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选载   

                                    1

    这是在发生在一九九二年的一段经历。

　   我一直在想，这老是要想起阿Q 的人一定是一个和阿Q 非常相似的人，至少也是一个特别不自信的人。每每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拼命地摇两下头，好象是要甩去这样的念头。但是我从来就没有甩掉这念头，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一直就生存在一个不断培养阿Q 们的环境。我虽然暂时离开了那环境，但几十年来的浸淫早就把阿Q 的种种作派溶入了我的血液之中。

　　傞佬说，你自己把你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吧。

　　傞佬这样说的时候，我正在想着阿Q　的名言：不过将其略略改动了：人生大抵有时也要失去自由的吧！

　　在将军澳警署里，把我逮来的几个傞佬和我隔着一张长方桌站着。他们看着我依次从衣兜里往外掏东西：烟，打火机，皮夹。然后就有傞佬拿起我的烟盒上下翻看着，喃喃地说着“长沙牌香烟”？说罢他就掏出一支闻了闻，点燃，抽了一口，然后掐灭在烟灰缸里。说：“淡，香港没有这样的烟，你在哪买的？”我说是朋友从大陆过来时带过来的。然后傞佬指了指我腰间的皮带，意思是也要我解下来。好在我是穿的牛崽裤，有不有皮带无所谓。我将所有应该掏出的东西放到桌上后，傞佬就翻开我的皮夹子，并在一本上逐一记下：港币1273元，女士照片一张(案犯妻子)，等到傞佬将所有的东西清点好并将我的物品装入一个塑料袋里后，就将我关入一间长约两米，宽约一米五的小房间。房间倒是很洁净，四面墙雪样的白，挨墙有一长条靠椅，倘若有一毛毯，今夜就睡这里也不错的。  

　　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幸运。大约两个小时后，我被傞佬带入了真正的牢房。

　　在电影里早就熟悉这样的牢房了。中间是条过道，过道顶上有盏发黄的灯；两边是铁栅栏，铁栅栏乌黑，栅栏里并没有犯人拥在栅栏旁或观看或作渴望自由状。每间牢房差不多有二十来个平方，有的有三两个犯人有的却是空着的。他们都坐在高约尺许的水泥床上，床上也不知垫着什么，似乎是黑黑的一片，这让我毫没理由的想起了傞佬们黑色的警服。牢房的一角也是一只似乎熟悉了木制便桶，便桶里散发的臊臭味和顶上发黄的灯光融到一起，均匀地散布到了牢房的每一寸空间。

　　我居单间。印象里好象唯有重犯人才居单间的。但我颇坦然，因为我知道最糟的结果不过是被谴送回家，虽然这其间的过程也许不能让人坦然，却总以为好过我在乡下当农民时的光景吧，那时候是不知道结果的。　     

      进了牢房才看清了水泥床上的铺垫物是块棕垫，是岁月和汗渍和这发黄的灯光，使这棕垫失去了原来的颜色。水泥床一端有一个同样是水泥砌就的枕头，高约三寸。我掀开棕垫看看是否有什么异物，比如蟑螂比如臭虫之类的，还好，没有看见会动的东西。我心中稍安，这块地方暂时就是属于我的了，我是这儿的国王。
  

      我躺下来，将毛毯搭着胸口，但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回想着傞佬们对我的态度－－我努力想从傞佬们的态度中判断出我将要面临的事情有多糟。我思来想去的只是觉得他们似太和气了，这全然不象祖国大陆警察的作风。他们没有拷我更没有打我，就是在知道我没有身份证并且明白无误知道我是黑市劳工后，态度也一直很和蔼。也许他们不太熟悉红色的大陆，也许他们逮多了没有多少文化的黑市劳工，突然逮上一个有点文化的黑市劳工而变得兴奋起来。他们说我在大陆既然揾食容易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险？还问我是否懂俄文？我摇摇头，说我不喜欢那个国度。有个戴眼镜的傞佬忽然问了一个非常让我脑筋痛的问题，他说大陆人怎么这样傻，要用大片大片的国土去换俄罗斯人的主义。傞佬说一个民族没有主义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没有国土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会变成第二个犹太人了。我点点头说我也认为这是桩极其亏本的买卖。不过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事情，我们这样的小老百姓是不懂的。

　　我回忆着，似乎一切都透着平和，但是当掌管我行动人的换成狱警后，那狱警就是一脸的公事了。这狱警是个小个，但结实，在打开牢门时推了我一把，虽然不至于让我踉跄，但心里却是狠狠地踉跄了一回，并且在刹那中想起了电影里那些要把牢底坐穿的革命志士。

      但是我找不到革命志士的感觉，尤其是当我知道革命志士的鲜血不过是肥沃了新一代官僚的皮囊后，革命志士的行为就成了一个血色的幽默了！但我还是试着背诵了陈然的诗。背完后就在心底悚笑！并且自觉有点不伦不类。因为并没有人举起高高的皮鞭，也没有谁给我戴上沉重的脚镣国。不过我还是知道，我是不会为了什么主义把牢底坐穿的，所以我也就没有那种凛然之气。

      怎么这牢里的灯总是不熄哩？虽然我睡觉不论有无灯光照样梦天梦地，但今夜就特别敏感这灯光。

　　也不知道几点钟了，怎么连手表也要收去哩？

　　我在坚硬的水泥床上翻来覆去，我想起了我的父母亲，想起了我的女人和我的香港的朋友们。我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仅仅只是为了想改善自己的贫穷状况而打了一份工，我就成了“罪犯”。但我不承认我是罪犯。倘若真正要追究起来，就要追究这贫困的制造者，因为我所作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努力改变自身贫穷的状况，我希望自己的劳动获得更多的尊重也就是说让我的劳动得到应有的报酬，而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我就必须逃离那所谓没有剥削的天堂！我现在一天的收入就有两百多元，而我在大陆一月的工资也不过两百多元。我想作为人我有摆脱贫困的自由，我应当有这样的选择。但是这一选择被我的国家完全剥夺了，1980年10月26日晚上零时，香港政府在大陆政府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宣布：从此时起，所有非法入港者均将被遣送回原地。于是在十年后我的原本可能合法的行为就成了非法！为了避免傞佬查身份证，我必须尽可能地让自己的作派象一个香港人，而这主要是走路，对，就是走路，急步走，象抢食，不回头不踱步不东张西望并且把一份旧报纸在手里捏上十来天，仿佛前面永远有着无穷的诱惑。

