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知青网论坛2011年度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为了重温历史深处的峥嵘岁月，感受革命先行者的智慧、胆识与创造，《党的文献》选登了1921至1923年间毛泽东的几篇文稿。这些文稿，展现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调研（如《省宪下之湖南》）、对时事政治的思考与评论（如《北京政变与商人》），还有对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团工作的推动和领导（三封书信），以及在湖南领导开展的党的组织活动的情况（如《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长沙泥木工人呈省长文》），从一个侧面集中反映了建党初期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是他革命足迹的生动记录和历史见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启。党成立后的革命工作如何开展，会议不可能提供具体办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一般从两方面着手：一、利用职业关系宣传和发展党员；二、想办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也不例外。《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就是反映作为湖南党代表的毛泽东通过培养干部来开展革命工作的历史文献。

　　（一）从《宣言》看湖南自修大学的办学宗旨

　　《宣言》全文2000余字，言简意赅。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第一，为什么要创办自修大学？第二，自修大学的性质、宗旨及其研究方法；第三，为什么要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第一个问题是《宣言》的主体，即第一、二自然段。为什么要创办自修大学，原因在于当时的学校教育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或者说与人们所希望的教育相去甚远。《宣言》开门见山地指出：“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主要指其研究的内容“"八股"干禄之具”“只是一种玩物”，算不得正当学问。关于学校的坏处，文章论列了三条：一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二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这种蔑视学生人格，不尊重个体差异的教育“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是学校的最大弊病；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导致学生“神昏意怠”而不能用“心思”“自动自发地的研究”。学校的这三点坏处，正是书院所没有的，因此“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学校的唯一优长是其“"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创办自修大学就是为了规避两者的弊端而取其优长，“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如果说自修大学只是汲取书院和学校的优长，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新制”，更关键的是，它还有超出书院和学校之上而“独有的利”，这正是书院和学校“共有的弊”，也就是“平民主义与非平民主义”的区别。关于书院和学校教育的“非平民主义”，《宣言》阐述了三条：第一，“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由此导致很多有志青年失去求学机会；第二，“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导致“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较远；第三，“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没钱的人想上大学，犹如“野猫子想吃天鹅肉”。而自修大学正是“力矫这些弊病”，为一般平民和有志青年所开设的教育机构。“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创办自修学校是青年毛泽东的夙愿。早在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信中就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1920年因开展驱张（敬尧）运动，毛泽东离开长沙到北京、上海。3月14日在北京致信周士钊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5页。）6月7日又于上海给黎锦熙写信:“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8页。）在此之前，毛泽东曾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者在长沙岳麓书院组织开展“工读”试验，提出“新村”计划，虽因各种原因或中断或未落实，但都体现了毛泽东对创办自修性质学校的一贯思路和满腔热情。

　　（二）创办湖南自修大学，顺应了中共一大召开后的革命形势与要求

　　《宣言》中称，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是为了满足“三千万湖南民族”“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冲动”，是为了“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不过，不论是为了教育、文化，还是为了个性、人格，还不是毛泽东等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全部理由。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毛泽东等人不可能公开尽言其想法。即便如此，《宣言》在当时仍不能即刻发表，正如自修大学事务主任易礼容后来所说：“当时我们正要打入社会，恐怕社会接受不了，所以没有发表。”事实上，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除了上述基于普通教育的办学宗旨和价值追求外，还有更为深广的时代背景和不同寻常的历史使命。

　　从191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宣告成立，相距时间仅两年，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是很有限的，与党的奋斗纲领所提出的要求存在诸多不相适应之处。因此，抓紧培养党、团革命干部并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就成为党面临的重大任务，这在党的一大召开后显得尤为迫切，湖南自修大学正是为了适应这一革命形势和实践需要而创办的。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船山学社社长兼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积极支持下，利用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的400银元社务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贺民范为自修大学首任校长，毛泽东任指导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毛泽东亲自书写“湖南自修大学”校名贴在木牌上，悬挂于船山学社大门口，他执笔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8月16日—20日湖南《大公报》连载，撰写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后来发表在1923年3月25日的《东方杂志》。在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支部（后称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湖南自修大学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才和领导干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湖南自修大学的招生对象、研究内容及社会实践关于招生对象。

