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坐在卢湾区图书馆的小楼里。

　　院子里的玉兰树，灰青的枝头上，几朵粉白，似花非花的样子，衬托出《青玉案》中“试问闲愁”的濡湿。馆长亲自搬来一摞子的民国旧报纸。

　　顺手，掸去上面的尘埃。总是嫌灯光黯淡，因为字迹太小。喝着馆长泡的雨前龙井，抱着可有可无的心绪，把老黄的旧纸一页页翻检过去。

　　一个骨感的女子入得画来。那种苏州人的瘦。那种丁香般淡淡的愁。她叫盛佩玉，是清朝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孙女。她的母亲亦是苏州美女，嫁给盛宣怀的长子盛昌颐做妾，住在外面的小公馆。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只好做了曹禺戏剧《雷雨》中的鲁妈，留下了孩子，另嫁作他人妇了。盛佩玉的丈夫是盛宣怀的外孙，盛家四小姐的儿子，著名出版家邵洵美。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是他们的证婚人。

　　抗战期间，为了躲避战火，人们纷纷逃亡租界。

　　当时，邵洵美的红粉知己、美国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拿到了特别通行证，驾车去杨树浦帮助盛佩玉搬家。炸弹不时地落下来，空气中弥散着硫磺的味道。盛佩玉镇定地从玻璃橱里拿出了一套咖啡具，装进了逃难的箱子里。她心想：“打仗，咖啡总归还是要喝的。”

　　日子越来越难，盛佩玉不愿意求人，只有靠典当暂度。一天，盛佩玉收到典当行的通知，典当的钻石已经到期了。佩玉没有钱把东西赎回来，又不愿意去借钱。借钱是失身份的。佩玉道：“就让那些宝贝给当铺吃进了。没有首饰，也无损我的颜色的！”

　　解放以后，盛佩玉做了居委会里的小组长。他们在淮海路的房子先是借给居委会开食堂，后来又借给居委会办托儿所。一大家子人，就剩了一间屋子。

　　邵洵美身体不好，她就把这间房子留给了丈夫，自己去江苏路的女婿家落脚。

　　那个时代，每个人的命运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盛佩玉来到女婿家，惊讶地看见了张爱玲的继母孙用番租住在一个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孙用番的父亲是做过民国政府总理的孙宝琦，与盛宣怀家是亲家。弄堂里的小孩子都叫孙用番“姑姑”，她是一位高雅的老太太，面容端庄，极有风度，老了，依旧还是白皙，到底是享过福的人，身段还摆在那里的，脑子亦是清楚得不得了。标标准准的京片子，很有一些舞台的味道。

      孙用番会注射，弄堂里有小孩子生病，就请她过去打针。她孤身一人，却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和邻居合用一个保姆，冲冲热水瓶，磨磨芝麻粉。她喜欢弄堂里乖的小孩，把他们叫来，给他们吃蜜饯、糖果、芝麻糊。她一直是靠变卖家产来维持晚年生活的。早先，她的房间虽逼仄，家具都是值钱的老货，座钟、相架都精致美观，连盛芝麻糊的碗盏、调羹都是古董。她半盲以后，五官在脸上都走位了，手里的拐杖依然还是德国的老货色。

　　她的身体无可奈何地衰弱下去，家具也越卖越少。但是当她出现在弄堂里的时候，依旧是一个干干净净、腰板笔直的老太太，哪里肯随便地将息。这是体面，也是尊严。盛佩玉自然知道张爱玲与继母间的纠结。她道：“孙用番一直照料着张爱玲的父亲，替他送终，这已经足够了。”语气里满是悲悯。 

