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参加在长沙举办的黄埔后裔联谊会，甚为遗憾，但感慨良多。随手将《过洞庭》中的“老爸”一章发上网来，那些文字记载的便是众多黄埔老军人之一。怀念所有的抗日黄埔战士，特别是那些无名英雄。

23、老爸

母亲来后的第二年春天，正值春耕大忙的时候，老爸来了。

记得来的那天细雨蒙蒙，他的衣服被雨淋湿了。我搂了一把稻草，准备烧把火给他烘干一下湿衣服，但他居然挡住了我点火的手，说：“算了，烧柴困难，能省就省点吧。”我有点诧异，老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为别人着想？

在我的印象里，老爸是比较“自私”的。从我记事的那一天起，他的工资就一直没有增加过，十几年不变的月工资四十八块五。发饷的那天，我经常听见老爸与母亲就工资上缴和留成的比例进行争论。老爸希望留成多一些，母亲要求上缴多一些。一般情况下，老爸都能将工资的零头即八元五角留下来零用；特殊情况下，老爸还能再多争取几块钱。

老爸力争的十来块钱，主要部分送给了香烟制造厂。两角钱一包的岳麓山牌香烟，每天一包，一个月就是六块钱。如果发愁的事情再多一点，每天二十根香烟即显得不足，六块钱的月定额则必须突破。又如果遇到高兴的事情，比方一段时间没人找他的麻烦，想买几包好烟庆贺一下，大前门的三角六一包，飞马和红金二角九，那也要突破六块钱的月定额。

零花钱的次要部分应该是买肉吃了。老爸上班，不管是白班还是夜班，每个班十二小时，必须在岗位上吃一顿饭，这就为他单独“闻点腥”带来了机会。有天我偶然经过他干活的工棚，发现他的锅子里剩下一“大”块猪肉。老爸那天早晨仅从家里带了点萝卜青菜，这肉肯定是他另外买来做熟，但没有吃完，或者还没有舍得吃完的。

我们家十天或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有一次肉吃。因为肉不够，里面自然要打底子，我们家打底用得最多的是油豆腐。因为有油豆腐打底，端上桌来时，看起来就是一碗肉。记得当时的我比老爸更馋，看见他锅里的肉，手都顾不上洗，抓起那块肉就往嘴里塞。油，顺着嘴角流出来，那“雨露滋润禾苗壮”的感觉太好了，难怪老爸争取零花钱的动力那么大。

什么“当时的我比老爸更馋”，我什么时候都比他更馋。“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馋”这句俏皮话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了。童年时，母亲带我去湖北的姨妈家玩，他家的好菜主要是肉多一些，我当然对好菜比较专一，筷子基本不变地方。母亲批评我，“哪碗菜好吃就倒在哪个碗里”。

这一“倒”字用得形象，深刻描述了我“馋”的程度。尽管我比老爸更馋，但“馋”的名气不及老爸大。因为我小时候“倒”进一个菜碗的机会不多，还来不及在“馋”上成名；年轻时在农村、工厂和学校基本是一个人单过，自己做了自己吃，没有别人评价我是馋还是不馋的机会；结婚成家后碰上改革开放，生活一下子迈入小康，想吃啥就可以吃啥，哪还有人说“馋”道短。

老爸关心的就是“吃”。上班时偶尔弄点肉吃一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闻闻腥”。路过小店时，有时会像孔乙己一样，靠近柜台，花两角钱要几颗兰花豆，打一勺散装白酒，过一把瘾后再离开。

有一次，他带着我路过一家饭店门口，停下来观望犹豫了一番，最后还是牵着我拐了进去。小饭店里没有什么人，我二人就近拣一张相对干净些的四方木桌坐下来，要了两个皮蛋，默默地剥开，蘸着酱油慢慢地品味。皮蛋是挺好的下酒菜，但老爸没有来一杯，可能是买酒的钱为我买了皮蛋，又无法超支，只好皮蛋下皮蛋了。像这样分享老爸零花钱的机会，我似乎只遇到过几次。后来闲暇时与大姐聊及此事，她虽然比我年长，却从来没有那等运气。