　　《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自修大学独有的利，而书院和学校则为共有的弊，就是平民主义与非平民主义。”“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为冲破“学阀”对学术的垄断，湖南自修大学实行平民主义，使无钱的贫民能够入学。学生入校不收学费，寄宿只收膳费。与一般大学不同的是，自修大学要求学生必须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正如毛泽东在《宣言》中所说：“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这一思想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阐述的更为直白明了：“我们极愿意得到许多有志的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自修大学虽然对招生对象的知识储备和经济基础门槛较低，但对其思想觉悟和社会理想却要求不一般，“改造社会”的教育目的和价值追求昭示了其鲜明的革命性特征。因此，自修大学的学友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第一个报名入校的是后来成为革命烈士的共产党员夏明翰。据史料记载,到1923年3月在籍学友共30余人，包括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李达、李维汉、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姜梦周、陈佑魁、毛泽民、陈章甫、陈子博、陈子展、彭平之、曹典琦、廖锡瑞、刘春仁、戴晓云、刘大身、郭亮、夏曦、贺果、王梁、傅昌钰、黄衍仁、王会悟、杨开慧、许文煊等。（参见孙海林：《毛泽东早期干部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研究》，《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6年第6卷第2期。）

　　关于研究内容。关于自修大学的研究内容，《宣言》明确提出：一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二是“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所谓自己研究，就是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数科均可。当时主要开设了文、法两科十多个专业，文科包括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等，法科包括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所谓共同研究，主要是为促进学术争鸣、辩论、商榷和探讨，学校组织了各种研究会，如哲学研究会、心理学研究会、中国文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数学研究会等。为便利学友学习研究，自修大学将船山学社藏书楼改为图书馆,大量添购书刊，仅1921年8月—12月就购置书刊400多种，计1000多册。当年学友们学习研究过的进步书刊文章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导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帝国主义论》、《殖民地问题提纲》、《物种起源》、《阶级斗争》以及党的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显然，自修大学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与普及，注重通过学习经典著作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同时通过研习党的纲领、宣言，增强有志青年探求国家前途、把握民族命运的社会责任感。

　　关于社会实践。从理论到实践，由抽象而具体，自修大学不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为了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毛泽东和曾担任过自修大学校长的李达于1923年创办了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月刊。其发刊词开宗明义提出：“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后来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以犀利的文字、战斗的风格鲜明地阐述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必须建立以共产党和国民党为核心的革命民主统一战线。李达、李维汉、罗学瓒等也纷纷在《新时代》发表文章，或介绍、阐释马克思主义，或探讨、分析中国革命的出路及其发生、发展趋向等。

　　走出校门，投身革命，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反帝斗争，是自修大学学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指导中国革命的早期实践。许多学友兼任了长沙各工会的秘书或群众团体负责人。毛泽东曾兼任长沙铅印活版、粤汉铁路总工会秘书、代表，担任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夏明翰曾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编辑部主任。易礼容、罗学瓒、毛泽民、郭亮等分别兼任过长沙人力车、织造、泥木、笔业等行业及粤汉铁路新河、岳州等处工人俱乐部秘书。他们发动和组织了湖南第一次工运高潮，取得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泥木、理发、笔业、缝纫、铅印活版、人力车等行业工人罢工的胜利。通过实际斗争，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锤炼了革命意志，培养了革命精神。这种学习与斗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活动,是自修大学能够培养出杰出领导人才和革命干部的重要原因。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全国第一所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党校，也是湖南教育史上第一所民办公助的新型大学。在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支部（后相继称中共湘区委员会、湖南区委会、湖南省委）的领导下，湖南自修大学培养了大批革命领导干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可见，党校的历史发端于毛泽东在1921年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比中央苏区于1933年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要早12年。本文旨在论述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始末、经验及其意义。　　

