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是个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孩子，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直观的印象，只知道他是个国民党军官，一解放就被关起来“劳动改造”了。有个当过国民党的爸爸，在我们这辈人中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我几乎可以说没见过这个爸爸，然而却无端地受了他一辈子影响，这就有点可以拿来说道说道的故事啦。

我爸是湖南省宜章县城南乡法堂村人，名叫曾宪凯，字子旋。从族谱上看，当地曾姓来自于江西吉安，更早应该是源于华北，或许与华南沿海的同姓客家人血脉同缘。宜章那地方在湖南的最南端，属于五岭山脉。我们老家离广东地界仅十六公里，说的语言却完全不是广东腔，而是属于西南官话区，类似于云贵川一带的口音。我爸他出身其实是很苦的，家里只有几亩薄田，连一家人糊口都不够。我的几个姑姑，就大多在很小的时候被送出去给人家当了童养媳。我爸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想必我爷爷（宜章老家的方言称“公公”）当年对他是寄予很高期望的，所以竟然还让他略读过几天书。要不是有一天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显赫的亲戚，我爸原本是会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农民的，就像我的爷爷一样。

来的人是我奶奶（宜章方言称“阿娘”）的娘家叔伯兄弟，也就是我爸的堂舅舅，他叫肖文铎，后来当过郴州警备司令，最高军衔做到了中将。这位姓肖的舅公是回老家招兵买马的。湖南人自曾国藩、左宗棠时代就有出外当兵吃粮的传统，而且每个已在军队里混出点名堂的人，都会想方设法再多拉来一些“子弟兵”，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谁能更多地培植起自己的羽翼，谁的势力就能够发展得更大。我爸于是跟着他的堂舅当兵去了，那年他十六岁。我爸当了一段时间的普通士兵后，他堂舅又把他送进了黄埔军校，其实那时所谓黄埔军校已不在广州，而是迁到了南京，正式的名称好像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我爸毕业于第八期。

我爸虽然是南方人，却身材高大，正是所谓南人北相，或许得自于北方远祖的遗传基因吧。我妈老说我没我爸高，这我一直不太相信，因为我身高一百七十六公分，在现在的人中间也能算个较高的个儿了，几十年前的人，能有几个上一米八十的？可我没见过我爸，也就只好权当我妈的记忆不会错。我爸因为个儿高，从军校一毕业就进了桂永清将军指挥的“教导总队”，那是当年首都南京的“御林军”，连每个普通士兵都要考试文化，不达小学毕业程度就不收你。试想在大多数军队只能以抓壮丁充数的时代，那一定就算是最精锐的部队了吧。这“教导总队”还兼任仪仗队，以及新式武器示范推广的工作，进口的德式武器先发给他们，用熟练了再向全军推广。我爸就在这支部队里，从排长当起，一路顺利提升。

到抗战爆发，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我爸已经是个营长了。他们的阵地在城外的紫金山。多年后，我孤身一人曾经到紫金山寻访过，但见盘山公路边石砌的护坡上，拳头大的弹孔密密麻麻，仍可令人想见当年的血战之惨烈。那时的战况我永远无法从我爸嘴里听到复述了，只好到书中去寻找。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有太多的书在讲述那一段历史。我知道了蒋介石原本已不打算固守南京，是我们湖南老乡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城，还发出了与南京城共存亡的豪言。而又是唐司令官在未组织有序撤退的情况下，自己独自先逃走了。守城部队很多既未接到撤退命令，又无船渡江（渡船在唐长官的严令下，早已被全部烧毁，以示破釜沉舟之决心），陷入一片混乱。我爸是怎么逃出这人间地狱的？这永远于我是一个谜了。教导总队一万多官兵，恐有半数未能逃出南京，死于随后的南京大屠杀。

我爸归队后，又随部转战河南一带，那大约就是台儿庄之战和随后更大的徐州会战的前哨战吧。我爸的上级团长阵亡，我爸以营长的身份代理团长，不久就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多年后听我妈说，那是在冬季，一个炮弹在我爸身边爆炸，一块很大的弹片从他的后背肩胛骨处打了进去，连同棉衣一起卡在了骨头上。我爸的勤务兵将他的肩背连棉衣一起用绷带捆扎住，把昏死过去的他扛下了战场。我爸一个星期后才被转送到了后方武汉，送进了野战医院。