老爸那年五十四岁，但他喜欢自称五十八；一米八一的个子，比我整整高了十公分；腰挺背直，哪像我长年哈着背，不驼但也不挺；牙齿确实掉了一些，总在强调牙不好，但从不需要单独为他做点稀软的食物；体力上的特点是能走路，几十里路轻轻松松就过去了，据说是原来当兵练出来的硬工夫；最大的爱好是吃，只要锅里有荤菜，那天便是他的节日，但那时的“节日”实在罕见。

在湘西高山顶上干了一年多，他又学会了一种独特的饮酒方式，即饭前空腹时将二、三两甚至半斤白酒一口喝下，名曰“呛心酒”。这种喝法，实际是为了省钱，用相对少的酒，能使酒量大的酒鬼也能感到醉意。

老爸现在穷，过去也穷，穷了一辈子。

祖父黄富庭，在老家湖北省安陆县城里教私塾，学俸微薄，生活艰难，其名虽含个“富”字，实际穷得叮当响。后来私塾无法为继，祖父失业，沦为城市贫民，家里干脆揭不开锅，唯一的一个姑姑就是在那段时间内饿死的。

家里呆不下去了，未成年的老爸被送到杂货店当学徒，混口饭吃。当在杂货店混饭也发生困难的时候，老爸遂投军吃粮。投军之目的是什么，当时的说法是为了吃粮，平反以后的说法是“爱国青年，满腔热血，奔赴抗日战场”，因为老爸从军的时间正好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即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家的灾难，主要源于老爸的这段从军经历。投军就投军吧，可他偏偏投的是“国军”，而且据说是国军中最反动的青年军。

老爸系黄埔军校第十七期学员，曾在贵州都匀炮校学习。几十年后他参加武汉黄埔军校同学会，几个老同学相聚，感慨良多。平时根本不能舞文弄墨的老爸竟然突发灵感，挥笔写了一首诗，其中就提到他们的都匀炮校：“忆昔都匀结业时，倭凌我土国难持；武汉挥戈虽流血，为挽中华付青丝。”

老爸服役于青年军二○四师，开始是炮兵测量员，后来当过测量教官，最高军衔为少校。老爸主要担任一些技术职位，这与祖父教他认了几个字，后来又到军校混了一段时间有关。当时“国军”中大炮甚少，炮兵不多，技术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老爸的运气是好的，他尽管参加了许多次对日作战，屡立战功，也负过伤，但大难不死，幸运地闯了过来。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潼关的那次战斗。因为该地区中国军队没有重武器，既没有飞机，也没有大炮，日本鬼子就在城外的一块空旷地建立了一个炮兵阵地，十几门大炮，整天肆无忌惮地朝着城内轰击。城内军队和民众伤亡惨重。恰在这时，父亲所在的那支炮兵部队赶到前线，并立刻接到开炮压制对方火力的命令。

父亲进入前沿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敌人的炮兵根本没有隐蔽，敌军指挥官穿着白衬衣指手画脚的样子清晰可见。我方只有四门炮，德国进口的。为了缩短试射测距和射击之间的时间，父亲决定四门炮一齐试射，然后选定其中一个正确的距离一顿猛轰。那场景之痛快，鬼子的十几门大炮，大部分被摧毁，剩下的几门，赶紧用汽车挂上，拉着就跑。强盗想逃，没那么容易。我方炮兵顺着敌人的逃跑方向，逐步调整距离，又是一场追击。

其他听故事的人走了，我还在兴奋，但此时的父亲却显得神情凝重。我们偷袭鬼子的炮兵部队成功，但为了防止敌人报复，我们的大炮必须迅速转移。骡马拉着大炮刚刚转移到安全地带，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它们在寻找刚才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中国炮兵。父亲躲在灌木丛中，眼睛却在冒火，心想：“如果老子有高射炮，一定揍它狗日的，绝不跟它躲猫猫。”

