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瑶胞姓钟，小名“狗仔”，与我有40年，与“马畔”有近半个世纪的交往史。两位“家属”也十分熟悉。4人都惋惜不已，叹息不止。

 有所宽慰的是，我们在4月下旬特地去看了他。

 意想不到的是，相隔仅40多天，就此永别了。

 我曾对他儿子说，父亲弥留之际一定打电话，我们要赶过来送一程，（我已预感到狗仔将不久于人世）谁知人在旅途，不得不“食言”。

 按人口统计数据分析，这一天死亡人数，全世界有十数万，中国有好几万。狗仔只是这数万大部队中羸弱低微，毫无色彩的一员。没“资格”铺排和张扬，我是知道的。

 但我仍要说几句话。

 接到狗仔的死讯，是在从扬州到无锡，我们正在外旅游的当口。既不意外，也不太伤感。今年4月下旬去看他时，就已经有所预感了。

 知道我们要来，已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的狗仔挣扎着让人扶起，坐在堂屋里等候。

 老长老长的白胡须遮不住他快意的笑脸。交谈时仍旧思维清晰，目光柔和。但芦柴干一样的身躯再也不能自由支配了。

 他说儿子儿媳工伤（冲床故障轧断手指）索赔有望，钱一到手就开建新屋。他邀请我们新屋落成时再来住个十天半月。他似乎没有想到“死”。

 他又让我们“参观”儿子为他准备的“千年屋”。他似乎想到了“死”。

 他莫非参透了“非生非死”的禅机？

 我与狗仔自1971年相识后，由于结婚成家，更由于工作的繁忙，12天探亲假的短促，长时间没有再见面。

 1987年，当我从九死一生的肿瘤手术中活过来后，人生支点就不得不由拼命谋生移到养病求生。由于夫妻两地分居，城市亲友分身乏术，孤独“养病”难免“郁闷”，这就想到了拥有“农闲”的狗仔。我邀请他到广州聚聚，他爽快答应。

 我们一见如故。他陪我聊天，陪我采买，陪我“化疗”和“复查”。这以后几乎每年的农闲都来一次，而且将儿子，堂弟们介绍过来，打工路过广州时都来看我。

 孤身一人又大病缠身之时，狗仔和其他农友隔三差五的到来，给了我活着的慰籍和活下去的勇气。

 狗仔是家中的“满崽”。自幼体弱，幼小时父亲就“走”了，剩下他与母亲留守百年祖屋。他在桃川读完初中便辍学回家务农。他与当年知青有深厚的感情，甚至产生了“情愫”，也在知青帮助下学会了拉二胡。他曾在我家拉了几曲，“音乐细胞”颇让人意外。

 狗仔大约于1976年娶妻，随后喜得“贵子”。不料妻子突然出走再嫁，接着是母亲亡故。他知道妻子去向，但从未考虑起诉“重婚”。儿子偶尔去“那边”看看妈妈，也从不阻止。他永远保留着那张结婚证。

 为了妻子的幸福（一日夫妻百日恩），他当爹当妈独立拉扯儿子长大。为了父子的和谐，他没有再娶，忍受了几十年常人难以忍受的“鳏夫”之苦。

 儿子成家后，他又独自默默抚育孙女，让小夫妻后顾无忧地外出打工。

 以传统道德衡量，狗仔的一生诸多亮点；以当代道德衡量，狗仔的一生不乏亮点。

 听说狗仔的最后十几天是“绝食”了的。他其实还有食欲，能吃稀饭。但他断然绝食，让自己这么衰弱下去，衰弱下去，直到最后。

 也许他解决不了拉撒问题，怕过多麻烦断指的儿子；也许他怕好不容易索赔到手的那迭薄薄的人民币，由于自己而“缩水”；也许他并不惧怕死神......

 我们无从知晓。他已睡在那间“千年屋”，永远地睡在祖屋的后山上了。

 狗仔的儿子说，他爸爸没有看到新屋落成，有些遗憾，这是奢想了一辈子的事。我问下葬时是否“烧屋”了，“儿子”说，没有。我嘱他明年清明节烧一栋最有气派的二层大屋。羸弱低微，毫无色彩的狗仔，也该有栋像样的大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