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书籍在述及蒋鼎文时，只点到他为蒋介石传令递箭，未作深入，且语带贬意。然如梳理思考海内外相关文献史料就可发现，蒋鼎文实是“西安事变”的关键性人物，是从生发到结束的全程参与者，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新职成为导火线

　　蒋介石实地考察西北后意识到，用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剿灭”陕甘边境的中央红军已不可能，为此他将原准备对付“两广”的中央大军渐次调来。调入的中央军由谁指挥？蒋介石经过“苦思焦虑”，选中了蒋鼎文。

　　蒋鼎文是1936年12月8日赶到西安的，蒋介石让他即时出任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当时西北“剿总”指挥东北军20万人，17路军4万人，马鸿逵部2万多人，马步芳部1万多人，而胡宗南的3万中央军，原由蒋介石直管。如今由蒋鼎文出任“剿总”前敌总司令，他不但可指挥调入西北的中央军，还可指挥原有西北兵力及胡宗南部。前敌总司令这个位置，在直接对敌方面有时强过副总司令，按照蒋介石指挥习惯，他往往直接下令给前敌总司令。这样一来，张学良“副总”之位实际上被架空，且“西北剿总”前敌总指挥部设置在平凉，显系与中央红军近距离接触。

　　12月9日下午，蒋鼎文与张学良见面。张告诉蒋，抗日之事他与委员长分歧节点依然在攘外安内次序上，蒋鼎文则申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张学良明显感到蒋鼎文流露让他交出军权之意。周恩来有过分析：“蒋介石召集西安会议，陈诚来了，蒋鼎文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一个西安事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同日，蒋介石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密函，信云：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陈诚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蒋介石于11日下午把张学良、蒋鼎文等召到华清池晚宴。席间蒋介石向张学良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

　　“汉卿，现在铭三来了，我知道你们二人意气相投，我命他到此协助你，今后剿匪军事，我派他为前敌总司令，总部设平凉，由你指挥他，再由他转知于学忠、杨虎城、陈诚、朱绍良、卫立煌各总司令办理，限你们在三个月内肃清残匪。”（台湾《蒋鼎文将军纪念集》1976年印行）

　　张学良对蒋鼎文新任之职颇感不快。

　　《大公报》12月12日要闻版刊出西安专电，四行标题：《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大公报》采用大号字“蒋鼎文负责剿共”做主题，对蒋介石密嘱的主旨作了点睛之笔的排版。

　　电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60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读者拿到这天《大公报》时，报上所列的命令发布者和受命者都在这一天成了张、杨的阶下之囚，可算得上新闻史上的别样趣闻。

　　在蒋介石张弓搭箭，欲射未射之际，张、杨抢先一步开弓，这是蒋介石所没有预料到的。

　　二、一席对话、文动武移

　　12月12日凌晨，待临潼扣押蒋介石枪响后，城内西北军宋文梅亦率部包围西京招待所，武力扣押中，邵元冲越墙逃跑被打成重伤，被扣的军政大员有：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钱大钧、陈诚、邵力子、卫立煌、蒋作宾、万耀煌、蒋方震、郭寄峤等。

　　蒋鼎文与张学良有些渊源。1935年农历除夕之际，蒋介石召高级军政人员至庐山集训。蒋鼎文与张学良、顾祝同共住一室，三人围炉夜话，无所不谈，国难家仇，始终是中心话题，每当此时，张学良义愤填膺，悲不能止，有一次他痛哭流涕地对蒋、顾说：“二位老兄，长此下去，怎生得了！我的部下离乡背井，深感国耻家仇，要我剿匪，人员损伤，弹药缺乏，又不补给，我内心的痛楚你们知道吗？”事后，蒋鼎文特地找到蒋介石，汇报张学良的困惑和惴惴不安，并说张所吐苦水，亦出于实情，然蒋介石不为所动。

　　当日下午四时许，张学良来到蒋鼎文住室，两人作了如下谈话。张：“对不起，铭三兄，害你受惊了。”

　　蒋：“这种大事，个人受惊算得了什么。”

　　张：“对于此事，你有何意见，请指教。”

