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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知青经历之三——沧海兄的坎坷人生 [打印本页]

作者: 西岭望雪    时间: 2011-9-5 08:35     标题: 知青经历之三——沧海兄的坎坷人生

陈半仙的故事



        初次见到陈半仙是在从公社回生产队的路上。从公社到我们生产大队有五公里的简易沙石公路,途中要翻越一道弯曲盘旋的山梁,上到山梁顶上,路边有一块很大的青石板,青石板边上长着一颗威武挺拔、郁郁葱葱的樟木树。香樟树枝叶繁茂,伸展的枝干向四周散开,形成的树冠,构成一把巨型的伞。是从此路过的人们躲阴纳凉的绝佳场所。树下的青石板由于年代久远,已被歇息的人们躺坐得溜光溜光,青石板上的正中间还雕刻着一付山里人流传下来的,独有的《山棋》棋盘,在盛夏的三伏天,过往的路人挑着上百斤重担上得山顶,在香樟树荫下,坐着清凉光滑的青石板上歇一口气,抽一袋烟然后随便捡几个小石子做棋子,下三两盘山棋,是何等的舒适、惬意。
       我挑着从公社粮站购买的我们父子二人的一个月的口粮,气嚅吁吁的上到山梁香樟树下的青石上歇气,深秋的山梁上,秋风带着浓浓的寒意,很快就将身上的热汗吸干。当我正要挑起担了继续往前赶路时,后面传来了一声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喂,小兄弟,等等我,我俩一起去嘛。”
       我回头一望,一位身材单瘦,留着长长的头发、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穿着一身深蓝色中山装,近近三十的中年汉子,挑着一副箩筐呼闪呼闪地朝我大步走来。从他那说话的口音、发型、衣服及深度近视眼镜,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心中顿生疑问,于是我放下刚要起肩的扁担,等他上来。
       中年汉子的箩筐里装满了各种食杂百货,由于坡陡,担子重,他也是走得满头热气,额角渗出汗来,他走得近来,撂下担子,掏出烟来,递给我一支,我谢绝了(当时刚下乡我还不会抽烟),然后问我:“小兄弟,你是不是刚从长沙下到这里来的?”我感到十分诧异,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是从长沙来的呢?”嘿嘿,中年汉子笑道:“我看你这样子就晓得你是从长沙来的,你姓陈是吧?和你一起来的还有你父亲是吧?我说小兄弟,我们还是家门兄弟呢,我也是姓陈,在棚岩三队代销店做事。”喔,怪不得我看他的担子里怎么装这么多食杂用品,原来他是开代销的。
        由于是刚下农村不久,我对周围的人和事都怀着一种戒备心理,不敢与人作深层次的交流,我俩在回棚岩的路上,只是非常客套地泛泛而谈,从他的话语中,我知道他的姓名叫陈沧海,是四川重庆人,父亲是重庆某化工厂的工程师,他自己则是成都中医药大学五年制中医药学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于一九六八年下放到我们棚岩大队第三生产队。他还说他早几天就知道了棚岩一队从长沙来了一对陈姓父子,今天在路上,看到我穿的玫瑰红颜色的运动衫及留着长长的头发,就猜想我一定是那从长沙来的小陈了。他们棚岩三队是在车路边上,他指着路边那一幢小小的木楼说:“那就是大队唯一的一个代销点,我就住在那里。”临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说今后要买什么东西,可以到他这里来,不买东西,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坐坐、玩玩,并要我代他向我父亲问好。
      车路边到我们生产队还有三里多路,我一鼓作气将米挑到家里,将路上遇到的事与父亲说了,父亲说:“我们初来乍到这个地方,许多情况都不明了,接人待物都要谨慎,现在不要急于接触,等以后情况明了以后,才可以决定。”
       二十多天后,生产队要我参加冬修水利工程,在水利工地上,我遇到本大队的一些知青,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陈沧海大哥的一些比较详细的情况。
        陈沧海于一九六六年毕业于当时我国最著名的成都中医大学中医药学系。由于他当时在校成绩特别优秀,时值文革初起时期,被分配到革命的心脏,首都北京工作。半年后,文革风起云涌,湖南以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引起人们强烈关注,卫生部组织一批优秀的医务工作者支援湖南,于是陈沧海作为当时比较稀有的中医药学专家被选派湖南,到湖南后简单集中十来天,被分配到当时湖南最缺医少药、最偏僻落后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药品检验所,担任全州唯一的,具有正规大学毕业资历的药品检验师。
