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重点作品选
何建明
1949年，北京和重庆的时差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同是秋日，前者早是旭日东升，霞光万丈，后者却迷雾重重，阴气压天，到处笼罩着惊恐与血腥的嗅味。就在这一年，一个垂死的阶级——国民党反动政权欲借西南一隅，企图进行最后的挣扎。经过半年多的全面较量，蒋介石的军队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已开始向台湾落荒逃窜，留在大陆的残余部队及特务分子们则在执行报复性的破坏与屠杀……
“就是统统失败了，也不能让共产党得到一点点油水！”绝望中的蒋介石红了眼，对那些心存一丝“留后路”的部下，敲打着桌子训斥道：“谁对共产党多一分宽容，谁就是对自己多一分残忍！”
生死决战的“试验场”选择了西南重镇——重庆。
杨虎城的最后一刻
8月25日，国民党特务头目毛人凤从台湾飞抵重庆。这是他在这一年中第二次来重庆。第一次3月份来的时候，他是奉蒋介石之命，给他的喽啰们打气：“6个月内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爆发，那时国军就可以依靠美军反攻，完成反共复国之大任。”同时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秘密召集特务头目们布置“还乡运动”。所谓的“还乡运动”，就是派遣特务们以各种身份，“潜伏”到各个角落，一旦我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后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配合所谓的“反攻灭共”之计划。然而时隔不到半年，全国的形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蒋介石妄想让美国人插手干涉中国共产党建国大业的美梦基本破灭。6月15日，毛泽东从北京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住下后，一面夜以继日地在筹备建国大业，一面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大西南进军”的战斗命令，并且向刘邓大军制定了“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先断敌退路，完成包围，然后回过头来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案。
“快动手吧，不然连机会都没有了！”此刻躲在浙江老家的蒋介石如热锅上的蚂蚁，当毛人凤将毛泽东已派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到上海接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北上”参加建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情报递给蒋介石时，老蒋冲毛人凤歇斯底里地吼道。
“过去就是因为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局面。”在罗家湾19号“濑庐”何龙庆公馆，毛人凤对张群、杨森、王陵基和卢汉4位在重庆担任防守任务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转达了蒋介石的“对共党的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的一分残酷”的基本精神。
国民党反动派对重庆的大破坏和对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的大屠杀计划从这一个月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迷雾笼罩的江城，似乎从此一天比一天窒息。
“委座批示要先杀杨虎城。”毛人凤刚刚向张群、杨森等布置了整体破坏方案后，又找来国民党政府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即小说《红岩》里的“徐鹏飞”原型，密令这位得力的刽子手实施大屠杀的具体部署。“不久张学良也准备干掉！”
“关押在渣滓洞二处看守所的犯人有150多人，其中40来人已由徐远举先生决定先执行，其余的，一部分拟第二批执行，一部分行为较轻的，拟感化教育。请示毛先生，这样做是否适当？”徐远举的下属、二处科长雷天元这时毕恭毕敬地问上司。
毛人凤轻蔑地瞟了一眼雷天元，说：“我们打胜仗的时候，可以做感化教育。今天打败仗了，感化教育还有用吗？”
“你的意思是……全部杀掉？”
毛人凤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扭头便登上汽车。在消失的车子后只留下一句硬邦邦的话音：“这事你同徐先生商量吧！”
“真要全部……”雷天元看着毛人凤的车子远去之后，回头向徐远举做了一个“戮杀”的手势，问道。
“笨，还用说嘛！”徐远举不屑一顾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杀杨虎城是件大事。“西安事变”时，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顺行民意，靠一场兵谏，将不想抗日的蒋介石软禁，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配合下，促使蒋介石本人和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公开主张抗日，从而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新篇章。然而“受辱”的蒋介石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找机会企图除掉张、杨二将军，只是逼于国内外的压力，暂时不得不先放了手。进入1949年后，“下野”的蒋介石听说“代总统”李宗仁要释放张、杨二将军，于是心头怒火顿然生起，铁心要除掉张、杨二人，尤其是杨虎城。“太坏，他中共产党的毒太深了。娘希匹，不杀不足以解我心头之恨！”老蒋曾咬牙切齿地这样对毛人凤说。
显然，由于人民解放军日益逼近西南，加之“代总统”李宗仁已经放出的“释放令”令蒋介石加快了除掉张、杨二人。张学良自当年陪蒋介石回南京后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在身边，想杀即可。而杨虎城不一样，这只“虎”长期在外独放着，“不杀就是后患无穷”。戴笠在世时，蒋介石曾密令过暗杀杨虎城，后来国共有过一段“合作”，这事被耽搁起来了。随着国共斗争的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后，蒋介石不放心杨虎城会安然站在他的国民党一边，所以借机干脆将杨虎城一家彻底关了起来。此刻的杨虎城其实并不在重庆，而是被关在离重庆几百里的贵州黔灵山的一所监狱里。
“要不我派人到贵州那边把杨和他家人干掉得了！”徐远举曾向毛人凤请示过，但未被批准。“那里不安全，一旦出了差错，我们都没法在委座那里交待。”毛人凤说。
“那校长的意思是……”徐远举当年曾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员，所以他自称也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希望毛人凤把除掉杨虎城这样的大事交给自己办，这样可以表明自己对校长蒋介石的忠诚。
“要不，我们把他从贵州提回来的路上干掉！”徐远举见毛人凤摇头，便出一招道：“川黔公路两边都是荒山野岭，半道上我们把杨干掉后找个地方埋了谁也不知道。”
毛人凤想了想，说：“不行。如果半路上遇到共产党的游击队怎么办？一不保密，二不安全。还是提回重庆来吧。”毛人凤想了想，又说：“我让周养浩到贵州提人，这边的事你负责。”周养浩是军统在西南的另一个重要特务，原任贵州息烽监狱监狱长；1948年调重庆任徐远举手下的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这位“笑面虎”长期负责软禁在重庆杨家山秘密囚室的杨虎城将军，由于他会说能道，经常陪杨下棋、喝酒，博得了将军的好感。毛人凤知道杨虎城的脾气，让周养浩去骗杨虎城入圈套自然会容易些。
“是！”方案定下后，徐远举就亲自挑选了西南特区特务组织里的几位骨干组成特别行动小组，准备杀害杨虎城。
毛人凤对此项任务格外重视，除了亲自布置整体方案外， 对具体实施细节都一一检查。9月1日，周养浩带着亲信一行前往贵州息烽监狱去骗押杨虎城。9月2日中午，毛人凤接见了徐远举带来的几位准备参与“干掉”杨虎城将军的特务。
“要各位来，是要完成一项密裁任务。”毛人凤朝徐远举瞥了一眼，意思是绝对不能告诉执行者具体的细节，即不能让这几个知道他们杀的什么人。徐远举会意地点点头。“由于此任务特殊，执行时不能有声响，也就是说不能用枪。”毛人凤抬了抬眼皮。
行动组长熊祥“啪”的一个立正：“报告长官，我们已经作好了准备。”说着，他从身上抽出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向毛人凤示意：“我和队员们已经商量好了，就用利刃解决问题。”
“这行吗？”毛人凤有些怀疑。
“行，绝对有把握。”熊祥回答很肯定。
徐远举插话道：“局座放心，这几位都是我西南特区的干将。执行这样的任务已经不是一次了。”
“那好。”毛人凤站起身，用皮鞋在地上画了个圈：“密裁地点在松林坡的‘戴公祠’和下面的警卫室，汽车一到就执行。”特务们都知道这戴公祠就是当年戴笠在世时的公馆，是歌乐山的一尊风景优美的别墅。毛人凤安排杀害杨虎城的地址放在那里，其目的也是为了蒙蔽将军。
“现在你们向委座宣誓……”毛人凤突然一个立正，转身面向墙上的蒋介石画像。