　　盛佩玉在南京居住时，买了几个鸭肫干寄给邵洵美。

　　洵美回信说，不舍得吃，挂在那里，用舌尖浅尝辄止。

　　盛佩玉得了癌症，医生说，少抽烟吧。

　　一晚，是冬至，盛佩玉托出烟缸道：“此刻，我吸今生最后一支烟。”就此戒了，没有一点点的牵丝攀藤。

　　这一代豪门闺秀，大富大贵，大起大落，有辛酸，却没有抱怨，处变不惊，随遇而安，超然物外，修成圆觉。

　　出得小楼，已是黄昏，正下着雨，小径旁的竹子，有潇湘馆里的雨声。馆长在身后道：“就一起吃晚饭吧，咸肉菜饭黄豆汤，还有评弹。”

　　于是折回去，任往事在上海人的食谱里，在零落的吴侬琵琶里，欲语还休。

　　“闲话”里的那点骨气

　　我一直觉得上海话是很虚心的，无论想讲什么意思，都自谦为“闲话”。在上海方言里是没有单音节的“话”字的，只要是嘴巴里讲出来的都是“闲话”，即使是郑重其事的要言警句。

　　上海的吴阿姨对邻居、北方人李太太讲：“我规规矩矩脱侬讲几句要紧闲话。”李太太听起来，闲话多少有些多余、无聊的意思，能有啥要紧的呢？吴阿姨强调的“规规矩矩”到底还是落空的。

　　但是，上海人大多还是守着上海话自命清高，他们彼此之间是不屑讲普通话的，谁开口讲普通话，通常都会被揶揄为“开国语”。意思里，像是一个平头百姓硬着头皮讲“官话”，狗嘴里吐“象牙”，自以为起了身价。

　　大约是由于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缘故，上海人对京城官话的官僚傲气很敏感，感到官话实在不如上海闲话的乡音更近人间烟火。

　　上海人之间都讲上海闲话，他们只跟外地人讲普通话，但是会有意无意地不标准，带点吴音苏腔。

　　上海古属吴地，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苏州是吴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苏州话过去是上海士绅、大户人家的日常用语。

　　在上海，能说一口略带些苏州口音上海话的，因为大多出身“大人家”（因为嫌避铜臭，上海人喜欢将“有铜钿”的人家称作“大人家”或“好人家”），教养规矩也多，自然比较高贵，都看不起那些说带着苏北或北方口音上海话的人。因为旧上海的苦力和底层粗活多是苏北人和北方人干的，嗓门大，脏词多。

　　苏州话多舌尖音，西菜的“西”讲成英语ABC的“C”；“搿个事体我倒是不晓得呀”，“晓”就是带舌尖音；“伊老触气格”，“气”也发舌尖音；“过一歇我打电话拨侬”，“歇”照例还是舌尖音。

　　如今，在各地方言中，除了苏州话以舌尖音为主，似乎也只有上海人是最善于发舌尖音了，这也可能与上海人较早学英语有关，因为英语中也有许多舌尖音。

　　吴音苏腔滋养了上海人糯软、温婉的说话腔，即使讲普通话，也讲究低声清丽、矜持适宜。

　　有格调的上海人交谈的音量一般只够当事人听见，旁边的人根本无法听清。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或打手机，在他们看来就是有失身份、缺乏教养，背地里嗤之以鼻。

　　上海人是将“闲话”看作一个人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的告示牌的，很多时候，他们讲闲话所展示的个人形象的意义，远远大于闲话所表达的内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曾流传过两位耄耋老人的佳话。这对老夫妻已经相伴69年了，丈夫李九皋91岁，妻子陈素任96岁。

　　1936年，李九皋在电台当英文音乐节目播音员，“大人家”出身的“陈四小姐”陈素任迷上了他的声音，经常打电话进去点歌。

　　有一次，陈素任去做头发，跟店老板闲聊起她迷恋李九皋的声音，店老板随意应答说：“这个英文主播是我的同学，你想认识他吗？”

　　陈素任是个个性很强的人，当年曾不顾家庭反对，坚持学骑自行车，上街抛头露面兜风；后来又执意学开汽车，带着同学开着汽车风光时髦；甚至向刚刚成立的中国飞行社缴了昂贵的学费，学开飞机，成了飞行社的第一批女飞行员。