　　走在路上，从来没有傞佬查我的身份证，但在工地上被一锅端的时候就无法幸免了。

      我安慰着自己，象阿Q。 我说我此刻承受的所有苦难都将成为财富！
                 

                                                                2
   
　　睁开眼睛还是那盏昏黄的灯，仍旧在无声无息地撒播着那夹杂着尿躁味的光亮，让你不自禁的眯着眼并屏住呼吸。墙上有一小窗，但窗外感觉不到天空的颜色。太阳哩，忽然就非常想念起太阳来，虽然很多年来一直被太阳灼伤了灵肉，但能够自由地看着太阳东升西落毕竟可以畅意且从容地感受着死去和新生，终究可以享受那份旁观者的悠闲。

　　希望老板没有受到我的连累，不过就当时的情况分析，傞佬也并不是硬要问个水落石出才罢休。当傞佬在追问我是在为谁打工时，傞佬还和我的老板和工友说：有人报警，他们是当傞的，不来是不行的，而既然来了就总得有个交待吧。但是我拒绝回答傞佬的追问，我想我反正是要被抓走的了，我交代了谁是我的老板我也不会因此得到宽恕。再说我早就与我的老板有了君子之约，倘若出现今天的事情，万万不可将他供了出来。否则那非法雇佣黑市劳工的罚款起码是十万元以上。

      其实我的工友和老板都是当年从深圳宝安逃过来的，他们有的是赤脚医生，有的是民办教师，有的是种田的，他们大都能说点普通话。傞佬询问我时，他们在一旁打着岔，开着玩笑，说都是同胞，说大陆老百姓的日子的确难熬，说他们自己当年也是跑过来的，只是比我早来了几年，有个年长的工友还说他的孩子也在当傞，他就老是教导他的孩子要善待大陆来的偷渡客。因为他的根就是大陆的。老板本人也掺和在其中说笑着。老板说这里的老板返深圳去了，说我来了才一天，因为语言不通，只知道我是在天文台工作，至于其他的情况他们一点也不了解。我则沉默着，任凭傞佬一会儿粤语一会儿硬着舌头说国语，我却只是给他们纯朴如好兵帅克一样的憨呆状。

　　我忽然痛恨起自己来，早在香港禁止非法移民以前，我就有朋友逃到香港来并且早就成了香港的合法居民。我当时为什么那样清高并嘲笑自己也嘲笑朋友：做个安稳的奴才总比冒着生命危险做个逃奴要好些吧！要不然我也就断不会有在这肮脏的水泥床上的不眠之夜了。

　　牢房里有了脚步声和轮子碾压着水泥地面上发出的沉闷的“札札”声。我仰起身子望去，就看见狱警正弯着腰将一碗稀饭和一个盛着两个馒头的盘子从铁栅栏下面推了进来。

　　因为心事多多，并没有饿的感觉。但馒头却是发得很好，而且很白。没有漱口洗脸，用两掌抹一把脸面，摸摸眼角，似乎一夜没睡的好处是眼角没有秽物。只是吃起早餐时感觉咽下去的还有我对生活的无奈和对现实的厌恶！

　　早餐半小时后，我被两个狱警叫了出去，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一副亮晃晃的手拷。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将我拷上，而是押着我走入昨夜我搜身的房间，那个问我是否懂俄语的戴眼镜的警察从另一间房里走出来，将我的物件还与我，并说，你身上的钱到得大陆后就会全部被他们没收。我说我知道，我说不论我身上有多少钱都会被没收，然后让自己的单位或是亲人来交罚款领人，不交罚款就要在那里做苦工，做苦工的状况我也非常清楚，有工头，有皮鞭，有对付狗的木棒，有霉米饭，有毒太阳有烂泥有一切让你不想活下去的作践生命作践人权的酷刑。那个地方叫樟木头。

    当我将东西重又收拾好后，那副亮晃晃的手拷就迎着我走了过来，没有看见人，只看见一副手拷，巨大！我伸出手去。一切是那样的和谐，只要你交出自由，只要你驯服，这个世界就不乏宁静与祥和。
  

      我说：这就送我过境吗？
　

   　傞佬说：早哩，你还得上法庭接受审判，你还得在维多利亚监狱呆上一段时间。     

　　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我对眼镜傞佬说：先生，我有一事想请求你的帮助，你能帮我把这钱寄给我的家人吧，这一千多元对于我们大陆同胞可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

      室内有三个傞佬，显然他们对于我的提议觉得甚是荒唐。他们互望了一眼后就都摇了摇头。这时就有一个傞佬说：你是这样吧，你在进入维多利亚监狱前，你身上的所有物件仍旧要交出来的，到时你可以拜托那里的傞人帮你办办就行了。傞佬称呼自己的同仁时不称傞佬而称傞人。

　　我说：如果你们没有理由帮助我，那么那里的傞人也同样没有理由帮助我。但是，我之所以冒着风险来香港打这份黑工，却是因为我的父母亲是国民党员，文革后就被单位开除一直没有工作，家境之不堪实在是你们香港同胞难以想象的。

　　“那你在大陆每月有多少薪水”？

　　“298元”。

 　　一片啧啧声！“香港天文台一般职员的薪水至少也是一万多元吧”！

　　“你太太哩”？

　　"一百五十六元"。

      “但是你比农民还是要好多了，农民种一年的田听说还要倒欠政府的钱。有这样的事吗”？

      “有。比起农民来我当然要好多了，虽然我一年的工资不吃不喝也购不起一台好一点的电视机，但是农民穷一生之力也许都购不起一台好点的电视机”。

      “那你们的革命就是为了今天的贫穷”？

      我摇摇头，说，我和你们一样困惑。

     “那你相信我们吗”？还是那个戴眼镜的傞佬。

　　我从兜里掏出钢笔，就着桌上的便笺歪歪扭扭的写下了我父母的地址，这种戴着手拷写字的感觉除却有些生疏外，就是有些惨然了，因为我还想起了人生的无常。然后我又扭着身从裤兜里掏出皮夹子，将所有的港币掏出来放在桌上。然后向眼镜傞佬点了点头，说：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但我会将这种回报给予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你到了维多利亚监狱后，如果有香港的朋友来探你，你就告诉他们，跟随你一起出境，并且直到接收站，马上帮你交清罚款，因为那边的傞人如果没有从你身上获得一点油水，你就可能会受到特殊照顾。”

