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条严禁百姓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瞭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面对西方的指责，东边官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自然有防卫的权利。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的确，被这样的墙“保护”起来的东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监狱吗？但即便是监狱，对试图“越狱”者不加警告就射杀也被认为是残忍，而沿柏林墙的许多机枪自动射击装置就是干这个的。因此统一以后这种“对试图越墙者格杀勿论”之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行。但是两德统一是协议实现的，对前政府的政治行为似乎也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当然，舆论的谴责是没法禁止的。而面对舆论谴责，一位前东德领导人辩解说柏林墙下的死亡只是执勤军人的随机应变造成，东德官方并没有下达“越墙者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因为“我们东德的法律也不允许”这样草菅人命。如果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当政时也是要追究的！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果根据那时在东德并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给他们治罪，那就有政治报复之嫌。但是如果统一前在东德境内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统一后就没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属犯罪的行为，统一后并无免受追究之理，这被认为是纯粹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人命关天的案件时效也长，现在时效并没有过去。于是“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进行了审判，一些人为此受到了惩罚。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而这个耻辱柱的道德基础，就是不分东德西德、姓社姓资、左派右派的人类基本正义！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7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往苏联，据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取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苏联把一些大型企业如法本、克虏伯、弗利克没收后改为苏联股份公司。东德还要支付约占全国收入的1/4的苏军占领费，苏军在民主德国有35万驻军，由于苏联苛刻的索取政策，使东德人均负债达2500美元，一直到1958年才结束生活配给制。这严重影响了东德国民经济的复苏和物质基础。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说，战后我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用来赔偿和克服战争的后果。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有什么办法？

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的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你说他们会有何感想？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02亿美元的救济款。1948年根据马歇尔计划联邦德国获得近16亿美元援助。美国还在德国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复兴欧洲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通过“联邦德国宪法”，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间，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战后两个德国各自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纳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圈。1950年民德加入经互会组织，70%的出口面向经互会国家进行“账面卢布结算”的“内部交流”，脱离国际前沿，缺乏竞争机制，走上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52年分别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为西德的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艰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很快满街的自选超级商场，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为了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花花世界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自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说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大墙阻隔的西柏林，把塔都压得向西倾斜了。

6·17工人暴动与逃亡潮

6月17日罢工席卷了整个东部德国，除柏林外，腾费尔德、哈雷、莱比锡、梅塞堡、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格尔利茨等地纷纷加入，总共有近272个区30万人参加罢工，一些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和警察也加入罢工队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厂也冲破警察防线前来声援东部的工人。有几个人登上勃兰登堡门把红旗换成了联邦德国的旗帜。结果苏军宣布戒严令，不允许三人以上在街头聚会，违者按占领国战时法论处，并先期出动了一个装甲师来驱散游行，在冲突中军警开枪，造成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6·17事件是东欧第一次表现出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义，为了纪念这次起义，西柏林把通往勃兰登堡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6·17大道”。

6. 17事件后东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这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东德还算是最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1958年达到8%，赫鲁晓夫称作“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不能容忍她成为“逃亡的橱窗”。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1961年8月东德的特种兵以“玫瑰行动”的代号迅速在东西德之间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来被钢筋水泥所代替，墙高3·6米，每块预制板厚0·15米，重2·6吨，宽1·2米，顶端有一个个防止人攀爬的水泥圆管。从1961年8月13日建，到1989年11月9日拆，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昂纳克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马克思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降到8-9千之谱。“德国之声”就此评论说：“多少年来，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先锋队怀有深深的恐惧”。

人们在问，凭这么一道禁闭的墙，能最终战胜对手保护自己吗？1989年10月昂纳克仍然强调说“即使再过50年、100年，柏林墙还将存在！”然而靠35万驻德苏军维持统治的昂纳克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对东欧集团的控制原则，他表态说，“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星移斗转，转眼柏林墙倒塌20年了。我们来到柏林，这里是一派庆祝气氛。勃兰登堡门东边，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装设了覆盖整栋大楼的节庆彩画。而在西边，勃兰登堡门前原来柏林墙的基址处竖立起一个由十余条游艇倒扣叠成的大型纪念装置，周围有许多讲述柏林墙历史的看板。出售“柏林墙纪念品”的摊贩生意兴隆，扮演当年边界检查站东、西双方军人的模特忙着与游客照相赚钱，一队孩子在墙址标志线傍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历史……。

