舔犊之情

儿子的腿虽然有一条已经治愈，但严重的创伤，使他身体比较虚弱。为此，儿子入学后，每天上班之前，我把它背到学校。但是放学时，我和妻还没有到下班时间，不能到学校去接他。这时他的班主任就把他背回我家。

有两位班主任都背过他。这两位女教师都有善良之心，虽然她们都曾见过我站在台上挨批斗的情景，但却并未介意，顶着同情阶级敌人的压力，做她们认为应该做的事。

一年级时他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68年来场的北京知青，叫范成敏，她经常把我儿子背回家，我非常感激她。但是除了心里感激，别无其他表示。

儿子二、三年级时，班主任仍是个女老师。她也是68年来的，是上海知青，叫印体英。她接过范老师的班，也经常在放学时把他背回家。我也只是在心里表示感激，没有其他表示。

要知道当时我还处在被群众专政的时期，所以她们能这样对待我的儿子，显示出她们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范老师后来调四连任教。印老师在我当校长时还在这个学校。我却没有在任何方面对她予以照顾，今天想起来，深感遗憾。

当时的一分场六队，因为有我这个四千人马的“黑高参”存在，而处于853阶级斗争的前沿。这里揪出一大批地主坏蛋、牛鬼蛇神，其中不乏革命干部和部队的老兵。他们中有不少是因为拥护我而受牵连的。

这些牛鬼蛇神，不仅自己遭受皮肉之苦，连小儿小女，在学校都遭受欺凌，遭受侮辱。可是这一切似乎跟我儿女很少牵连。儿子平时乐呵呵的，见人就笑。他有一帮小伙伴撑腰，没有人敢欺侮他。尽管如此我还是十分警觉。

因为我不参加班组，不下地干活，每天都在房区内干点零活，成了独立大队，比较自由。

一天下午学校放学后，我突然听到儿子在村子前边大哭。我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疾奔而去。到了那里只见儿子低个头蹲在一个土堆上，旁边还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我不问青红皂白，一把抓住那孩子的衣领，大声喝道：“是不是你在欺侮他！”
这孩子张大了眼睛大惑不解的看着我说：“没有啊！我们正在玩呢！”儿子这时也抬起头，望着我说：“我们在玩呢！”
我一看儿子根本就没有哭。仔细一听哭的是在其他地方的另一个孩子。我感到很尴尬，很为自己的猛撞行为而自责。但口中却没有向这位孩子表示歉意，只是讪讪的离开。以后他俩一直是好朋友，没有因为我的不礼貌行为而受影响。

重上医大二院

1970年、1971年一闪即过。就在71年年底，我决心再次领儿子去做另一侧的手术。这另一侧只是半脱位，没有右侧严重。妻觉得儿子太遭罪了，不想让他再去动第二次手术。我不同意，坚持要继续去治疗。

因为，除了另一侧的手术需动外，他先前手术的那条腿中还存有一块钢板四颗螺丝。虽然冯大夫说这块钢板取与不取，关系不大。但我总觉得人体内存着异物，总不是好事。

就在1971年的年底，学校一放寒假，我就又领着儿子踏上求医之路。

这次我只是跟连领导打了个招呼。因为对于曾经不让我们外出看病的连长，我实在觉得无话可说。所以只告诉他儿子要到哈医大二院去复查，连个请假条也没有写。其实医大二院在儿子的病历上就是这样写的：“定期复查！”
这“定期复查”就是我的尚方宝剑。我持着它去找团司令部，顺利的开出了，沈阳军区的“战士通行证”；理所当然的到财务科去取现金支票。
因为上次办出院手续时，住院处的辛明贤再三强调，他们不要“实物收据”，，要现金支票。
可是，财务科念的还是他们那本经。说：“这实物收据，你拿了到洛阳拖拉机厂，那两万块钱一台的拖拉机都能开回来，何况你那点区区医疗费用！”
这就没有办法了！我只好又持了那张实物收据奔上853到哈尔滨之路。

凑巧，上海知青王鸿鸣，也在这时探亲回家。我们正好一路，在火车上互相还有个照应。

王鸿鸣在机务上开拖拉机，我们认识。但也只是认识而已，平时都没有说过话。
在火车上，因为没有冒着绿光的眼睛在监视，他和我都畅所欲言。
我在哈尔滨下车，他下了车签字后改乘哈尔滨——上海的列车继续西行。分别时，他给我留了一个上海家中的地址，说他准备在上海待一段时间，我有什么事需帮忙，可以给他去信。