　　陈素任通过店老板认识了李九皋，两人就开始了热恋的玫瑰人生。他们相濡以沫地走过了几十年风雨磨难、生离死别的日日夜夜，步入耄耋之年，晚年生活的浪漫格调还是让上海滩的后生们惊艳。

　　两老家的附近有家名菜馆，陈素任腿脚不好，李九皋就每天晚上搀着她上这家菜馆吃饭。

　　一连十几年，每天坐在固定的座位，点几样精致的小菜。回家后，两老像集邮一样收集起上千张用餐的收据，珍藏那份温馨的醉意。

　　“文革”中，丈夫李九皋被关起来了，他们刚刚毕业分配在瑞金医院当医生的儿子，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了牵连，他的清高孤傲忍受不了侮辱迫害，自杀身亡。

　　医院派人告知这个噩耗时，陈素任正在家里剥毛豆，她一听愣住了，轻声缓慢地对来人讲了一句“谢谢侬”，然后低下头继续剥她的毛豆。直到那篮子里的毛豆剥完，她起身用手掸掉衣襟上的尘屑，收拾那堆空豆荚时，眼泪才“哗”地全部涌了出来。

　　医院派去的人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他来前心中设想过女人听到噩耗后的各种反应，或晕厥过去，或失声痛哭，或破口大骂，或者揪住他叫嚷：“还我儿子！”可是，这个上海女人“谢谢侬”三个字中的矜持冷峻，却让他毫无思想准备，不寒而栗。

　　上海闲话中内敛的功底是多年修炼而得的，城市文明是长期熏陶而成的，浸润着上海人“讲究面子”、“以柔克刚”的低调精髓。

　　也许是因为开埠较早，上海人很早就相信了本·琼生三个世纪前的那个说法：“语言最能表现一个人。一张口，我就能了解你。”

　　过去的绅士淑女们唯恐自己的言语冒犯了别人，妨碍了自己的形象，因而对那些巧妙委婉的表达方式心醉神迷。

　　他们不但操练语音语调的温婉亲和，而且讲究用词的委婉高雅，回避粗野低俗的流行语。他们不会把出租车叫“差头”，也不肯将去洗手间称作“上厕所”。

　　费玉清不是上海人，但是他在上海的人缘很好。他祖籍安徽，却从来没有在安徽开过个人演唱会。他也曾到北京等地演唱，大多是蜻蜓点水。唯独在上海，他连续举办了七年（其中两年与蔡琴合作）演唱会。虽然，总是那点简单的舞台背景，总是那套规矩淡雅的西装，总是那些熟悉的旧歌老调，但是，上海人还是迷恋他，追捧他，票房始终很可观。

　　上海人喜欢费玉清是有道理的。费玉清讲话不紧不慢的语速、不高不低的语调，内敛着谦谦君子的从容不迫和矜持自信，别的外埠演员是学不来的。

　　费玉清会真诚谦卑地对台下的观众说：“让你们破费了。”

　　有一次，他唱《一剪梅》唱出了眼泪，唱完后他没有解释自己因为唱动情而落泪，而是浅浅一鞠躬，说：“对不起，失礼了，失礼了。”

　　周杰伦是不会这样说话的，周立波也不会这样说，虽然他是个道地的上海人。上海闲话讲起来腔调与格调还是不一样的。

　　上海闲话是虚心的，但是，骨子里却傲着一座独领风骚、一览众山的峰峦。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针对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受损一事，位于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也给予了关注。

　　历代瓷器是台北故宫最值得夸耀的收藏之一。那里收藏有25248件清宫旧藏瓷器,名窑俱备,精品无数,多为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及明代官窑瓷器和清代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据了解，无论是以X光透视检测文物结构，或借由X光荧光或红外线光谱及显微观察来分析文物成分，台北故宫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类似事故。台北故宫登陆保存处的稽若昕处长介绍他们在文物研究方面的措施时表示，台北故宫的检测人员是不能拿文物的，有专员负责，且经过严格训练，而且检测时尽量避免使用电动设备。