“保证完成任务，绝对保守秘密，如有违犯，甘愿受严厉处分！”徐远举带着熊祥等特务们举起右拳，齐声宣誓。
“去准备吧！”誓毕后，徐远举朝手下特务们示意了一声。待喽啰们走后，悄声问毛人凤：“杨身边一直有只小皮箱，据说里面有英镑、美钞和一些珠宝，你看怎么处理？”
“充作给弟兄们的奖金呗！”
“是。”徐远举和毛人凤一起笑了。
再说到贵州息烽监狱骗接杨虎城的周养浩等人到达目的地后，借蒋介石要与杨虎城谈西北问题之由，所以接其到重庆。杨虎城毕竟经历多年磨难，也了解口是心非的蒋介石，所以没有马上答应，反问周养浩：“瞎扯！西北问题为何要找我杨虎城？”在周养浩一再表示是“真的”之后，杨想了想，说：“住几天再看看吧！”周养浩等不敢来硬的，只好应允。
9月5日，杨虎城终于答应可以回重庆。周养浩立即密电毛人凤：“6日晚达渝。”
从贵州息烽监狱到重庆路程并不远。当杨虎城将军抱着夫人的骨灰盒谢葆贞是几年前被蒋帮特务毒死的，自此，杨将军一直将其夫人的骨灰盒带在身边，携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和秘书宋绮云及夫人徐林侠及其9岁幼子宋振中——即《红岩》中的“小萝卜头”和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在特务分子的三辆车子押解下离开息烽监狱，向重庆方向行进。
杨虎城将军在离别那一刻，回眸了一眼在此囚禁将近8年的监狱，心头百般滋味。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早已精心策划好的要灭他杨家之门的血腥屠杀……
6日晚，车队抵达重庆歌乐山的松林坡，那戴公祠别墅就在山腰上。杨虎城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军人，他问既然蒋介石接见他为什么跑到这山上来了？周养浩立即将早已准备好的骗词秉报道：“总裁说让您先在此休息两天，然后再接您到城里去谈……”周养浩指指山上的明亮处，补充道：“不信您看：这公馆里灯火通明，是我兄弟们早就为您的到来准备的。”
杨虎城眯了一眼黑暗中明耀耀的戴公祠，再也没有说话。将军彻底被骗了……
汽车在松林坡停车场停下，特务张鹄先跳下车后为杨虎城打开车门，便引杨虎城一行上山。按照预先安排，杨的副官和勤务兵被带到附近的看守所，只有杨虎城携儿女和其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幼子被带上山去。
黑暗中，身材魁梧的杨虎城将军走在前面，其19岁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骨灰盒随父其后。等父子俩出现在戴公祠的“会客室”，早已等候此地的特务们佯装笑脸向杨将军父子介绍：“这里有两间房子，随你们住哪间都行。”话音刚落，杨虎城的儿子抢先往里屋走去。这时，躲在门后的特务王少山迅速举起匕首，一个猛子冲到拯中的身后，朝他的腰部就是狠力的一捅。“爸——”受到突然袭击的杨拯中大喊一声，立即惨死在血泊之中。杨虎城知道情况不妙，刚回头，只见眼前几把贼亮的屠刀已经向他袭来。腰部先进刀的杨将军“哎呀”一声大叫，特务杨进兴立即用一块毛巾蒙住其嘴。随之见杀手们一拥而上，朝将军身上一阵乱捅。一代英雄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一场预谋的暗杀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将军的秘书宋绮云一家和将军女儿杨拯贵的车子晚到两个来小时——其实也是特务们事先安排好的时间。他们一到，特务们便带他们上了戴公祠的警卫室。此时已是凌晨2点多，歌乐山一片漆黑。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拉着杨将军的幼女杨拯贵在先，“小萝卜头”宋振中与父亲牵着手随后一起往有灯亮的地方走去。
“这里有三间房，你们在里面休息吧。”在警卫室等候的特务们等宋绮云一行到达，便再次拿出欺骗杨虎城的方法来哄骗宋绮云等人。
新来乍到，两个天真的孩子手拉着手，在一边玩耍开了。宋绮云的妻子徐林侠则先往里走，想为丈夫和孩子们安顿房间，哪知躲在门后的特务们一见她出现，立即举起匕首在她要命的地方猛扎几下。宋绮云见状大叫“林侠——”可没等他喊出第三个字，特务熊祥和杨进兴已经将两把匕首刺进他的胸膛和腰部，几股鲜血喷出两三米远……
这一情形，让正在一旁玩耍的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和杨拯贵惊呆了，小振中一边喊着“爸爸”“妈妈”，一边拼命地朝里屋冲去。“小兔崽子，让我来！”特务杨钦典提着血淋淋的匕首一把拦住小振中，奋力将其按在地上。随其而来的特务杨进兴，提着还在滴血的刀子，上前就将挣扎之中的9岁男孩连捅数刀，活活将其刺死了。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幼女杨拯贵则被特务安文芳硬是用双手卡住脖子给憋死的……几个小时后，特务们将杨虎城将军等人的尸体，分别埋在戴公祠的花坛底下和警卫室预先挖好的坑内。刽子手们怕走漏风声，几天后又在上面打上三合土，似乎看起来天衣无缝。
重庆“红岩”大屠杀事件应该是从杨虎城将军等6人的被害正式开始的。因为就在9月6日这一天，毛人凤命徐远举在飞往昆明执行“九九整肃”之前，将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挺进报》事件、川东地下党、华蓥山武装起义人员中的陈然、江竹筠江姐原型等42名共产党员及“民革”川康组织负责人周从化等人名单承签，并报毛人凤送蒋介石批准后，准备一并“枪决”。“一定要有法医在场拍照核实。”毛人凤死盯着整个大屠杀全过程的每一个细节，可见蒋介石对重庆地下党等革命志士的屠杀行动是何等的重视，同时又流露出他在蒋家王朝最后灭亡时的那般恐慌之心。
1949年的9月底和10月初，国共两大阵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种命运：前者日落西山，气息奄奄；后者东方旭日，满庭喜气。
9月21日下午7时，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张灯结彩，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代表们在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中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伟大领袖毛泽东等即将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们入场，那热烈的掌声长达5分钟之久。场外，54响礼炮在整个北京城上空久久回荡……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毛泽东的声音。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时全场代表不约而同地随着毛泽东的手势，纷纷站立起来，所有人都在使劲地鼓掌，他们中许多人在不停地流泪——那是发着热腾腾气息的眼泪，那是荡涤中华民族百年耻辱的眼泪，那是欢呼一个新政权诞生的眼泪！
10月1日下午3时，重新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广场上早已是一片锣鼓齐鸣、彩旗招展的欢乐海洋。穿着一身新式呢制服的毛泽东走到天安门城楼中央的麦克风前，用洪亮而带有浓重湖南口音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广场上万众欢呼，震天动地。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徐徐升起，如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
男人们绣出的那面五星红旗
10月7日，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看守所。
关押在楼下二室的罗广斌《红岩》作者放风时从楼上的一位难友那里得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北京成立的消息，而且还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风靡抗战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
7天了，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已经成立7天了，山城重庆的一所国民党反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才知道这个喜讯！是迟是早？同志们根本没有顾得去想，第一个得到这消息的罗广斌此时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原本每天只有十来分钟的放风时间，对难友们来说太短促了，但今天却觉得放风时间太长、太长。好不容易耐着性子挨完了放风时间，罗广斌就三步并作两步赶回牢房中，他是急着想把这个特大喜讯告诉同狱的难友们！
“真的？新中国真的已经成立啦！”当同狱的难友们听得这一喜讯后，个个兴奋得像孩子似的又拥抱、又耳语地欢呼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意犹未尽时，他们甚至在囚室里互拥着倒在地上连连打滚——在特务的监视下，难友们用独特的方式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末后，罗广斌所在囚室内的全体同志又面朝北方，他们一起肃穆低吟地唱着：“起来……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夜已很深了，可难友们都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激动得不能入睡。囚友们围在一起，悄声交换着各自的心得，议论着国徽、国旗的形状、式样。他们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自豪。坐在一旁的罗广斌眼见这般热烈的情景，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他动情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我有个建议：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我们要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好主意！”囚友们齐声赞同。
