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泊在美国的并已获终身教授头衔的邓鹏先生送给我的朋友一本书：无声的群落（副标题为：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我的朋友旋即将这本书转赠于我。并希望我能在这“无声的群落”弄出一点响动。

       这本书厚约寸半，除了工具书，我的书柜里找不出这么厚的一本书了。而且我的书柜里先前也没有一本纯粹由知青写知青的书。

       我一直不太喜欢读这类书，虽然我自己也是知青。早些年看过叶辛写的一本书，名字忘记了，不喜欢。不喜欢的理由是除了故事完整外，就没有别的值得我留意的东西了。

       我想留意什么?我想留意的是你的文字至少得让大家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受难而一千个人享受这样的人生不是苦难人生,而一个人享受一千个人受难的人生,这只是国家喉舌里的幸福人生!

       这是我不喜欢叶辛文字的理由.

       我喜欢这这本砖头样厚重的书,尽管她远没有达到我所说的那种境界,但它是写实的,而且这种写实里浸透了真诚!她让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 人生是由残缺构成的，由完整构成的人生，大都是革命领导的人生；这样完整的人生显然不属于苦难的大巴山知青，当然也不属于散落于全国各地的知青。

       邓鹏先生主编的这本书，就是由大多数知青的残缺的人生构成的。哦哦，邓鹏先生例外，他虽然不是革命领导，却在国外获得了与国内革命领导相似的待遇：终身不下岗。只是邓鹏先生的人生轨迹并不具备普遍意义。

       书中的作者也是主人，都是1964--1965年从重庆下乡到大巴山的，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12岁。下乡者有大学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和儿童。这个12岁的下乡的儿童，我们可以把他视作这个政府的道德底线，意思是政府的仁慈不会惠及11岁以下的儿童。这两年下在大巴山的总人数有一万八千人，他们先是下在大巴山各县的社办林场或茶场，后来毛主席在1968年发出最高指示；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授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林场茶场便解散了，他们全部自己组合自己联系去插队落户。

       我以前只知道有四川，并不知道四川还有一个大巴山。我后来知道四川有一个大巴山是从四川的诗人那里知道的。那首诗里描写一个叫南江的县城时是这样说：一条街，两条巷，没入大巴山浪中，怎么去寻找？这首诗让我联想起我下乡所在地的小县城，就正是这模样，所以我就记得特别的牢。读完这本书后我就想，从1964年到1978年，大巴山浪或是南岭山浪或是与大巴山和南岭相似的山浪卷去了多少少男少女那生命最初的梦幻？

       有相似的幸福就有相似的苦难。相隔那么远，大巴山与南岭，这些不幸的孩子，他们在不同的年月里思考着相同的回城捷径。他们怎么就想到一起去了呢？张臣玉，这个勇敢的姑娘，为了回城，便拼命喝盐水，喝出一个尿毒症后便好病退回城，结果倒是如愿回了重庆了，但她很快就死在她拼命喝盐水喝成的尿毒症中。这种靠喝盐水喝出尿毒症的方法当年我们也知道的，幸运的是我们比大巴山的老哥老姐们知道得更多，因为我们比他们迟下五六年，我们搜集了哪些病容易装哪些病容易骗得一张回城证明，如装疯，但需要天赋，并且医生的检验是用个什么针扎你的后颈，看你的反应如何，据说疼痛异常。如装猪婆疯，只要身边有人，就忽然不择是水田是岩石的地段倒下去，并且手足抽动嘴里鼓痰沫。南岭山脉里的知青看来比重庆的老哥老姐们更会玩，我们这的女知青要回城不喝盐水装肾病，她就在冰雪棱棱的大冬天里，上身只穿件寡棉袄，下体却是祼着的在晒谷坪里领导着孩子们高唱“东方红”，高唱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我后来在长沙遇上她时说她是大智慧。我说我听了那么多东方红的歌，唯有她演唱东方红这首歌的方式，最让我刻骨铭心！只是可惜那时没有互联网，要不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就将刮起一阵女知青下身赤着裸着而上身却只穿件寡棉袄的时髦着衣方式来。皮肉与脸皮虽然受点苦，更甚的或许将让某些掌管自己命运的爷们占去许多的便宜。然而让张臣玉式的悲剧人物多一个选择因而也让活着的知青们心中少一份苦难的情结，一定会更要紧些！