湖南自修大学及其所属补习学校与湘江学校的创办始末，自　1921年8月16日　至　1927年3月19日　，历时逾5年半。　　

1．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缘起。早于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图书馆自学半年，因收获颇大，备尝甘甜，便萌发了建立自修学校的想法。　1917年8月23日　，他在致黎锦熙信中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1]1918年6月从湖南一师毕业，毛泽东邀集蔡和森等寄居长沙岳麓书院，进行工读实验。不久，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去北京、上海，工读实验中断。1919年4月，他从上海回到长沙，又向志同道合者提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设想，计议将创造新学校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结合起来，并把新型学校作为改造社会、建设新村的入手处。为此，他起草了一份计划书，并将计划书中的一个章节《学生之工作》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鉴于当时一般学校的学生所学知识与社会脱节，“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所以他认为，学生在校读书时就应做工、务农，并指出这种学习与劳动相结合的学校，是创造新家庭、新社会、新生活的好形式。^[2]又因开展五四运动、主编《湘江评论》、领导驱张（敬尧）运动，“新村”计划亦未落实。但从工读实验到新村计议，都反映了毛泽东创办自修学校的意愿。因开展驱张运动，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上海，他于1920年2月在北京给陶毅写信说：“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3]　3月14日　又给周世钊写信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4] 　6月7日　还于上海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写信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在此之前，不少良师益友劝毛泽东继续升学，但他决意走自修的道路。　　

2．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始末。1920年11月，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毛泽东打算以船山学社的名义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以作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和掩护其从事革命活动的机构。因为船山学社是湖湘文人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场所，有宽敞的房子，每年省政府还拨给4000元活动经费。但是，毛泽东时任湖南一师附小主事和一师校友会会长，并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工作十分繁忙，一时无暇顾及自修大学的创办。党的“一大”后，毛泽东虽又兼任了湖南一师第22班的国文教员，但附小主事的日常工作多由何叔衡主持，他便从一师附小移居船山学社，与何叔衡、贺民范着手筹办湖南自修大学。　1921年8月16日　，他发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和《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亲书“湖南自修大学”校名贴在木牌上，悬挂于船山学社大门口，庄严宣告这所新型大学的诞生。至此，毛泽东创办自修学校的夙愿实现了。究其根本原因：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相距仅两年多时间，湖南则更短，当时亟待培养党团及工农干部，以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湖南自修大学正是为了满足这一时势要求而创办的。　　

湖南自修大学的问世，如同其他新生事物的诞生，有人赞美，也有人嫉恨。船山学社的一些守旧社员反对将自修大学办在船山学社内，省政府也不承认办自修大学是船山学社的活动之一，拒绝拨款。对此，毛、何、贺多方奔走，排难解纷。首先团结教育、文化、新闻界的知名人士，做好国民党元老、船山学社董事会总理仇鳌的工作。同时，通过时任社长的贺民范突击吸收陈章甫、杨开慧等新社员，使船山学社的进步势力占据优势。船山学社多次召开社员会议，仇鳌、贺民范、何叔衡、王季范、李六如、方维夏、石广权、熊瑾玎、张唯一等力排异议，形成了自修大学办在船山学社内的决议。然后，通过仇、贺打通省政府的关系，以船山学社开展活动、研究新思潮的名义，名正言顺地继续向省政府领取活动经费。　　

自修大学设校董会，由15人组成。校董由船山学社社员推举，负责筹办经费、掌握办学方针。校董会推举驻校校董1人，任校长，负责学校日常事务，贺、毛、何先后任驻校校董。校董会还设有名誉校董，聘请赞助有功者（捐款5000元以上）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大学校长担任，蔡元培曾被聘为名誉校董。校董会下设学长，负责指导学友自修、考核学友成绩。1922年11月，毛泽东致书李达，邀请他任自修大学学长。12月，李达偕同夫人王会悟回湘担任学长。校长、学长、办事员既是自修大学的职员，又是同窗学友。　　

自修大学的学友基本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据史料记载，1923年3月在籍学友24人，同月又招收10人，共30余人，计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李达、李维汉、夏明翰、易礼容、罗学瓒、姜梦周、陈佑魁、毛泽民、陈章甫、陈子博、陈子展、彭平之、曹典琦、廖锡瑞、刘春仁、戴晓云、刘大身、郭亮、夏曦、贺果、王梁、傅昌钰、黄衍仁、王会悟、杨开慧、许文煊等。　　

因自修大学的名声与活动威慑着湖南赵恒惕政府的反动统治，　1923年11月5日　，赵以无军营为词，唆使鄂军进驻自修大学。全体学友露宿省教育会坪，敦请省教育会援助，要求省政府撤退驻兵。10日，赵竟以“该校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由，悍然封闭了历时两年多而深孚众望的湖南自修大学。　　

