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44年，攻打腾冲的战斗中，伤员被担架抬下来，他们通过的由巨石砌成的城墙已被攻下，而城内的战斗还在继续。摄影/Frank Cancellare
[2]中国军队指挥官（前排右二可能是预二师参谋长、后任副师长的彭劢；前排右三可能是预二师师长顾葆裕）和美军联络官在一处高地俯瞰被战火包围的腾冲。
[3] 1944年9月15日，中国政府官员视察被夺回的腾冲。摄影/美国照相兵 Frank Manwarren
[4] 1944年9月15日，胜利的中国军队离开他们攻下的石城腾冲，这支装备并不先进的行军部队，应是攻城的预2师、198师、116师、36师和130师其中之一。摄影/美国照相兵 Frank Manwarren
图中黑点为预二师在腾冲打游击的地点
预二师副师长彭劢将军,其时约二十多岁，刚从陆军大学第15期毕业。
翻拍/马金辉
2011年1月4日，5日。湖湘地理特赴深圳查阅某数据盘中的几万张图片。这批图片由民间学者章东磐先生提供，原始出处为美国国家档案馆，是67年前美军通信兵团164照相片连所拍。其地点是广泛的中缅印战区，当时中国抗战远征军部队所在。
遗憾的是，两人轮番，夜以继日20小时之后，无功而返。
我们没有找到要找的图像——那3个人，那支部队。
这支远征军部队在滇西打游击，跟湖南有莫大渊源
事实上，即使时间倒流67年，要让美军这100多位可贵的照相兵遇上我们想找的预二师，几率也是微乎其微。美连队第一批前线人员到达中缅印战区是“1943年12月”，这个时间，预二师已结束在怒江（即美照相兵在大多图像后反复注明的“Salween River”）以西的腾冲打游击一年的经历。
腾冲，是1942年5月10日沦陷的滇西重镇。此时中国全境抗战已近5年，战局胶着，国民政府组建远征军刚刚5个月。而此前3月，日军由印缅长驱而入，云南境的“国门”畹町及边镇龙陵、腾冲，一路不敌。战况最后是以中国远征军队在5月5日炸掉高黎贡山下一座名为“惠通桥”的过江通道，才困苦费力地将侵略军阻隔在怒江以西（此称滇西地境，即当时中英美等国同盟后而形成的中缅印战区范围，这种隔天险东西对峙之势，一直延续到两年后，1944年5月以“基本改换美式武器装备的各部”而进行“滇西大反攻”）。
1942年5月13日，由驻地昆明安宁驰援而来的预二师，“以空油桶系在铁丝上做浮桥”，开始强行返渡怒江，西插入腾冲，后由云南监察史李根源、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电呈蒋委员长”，“奉复：准留预二师同防腾冲游击”。至此，预二师成为当时中国惟一一支成建制的游击部队。
此后，在所有的滇西战史记载和大量老兵、民众口述资料中，预二师传奇而残酷的“游击史”（1942年5月-1943年5月）无处不在。李根源是前清秀才，曾留下150首有关腾冲抗战的纪事诗及详注，其中将近1/4篇幅，至少33首涉及该部。
而这支1942年初被纳入远征军序列的部队，与湖南有着莫大渊源。
它的早期师长陈明仁，在腾冲游击时的副师长洪行（后任新39师师长），参谋长彭劢（后任副师长），以及后来战死腾冲，被李根源赋诗留名的“小李将军”李颐，还有众多连、营、团将官士兵，都是湖南人。
在今天所能查实的部分滇西阵亡将士名单中，仅“滇西大反攻”腾冲收复一战，预二师“阵亡官佐81员，士兵2117名”，其中，湖南籍官佐就有13名。可惜士兵名册已无处查寻，不过，根据预二师的“杂牌军”性质及将官构成、驻防移动地（贵州、湖南、湖北、河南、广西等）、战后口述所涉籍贯地来推测，士兵组成湘人应非少数。