　　蒋：“你因国耻家仇，急于抗日，这点我非常理解和同情，你的想法我早已知道。然蒋先生是否是抗日的呢？”

　　张：“当然，蒋先生的日记我亦看过了，他是要抗日的。”

　　蒋：“你既已了解蒋先生要抗日，他的主张与你是一样的。只不过你认为攘外而内自安，蒋先生认为攘外要先安内，所不同如此而已。然抗日之事，各方面须有充分准备，断不能仓促从事。我国地广人又多，民弱国不强，情势复杂，是否需要蒋先生来领导呢？”

　　张：“这不用多说，那是当然。”

　　蒋：“既然如此，有蒋先生在，则有抗日之一日，国耻与你家仇，亦自有报复之一日。如果无人领导，则国耻家仇无望矣。”

　　张：“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当然需要他领导。”

　　蒋：“你既然希望蒋先生领导，最重要的是确保他的安全。目前蒋先生和我们这批中央文武官员都做了你的俘虏，但你的部队在城外，说不定在几小时之内，连你的安危也成问题，也可能变成别人的俘虏，那时候你自身难保，再想保证蒋先生的安全就不可能了。”

　　张学良忽然醒悟似的，随之用手重重地拍了下蒋鼎文的肩膀：“铭三兄，你的话，我明白了。还有什么？”（见《民国百人传》、《蒋鼎文将军纪念集》等，下引号内同）

　　从这次对话中蒋鼎文感到张学良并没有“杀蒋”之意。只有做通张学良的工作，这个局面才可以解开，于是他想到了张学良的心腹爱将鲍文樾。鲍文樾是张作霖旧部，足智多谋，其时任“西北剿总”总参议，辅助张学良决策。在扣押之人中，陈调元、蒋百里都非蒋介石核心圈的人，而蒋作宾是文职，三人相对超然。于是蒋鼎文即用名片简函陈调元：

　　“请速找鲍文樾，托其婉告张，被禁同人中，不乏关心他的朋友，如百里先生与公，不妨物色一、二人作参谋。”

　　蒋鼎文写好后，苦思如何将此信带出。适万耀煌将军夫人周长临女士来到室内，因是女眷，看管较松，扣押之人，只有她可以在招待所内自由走动。蒋鼎文与周女士简单耳语，将所托之事一一告知，嘱其务必完成。

　　蒋鼎文所托是：第一，请陈调元或蒋百里设法找到鲍文樾，让鲍文樾建议张学良，对眼下僵持之事，去请教陈或蒋，让这些相对超脱人士为他出出主意；第二，张学良在西安城内兵力空虚，要设法命万耀煌驻咸阳13师向汉中方向撤走，让出大道，以便东北军返回西安。

　　蒋鼎文的提醒，使张学良感到要尽快地将蒋介石和中央大员迁入到自己所能控制之区域，同时又要让于学忠部向西安靠近。然于部东进，必将与万耀煌驻咸阳25军13师相冲突，为此他要设法让万部开走，故而派何柱国、王以哲去说服万耀煌下令，然却被万以待决之囚，不便多言拒绝。

　　多年以后，万耀煌将军夫人周长临在台北《传记文学》第49卷第3期上发表回忆文章：十二月十三日……我走进铭三先生房中，铭三先生一见面就说：“大嫂来得正巧，我有事托你。第一件事，是带个便条给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三位，要他们设法找鲍文樾来，婉告张汉卿，解铃还是系铃人。第二件事是你要设法找人与在咸阳的廿五军通消息，要他们速开汉中。此间先生们均被监视甚严，惟有你是妇女，或者可以乘机做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说：“此两事我都无把握，你我都已失自由，不过我可以一试。……此时铭三先生说：“大嫂，目前情况危险万状，武樵（万耀煌）兄的军队在咸阳，对西安构成最大威协，可以阻止张、杨的行动，但西安城内是杨虎城的势力，孙蔚如、赵寿山两师；张汉卿只有刘多荃一旅，实际也不到一旅。如果杨虎城不顾一切蛮干，可能汉卿本人也难免，所以要廿五军离开咸阳，好让张自己的军队于学忠等进入西安。如果廿五军阻挡于军入西安，在西安的人，不但委员长的安全，张无法保全，连他也自身难保。这一危险混乱局势，他们在外面怎知道，此事你必须尽力为之，否则，后果不堪想象。”我利用侍候雨岩先生服药时，乘机将铭三先生所托第一件事，偷偷转告，以后听说鲍文樾来招待所探视他们。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随外子多年之卫士黄青山突然前来……俟外子与王以哲等争执时，我细声嘱咐黄青山：“你今天务必出城，赶到咸阳，转告卢副军长，部队迅速撤离咸阳。”我申明此为蒋鼎文总司令口头之命令。