3．补习学校与湘江学校的创办始末。为使“年长失学之人、私塾改图之人及乡校课程不够升学之人”^[5]有继续求学的机会，1922年9月，湖南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当年招收114人，最大年龄22岁，最小13岁，其中有陈赓、贺尔康、毛泽覃、高文华、张琼等人。补习学校设主事、指导主任、教导主任等职，分别由何叔衡、毛泽东、夏明翰担任。教职工薪资很低，每月约20至30元。他们的微薄收入，除供给自己伙食费外，多数献给中共湘区委员会作活动经费。1923年11月，补习学校随自修大学一起被封闭。此时，有补习班3个、初中班1个，合计200余人。　　

中共湘区委员会对赵恒惕的阴谋早有察觉，在自修大学及补习学校被封闭前就组织了湘江学会，准备另创办一所学校，以继承自修大学的革命精神与办学传统。　1923年11月20日　，湘江学校正式成立。原补习学校的师生基本转入了湘江中学，为初中班1个，学制3年；补习班2个，学制2年。　　

由湘江学会演变而来的校董会是一个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先后参加校董会的有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罗宗翰、易礼容、姜梦周、夏明翰、夏曦、陈章甫、曹典琦、廖锡瑞、熊亨翰、熊瑾玎、谢觉哉、王凌波、华鄂阳、李六如、庞人侃、董维健、邱维震、邓寿荃、易培基、仇鳌等。建校初期，为防备赵恒惕再加摧残，以私立学校面目出现，推举“不着色彩”、“长于交际”但与共产党关系极为融洽的罗宗翰任校长。1924年夏，时势好转，且罗担负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工作，校长先后由中共湘区委员易礼容、何叔衡担任。　　

　1927年1月19日　校董会作出决议，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推定何叔衡、夏曦、徐特立为校行政委员会委员，姜梦周、董维键、易培基为经济委员会委员，隶属于校董会领导。21日，行政委员会决定设行政委员会主席，由何叔衡担任，下设教务、党务、事务员，分别由廖锡瑞、曹典琦、姜梦周担任。建校时，湘江学校暂租长沙市犁头街后街6号作校舍。1924年暑假，改赁浏阳门外识字里民房3栋为校舍。1925年下学期，迁至市内黄泥塅邵阳试馆，直至收束。学校经费全赖个人捐助，勉强维持。1925年下学期，学员倍增，校舍扩大，租金增多，经费极端困难，负债6000多元。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后才摆脱困境，因国共合作的湖南省教育厅给予了甲等办学经费。1927年春，湖南农村大革命急需干部去指导，湘江学校300余名师生正是一批得力的农运干部。对此，中共湖南区委会认为湘江学校已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决定把全校师生派下去。　3月19日　，该校师生举行同乐会，宣告正式收束。在闭幕会上，何叔衡致临别赠言：湖南自修大学、湘江学校是湖南革命的策源地，全体师生“好比是酒药子”，“希望这些酒药子到各处去发酵”。^[6]　　

湖南自修大学及补习学校、湘江学校创办于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培养的革命人才在湖南第一次工运高潮和农民运动中起了发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她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湖南乃至中国革命历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且创造了一套完整而科学的办学经验，在中国新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教育制度的创造性。中国的教育制度在春秋战国时代为聚徒讲学的私塾制，唐、宋以后是书院制。至清末，取法欧美、日本，兴办学校，实行分班授课，限年毕业。毛泽东先后在省立一中、一师求学时，即对现代学校有“甚多不满之处”，久思“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组织私塾”。因而，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精辟地分析了书院与学校的长处和短处，以取其长，去其短，自创一种新型的教育制度。他认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它研究的内容是“八股”文章。但书院也有好处：（1）师生感情甚笃；（2）可以自由研究；（3）课程简而研讨周。“从‘研究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现代学校与此相反。第一，“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第二，“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忽视尊重学生人格。第三，“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学生“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但学校的教学内容注重自然科学，并讲求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7]　　

2．教育思想的平民性。中国在五四运动时期兴起了平民教育思想和运动。当时，初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平民教育，以工人群众为主要对象，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文化知识教育，引导和组织他们参加革命斗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为其中的突出代表。同时，一些持“教育救国论”的知识分子也提倡平民教育。他们认为“不先有平民教育，那能行平民政治”。《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在比较分析书院和学校的利弊后指出：“自修大学独有的利，而书院和学校则为共有的弊：就是平民主义与非平民主义。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是一。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是二。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是三。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所以，“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8]　　