　　我点点头，道了声谢，便和另外两个狱警登上了去维多利亚的囚车。

      后来我父母告诉我，他们收到了一笔1300元的钱。

　　我从此再没有见过这戴眼镜的傞佬了。

回复 2# 旧山河

这样的纪实我喜欢读！

香港的差人舌子挺毒的。不过，他们有一点说得不对。不是中国人拿国土换俄国人的主义，是国中某些集团拿国土换俄国人的卢布和武器以夺取政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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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维多利亚监狱后，我就被摘了手铐，并且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5321。不过傞佬将这四字读成“唔衫夷讶”。尽管我大致能听懂广东话了，但第一次将这四个数字与自己联系起来，仍觉生疏。所以当傞佬叫唤了几次后我才反应过来，我才知道从此以后我就要忘记了我的真名，我从此就是“唔衫夷讶”。

　　我站起来，傞佬交给我一块大小约一本书的牌子，牌子上写着5321四字，然后要我站在墙根，准备拍照。我想这真是一个新玩艺，好象在国内的电视电影里没有见过这玩法，倒是老外的电视电影里见得多。于是我仿照老外的作派，将牌子横在胸前。

　　“咔嚓一声，快门按下，

　　　化作闪光的灵感”！

　　这算是黑色幽默了，我竟然在此际想起了朋友的两句诗。

　　待我照完相后，又涌进来不少男男女女，我一看那模样就知道这些人将成为我的牢友了。

　　我走入一个露天的天井模样的地方， 天井里一排排的排着几路长条椅。那里已经坐了不少人了，男人多女人少，女人都还年轻，外貌也还养眼。她们并没有扎堆，神态倒也不是特别慌张，象是我的女同事们在听报告时等待散会的那种表情，有些慵倦也有些焦虑或是不安。一个傞佬坐在大门口，一个傞佬坐在这一排排长条椅对面的一侧，我有点心旷神怡的看着他清点我们每一个人留下的的物件。这个年轻的傞佬在看见我女人的照片时问道：这是谁？我说是我老婆。傞佬看看我再看看照片，说：你老婆又年轻又漂亮。我在心里笑。虽然我其实明白我老婆并不漂亮，只不过她特别上相而已，但我仍旧在心里悄悄地乐着。

　　我心想这香港的傞佬为什么对犯人竟然如此和气，还与你拉拉家常。我想他们一定是学了什么比老马和老毛的更见实效的著作－－但那是什么著作哩？我不知道，可能这香港还有一本＜为犯人服务＞著作吧。要不我可真是解释不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不管我怎样想，我毕竟亲自感受了这儿的人权与公理，我非常高兴在这个有着人权与公理的社会里，强者的工作并不仅仅只是为弱者锻造锁链。

　　于是我不再担心，我平静地等待着我将要面临的一切。我开始与我身边的哥们聊天，我知道他们有的是来自福建，有的是来自江西，有的是来自广西，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并且各自留下了地址（我随身的笔与电话簿无须上交，这时派上了大用场）。

       我们彼此信誓旦旦的说回大陆了，我们一定互相拜访。我想我并不怀疑我当时的真诚，我也不怀疑我的牢友们的真诚。但是我在回到大陆后，我只是拜访了一个老乡。一个给予了我很多帮助的老乡。

       老乡是个小个，大约1.60米的个吧，体形瘦削，脸面显着一种病态的苍白，说话也显中气不足，因为既会广东话又会普通话，所以就被傞佬派来做杂务，即为我们发放在牢中的一些日用品，如洗漱用品等等。

　　当我从他手中领好日用品后，我随口说了声谢谢。他立即叫住我并用湖南方言问我：你是长沙人？我说是的，我说你是郴州人？他说是的。

　　他乡遇故人！小个似乎也很高兴，他立即打开抽屉，从里面掏出一包烟。他抽出几支后，将大半包给了我。他说拿了，牢里这东西难得。我不好多说什么，因为后面还排着很长的队伍哩。我重回坐位时，立即就与我新结识的朋友分享了我的意外的收获。当我与新结识的朋友抽着烟时，我无意中瞥见小个的眼神有些痛苦。我后来才明白，这包烟是傞佬给他每天工作的劳务补贴。他省着自己不抽却不料我如此打发了他的好意。再说在牢中是不能这样一人一支的抽烟的，在牢中抽烟是只能一人一口的抽，即每只支烟都要经过十多张嘴，这才叫抽烟。不过这是常情，因为我后来发现了有的牢友能够一口气将一支烟烧去一半，而有的却只是微微的瘪瘪腮。

　　我在烟雾中沉思，我想着今天经历的一切简直比在将军澳所受的待遇还要幸运。我就觉着看来打黑工被抓并不是一件特别恐怖的事情啊。从填表到填完表后按手印，接待我们的女傞佬都很和气。填表没有什么难的，反正在家每年都要填上几大张，而且这表也较家中简单，没有成份栏没有政治面貌栏，也不要求你写什么爱国爱党爱人民爱什么主义之类，三下五除二就完了，到了按手印就麻烦些。要十个手指全都按上，因为从未干过这活儿，有时还得让傞佬捉着自己的指头在纸上滚着圈儿。幸好这傞佬是个女的（香港警察的内务工作大都是女的），手势很是温柔，并且帮助大陆同胞按手印可能已经很有心得了，她转动起别人的手指来比转动自己的手指似乎还要灵活。按完手印后她问我左手大拇指为什么那样多的伤痕，我说因为下乡时老喜欢用刀破竹子织篾器玩儿，这手就成这样了。????????????

　　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妈妈为我算的命，妈妈说我要发达就得往南走。我说从我离家开始就是往南走啊，怎么越来越霉。后来大抵是开了窍，懂得还要继续往南。似乎便应了妈妈的话。就是不幸被傞佬逮了也没有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这有些违反常情。

　　我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唯物辩证法的热烈拥护者，所以我猜想一定会有什么不快在等待着我。

　　我们重又整队出发时，小个说今天还有最后一件事，过磅，过了磅你们就安了。

　　过磅的记录员是一张刀条脸，瘦脸如刀，鼻子如刀，尤其从侧面看的时候这感觉真是妙极，但我仍旧知道这样比喻无法让人认同。待我此际回忆起这张脸时我眼前最先泛上来的也还是“刀”！  