　　十二月十五日，得知委座已于昨日移居城内高军长桂滋住宅。西京招待所被扣之中央大员，亦于下午五时，分别移住仁寿里、丰阜里两处……这是铭三先生要我带给陈雪轩、蒋雨岩、蒋百里诸先生的口讯，发生之效果，也就是铭三先生传略中所谓：“不负重托”的第一件事。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张汉卿来仁寿里，对外子说：“廿五军昨晚突由咸阳开拔南行，恐系刘经扶之命令。”殊不知廿五军之南下，系铭三先生计谋，我嘱黄青山口头传达，此乃铭三先生传略中所谓“不负重托”之第二件事。

　　周恩来12月17日向中央汇报时亦提到此事：“13师离咸阳经华阴趋汉中。”

　　西安事变亲历者，后任台湾“国防部长”的郭寄峤所发文章亦进一步印证此事：“万耀煌夫人最勇敢，亦敢说话。在这一事变初期严重关头，她曾遵令将驻咸阳万军密行南移让东北军一部进驻西安。”

　　对于这一重要史实为何迟迟未予披露，周长临女士继续叙述：

　　“由西安返京后，铭三先生谓我曰：此事是否可讲出来？当时揣度铭三先生之意，我以君子约定，极度严守秘密，故连外子亦不知道此中曲折，委座既已出险，事情自可公开……故西安事变中此一关键，使廿五军南撤，张汉卿之于学忠等部队进入西安，接替西北军杨虎城各师勤务，使张能有实力保委座之安全，送委座回京。今我以垂暮之年……为西安事变史实，作一补述。”

　　由一个军官夫人调动大军，尽管她是奉令而行，但传出去的话，显是大笑话。国民党元老多以夫子自道，是不允许夫人干政的，即使贵为宋美龄，当时他们在南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西安事变，如何营救蒋介石时，也因为宋美龄其时不是中央委员就不让她参加，一度连列席也不允许。

　　对于蒋鼎文的斡旋，有多位“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和知情者发表不少文章，如蒋介石的侍卫长、同扣于西安的钱大钧、国民党中央党部驻陕西省特派员、CC派重要成员郭紫峻、西安行营参谋长李家鼐等等。

　　三、肩负张学良、蒋介石重托

　　蒋、张就派特使去南京达成默识，派谁去？是蒋介石、张学良都在思考的问题，这个人选除所遣者本人要愿意外，张学良要认可，蒋介石要首肯，更重要的是当时南京掌权者要接受和信任，这四者之间不可缺一。

　　蒋鼎文对蒋介石的忠诚，已不用多说。重要的是，蒋鼎文与何应钦关系密切；与刘峙、顾祝同的交情，他们可以互相“骂娘”；还有他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居正等，关系都不错。事实上，张学良心中的最佳人选也是蒋鼎文。前一天，何应钦电告张学良，希望他在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中选一人去南京，商量西安、南京之事；两天前，张学良在看望陈诚时，就告诉他准备派蒋鼎文赴南京之事。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17日载：午前，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见，谓：“张意即请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3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洛阳。”余可之。旋铭三来见，余乃亲函敬之，嘱暂停轰炸3日，至星期六日为限，付铭三携去。