       这是一份苦难的情结，只是这份情结真的不适宜张扬，我的意思是说你后来飞黄腾达了千万别以为是这份苦难为你垫定了成功的基石。这样一来你将让那些继续着这样悲苦命运的同伴们于何处？再说也没有人能证明苦难就一定是成功的母亲！苦难孕育得更多的只是苦难这个孩子。苦难孕育出了一个幸福的孩子纯粹是一种偶然，就象在数万知青中，真正成功的也就只有这位在老美那里赢得了终身教授头衔的邓鹏先生！在绝大多数境遇不曾改变的人那里，这份情结成了一份永远的痛！这种痛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整个民族！当你裸露你内心的伤痛时，你得有这样一种境界：我们要重复的是幸福是而不是苦难！至于那些绝大多数的命运并未有多少改变的知青们，则因为知识结构的限制，他们欠缺把整个群落由无声变得有声的才情。

      这本书的编者们也许正是明了知青的这种局限，所以就采用了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他们下乡十多年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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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安明，父亲牺牲在朝鲜，母亲改嫁。城里不能为他安排工作，只有下乡。因为无亲无故，自然就无人接济。他住的房便开了两扇窗，一扇开在墙上，一扇开在房顶上。房内有一张床，床的位置可以避雨但不能避雪，一下雪，就只有床底下没有全白。床底下堆着一些马铃薯。饿了就烧几个吃，来了客也烧几个。至于马铃薯吃完后怎么办，作者没有写。作者只是告诉我们，两年后，唐安明疯了。因为疯了，所以就回了城。回了城，也无依无靠，然后就下落不明了。这就是本书对下乡知青唐安明的全部描叙。干净简洁没有一点修辞！但是我并不喜欢这种行文方法。因为这种看似简洁的方法却失去了细腻，一些应该让读者知道的背景作者全都忘了告诉读者。比如唐安明或与唐安明命运类似的人或疯或死去的地方，正是当年为了新政权流血牺牲的红军呆过的地方，当年红军的标语至今还留在大巴山的岩石上，那上面的字与颜色一样的殷红：赤化全川！

      要补充一点的是，这个时代的人永远不知道一句“无人接济”对当时的下乡知青意味着什么？接济这意思，对在城里父母来说就是搜刮，搜血刮肉的接济自己在农村的孩子。因为当时一个家，常常是有几个孩子就下几个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顾了东边的孩子你还得顾西边的孩子吧。所以当时凡有儿女下乡的家庭，你很难说受难最苦的是孩子还是父母亲。再说下乡的知青，如果你只是单个的个人，你的生存机会非常渺茫。你必须得有老婆有孩子总之你得有个家，你不能生孩子你就得有老婆，有了老婆你的生存的小圈子里就会有猪有鸡有鸭，当然最主要的是你老婆帮你生孩子。农村分口粮时，按人口来。人口粮占70%，工分粮只占30%。小孩吃得少，因此小孩越多分粮越多，这种愚蠢的分粮方法不仅刺激了农民渴望生育小孩的愿望，同时也给单个知青的生存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单个的知青劳作一年，永远混不饱肚子，因此没有父母接济的知青，他们的命运远比冉阿让悲惨。