        湘西地处云贵高原的边缘,武陵山脉沟深林密,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溪沟旁、密林深处储藏着许许多多珍稀的中药材资源。陈沧海学的是中医药学专业,象湘西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他的专业技术,中医药研究是非常理想、非常有用的。象他这样一位热爱自己的专业,成绩优秀的大学生本来是可以凭借自己五年大学所学的知识为湘西的各族人民做出一番贡献,造福于湘西人民的。而命运却与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在那种崇尚愚昧的动乱年代,他浑然不知,在他踏入湘西这块土地之时,正是他的厄运开始的时候。
        刚到湘西的那一段时间还是美好的,与他一起分配到药检所的还有一位女大学生,是他的副手。女大学生是名华侨,她的祖父、母及许多亲戚都在香港和美国,女大学生是上海人,长得十分漂亮,衣着打扮也十分显眼。六十年代的吉首城还不通火车,交通十分闭塞,城市也十分狭小,仅有一条小小的街道,象她这种衣着打扮、年青美丽的姑娘,走到那里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都引起人们注目观望。
        由于他们两人都是同时从北京分到湖南,又同时分到吉首同一个单位,年龄、学历、专业爱好的相同,诸多的因素致使他们日久生情,开始了他们快乐的初恋时光。每天傍晚,在山城那条小街上,总能看到一对恋人的身影,男的架着一付眼镜,衣着笔挺,风度翩翩,女的青春亮丽、裙裾飞扬,出现在吉首小城那一条街道上。
        然而,快乐是极其短暂的,接锺而来的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一个又一个致命的沉痛打击。偏僻闭塞的小城并无例外,一样的受到那一场浩劫的洗礼。由于那位女大学生复杂的家庭及社会关系,被莫须有地扣了一顶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帽子。当人们有一天在小城那唯一的街道上看到一个剃着光头、挂着一块大牌子,牌子上写着“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XXX”的时候,很难与那风姿绰约、美丽漂亮的女大学生联系在一起。十多天后,在小城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公判大会,女大学生被押上台,在歇斯底里的狂热的口号声中,被以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名义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押往监狱改造,而陈沧海则因家庭出身较好,被押上了台陪斗。会后被宣布为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可戴可不戴的现行反革命份子,遣送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以观后效。从此,吉首小城里再也看不到那一对令人羡慕的并肩挽手的恋人,一个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墙内接受铁腕改造,另一个则发配到偏僻的小山寨里,洗心革面、忍辱偷生。
        随着对沧海大哥的了解,我与他的接触也渐渐多了起来。沧海大哥待人热情、心底善良,虽然命运待他这样不公,但他以他做人的原则,以他学的专业知识,为穷乡僻壤的苗族山民们服务,他晚上的时间是他代销店开门营业的时间,那怕深更半夜,苗民们来店购买东西,他既算睡下了,只要听到一声呼喊,也立刻跳起笑脸相迎为他们服务,挑东捡西,殷勤招呼。而大部分白天时间他都肩挎药箱,走村串寨,以他非常专业的医学知识,为苗族山民,传医送药、诊治疾病。
       我们棚岩大队是一个以苗族为主的,由几个自然村寨组成的生产大队,寨子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都是苗族,只有极少数几户人家是外来的汉族,人们的卫生知识及卫生条件极其落后,各种疾病也特别的多,而一旦得病,根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只能靠全大队仅有的一名大字不识几个的赤脚医生(苗医)来救治,这几乎就等于是靠天保佑了,小病小疼还好,捱上几天还能痊愈,如患上大病,则只能在家默默忍受,与死亡抗争,捱得过去就是万幸,捱不过去就只能等死了。
