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人口统计数据分析，这一天死亡人数，全世界有十数万，中国有好几万。狗仔只是这数万大部队中羸弱低微，毫无色彩的一员。没“资格”铺排和张扬，我是知道的。

 但我仍要说几句话。

 接到狗仔的死讯，是在从扬州到无锡，我们正在外旅游的当口。既不意外，也不太伤感。今年4月下旬去看他时，就已经有所预感了。

 知道我们要来，已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的狗仔挣扎着让人扶起，坐在堂屋里等候。

 老长老长的白胡须遮不住他快意的笑脸。交谈时仍旧思维清晰，目光柔和。但芦柴干一样的身躯再也不能自由支配了。

 他说儿子儿媳工伤（冲床故障轧断手指）索赔有望，钱一到手就开建新屋。他邀请我们新屋落成时再来住个十天半月。他似乎没有想到“死”。

 他又让我们“参观”儿子为他准备的“千年屋”。他似乎想到了“死”。

 他莫非参透了“非生非死”的禅机？

 我与狗仔自1971年相识后，由于结婚成家，更由于工作的繁忙，12天探亲假的短促，长时间没有再见面。

 1987年，当我从九死一生的肿瘤手术中活过来后，人生支点就不得不由拼命谋生移到养病求生。由于夫妻两地分居，城市亲友分身乏术，孤独“养病”难免“郁闷”，这就想到了拥有“农闲”的狗仔。我邀请他到广州聚聚，他爽快答应。

 我们一见如故。他陪我聊天，陪我采买，陪我“化疗”和“复查”。这以后几乎每年的农闲都来一次，而且将儿子，堂弟们介绍过来，打工路过广州时都来看我。

 孤身一人又大病缠身之时，狗仔和其他农友隔三差五的到来，给了我活着的慰籍和活下去的勇气。

 狗仔是家中的“满崽”。自幼体弱，幼小时父亲就“走”了，剩下他与母亲留守百年祖屋。他在桃川读完初中便辍学回家务农。他与当年知青有深厚的感情，甚至产生了“情愫”，也在知青帮助下学会了拉二胡。他曾在我家拉了几曲，“音乐细胞”颇让人意外。

 狗仔大约于1976年娶妻，随后喜得“贵子”。不料妻子突然出走再嫁，接着是母亲亡故。他知道妻子去向，但从未考虑起诉“重婚”。儿子偶尔去“那边”看看妈妈，也从不阻止。他永远保留着那张结婚证。

 为了妻子的幸福（一日夫妻百日恩），他当爹当妈独立拉扯儿子长大。为了父子的和谐，他没有再娶，忍受了几十年常人难以忍受的“鳏夫”之苦。

 儿子成家后，他又独自默默抚育孙女，让小夫妻后顾无忧地外出打工。

 以传统道德衡量，狗仔的一生诸多亮点；以当代道德衡量，狗仔的一生不乏亮点。

 听说狗仔的最后十几天是“绝食”了的。他其实还有食欲，能吃稀饭。但他断然绝食，让自己这么衰弱下去，衰弱下去，直到最后。

 也许他解决不了拉撒问题，怕过多麻烦断指的儿子；也许他怕好不容易索赔到手的那迭薄薄的人民币，由于自己而“缩水”；也许他并不惧怕死神......

 我们无从知晓。他已睡在那间“千年屋”，永远地睡在祖屋的后山上了。

 狗仔的儿子说，他爸爸没有看到新屋落成，有些遗憾，这是奢想了一辈子的事。我问下葬时是否“烧屋”了，“儿子”说，没有。我嘱他明年清明节烧一栋最有气派的二层大屋。羸弱低微，毫无色彩的狗仔，也该有栋像样的大房子了。