　　十六日傍晚，张（学良）在丰阜里百里先生处，派总务处长周文章来邀往晤。既至，张谓拟请先回京一行，余曰只要有益大局，且得委座命，任何使命，在所不辞。张谓拟不日恭送委座还京，但须先有人传令停战，并已陈明委座，请明晨一同谒见。是晚，余宿丰阜里，并先电陈请饬前线暂停火勿前进，其余次日前来面报。

　　17日上午，蒋鼎文在张学良的陪同下来到蒋介石住处，蒋介石停战令是这样写的：

　　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张、蒋辞别后，同回蒋百里住处。正当其时，张学良接报，杨虎城不愿蒋鼎文赴南京。张赶到杨处说明情况，一直至下午方回，亦无说通迹象。张学良有点意气地对蒋鼎文说：“铭三兄，我们走，不管他。”

　　然而，蒋鼎文还飞赴不了，原来，中央军飞机又来轰炸。蒋鼎文赶快给何应钦发了一份紧急电报：

　　“文正预备起飞时，闻空军轰炸三原，又生枝节。委座面谕、手令均令停止一切轰炸冲突，务望迅饬全线陆空军遵令办理，余俟文到京后面陈。”

　　为免意外再次发生，张学良自己驾车送蒋鼎文到机场。

　　蒋鼎文对南京的复杂性还真是不太了解。南京的要人们，可谓人言人殊，舆情涌涌，群龙无首，各行其是，一度连军事行动都几乎失去控制。南京当局12日深夜紧急会议作出决议：“剥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但没有提到要对张、杨进行军事讨伐，可手执兵符的总长朱培德竟弃中央的决议而不顾，自行颁发命令，在天上用飞机轰炸，在地下用军队进逼。

　　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后，同时任命刘峙为东路军集团军总司令，由河南洛阳一线作进攻西安之准备；任命顾祝同为西路军集团军总司令，由宝鸡、咸阳之间东围西安。蒋鼎文就是在这样的浓重战火乌云笼罩之下，踏上东去洛阳之路。

　　对于蒋鼎文出使南京，中共方面投入极大关注，毛泽东密电周恩来，要他设法打听为何释放蒋鼎文？

　　蒋鼎文18日中午到达南京，他想不到的是飞机刚一落地，就碰到了棘手的事。原来“战”、“和”双方的核心人物都要先见到蒋鼎文，都想知道蒋介石的真实处境和张学良、杨虎城的真正意图。

　　当国民党中央作出讨伐决议后，显然在什么时候进攻，何应钦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所以当17日晚间蒋鼎文告知将于明日到南京之后，何应钦口气颇重地告诉蒋鼎文：“明天我在家等你，什么地方都不要去，先到我家。”

　　宋美龄与何应钦发生了激烈争吵，宋认为你们这样飞机轰炸，会把“委员长炸死”；何应钦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你宋美龄不要干预国家事务。为此宋美龄处于高度紧张不安中，她奔走呼号，寻求同盟者，然除了孔祥熙以外，应者寥寥。所以当蒋鼎文抵达南京后，宋氏兄妹决定去机场接机。

　　何应钦在电话嘱托蒋鼎文后，又安排了高明的一着，故而让蒋鼎文无所之措的事情发生。

　　第一个迎上来的是他的堂叔蒋伯诚，握手之机，蒋伯诚说：“铭三，你平安回来就好。西安的情况，何部长在家里急于听你汇报，上车吧。”蒋伯诚既是蒋鼎文的族叔，也是他战场上的救命恩人。

　　不等蒋鼎文回答，这边宋子文趋身向前：“铭三兄，你受惊了。大致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夫人在车上等你，我们回去慢慢聊。”宋子文一手拉着蒋铭三，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向他的车子走去，不知不觉间蒋鼎文便上了宋子文的车。

　　任凭蒋伯诚足智多谋，此时的他也不知怎么好，他已无法完成何应钦交派把蒋鼎文先接到的任务。

　　蒋鼎文向宋氏兄妹及孔祥熙介绍了西安的情况，并告知他们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委员长都希望和平解决此事。