曾和罗广斌同关在白公馆平二室、后又与罗广斌一起脱险的毛晓初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听了罗广斌的建议后，大家马上都举双手赞成。老罗就扯下他的红花被面他被捕时带进监狱的，陈然同志拿出一件旧白布衬衣，拟作五星。由于当时大家还不知国旗上的五星是黄色的，我们以为星光是白色的，五星也就应该是白色的。另外也不知五星如何排列，所以大家就悄悄议论，最后一致认为应当放在旗中央，形成圆圈。囚室内没有剪刀，也无针线，因此我们完全靠一把铁片磨成的小雕刀，你一刀、我一线地接连来完成这五个星子，然后再用剩饭粘在红绸上。经过通宵奋战，一面五星红旗终于做好了。罗广斌和陈然把红旗平整整地放在囚房中间，大家围着红旗，又是低声欢呼，轻轻哼着国歌，又是跳，又是互相拥抱，那情景无法忘却……小说《红岩》里的江姐带着姐妹们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罗广斌把男囚室的这次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身上。
红旗做好后，大家把牢房里的楼板撬开一小块，将红旗叠起来，小心翼翼地藏进地板里面，期望等到解放那天，高举红旗冲出去。
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
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
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星，贴在角上，
再找根竹竿，就是帐竿也罢！
瞧呀，这是我们的旗帜！
鲜明的旗帜，腥红的旗帜，
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
美丽吗？看我挥舞它吧！
别要性急，把它藏起来呀！
等解放大军来了那天，
从敌人的集中营里，
我们举起大红旗，
洒着自由的眼泪，
一齐出去——
这首题为《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的诗，是罗广斌在制作好红旗后，一气呵成的一首诗作。
“重庆解放的第三天，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重新回到白公馆，那天罗广斌带着我敲开楼层的木板，取出了那面他们制作的五星红旗，这旗后来交给了组织，现在还保存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内。”另一位在“11·27”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郭德贤同志在我采访她时这样说。
10月28日一早，徐远举指挥下的特务警卫团的士兵们荷枪实弹地开着囚车，先来到渣滓洞，先后提出川康特委委员华健、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华蓥山游击大队队长楼阅强、中共梁山垫江特支书记蓝蒂裕和与蒲华辅一类人物的袁儒杰。
“蓝蒂裕！七号房的蓝蒂裕还磨蹭什么？快下楼！”渣滓洞监狱的楼下，几个特务在向楼上的男囚室嚷嚷道。
“蓝胡子，他们又在催你了！”第七囚室的一位难友走到正在整理自己衣物的蓝蒂裕身边，提醒道。
“让他们喊魂吧！”蓝蒂裕由于入狱后一直留着长长的胡子，加之他33岁的年龄，在狱中的共产党人中算是“大哥”级人物了，所以大伙都叫他“蓝胡子”。
“蓝胡子”可不是一般人物，虽然《红岩》里几乎没有提到过他，然而这位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却在渣滓洞的真实革命斗争中有过传奇一般的事迹。
这位贫苦家庭出身的共产党员，曾在1941年因为被敌人发现在看《新华日报》而被捕过，后来蓝蒂裕成功越狱。1948年又因叛徒出卖，蓝蒂裕再次入狱。起初他被关在梁平县监狱。为急于得到这一地区共产党组织名单，敌人虽对蓝蒂裕百般拷打，然而始终不能从蓝的嘴里得到半句话，于是敌人另生一计……
这天，蓝蒂裕被带进刑讯室。室内烧着一盆熊熊炭火，一把烙铁在炭火中烧得通红。突然，蓝蒂裕看到敌人把自己的母亲带进了刑室。
“妈，你怎么来啦？”蓝蒂裕不免大惊，但马上明白这是卑鄙的特务们又施出的一招毒计。
母亲见儿子如此蓬头垢面、遍体鳞伤的惨景，忍不住扑过去抱着儿子放声大哭。这让蓝蒂裕心如刀绞，可他知道这份情感不能让敌人看出来，于是安慰母亲：“没事。妈，你别哭。儿子没事。”
“蓝蒂裕，我看你还是说了为上策。”站在一旁的几个特务打手冷笑着过来对蓝蒂裕阴阳怪气地说道：“我们知道你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苗，你也该考虑你母亲将来谁来奉养是不是？”
面对敌人的劝降，蓝蒂裕轻蔑地怒视了敌人一眼，斩钉截铁地说：“要我说出党的机密，我看你们是在做梦！”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上刑——”恼羞成怒的敌人，当着蓝蒂裕母亲的面，猛地从炭盆中抽出冒烟的烙铁，对准蓝蒂裕的胸脯直推过去……只听“哧嘶”一声，蓝蒂裕的胸前连衣带肉地早已被烙出一个血淋淋的大口子。
“儿呀——”母亲见状，当场昏倒在地。
“好你个共党分子厉害啊！老娘吓倒了，你还硬棒着呢啊——”敌人一边骂一边又举起烧红的烙铁朝蓝蒂裕身上烫去……
“你们这些……畜牲！”蓝蒂裕昏迷过去。
“用冷水浇醒他！”敌人已经失去人性。当蓝蒂裕醒来时见母亲在一旁痛哭不止，强忍住钻心裂肤之痛，正色地对母亲说：“妈，哭有啥用！要知道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我如叛变投敌，同志们就会惨遭杀害。现在儿纵然死了，却能换来革命胜利。全国多少共产党员，都将是你儿子。党今后一定会照顾你的。”
母亲听到儿子这话，果然止住抽噎，擦着眼泪点头道：“妈懂。”
敌人一招不成，又施二计：他们将蓝蒂裕吊上屋梁，并让其母亲站在梁下“观看”。不一会儿，反吊在梁上的蓝蒂裕痛得额上渗出一颗颗豆大的汗珠；儿的汗水滴在母亲的脸上，又成了如泉的泪流。
“妈妈，不要哭了。眼泪换不来胜利……”话没说完，蓝蒂裕便又昏死过去。一直到绳子断裂，从梁上跌下。
敌人如此用尽险恶心计，却未能从蓝蒂裕的嘴里漏出半句有损革命利益的话，一个多月后只好将其转解到重庆的渣滓洞集中营继续拘禁审讯。在这里，敌特分子对蓝蒂裕几乎使用了所有的毒刑，什么老虎凳、“披麻戴孝”、“烧八团花”等等名目的酷刑，然而蓝蒂裕依然守口如瓶，连自己是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都没有承认过。为了在监狱里与敌人作殊死斗争，他从此蓄起胡子，时间一长，囚友和敌特分子都称其为“蓝胡子”。
蓝胡子爱唱。在与敌人斗争中，他带领囚室的同志们唱“古怪歌”——
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啊，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锅啊。月亮西边出哟，太阳东边落哟，天上梭罗地下载，河里的石头滚呀滚上坡。半夜三更里哟，老虎闯进门哟，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保护小绵羊哟。清早走进城哟，看见狗咬人哟，只许他们汪汪叫，不许别人用嘴来讲话。田里种石头哟，灶里长青草哟，人向老鼠讨米吃，秀才做了强盗哟。喜鹊好讨苦哟，猫头鹰笑哈哈哟，神隍庙的小鬼哟，白天也唱起古怪歌……
“古怪歌”不仅词古怪，而且调也古怪，当敌人折磨革命同志时，蓝蒂裕就拉着他那古怪的嗓门儿，哼起古怪味的调子，让敌人又气又恼，常常不能做些为所欲为的事。囚友们发现这是对付监狱敌人的一种独特方式，于是从此以后，一旦敌特分子欲在狱中胡作非为，囚友们便同蓝蒂裕一起轮番地高唱起“古怪歌”，整个渣滓洞此刻便会变得“古怪”异常，令敌特分子浑身起鸡皮疙瘩。
蓝胡子以其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和风趣幽默的斗争精神，在狱中深受同志们的爱戴。他又善作诗吟唱，也是大家格外尊敬和喜爱的人。
“子弹穿身身方贵，血染红旗旗更红。”这是当年狱中流传最广的革命诗句之一，便出于蓝蒂裕之手。
“七号蓝胡子，你还有啥子‘古怪’的事嘛？快下来！”楼下的特务又在叫嚷着。
七号囚室。蓝蒂裕将身上可以放得下的物品一一分别交给那些并肩在敌人监狱战斗的战友们，最后将一张皱巴巴的废香烟纸塞给身边的囚友，悄悄说：“如果可能，或把它交给我的耕儿，或者念给他听……”
“放心吧胡子！”囚友们含泪过来握住蓝蒂裕的手，大家清楚这是最后的诀别了。
“永别了同志们！”在同志们面前，蓝胡子其实并不“古怪”，他总是一腔热血，革命斗志格外高涨。
那天，渣滓洞留下来的囚友们全都拥在铁窗口，向他们尊敬的华健、雷震和蓝蒂裕等同志告别，那一刻，《国际歌》响彻监狱上空……
押解蓝蒂裕等人的囚车刚走，七号牢房里就响起了一阵高亢的诵诗声——
你——耕荒，
我亲爱的孩子；
从荒沙中来，
到荒沙中去。
今夜，
我要与你永别了。
满街狼犬，
遍地荆棘，
给你什么遗嘱呢？
我的孩子！
今后——
愿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
把祖国的荒沙，
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