　　我们排着队，男人和女人，队伍很长，看不见头也看不见尾，扭扭头仰仰脖子，就发现这弯弯的队伍象一条有脚的长虫，人的躯干构成了长虫的身子，人的脚就幻化成了这长虫的细细的足。我们缓缓地爬过刀条脸和过磅的傞佬旁边。除了过磅的傞佬报出的体重数字外，就只有这长虫的足在移动中发出的“沙沙”之声。

　　这个队伍里的每一个人手中都拿着新发的洗漱用具。队伍从楼下一直排到楼上，楼上的过道有两米来宽，我们在那里依次过磅（我后来知道过磅的原因是香港政府要证明你在离去时你的体重没有减轻，如果你的体重减轻了你可以投诉监狱犯有虐待罪）。

　　我们排队不是随便排的，全部是按照编号排的，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模样和气度都非常不错的姑娘，我看见她在上磅秤前将手里的茶杯放在刀条脸的桌子角上，过完称后拿下杯子就走了。轮到我后我便如法泡制，但我的杯子立即被刀条脸一掌扫到地上。一声清脆的“当啷”声后，地上就留下一些破碎磁片。然后就是一句凶狠地广式操娘话。

　　如果我拥有自由，我最多给予了那摔掉了磁的杯子一瞥就扬长而去了。我不会和人打架，更不会与有着人头似的瞄着我的狗打架，虽然在我的生涯中并非全无武斗事件，但那全是在不知天高地厚抑或心态也似狗的年龄。而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明白，即使香港是一个比较民主的社会，我也不想就这点事儿来点纷纭并藉此证明自己点什么，我觉得我是什么只要我自己心里清楚就行，所以我就非常坦然的从磅秤上走下来，直接走到那滚到一边的我的杯子旁，我弯腰将它拣了起来。我至始至终没有再瞧那张丑脸。

       刀条脸五十来岁了，我断定在他这样的年龄仍在干着小年轻干的活儿一定是存在着严重的性格上的缺陷。我想我和他都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如果我与刀条脸换个地方，我想他一定会发达我也一定发达。我之所以会发达是因为我不嫖不赌，按照工友们的说法，一个香港的装修佬，只要不嫖不赌，只要他老婆不象老母猪样为他生下一串儿女，那么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他不能去的地方！至于刀条脸为什么会发达，则是因为大陆的发达者几乎都是在性格上有着严重缺陷者－－他们都与刀条脸一样，老是忘了给予权力范围内的人以仁慈，并且看见美丽的女人他们的眼神都与刀条脸一样，勇敢而且粘乎。

       事后小个老乡告诉我，说千万别和傞佬对着干。我不解，我说傞佬都非常和气啊。小个说，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反抗他们。你要反抗的话他们就安你一个袭警的罪名，他们一样打人。我说你挨过打吗？小个说打过的。小个说他因为拒捕，就被傞佬打伤了，伤了一个脾，后来在医院里割了。

       我的心变得沉重起来，为自己也为我的小个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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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

回复 6# 旧山河

       炎热的夏天,幸而有老兄的多篇好文品读,使我暂时忘记气候的高热,有一丝凉意滋润心头,谢谢旧山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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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这是另一种式样的但也许更“专业”的牢房，这牢房有两层楼，环型的，站在楼下或是站在楼上可以看清整个牢房的动静。

       我居楼上，牢房长约三米宽约二米多。房内有两张铁架子的上下床，进门的右手旁是个尿桶，面门的墙上是张大小约尺许的铁窗，铁栏杆呈井状，格子可以容一只拳头出入，贴着脸向外看去，似乎是条街，但因窗太小且高，看不见下面是否有店铺。床上垫着草席，一张失去了原有颜色的毛毯。我掀开草席，看见床板上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字，内容全是介绍自己的状况的：居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介绍完毕后，主人都写上了祝福的话：后来的牢友，祝你开心！有的还善意的邀集你：如果愿意，请到我家来做客。我数了数，在这张床上留了言的牢友有七十八个人。但是这些留言大都忘了写日期，我掏出笔来也准备写点什么，想了想就作罢了。我搁下笔的时候想，我还不到四十岁，但心态却似乎已经有些老了！

        与我同房的牢友也在翻看着床上的留言，他们说他们也要留下他们的地址给后来的牢友，并且希望与后来的真的拜访了他的牢友成为朋友。我不吭声，我想要交朋友就这同牢房的四个人就可以成为朋友了，何苦如此多情来哉！

        睡在我下铺的是个广西的小伙子，他说他也要留言给后来的睡他那床的牢友，请他去他的家。他说话时正站在尿桶旁，一阵“哗哗”声后，房间里的尿臊味就与他的善良一道向我们扑来。居我对面的是个广东人，恨恨地斥责他：先就告诉你了，叫你顺着尿桶边撒，你怎么就这么欠缺公德！

        我默然一笑：还是不留言的好！万一那后来的牢友把尿臊味与友谊一道带了过来，那可是真的吃不了也兜不了。

        因为不再是独自居住，心里就有了些宽松。再说大家都是打黑工的，命运也都相似。有的是在打工时抓的，有的是在路上被抓的，不过大家都说并没有受过傞佬的虐待，于是我们一致认为，傞佬一般不会对老老实实打工的人动手，他们只对那些“提包”的人下毒手。

　　一说起“提包”我就想起了我的小个老乡，他也是做“提包”行的，他说做这行一般是两男一女，一男一女做掩护，一男下手。他说他是半年前在铜锣湾被CID（便衣警察）当场发现了，那一男一女没有事，他自己在拼命逃跑时被逮住了。小个老乡说，没有办法，人矮脚短，怎么也跑不赢CID。

　　我早就认识几个在香港做这没本钱买卖的湖南老乡，只是往来甚少。不过对于他们事业的危险我只是有所闻，并不知道还会发生小个老乡这样的不幸。他们也曾劝我入行，说我外表看上去怎么也不象个做坏事的，做做掩护并不要我动手“提包”，安全而且所得绝对按平均分配。我说我倒没有觉得你们是在做坏事，我说你们不过是象某些的革命者一样，将别人的财产重新分配罢了。只是我这人胆小，虽然渴望把别人的财产革到自己名下来，但风险太大，一到那场合浑身就筛糠样抖得厉害，一定会坏了你们的事。

　　我没有与牢友们继续谈论“提包”的事。待我准备要牢友们聊点他们家乡的状况时，电灯泡闪了一下。那个广东的牢友说，准备睡觉，给熄灯信号了。

　　眯着眼担心今夜又睡不着，于是开始数数，数到上千了，仍旧无效，便开始清理自己的思绪，终于明白这未来原本是不管你在什么状态下都无法预料的！于是心结顿解，于是这一夜便睡得很沉。