叔父的运气怎么样，就很难说了。他也是技术兵种，服役于坦克部队，同属“委员长”的宝贝疙瘩，但他参加了缅甸远征军，跨出国境后就再也没有了音信。据文献记载，远征军在戴安澜将军的率领下，与日军进行了异常艰苦的战斗，伤亡惨重。远征军战斗失利后，一部分人员被迫进入原始森林，恶劣的自然环境又夺去了许多人的宝贵生命。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坚持到了胜利。

叔父的身体强健，据老爸说，他的胳膊比老爸的粗许多，可以连续装填多个重炮炮弹。他应该属于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坚强的人，没有音信只是因为不通邮而已。说不定某一天，穿着西装，戴着礼帽，拿着手杖的叔父就会突然从海外归来。我不相信我在自己骗自己，世界上总存在万一，万一这正巧是万一呢。

军人战死沙场，其实也是很平常的事，“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时征战几人回？”实际上，老爸曾经数次死里逃生，哪一次发生一点偏差，这本书的作者就要换人了。

一次是大家所熟悉的黄河花园口决堤，决口放水前夕，老爸所在部队正好在花园口地区。这么大的决水阻敌行动，不可能将所有军民全部撤出来，必然以牺牲一部分作为代价，老爸差一点就成了代价的一部分。所幸，老爸是军中奇缺的炮兵技术人员，前线指挥官让他们紧急撤离。战场上，零星人员从前线往回撤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撤到其他部队的防区，往往就会被作为散兵收容，强制性地就地继续参加战斗。又所幸，师长给了老爸一纸撤离手令，凭着这纸手令，老爸顺利撤离花园口，刚到安全地带，后面已是一片泽国。

另一次，老爸所在部队来到安陆县附近。老爸很久未见到祖父了，也不知那位失业的老私塾先生近况如何，靠什么度日。他决定回去看看，顺便给几块钱。那天早晨，老爸请了半天假，骑了一匹拉大炮的马跑进了安陆县城。祖父见到了，光洋也给了几块，老爸连水都来不及喝一口，翻身上马，赶紧撤离。当时的安陆县城就一条街，怀揣几块大洋的祖父恋恋不舍地目送老爸消失在街道南端拐弯处，回过头来，发现日本鬼子三八大盖的刺刀已经出现在街道的北端。好险！

老爸当测量员的时间比较长，测量员的作战位置比较靠前。老爸说，靠近敌人的位置反而相对安全。我想，靠前位置相对安全是相对炮战而言，如果敌方阻击手用步枪找目标，或发起冲锋，靠前位置肯定更加危险。一次，这相对安全的位置也落下一排日军炮弹，其中一发就落在老爸背后不远，两块弹片射进老爸的后腰。老爸倒在测量仪器上，鲜血染红了军服，也染红了那块不屈的土地。

所幸，弹片没有击中要害，不至于立即送命。伤口简单处理后，老爸被送往战地医院。又所幸，老爸当时身上有几十块大洋，他没有去免费的陆军医院，而去了附近一家外国人办的条件相对好一些但却收费的私立医院。

老爸的想法很简单，几十块钱，身外之物，留它何用？若不幸牺牲，这钱也是别人的，还不如自己治伤花掉，或许能换回一条命来。手术做完了，还算成功，也没有并发感染。老爸的命，就这么换回来了，但伤口内的弹片并没有取干净，因为那些弹片挨着脊椎，动则有生命危险，最后只好让它们就那样永远留在体内。

几十年后，那碗口大的伤疤依旧清晰。无聊的时候，这伤疤成了我们的话题。我装着很内行的样子问他，炸弹落地爆炸时会在地面形成一个安全角，他当时为什么不赶紧卧到，躲在安全角里。老军人一下子遇到了新问题，他眨了眨眼睛说，战场上，炸弹都是乱崩的，哪有什么安全角。我没有上过战场，没见过炸弹如何崩，当然是他怎么说就怎么对。

伤疤是他抗日的标记，也是他吹牛的资本，吹得得意的时候，简直忘乎所以。似乎他是众人拥戴的抗日英雄，其他人则卑微低下，不屑一顾。一般情况下，我也会跟着他兴奋、激昂、自豪一番，但也有一次，我故意与他过不去。

我指指他的伤疤说：“你这是逃跑时留下的。”