3．教育目的的时代性。所谓教育目的，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需要的人的总要求。旧的教育只注重个人如何成就，如何修养，培养忠君守节的奴才。即使到了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教育部所规定的教育宗旨也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德性”，仍然没有超出涵养德性的狭小天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则明确指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9]这一宗旨简明扼要地阐明了自修大学的教育目的、任务、性质及其特点。对于教育目的，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进而指出：“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10]　　

湘江学校继承自修大学的办学传统，其教育宗旨是“全注意在国民革命”，“斟酌时代的需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民族独立思想与革命精神”^[11]，“以启迪学生，使为健全的战士，为国民除障碍，为民族争自由”^[12]。为激励学生奋发向上，谢觉哉谱写了一曲气势磅礴、催人奋进的校歌：“衡山高，洞庭广，沅芷澧兰，发奇芳无限。屈子忧伤，船山激昂，宋渔父，谭浏阳，赫赫先贤安往？济济一堂，湖湘子弟新气象。此时鼓棹湘江，有日乘风破万里浪。”^[13]当年人们赞誉说：“只有湘江这样的教育，才是现代应施的教育。”^[14]　　

4．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根据教育目的，为“改造现社会”而“造就人才”，自修大学“暂设文法两科”，文科开设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新闻学、哲学；法科开设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学友对各学科任选一科或多科。各科教材由学长推荐，学友自行选择。当年学友学习研究过的书刊文章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导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帝国主义论》《殖民地问题提纲》《物种原始》《阶级斗争》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从中可以窥见，自修大学的学友注重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经验和党的纲领、路线的学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为便利学友学习研究，自修大学将船山学社藏书楼改为图书馆，大量添购进步书刊，仅1921年8月至12月就购置书刊421种、1004册。自修大学还在各地大专学校、学术团体设通讯员，为本校提供学术信息，介绍新书刊。　　

补习学校开设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5科，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修或全修。湘江学校则先后设立了中学部、补习部、农村师范部及农民运动讲习班，因培养目标不同，开设的课程也不一样。如农村师范部“专以养成农村学校教授人才，促进农村教育为宗旨”，实际上是“预储农运人才”^[15]，所以开设了农民问题、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学、栽培常识、农村小学教育、农村行政组织、农业实习等课程。农运讲习班的课程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中国政党史、劳动问题、妇女问题、中国政治经济情形、美俄状况、群众心理、调查统计技术等。　　

5．教学方法的自动性。自修大学的教学方法实行自动主义，将个人研究与集体研究、个人努力与集体奋斗、个人思维与集体智慧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一，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第二，……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第三，……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第四，……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第五，……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16]这样的自修方法，从根本上破除了灌注式的死记硬背，变被动求学为主动求学，是教学方法上的革命。为实行“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自修大学学友组织了各种研究会，如经济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各研究会在半月左右开展一次学术讨论，相互交流学习体会。1923年4月，自修大学还创办了学报《新时代》（月刊），李达任主编，刊登学员的研究成果。以自学为主，但并不排斥必要的辅导。李达常向学友作马克思主义的专题讲座，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包括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社会发展史。他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名词解释》等教学参考资料，印发给学友，人手一册。同时，聘请大学知名教授作通函指导，开示书目，指明研究方法，解决疑难问题。陈独秀、李大钊曾应聘作过通函指导。还邀请革命活动家恽代英、邓中夏、张秋人等到校进行演讲。学友也登台演说，如毛泽东、李维汉分别讲述《苏联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观念史观批判》等。这些措施与活动，有效地激发了学友的学习自觉性，活跃了学术气氛。　　

6．教学活动的革命性。自修大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学习、研究与宣传、运用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具体体现在《新时代》月刊的创办和湖南第一次工运高潮的掀起。《新时代》发刊词郑重声明：“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17]　　

该刊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党的“二大”宣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精神。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为收回旅大运动警告国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国工商阶级应有之觉悟》，都是围绕“二大”纲领而写的。毛泽东精辟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共产党与较激进的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形成包括缓进的民主派在内的民主派队伍是必然的趋势。李达的系列论述，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李维汉、罗学瓒也发表文章探讨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反帝斗争，更是自修大学学友的一门主课，也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早期实践。许多学友兼任了长沙各工会的秘书或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是湖南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反帝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易礼容、罗学瓒、陈子博、毛泽民、郭亮等分别兼任长沙人力车、织造、泥木、笔业等行业及粤汉铁路新河、岳州等处工人俱乐部的秘书。毛泽东也兼任长沙铅印活版、粤汉铁路总工会的秘书或代表，担任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夏明翰曾任湖南学生联合会编辑部主任，王梁、夏曦先后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主席。郭亮任湖南外交后援会总务部主任，陈赓为执行委员。他们发动和组织了湖南第一次工运高潮，取得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理发、笔业、缝纫、铅印活版、人力车等行业工人罢工的胜利。在斗争中，不仅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而且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了主观世界，培养了为人民服务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这种学习与斗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活动，是自修大学培养出大批革命人才的重要原因。　　

