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冯友兰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被当代学术界称为“最后的大儒”。冯友兰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二位老人都是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所培养出的优秀人才。

名为师生 实为学友

1916年，梁漱溟经教育总长范静生介绍，以《究元决疑论》一文为贽谒见蔡元培，当即被聘为哲学系讲席。而当时冯友兰则是哲学系的注册学生。冯友兰在回忆梁漱溟的文章中说：“1918年，我在北大是哲学系三年级，梁先生比我只大二岁，同班中还有比梁先生岁数更大的。他经常约我们到他家里玩。”

冯友兰此时已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当他看到带入美国的梁漱溟著作，颇认为与自己的哲学思想多有相通之处，于是便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外文，并写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进行推荐介绍。抗日战争时期，梁漱溟在重庆，从美国归来的朋友口中得知这一信息。

两位先生名为师生，实为学友。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因忙于自己的事业，双方晤谈的机会很少，但并不妨碍彼此的了解。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梁漱溟兴奋之余，便致函冯友兰得暇一谈。次年1月7日，梁漱溟接冯信约赴家中谈话便餐，即刻发一信应其约。9日9时许，梁漱溟赴冯友兰的西郊北大寓所，二人相遇握手言欢。此次相遇并非是久别相聚随意谈天说地，而是他们对中国问题的一次精辟阐述。

梁漱溟首先发问：你我早年在一起多为国家危难而寻求救国之道，50年后的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出现了如此昌盛独立自主的人民中国，这几十年的变迁都是我们亲眼看见，有些是我们亲自参与的，你对这种变化有何看法？

冯友兰听后微加思索便回答说：要解释这个问题，从历史的角度上说，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比其他国家的农民起义战争，不但次数多而且规模大。毛泽东说过，农民战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虽说战争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却没有脱离一治一乱，重蹈覆辙的道路。古代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都是普通人，但却成为农民战争的胜利者。按照马列主义的说法，农民战争不能对社会产生根本的变革。

毛泽东是在农民战争中加上了马列主义的理论，所以中国革命就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随着革命性质的不同，走的已不是农民起义的老路，所以就出现了新的社会局面。这种以农民基础势力为主加上马列主义理论学说为指导，就是今日中国取得胜利的由来。

冯友兰舒缓娓娓而谈，梁漱溟静坐而听其言，不作一句插话，任凭尽情道来。

冯友兰述说完自己的看法，便问梁漱溟的看法如何呢？

梁漱溟正襟危坐侃侃而谈：中国今日新局面的出现，有个主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搞了50年的马列主义。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文中说，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马列主义是外因，毛泽东思想是内因，二者相结合才能起到作用。毛泽东思想作用之大无可辩驳，但一个人起的作用终为有限。我要说的是，社会大于个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延续至今，谈历史就不能不谈传统文化，毛泽东是中国社会培养起来的人，他也必然要通过中国社会而起作用。这是我认为中国取得胜利的由来。

两位老先生欣然而谈，皆为国家、民族之大事而无家长里短之议，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便餐后两位老人握手别离，互道珍重。以上两位先生的谈话，为次日梁漱溟先生为我讲述记录而得。

对待批孔 态度迥异

1973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冯友兰参加了批林批孔的“二校”大批判组，对孔子儒家学说进行批判，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冯友兰的《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先后在报刊上发表。

1973年11月25日晚，梁漱溟对我说，近几天看到冯友兰、朱光潜批孔的文章糟得很。如果说孔子有弊于社会，那就是延缓了社会的发展。一是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二是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1974年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放言“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一长文，其根源始于此。对冯友兰写文章批判孔子认为是件大事，令他大惑不解的是，尊孔一生并研究孔子哲学的人怎么能写出反孔的文章，在他眼里认为这是文人失节。对冯友兰的反感由此而生。

梁漱溟用一生的精力弘扬孔子学说、宣传儒家思想、笃行儒家之精神。在全国轰轰烈烈的批孔运动中，以捍卫孔子学说为己任的他历史责任感便油然而生。就连冯友兰都批孔了，人世间还能有谁为孔子说句公道话呢？舍得一身剐，要为孔子说句公道话的想法，坚定了他站在风口浪尖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再一次拼搏的勇气和决心。

1974年1月，梁漱溟动笔写《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一长文。当时梁漱溟的家人、朋友如王星贤、郭大钟等都力劝先生不要发表不同意见，以免使自己犯反对批林批孔对抗中央的严重错误。这一年，他已是八十有一的老人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二位老先生对批孔运动的态度迥异。

冯友兰参加批孔运动发表文章，可以想象得出是有巨大的政治压力，但由于他的参加，这种政治压力减轻了。而梁漱溟却执意不批孔而要为其正名，其政治风险加大了。二位先生在批孔的运动中走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位先生的分歧，不管在文章上还是在心理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980年梁漱溟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问，其中有一段提到冯友兰。“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是我班的学生，他留美的时候还常常写信给我。从美国回来就做大学教授，很出名，写了三本书，特别是他有一部《中国哲学史》。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情，个性不同。他好像是儒家，是发挥中国传统思想，可其实呢，他的为人是老庄的，老子一派。不像儒家，忠于自己，一定要很正直，本着自己相信的道理，很忠实，不随风转舵。”(《梁漱溟全集》第八卷第1152页)