这就是蓝蒂裕在临将走向刑场前留给5岁儿子的一首著名的“狱中诗”——《示儿》。这首诗是后来在大屠杀中被脱险人员带出来的。蓝蒂裕的《示儿》诗是专门写给他5岁儿子耕荒的。烈士共有一儿两女，大儿子耕荒在蓝蒂裕入狱前能叫“爸爸”，而两个女儿当时还是牙牙学语的小娃娃，她们甚至连父亲的模样都记不得。儿子长大后一直以父亲《示儿》的遗训勉励自己，成长为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的一名文艺战士。
“……1964年2月7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非洲11个国家胜利回国到达昆明，我们参加昆明部队业余文艺调演的26名战士业余演出队的同志，幸福地接受了向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汇报演出的光荣任务。那天晚上9点钟左右，临演出之前，敬爱的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从百忙中挤出宝贵的时间，到后台看望了我们演出队的全体同志。李成芳政委把我叫过去介绍给周总理说：‘这是1949年10月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的革命烈士蓝蒂裕的儿子蓝耕荒同志。’敬爱的周总理微笑着和我握手，亲切地询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现在在做什么，还问我多大岁数了，当了几年兵，是四川什么地方的人。我激动地一一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敬爱的周总理怀着对革命后代无限关怀、爱护的心情，鼓励我说：‘你是老兵喽，又还年轻，要好好地干！’他语重心长地教导我：‘千万不要忘记过去。你要永远牢记革命先烈和你父亲留下的遗嘱，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做革命的好后代，当革命的接班人，将革命进行到底！’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坚定地表示：‘决不辜负总理对我的希望！’总理听了微笑着点点头。”这是蓝蒂裕儿子蓝耕荒后来的一段回忆——他作为烈士子女受到周恩来亲切接见的回忆。然而令蓝蒂裕肯定没有想到的是，他留给儿子的一首《示儿》，几乎教育和影响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代年轻人。这是后话。
一个共产党人的“自白书”
现在，让我们回到1949年10月末发生在重庆歌乐山那两个“人间地狱”的大屠杀现场吧——
话及徐远举派出的特务们从渣滓洞提押华健、雷震、蓝蒂裕等5名“要犯”后，不到十几分钟囚车便到了白公馆。在这里，特务们要提的也是5个人，其中中共《挺进报》特委书记陈然、宣传委员成善谋和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王朴显然也是此次“公审”的“要犯”。
当敌人在渣滓洞提人时，白公馆内的陈然、王朴等“狱犯”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与党和同志们诀别的最后时刻。
“陈然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而斗争非常英勇。”这是大特务徐远举在解放后写的“自首”中所描述的一句话。
《红岩》中的成岗是我们熟悉的人物，真实的人物陈然是位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好男儿，小时候有个“香哥”的乳名，因为他父亲的老家在河北香河县。陈然出生不久，其父亲便把全家搬到了北京，后父亲调上海海关工作，所以全家又迁往上海。幼年时代的陈然，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中长大的，民族之恨深植于他幼小的心灵。1939年，16岁的陈然在武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踏上革命之路。1940年末，组织上安排陈然到重庆工作，巧在此时他父亲也因为工作变动被调到重庆，山城从此成了陈家的安身之地。之后的陈然成了职业革命者，他时而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时而到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国共合作失败之后，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南方局撤出重庆，《新华日报》等机构也随之离开山城，一时反动势力非常嚣张，中共活动转入地下。陈然则以办小印刷厂为由继续从事地下宣传活动。在严酷的斗争中，特别是与组织失去两年多联系的情况下，陈然依旧积极活动，同敌人周旋于山城的每一个角落。
陈然是位办报的能手，曾经在何其芳同志领导下担任过《新华日报》副刊《彷徨》的编辑组稿工作，团结和教育了一批重庆进步青年。随着重庆地下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所有进步报刊不管是地下还是公开的都成了敌人和特务分子的眼中钉。坚持斗争的陈然等共产党人从秘密渠道获得了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出版的一份叫《群众》的周刊，同时还收到了从香港寄来的油印《新华社电讯稿》。
“这些消息太重要、太振奋人心了，应当传播出去，让敌人发抖去吧！”于是陈然与他的同志一起办了一份宣传革命胜利消息的地下报纸。
油印的无名小报刚出几期，便立即引起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注意。市委通过间接的关系来了解报纸情况，并获悉是失散的共产党员陈然等人做的事，便决定正式接管这张小报。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陈然握着市委派来接头的负责人的手，热泪盈眶，低声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中共地下市委不久决定把报纸命名为《挺进报》，作为市委的机关报，由市委委员彭咏梧同志负责领导彭即为“江姐”的丈夫。当时重庆市委规定《挺进报》主要刊登新华社电讯，一般不发表文章。市委领导下的另一系统的同志也筹办了一个16开本的油印刊物，叫《反攻》，主要发表文章。两份中共地下党报，成为在黑暗中刺向敌人心脏的两把利剑……
《挺进报》的稿源是地下党从地下电台抄录新华通讯社的电讯稿。陈然并不知道是谁在做这项秘密工作，直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候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叫“成善谋”的共产党员。其实陈然平时就认识在重庆开一家商铺的“老板”成善谋，只是不知道是他在当《挺进报》上家。
地下党的秘密纪律就是这样严密。有时就是身边的同志，也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
陈然主要负责《挺进报》的出版与发行。为了更好地保密，他主动提出把《挺进报》的工作地点设在他家里。当时他是国民党中国粮食公司一个小机修厂的管理员，地点在重庆野猫溪，比较僻静。厂里除了七八个工人外，就只有他一个人负责管理，他家就住在厂里，环境很单纯，作为秘密工作地点的确十分适宜，市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是在家里正准备印刷新一期《挺进报》时被特务们逮捕的。
徐远举抓到陈然并获取了正在印刷的《挺进报》，以为是逮住了中共重庆市委的一条“大鱼”，所以不择手段，一直对陈然加予重刑，以换取更重要的“收获”。
被捕的当晚，陈然就被连夜审讯。结果是，陈然只承认他是共产党员，《挺进报》是他一个人办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以为就你聪明，我们都是傻子？”无计可施的特务们只能靠拳脚来泄愤。特务头子徐远举听说后，第二天就亲自来审讯。
徐远举看了看“娴静得像大姑娘”似的陈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便直起嗓门儿嚎道：“你就是陈然！把你的组织交出来吧！”
“办报是自由职业，有什么组织不组织，不让办，不办就是了。交什么组织？”陈然泰然自若地回答。
“好一个自由职业！谁叫你办的？说吧。”
“我自己想办的。咋啦，办报有什么罪？有这么严重！”
“你办报，为什么不登记？为什么偷着办？”徐远举想不到这位“娴静得像姑娘”的年轻人骨子里却很硬，便改了口气：“老实告诉你，你的全部材料，已经有人交了出来，你还不交组织？”
陈然一听，反而笑了笑，答：“没有登记，现在登记也不迟。至于说到我有什么人交出材料，那不是很好吗？那还要我交什么材料！”
徐远举终于沉不住气了：“你有什么可强辩的？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今天要听我的，我看你有什么本领不交组织？”
陈然毫不示弱地反问：“不交又怎么样？”
“不交，就强迫你交。”
“那你就强迫吧！”
“敬酒不吃偏吃罚酒！”徐远举震怒了，“啪”的一拳拍在桌上，又叫又跳，“好！陈然，你看着吧！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
“你这个土匪流氓，根本没有资格问我的话！”陈然鄙夷地瞥了一眼徐远举，将高昂的头颅侧到一边。
“好，你等着！”闹了整整一个上午，徐远举什么也没得到，气得临走时吩咐喽啰们：“下午继续，再不说就上刑！”
下午，特务们不由分说，上来就给陈然上刑。“交待不交待？”特务轮番地审问。陈然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组织可交。”
