
　　
      我看《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时候经常浑身发抖，我对于他笔下的“真勇主义”既爱又伯，他纠正了弄堂对过一个从未谋面的少年对人生的看法，包括成长、友谊、异性、死亡。
　　
      那天我正好十五岁，我的生日，无法忘记。我要我母亲回忆那天我是怎么过的，她实在想不起来。
　　
      我还记得1964年的春天，我到傅家房子后面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同学家里“开小组”（按照老师的编排，几个人一起做作业），那个时候的安定坊真安静啊，小洋房之间的树密不透风，微雨，绿得透出油来，忽然飘来植物的气息，介于香与不香之间。涂过柏油的墙篱笆被开满白花的枝蔓压弯了竹梢，整条弄堂，寂静无人。但是谁知道，就在白花的后面，傅雷在喘息，两年后便自我了断。
　　
      愚园路往西一点点，1088弄103号，顾圣婴，也是自我了断，死期是1967年2月1日。
　　
      不重复关于批斗、耳光、开煤气的事情，不讲她父亲顾高地羁押于青海。这些网上都可以查到。
　　
      傅家和顾家深交，傅雷为顾圣婴介绍过钢琴老师，傅雷夫妇的死，肯定给顾家三人的死做了榜样和暗示。1967年1月31日，我的小朋友陆小燕追逐打闹，突然捂着腿高叫：“痛煞了！”旁边的小朋友说她“装腔”，小燕叫得越来越厉害，送到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才知道骨折了。打石膏、校正等事折腾到半夜，我弟弟和阿尼头（现定居纽约）两个十来岁的少年陪着。
　　
      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副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放在急诊室的地上，那时中心医院急诊室是老洋房的客厅，天冷放一个烧煤的铸铁炉子取暖，铁皮烟道在天花板下绕半圈。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阿尼头那年十六岁，从小练小提琴，老师是交响乐团的，知道音乐界的许多事情，他认出了躺在担架上的是顾圣婴。旁边大人们也在议论：……顾圣婴，顾圣婴。弟弟回忆起来，顾圣婴面孔雪白，头发塌在了地上。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副担架由护工推到太平间去了。这就是顾圣婴在公众面前的最后一次露面。接下来的事情，报道里回忆，三具尸体匆匆烧了，骨灰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
　　
      弟弟回忆1967年2月1日凌晨所见，那个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那年，顾圣婴二十九岁。
　　
      1989年暮秋，我见到年迈的顾高地。他已经八十高龄，他活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因潘汉年案在服刑，前难躲过后难。孤老头子已经没有亲人。和我一起去见老人的还有同事王美女（现定居巴黎），我们是通过一个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顾高地的。
　　
      愚园路的房子早就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落实政策后，被聘为市政府参事，虽是闲职，他有这个资格。他年轻时候是19路军蔡廷锴的参谋，一度蒋介石也器重他，他与潘汉年等过从甚密。顾高地移居在离愚园路不远的兴国路41弄2号303室，与兴国宾馆相对。这是在老洋房之间的空地上建的工房式多层火柴盒，与兴国路的风格有点不合。
　　
      推门进入的时候，闻到一股强烈的猫尿味，我担心美女同事做掩鼻状，刺激老人家，还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屋子里养了一群猫，顾高地手里还抱着一个，好高的个子。很瘦，属于小头一类，灰色中式棉袄，更显老人皮肤苍白。他目光柔和，语话清晰，带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事先和美女商量好不讲任何痛苦的话题，我们权当陪老人说说话。那天阳光很好，客厅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于没有装修，但很整洁。一架旧钢琴，老人说是女儿用过的，还有一些旧琴谱，也是抄家归还的九牛一毛，连同顾圣婴的几张照片，放在玻璃柜子里。最有价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波兰政府拷贝，奖励给顾圣婴的。