军医打开把我爸缠得像个粽子的绷带时，看到他的一条胳膊都变成了黑色的。军医说这样子只能截肢了，否则会因败血症而危及生命。可我爸却坚决不同意，原因是那时没有残废军人的抚恤制度，军人一旦残废也就失去了任何保障，而再想找个别的饭碗，少一只胳膊又能干什么呢？我爸对军医说：“我要是能挺得过去，那是我的命，挺不过去，也是我的命，与你无关。”他真的就这么挺过来了，不但没死，还随着野战医院在武汉沦陷之前撤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将与我妈相识……

我妈是经过九死一生的逃难，才进入四川的。她说当时就一个念头，死也不留在沦陷区，绝不能给鬼子当顺民、当亡国奴。她是河北省河间县人，在北平读过国立美术学院，从大学出来之后，就一直是个教书匠，足迹自河北而河南，而湖南，而贵州，直到随着“湘桂路大退却”的难民潮越过黔川间的崇山峻岭，进入四川。她的目的地很明确，因为她有个姐姐在四川，那就是我的大姨。大姨的丈夫是军医，隶属于精锐的57师，号称“虎贲”。57师在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曾孤军固守湖南的常德城，血战近二十天，几乎全军覆没，却成功地打破了日军占领常德，进一步进入湘西的计划。我大姨就一直跟着大姨父，作他的护士兼助手。

我妈终于在重庆找到了姐姐，两姊妹相见时，一定有恍如隔世之感吧？这时我大姨父已因肺病复发而去世了，大姨带着三个孩子，已离开了军队，生活也不富裕。我妈由大姨给找了一份工作，当然还是重操旧业，当教书匠。没想到，她这回教的都是些军人子弟，原来这是一所隶属于军队系统的小学。我妈对学生很严厉，以致一个学期下来，很多原来养尊处优天不怕，地不怕的“高干子弟”被她修理得服服帖帖。大姨怕我妈因此会得罪一些有权势的家长，还劝过她不要锋芒太露，可没想到她的严厉反而大得家长们的赞许。有个学生家长是我妈的河北老乡，为了孩子的学业与我妈有了一些来往，于是就经此人的介绍，我爸出现在我妈的身边。

我爸自受伤撤进四川后，因不再适应作战，已经成了一个文职军官，他一直是孤身一人生活的。那位河北老乡极力为我爸鼓吹，一方面夸我爸人品如何好，另一方面也“实话实说”，告诉我妈，我爸原来在老家是有结发妻子的，但已经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对于我爸的情况，我妈和大姨是经过了一番煞费苦心的调查的，得到的消息与那人说的没有太大差异。只知道我爸还有两个儿子，随着爷爷奶奶留在了老家。这门婚事我大姨极表赞同，因为我妈年龄已经不小，战乱中流落异乡，你还能挑什么？于是在1946年10月下旬，我的父母在重庆新生乐园举行了结婚仪式。

我妈多年后经常对我说，我爸真是个好脾气的人。我妈脾气很急躁，而我爸却从不发火，凡事都肯让着她。可我爸仕途上却很快遇到了麻烦，他丢了工作，成了一个失业的人。我妈曾经提出，跟他回湖南老家去，反正那时日本已经投降了，可我爸却以各种理由推托掉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爸仅仅成了我妈的家属，就靠她教书的薪水过活。国民党竟可以这样轻易抛弃一个立有战功的军官，这样的政权真是没有不亡之理！

四川解放时，我爸起码已经当了两年以上老百姓了，可他还是很害怕。害怕归害怕，当看到军管会贴出的布告上，命令与国民党有关的军政人员限期自首报到时，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那布告上不是说了吗：主动自首者，既往不咎？可当他一报上自己过去的职务和军衔，立刻就被扣留拘押起来。那时我正怀在我妈肚子里四个月。

我是个早产儿，我妈只怀了我八个月。老话说：七活八死，不知道我是不是命特别硬，才活了下来？我妈生下我之后，感觉不能再在重庆待下去。我爸那个身份，我们娘儿俩要是守在眼面前，还能不受他的连累？于是我妈决心领着我北上，北京好歹还有一些亲戚故旧，总能对我们孤儿寡母略加关照，总比死守在举目无亲的重庆强吧？我妈带着我动身之前，去关我爸的地方探过一次监。后来听她说，我爸隔着栏杆从她手里把我接了过去，可我没见过他，认生，一到他手里，就像被鬼掐了一把似的，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我爸当时眼圈就红了，只说了一声：“你快把他抱过去吧。”就赶紧把我重新交到了我妈手上。这就是我与我爸唯一的一次身体的接触！那时我仅仅几个月大，什么也不知道，可他是不是预感到了父子之间从此就要天各一方，再无相见的机会，眼下就是最后的生离死别呢？想必这不是他当时能料得到的。