但是关于柏林墙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20年前东德地区的发展，还是众说纷纭。

10月23日我在统一后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座极其现代派的玻璃大厦——等车去慕尼黑，广播说列车因故晚点，而且要调换站台。在号称一贯严谨守时的德国也有这种事令我意外。这时一个站台值班的老职员莱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释事故缘由。于是通过送行友人的翻译我们聊了起来。聊得高兴了，他还解下DB（“德国铁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后送给了我。他说他在铁路工作已经30多年，统一前在东柏林的车站，统一后到了这个新的中央站。

莱因哈德对这种转制似乎颇有微词，说是现在铁路的运行波动大，也不如原来守时。因为职工流动多了，业务素质不如从前。像他本人这样的几十年老职工还能拿到终身合同，但年轻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较短，工作不稳定，也不如过去安心。由于失业率高，前途不确定，不少年轻人都不愿意成家。他的女儿27岁了，也还是单身，工作不断在换（说到这，他摇头叹息着）。他还认为，过去人们互相关心，交往密切；现在则是各顾各，关系淡漠多了——当然，现在各顾各，也就没人盯着你，打你的小报告。最后我问他，总的来说你觉得统一前好呢，还是统一后的情形好？他肯定的说，那当然还是统一以后好，否则我们不愿意，怎么统一得起来？

这位老职工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德国统一后，通过西部向东部的大量“输血”，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全盘引进西部的社会福利与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东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了。就像那位铁路职工莱因哈德，统一后的工资就涨了一倍。但也恰恰因为东德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要素的“优势”，西部制造业资本宁可远赴中国，也不大愿意来东部投资。原来东德的制造业企业垮掉了，新的制造业却没能发展起来。而仅靠服务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却无法解决制造业衰落后留下的失业问题。这使许多东德人不满。

偏偏柏林州财政如今很困难，自由大学也不得不裁员缩编，很多机构被撤销，不复如昔日盛况了。基层学校也受财政困境影响，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幸亏如今欧洲一体化，波兰等收入更低的转轨国家来了不少外籍教师，于是那里波兰老师教德国孩子就成了学校的常见景观，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

牢骚归牢骚，厌恶就是厌恶

但是即便在前东德，很多人也不认为上述说法是可行的。如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转型研究所的威尔戈斯教授就对笔者说：现在的问题的确很多，但他认为，柏林墙一倒，如果统一拖延，东德人出走西德的大潮就会不可收拾。而要很快统一，不搞统一货币和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就无法安定东德民心。而搞了这个，东德也就基本没有了廉价劳动力优势，很难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所以他认为，现在的一些问题其实难以避免，而比实际做法更好的转轨方式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很难行得通。

但无论如何，如今前东德人对于统一20周年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欢迎和庆祝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一方面对20年来的经历有很多牢骚。这后一方面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左翼党”在最近这次选举中的成绩。有朋友说，由于左翼党在柏林州是执政联盟成员，20周年庆祝活动还比较低调，否则就更热闹了。

西德共产党是1968年学生运动极左派建立的小党，在没有极权统治下亲身经历的西德，这些人的言论经常口无遮拦。如原德共成员韦格纳在州议会上就为前东德秘密警察和柏林墙进行辩护。但她的话立即在东部“同志们”中引起强烈反感，导致她被左翼党开除。如今的左翼党大部分成员来自前东德，但却奉来自西德社民党的拉方丹为党首。（可堪对比的是：德国“右派”却选了个来自前东德的默克尔当旗手）在我看到的一份党的背景宣传材料中，不仅绝口不提前东德的人物，连二战前的老德共如台尔曼等也不提，只宣传三个先驱：20世纪初社会民主党人、对党内斗争持调和态度的“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克拉拉·蔡特金，曾被昂纳克点名批判和禁演的前东德后现代剧作家海涅·米勒，以及大家都知道的法国思想家卢梭。该党议会党团领袖居西不久前声明：任何关于“专政”的思想都与我们党不相容，这显然也是针对一些西德极左派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