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秋，即“瓜菜代”的第二年，我考入坐落于长沙县，离长沙市30里的一间中专学校。该校是大跃进的产物。1960年初开建，当年秋即招了4个班的新生。是“边基建，边上马”的那个年代的典型。我们是第二届，3个班。全校只有孤独独一座四层楼。四楼作教室，三楼住男生，二楼住女生，一楼是教师办公室。此外，离此楼800米远有一间临建茅草房，是为食堂；几处简易教工宿舍。

 “自来水”是从水井抽取。没有水塔，二，三，四楼的厕所全部关闭，只有一楼的供人“方便”。渐渐地，人们发现三楼至二楼的拐角处湿漉漉一片，臊臭熏天。毫无疑问，这是捣蛋学生夜里“唱歌”所致。

 由秋到冬，跨进1962年到了“三九”严冬，胃里空虚的我们更觉寒冷。这天半夜，我照例起床小解（我自小有拉夜尿的习惯，据说是肾亏），披件棉衣跑出寝室。猛地一邪念，竟在那臊臭处“唱”起“歌”来。

 突然——噔噔噔！下面有人向上跑，大叫：哪个在咯里屙尿，莫跑！尿未尽，我还真跑不动，但也终于拔脚就逃。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后来知道他姓区）紧紧追赶。就在跑进寝室的一霎那被他揪住，问：哪个班的？什么名字？我吓得不轻，小声说：240号。（指我的学号，全校学生统一编号，凭学号就知是哪个班的学生）他认真细致扫描了我的脸，离开。

 第二天起床，远远就见区同学拉着我们班的236号同学，一位疾恶如仇的团干部（好像是军体委员），指着我说着什么，236号一边点头，一边愤怒地向我盯过来。

 紧接着的洗漱时间，全校有线广播就播出了236号以惊人速度写成的批判稿。大意是：违反公德，破坏班级荣誉，不知羞耻之类。但也并未上升到阶级斗争层面。

 早自习，一进教室，几十双齐刷刷的眼光就刺进了我皮下三寸，女同学那暧昧的眼光更刺进了我灵魂深处。我当即决定：退学！

 我将校徽，学生证和简短的退学报告交给班主任，便扒在课桌上大哭。直哭得天倾地裂，伤心欲绝。现在回忆这个“哭”，窦娥的沉冤之哭？浪子的回头之哭？两可两无可，说不清。

 没多久，班主任邱老师（一位转业军人）来到面前，摸了摸我的头，用标准的“京腔”说：学吧，学吧，别退，啊！别哭，嗯！改了就好，好。他走后，学生证，校徽，退学报告都摆在我课桌上。

 早餐，中餐，晚餐的广播时间又播出了多位同学的批判稿，第二天，第三天继续。大约一个星期也就完了。

 这件事的后果：公共领域，拐角处的臊臭的确没有了，大收杀鸡儆猴之效。我个人，则完成了自小学，初中以来的“好学生”到“差等生”的转化，从此与奖学金无缘。尽管学习成绩全部5分，大大超过奖学金的标准。

 幸运的是，大家的批判稿都指向“240号同学”，本班同学知道底细，其他班级未必知道。没有大规模撕破我的脸皮。

 一年后，区同学留级到我们班。两人一照面，我脸皮厚，没咋地，他反而有些尴尬。他终于主动找我谈话，说：那件事，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学习委员，好学生，要是知道，我就......

 哪跟哪呀，一件坏事会因为对方的身份而改变自己的批判态度么。

 236号是常德地区的农家孩子。在校时“思想品德”一直“优”，后来还当了学生会干部，只是学习成绩不“优”，也始终没拿过奖学金。

 区同学是长沙县的农家孩子，他和236号都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厚道人。

 谢谢这两位同学对我的当头棒喝，此后的几十年我活得更为谨慎，少犯了许多错误。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试探着与当年的同学谈起此事。奇怪的是，不仅外班同学不知道，同班同学也大都不记得，疑惑地看着我说：撒尿？批判？哭退学？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