       最后作者抱着深深的疑惑说：唐的父亲，解放全世界人民去了，却忘了先来解放自己的儿子（大意）！

       空间还很大，比如对烈士的遗孤遗孀，政府给予安抚的底线在哪里？另外一个疑惑是，我们的所有有关平等的话题，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具有现实意义，比如在战争期间，我们是在尽可能的宣扬并施行着官兵平等的方针的。但到了天下大定后，这种有关平等的话题，便与很多的烈士一并长眠于地下了。我之所以有此一说，恰恰是因为在我下乡的县里，下了不少北京的高干子弟，他们不过是在乡下影子似的晃了晃，很快便又晃回北京去了。

      但是唐安明的父亲死则死耳，却没有死得其所，因为如若他的死换来了某位高级首长的生，那么唐安明与他的母亲，还有可能在人性的光环下获得更多的眷顾。但是他的死显然与几十万寻常战死的志愿军战士一样，并无离奇。虽然的确为解放很多的“世界人民”献了身，却并没有为某个具体的能改变他后人命运的人献身，所以唐安明的命运便也不离奇了。

       唐安明疯了。这是否是一种仁慈？因为从此以后很多东西便不再束缚着他了。比如疯人是没有国界的，他们似乎是另一时间轴线上的生物，他的存在并不与我们发生矛盾因而他也才享有更为广泛的宽仁，疯人是可以不下乡，疯人也可以不被批斗，疯人还可以不要暂住证，无论你是城市是乡村你都可以畅行无阻！呵呵，距自由与幸福最近的状态是----疯了！

      至于唐安明是如何样疯的，无从知晓了，但是他父亲悲壮的命运与自己凄惨的命运构成的反差，也许是他疯了的潜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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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一个可以称道的父亲避免不了不幸的命运，那么拥有一个不可称道的家庭背景，又会怎样？

     当我预先留下这个话题时，脑子里立刻就试图构想出大巴山的模样，构想出大巴山知青那座落在深山里的林场和茶场。构想出当年红军从这里走过，后来知青也从这里走过。红军从这里走过了，新中国的诗人便赞美红军走过的路是一条播种幸福的路，红军的战马踩出的马蹄印里开出的杜鹃花，也别样的红，红得象革命成功后人们火红的生活。但是三十年后知青从这里也走过了，知青们留下了这样一部苦难的纪实书。那一张张年青的脸面，或悲苦的，或懵懂的，或忧郁的。我已经熟悉他们的名字，也熟悉了他们的脸面（书分上下部，下部为各个时期的照片），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已经熟悉了他们的身世与经历。这时候我就发现，象唐安明这样的人物并不多，因为下在大巴山的知青，大多数知青都属黑五类家庭，他们下乡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已经无法在城市立足了，因此渴望下乡，一是自己不愿下乡却被逼下乡。

       我想下面这些人是不愿下乡的：

       刘安钿，在校大学生，因患肺结核，被大学劝退。

       侯德乾，藏族，一个轮廓很美的患骨癌的女孩。她的歌声总让林场的知青们想起才旦卓玛。

       李昌咏，肺结核，肾亏，小便失禁。她深夜的咳嗽声是大巴山一曲悲苦无比的旋律，这旋律不仅仅只是引来了犬的吠声和误导了公鸡打鸣，而且我深信她至今还回荡在大巴山中，执着的展示着这个灿烂世界的另一面。

       当然不仅仅是这几位，还有，还有很多……

       写到这儿时女儿问我，为什么当年招工拉上大学拉都要检查身体，而偏偏去最艰苦的农村却不要检查身体？

       我说：从1949年开始到今天，凡属是政府领导决定的事情，没有人敢问一个为什么？

       我不知道这些不幸知青的家世，但身体状况如此糟糕依然下了乡，说明其家庭不外乎是黑五类或七种人吧（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产生了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后来又有了“七类分子”，在黑五类的基础上增加了叛徒(曾经的叛节者)、特务(被怀疑为国民党或美帝国主义等敌对势力效力者)。）。   