“上老虎凳！”特务开始加刑。这时，徐远举突然气势汹汹地进来了，他上前一把抓住坐在老虎凳上的陈然的头发，连嚎带叫地问道：“还不想说吗？”
“没什么可说的，你这狗日的土匪！”陈然双目喷着怒火。
“加砖头！再加——”徐远举顿时露出一副畜牲的嘴脸。
酷刑下，陈然脸色苍白，头上的汗珠直淌。
“说不说？”
“没的说！”
气急败坏的徐远举突然卷起袖子，伸出巴掌，猛地朝陈然脸上打去……陈然昏死过去。
一桶桶冷水泼到他身上。他又醒来。
“再不讲今天就把你整死！”特务们在狂吠。
陈然怒视着刽子手们，没有半句话。
“这家伙，怎么这么硬？”又是整整一个下午，徐远举最后不得不这样无可奈何地自问起来。
两天以后，陈然被送到了渣滓洞。
不到10天，他又受一次酷刑。这回审讯他的特务是有“毒蛇”之称的张界。“你考虑好了没有？不交待组织又要动刑的。”
陈然依旧坚定地说：“没有组织可交待。”
“那就再来坐坐老虎凳吧！”特务更加疯狂地使毒招。
陈然双目紧闭，坦然自若。
“加砖头！”徐远举又一次出现在刑房。
陈然紧锁眼皮，表现出极大的蔑视。
“我看你硬！”徐远举又一次举拳猛击陈然……
酷刑面前，陈然始终无所畏惧，坚贞不屈。特务们无计可施，最后只得按“重犯”将双腿受重伤的陈然押禁至“白公馆”。
哪知没多少时间，“《挺进报》白公馆版”竟然在徐远举的鼻子底下诞生了，这让这位自称是“共产党克星”的徐远举恼怒至极，但仍然无法查出到底是谁干的。陈然当然是最重要的怀疑对象，可“共匪”的那些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呢？徐远举和特务们一直没有弄明白。原来，陈然到白公馆后，住在一楼的狱室，他隔壁住着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黄将军是牢中惟一受优待可以看报的难友，而黄将军与狱中的共产党员们关系非常好，所以时常乘看守们不备之时，偷偷将报纸从门缝中塞给狱友们看。陈然便是借黄将军的报纸上所看到的消息，用烟盒做成“监狱《挺进报》”在狱室内传递……这份“监狱《挺进报》”甚至传到了另一座“人间地狱”——渣滓洞，当难友们看到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看到《红岩》小说，或知道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们的英勇事迹，这其中一大功劳也理当归给陈然。当时敌人阵营里并非都是石板一块，尤其是那些出身贫穷的看守们也时常有牢骚及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陈然就抓住这些人的弱点，不断给他们做正面工作。后来在“11·27”大屠杀中帮助罗文斌等19人逃出白公馆的特务杨钦典便是陈然“策反”过来的蒋匪分子。
“我和陈然是老乡，我值班时他给我做工作，说全国快解放了，叫我今后不要干坏事。共产主义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都过幸福生活。人民政府要分土地给劳动人民。我考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所以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这是解放后杨钦典的交待材料上的一段话。
“陈然！出来！”这是10月28日早晨，早饭还没有开始，白公馆里突然来了一群全副武装的特务，他们在大门外增设了几道警备，同时又有几个荷枪实弹的人跑进了院子内。特务们在点名传讯，被点名的除了陈然还有王朴、成善谋等人。
“看来敌人开始下毒手了！”陈然听到外面在点自己名，知道这是最后考验的时刻来到了，他对同室的难友们说了这句话后，便从容地脱下囚衣，换上他入狱时穿的那套简朴服装，同时又把零碎物品一一留给同室的难友。“广斌，我的《假如没有了我……》还差点没写完，就劳驾阁下帮助写完它吧……”在与罗广斌告别时，陈然将近日写的一首未完诗稿塞在难友手里，然后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
“再见了同志们！新中国已如东方升起的旭日，让我们一起用鲜血去向党和新的国家证明自己的忠诚吧！”就这样，陈然和王朴等共产党员迈着稳重的步子走出白公馆。
这是他在心里想过许多遍而未写出的话，他把诗的内容用激情的语言，一句一句地告诉了这个同志。这个同志后来脱险出狱，整理发表了脍炙人口的陈然遗诗《我的“自白”书》，成为脍炙人口的陈然遗作而广为流传。
……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特务的囚车开动了。突然，白公馆里响起一阵高亢的咏诗声。陈然听后欣然回首，他高兴地笑了，因为监狱的同志们正用他的诗在为他送行……
8时左右，押着共产党“要犯”的囚车从磁器口“特区”飞快地一直驶进伪警备司令部的大门，车上立即跳下一批满脸横肉的特务，跟着便从车上押下陈然等10名“政治犯”。
此时，左营街的伪警备司令部门前，已经挤满了围观群众。原来，国民党当局早已为今天的“公审”作了充分准备，当日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报纸都刊载了特务机关派送的新闻稿：“警备部消息：彻底摧毁奸匪地下组织，密谋扰乱川康奸匪首要10名今日枪决。”
敌人企图以“公审”的画皮，来掩饰大屠杀的真相，其现场滑稽可笑：伪警备司令部的门口摆着一排台桌，陈然等10人被一字形排站在桌前，桌上放着10碗酒和10块肥肉。
“公审”开始，只听反动法官在一个个点名，然后宣布各自的“罪状”：
“陈然……《挺进报》负责人……”
“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陈然与成善谋的目光迅速碰到了一起，这两位《挺进报》主要的负责人竟然在刑场上才真正知道各自的身份，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巧之事，于是他俩忘情地戴着铁镣直奔对方，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啊！老成，原来是你呀！”
“陈然，你好样的！”
“快快，站到各自的位置去！”匪兵忙把他俩拉开。成善谋只得举起手笑着向陈然说：“紧紧地握你的手！”陈然则会意地回答：“致以革命的敬礼！”
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让“公审”现场开始骚动起来，“法官”再说什么似乎谁也没有听清。倒是陈然、王朴和成善谋等在不停地高喊着，似乎是他们在审判敌人——
“今天你可以枪杀我们，但是你们自己还能活几天？”
“你们这些刽子手逃不出人民的最后审判！”
“胜利属于我们，你们必定失败……”
在陈然和王朴等与“伪法官”对峙时，另一边的蓝蒂裕“蓝胡子”依然不放弃他以独特的幽默在同敌人作最后的斗争。当“法官”问他还有什么可说时，他笑笑，头一昂，说：“你们听到过我多吐一个字吗？好了，再见了！”
“你真是怪人啊，我已经要枪毙你了，怎么还再见呢？”蓝蒂裕突然开怀大笑起来：“哈哈……这你们还不明白？不要两年，我们是会在地狱里再见的！”
“晦气！”特务们气粗了脖子，草草收场道，“押他们上刑场！快快！”
就这样，陈然等“犯人”立即被粗暴地推上刑车，马达声顿时“隆隆”响起。这时，更洪亮的口号声爆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汽车驶进民生路等市区大街，沉默而愤怒的群众伫立在街道两旁，倾听着刑车上高亢的《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陈然等人趁此机会，大声向全市人民传播革命的喜讯：
“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五星红旗……首都北京！”
“蒋介石彻底完蛋啦！”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刑车所到之处，沿途的重庆市民们悲愤而激动地目送着英雄的共产党员们，许多人一边为陈然他们送行，一边遮住热泪悲愤地跟着喊口号。刑车到了大坪附近，警戒线外也聚集了一批群众。“让我下车，我有话要对大家说……”陈然要求停车，向群众发表演说。惊恐的刽子手们哪敢这么干，上来两个匪徒便架着陈然将其拉上山冈。陈然用他健壮的肩膀把匪徒推开：“滚开！我自己会走！”
敌人的机枪已经架起，子弹飞快地从枪膛射出……屹立在山冈上的陈然使出最后的力量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枪声响了。
“毛主席万岁！”
枪声又响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罪恶的子弹穿透陈然的身躯，英雄竟然没有倒下。刽子手们慌乱地叫喊着：“再来一梭！快快！”
突突突！……
“毛主席万岁！”
……
陈然倒下了，时年28岁。
成善谋倒下了，时年29岁。
最后倒下的是王朴，时年28岁。
另一个真实的“江姐”
“李青林、江竹筠！你们两个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快点出来！”特务又在叫名字，这回叫的是女牢中的两位。
女牢内的江竹筠，听见叫喊着自己的名字时，毫不慌张地首先将默写出来的《新民主主义论》递给了难友黄玉清，然后脱下囚衣，换上自己的蓝布旗袍，外面罩着红色的毛衣，又细心地梳好头发，目光沉毅地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
“‘老大哥’叫走了，李大姐和江姐也叫走了！这回反动派是要真杀了！”监狱内气氛越来越紧张，难友们刚刚看着唐虚谷、齐亮、杨虞裳、蒋可然、何忠发和拐着腿的王敏等集中到监狱的院中，现在又见敌人在催促他们心目中的两位女英雄、好大姐，顿时一个个心头格外沉重……
关于江竹筠，即《红岩》里的江姐形象，过去几十年来因为有太多的戏和影视作品的宣传，我们似乎都很了解她了，本书将在另外的章节中对她进行细述，事实上关于真实的江竹筠与江姐的故事是出入很大的。而过去人们并不为知的另一位“江姐”式人物李青林，则可以说才是真正的“江姐”原型，因为她的经历和狱中所受到的磨难其实就是小说中的“江姐”。