 “马畔”领着我向瑶山走去。“马畔”说，他们桃川洞的知青，砍柴路径越来越远，经常要跑30多里的瑶山。瑶山下有叫狗仔的一家，母子相依为命。知青将砍下的湿柴堆放他家晒干，过几天再挑干柴回去，减少了许多劳动。至于在他家讨杯水，吃餐饭，都是有的。还说狗仔母子都是知青的老朋友，以打消我怕去陌生人家的顾虑。

 在两山相夹的一条泥路上走了三四个小时，终于见到了狗仔。黑红皮肤，大眼晴，娃娃脸，精干的小个子，十七八岁小青年（后来知道他已22岁），沾满泥的赤足，拿把大锄头站在溪边侍弄着什么。“马畔”打过招呼，介绍了我，说要到他家去。狗仔只是笑，有点“傻”那种。没有欢迎等客气话，只是说：你们先去，我妈在家。“马畔”说一声快点回啊，也就直接往他家走。

 过一口水塘就看到坐在门前青石墩上的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看不出她的年龄，以狗仔还是小青年衡量，应不超过60岁。她以和狗仔同样的笑容将我们迎进屋。她的话多一点，和“马畔”对话我极难听懂，只见不断地大笑。“马畔”时不时“翻译”几句，原来她竟关心我们以及狗仔的恋爱婚姻呢。

 我盼望狗仔回来，他能讲普通话，能听懂长沙话，他回家我就不至于做“哑巴”。聊天有那么一段时间了，太阳显出要落山的颜色，大家脸上显出要吃饭的颜色，狗仔仍没有回；太阳下山了，村子里晚炊的烟雾几乎散尽，几乎要掌灯的时候，禾场里才见狗仔朦胧的身影。他背枝猎枪，手里提着什么。

 一进屋，仍是带“傻”的微笑，说是上山了，打猎了，猎到一只野兔了。

 母子于是点灯生火架鼎锅，忙碌起来。

 饭菜端上来时，我估计已是9点多。一盆野兔肉，一盘油炸花生米（不记得有无其他菜式）加自酿米酒，“马畔”边说边饮边吃，毫不犹豫。我则有些担心未拔光的毛发，未洗净的血污，又有些怕吃肥，怕吃内脏，灯光太暗（不记得是煤油灯，豆油灯，还是别的什么灯），吃得未免迟疑。看到狗仔母子疲惫的眼神，慈爱的笑脸，肚子也早在“闹革命”，终于也狼吞虎咽起来。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60多年唯一一次吃野兔肉。

 声嘶力竭的鸡叫把我吵醒，睁眼一看，四周仍漆黑一片。略一翻身，手就几乎要从高低不平的床板的大裂口中掉下去，只好一动不动。这是狗仔家的阁楼，这样的床，怎么昨晚就那么快睡着了呢。

 光线慢慢从屋顶从墙缝透进来，楼下有狗仔母子的说话声，大约该起床了。下楼一看，饭菜已摆在桌上，竟有一盆鸡！“半夜鸡叫”原是他们的杰作！

 外面炊烟散漫，太阳还在地平线以下，大约只是凌晨6点多。

 昨晚我们说过今早去“朝东”赶闹子，早餐随便。谁知——

 深夜烹兔，凌晨宰鸡，在深山瑶寨，在贫困的狗仔家。

 离开狗仔家时，母子站在门口久久目送，我们一再回头。想不到这一别，重见时已是20年后，狗仔母亲早已作古。

 狗仔这一生可说是时运不济。儿子不到三岁，老婆便出走外嫁，从此当爹当妈独立撑起了这个家。身体每况愈下，常说自己活不到60岁。天佑好人，去年做了60大寿。帅气的儿子，漂亮的儿媳双双在广东打工，他带着孙女留守祖屋，在聚族而居的小环境中并不孤单寂寞，他也感到可以舒心安度晚年了。好景不长，前不久，儿子儿媳同时“工伤”，冲床轧断了手指。儿媳已接好，儿子成了永远的断指人（右手断两指）。哎，这是哪门子事啊！工厂的安全保护哪里去了？目前虽然正在维权“索赔”，我看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