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一位名叫迈克·莫雷尔的聪颖的中情局分析员向我进行了汇报，内容包括俄罗斯、中国以及位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暴动情况。

　　听取简报之后，我们动身去访问埃玛·布克小学，以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下车后，在我正走向教室的时候，卡尔·罗夫告诉我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听起来很奇怪，我当时以为是一架小型的螺旋桨飞机突然失控而撞上大楼。随后赖斯给我打来电话。我在一个教室里通过一条机密的电话线和她进行交谈，这个教室当时已经被改造成一个通讯中心，专为外出的白宫工作人员使用。

      赖斯在电话中告诉我，撞上世贸中心大楼的飞机不是一架小型飞机，而是一架商用的喷气式大型飞机。我当时震惊了，心想那架飞机上的飞行员一定是世界上最糟糕的飞行员。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大晴天把飞机撞上一座摩天大楼呢？或许是他突发心脏病吧。我告诉赖斯要对事态保持高度关注，之后让白宫通信主任丹·巴特利特写一份声明，表明我们将全力支持联邦应急管理局的工作。

　　这时，我感觉身后站了一个人，安迪·卡德凑近我，悄悄对我说：“又一架飞机撞上了双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楼。”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故意带着他那马萨诸塞州的口音，“美国正遭受袭击。”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竟然有人胆敢袭击美国。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之后，我看着面前的孩子们那一张张无辜的面孔，这些无辜的孩子与那些残忍的袭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将数百万像这些孩子一样的人们需要依靠我来保护他们。那时，我下定决心决不会让他们失望。

　　我看到教室后边有一些记者正在通过手机和寻呼机查看新闻。这时，本能告诉我，我的一切反应都会被记录下来，并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整个国家可以陷入震惊，但总统不能。如果我暴跳如雷的话，会吓到孩子们，而且也会使得整个国家陷入恐慌。

　　阅读课还在继续，但是我的思绪早已飞离教室。谁会做出这样的行径？造成的损失有多严重？政府需要做些什么呢？

　　新闻秘书阿里·弗莱彻站在了我和记者中间，他举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先什么都不要说。我也没打算说什么，当时我已经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做。课程结束后，我会平静地离开教室，去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

　　在安迪进入教室7分钟后，我回到了之前的房间，有人在那里放置了一台电视机。当电视机用慢动作重放第二架飞机冲撞世贸中心南侧大楼的片段时，我看得心惊肉跳。现场出现了巨大的火球和滚滚的浓烟，情况比我预想的要更加糟糕。美国人震惊了，我需要立即发表电视演讲。我迅速地写出了我的演讲稿。我要向美国人民保证，政府正在采取应对措施，并且我们一定会把袭击者绳之以法。之后，我希望自己尽快返回华盛顿。

　　“女士们，先生们，此刻对于美国是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开始说道，“……两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这很明显是一起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那些电视前的家长们和社区成员们听到这一席话倒吸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本以为这是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得逞的。”我接着说道。在演讲结束时，我提议为殉难者默哀。

　　之后，我发现我说的一句话竟和我父亲之前做出的承诺如出一辙。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后，我父亲说道：“侵略行为是不会得逞的。”但这种巧合绝非有意而为之。在我自己写下的演讲稿中，原本写的是“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径是不会成功的”。但父亲的话一定是深深印刻在了我的潜意识当中，危机再次发生时，便浮现出来。

　　特勤局希望把我送往空军一号，越快越好。我坐车行驶在佛罗里达41号公路时，通过车中的加密电话与赖斯通话。她告诉我实际上还有第三架飞机，这架是撞向五角大楼的。我坐在座位上，仔细思忖着她的话。之后，我的思绪逐渐变得清晰：如果只是一架飞机的话，这可能是一次事故，两架的话就绝对是一次袭击，要是三架的话无异于向我们宣战。

　　我全身的血液沸腾了。我们一定要查出幕后黑手，决不能放过他们。

　　批准监听和用水刑

　　“9·11”事件之后，我们不能再盲目飞行了。如果基地组织成员向美国打入或打出电话，我们当然要知道他们是打给谁，说了些什么。而且由于威胁十分紧迫，我们不能让自己困在申请法庭批准的程序之中。我让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和司法部去研究我能否授权国家安全局，在没有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案》法院授权的情况下，监控基地组织打入和打出美国的通话。