7．教师队伍的先进性。自修大学的学友几乎全部是湖南最早的党团员，是痛感社会制度腐败的革命者，具有高度的学习自觉性和饱满的革命热情。他们互为师生，采取师教生、生教师、生教生的自修研究方法。三任校长贺民范、毛泽东、何叔衡为湖南共产党的创始人，学长李达为上海共产党的创始人，而且毛、何、李均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学友李维汉、易礼容、夏明翰、毛泽民、陈章甫、郭亮、夏曦等都是我党早期领导骨干。他们的公开身份大都为教师，如从自修大学创办之日起到湘江学校收束之日止，自修大学的学员仅在湖南一师及其附小任教的就达1/3。至于补习学校与湘江学校的教师都是自修大学的学友或立志献身革命的仁人志士。他们既教书又育人，注重言传身教，起了榜样的作用。何叔衡常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启迪学生的爱国思想，以自己攻读四书五经、中取秀才到寻找马克思主义、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历程引导学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罗学瓒、夏明翰、陈章甫、夏曦等经常深入学生宿舍辅导学习，促膝谈心，鼓励学生勤工苦读，为国储才。他们还率领学生参加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使其学会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近朱者亦。学生在先进教师的培养下，潜移默化，绝大多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8．学校管理的民主性。自修大学的组织管理既不同于旧时书院，也不同于当时的新学校，而有其自身的特点。由船山学社社员推举校董，建立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校董会；校董会推举校长（驻校校董），聘请学长；校长确定办事员（书记、会计、庶务和图书馆、实验室主任）。校长、学长、办事员均由学友兼任。学友分“住校学友”和“校外学友”，互教互学。学友的学习生活有“自治规约”。“自治规约”由校长、学长、办事员与学友共同制定。补习学校的主事、指导主任、教导主任由自修大学学友兼任，其教员亦基本由学友担任。湘江学校的组织形式与自修大学基本相同，后于1927年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分设校行政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各由3人组成，隶属于校董会领导。下设教务、党务、事务等办事员，由行政委员会主席聘任。这样的管理形式，有利于发挥学友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至今堪称民主管理的典范。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始末及其经验，既是毛泽东的早期干部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也是毛泽东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或者说，既是湖南共产党的早期干部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也是中国共产党确立和发展干部教育的坚实基础，是我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自修大学的问世，引起全国的轰动，特别是湖南及北京、上海的教育、新闻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目前，学习研究自修大学的创办始末及其经验，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当今干部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述知名人士的心声就是有力的佐证。　　

1．“为一新教育制度之纪元”。李石曾于1923年4月在《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中评论说：“自修大学乃一新教育制度，其名始现于湖南。以性质言之，则吾国之书院与西方之研究所皆近之。其异于寻常学制者，乃重在自动而求真实之学，此自修大学基本性也。其性质既多属于自动，而组织之繁重亦较其他大学为减。今之所谓大学，有赖于强大物质之力，几非国家教会或资本家莫办。学术之究竟，固无所畏于此诸特力之束缚，然时之障碍，与习染之不良，亦所难免。至自修大学，需用较轻，则束缚之力亦较薄，而较易近于平民，此又自修大学与寻常大学组织性之不同者也。”“自修大学果能得适宜之发展，诚足为一新教育制度之纪元，而成学术之普及。赖此可使大学由特殊阶级之制度而成为群众之组织；由名城要邑之集中而成为地方平等之事业，此非其他大学所能而为自修大学所独有之希望。执此以热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为社会自由制度实现之先导。”^[18]　　