此刻，囚友们看到的李青林，虽然蓬头垢面，衣衫破旧，双腿拐着——她的膝盖因为被特务分子在审讯时使用老虎凳而折断后一直没有治愈，但她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李青林是整个渣滓洞和白公馆关押的女共产党员中受敌人用刑最重的一个，同时她还是狱中职务最高的女党员。被捕前她是万县中心县委书记，“江姐”江竹筠则是她的下级。
关于李青林，2000年出版的万县市党史资料上这样介绍：
李青林原名李方琼，化名李潭、李冰如、李方莲、李文君。四川省泸州人。1921年10月30日生于泸州沙湾。祖父经营盐业。父亲李盂敏，原为前清国子监太学生，后以废除科举而改营商业，开染房为生。母亲董氏，家庭妇女，生青林姐妹弟兄7人。青林排行第六，故人们叫她“六妹”。李青林自幼性格开朗大方，刚毅倔强，嫉恶如仇。在同辈兄妹中，更具刚强独特的个性。
1929年，李青林进泸州中学读书后，家庭遭遇重大变故，因其叔父债务问题，债主强要弟债兄还，勾结驻泸军阀竟向她父亲无理逼债，使其终以忧愤病死狱中。随后母亲也因倾家抵债家境破落的沉重打击而病逝。父母双亡后，李青林仅靠其兄姐的微薄工资生活，家庭的悲惨遭遇，对她影响很大，从此心底埋下对丑恶黑暗的旧社会的憎恨。1931年李青林考入泸县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九·一八”事变发生，李青林在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影响下，曾先后结识了我党地下党员，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
“七·七”事变后，已经在一个中学任教的李青林立即以满腔的爱国热忱，组织发动师生团结抗日，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她的进步行动得到了党组织的认可，于1939年1月，她被接收为中共党员。之后，组织上指派李青林担任战训同学支部书记，其公开职业是泸县小市陈公祠小学的教员。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她负责妇运工作。
1940年7月，李青林因活动暴露，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被迫转移到重庆。她改名李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全国慰劳总会工作队员。从此以此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久，敌特机关派特务进入慰劳总会监视，李青林便于1941年7月转移返回泸州。党组织指派她去泸县23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担任该校教务主任职务。党内她是支部书记。以教书为掩护的她，继续秘密做党的工运和学运工作。
1942年春，李青林的组织关系转移到重庆，她便先后被派去磁器口、山洞、马家店等地小学以教书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运工作。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不久，蒋介石反动派背信弃义，拉开了内战的序幕。李青林被党组织派去重庆市基督教女青年会做妇运工作，她改用了妹妹的名字叫李方莲。
1947年8月，通过当时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的关系，李青林被调来万县，担任万县县委副书记职务。这时，地下党在重庆秘密发行的《挺进报》被敌特破获，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自己也当了叛徒，招出了包括在下川东工作的江竹筠和万县县委书记雷震、副书记李青林等20多人。
李青林被捕后，叛徒分子曾无耻地向特务头子雷天元献策说：“我们这次来万县，雷、李、江都抓到了，下一步就只能从李青林身上来榨油了，因为李是万县实际的共产党负责人，乡下的关系是她发展和掌握的。”于是匪特务组长雷天元立即决定，当晚在特委会突击审讯李青林。令特务们没有想到的李青林竟然是个异常坚强的女共产党人，什么话都不会从她嘴里说出来。
“我在学校教书，备课上课很忙，很少和校外人来往。哪个姓江的？我不认识她，她也不会认识我。”李青林连自己是共产党员都不承认，更不要说交待党的组织了。
“加砖！再加砖！一直加到她服输、吐实情为止！”特务恶棍雷天元气急败坏地命令特务们一再地给李青林施毒刑。后来，他们硬是在老虎凳上把李青林的膝盖折断了。然而李青林始终未向敌人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在小说《红岩》里，有个情节：敌人用尖利的竹钎插十指，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江竹筠并没有受此刑，而李青林确实受过此大刑。
关进渣滓洞监狱后，李青林与江竹筠等同在女一室，时间长达14个月之久。在狱中，李青林又累受重刑拷问，加之腿骨被折断，无法治疗，皮肉溃烂，行动十分困难，但她忍受伤痛，一直顽强地坚持同敌人的斗争。尤其是她与叛徒的一次斗争，成为了一则“经典故事”而流传至今——这是一名叛徒的自供：
在杨家山，有一天特务忽然把涂孝文押到渣滓洞去，叫他与李青林“对质”。原来李青林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涂孝文“对质”回来后对我说：他到了渣滓洞，特务“法官”张界当着他的面“审讯”李青林，但李仍然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张界叫涂孝文“对质”。没有等涂孝文开口，李青林就痛骂涂孝文，说在泸州时，他二人在小学里面教书，只是同事关系。当时涂追求她，她拒绝了，有一次涂竟强迫与她接吻，她打了涂一个耳光，涂从此怀恨在心，所以要报复她。说到这里，李青林理直气壮地斥问涂孝文：“你说，是不是这样？”涂面红耳赤，低下头说：“是。”这幕“对质”的丑剧就此收场，没有达到特务预期的“效果”。涂孝文还向我说，当时他感到羞愧，鼓不起“勇气”去证明李是共产党员。
在监狱与敌人的斗争需要特别坚强的意志，37岁的李青林同志以一名党内“大姐”的身份，不仅以身作则，更是用极大的精力与毅力鼓励年轻同志。她虽腿骨残废，却总是跛着腿积极参加狱中同志们举行的一些如春节联欢会、去世难友追悼会等活动。平时她双腿行动不便，于是就坐在那里为难友们缝缝补补，照看婴儿与伤者，还为男室难友做了5件棉背心和绣了许多花枕头等，将同志间的友情与温暖传递到难友中间，深得同志们的爱戴。
现在，敌人就要枪杀这位亲爱的“革命大姐”了，所以当李青林在江竹筠的挽扶下走出女囚室时，整个渣滓洞响起此起彼伏的一声声亲切的“李姐”、“江姐”的呼喊声……
“不许嚷嚷！”端枪的特务则在一旁气势汹汹地制止囚友们说话。但此刻的渣滓洞已经失去了平静。
“同志们再见了！再见！”
“再见了同志们！替我们报仇吧——”
李青林与江竹筠手挽着手，转头向楼上楼下的各囚室的同志们频频招手告别。
“来，你这个跛子，我拉你一把吧！”上车时，一个特务见李青林行动不便，伸出手想拉她一把，却被李青林一把推开，凛然怒斥道：“不用你拉，我自己走！”
而就在这一刻，女囚室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齐亮”后，便发出凄惨的哭号声，顿时让整个渣滓洞沉浸在悲痛的凄凉之中……“秀英，我的好妻子，听我一句话：别哭！”这是齐亮的话。
“我……我不哭，我不哭……呜呜……”女囚室里，方才那悲凉的哭声一下变成了凄怆的啼泣。
27岁的齐亮也是《挺进报》的负责人之一，这位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高才生曾是联大的学生会主席，读书时就是著名的学生领袖，有极高的威信，他与闻一多、马识途等组织和领导了一次次抗日反蒋的运动。后受中央委派到重庆办《新华日报》，仍然主要组织领导学运。《新华日报》撤离重庆时，他主动要求留下参加地下工作，1949年1月与妻子一起被捕又一起关在渣滓洞。齐亮的妻子马秀英比丈夫小一岁，她是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堂妹。齐亮在任西南联大学生会主席时，与马识途关系密切，后齐亮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书记，马秀英就在他手下从事地下工作，时间一长，她很佩服齐亮的人品才学，后经齐亮和王朴介绍，马秀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并肩战斗在对敌斗争的前沿。这对年轻夫妇，在渣滓洞几个月里，虽然不能生活在同一室，但他们每天都在关心对方，且通过各种秘密渠道进行着革命和爱情的交流。
现在，他们就要永远分手了。齐亮第一次听到特务们点自己的名字时，就特别担心女囚室里的妻子知道，然而现在妻子仍然知道他要走了，并且如此悲痛地哭泣，这让齐亮内心非常痛苦。他的眼睛湿润了，紧咬着牙关，恨不得冲到女囚室的铁窗前向亲爱的妻子安慰一声，然而他没有，他只是含着泪水，朝妻子挥挥手，作最后的告别：“再见了，同志们！”
“同志们，再见了！”囚室内外，一片难分难舍。
“走！”刑车在特务的吆喝声中，带着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王敏等29人敌人又从白公馆提出一名共产党员离开了渣滓洞，驶向预先设好的刑场。
此时已近暮景。歌乐山在晚霞的照映下，血色一片。敌人的刑车正驶向电台岚垭刑场……那是一片长满野草的荒地，李青林、江竹筠和唐虚谷、齐亮、王敏等被分成三批押至“执行”区域，在那里，另一批特务们在几小时前已经挖好了一个尸坑。
“快快，往前走！别停下——”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等就这样被特务们赶着往尸坑前走去，他们并不知道这片荒地将是他们告别这个世界的墓地……突然，他们的身后响起密集的枪声——