腾冲1944：醴陵“小李将军”是官阶最高的阵亡将官
在整个远征军作战序列部队中，大概是预二师与滇西（尤其是腾冲）瓜葛最深。
1942年5月13日，腾冲失陷后的第3天，预二师先头部队就渡怒江、龙川江进入县境，此后留守该区域游击穿插整整一年，1943年5月才与另一支部队36师换防，撤回怒江东岸接受美式整训。一年后，预二师重返旧地，参与腾冲收复战。此战后的统计显示，预二师在整个作战部队中阵亡人数最多，其师辖第5团团长李颐，是整个战役9168名阵亡将士中官阶最高的两人之一（另一人名覃子斌，也是湖南人，198师，两人殁后均援例由少校追升少将团长）。
李颐，醴陵人。在我们查阅的相关文史资料中，无图像记录。部分原预二师老兵及大理干训团（全称“军事委员会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蒋介石兼任团长，李根源兼任副团长）学员有过关于他的一些回忆，印象。
2010年12月22日，90岁的邵应壬（云南腾冲人，曾任预二师第5团团部上尉干事）在电话里说，李颐是他在干训团时期的教官和后来的部队长官，“副总队长，兼大队长”，这些官职必须是军校生才能担任，“他这个人身材大概不超过1米7，走路非常精神，做事刚强，正直，是师里的模范团长，湖南口音”，他还记得毕业分到部队后，“1944年7月在郊外散步”遇李，“距离约3公尺，他一眼看出我的风领扣没扣好，以右食指指着纠正”。
另一名学员刘志声（云南保山人）则撰文描述他终生难以忘怀李颐的“神秘微笑”。那时的李颐尚任第11集团军总部上校高参，负责干训团保山（云南）招生，在口试刘时，提问“共产主义适应于中国社会吗？”刘认为此前别的考生都答否，“或许是答错了”，便回“适应的”。他说李颐当时神情惊讶，后知自己的答案被打了“X”，但仍被录取。此后李每次见他，总是面含一点“莫名其妙的微笑”。
李根源曾写诗，“访鬼城东去，李颐是翘楚”，“小李将军殄寇凶”，并在注解中称其为部属，当指李在干训团的任职经历。
邵应壬老先生回忆李颐是在腾冲收复前一日，1944年9月13日阵亡，他“隔了一段时间和距离，后来才赶过去”。当时在李颐所率第5团任少校卫生队长的李植，则有更翔实的描述，称其阵亡时间是“午后3时许”，“经担架抬至麦子田卫生队检查，为敌弹从右眼射入，由头后贯通而亡”。李植还记得此前的5月12日，李颐作战前动员，“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但不是个个都死，我们是军人，为了国家民族存亡，要死得像个军人样子”。
据说有一个李颐在黄埔军校六期的同学，当时从部队家属留驻地漕涧来，闻李颐阵亡怆然，“他爱人托我带来的咸姜和辣酱，我交给谁呢？”
当年李颐被“殓入最厚最好棺木”，葬腾冲和顺乡。“20世纪50年代为不肖者盗棺木，仅遗残碑与石塔仆于地”。其妻“当时仅20来岁”，无子女，战时就被护送回湖南原籍，再无音讯。
2005年10月，湖湘地理曾往腾冲国殇墓园，见一将校合葬墓，中间即李颐名。字痕皆生绿苔，一片宁静。
2
施甸1944：车祸遇难，“方向盘顶在师长的胸脯上，汽车足足叫了十多分钟呐”
1944大约应算李根源的伤心之年。
他曾称自己“与滇西各前线将领多熟识，委员长电令督导第11集团军，余迭电辞谢，愿协助，不敢居督导之名”。这个注解列在他的一首诗后，其诗第一句即“二师战最苦”。李能历数预二师各级将官名，但在1944年，他写下的哀诗，也不得不一再提及这些熟悉的名字。