2．“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蔡元培更于1922年8月在《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中赞扬说：“我的观察，一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我近来读到‘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他的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我欢喜得了不得。”“方今各省皆有建设大学之议，若广列科目，同时并举，师资既非易得，经费亦难猝筹，成立之缓，半由于此。湖南学者乃有自修大学之创设。购置书器，延聘导师，因缘机会，积渐扩张。要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内部的组织法，当然可以随地变通；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所以特地郑重的在《新教育》上介绍一回，并且预先叙述我个人的意见作为说明。”^[10]　　

3．“是湖南人民的福音”。《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在论述“书院和学校各有利弊”及“自修大学独有的利”之后指出：“最后要说自修大学在湖南的必要了。诸君！湖南不是至今没有一个最高的学术机关么？省立大学在最近期内之必无成理，和即使成了也不过是一个官式大学，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而住在这湘江流域沅江流域资江流域澧江流域的三千万湖南民族，他们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冲动，将如何去表现出来，发挥出来呢？湖南人尽管是峥嵘活泼如日升的，尽管是极有希望的，但是没有可以满足其精神的欲求而发挥其文化的冲动，湖南人到底有什么意义？说到这里，便觉得湖南人有一种很大的任务落在他们的肩膊上来了。什么任务呢？就是自完成自发展自创造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之设，窃取此意。事势上虽不能和湖南人个个发生关系，精神上有必要使他成为一个湖南全社会公共的学术机关。虽不能说一定有很好的成绩，但努力向前，积以年月，相信总有一天会达到我们的目标。”^[20]这里所指的“目标”，即如前所述，“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　　

4．“是二十世纪不能免的产儿”。图南在《湖南自修大学之使命》中说：“好了，现在湖南的自修大学创办起来了！学者可以任意学他所想学的东西，教者能教他所能教的功课。教育的精神纯粹建立在两者间的人格的要求上。摆脱社会制度的束缚，脱离金钱的臭味。这是这个自修大学所特有的机会，也是自修大学所负着的尊严的使命！”“所以我们很盼望创办自修大学的诸先生……努力精进，为人格的要求，为人格的感化而结合；为将来中国自动教育之急先锋，为人格教育之好模范，一洗数千年中外教育界之污点与耻辱！”^[21]

接着，陈佑魁在《看了图南君的<湖南自修大学之使命>以后》中进一步阐述说：我“觉得自修大学确实是应时运而生的，是教育界前途一线光明，是二十世纪不能免的产儿！确实负有最尊严的使命，不可以言语形容的价值！”“（1）自修大学是平民式的教育……好了！自修大学萌芽了！平民式的高深学府出现了！教育不是资本家贵族的专利品了……”“（2）自修大学是趣味的教育……因为人是活动的，有趣味的，所以很重趣味……教学两方面纯粹的天天熏陶于趣味之中，度人生最高尚的生活！”“（3）自修大学是人格的教育。自修大学的精神，完全建设在学者和教者间的人格上，绝无社会的束缚，绝无金钱的臭味……”“（4）自修大学是实用的教育……自修大学的教者学者将以自修的，实验的方法，向图书馆，实验室，讨论会，研究与人生确有益的实在学问，以解决人生一切难问题，以求达到人生有趣味的真目的！”“自修大学绚烂的价值，将光灿的现形于大家的脑子里。”^[22]　　

王言綍也在《湖南自修大学之未来与希望》中说：“曩者国内锐进之士，所理想所高唱之自修大学，兹已应时代之需求，呱呱坠地矣。其喜其乐，为何如乎！”因为自修大学“标榜于社会”：“变‘被动的’求学而为‘自动的’求学，变‘贵族式’的学校而为‘平等化’学校；打破‘虚荣的’心理，而趋重‘实际的’工夫。虽然：言之匪艰，行之虽艰。希望爱护斯校及与其有关系之人士，矢志向此标榜之三大点，努力进行，毋稍懈弛。以为天下倡，以释群众疑。吾知未来之自修大学，必庄严灿烂于‘湘水’之滨，而与‘麓山’竞秀矣。”^[23]

[1][2][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5][6][7][8][9][10][11][12][13][14][15][16][17][20]张腾霄.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资料丛书（第1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18]李石曾.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J].（新时代）（第1卷），1923（1）.　　

[19]蔡元培.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J].新教育（第5卷），1922（1-2）.　　

[22]陈佑魅.看了图南君的《湖南自修大学之使命》以后[J].大公报，　1923-01-25　.26.　　

[23]王言綍.湖南自修大学之未来与希望[J].新时代（第1卷），19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