这次到哈医大二院，我没有去医院的招待所，直接背着儿子进了病房。医生护士看到了都觉得很高兴，说让儿子走一走看。看到孩儿子经治疗的患腿，有了明显的改善，大家更觉高兴。正好有一位病人要出院，病房就直接给收下了。

这次我是破例，先住院后办手续。到了哈医大二院住院处，当我把介绍信和实物收据一起交给辛明贤时，他明确表示不要“欠据”。我只好说拜托你暂时代我保管，以后我拿他去换支票来交给你，他也就答应了。

儿子的手术是冯家钧大夫给做的，为了表示感谢。我特地跑了一趟设在哈尔滨的兵团招待所，想在那买点物品送去。
当时的招待所，只招待本系统的人。一般的旅客是不接受的。不像现在，只要有钱，空军招待所一样入住。前些年到北京旅游，我住的就是空招。

但儿子看病那时不是兵团系统的人，连兵团招待所的大门也不让你进。有带领章帽徽的现役军人在那站岗把门呢！

我去兵团招待所是因为那里边有一个专卖部，有市场上买不到的物品。

我因为缺乏应酬的技能，进了专卖部，看来看去找不到可以作为礼品的东西。正当我在心里责备自己无能时，那货架上的几瓶红色标签的北大荒白酒吸引了我。因为在我们团部商店，能看到的都是绿色商标的北大荒白酒，这贴着红色商标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定睛细看，两者固然有所不同。原来绿标签的北大荒酒精含量只是60度，而这有着红色标签的酒精含量竟高达70度。红色标签上还标有特制佳酿的引人字眼。
乖乖！70度白酒，都可以作为药用酒精了！这里作为饮品在销售，还是特制佳酿，我想，肯定是酒中珍品！

考虑到东北人爱喝酒，我不惜代价买了两瓶。那时还没有流行现今那种精包装。售货员只是取出一根红色带子把两瓶酒系在一起，在两个瓶口上又系上一道，上面还弯个圈便于提着，作为礼品也说得过去了！

我打听到冯大夫家的住处，在他下班之后，就提着这两瓶酒去到冯大夫家。
一进门就听到屋内传出悠扬的小提琴声，原来是他儿子在练琴。冯大夫很热情地接待我，但是对这礼物却表示不能接受。还说：“现在你正需要钱用，你拿到小卖部，有的是要的人！”我坚持要他留下。他说：“你真要把它留下，我可要送到党支部去了！”这是他当时的原话，至今我记忆尤深！
我只好提着这两瓶酒告辞。

在冯大夫家，我注意到拉琴那个英俊的小伙手上持着的小提琴的系弦板是光秃秃的，每根琴弦都直接扣入系弦孔里，显得不太顺眼。不像我的琴，系弦板上装有四个弦勾，看得舒服。装这弦勾，可不只是看得舒服，主要是每个弦勾都是一个微调，调音时方便。其实每把小提琴，只要在a、e两根弦上装有微调就足够了。我在g、d弦上都装有也是多余的。我想在自己的琴上卸下两个弦勾送给这小伙。可那是空想，我的琴在853家中，来回3600里路程，可能吗？想在哈市买吧，也不现实。这里要有那玩意儿，人家早就装上了，还用等你！

琢磨来琢磨去，我突然想到回上海的王鸿鸣。我立即给他去信，让他买两个小提琴上的弦勾给我寄来。果然不失所望，几天以后，我持着这小小的两个弦勾给冯大夫家送去，他接受了，他儿子就不用说多高兴了。这样我的心里稍微安定了点，尽管是千里送鹅毛，那也是一点心意啊！

至于那两瓶70度的北大荒，当然，又进了医大二院的小卖部，像上次卖皮鞋似的，也加了点价，很快就被人家买走了。

这时，医院里已安排时间，准备为儿子动手术，我很高兴。不想突然传来一个叫人丧气的消息，说医院的手术室被感染了，正在进行消毒，消完毒还得经过生物实验，确认无影响时，手术室才能开放。在此期间，所有已安排的手术都停止进行。
到了这个地步，我也不着急了，等着吧！（待续）2011-8-25于山东平原

“你真要把它留下，我可要送到党支部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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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