“猛武丝瓜坪，洪行指挥部。一杯酹将军，须眉恍如故。”“预二三六师，先后游击来。大小千百战，洪行死可哀。”后一首有详注——“根源在重庆，蒋委员长问：‘前线将领孰好？’根源以‘洪行能打仗，能爱民’对。未数日见命令，行升任39师师长。行，攻克龙陵，回至保山开会，忽在由旺翻车殒命。行，字明达，湖南宁乡人。腾民无老少，极信仰不能忘。”
洪行车祸是1944年12月17日。由预二师副师长升任新39师师长，至迟是当年4月。吴致皋（当时随军观战的陆军大学教官）所著《滇西作战实录》，第11集团军“滇西大反攻”作战编组中，已出现“洪行之新39师”。 在一份2006年的口述手稿中，曾任洪行警卫员的钟子立老人，回忆1943年末洪行就跟他讲，“总部要组建新39师配属炮兵”，洪行因此将他派往缅甸受训。钟次年3月回国复命。由此推测，其任职时间还可前推。
2005年10月，湖湘地理曾在云南寻访到其遇难地，有标志为滇缅公路707，属施甸境，路况平坦，但在当年这一段只是勉强为战时修成的“单行汽车道”。
钟子立60多年后向洪行后人讲述他看到的现场，“车子已翻下一条山沟，方向盘顶在了师长的胸脯上，一个小男孩在旁边惊恐地哭”，“听先到的人说，汽车足足叫了十多分钟，师长已经咽气”。据说洪行是为军部紧急电召，“可能由于师长的小舅子张伯余将军械处500支枪卖给了土匪，此事被军部侦悉”，而当时司机散步去了，“师长带上儿子亲自开车，在前面不远就出了车祸”。
这个“身体很结实”，长相实际更偏白面的传奇将军，曾被称为“洪胡子”，“战神”，是预二师的灵魂人物（该师主将多有替换，洪一直任副师长未变），他所率的预二师被称为“洪军”，善奔袭，又称“长脚部队”，孤军留守沦陷区的一年，“今天这里设埋伏，明天又去攻一个村庄”。当时的腾冲临时县长张问德著《偏安腾北抗战集·卷六·大事记》，日日有记载，其中预二师游击频率之高，隔数天就有一战（预二师第6团团长方诚在《八年抗战小史》中统计为“共二百余次”），其地名显示与日军交手范围几乎涉及全县境。
钟子立则称，大小多少仗记不清了，“但当时的痛苦记得很清”，还有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洪行“穿上老百姓的破衣服”带他去摸情况，被发现，俩人失散，20来岁的钟拼命往山上跑，洪跳入江边一棵树上，“第二天洪还开玩笑，他躲的树上趴着一只老虎，他与虎同眠，此事真假我也不得而知”，后来带新39师打的就都是正面反攻恶战，那时他“满脸胡子，眼睛布满血丝”。在当时的71军军长钟彬《龙陵会战》中也记载，“（1944年）8月27日，我新39师已伤亡过重，全师战斗兵仅100余人”。
洪行遇难，腾冲报纸连续数月反复报道，确如李根源所言，“腾民无老少，极信仰不能忘”。后洪行遗体及妻儿被护送经贵州、湘西沅陵，再由水路至宁乡。
其墓葬尸骨1957年在宁乡均被毁。今修复。
3
长沙1952：被冤杀在家乡的抗战将军彭劢
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翻拍回来的中国滇西抗战图片，我们没有找到师长官洪行，也没有找到壮烈阵亡的李颐，但也许会有彭劢？
第54军军长阙汉骞（湖南宁远人）《远征机密日记》，记载1944年7月28日，“预二师占领来凤山”，并附“伤亡虏获小计”，预二师阵亡189，毙敌167等。从数目看，这大概是我们所能获知的抗战期间中日双方阵亡比例数最接近的一次，就战果而言，来凤山位于腾冲县南，是当时日军据守腾冲最为坚固的外围堡垒，丢掉来凤山，日军完全收缩、困守在四方石城内，终被全歼。
