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参加在长沙举办的黄埔后裔联谊会，甚为遗憾，但感慨良多。随手将《过洞庭》中的“老爸”一章发上网来，那些文字记载的便是众多黄埔老军人之一。怀念所有的抗日黄埔战士，特别是那些无名英雄。

23、老爸

母亲来后的第二年春天，正值春耕大忙的时候，老爸来了。

记得来的那天细雨蒙蒙，他的衣服被雨淋湿了。我搂了一把稻草，准备烧把火给他烘干一下湿衣服，但他居然挡住了我点火的手，说：“算了，烧柴困难，能省就省点吧。”我有点诧异，老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为别人着想？

在我的印象里，老爸是比较“自私”的。从我记事的那一天起，他的工资就一直没有增加过，十几年不变的月工资四十八块五。发饷的那天，我经常听见老爸与母亲就工资上缴和留成的比例进行争论。老爸希望留成多一些，母亲要求上缴多一些。一般情况下，老爸都能将工资的零头即八元五角留下来零用；特殊情况下，老爸还能再多争取几块钱。

老爸力争的十来块钱，主要部分送给了香烟制造厂。两角钱一包的岳麓山牌香烟，每天一包，一个月就是六块钱。如果发愁的事情再多一点，每天二十根香烟即显得不足，六块钱的月定额则必须突破。又如果遇到高兴的事情，比方一段时间没人找他的麻烦，想买几包好烟庆贺一下，大前门的三角六一包，飞马和红金二角九，那也要突破六块钱的月定额。

零花钱的次要部分应该是买肉吃了。老爸上班，不管是白班还是夜班，每个班十二小时，必须在岗位上吃一顿饭，这就为他单独“闻点腥”带来了机会。有天我偶然经过他干活的工棚，发现他的锅子里剩下一“大”块猪肉。老爸那天早晨仅从家里带了点萝卜青菜，这肉肯定是他另外买来做熟，但没有吃完，或者还没有舍得吃完的。

我们家十天或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有一次肉吃。因为肉不够，里面自然要打底子，我们家打底用得最多的是油豆腐。因为有油豆腐打底，端上桌来时，看起来就是一碗肉。记得当时的我比老爸更馋，看见他锅里的肉，手都顾不上洗，抓起那块肉就往嘴里塞。油，顺着嘴角流出来，那“雨露滋润禾苗壮”的感觉太好了，难怪老爸争取零花钱的动力那么大。

什么“当时的我比老爸更馋”，我什么时候都比他更馋。“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馋”这句俏皮话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了。童年时，母亲带我去湖北的姨妈家玩，他家的好菜主要是肉多一些，我当然对好菜比较专一，筷子基本不变地方。母亲批评我，“哪碗菜好吃就倒在哪个碗里”。

这一“倒”字用得形象，深刻描述了我“馋”的程度。尽管我比老爸更馋，但“馋”的名气不及老爸大。因为我小时候“倒”进一个菜碗的机会不多，还来不及在“馋”上成名；年轻时在农村、工厂和学校基本是一个人单过，自己做了自己吃，没有别人评价我是馋还是不馋的机会；结婚成家后碰上改革开放，生活一下子迈入小康，想吃啥就可以吃啥，哪还有人说“馋”道短。

老爸关心的就是“吃”。上班时偶尔弄点肉吃一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闻闻腥”。路过小店时，有时会像孔乙己一样，靠近柜台，花两角钱要几颗兰花豆，打一勺散装白酒，过一把瘾后再离开。

有一次，他带着我路过一家饭店门口，停下来观望犹豫了一番，最后还是牵着我拐了进去。小饭店里没有什么人，我二人就近拣一张相对干净些的四方木桌坐下来，要了两个皮蛋，默默地剥开，蘸着酱油慢慢地品味。皮蛋是挺好的下酒菜，但老爸没有来一杯，可能是买酒的钱为我买了皮蛋，又无法超支，只好皮蛋下皮蛋了。像这样分享老爸零花钱的机会，我似乎只遇到过几次。后来闲暇时与大姐聊及此事，她虽然比我年长，却从来没有那等运气。

老爸那年五十四岁，但他喜欢自称五十八；一米八一的个子，比我整整高了十公分；腰挺背直，哪像我长年哈着背，不驼但也不挺；牙齿确实掉了一些，总在强调牙不好，但从不需要单独为他做点稀软的食物；体力上的特点是能走路，几十里路轻轻松松就过去了，据说是原来当兵练出来的硬工夫；最大的爱好是吃，只要锅里有荤菜，那天便是他的节日，但那时的“节日”实在罕见。