       第二天六点钟就叫起床了。我们被傞佬领到一个巨大的类似于地下室的大厅里，大厅里有电视机有食堂有澡堂有厕所有几十张长条桌，每张长条桌都围着一圈长凳，大厅的中间还有一张半新半旧的乒乓球台。整个大厅可以容纳两百多人。

　　我明白，在这被限定的区域里我们都是自由的。

　　问题是我们将在这被限定的自由中得呆多长的时间哩？

　　伙食是不错的，早餐是馒头稀饭，中晚餐虽然比不上街上的排骨饭（只有这几个字的广东话的发音我能发得比较准，所以我在香港单独吃饭时决不换口味），却也有时令蔬菜炒点瘦肉什么的，而且每餐饭后都有一个桔子或是苹果，水果大小不一，手快的总是逮大的。这里没有孔融，中国有很多的帝王，但孔融却只有一个。

　　我找到了我的小个老乡。小个老乡一见我就又给我几支烟，他这次给我烟的时候就说了在牢里抽烟的规矩，说你要抽烟时自己多抽几口是可以的，但抽过之后你就得把烟给你旁边的牢友，这样一个个的传下去，切忌自己独享。我唯唯，我说我们当知青时也是这样抽过烟的。我并且告诉老乡，说我们那一批全是成份不好的，父母都被党开除工职没有收入了，所以我们那里的大多数知青就断了经济支援。我说虽然党和毛主席比父母还亲，但他们有着几亿这样的儿女，大概照顾不过来，所以我们别说抽烟，就连饭也是长期吃不饱的。

　　老乡还年轻，没有下过乡。他是随父亲调到深圳来的，高中毕业后就在海关工作。因为了解香港的经济状况并且知道香港人“傻”，在酒楼在商店在机场常常将搁有上万现金的提包随手放在身边，有时还离身去做点别的什么，极好下手，所以他就和湖南的同学逃到香港来了。老乡说搞了点钱，但身体打伤了，什么钱都补不回来。

　　我说象我这样打黑工的会面临着什么哩？

　　老乡说只要你是在打工现场被抓的，你就没有什么事，到时上法庭法官问你是否承认自己有罪你承认自己有罪就行了，这样可能罚你点钱，上庭的第二天最多第三天你就会被送出境了。

　　我说那我在这里要关多久啊？

　　这时有傞佬叫老乡去办事，老乡一边走一边说：这就不知道了。不过不会太长，一般不超过一个月的。

　　我找到我的同牢房的几位室友，他们和所有的牢友一样全都仰着脖子看电视。

　　电视机前面坐着一个傞佬，傞佬旁边的人最多，因为傞佬在抽烟，傞佬吐出的烟直直地往上扬,旁边就有人在做着深呼吸，把那直直的一缕烟做成弯曲状了。

       我在心里笑，因为贫穷与欺骗，我们就有了庙堂，因为寂寞与空虚，我们就有了对尼古丁的渴望。

  　也许因为大家还不太熟悉的原因，大厅里并没有太多的喧哗，电视正在转播赛马的实况，我便想起今天是星期天了，因为只有星期天的沙田马场才在白天赛马。那个在电视＜偏向虎山行＞中饰演武状员的演员正在作讲解，他的声音象是在放鞭炮，是那种一阵小响后便惊雷般暴响一声的鞭炮。我后来才看明白这种声频突然变高的原因是头马被超过的时候，“武状员”的惊咋之声！至于惊咋什么内容，因为语速实在太快，我一点也没有听明白。那抽烟的傞佬定比我看得明白，因为他偶尔会很响的拍一下巴掌，正好与“武状员”的惊咋声作着呼应。

    我抽上一支烟，吸了两口后就递给我的牢友。我们几人间的头上立刻就烟雾缭绕了。有牢友在向我们这里靠过来。

    我说：香港的男人不嫖不赌就不正常了。

    广东牢友说：高中没有考起大学，只要会点国语（香港的高中生英语一般不成问题），身高不低于160厘米，没有犯过事，就可以做傞佬，进去的底薪就是八千元，还不算各种补贴哩。他们不赌那钱怎么花得完！

    烟又递了回来，我有点疑惑的望着这半截烟，我的意思是这烟就在我们四人这儿绕圈子恐怕不妥。

    有一只手从我的身后伸了过来，趁我疑惑之际接过了烟，这烟大约还有寸把长吧，此人接过烟后含在嘴里就把眼睛闭上了，两腮同时狠狠地往里陷去，两腮渐渐成深坑状时，香烟也渐渐地没了。香烟没了的时候，这人说：不能坏了规矩，传出去的烟是泼出去的水，不能回头的。

    这人并不瘦，但眼窝与腮却都陷着。开先也见过的，因为感觉他一脸的凹，所以就记住了。

    “天啊，这半截烟起码还要吸五个人！你听着，我们以后的烟圈儿都不往你那边吐”！广东牢友显然被他一口吞掉半支烟气懵了。

    “行，你怎么说都行，反正我没有违规，对吗，大家评评理，我是否违规了”？

    没有人吭声，但大家对他的眼神都是愤愤的。

    忽然有人说此人在大陆是个小小的什么主任，是下面犯了错误被开除了才逃香港的。

    众人就喧哗起来。大厅里立刻就充满了各种方言的咒骂。

    我问广东牢友，为什么他就抽了半支烟，竟然惹来这样大的“民愤”？

    广东牢友说：主要不是为了抽烟，在监里，大家最瞧不起的就是利用权势玩女人的。这种人在牢里是做不起人的。另外这人一口抽掉半支香烟，看似没有违规，但他的心是违了规的。所以大家也恨他。　　

    傞佬慢慢地踱了过来，一脸的怒气，不知是买马输了还是嫌大家不安分，嘴里喃喃地说着“做乜做乜”。并将大家驱散了开来。

    站着的牢友都走了，但有些挤着坐了下来的牢友中，却一直有个声音在乞求着：

    牢友，吧口烟吧，牢友，吧口烟吧。就一口。

回复 11# 车窗外  谢谢，老旧的态度是各玩各的。发不发我并不是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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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友乞讨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嘈杂了五年，五年间每当我抽烟的时候我就无法不回想起当初的难堪，因为我兜里还有烟但我竟没有将烟贡献出来。我想我必须解脱自己，我面临的并且必须承受的束缚已经太多太多，我不能愚蠢到再把自己束缚在尼古丁的桎梏之中。于是我决定戒烟。我成功了，戒了烟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这样的嘈杂之声。