“突突……”
有人中弹后踉跄倒下。有人一听枪声便转过身，没有半秒钟的犹豫，他们振臂高喊起来：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突突突”子弹更加密集地射来，更多的人倒下了……
先倒下的人中有人突然站了起来，带着浑身的鲜血，举起拳头，使出最后的力量在高喊：
“打倒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突突突！”“突突突”更加密集而猛烈的枪声。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突！”“突突！”没有人再从地上站起来，断断续续的口号声、痛吟声是从地面传出的，声音小了，甚至有些含糊不清。特务便向这些仍在发着声音和肢体扭动的人补枪……
歌乐山变黑了，太阳躲进了黑暗中。敌人趁着黑色夜幕，仓皇地从尸坑旁的草丛中提出一桶桶刺鼻的镪水，朝堆满尸体的泥坑里倒着，烈士们顿时面目全非，血肉模糊……
20天后，也是重庆解放的第三天，无数革命群众和那些死难者的亲属来到这块敌人残害革命志士的地方寻找亲人的尸体时，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当他们挖开尸坑时，只见到两个女人的头发和仅有一个可以认辨的男尸。后来找来被捕的特务询问，才知道那两个女的是李青林和江竹筠，那男尸则是拐子王敏。1980年，王敏的儿子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揭开了这个“秘密”情况：
1949年11月14日，这个我们永不能忘的血腥日子，父亲跛着伤残未愈的双腿，与江竹筠等30名共产党人，被残酷杀害于电台岚垭。据当地群众回忆，父亲在特务集体行凶时，侥幸未死，待敌人撤离时，即从行凶的平房踉跄奔出，在平房外的院坝里又被特务发觉，刽子手们立即回来补枪。重庆解放后，付伯雍等同志来到此处，只见父亲的尸身弹孔遍体，头盖骨、肩胛骨散在一旁，乌黑的斑斑血滴从院坝一直延伸至阶沿、门槛，情形惨不忍睹。同志们根据殉难者上唇的黑痣，高大魁梧的身材以及残跛的双腿认出了他。父亲在营山跳岩脱逃时伤折了右脚胫，在狱中坐老虎凳又折断了左腿骨，两伤尚未痊愈，又殉难于此，共产党人的意志，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考验。由于敌人行凶后，又剥去烈士衣裤，搜尽财物，然后泼镪水，盖泥土……所以后来收殓时，平房里大坑内烈士们的遗骸已不可分辨，好不容易才从长长的黑头发上，辨别出江竹筠和李青林二位女同志，因此电台岚垭殉难的30位烈士中，能在棺木上写上烈士姓名的仅父亲和江、李三人。
1949年11月14日在歌乐山电台岚垭壮烈牺牲的30名志士中，除了李青林、江竹筠、唐虚谷、齐亮和王敏外，还有杨虞裳、蓝蒂裕、蒋可然、吴奉贵、陶敬之、黄楠材、陈以文、朱麟、周成铭、石文钧、何忠发、袁尊一、明昭、张文瑞、张泽浩、张远志、左国政、游宗象、尹慎福、谯平安、李群、邓致久、胡友犹、盛超群和从白公馆提出的邓兴丰。
敌人的大屠杀如此丧心病狂，没有人性！然而这样的大屠杀仅仅是开始……
王振华一家四口血溅刑场……
监狱外面的天即将黎明，而黎明前的黑暗在重庆歌乐山那一方土地上空更加黑暗。
此时，身陷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革命志士们虽然已经隐约能听到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开向山城重庆的阵阵炮声，却没有完全预计到垂死的敌人已经开始实施屠杀他们的具体行动了——
11月24日上午，按照毛人凤和徐远举的指令，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面谕”文书组，将看守所全部档案、员兵、人犯名册和图书室书籍焚毁，并相继陆续开释了保密局在押的违纪人员曾宜南、杨伯清、刘若水、李树等。
同日，毛人凤当面指示周养浩：清理丙种会报的积案，速列表呈送杨森核批。
“一下枪毙这么多人，杨市长会不会有异议？”周养浩接过名单，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在国共生命决战的关键时刻，像杨森这样曾与共产党的总司令朱德共事过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会不会“反水”？于是这位忠诚于蒋介石的反动特务突然小心翼翼地问了毛人凤一句。
毛人凤冷笑了一声，说：“他连自己的侄女都不留情面，那些关在白公馆、渣滓洞里的共党分子跟他有什么关系？放心吧，委座已经给他许多好处了，谅他不敢这么忘情负义。”
“那就好。”周养浩说。
注意：毛人凤指令周养浩交杨森审核枪毙的“丙种会报的积案犯人”，并非是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那些革命志士，而是关在另一处叫“新世界”的所谓“案犯”，共32人。
25日，杨森很快批准了周养浩送来的这份枪毙“要犯”的报告。周养浩从杨森处领取“核审”报告后，即向毛人凤作了报告。
“别忘了梅园那边还有两个人……”毛人凤阴阴地说。
“杨虎城的副官和勤务兵？不是说不杀他们了吗？”周养浩一听，有些疑惑起来：9月份杀杨虎城时，他曾经为杀不杀杨的副官和勤务兵还特意问过徐远举，徐当时明确说是“上面”没说要杀这两个人，现在怎么又要……
“你去处理。总之，委座对留这样的人是不感兴趣的。”毛人凤又说。
“明白了。”周养浩知道怎么干了。于是他回去后就忙着这事，因为后面他还要做“更大的事”，而且时间已经不多了。
于是，下午4时左右，特务小头目杨进兴派白公馆看守杨钦典、杂工陈紫云、李大富到“梅园”下马路边挖坑。晚8时，杨进兴和白公馆看守组长安文芳以“坐飞机到台湾”为由，将杨虎城将军的副官阎继明、勤务兵张醒民骗出杀害。应该说，阎继明和张醒民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被杀害的。他们两人以为老蒋不会杀他们，其理由是：9月6日那天，如果老蒋已经下决心要“斩草除根”的话，那天晚上在杀杨虎城一家和其秘书一家时，杀他们两个很容易！如果想杀，又何必再等四五十天呢？阎、张毕竟太天真了，他们哪里知道老蒋对“西安事变”之痛恨！不杀张学良，其实也非老蒋的真实愿望，只是迫于太多的压力而已。杨虎城是必死的，与杨虎城相关的人也是必死的，这两点他老蒋心中一直是十分清晰和坚定的。对此，老蒋手下的人也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杀杨的副官和勤务兵也是必然的。
蒋介石和那些追随他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才不会心慈手软呢！阎、张被杀后，由特务陈紫云、李大富草草掩埋在梅园下马路旁事先挖好的坑里。
“我不想看到重庆留给共产党一砖一瓦，更不想看到那些共党分子在毛泽东的军队进城后那种欣喜若狂的样子！”早在前两天，听说贵阳“失陷”时，蒋介石就咬着牙关对毛人凤这样说过。
“所以，该杀的都杀！该炸的都炸！”蒋介石又发狠地补充了一句：“早动手比晚动手要好。”
“是。”毛人凤对主子的指令从来不含糊。
现在留给毛人凤的就是最后两个问题了，即：什么时刻动手？怎么个动手法？
“从目前时局看，共党的军队至少还有十天八天才能打进重庆城来吧！”毛人凤掌握着“一线”的绝对军情，所以他在嘉陵新村6号的住所里不知掰过多少回手指，算来算去，共军进城至少也要在12月初吧！
根据这个时间表，处决白公馆和渣滓洞及“新世界”的200多名共党“要犯”也是有足够时间了——每天30来个，七八天也够了。杀人魔鬼毛人凤盘算杀共产党人就像在玩麻将牌一样，轻松又惬意。
“从白公馆和渣滓洞先提30来个最不能留的要犯！”毛人凤正式开始启动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的行动令——
25日午后，特务徐钟奇来到毛人凤办公室楼下的房内列表核签白公馆处决名单。周养浩走进徐的办公室，看到处决名单中有关押在白公馆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仅一两岁的小孩小华、幼华时，有些惊诧地问徐：“怎么，连这两个娃儿都要处决？”徐答，是毛人凤的命令。
周养浩不再说话了。这时，楼上的毛人凤正好从办公室出来，听到周、徐的对话后，冷笑地对周养浩说：“你们自己的小孩都难保，这些小孩留下来还有什么用？”
“明白了，局座。”周养浩立即毕恭毕敬地说。
“局座，关于处决白公馆要犯的审核名单和渣滓洞的名单都在里面。”特务徐钟奇向毛人凤递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
毛人凤点点头，“这里面有黄显声、许晓轩、刘志国等要犯，得请委座亲自核批。”说完，他向门外走去，突然又折身回头对周养浩说：“你通知徐远举处长，明晚让他到我这儿来一下。”
“是。”
敌人的屠刀已经拔出……
11月26日晚，已从嘉陵新村移居“漱庐”何庆龙公馆的毛人凤，将渣滓洞大屠杀名单交徐远举执行。在此之前，徐远举已通知“乡下”公产管理组保管主任何铭组织人员挖埋尸坑。何铭动员交警二总队机二中队在松林坡挖了三个坑，事后给了一笔钱买来猪肉、香烟和柑橘，以示犒劳。
同日当晚，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召集副所长谢旭东、看守长杨进兴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由看守组负责执行，事务组负责掩埋。
当晚，渣滓洞内的“黑牢诗人”仍在向同室难友们诵读着他白天完稿的长诗的第四章“欢迎啊，战友”——
欢迎啊！
亲爱的战友，
同志，
你是来自何方？
哪一个村，
哪一座城，
已掀起解放的巨浪！
……
在放风场上，
每一双眼睛放着亮，
每一个脸颊发着光，
火呀，在内心里熊熊地燃烧……
“妈妈，妈妈，我饿，饿……”这是另一所“人间地狱”里发出的一声声细弱的童声。这童声来自那座异常阴森的白公馆内。
妈妈没有回答。妈妈看了一眼瘦得皮包骨的3岁儿子没有回答，只是把头扭到了一边，顿时眼泪像断线的珠子……