我妈把我绑在背上，空出两只手，一手提着一只柳条编的箱子，其中一只里面装的全是我用的尿布，就这么重新走上了出川的道路。她说，那是在冬季，长江里正是枯水季节，水浅，河滩变得很宽。每到一站上下船时，都要从几丈长窄窄的跳板上走过，每次她都是一身冷汗。我知道她自己并不怕死，她是怕我有个闪失。

我们回了北京之后，我妈重新找了一个教书的工作，干到1957年，由于她抗战时在湖南教的一个学生的介绍，她又调到了长沙，在湖南省话剧团当上了台词教员。这期间，她不得不通过法院跟我爸离了婚。我妈漂泊半生才找到我爸这个可心的丈夫，确实视为自己最佳的归宿，不到万不得已，她怎么会走这一步呢？她主要是为了我啊，后来她还把我的姓都改成跟她姓了，不全是为了尽可能做出与我爸划清界限的姿态吗？至于这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亲身经历过那些年代的读者想必都会是心里有数的吧。

1961年，我妈在与我爸中断了联系很久之后，得到了劳改所寄来的通知，得知我爸因身上的旧伤和肺病，已经死了。她不敢去奔丧，那时候这种关系避之惟恐不及，哪敢再给人留下“与反革命亲属划不清界限”的话柄呢？我爸死的时候，年仅54岁。我想，他死在1961年，绝不仅仅是因为旧伤复发和肺结核。那时我们身为自由人尚且饿得九死一生，连我妈那么棒的身体都得了水肿病，他的死因不会没有饥饿的成份。不管怎么样，我从此不再有与亲生父亲相见的可能，说实话，我从小对这一点不知有过多少次的想象，哪怕是在被教育一定要与出身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之后，我也不能克制这个念头。到此时，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绝望了！

劳改所给我们寄来了我爸的遗物：一只穿了孔的破脸盆、半截用剩下的牙膏、一把秃了毛的牙刷、一顶旧鸭舌帽、一条破毛毯。我妈说，少了两样值钱的东西：一只派克钢笔、一个象牙的私章。不知道我爸是在饥饿中用来换了吃的，还是落在了什么不相干的人手里？

如果以为我爸的故事到他故去就完结了，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俗话说一死百了，也有时候事情却远没有这么简单！

我妈早就告诉过我，她当年跟我爸结婚后不久，就曾提出过，让他带她去宜章老家看望公婆。可我爸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路上不好走，去干什么？”我妈并没有怀疑他的拒绝后面有什么蹊跷，也就再没提起过这个话题。我妈说记得老家我爸的大儿子来信要过“英文笔”，还是她买了寄去的，可具体地址她不记得了，只记得我爸说过，家后面有一条小河，离铁路不算远。1957年后，我们母子虽然身在湖南，但一直对我爸的身份讳莫如深，哪还敢去寻找这些没见过面的亲人呢？

可世上的事情有时竟会有这么巧！我莫名其妙地与宜章发生了联系。我夫人的三舅舅自湖南解放，就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到宜章工作。我们结婚多年后，我都没有见过这位舅舅，只听说他脾气有点怪，很少与长沙的亲人们联系。大约是在1985年，我夫人的大舅舅患了癌症，住进了省人民医院。三舅舅是因为他的大哥不久于人世了，才回长沙与兄长见最后一面的。我在大舅舅住的病房外面见到了三舅舅，交谈中我说了自己其实是宜章人，及从我妈那儿听来的那些零星线索。三舅舅说，他在宜章待的时间长，全县的情况了如指掌，哪些村子有曾姓的人聚居，他都大致心中有数，而且此时他正担任县档案局局长，解放前留下的档案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象我爸这样上过黄埔，级别较高的国民党军官，很可能会留下记载。三舅舅答应下这事，不久就回宜章去了。大舅舅死后，我渐渐把这事忘在了脑后，那时我在湖南电视台工作，经常随剧组离家到各处去拍电视剧。