      邓鹏，卢晓蓉，林木，林静，曾丽珊（一个几次自杀而被救回最后仍旧死于自杀的不幸者）……太多了。他们都属于黑五类或是七种人的家庭。

       当我面临着整个群体的苦难时，我就为选择谁的历程来叙述而尴尬了。因为在一个大环境构成的事件里，每个人的苦难其实也是相似的。

       萧懋蓉，她的父亲与我的父亲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不同的是我的父亲是起义人员，所以躲过一劫。但萧的父亲显然没有如此幸运。解放初期，其二伯父邀其父赴台湾。其父思之再三，认为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不害怕。我想也许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在主宰着她的饱学的父亲：历史上的帝王一即位便大赦天下，即使残暴于秦始皇，开国之际也是大赦天下！况且自己并没有任何罪行。便坦然留在了大陆。然而其父没有想到的是，不仅是他没有得到什么赦免，并且很快就被打成右派，判刑七年，释放后便死于自己家乡父老们的棍棒之下。自己的女儿也因为他而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力。萧不得不下乡，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被剥夺工作权力的母亲已经无法养活她的几个孩子们了。所以萧才在不够年龄的情况下坚决要求下乡。萧在文章里是这样说的：为了妈妈，为了兄弟姐妹，只要不让他们看见，任凭命运把我带到天涯海角，哪怕是去迎接死，我都能平静地去授受！

       萧的唯一的安慰是：她下乡后立刻发现她的同伴们的家庭背景都与她一样，都属黑五类。这一点不奇怪，在1964年--1965年这一批和我们1970年这一批的下乡知青，大多数都属黑五类家庭，他们的父母即使活着也是被剥夺了工作权力的（当时这种行为被称为：将黑五类清除出革命队伍）。

       黑五类们还有一个细节被我抄录于笔记本中，内容如下：老柯，父亲右派，1960年，他家收到一张《死亡右派分子通知书》。不久他的家又收到一张通知书：龙门浩地区应届毕业生中家庭出身有问题，中考不予录取的八十人名单……这两张有趣味的通知单让我想起了后来林昭的死亡通知方式。我想这样的方式肯定属于前无古人，至于是否后有来者？我不知道！      

       书看完了，我没有流泪。很奇怪，因为这实在是一本催人泪下的好书。她好就好在她的真实，她没有试图诠释这一切，她只是连皮带肉的撕扯着读者的灵魂也连皮带肉的撕扯着一个时代的肮脏。而我之没有流泪也许因为我恰好是其中一员，他们经历了的我也几乎都经历了，我也经历了父母亲因为身份问题被迫双双离职，全家生活顿时毫无着落的困窘。而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旧职员家庭，他们没有自己的祖先那般幸运，可以沉醉于开国之君的皇恩之中。这类家庭中的父辈与下乡的孩子们全都被无情的扔入了革命的熔炉，承受着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煎熬！他们还不能呐喊，为自己曾经经历的苦难！他们也无处申诉，因为正义永远属于强权。他们的生存状态之所以被老知青以“无声的群落”命名，那是因为他们很多人的生存状态在某种形式上不过是一个活着的刘全生。

       ……但终于有一天他生病了，他像平常巡山那样拄着一条树枝，独自一人拖着脚步慢慢走下山，走向十五里远的公社卫生所去看病，但结果不甚了了。回来后刘全生一直不大对劲，非常虚弱，只好又去公社卫生所，之后他就在公社的所谓客店，即街上面食店的楼上住了下去。赶场日 ，我们结伴去探望他，在光线晦暗的面食店楼上，刘全生陷在那悉悉作响的干稻草木床里，才几天时间，他就变得更瘦更黑，简直就是一具骷髅。刚满十六岁的他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探望而显得兴奋，或许是他连兴奋的力气都没有。他只是微弱地不断嘟哝着：“我好想回家……”