梁漱溟对冯的评价是他的一家之言，但可以看出他对冯友兰在哲学上的成就还是肯定的。

虚心以受  坦荡心胸

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全面纳入政治、经济恢复时期。冯友兰对自己在批孔运动中的表现也有了深刻的反省。他在1981年出版《三松堂自序》中写道：“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所想说的。改造或进步，有一点是一点，没有就是没有。如果这样，那就是采取老实态度，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三松堂自序》第175页）

自1972年初至1985年，其中十数年间，两位先生无缘相见，亦未有书信电话之沟通，虽有旧谊，但新怨并未消除。

1985年冯友兰先生90大寿，宗璞（冯友兰之长女）以电话邀请梁漱溟先生参加其父的寿宴，其意诚恳，梁漱溟以天冷不宜出门为由加以拒绝。几日后，梁漱溟寄一信给冯友兰，坦言“北大旧人现惟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

以梁漱溟的性格，这信的内容是写得出来的。冯友兰阅后评价是：这样直言，很难得。心中并没有不满之意。宗璞的表述是：父亲读后并无愠色。

宗璞对梁漱溟信中“谄媚江青”一句深为不满，认为是莫须有的事。故一再为父亲正名。凡经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江青是代表了组织，而梁漱溟实际所指是其父所写的批孔文章，是对冯友兰误入歧途的指责与批评。

梁漱溟之所以这样毫无顾忌地指责，是自认为与冯友兰有着与众不同的个人关系。就如1953年在中央政府会议上与毛泽东抗辩一样，同样认为自己与毛泽东的私人交往不同他人。据我所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多位名人教授都参与其中，其言词有甚于冯友兰者，在梁漱溟眼中不屑一顾。惟独对冯友兰余怨未消，是爱之深（理解为承担宣传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之重担，是冯友兰不能推卸的责任）责之重也。

宗璞一直认为：“我们习惯于责备每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的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宗璞著《旧事与新说》第106页）

宗璞的话，讲的很客观实际。这一段话，在“文革”结束后，为一些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犯有跟随错误的知识分子是有力的辩护。但从知识分子有良知的角度上看，这段辩护，却不能使他们从灵魂中得到彻底的解脱。

冯友兰不认为宗璞的这段话，能洗清自己在批林批孔中的错误，所以在上文中有了深刻的检讨和反省。大家毕竟是大家，不推诿不掩饰，是君子的作风。

当今社会中，能对冯友兰有所批评的人，也只有梁漱溟了。这不是因为他的无情，而是他太愿意看到我们的社会要树立追求正义和真理的风尚。

回顾梁漱溟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公然反对将接班人林彪写入宪法。1974年在全国政协小组学习会上，公然宣布“批林不批孔”，并将自己急就写成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一长文，在会上进行宣讲。梁漱溟的行为招来了5个全国政协学习小组的联合批判。最后以“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表态，表明了他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精神。

梁漱溟亦是在同样的历史背景环境下，表现了儒家坚持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如果我们一味强调知识分子的行为都是历史背景造成的，则不免有些牵强了。

瑕不掩瑜，冯友兰作为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学术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面对梁漱溟的指责，他心胸坦荡虚心以受，虽对当时重压之下的处境有所说明，亦是理所应当，为后人借鉴。

1988年6月，梁漱溟以95岁高龄谢世，冯友兰以钦佩之心情撰写了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当年9月，冯友兰又撰文纪念梁漱溟，在文章最后一段写道：“我在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的腹稿中，已经初步给梁先生安排了一个位置。我认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梁先生是维护‘孔家店’的。但是他的维护并不是用抱残守阙那样的办法，他给孔子的思想以全新的解释。这个全新的解释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而不是旧文化了。所以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就使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取得一定的地位。”

冯友兰以超人的学识，公正客观的科学态度，给了梁漱溟在哲学史上的定位。对梁漱溟在哲学史上的定位是需要胆识和气魄的，冯友兰做到了。

痛哉！两位先生相距两年，都以95岁高龄谢世。

喜哉！两位先生辛苦一生，该好好休息了。

——摘自《群言》作者 陈维志

      梁漱溟与冯友兰，当然应该钦佩前者的骨气——不仅在于他挺身维护了孔子的声誉。而且还有他50年代初，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在M泰山压顶的威势下和限定其讲话时间耍的花招，面对盲从拍马者声嘶力竭口号与狂吼，为维护自己的立场和农民的利益，不惜在GCD门前“班门弄斧”。

     但是，冯友兰先生可能考虑得比梁要复杂些，当时他在国内已经有了一大帮子家属。可以量想，根据当时的株连政策，为了自己学术上的声誉和帮一个两千年前的圣人讲几句话，还不如维护好自己亲属的实际利益。仔细想他一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很简单，他必须考虑这些人，因为他不是彭德怀，也不是梁漱溟。

    我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同梁漱溟一起开过一次全国的孔子学术研讨会。他讲梁漱溟有一句话给他的印象很深，梁说：“我尊孔就是因为孔子把人当‘人’看”，言下之意就是有些人从来就不把人当“人”。我父亲说，没想到梁漱溟这样瘦小的身材里蕴藏着那样惊天的勇气。

   梁漱溟的话至今还代表了一代有骨气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如果您没有这个雅量的话，我将失去对您的尊敬！”大家不要忘记，这还是在50年代初，毛的威望还处在如日中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