        陈沧海大哥在接连救治几位重病的村民后,名声渐渐传播开来,特别是邻近大队有一位家境较好的村民是一位年仅十八岁的苗族姑娘,这姑娘据说是她那寨子里长得最漂亮的姑娘,而恰恰是这名闻远近的寨花得了当地称为“美人痨”的肺病,她家里人倾其所有将她送到县人民医院救治无果,最后无望地回到家里,姑娘已经虚弱得骨瘦如柴,咳出的血都是鲜红鲜红,眼看就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姑娘原来是定了亲的,自从姑娘患病后,经诊治无望后,原来已定的夫家已取消了婚约。姑娘的家人放出话来,如有人能将姑娘的病治好,欲将姑娘许配给他做妻子,正当这家人求救无望时,有人将陈沧海能治大病的讯息传到他们家里,姑娘家人连忙请来了沧海大哥为他们女儿治病。在沧海大哥的精心救治下,这姑娘居然起死回生,渐渐地停止咳血,慢慢地好了起来,几个月后,这姑娘竟能下地行走,身体也长胖了许多,还能做些轻微的家活了。当姑娘的家人履行承诺,郑重来到沧海大哥这里提亲的时候,被沧海大哥婉言谢绝了,沧海大哥说:“救死扶伤是我做医生的职责,我是凭自己的良心做事、做人,绝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姑娘现在病好了,我非常替她高兴,她还非常年轻,愿她今后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吧。”
       随着沧海大哥救治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名声也越传越远,“陈半仙”的名声也渐渐地在十里八乡传播开来,一些在县里大医院治不好的疑难杂症,人们都会辗转到他这里求医,而他对每一个到他这里来求医的人都热情相迎、和气待人。他精湛高明的医术赢得了乡亲们的称赞,但在那种政治背景的动乱年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却连一名乡村赤脚的名份都没有,他只能是一名拥有良好医疗技术,拥有一颗善良之心的草根医生。
       亲眼见证沧海大哥医术的事情发生在七三年的一个秋天,我父亲一直患有胃溃疡的疾病,平时吃些胃疼的药就能对付,那一年由于吃得太差,大半年时间都是吃些杂粮,加之农活劳累,父亲的胃出现大出血,刚开始大便中还是一点点乌血,慢慢地就开始拉红红鲜血了,接连几天,父亲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胃疼得连嚅息的声音也慢慢地变得含糊不清,脸上没有一点血色。父亲为人固执,不相信中医。我把沧海大哥从几里路外请来,他端着我父亲的脉搏说:“小弟,你怎么几天了才来找我!象这种大放血是会要人命的。幸亏你今天来找了我,要捱到明天,可能就不行了。”
        他立刻开了一副药方,要我马上到麻栗场药店去捡药熬给父亲喝,他还特别嘱咐:“只能捡一副药,不要多捡,等这副喝完后,我再根据叔叔的病情反应加减药的成份。”
       从我居住的寨子到麻栗场镇来回二十多里山路,当我跑得浑血湿透,抱着买回的一副中药跨入家门的时候,陈沧海大哥要还守候在我的父亲身旁,他立刻接过药熬制起来。很快我父亲喝下了沧海大哥亲手熬制的第一碗药汤,沉沉入睡了。沧海大哥临走时一再嘱咐我:“四小时后让你父亲喝一次,然后明天早上再喝一次,我明天上午会赶来看你父亲的,到时你再去麻栗场买第二副药。”
        吃过第二次药后,父亲停止了呻吟,那个晚上他睡得较沉。第二天一早,父亲醒了,他说昨晚胃痛减轻了许多,我给端上熬制的第三道药汤,他喝下药汤后,不久,起身解了一次手,我惊喜地发现,父亲的稀稀的大便已经改变了颜色,不是那种鲜红的血便了,这时陈沧海大哥到了我家,他看看父亲的舌象,摸摸父亲的脉搏,再看看父亲拉的大便,轻松的自言自语:“血是止住了,现在要调理补养一下身体,换几味药。”在我昨天为父亲捡药的方子里重新作了修改,然后叮嘱我,要我速去麻栗场药店按方子捡三副药回来,每天煨好后让我父亲喝,并叮嘱我可以熬些稀稀的米粥让父亲喝,不能吃硬的、生冷的东西,三天后他再来看望我父亲。
        随后的三天,父亲每天喝药汤,喝些稀饭。脸色神气好了许多,拉的便也完全转成了黄色,能下床行走了。第四天早上,沧海大哥早早地来了,他看到父亲正在康复的神态,放心地笑了,他开玩笑地说:“叔叔,你这一次把小弟吓坏了哟,你要真的倒下去,会把我们小弟急死呵。”说着从药箱里掏出一包鸡蛋交给我,要我每天煮些软些的米饭、蒸点鸡蛋给父亲吃,然后要我再去买五副药来让父亲巩固巩固疗效,他说有这五副药,父亲的病基本能够完全痊愈。
        几天后,父亲的病真的好了,身体已恢复了正常,也能够外出活动了。在随后的几年中再没有出现胃出血的毛病,父亲七五年底返回长沙,恢复公职直到他老人家于二零零零年故逝,享年八十周岁,也再没有发生过胃溃疡出血的毛病。那一年的危及生命的大出血,差一点夺走了他老人家的命,而正是这一次大病,经沧海大哥的九副中药的调理医治,竟彻底的得到了根治,如果你不是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你会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吗?你会相信我们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博大精深,中医药学宝库是这样的神奇吗?