　　北京故宫“可能是检测文物的设备台面是电动升降的，如果参数算错，可能会导致挤压受损。”稽处长表示，对瓷器文物台北故宫常用的一种检测方法是：“如果说台面有升或者降，更好的方法是拿另外一件高度或大小差不多的替代品，把高度找好了之后，再把真品放上去。”

　　“其实文物的检测，如果一般可以的话，是不拿完整器物的。”稽若昕表示，台北故宫在对出土文物检测或科研时，一般是拿那些出土的碎片进行检测。“如果是进行无损害检测，我们的仪器是不用碰到文物的。”稽若昕告诉记者，台北故宫对文物进行无损害检测时，主要是用X光照射荧光打下去，通过测光知道文物成分，检测仪器不用碰到文物本身。

　　“放置文物的仪器操作台面尽量是不动的，如果非要旋转或上下动，我们尽量用手动，而且非常慢。”稽若昕介绍，他们尽量不用电动，就是因为不好控制，万一一个参数错误就容易出现问题。总体上说就是以不动为原则，万一要动，也得用手动。

　　针对北京故宫发生文物损坏时只有一个科研人员在场，稽处长表示以台北故宫的经验，从事这样工作的时候，周围不可能只有一个人。“以我们的习惯，至少检测人员一个，还要有1到2个助理，”“另外，文物典藏单位的人也要在旁边，一般情况下，现场最少也要4个人左右。”北京故宫官方称，造成事故的操作员是一位理工科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为实验室的首批科研人员，算是资深人员。她是最早接触设备的人之一，此后也经常使用，专业技术职称是中级。去年50多件古瓷的检测她也参与了，没有出现过情况。

　　而台北故宫对于典藏单位人员、科研检测人员有着严格的要求，平时都要进行培训。台北故宫要求文物典藏单位人员对文物要很熟悉，要对文物的历史、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而科研检测人员除了要有科技背景外，还要学过中国艺术史、中国文物，甚至对中国书画都要有一定的培训。“什么人去拿文物，都是有要求的。”稽处长说，台北故宫的检测人员是不能拿文物的，有专员负责，且经过严格训练。

　　北京故宫博物院共有63件哥窑文物，其中57件是一级品，包括一级甲和一级乙。从去年开始，作为宋代官窑瓷器研究课题的一部分，北京故宫方面利用这台无损检测仪器顺利完成了对50余件陶瓷文物的分析测试工作。

　　对此，台北故宫认为并非所有文物都要做无损害分析，据稽处长介绍，台北故宫对文物进行无损害分析，都是要根据计划执行。目前台北故宫有两位从事文物无损害分析的专家。“文物做无损害分析，主要就是针对不清楚成分的做一些研究，做基础的参考，并不是所有文物都要做。”

　　甚至北京人最引以为自豪的礼数和豪爽，也可能变成虚套和假模假式。一个朋友这样向我描述他对北京人的感受：北京人不是很热情很豪爽么？见面三分钟，如果你们很投缘，他立马就会和你拍肩打背，成了“哥们”。如果你到他家里去，神吹海哨聊得起劲，他会坚持留你吃饭。如果你要走，他会生气说：“哥们别走！我锅都给你刷了！”可你要真留下来吃饭，那就麻烦 “哟！哥们，您可把我坑啦！”“你不是连锅都刷了 ”“锅是刷了，可面还没买哪！”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人确实不会轻易和别人成为朋友。他们在和陌生人接触时，甚至会很冷淡，至少是“敬鬼事神而远之”。彬彬有礼客客气气的后面，是可以感觉到的警惕和疏远。所以，同上海人成为朋友并不容易。但一旦成为朋友，就相当可靠，甚至终身可靠。我在上海有不少朋友。平时我们“相忘于江湖”，然而但凡有托，都十分到位。他们答应的事情，很少有失信的。我在上海的一个朋友（准确地说是朋友的朋友），为了帮我一个忙，三次和我约会，每次都准时到达。这种守时守信的作风，也是大多数上海行业和不少上海人都有的。我想，这与商业社会重信誉守合同的传统不无关系。