       这段文字是书中的作者描述刘全生生前的最后情况。这可怜的孩子几天后就死了，埋在了知青们赶场的路途中。在他的坟头，在一根树枝上，一条在风雨中飘来飘去的白布在为它的主人招魂！

       呵呵，招魂！这词听来感觉不太好。但是，朋友，你什么时候可以呐喊了呢？那时候，就拆了这条飘来飘去的招魂的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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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1月06日

回复 4# 旧山河

谢谢旧山河评介《无声的群落》。

《无声的群落》以及她的续集，不是文学作品，只是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在一片“青春无悔”的高调中，为历史留下的一点真实记忆，为自己发出一点微弱的声音。书的主编邓鹏教授，是历史教授。这本书虽不是畅销书，但听重庆朋友说，书象长流水一样销得相当好。续集2009年10月出版，现已准备重印。这让我们这些文革前的老知青倍感欣慰。

参加《无声的群落》（续集）发行式的部分湖南老知青（乡音姐到医院照顾生病的上海与会者，拍时不在场。江永知青张哥也不在场）

这张照片里有乡音姐。法国汉学家老潘后面的女士即是

主编邓鹏教授

主编助理，宝庆籍重庆知青刘定强

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定宜庄（上）和刘小萌。他们著的两大本《中国知青史》（初澜）、（大潮），我以为是目前国内知青研究最权威的著作

操一口流利汉语、属牛的法国佬潘呜啸，1968年时是巴黎街头的左派学生，现在是历史学家、国际知名的中国知青问题研究权威

老邱，沈阳知青，美国南加洲《知青》杂志主编

哥巴在研讨会上胡言乱语

回复 9# 旧山河

瓜棚下的朋友们

回复 9# 旧山河

        今年春节后曾与邓鹏教授有一次聚会,听他讲了"无声的群落"的有关故事,今天再次拜读老兄大作,感慨万千!谢谢!

回复 4# 旧山河 谢谢旧山河泣血的简评，让读者感同身受。

我想：邓教授真实地著述了前知青时代，我们这些倘健康的知青更应该写一写后知青时代。所谓后知青时代是我感概回城后的知青，因为上山下乡而失去学文化的机会，成为没文化的群体，一辈子只能做脏话累活，下岗首当其冲，在失业再就业中，被农民工阻住后退路，在工作通往白领层途中，被新一代有文化的拦路虎挡住。这些苦难还累及子女，所以我想到了后知青时代这个词，后知青时代远比前知青时代要长，更值得记述。

回复 12# 车窗外

欢迎郴州安仁知青车窗外朋友来到郴州知青的网上家园！

回复 12# 车窗外

当年的知青写自己的后知青时代，是个好题材哦。现在涉足的人似乎还不多。金大陆的《苦难与辉煌》等著作有涉及。哥巴在拙作《历史的陷阱——上山下乡运动与知青》一书中，也有“文革前知青在后知青时代”一节。当然只是浅尝辄止。

当年的上山下乡知青，在后知青时代大多如处境一般，但也有极为风光的。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就有好几人呢。例如习哥，现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是当年知青的骄傲哦。

回复 17# 车窗外

让这个世界（也许说地球更准确）不堪重负的肯定不是数千万生活贫寒的知青，也不是上亿的生来就被列为另族的农民工，这个让地球不堪重负的是官员，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官员，他们耗费的物质没有一定的想像力是不知道答案的。

回复 4# 旧山河

     这是一份苦难的情结，只是这份情结真的不适宜张扬，我的意思是说你后来飞黄腾达了千万别以为是这份苦难为你垫定了成功的基石。这样一来你将置那些继续着这样悲苦命运的同伴们于何处？再说也没有人能证明苦难就一定是成功的母亲！苦难孕育得更多的只是苦难这个孩子。苦难孕育出了一个幸福的孩子纯粹是一种偶然。

   说得很客观，也很义道，旧山河，头次看你这个话题的文章。难怪。你的犀利还是融进厚道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