　　
      我们谈下来，知道老人在政府里领一份薪水，看病没有问题，蔡蓉曾女士是热心人，无偿帮助老人，关心饮食起居。老人的愿望是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我想，这里实在是太简陋了一点，顾圣婴留下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我们陪老人坐了许久，临走他送我们顾圣婴的盒带一套，两盒，收录女儿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品若干。
　　
      走出顾老住地，美女问我：“数过他家几只猫吗？”
　　
      我说没注意。美女瞪大眼睛说“三只！”我顿时大骇。
　　
      1990年10月，我收到讣告，顾高地去世，原因是肺癌。
　　
      1990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俄罗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她是顾圣婴、刘诗昆的老师，上世纪50年代，两个学生就住在老太太的家里，学琴练琴。我到汾阳路音乐学院的专家楼里找她，那时专家楼就是校园北面的一栋旧洋房，穿过自行车棚，在一片缺少打理的植物后面，找到入口。中苏专家恢复往来，学院将这位与中国钢琴教育关系密切的老太太请来。她和画报上典型的俄罗斯老太太没有区别，矮，微胖，满头银发，大花围巾披肩，和蔼可亲，谈话很愉快，她喜欢中国学琴的小孩子，专程来辅导。最后，说到顾圣婴，老太太落了眼泪，哭得十分伤心，她拿出一本相册，很多顾圣婴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钢琴旁，有些在花园里，还有在演出场合，有不少和刘诗昆一起的三人照。顾圣婴的死讯，她是在“文革”结束，中苏重修旧好后才知道的，她说她失去了女儿。她难以想象轻盈瘦弱的顾圣婴年纪轻轻的走掉了。
　　
      《色·戒》拍竣，《小团圆》面世，张爱玲家庭的陈年往事常被人捞起来讲讲。285弄的门牌是算在江苏路上的。老底子这条弄堂绿荫婆娑，庭院深深。1959年那场台风把弄底一堵墙刮倒，隔壁那条江北棚棚弄堂就和花园洋房鼻头碰鼻头。从此285弄就没有什么好日子，大大小小被折磨了很多次。
　　
      285弄全部是独立的花园洋房。双号从2到36，再加39、41、43三个单号。“文革”抄家，几乎只只门牌号头翻箱倒柜。39号有两家的批斗印象深刻，一个是旧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的秘书，小学同班女同学的爸爸，洋瓶底眼镜，斗的时候缩得像只虾米，脖子上挂满步枪枪栓，那些锈迹斑斑的东西是从院子里挖出来的。另外一个是钟先生，我母亲这样称呼他，老头抽雪茄，困难时期给邻居做衣服，就在花园洋房客厅里，钟先生闷头量、裁，两个白净的老婆婆踏缝纫机。

      批斗钟先生，两个老婆婆是陪斗，站在方凳上，作投降状，一个老太身体有疾，一只手掮不起来。原来她们是一对，是钟先生的大小老婆。28号一度引为话题的，是张爱玲笔下的脓包弟弟张子静，一个红鼻头瘦老头。张爱玲把弟弟描述成一个窝囊废，也许加重了他的废物倾向。张子静一直在郊区的中学教英文，退休后没有方向，一直也没有女人。后来有心人协助，张爱玲后妈身后的这间十平方多一点点的房子因此给了他栖身。玻璃窗都用报纸糊了起来，一只古董级的黑白电视机“霎发霎发”。张子静一件灰色中式棉袄，抄着一只空瓶，到弄堂口小店换一瓶低价的葡萄酒。
　　
      那时候，已经有张迷来瞻仰28号，有些台湾张迷，由圈内人带着，恍恍惚惚的，走进285弄，以为有什么灵异出现，眼前除了老洋房的骨架还在，一派衰颓。那些人多多少少给了张子静一些钱，让他过得好一点。
　　
      28号这幢房子在285弄里有点不合流，其他小洋房风格显著，细节还可以略观一二，28号平实许多。方方正正，没有什么凹凸，三楼带坡顶，是吴征家的。整幢房子最早的主人是上海滩大亨虞洽卿，后来给美国人开私人医院，上世纪40年代陆续有人搬进来。其中包括张爱玲的父亲和后妈。
　　
