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周扬曾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他说中国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我在这里引述“三次论”，并非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如“延安整风运动”研究就有不少新成果，能否算得上还值得商榷。这里引述，只是强调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之重要。八十年代末，王元化先生曾主编《新启蒙》，一共出了四辑，至今还放在我书架上。每每重读这份沉甸甸的丛刊，总能勾起我对那时的回忆和无限遐想。

　　在八十年代，什么主义和原则，什么流派和风格，什么新论和悖论，都可以读，可以讨论。有人说：八十年代是一道永远唤不回来的风景。此话确否？我以为有点过于悲观，从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来看，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提出的“四大自由”肯定是发展的主流，大势所趋，谁也无法逆转，当然任重道远也是无疑的。

　　回想那时，文艺界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出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韩少功的《爸爸爸》等；史学界以黎澍为代表的觉醒者，大胆质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农民战争动力论”等传统史观；理论界更是风起云涌，仅从1985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李洪林的《理论风云》一书，就可见一斑。该书几乎记录了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全过程，如《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领袖和人民》等系列文章，都是那时争相传阅、脍炙人口的。

      《新启蒙年代：1980年代的阅读》组稿时，我本来约李老写一篇“我与《读书无禁区》”之类的文章，但李老晚年寄情于书画，对于为文，惜墨如金，几乎不接受任何稿约了。后来我再三坚持，李老发我一篇六万余言的《往事回忆》，其中有《〈读书无禁区〉的故事》一节。李老回忆说：

　　1979年春天，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找我约稿。我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文章引起《读书》编委们的兴趣，决定把它当作《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开篇文章。他们还嫌题目不够有力，杂志创办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掷地有声的响亮口号：《读书无禁区》。果然一炮打响，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这五个字一直都是《读书》杂志的旗帜，成为这本杂志的骄傲。其实这个著名的口号并非我的原创，他们改题目时也没有告诉我。我起初曾有恢复原题之意，因为这个新题容易被好事者纠缠不休，不如原题之无懈可击。但后来又决定认可这个新题，不往回改了，这是因为：

　　第一，改题目的编委陈翰伯、范用等出版界元老，与我虽非至交，却属知己。他们改题，与文章主旨完全一致，而且更加铿锵有力，读起来也容易上口。我应当尊重和欢迎这种修改，并引以为荣。第二，更重要的是，此文一发，立刻引起强烈反响。这里有两个“烈”：一是热烈欢迎，一是猛烈反对。知识界是热烈欢迎，因为它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而道学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员则猛烈反对：读书无禁区，这还了得！“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这是义正词严的神圣讨伐令。《读书》杂志专门为此展开讨论。在这篇文章激起如此轩然大波的情况下，我必须义无反顾地独自承担《读书无禁区》从内文到标题的全部责任，所以更加坚定地捍卫“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了。

　　其实那篇文章本身的逻辑是没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对把禁书作为政策，决无鼓励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学生去读《金瓶梅》。白纸黑字俱在，那些一看题目就兴师问罪的十字军，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