      因为已经明确的知道，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人并不能预知自己的未来，所以最初被逮的那种不安很快就消失了。我开始平静地对待我在牢中的生活，每天六点半钟起床，洗漱完毕，便排着队来到大厅，吃早餐，闲聊，上午下午各到外面放一次风，放风的地方有一个篮球场，有单杠和双杠，也有露天的乒乓球台，供我们活动。到了晚上八点多钟我们又排着队回到各自的牢房。

　　记不清是第几天了，大厅里多了三个非常惹眼的人物，一个不论是你几眼看过去都无法不说他真应该是个美女的小伙子，一个高大威猛的黑人，一个英俊得让我自惭形秽的三十多岁的孟加拉国人。

　　增多了几位惹眼的人物后，那香烟缭绕处就少了些做深呼吸的牢友了。

　　广东牢友会几句英语，最喜欢与黑人比划着聊天。

　　那孟加拉国人却一直是闷闷地坐着，他与他身旁的人似乎都没有聊天的愿望（大凡在香港打工的外国人，多少会点粤语）。我偶尔与他对视过几眼，后来彼此脸上就都露一个浅浅的笑。我想那广东牢友为什么与黑人聊天而不与孟加拉国人聊天（孟加拉国人也是说英语），是因为黑人外形平平让人不感到压抑么？是因为这孟加拉国人那无可挑剔的面容而感到自卑么？我不知道，但我确实感动于孟加拉国人的帅气。人怎么能长成这样哩？作为中国人，你也许幸运得可以把鼻梁把嘴唇下角和脸形长得无可挑剔，但是你的眼睛，永远不能象阿拉伯（孟加拉国不属阿拉伯联盟，但人种颇似阿拉伯人）兄弟样，那样深湛明亮。我每每想起他的眼睛，我就联想起那陪伴了我很多日子的调景岭的海湾，是夜的海湾，是夜的含着一汪明月的寂静无声的海湾。

    漂亮小伙的美是女性化的，似乎他的美更容易被人接受，因为他的身旁聚集了太多太多的牢友们。这景象颇似一颗石子被掷入了池中，只是那一圈圈的由人们聚集成的波纹是永不散去的。

    漂亮小伙高约一米六五吧，并不太矮，但他只要一坐下去，蜂拥而来的牢友就将他牢牢地圈在中央，让你无法再看到他的面容，但是在一片嘶哑声里却有一个尖尖的声音（实话实说：漂亮小伙的声音绝不动人，颇似顽皮少年捏着喉咙发出的太监们的嗓音）从人丛中逸出，有奶香，于是就又有了深呼吸。

　　未有女人前读过一篇小说，是说解放前一个专唱花旦的男人被一个外国人爱上了，奇怪的是这唱戏的也爱上了外国人，并且与外国人同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外国人一直未发现他的“妻”是百分之百的男人。当时不解女事，被蒙了。后来有了女人，就知道这描写非常的缺乏说服力。我猜想要么就是“美色”具有不受性别限制的魅力，这老外装傻冒了。另外那些老外历来就多同性恋者，老外也许正怀得其所哉之幸哩！现如今亲眼目睹了这少年的美丽，和被这份美丽迷倒的众牢友们，我就发觉自己对那些同性恋者多了一份理解与同情。

　　还有一个乒乓球打得很不错的五十来岁的老者，是北京人，不知什么罪被关了一年，过几天也要送出境了。我看他左右拉球的纯熟状态就准备也陪他玩玩。在这之前我是不玩的，因为牢友的水平实在太差，玩起来也没有意思，现在看到这老者把牢友们一个个杀得没了脾气，就从那不服输的一口吞食半支烟的牢友手里要过球拍，我说让我来试试吧。

　　我把架势一拉开，牢友们就是一阵惊呼，大意是说我原来是高手却又为什么这么多天了不和他们玩。牢友们渐渐聚了过来，那黑人与那孟加拉国人也聚过来了。大家要我们打几局，分个输赢。

　　第一局我输了，输得很惨。十比二十一。我知道我自从离开学校后就没有玩过这东西了，而老者在监狱中一年可以天天玩这东西。第二局也输了，不过情形不太惨，打了个二十一比二十三。

    我搁下拍子认输了，我没有说原因。但牢友们不过瘾，说要五打三胜，说我一定能扳回来。我说我打不赢，再打也是输。我说罢就坐到孟加拉国人的旁边，我吸了一口烟，然后递给他，他笑笑，摆摆手。意思是不会吸烟。我准备再吸上一口时，我耳边立即响起了那熟悉了的乞讨声：牢友，吧一口烟吧，牢友，吧一口烟吧。

      我将烟递给这位牢友时，以为他也会如那位什么主任似的一口吞下半支烟。但是他没有，他很守规矩，瘪着腮吧了一口，就一口，然后就将烟转给了旁边的牢友。

    自从新来了几位很惹眼的人物后，大厅里就热闹了很多。牢友们分成了四个“部落”，分别聚集在电视机，美丽少年，乒乓球台和我的周围。我的身旁有一圈人是得益于小个老乡提供给我的香烟。我们这儿并不喧哗，喧哗的是美丽少年那里，他们那里人最多笑声也最浪，一波一波在大厅里回旋。这种喧哗自然就影响了看电视的牢友们，于是电视机的声音被不断调大。等到傞佬站起来吼叫几声，那喧哗声就会息一息，但过会儿那声浪就又鼓舞起来。

　　忽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头。我回头一看，是那要吧一口的牢友，他说傞佬叫你了。

　　“唔衫夷讶”。很响亮的呼叫声。我自己竟然没有听到。我很感激这位牢友，他竟然记住了我的牢号。

　　我走过去，等候吩咐。傞佬告诉我，说有人来探你。

       是老板来了？我猜测着。肯定是他，因为第一天到维多利亚监狱时，傞佬们就要我们有事就打电话给亲友，我当时也打了个电话给老板，告诉他我被关在什么地方。

　　老板大我一岁，四十了，深圳宝安人，个矮但壮实，头发皮肤和眼睛都很黑，但眼睛黑得发亮。他的口头禅是：我们男孩子。老板每每这样说的时候我就象耳朵里和嘴里都塞満了苍蝇。因为我从二十四岁嘴上开始长胡子的时候起就不再把自己与“伢子”等同起来。