　　两个部门都告诉我可以这样做。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战时对敌人进行监控，符合国会战争决议以及宪法赋予总统为战时总司令的权力。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就曾给电报机安装窃听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伍德罗·威尔逊就要求监听几乎所有进出美国的电话和电报信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允许军队查阅和审查所有通信。

　　在我批准《恐怖分子监视计划》之前，我想确保能够防止权力滥用。我根本不希望把国家安全局变成肆无忌惮的监听机构。我知道肯尼迪兄弟和埃德加·胡佛非法窃听了很多无辜者的对话，其中还包括马丁·路德·金。林登·约翰逊延续了这种做法。我想这是我们历史上让人感到悲哀的一段，我不想重演这段历史。

　　2001年10月4日的早上，迈克·海登和法律团队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他们向我保证《恐怖分子监视计划》是经过仔细设计的，以保护无辜者的公民自由。此项计划的目的是要监控所谓的问题号码，因为情报人员有理由相信这些号码属于基地组织成员。这些号码很多来自在战场上被捕的恐怖分子的手机或是电脑。如果我们无意中拦截了任何单纯的民间通话，这种侵权行为将报告给司法部进行调查。为了保证这一计划只在必要时进行，我们必须定期对计划进行重新评估和重新批准。

　　我下令推进这一计划。我们考虑拿到国会进行立法，但是对于此项目，接触过高机密简报的两党重要议员均认为监视是必要的，如果我们对此项目进行立法辩论，我们的方法就会暴露给敌人。我知道《恐怖分子监视计划》迟早有一天会引发争议，但是我仍然觉得有必要进行这个计划。世贸中心残留的瓦砾仍有暗火在闷烧。每天早晨，我都会接到情报信息，报告可能发生的又一起袭击。要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监控恐怖分子与美困境内的通话至关重要。

　　依照我的指令，司法部和中情局的律师也进行了详细的法律评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加强的审讯计划符合宪法及其所有适用法律的规定，包括那些禁止虐囚的法律。

　　我看了一下那些审讯技巧。尽管其中有两项技巧也是合法的，我还是觉得它们太过分了。我下令要求中情局不要使用这些技巧。另一项技巧是水刑，这是个模拟溺水的行刑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个让人很痛苦的过程。但是医疗人员向中情局保证，这不会造成持久的伤害。

　　我知道如此敏感和具有争议性的审讯计划迟早有一天会公之于众。一旦如此，我们就会公开面对人们认为美国政府牺牲了道德价值观的指责。我当然更希望我们能以其他的方式获取信息，但是现实的状况就是要我们在国家安全和价值观之间作出选择。如果我没有授权对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施用水刑，那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大的风险，即国家可能遭遇袭击。鉴于“9·11”事件的教训，我不愿承担这个风险。作为总统，我最为庄严的职责就是保卫国家。因此，我批准使用这些审讯技巧。

　　新的审讯技巧被证实是非常有效的。祖巴耶达赫透露了大量有关基地组织架构和行动的信息。他还提供线索帮助我们找到拉姆齐·本·希布赫的藏身之处，该人是“9·11”袭击后勤方面的策划者。巴基斯坦警方在“9·11”事件发生一周年时抓到了他。

　　祖巴耶达赫后来告诉审讯人员为什么他又重新开始回答问题。根据他对伊斯兰教的理解，他在达到一定的忍耐限度之前，不得不对抗审讯。而水刑这一技巧让他到了忍耐的极限，他尽到了宗教义务，然后开始合作。他说：“你必须为所有的兄弟这么做。”

　　乔治·特内问我是否准许他对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使用加强的审讯技巧，包括水刑。我想起和丹尼尔·珀尔的遗孀见面时的场景。当丹尼尔遇害时，他的妻子怀有身孕，是个男孩。我想起基地组织发动的“9·11”袭击夺去了无辜家庭中2973人的性命。我还想起自己有责任保护国家免受另一起恐怖袭击。