没想到我在江西剧组收到了我夫人寄来的一封信，说三舅舅果然找到了宜章的亲人，可他不知道我的通信处，就写了信寄到我岳母家中。我岳母看了信，叫我大舅哥把信送到我家。大舅哥送信来时，我夫人也不在家，他不知深浅，就把信直接给了我妈。我妈看了这封信就傻了，因为三舅舅信上写的情况有一条完全出乎她的意料：我的老家除了大哥、二哥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之外，我爸的结发妻子仍然健在，与儿孙们住在一起。

我妈绝没想到，当年我爸为了娶她编造的一个小小谎言，竟在他去世多年后被揭穿。她大受打击，独自在家哭泣，连饭都吃不下去。我收到这封信后，十分着急，可剧组正在紧张拍摄，我不能离开。那时打长途电话还非常困难，我只能写信安慰我妈。我在信上说，我从小就听您说，我爸是个非常温和善良的人，完全是为了寻找出路，混口饭吃，才投身军旅离家当兵的，却没想到陷入内战的绞肉机里，最终尸骨都不知落在何处。当年他作为一个偏僻山乡出来的农村青年，一旦见了大世面，自然会对象您这样有知识、有风度的新女性产生兴趣和向往。他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谎言取得与您交往的可能，这完全是历史造成的，您不必因此就改变了对他的好印象。我还说，如果真有另一个世界，您百年之后与他在那里真能重新相见的话，难道你们还要为了他撒的这个小小谎言争吵吗？我想恐怕亲人相见，也只能泪眼相对，默默无言罢了。我妈读了我的信又痛哭了一场，但也从此想通了。她后来与宜章的妈妈两人之间，一直都有一种希望相见的想法，但可惜我妈中风行动不便，宜章的妈妈也年老体衰，无法长途跋涉，两人至死未能见面。

  我初次到宜章是1986年的春节，我带着夫人和八岁的儿子坐火车到湖南最南端的“白石渡”站下车，那里就在宜章县城旁边。大哥二哥率侄儿侄女们接了我们后，前呼后拥进了法堂村。当时鞭炮齐鸣，全村人都被惊动了，特别是同姓有血缘关系的人们，如走马灯一般前来与我见面相认。几天时间中我恍如在梦里，我只觉得自己好象成了我爸的化身，我就是代替他回家省亲的。我从这时起，才有了一点身为湖南人的感觉。

我见到宜章的妈妈时的情景是最难忘的，我至今说不清那种感觉。原来她是个童养媳，自幼就被送到我家的。她娘家姓吴，因我爸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七，她在族中被尊称为“七娘”。她身高顶多有一米五十，而且背驼得如弓一般。她伸出干枯如树枝一样的双手，拉住我的手反复地抚摸着，我只感到象被锉子锉似的。她嘴里已经没有留下几颗牙了，所以说话含糊不清，加上她说的宜章话我本来就听不太懂，我大概只能理解她一、二成意思。可那次我陪着她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因为我知道她所可能诉说的，舍她一生的苦难绝无其他。她仍住在我爸当年买下的两间古老破旧的土砖房子里，她指给我看，我爸回家时独自看书的阁楼，他早上“作军操”的水塘边。她认为我也是她的孩子，嘴里总是不停地喊着“好崽耶，好崽耶……”哥哥们告诉我，当年我爸并没给家里留下什么财产，除了两间住房，就是几丘薄田，可土改时却因我爸的身份，差点把她划成了地主。后来是经过县土改委员会专门讨论，觉得实在不够划地主的标准，可又不能实实在在划成贫下中农，于是两相折中，划了她上中农成份。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她送终的，当年家里已经知道我爸在外面又讨了老婆，开始只瞒着她一个人，后来她也渐渐得知真相。我奶奶死前曾抱着大哥二哥哭泣，说我死后，你们的妈妈多半要改嫁，你们两个崽怎么长得大哟！可她却始终未离开这个家。我不能想象，象她那样一个矮小的身躯，是如何承受了“三座大山”式的三重压迫的？我这里说的三座大山，指的是我爸给她造成的情感压迫、解放后政治上的压迫、以及长期赤贫状态带给她的经济压迫。我虽然在劝慰我妈时，为我爸说了那么多开脱之辞，但见到宜章的妈妈后，我又自然有了对人生苦难更深切的体会。必须承认，我爸是对不起他的结发妻子的。后来我听二哥说过，宜章的妈妈死前说，你爸爸良心不好，所以只活了五十几岁，你看我做了好事，现在活到九十啦！她一定到死都还在耿耿于怀，可她的怨气只限于对我爸一人，她对我和我妈，都表达了最深的认同感，因此，我觉得她真是一个极善良的女人，我把她也看作自己的妈妈。