　　不过我还是喜欢老板，因为他的眼睛不论是见到漂亮女人或是见到同性朋友，那亮度都非常感人。

　　在会客室里，我和老板面对面的坐着，他的眼睛在笑，只是我隐隐感到那笑意中似乎比平常多了点诡异。他交给我一个包裹，说这是从我的老乡九哥那里帮我取来的换洗衣服，并说他还带了一条中华烟，但是傞佬不准带进来，所以他就只能兜一包在身上（自己抽带一两包在监狱是允许的）。然后老板抽他的万宝路，我抽我的中华烟，我们彼此都不抽对方的烟，他嫌我的烟淡出鸟来我嫌他的烟呛坏咽喉。

　　老板问我是否有钱，我说没有了。老板即给我两百元，老板说过境时大陆海关要检查身体，要一百多元手续费。然后我告诉老板，说我出境那天你得到樟木头去帮我交罚款。要不然我在那里呆得几天只怕小命都不保了。老板听我这样说就把脸上那诡异的笑容放了开来。他说：到了那天我不去了，会有人帮你交罚款的。我有点莫名其妙，问道你不帮我交谁还帮我交啊？

　　老板嘿嘿一笑：看不出你抠女崽非常非常的厉害，把一个坐写字楼的倩女崽都抠着了！

　　我心里一松，原来是这事，这定是我那老乡九哥说出来的了。我告诉老板，这根本不是我的女朋友，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哩。

　　老板不信。我说是真的，我是有贼心没有贼胆，真的没有碰过她。

　　老板说他在九哥那里见到了她，她说她也要来这里来看你。我慌忙告诉老板，要她千万千万不要来，她来了我也不会见她的。老板说为什么？我说我在调景岭做苦工的所有狼狈象几乎都被她撞见过，我不能再让她见我坐监时这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了。你记住了，千万要她别来。我一定不出来见她的！

　　会客时间只有三个字，意即一刻钟。我和老板握手告别时，老板匆匆说道：你女朋友说了，下次她以表妹的身份写邀请信，让你来香港，这样你再打工被抓就要少去一些麻烦。我不太明白这麻烦将如何个少法，但傞佬已经进来催我回牢房了。

　　回到大厅时，大厅里闹哄哄的，有牢友呈愤愤不平状，有的在争执有的在劝慰，还有几个傞佬在大声嚷嚷。我环顾一下周围，电视机也关了，似乎那美丽少年也不见了。我找到广东牢友，他告诉我说，有两个牢友打赌，看谁敢吻一下那美丽少年。他们决定打乒乓球定胜负，谁输了谁就去吻。结果输了的不敢去吻。两人就吵了起来，渐渐地就手脚并用了。

　　我没有兴趣关心这样的事情。我在担心，她要真的来了我还真能不去见她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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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是想她来的，但是我不能让她来。我想这样的牢狱生活虽然构不成洞中数日世上千年的感慨，但心境的确不佳，再说老板说话顶真，他说了不去樟木头就不会去，那么就只有让她去樟木头替我交罚款了。所以我不能让她在短短的时间内为我耽误几天时间。但是这些想法全只是在我心里，我打电话让她不来时我找了个很好的理由，我说我们因为很快就会被送出境，在监狱里时间短，所以监狱里规定每个人只准被探监一回。她来了也是白来。临末了我还开了一句玩笑，说樟木头的男人都留有很长的胡子，她问为什么，我说那里的太阳特别厉害，如果不用胡子遮挡住太阳，那就没有人敢笑，因为一张嘴满口白牙马上就全变黑牙了？她笑了，她的柔柔的笑声在我的心中幻化成一首熟悉的歌：党的光辉照我心……

       因为昨天的风波，大厅里的格局有了些变化，漂亮少年的身边虽然仍旧坐了些人，但已经不是成堆成簇的了。我的身边的牢友多了起来，我想这得归功于中华牌香烟那种仿佛穿筋透骨的芳香。于是我常常感到一些友善的眼神和一些过火的殷勤，这主要表现在对我的球艺的赞叹上；比如我不能说乒乓球，我只要流露出一点这样的愿望，那正在打球的牢友就会把球拍让给我要我露一手，我也不能说饭后的桔子或是梨子好吃，我一说就可能有牢友说他不喜欢正好让给我。我知道这全都是中华牌香烟的作用，这力量在古时候就会起到巢和火的作用在现代就会起到枪的作用，你将被拥戴成王！于是我就很有了些飘飘然的感觉，并且很自然的就把那进了一次城的阿Q与我到接待室去了一回的事联想起来，只是傞佬们并未有要成为赵太爷的感觉，他们的喊叫声里依然含有一种不容抗拒的力量：

　　“……唔衫夷迓”！

       傞佬们在唤了一连串的号码后，我终于听到了那个属于我的号码。

　　小个老乡告诉我说，你们今天要准备去受审判了。我说受审判还要准备？小个老乡说你们今天晚上不会睡在这里了，你们今天晚上会睡在荔枝角的一个收押所里，那里条件没有这里好，和你在将军澳警署差不多。受完审判后你们再又回到这里来.

　　我算了算，今天到牢里是第十天了，我猛然发觉自己习惯了这里！这念头让我悚然：如果连牢房都能习惯，我还有什么地方是不能习惯的哩！

       一起去荔枝角的人除了我同室的牢友外，还有那个孟加拉国的兄弟，一共有二十多个人。

       我们在荔枝角睡了一个晚上，我和广东牢友孟加拉国的牢友关在一个牢房，这牢房确与将军澳的牢房相似，一样的水泥床，一样的黑色的粗大的铁栅栏，饭也是从铁栅栏下面推了进来。因为与孟加拉国牢友语言不通，我们之间只是用眼睛作些交流。当我把铁栅栏下面的饭递给他时，他也只是向我笑笑。倒是我与广东牢友聊天时，隔壁有个人找我问起话来了：

    “请问隔壁的牢友是AA地人吗？”