　　我说：“当然准许！”中情局的审讯计划挽救大量生命。如果我们能再多抓几名可以提供有价值情报的基地组织成员，我也同样会用这个计划审讯他们。

　　没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让我震怒

　　萨达姆没有对我们的军队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使我感到紧张情绪有所缓解。攻占巴格达以后，当我们没有发现这种武器的库存，我又感到很惊讶。整个夏天过去了，一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没找到，我开始紧张起来。各种媒体经常问这样的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哪儿呢？”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军方和情报部门向我保证他们在不断寻找。他们搜查了萨达姆在海湾战争中使用过的隐蔽设施，将搜集到的情报传达给行动末端。有一次，中情局听说在幼发拉底河的一座桥下发现了一个大罐子。海军蛙人前往现场，但是一无所获。一位阿联酋的高级官员带来一张地下隧道的地图，他认为萨达姆把军火藏在了这些隧道里。我们挖地三尺，什么都没发现。乔治·特内任用戴维·凯领导一个新的搜索小组，后者是1991年联合国在伊拉克的首席武器核查员。

      凯在伊拉克全境展开了细致搜查，发现了确凿证据，可以证明萨达姆欺骗了全世界并违反了联合国第1441号决议。“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持续了20年以上，动用了几千人和数十亿美元，即使在‘自由伊拉克行动’结束之后，也被精心隐藏在安全的欺骗性的措施之下。”2003年，他在国会讲话中这样说。但是凯没有找到每个人都认为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左翼组织喊出一个新口号：“布什撒谎，人民死亡。”这个指控完全不合乎逻辑。如果我想引导这个国家误入战争，为什么要发表一个在进攻之后很快就会被公众证明是谎言的论断？这个指控也是不诚实的。一些原先的政府成员，像约翰·克里、约翰·爱德华兹和大多数国会议员，再加上全世界所有的情报机构，他们都和我读到了一样的情报，从而得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论没人说谎，只是我们全都判断错了。萨达姆没有储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能改变他是一个巨大威胁的事实。2004年1月戴维·凯表示：“伊拉克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在当时是合理的结论。……同我们在战前所设想的伊拉克相比，我们在搜查中发现的东西，使我们认识到，这个国家是一个更具潜在危险性的地方。”

　　不过，我明白未能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改变公众对于战争的看法。没有萨达姆的世界同然更加安全，但是我将美军送上战场所依据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虚假的。这是对我们的信誉———我的信誉———的巨大打击，几乎会动摇美国人民的信心。

　　我们没找到那些武器时，没人比我更震怒了。每次想到这件事，我就有一种恶心的感觉，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12月13日，周日那天，唐·拉姆斯菲尔德打来电话。他刚同约翰·阿比扎伊德将军通话，后者在6月接替了刚刚退休的汤米·弗兰克斯。约翰是一位头脑清醒的黎巴嫩裔美国将军，他能讲阿拉伯语，非常了解中东。约翰认为我们已经抓到了萨达姆。在我们向全世界宣布这一消息之前，必须对此百分之百肯定。

　　第二天上午，赖斯打电话回去确认这个消息。那就是萨达姆。他的文身———手腕附近的3个蓝点，其部落的标志———泄露了自己的身份。我兴高采烈。抓获萨达姆对美军和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这个消息也会让伊拉克人民的心理状态有所不同，很多人担心萨达姆会重新掌权。现在一切清楚了：独裁者的时代永远终结了。

　　几个月后，四个人来到白宫与我会面。他们是抓获萨达姆的三角洲部队成员。他们为我讲述抓捕经过。根据情报指引，他们来到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附近的一个农场。在部队搜索这片土地时，其中一名士兵发现了一个地洞。他爬进洞，拉出来一个浑身脏兮兮、怒气冲冲的男人。

　　“我的名字是萨达姆·侯赛因，”这个男人说，“我是伊拉克总统，我要求谈判！”

　　士兵说：“我带来了布什总统的问候。”

　　萨达姆随身携带了三样武器，其中之一是后来士兵们装在玻璃盒子里向我展示的手枪。我告诉他们，我会把这件礼物放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的私人书房里，以后它会被摆在我的总统图书馆里。这把手枪会提醒我，一个残忍的大独裁者，对无数的亡者和巨大的苦痛负有责任的大独裁者，在向我们的战士投降时，正蜷缩在一个洞里。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