        一九七四年初,福建李庆霖上谏信公开后,知青在农村极度艰苦的现状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公社将原来插队散居的知青集中起来,成立知青农林场,我离开父亲、离开生产队到了知青农林场,以后的日子与同一大队的陈沧海兄少了些联系。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了解到的情况是:陈沧海于一九七六年底与同一大队第五生产队的一位已有两位小孩的二十多岁的苗族寡妇龙大姐结了婚,婚后生育有一小孩。一九七八年底陈沧海恢复公职,离开生活,居住了十年的偏僻山村,带着妻子、三个子女回到了湖南自治州首府吉首市,第二年他升任湘西自治州药品检验所所长,他的妻子也被招聘到该所任正式职工。
        陈沧海为人忠厚善良,待人客气热忱,与苗家女子结婚后,尽管双方文化层次、性格爱好方面差异很大,但他都是尽量谦让随和,家庭关系处理得非常好,他待妻子的两位前继子、继女视为已出,给予了一位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育。
         二零零四年,我回湘西参加我们知青农村场建场三十周年知青聚会活动。活动完毕,回长沙途中在吉首约了几位在吉首工作的知青,专门寻找到了陈沧海的家里。
        他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休了,由于业务精湛,单位上离不开他,他被返聘仍在发挥余热,妻子已经退休在家,操持家务。他家住在药检所的职工宿舍,三室一厅的住房,收拾得干干净净,阳台和窗台上种着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草,听沧海兄的妻子介绍,这都是沧海兄在野外采摘回来的名贵药材标本,养植在这里,一可作花卉欣赏,二是可临时入药,作药材使用。沧海兄的岳母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在农村生活条件艰苦,沧海兄将老人也由寨子里接到城里,让老人在城里养老。老人家穿惯了苗家的民族服饰,我们在沧海兄家里看到他岳母还穿着花花绿绿的苗族服装,而嫂子则变成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模样。我们几位知青的到来让沧海兄非常高兴,离别几十年的人相聚重逢,让人感慨万千,他拉着我的手叙长问短,说了许多许多……
        从言谈中,知道他的两个大的子女都已结婚成家,身边这小的也马上要准备结婚搬出去住了,沧海兄说只要等老三结婚走了,他要做的大事就完了。说到这里,他十分动情的说,他这前半辈子是吃了不少的苦,七八年他回单位上班后,曾向有关上级反映他平反恢复名誉的事,结果被告知,他根本不需要平反,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定性为反革命份了,所谓那顶可戴可不载的帽子根本就子虚乌有。单位上为他补发了十年的工资,算是对他的一种补偿。
        趁着嫂子在厨房里忙碌张罗我们的饭菜的时候,我忍不住问了沧海大哥,原来那位在监狱服刑的女大学生的事。沧海大哥沉吟片刻,他低声对我说:“七八年开始拨乱返正的时候,她已被平反恢复名誉,随后被家人接回上海,八十年代初移民外国,现在美国居住,已取得美国的国籍。”他伤情地说:“她出狱的时候,他曾与他见过一面,四目相对,泪眼朦胧,许多话语噙在口中,说不出话来,分别时只互相道声珍重。”听到这里,我也是心情沉重唏嘘万分,感叹世道的不公,感叹命运的不济,感叹现实的残酷。
        与沧海兄匆匆一别,互留了电话,临别时我邀请沧海兄闲暇之日一定携嫂子一起来长沙家里聚聚,好好叙叙久别的思念之情,沧海兄也信誓旦旦表示,一旦单位让他真正退休,他会和妻子一块到长沙来看望我这共患难的家门弟兄。年底,我还通过电话与沧海兄拜年,互致安好。谁想二零零四年匆匆一别,竟是我兄弟之间一次永久的告别。
        二零零五年秋,我重返湘西参加知友聚会,途经吉首,再去看望这位可敬可亲的兄长时,得知与兄竟阴阳两隔的消息,原来在二零零五年初,沧海兄经检查,蒙患肺门癌晚期,三个月后经救治无效已经病故。
        斯人已逝,吾辈尚存。呜呼,痛哉!
        写到这里,我已笔尖发颤、泪眼盈眶,难以自持。遥望西天,祝愿我那同艰共苦的沧海兄在天国幸福、安宁。
        沧海兄,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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