他大惑不解：“……”

“你向敌人阵地发起冲锋时，敌人在前面还是在后面？”

“在前面。”

“那敌人射过来的子弹应该击中你的前胸而不是你的后腰。”

“如果打中后腰呢？”

“那受伤的人一定正在逃跑。”

“他妈的！”他发现他掉进了我的陷阱里，变成了我们开心的对象。其实，他开心的本领比我的强多了。

“史无前例”刚开始的那段时间里，单位上的一帮人将老爸抓了去，审问了半天，问题就一个——解放前杀了多少共产党员。老爸反复强调，当“国军”八年，一直在抗日前线，从未与“共军”交战，更没有杀过共产党员，甚至，有的进步青年想去延安，他还提供过帮助。但审讯者不听那一套，其中的一个刀疤脸一边解武装带，一边骂骂咧咧地说：“黄汉玉，你他妈听着，老子问你杀了几个，谁他妈问你杀没杀。”

当武装带挥到头顶的时候，老爸招供了，一共杀了两个，一个叫尤二狗，一个名刘富贵。

我的启蒙小说是《红岩》，其中骨头最硬、最受人尊敬的是江姐；几乎没有骨头、连军统特务都鄙视的是甫志高。看来，将老爸这个人物放进《红岩》，他绝对当不了江姐，只能当甫志高。

刀疤脸收回了武装带，得意地扫视了一下周围：怎么样，老子今天不费吹灰之力，顷刻之间即挖出了一个隐藏得很深、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阶级敌人。

过了几天，刀疤脸路过囚禁老爸的单位招待所房间，他特意将门打开，恶狠狠地说：“你他妈的，竟敢骗老子造反派，弄了半天，尤二狗、刘富贵都是你的狗腿子，全他妈活着。你小心点！”

老爸就这么“小心”地过了若干天，也不见有什么动静。不知何故，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我打断了老爸的故事：“你转业到铁路部门不是当普通职员吗，怎么会有狗腿子呢？”

老爸回答：“那是铁路上的两个工头，哪是我的狗腿子，不过，我们转业军人肯定比他们凶一些。”

老爸最后一个逃离城市人生存困难的湘西山顶，而且是名副其实的“逃离”。他半夜起床，偷偷下山，当心天亮被人发现追赶，不敢走直线，而是绕道几十里，去另一个通公路的集镇，匆匆钻进一辆长途汽车，不管该车开往何方，只要能离开当地就行。幸亏最后逃离的是行伍出身的老爸，这种走法，换上我家的其他人，谁都做不到。

两个姐姐先后出嫁，唉，实际上是希望完全破灭，胡乱在益阳农村找个栖身的地方而已。除了两个女大当嫁的姐姐外，老爸、老妈、妹妹都到了我这里，一家终于团圆了。大团圆的结局应该是快乐的结局，然而，我家的团圆，却给我带来不少烦恼。父母之间总是处于一种无聊的永无休止的争执之中。

争什么呢，“吃点什么沾油带腥的东西”是老爸这一辈子关心的永恒的主题。“不给老子吃！”这五个字是我童年时经常听到的老爸的怒吼，这怒吼的严厉程度现在虽然减低了许多，但仍然不时灌进我的耳朵。除了“吃”，现在的争论范围扩大了许多，老妈将目前窘境的责任全归到老爸身上。最要害的一点是，当遣送农村的消息传来，当时老爸的工作地点换到了岳阳，老爸应该从单位上扛着被盖行李直接走，而不是扛着被盖回家，将全家牵连着一起走。

这种说法有根有据：原国民党军官豹中德，是老爸原来的同事，后来被铁路开除，比老爸的情况更差，但遣送农村的通知下来，他扛起背包就走。因为需要遣送的主要对象已经走了，有关人员专门去鼓捣其家属似乎名不正言不顺，所以豹中德的老婆孩子得以保存下来。其实，老妈只说对了一半，豹中德的老婆比老妈有心眼，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她带着户口本躲到亲戚家去了，风头过后才返回长沙。

这争论争到后来也就不知道争啥了，任何一件琐事，都可能引起好一阵“风风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