　　上海人甚至还有一般外地人想象不到的正气。一般地说，上海人是比较胆小怕事，但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没有正义感。事实上，由于上海人精明过人，他们对是非往往比一般人看得更清楚，只不过多半不愿意说罢。然而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来表示。文革中，我因为同林彪死党丁盛一伙的走狗唱对台戏而遭批斗。每次批斗会回来，都有一个人立即打来一盆热水给我洗脸。这是一位上海知青，名叫许继助。平时，我们来往不多。而且，据他后来说，他先前对我是很有些不以为然的。然而，在许多人对我都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他却用一盆盆的热水为我洗刷冤屈，而他又历来是谨言慎行不问政治的。二十多年后，他对我说：“你当年其实是替我们全体知青在受难。——也就是说，他对我的帮助，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出于正义感。另一位上海知青王衍中的做法则是：趁“革命群众”看电影受教育（牛鬼蛇神无此资格）时，偷偷溜进我房里通报一些秘密情报，包括中央文件和小道消息。

　　谁说上海人不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方式不同罢了。

　　实际上，上海人有很多优点是和北京人一样的。比方说，素质好、品味高、有文化、有教养等等。上海和北京毕竟是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而且是精英人物集中的地方，不可能不高人一筹。何况，上海人还有许多北京人没有的优点，比方说，节俭、勤快、守信、守时、讲效率，有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和职业道德等。再说，上海人虽然有“看不起外地人”的恶名，但至少不会看不起北京人。所以，北京人看不起上海人，并没有道理。

　　然而，贵族精神既名之曰“贵族”，也就并非轻易可以养成。它多半是在优势的文化教育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所以，它不大可能产生在乡村，而基本上只会是城市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北京是中国最大最高贵的城市，北京当然会有贵族精神。

　　事实上，正如雅致是上海的空气，贵族精神也可以说是北京的灵魂。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这些思考的城市。惟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才会有那么多热血青年在天安门广场为真理而献身。就连所谓“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也有这种精神在内。它甚至使北京人的贫嘴不那么让人讨厌，反倒有时会有几分可爱。

　　同样，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比如“丫挺”“傻逼”之类的“市骂”）。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我在下面还要讲到。而且，正如北京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是第一流的，北京的痞气也是第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比得过。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的灵魂。所以北京人即便痞，也痞得帅、痞得派、痞得俏皮，痞得有艺术性，甚至干脆就痞成艺术品。

　　无疑，贵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产生。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熏陶。尤其趣味的培养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它也需要坚实的文化基础和雄厚的精神资本，否则就只会产生“伪贵族”，就像上海那些“贫血”的绅士一样。北京恰恰有这样的条件。这也正是北京人自以为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的地方。北京人看上海，确有英国人看美国的味道，也有世家子看暴发户的味道（现在的上海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和眼光看深圳）。毕竟，上海虽然不是“文化沙漠”，但要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总不敢望北京之项背。

　　不过，贵族精神可取，贵族派头则不可取，尤其是在今天。包括北京学人身上的某些士大夫气，也不完全可取。可取的是其人格精神，不可取的是其现实态度。一方面，这种士大夫气总是不免半农村文化和遗老遗少的味道。北京某学人刊物就有很重的这种味道。传统当然是宝贵的，田园诗也很美，但不要忘记它们和“封建社会”总是有着不解之缘。另一方面，正如下面将要讲到的，北京现在也少有田园诗般的情调，北京的学术界现在也相当浮躁。由某些特别浮躁的人来提倡士大夫气，便不免让人怀疑其中有什么“猫腻”。至少，正如北京的某些建筑给人以穿西装戴瓜皮帽的感觉，北京某些人的贵族派头和士大夫气，也让人觉得是孔乙己不肯脱下长衫。如果那长衫竟是为了把“尾巴”①遮住，就更加不敢恭维。
　　（①尾巴，典出曹聚仁先生《续谈“海派”》一文：“知道不能掩饰了，索性把尾巴拖出来，这是‘海派’；扭扭捏捏，还想把外衣加长，把尾巴盖住，这是‘京派’。”）