　　何应钦所关心的是蒋介石写停战手令的真实想法，以及张、杨到底会对蒋介石怎么样？回答这些疑问，蒋鼎文无疑是最直接的。

　　是晚八点，南京举行阵容齐整的军政会议。

　　蒋鼎文除了报告西安的情况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委座已下达停战手令，张学良也有强烈的示和举动。我们对此不能漠视，而应据此事调整原有的计划和安排，因为事情发生了变化。”

　　蒋鼎文继续说道：“现在的情况很清楚，如果我们继续轰炸，挥军西进，则南京与西安之间不但不能拉近，而且裂痕会越拉越大，直至崩塌。如此，不但委员长可能殉难，大战亦不可避免。作为委员长个人来说，他的死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声，但作为国家和民族来说，前景不堪设想，四分五裂的混战局面必将出现。如此我们将如何面对我们的百姓、我们的民族？”

　　蒋鼎文接着说：“当我乘机离开西安时，张学良非常真诚地告诉我，铭三兄，你一定要带信给南京诸位朋友，西安挂的仍然是青天白日的旗，绝对没有一面共产党的红旗，张学良仍然是听命于南京的中央政府。故而对于张学良的和谈诚意，我们不要拒之千里之外。”

　　蒋鼎文的报告和呼吁，无疑是这次会议的亮点。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军事上暂停轰炸和进军；在西安问题上密谋出解决之法。蒋鼎文与宋氏兄妹、孔大连襟组成的“和谈核心”与戴季陶、居正、孙科、朱培德、何应钦、吴稚辉等“讨伐派”的对话中，暂时占得上风。

　　张学良在西安时时关注着蒋鼎文的动情，是和是战，他知道蒋鼎文此行至关重要。

　　到了19日，张学良等不及了，蒋鼎文除电告“情形颇佳”外，别无其他利好传来。张学良有点担心，蒋鼎文是否已被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压得说不出话来，是否被汹汹的主战浪潮所湮没。为此，他给蒋鼎文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文。这份电报是西安事变中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文，信息容量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此间要求，唯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纳。”说明在17日之前，蒋介石已同意了张、杨的抗日主张；

　　其二，请蒋鼎文出使南京，张学良说，此事“兄已彻底明瞭，请兄返京，确是诚心诚意，力谋解决此事”；

　　其三，西安之举纯为国家，无金钱之求，且不顾任何牺牲，“此情兄已尽知，想到京以后，应不至因众口呶呶，遂不尽言。”

　　张学良又强调，做这样的惊天举动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中央若要动用武力，我们将自卫反击，言语之间毫无畏惧之色。

　　此时的蒋鼎文除在会议上大力主张和谈以外，还在各种场合与他的朋辈同党、黄埔将领介绍西安的真实情况，尽可能阻止战火燃烧。

　　五、再返西安谈判调停

　　宋子文21日下午自西安回南京后，即与各位军政大员商谈，首先他要求宋美龄尽快去西安，以改变蒋介石流露出来“听天由命”的态度；其次，他告诉蒋鼎文、孔祥熙等张、杨所提四项条件应理性地讨论；其三，与何应钦、蒋鼎文商定，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戴笠等在次日再返西安。

　　宋子文向蒋鼎文请教了军事问题，请他从军人的角度看南京政府的军事安排。蒋鼎文明确地告诉宋氏兄妹，中央军“在12月26日前无论如何不会开战，因为军队之调遣与实际投入战斗至少须至12月26日始得完成”。为此，他们商定尽量在圣诞节前和平营救出委员长。22日中午，宋、蒋一行乘机经洛阳稍停再飞西安。

　　当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时，宋美龄有几分紧张，她把护身的小手枪递给端纳，正色地说：“若张、杨军队滋扰无法控制，他们要对我侮辱有失尊严之时，请你马上用这把枪打死我。”端纳一怔，蒋鼎文马上过来安慰，夫人请放心，他们不敢出此异端。待飞机停稳后，张学良登机相迎。宋美龄告诉张学良，希望不要检查行装。张学良回答：“夫人何出此言，学良安敢如此。”

　　见到蒋鼎文下来，张学良拉住他的右手，同时用左手拍着他的肩膀：“铭三兄，你果然是条好汉，不怕死又回来了。”