来凤山一役，李根源写诗“肤功传海外，光荣预二师”，并注，“美总统杜鲁门（应为罗斯福—编者注）闻之，欣讶异常，特以军功勋章赠顾葆裕（预二师师长）、彭劢诸将”。此时，原预二师副师长洪行已调任新39师，他的湖南老乡兼老搭档，原参谋长彭劢接任其职。
作为一个来自长沙东乡的农家子弟，彭劢幼时在家“种过田，织过布”，后入长沙师范学校，追随过北伐革命军，考入武汉黄埔军校第7期，陆军大学第15期。
在家人的追述中，他极爱整洁，“行军床的白单子都白得不得了”，书法好，在滇西时“带回两个盟军技术员，与他们交谈用的是英语”，最后一次出征渡怒江前，他来回赶四五个小时的崎岖夜路，只为有一个小时“坐坐就走，一会儿瞧瞧两个大孩子，一会儿瞧瞧小毛毛”。
预二师老兵李植还记得这个参谋长“年轻，英俊，每天早上开会讲话，带湖南口音，那口才好得很勒”，其同僚有评价“温文细致，无疾言厉色”， 原国民第14集团军副参谋长罗开甲1991年从台北写信给彭的家人，也回忆“1937年上海抗日，我和他退到昆山，路见别部士兵股以下两腿是血，还在路上爬，近仁（彭劢字）坚持要替他裹伤”。
原预二师第6团团长写《八年抗战小史》，彭劢曾为其作序。那是一篇简洁干净的千字文，其中有这样的话，“昔亚里士多德谓‘人生为学习之过程’，殆以吾先哲‘收其放心’之微意”。
抗战结束，彭先后调任南京国防部、新疆戍边，1948年夏在老上司宋希濂部任参谋长。1949年6月，以心脏病辞职，住宜宾医院治疗，“宜宾解放，即向宜宾军管会报到”，并请求回原籍长沙，获准。
彭劢返乡，其侄儿彭京白回忆1949年秋天是他“去青山铺旅店接的”，“一起走了好几十里山路，脚步一点也不比我慢”。1949年12月，彭劢曾写个人历史情况汇报，送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此后，彭劢居长沙县白沙乡，在二十几口人的家族里，负责种菜，还帮村人写对联、记账。
当时，彭的妻子盛和关在湘潭教书。家中5个孩子，分散在三个地方。1951年寒假（2月），盛在湘潭师训班学习，得悉政府缺很多老师，劝彭劢，“你身体不好又不能下地做农活，你到湘潭来找工作吧”，到了湘潭没几天，“就由长沙乡下来人直接抓走了”。盛“后悔而焦急”，四处找人，被要求“回去等消息”。
等到政府通知的确定消息已是1952年5月底。
彭劢长女彭京士（当时12岁）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快过6·1节了，妈妈告诉我爸爸没有了，我不懂事，回了句‘那还有我呢’”。
彭劢以“宋希濂派遣特务”、“国民党骨干罪”被枪决的时间实际是4月。当时家里没有人敢来传信，“反革命嘛，哭都不敢哭，草草埋了”，“是曾祖父的棺材和墓穴，80多岁的老人说，都给庆云（彭劢名）吧”。
彭当时的二女儿京璞住东乡，曾亲见“一个瘦高个被枪押着路过自家，还朝正在岔路口田里犁田的爷爷喊了声”。彭的小儿子京南说他长大一点，大概1957年七八岁的时候，去看过行刑地，“就是现在的白沙乡小学，那时候是个坡，长了很多草”。
事过38年，与彭劢“共事二十载，情同手足”的原上司宋希濂曾由美国信复盛和关，写“他（彭劢）之死，我是十分伤感的”，1965年“集体外出参观，到了长沙”，得知不幸，“感伤还不能表露，唯有伏枕而泣”。
经彭劢家人多方奔走，在这个抗战将军被冤杀40年后，1992年5月29日，长沙县法院正式来函，推翻了1952年4月的原判决，认定为错案，予以纠正，“按起义人员对待”。
彭劢墓今在长沙县报母乡。墓碑有宋希濂题字“抗日名将”及腾冲县政协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