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个性格极好的人。既有原则性，又不乏灵活性。延安时期，毛泽东和江青闹别扭，总是由他去协调，江青也颇能听他的话。“文革”时更表现了超人甚至圣人的好性格。我记得小平同志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在“文革”这样极其复杂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总理保护了大量干部。虽然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但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鞠躬尽瘁，全国人们都原谅和敬重他。

 周总理尽管遭到“四人帮”的“批周公”，遭到王洪文的“告御状”，身体遭到诸多摧残，但毕竟仍是终身总理。

 季羡林大师也是个性格极好的人。他坚持“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的做人原则（当然还有别的原则），不仅成为了学术大师，也活到了近百岁年纪。在我记忆中，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离湘几十年，感到湘人的性格与吴，越，穗地区人群比较，刚直有余，委婉不足；犀利有余，圆润不足。记得金庸先生在岳麓书院演讲时，先是赞叹湖南出人才，并举出沈从文“边城”的例子，接着又说湖南人刚烈倔强，就像一头“犟驴”，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猜不透金大师这段话是褒是贬，在报纸上读到，特别读到“犟驴”这个词时，心里有几分不舒服。

 因为我就是个犟驴一样的人：外向，炮筒子；极端，爱争论；受不得冤，忍不得气。（这性格还遗传到下代，下下代了，该死！）因此，除得到与“牛棚人士”一块“下放”的待遇外，病魔也早早光顾。病后呢，努力改变性格从而转变了命运，得以延续了20多年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