　　这也未必就是杞忧。事实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没有永远的贵族，也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从庄子到阿Q，有时也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不少北京人就不乏阿Q精神。比如“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前面已多次讲过，北京人的毛病，就是虚，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就连他们最看重的礼数，也透着一股子虚气。所谓“倒驴不倒架”，便很可能驴没了，只剩下架子；贵族精神没了，只剩下派头，而且还是塑料纸包装的。无疑，矛盾对立的双方，总是会转化的。崇高会变成滑稽，勇敢会变成粗鲁，巧智会变成油滑，大度会变成马虎，贵族精神也会变成痞子作风，此之为北京人所需警惕者。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有没有用 全靠自觉。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显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科学。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则孩子和自己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成都的做法则是钻政策的空子。交通规则只规定“不许带人”，没说“不许背人”是不是？那我们就背着。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子的习惯，现在则让孩子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根带子绑在自己身上。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上海的做法显然明智得多：干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这就既保证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理性精神使上海人在管理公共事务时井然有序，并能尽可能地做到公平合理。比方说，只要有排队的事，上海人或者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给每个人发号，隔三差五还要点名核实，以保证每个先来而又认真排队的人享有本应享有的优先权，不管是买股票，还是办签证，都如此。这实在是比凭力气往前挤和靠关系走后门合理得多。

　　上海人的这种理性无疑是一种“实用理性”。它是基于实用价值并为实用服务的。这就使上海人能获得更多的实惠。但，如果把所有的事务和关系都泛实用化，则理性也就会变成算计。这也正是上海人颇遭物议之处。上海人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事都讲实用、讲实惠、讲合算不合算，包括接人待物。比方说交朋友。北京人多半看感觉。如果感觉好，对脾气，那么，不管你是什么人，也能成为“哥们”。上海人则多半会要讲实惠，即要看交你这个朋友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则交，甚至不惜鞍前马后。如果没用，则多半会客客气气把你打发。

　　不过北京人也犯不着因此就特别看不起上海人。就算上海人自私、小气、市侩、算计、不仗义、不可交（其实并不尽然）吧，又碍你什么事 上海人又没有一定要同你交朋友。

　　其实，北京人对上海人的这种态度，在我看来，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陈腐的传统观念。依照这种概念，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个差等，就是“士农工商”。北京是土农的城，上海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士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官；商当中，地位最低的是贩。北京冠盖如云而上海小贩成堆，北京当然看不起上海。你想吧，哪有官员“待见”职员的道理？而且，如果上海像广州（一个更是市场的“市”）那样，悄没声地躲在天荒地远自说自话，倒也罢 可上海偏偏又成了“大上海”，处处都和北京较劲，这就不能不让北京人心里有点那个。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气的来历。

　　按照龙应台自己的说法，她这个因“生气”而出名的中国人，动身之前就一再告诫自己“到了北京不要生气”，因为至少有三条理由告诉她不能生气不该生气而且不必生气。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到北京，北京人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使她不得不起而应战。“你！”一个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这时人潮正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手指穿过人群直指龙应台：“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牵着孩子的手，尤应台乖乖地挤过去，只觉得那个女人说话的声调、气势，就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龙应台想。“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字。尤应台递上证件，那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了下来。可是，龙应台的孩子，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这一架好歹没吵起来，但后来，尤应台终于忍无可忍。
　　问题是，检疫口的那个女人，为什么偏偏要和龙应台过不去？也不为什么，就因为她是中国人，而她乘坐的是德航班机。于是，那女人便轻而易举地把她从一群白人中挑出来。
　　是中国人就可以凶，这就是那个女人的逻辑。
　　那么，后来为什么又像泄了气的球 因为龙应台虽然是中国人，却又是“台湾同胞”。要对“台湾同胞”也颐指气使凶神恶煞，得到两岸和平统一之后。现在，谅她还不敢！