       我听那口音不象我老乡。但我仍旧告诉他说我是的。他接着说的时候声音就多了点亲切，他说他的老婆是我的老乡，住在解放四村。天！解放四村就在我家附近，不足三里路。

        在后来的聊天中，那牢友把他的名字和他老婆的名字以及他老婆家的地址都告诉我了，他热情地邀请我回大陆了去他老婆家作客。

       可怜我从来没有机会见过这位牢友，而且也把他的饱含善意的嘱托全都忘了！

      第二天，我们在上法庭前被关在一间大约二十多个平方的房间里，这房间很干净，挨墙有一圈长凳。房间里并不全是我熟悉的牢友，最为惹眼的是两个纹身的年轻人，现在想起这两人我老想起香港的一个姓陈的外表不怎么样的大明星，对，这些人就他那个味儿，外表不俊朗却透着股子横蛮。我们这一拨人自然的都靠一边墙，墙很白净，我竖起大拇指看看长长了的指甲，忽然想起自己曾经练过阵子指书，于是我就在墙上准备写陈然的诗：我刚开始划，就有一只手掌轻轻在我肩上一拍，我回头一看，是那孟加拉国兄弟，他向我笑，非常友善的笑，并摆手。我的脸立即就红了。

       这就是文明的差异了！我至始至终被那种铺天盖地的“文明”浸淫着，也已经习惯于在公众场合表达自己的心曲了，并不顾这心曲是否污了他人的眼睛和心灵。

　　但是这位孟加拉国兄弟并不向所有的人传播他的文明，比如对于我的牢友们随地吐痰的举止他只是瞥一眼，并没有加以阻止。但我却是从他的这一瞥中看出了他的无奈与困惑，因为他会因此会向我投来问询的眼神，偶尔还会把双掌由里向外一摊。

　　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在法庭一个侧门外排起了队，大概不到十分钟进去一个牢友。我想这也算审判吗，几分钟就了结一个？

       我心里又泛起了小个老乡的话：什么也别说，认罪就是了。

      但是我心里特别的别扭，我怎么就有罪了？我要认罪了岂不是要罚去我很多的港币了吗？

     不，我不能让那法官随随便便地就罚去我的血汗钱，我得和与法官理论一番。但是我如何与法官辩驳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们是否可以根据德国人不轰炸牛津、剑桥大学的行为就认定德国人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仁慈的战争？对，这点正好点到了那英国法官的痛处，让他去反思反思他们在二次大战中的狼狈，让他别老在咱们贫穷落后的大陆同胞这里趾高气扬！不过我知道我说不过人家，人家可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者，要红就得连祖宗八代都必须红，而要黑却只须一个污点就完全有可能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他会据实说他们的确从德国人不轰炸牛津与剑桥的行径中看到了仁慈，正如从你违背香港劳工法的行为中可以断定你有罪！是啊，党和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了，他们都是反动的唯心主义者，他们永远只会孤立静止地看问题。虽然我可以用辩证唯物论的全面、发展和联系的方法把自己解脱得干干净净，但这法官还和权力站在一起呢！

       在法庭外等候的一个多小时里，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后来回想起自己在那条窄窄的通向法庭的小巷里所想的一切，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别把思想当作食粮，思想充其量也只是一件迷人的衣裳。

       我终于站在法庭里了。幸运的是我没有象真正的罪犯一样被局限在一个栅栏里，而是站在看台上，我的旁边还有一些显然是来旁听的香港人。这种安排让我的心情宽慰了些，并且我也有了打量整个法庭的闲心。

       法庭非常宽大，呈椭圆形，法官坐在很高的案台后面，他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人，全都戴假发，且全都是老外。案台下面坐着的四五个人却都象香港人，他们都中规中矩的坐在写字台前，有的在翻着文件有的在写字，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在案台旁也就是最靠近法官的地方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这人是翻译。他首先问我是哪里人，然后问我能否听懂普通话，当我一一告诉他后，他就回头与法官用英语说着什么了。我知道这下审判真的开始了。我心里有点紧张，我在权衡我当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小个老乡似的还是我自己似的？我这样选择后我是否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局？

       然而一切是如此的迅捷，我似乎还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审判就闪电样结束了。

       翻译首先指出我违反了香港法律的某条某条，然后就问我是否承认自己违反了香港法律？

       我说是。

       翻译接着说你是否承认自己有罪？

       我说是，但是……

       翻译摆摆手说：没有但是。接着翻译回过头与法官说了两句话后就转过身来宣判结果：逐出香港。

       我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因为翻译已经用手指着另一张门说：你从这门出去吧。

       没有说要罚款！这结果让我先前所有的担忧都变得滑稽极了：原来一个男人在生命的很多片段其实非常象女人，他会把一件原本十分简单的事情也弄得很复杂。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牢友都回到了维多利亚监狱。

       我找到小个老乡，问他我们大概什么时候离开香港，小个老乡说可能就是明天吧。我说你把你家地址告诉我吧。小个老乡说我全家都到深圳来了，我在那里只有几个同学了，你要回了家你就去我同学家，把我的情况向他们说说就行了。

       第二天早晨，小个老乡告诉我，你们今天走。你要有什么事就去打个电话。

       我拨通了女友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再拨，仍然没有人接。我感到不安了，待要继续拨电话时，看到排在我身后的孟加拉国兄弟在向着我微笑，我知道，这可能是他们的国度用来催促人的方式吧。

       我悻悻地搁下电话，和小个老乡说，我得拜托你了，电话没有打通。小个老乡说没有问题，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吧。我今天就是把他的电话打爆也要帮你打通，因为樟木头的时间是天上的时间，一天要等于外面一年。

       耳边又响起了“唔衫夷迓”的叫喊声。我们都聚集在楼梯旁，我向小个老乡告别时说，我说我回了家一定去看看他的同学，我说在这里你还要待上个把月，在这段时间里要注意自己身体，别老坐着，要多走动，象那个华子良一样；别把身体坐虚了。小个老乡被我说得眼睛都湿润了，只是朝我摆摆手就别过头去。我埋下头，其实我心里也挺沉重的，我担心小个老乡的电话如果没有打通……我的眼前幻化出无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硕大无朋的拳头！

       上车前，我们所有的牢友又被戴上手铐了。手铑戴得很松，差佬帮我们戴手铑的时候说：过了海关你们就换你们自家的手铑了，不过你们自家的手铑没有我们的手铑这样舒服罗。

       我知道，我们“自家”因为长期与人斗所以特别的会整人，如若“自家”人是有规则的，那么我就可以不用担心被没收而在身上多放点钱，我就可以自己交了罚款自己走出樟木头！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太熟悉我们“自家”人的“规则”；因此我内心深处就有着一种莫名的恐惧。而这种恐惧竟然让我怀念起这将要离开的维多利亚监狱了。我知道这很荒唐，但我更知道如果这儿的空间不是这样狭小，有这种眷恋之情的就不止我一个人了吧。

这个段落的故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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