在湘西高山顶上干了一年多，他又学会了一种独特的饮酒方式，即饭前空腹时将二、三两甚至半斤白酒一口喝下，名曰“呛心酒”。这种喝法，实际是为了省钱，用相对少的酒，能使酒量大的酒鬼也能感到醉意。

老爸现在穷，过去也穷，穷了一辈子。

祖父黄富庭，在老家湖北省安陆县城里教私塾，学俸微薄，生活艰难，其名虽含个“富”字，实际穷得叮当响。后来私塾无法为继，祖父失业，沦为城市贫民，家里干脆揭不开锅，唯一的一个姑姑就是在那段时间内饿死的。

家里呆不下去了，未成年的老爸被送到杂货店当学徒，混口饭吃。当在杂货店混饭也发生困难的时候，老爸遂投军吃粮。投军之目的是什么，当时的说法是为了吃粮，平反以后的说法是“爱国青年，满腔热血，奔赴抗日战场”，因为老爸从军的时间正好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即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家的灾难，主要源于老爸的这段从军经历。投军就投军吧，可他偏偏投的是“国军”，而且据说是国军中最反动的青年军。

老爸系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员，曾在贵州都匀炮校学习。几十年后他参加武汉黄埔军校同学会，几个老同学相聚，感慨良多。平时根本不能舞文弄墨的老爸竟然突发灵感，挥笔写了一首诗，其中就提到他们的都匀炮校：“忆昔都匀结业时，倭凌我土国难持；武汉挥戈虽流血，为挽中华付青丝。”

老爸服役于青年军二○四师，开始是炮兵测量员，后来当过测量教官，最高军衔为少校。老爸主要担任一些技术职位，这与祖父教他认了几个字，后来又到军校混了一段时间有关。当时“国军”中大炮甚少，炮兵不多，技术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老爸的运气是好的，他尽管参加了许多次对日作战，屡立战功，也负过伤，但大难不死，幸运地闯了过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潼关的那次战斗。因为该地区中国军队没有重武器，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大炮，日本鬼子就在城外的一块空旷地建立了一个炮兵阵地，十几门大炮，整天肆无忌惮地朝着城内轰击。城内军队和民众伤亡惨重。恰在这时，父亲所在的那支炮兵部队赶到前线，并立刻接到开炮压制对方火力的命令。

父亲进入前沿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敌人的炮兵根本没有隐蔽，敌军指挥官穿着白衬衣指手画脚的样子清晰可见。我方只有四门炮，德国进口的。为了缩短试射测距和射击之间的时间，父亲决定四门炮一齐试射，然后选定其中一个正确的距离一顿猛轰。那场景之痛快，鬼子的十几门大炮，大部分被摧毁，剩下的几门，赶紧用汽车挂上，拉着就跑。强盗想逃，没那么容易。我方炮兵顺着敌人的逃跑方向，逐步调整距离，又是一场追击。

其他听故事的人走了，我还在兴奋，但此时的父亲却显得神情凝重。我们偷袭鬼子的炮兵部队成功，但为了防止敌人报复，我们的大炮必须迅速转移。骡马拉着大炮刚刚转移到安全地带，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它们在寻找刚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中国炮兵。父亲躲在灌木丛中，眼睛却在冒火，心想：“如果老子有高射炮，一定揍它狗日的，绝不跟它躲猫猫。”

叔父的运气怎么样，就很难说了。他也是技术兵种，服役于坦克部队，同属“委员长”的宝贝疙瘩，但他参加了缅甸远征军，跨出国境后就再也没有了音信。据文献记载，远征军在戴安澜将军的率领下，与日军进行了异常艰苦的战斗，伤亡惨重。远征军战斗失利后，一部分人员被迫进入原始森林，恶劣的自然环境又夺去了许多人的宝贵生命。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坚持到了胜利。

叔父的身体强健，据老爸说，他的胳膊比老爸的粗许多，可以连续装填多个重炮炮弹。他应该属于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坚强的人，没有音信只是因为不通邮而已。说不定某一天，穿着西装，戴着礼帽，拿着手杖的叔父就会突然从海外归来。我不相信我在自己骗自己，世界上总存在万一，万一这正巧是万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