　　蒋鼎文巧妙地回答：“哪里！副司令是大好汉，我蒋鼎文是小好汉。”

　　张学良与宋子文、蒋鼎文及戴笠就此行的议题作了讨论，双方达成统一意见。蒋鼎文还向张学良递交了何应钦手书的停战条件，张学良认为在东北军方面做到并不难，唯现时中央军还在前进，偶然间的擦枪走火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

　　回到张公馆，天色已沉，未几，蒋百里来访，并告诉蒋鼎文：“兄之历史性文件（指蒋鼎文致何应钦电文）我已妥为保存矣。”蒋鼎文笑而谢之，蒋百里辞去。

　　蒋鼎文还与宋子文在一起商议，突然一声“铭三兄”的叫声使他们的讨论稍停，室内灯光有些朦胧，蒋鼎文见来人穿着件棉布军衣，脸上的鬓须有些长，一下想不起来。那个人说道：“铭三兄，一别多年，怎么不认识我啦。”蒋鼎文略显尴尬，怎么也叫不出名字来。那人便笑着说：“铭三兄，你好忘性，我是周恩来啊！”

　　蒋鼎文握住周恩来的手迭声叫道：“恩来兄，可是你啊！”又补充道：“想当年你是翩翩年少，一身西装革履，风度不凡的美男子。”

　　周恩来与蒋、宋作些交谈后就告辞了。

　　宋、蒋继续商议如何让中央军后撤的问题，因为刚在与张学良面谈时，张显得特别激动，他认为西安方面的军队未向东越进，而中央军则步步进逼，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的部队极有可能擦枪走火，一旦枪战发生，保不了会发生大战，如此所有奔走努力付诸东流，前景不堪设想。

　　宋子文请蒋鼎文拿主意。蒋鼎文认为，现在别无他法，为免交火发生，只有电请中央军后撤。蒋鼎文当场给孔祥熙、何应钦发出电文。

　　西安的谈判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南京方面似乎并不知道谈判的内容和议题。12月23日，孔祥熙给蒋鼎文发了一封与当日谈判气氛颇不相融的电报，让蒋鼎文敦促张学良放人。电报口气非常之强硬，主旨是“先放人、再谈判”；而其时西安的要求是“先谈判、再放人”，并且要谈出结果签字画押再放人。孔的电文还进一步阐述，与在扣的蒋介石谈判，即便蒋容纳了他们的主张，中央方面也认为是“胁迫”所致，政府方面也不会接受蒋所答应的条件。他们似乎对蒋介石都失去了信任。

　　蒋鼎文、宋子文接到这份电报后认为，如按孔氏所述催张，那末谈判立时崩塌。二人决定不向张、杨催逼，继续以他们原定的内容谈判。

　　12月24日下午，蒋鼎文来到了蒋介石住处，在汇报完相关情况后，蒋介石手书了停战命令，并交付给蒋鼎文，让他即飞洛阳向前线将领下达，以此表示他对张、杨谈判的诚意。

　　蒋鼎文再次持蒋介石手令宣达洛阳前线停火，南京这方不再像上次那样磨蹭，而是令行禁止，全线停火。25日傍晚，蒋鼎文在洛阳迎候蒋介石夫妇一行的到来。接机时，蒋鼎文也见到张学良，颇感惊讶，连忙问：“汉卿兄，您怎么也到洛阳来了？”张学良不无幽默地答道：“铭三兄，我怎么不能来，我是到南京请罪去的。”

　　蒋介石抵洛阳后，要张学良下令释放被扣于西安的军政大员。当天晚上，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报，嘱他释放陈调元、陈诚、蒋百里、万耀煌等所有被扣人员，27日，这一干人被释。

　　在军事高压、政治谈判并重之下，蒋介石重新控制了西安的局面，但他也没有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承诺。

　　蒋鼎文在西安事变期间，坚定地说明张、杨“兵谏”的和平主张，竭力澄清对西安的种种不实谣传，在国民党中枢机关面前大声亟呼和平，多方斡旋，化解矛盾，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