　　不难设想，如果龙应台“有幸一是一位“大陆同胞一，后面还将受到什么样的“礼遇”。这种“礼遇一我们在北京可是受得多了，以至于一位读者写信给《北京晚报》说，龙应台这“气”生得实在不值当。因为这些事情咱们早就司空见惯，想气都气不起来。这位读者还说，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当什么“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但照我看来，这位读者真是“痴心妄想”。当街坊邻居？当熟人朋友？没门儿！

　　为什么没门儿？因为她是“官”呀！而且是“检查官”。要想“官儿”同你当街坊邻居熟人朋友，除非你也是官。或许有人会说，那个女人其实也不算什么官。是不算什么官，可她有权是不是？有权就行 她既然有权决定你通过还是通不过，走过去还是停下来，那她就有资格在你面前耍态度抖威风。没听说过“不怕官，就怕管”。管，有时候比“官”还厉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来了，她也会这样。除非官大得可以坐专机，或者可以走特别通道，否则，就算你有个县团级、司局级的职务官衔，也得听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给我过来！”只有对“台湾同胞”她没办法。因为她这个“官”，暂时还管不到“台湾同胞”的头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湾同胞”，不但立马威风不起来，而且那同胞还有权把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这其实又是封建社会的官场病毒。封建社会的官场斗争，从来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赖”的。表面上的认输服软，是为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报仇雪恨。而长期的“奴化教育”，则养成了不以作践自己（比如自称奴才自打耳光）为耻的变态心理。因此，北京城内不但有着精忠报国的凛然正气，慷慨赴难的燕赵侠骨，忧国忧民的志士情怀，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平和恬谈的贵族气度，温柔敦厚的京都民风，也有骄虚的官气和鄙俗的痞气。事实上，只有那些远离城市的地方才会有纯朴的道德，但却又不会有雍容气度和开阔眼界。

　　当然，痞气更多的是一种市井气。因为市井小民无权无势，没什么本钱与人抗争，也没有多少能力保护自己。为了求得老小平安，也为了找个心理平衡，他们不能不学会世故和圆滑，甚至学会损人和耍赖。北京的平民比谁都清楚“硬抗不如软磨”的道理，也深知嬉皮笑脸有时比义正词严更管用。久而久之，无奈就变成了无赖，圆滑就变成了油滑。同时，粗犷和粗糙也变成了粗鲁和粗俗。再加上北京人的能说会道，就构成了痞气。

　　痞气本是一种病态：一牌之积名曰痞气。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种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讳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阳台上看见街上自行车带人，会高声唱道：“自己车，自己骑，不许公驴带母驴。”遇到这种情况，上海的家长会把孩子叫回来，训道：“关侬啥事体！”北京的家长则会不无欣赏地笑骂一句：“丫挺的！”

　　因此，北京人的痞气甚至能“上升”为艺术，比如红极一时的“痞子文学”就是。这种文学的产生，除这里不能细说的时代原因外，与北京城的城市特征也不无关系。即：一，北京本来就是一个大雅大俗的城市，再俗的东西，在这里也有容身之地；二，北京的大气和厚重，使任何东西都能在这里得到升华；三，北京人本来就多少有点欣赏痞气，如果痞得有味道还有内涵，那就更能大行其道。杨宪益先生诗云：“痞儿走运称王朔，浪子回头笑范曾。”不管我们对这两个人作何评价（本书无意褒贬），都可以肯定他们只会出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