      我们都叫老太太姑姑，张爱玲将后妈描述成一个恶妇，她的文字力量太大，无以辩驳。其实姑姑是一个非常高雅的老太太，我对她用高雅一词，尚觉无力。姑姑极有风度，面容端庄，皮肤是那种几代人过好日子积累下来的白皙。孤身一人，却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和邻居合用一个保姆，冲冲热水瓶，磨磨芝麻粉。她很喜欢弄堂里乖的小孩，把他们叫来，给他们吃蜜饯，糖果，冲芝麻糊。我在信箱的玻璃小窗口看到一封给她的信，写着“孙用蕃收”，我很纳闷，女人怎么有这样的名字。那是寄卖商店寄来的，说某件裘皮大衣已经出手。
　　
      知道张爱玲和姑姑的关系，是交关年以后的事了。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文革”一开始，285弄立刻涌进来许多劳动人民。抢房子，有的轧在汽车间里。有些人极其猥琐，其中有一个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挺半泡”，“挺”要用上海话来理解，就是留下、余下、节约的意思。“挺半泡”每个月的水费电费都是一度，抠门得吓死你。给他这个绰号的意思是，他和老婆上床，只放半泡，还可以“挺半泡”。
　　
      从那时候起285弄败的速度加快了。张爱玲的后妈－－姑姑的院子28号也开始搬进搬出，来的比走的都要恶。
　　
      姑姑的身体也衰弱下去，家具也越来越少。她一直是靠变卖家产来维持。早先，姑姑的房间虽挤。家私都是吃价钱的老货，座钟、照相架子都精致美观，连盛芝麻糊的碗盏、调羹都要甩新天地T8几条横马路。有一个时候抄家物资寄卖商店都消化不掉，姑姑的这点东西也三钿不值两钿。
　　
      再后来，在弄堂里碰到姑姑，我不敢认她了，她已经半盲，五官都走位了，眼睛上敷着怪怪的东西，用一点点余光看人。手里的“司滴克”(手杖)依然是老货。她叫了我的小名，“你认不得姑姑了。”她说。
　　
      “认得认得，姑姑你好吗?”
　　
      “好不了了，好不了了。”姑姑讲的还是标标准准的北京话，非常标准，不是那种胡同串子的京腔，偶尔带几分苏州音。她走路的姿势也变了，像一只断脚蟹，也没有人扶着。
　　
      她死在1986年，后来才知道，姑姑的父亲孙宝琦做过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总理。她嫁给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已经三十多岁了，抽鸦片，不育。张廷重当时还有十九处不动产，金元券时候听了蒋经国的话，交出硬通货和贵金属，结果一路败下来，到住进285弄28号，几乎光光了。28号的这间房子里死过三个人，上海话说起来就是，张爱玲拉爸爸，张爱玲拉后娘，张爱玲拉阿弟。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死在这间房间里，1957年某日，隐约有一点印象。周围的人突然神色怪异，小孩子挤在姑姑家的玻璃窗下，挤在前面的人说：“死脱了，死脱了。”又有人说：“看，看，给死人换衣裳了！”屋里传来声音：“压一压，压一压，让肚皮里东西吐出来。”安静了一阵，突然只听得“大脚疯”娘姨拍手拍脚大叫起来：“老爷升天了！老爷升天了！”张廷重的确气绝了。
　　
      “大脚疯”娘姨是湖州人，喜欢用篦子沾水，将鬏髻梳得溜光，她得了丝虫病，一条腿很粗，人家不敢当面叫她“大脚疯”，只是暗里这么称呼。后来，收尸的三轮摩托开来，旁边的车斗真像棺材，小孩子越怕越要看。一个从来没有赚过一分钱，却挥霍掉许许多多钱的人，就这样走掉了。“大脚疯”一直在哭哭唱唱，好像是完成仪式。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不愉快的事，让人产生这条路上冤魂多的感觉。我想有些事情确实是非常偶然的，也许在中国、在上海、在一条街上、在一个时间段里，一下子死掉一批人，不是天灾，不是瘟疫，不是异族入侵，而且都是横死，偶然。有些人是国宝级的，我们不可能像造汽车一样把他们造出来，他们几乎是上帝故意安排在我们中间的，人的典范。而因为我们暴戾、我们粗鄙、我们轻信、我们妄执一念，以为真理，他们就这样，带着极大的冤屈，带着奇耻大辱，带着绝望和决绝，离我们而去。另有一些平常人，也在这个时间段里，匆忙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可见文字的记录。愚园路608弄我的朋友，出色的牙医世家的一员，亲眼看到对面阳台上老太婆跳下去，那一年他十岁。说起老太婆着地的声音：“泼”，像砂锅落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响声。这个“泼”一直印在他的脑子里，也印在我的脑子里，无法剔除。

——摘自《民间历史》作者 黄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