我一下子找到了两个哥哥、一个妈妈，这样奇异的事可不是谁都有幸碰得上的啊！这样的事在影视故事中常常被编得离奇古怪，十分煽情，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可这在我的生活里，却是真实的存在。我至今不敢在自己编写的电视剧中使用这样的情节，我真的害怕一旦搬上屏幕，就会让人感觉那是虚假的，那只会亵渎了我的两位历经苦难的妈妈！

我在大哥那儿竟然还看到了我爸死前给他们写去的信！我爸在信上说，政府认为他改造努力，已经宣布要释放他了。他告诉我大哥，你们在长沙还有一个弟弟——当然就是指的我——他回家时要到长沙，将你们的弟弟带上，回宜章与你们团聚。可就在我爸发出此信几天之后，劳改所就给大哥寄去了我爸病危的通知，然后紧接着又寄去了他病故的通知。大哥他们连信也没敢给劳改所回，那时哪敢对反革命父亲的死多表露什么呢？劳改所大概也正因为没见回信，不知家属是否收到通知，以至于没将遗物寄到宜章老家去，而是寄到长沙来了。

我爸未能如他所许诺的，到长沙带上我回宜章老家。不妨作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他没死，真的到了长沙，我妈会同意让他带我走吗？哪怕他只是暂时领我去认认自己的祖籍地，然后就将我送回来，恐怕我妈也是不会同意的。那时她对组织上反复不断的政治审查穷于应付，一定会对重新出现的我爸避之惟恐不及。还有，我爸的谎言会不会提早被揭穿？这倒是个更有刺激性的假设，我很难想象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我妈死于1991年初夏，她是在自己洗澡时突发心肌梗塞而死的，她至死也没与宜章的妈妈见上面，这是我极遗憾的一件事。我妈说过，宜章的妈妈其实更值得同情，她那么一个目不识丁的妇女，独自挑起一个家的重担，上有老下有小，多难啊！宜章的妈妈死于1997年。二哥打电话告诉我，她病倒了，神智不清，不吃饭，只肯喝谷酒。我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在谷酒中掺米汤，喂给她喝，这样等于进食，或许能渐渐恢复体力，重新好起来。但她终于没有再痊愈，拖了一个多月才死去。不知我出的这个主意，是否延长了她的痛苦？若真是这样，我对不起我的另一个妈妈了！另外我对不起她的是，我未能回去参加她的丧事。当时正当我儿子考电影学院，那是他的人生大事，我不敢掉以轻心，一直在北京陪着儿子。宜章的妈妈丧事办得很热闹很风光，我为她的丧事托在长沙工作的侄儿带回去一千元，聊补我无法亲自到场祭奠的缺憾。不久我就回到宜章，为她上坟，坟上的荒草短短时间已长得一人多高，据说那是后人兴旺之兆。

我爸的故事应该到这儿才打上句号。因为我是到了宜章老家，见了我的另一个妈妈和两位兄长之后，才似乎穿越了时空和阴阳的阻隔，看到了他真实、复杂的内心。拿两个妈妈放在一起比一比，就能猜想到我爸当年心里的矛盾和躁动。我妈说过，那时我爸的同僚都羡慕他有个好太太，拿得出手。本来嘛，那时候不是级别很高的将官，能有几个讨了上过大学的老婆？可我爸在得意之余，就不会在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想起那个为他养育儿子、向父母尽孝的糟糠之妻？他拒绝我妈去宜章的提议时，是不是要出一身冷汗？今天，我也是个拖家带口的大男人了，男人的责任，男人的野心，男人的欲望，应该说早已有了深切的体会和理解，我爸当年在想些什么，能不激起我研究和想象的兴趣吗？更何况我是个以讲故事为职业的编剧呢！我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当了那么久的官，却没有多少钱，两个家都没有他留下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他确实是个廉洁奉公的人吗？他作战时是不是真的很勇敢？他是身先士卒带队冲锋负的伤，还是鬼子的炮弹长了眼，追着砸到了他身边？他内心深处对两个妻子分别是什么样的情感？我妈嫁给他时，他是得意多于内疚，还是强忍着对今后事闹穿了的恐惧？

可是不管怎么说，他就是我的生身父亲！而且我妈到死都断言，他就是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