“爸爸，我饿，饿！”童声转向一旁的父亲。父亲轻轻地抱住儿子，将其裹在怀里，轻轻地安慰道：“好儿子不叫，等天亮后爸爸一定给你弄点吃的啊！现在你睡，睡了就不饿。”
“可我睡了会更饿的。”儿子很不情愿地躺下，嘴里嘀咕着。
“哇！哇——”突然，另一个婴儿在妈妈和爸爸中间大哭起来。
“不许出声！”铁窗口，特务的手电光射进楼下的那间孩子哭叫的囚室内。
“你没看是孩子饿了才哭的嘛！”爸爸和妈妈一边护着孩子，一边生气地回敬特务。
“等明天会有‘好吃的’给他们的！快睡觉，不许出声了！”特务凶狠地说着。
“听见了吧，明天爸爸妈妈一定会弄点好吃的给你们的。好，现在儿子们都睡吧，睡到明天天亮……”父亲抱起才八九个月的小儿子，嘴里轻声哼着：“宝贝，宝贝——爸爸妈妈在天亮后一定给你们弄到好吃的……”
父亲唱着自编的摇篮曲，哄着儿子进入睡梦。而一旁躺着的妈妈则在不停地颤抖着身子低声哭泣……
这是白公馆里一对特殊的患难夫妇，这是一个特殊的狱中患难家庭。
父亲叫王振华，母亲叫黎洁霜。他们的大儿子叫王小华，3岁。小儿子才几个月，叫王幼华。年轻的夫妇俩都不是重庆本地人。丈夫王振华，又名王树本，1909年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于日寇之手。当时正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的王振华，立即投入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救国运动之中。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感召下，王振华串联一批学生到南京请愿，结果被北大开除学籍。此后热血青年王振华转到上海，继续从事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后因触怒了反动派，遭到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了两年多。“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促成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王振华才被释放出狱。此后他在香港短期停留并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写了《沪港两地组织的争论》等文章。这时候，他与留港寻求抗日救国途径的广西苍梧籍女青年黎洁霜认识，相互倾慕，遂为知音。不久，这对恋人一道来到广西梧州，小住一段时间。随后王振华应重庆《新蜀报》的邀请，只身到重庆当记者。后王振华又与几位青年知音创办了进步的《工人呼声报》，并公开在一些学校和工厂中散发，鼓动工人罢工，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1940年5月，王振华再次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经过严酷审讯，认定他为重犯，关进“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
王振华入狱时，他的恋人黎洁霜正在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国民党特务在逮捕王振华之后，很快在搜查其住处时发现了黎洁霜写给王振华的信件和照片。正在寻找王振华的黎洁霜就这样也被敌人逮捕了。被捕后的黎洁霜，为了尽快同日夜思念的恋人见面，便声称她已和王振华结婚。这样敌人才把她一起关进了白公馆。
之后，敌人把王振华作为“重犯”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长期监禁。
息烽集中营是抗日战争初蒋介石反动派为了镇压共产党人和抗日爱国的革命人士而设立的一座人间魔窟，位于息烽县城以南不远的朗阳坝。这里地势险要，四面环山，碉堡林立，随山坡起伏，有三层城垣式的围墙。围墙之中又分三层，层层围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所谓斋房。许多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志士都曾在这里被长期囚禁。
集中营的敌人了解到王振华、黎洁霜有较高文化水平与才干，妄想软化拉拢他们，为其罪恶目的效劳，特务把王振华监禁在所谓“感化所”，不戴脚镣，门不上锁，在小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黎洁霜则被关在“义斋”女牢，封为室长。狡猾的特务企图引诱王振华，要他跟他们一起干。这个阴谋被王振华当场揭穿，严词拒绝。敌人又要黎洁霜跟他们“合作”，监视同室“女犯”的情况。黎洁霜根本“不领情”，相反，她对同室女难友说：“你们放心，我是同王振华共患难的，不是向敌人打小报告害人的。”而这期间，她同从延安派回重庆做地下工作不幸被捕共产党员张露萍关在一起，两人非常亲近，因此她的思想也进步了许多。
这对革命的恋人还在敌人的监狱里举行了他们的婚礼。
1947年，黎洁霜生了第一个儿子王小华。狱中生活异常艰苦，做妈妈的黎洁霜没有什么奶水，所以孩子长得格外瘦弱、畸形，头大身小。特务头子徐远举见此情景，觉得有机可乘，多次假惺惺地表示关心和同情王振华夫妇，以写“悔过书”为条件释放他们全家，但当场遭到年轻的妈妈黎洁霜的断然拒绝。对此，王振华骄傲地称妻子是“有骨气的巾帼女杰”。1949年初，黎洁霜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王幼华。残暴出名的刽子手杨进兴没有儿子，见到刚生下来不久的王幼华乖巧又俊，便威胁王振华，妄想把小幼华抱走做他的儿子。王振华知道了这个可耻的目的，不予理会。黎洁霜则愤怒地骂杨进兴，并告诉他：“宁肯把孩子掐死，也不会给你这样的王八蛋做儿子！”
笔者在写作此书时，多次到过白公馆，也多次看过王振华一家4口住过的那间阴暗潮湿的牢房，每每在此停留，心头就会隐隐作痛：一对年轻的革命者，为了追求真理，他们双双入狱，又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结婚、生育，靠每天喝半碗发霉了的稀粥养育两个幼儿，而凶残的敌人在最后时刻竟然会对这样的一家4口采取了“斩尽杀绝”……
“大屠杀的那天，刽子手们最先把王振华一家从牢房里押出来。当时我们所有白公馆在押人员都以为再凶残的敌人也不至于将两个幼儿也一起杀害，所以有人就喊了起来，说把孩子放下。可是特务们根本不听。我的牢房就在王振华一家的上面，下面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这时，只听敌人在催着王振华夫妇‘快走快走’，王家的两个小孩子吓得哇哇大哭。他们的母亲黎洁霜这时就向特务们乞求道：‘你们枪毙我们可以，给我们都多打几枪，可把孩子留下来，他们还小呀！’谁知特务恶狠狠地回答她：‘不行！小崽子一起枪毙！’黎洁霜忍不住悲愤地痛哭起来。‘不要哭！跟这帮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有什么条件可讲的？’只听王振华大声喝住妻子。后来，敌人就在白公馆外的松林坡将王振华一家全部枪杀了。重庆解放第三天，我和罗广斌等脱险同志到遇难烈士的被埋地现场，看到王振华一家4口死时的惨状：夫妇俩各抱一个孩子，孩子的小手都搂在大人的脖子上，子弹穿过孩子的胸部，小腰下全都被打烂了……那情景惨不忍睹。”笔者在2009年采访当年从白公馆脸脱的郭德贤老人时，她这样回忆道。
黎明前的黑暗如此深重、如此叫人悲愤——然而刽子手们对革命者的凶残屠杀丝毫不会因王振华一家的悲惨命运而慈悲手软，相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举起了屠刀……
刽子手，你的双手发抖吧！
“宣灏！”
“文泽！”
“现在轮到你们啦！快出来吧！”满身沾着烈士鲜血的刽子手们回到白公馆，又开始新一轮的屠杀。
“你这个瞎子，问你一句：还有什么要求？说来我们听听……”特务走到四室牢房，问一向走路都看不清的高度近视者宣灏。
不想，弱不禁风的宣灏淡淡地瞥了一眼刽子手们，脸上微微一笑。
“死到临头了，还笑得出来？”刽子手们感到不可思议。
宣灏心想，当然要笑嘛！你们不是问我最后的要求吗？我的“最后的要求”是个秘密，只能向狱中的党组织讲，而且我已经在前些日子完成了这项使命。
“你们不是想知道我的要求吗？”突然，宣灏愤怒地对几个刽子手大声说道，“那我现在告诉你们——我的最后要求是：我们的生命是蒋介石匪帮在人民解放军就要到来的前夕，穷凶极恶地杀害了的！他们既然敢犯罪，他们就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不管他们逃到天涯海角，都不能放过这些杀人犯！当人民法庭审判他们的时候，更不能为他们的甜言蜜语或卑贱的哀恳所哄过！‘以血还血’，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相信我的同志们一定会以同志般的忠诚来满足我——一个追求共产主义的革命者的愿望！”
“妈的，临死了你竟敢还在胡言乱语！”刽子手一听，一拥而上，将宣灏的嘴堵上，然后连推带搡地将他押出牢房。
“文泽！你呢，你在牢里也算是个老资格了，怎么样，也想最后交待几句？”刽子手将凶残的目光盯向另一位“犯人”。他就是已有8年“狱龄”的共产党员文泽。
“算你猜对了。我确实有几句话要说……”文泽是监狱里有名的诗人，早在参加革命前就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十三四岁在重庆巴蜀印刷社当学徒时就开始文学创作，常在报上发表诗作，是新四军部队里一位颇有影响的“战士诗人”。“皖南事变”后被捕，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江西上饶、贵州息烽监狱，后来与许晓轩等一起押到重庆白公馆。8年牢狱，文泽没有间断过写作，他的《刽子手》一诗曾在难友中广泛流传：
……
啊，他，他们就是这样的一批——
恶棍、流氓、窃贼，
可是，这还只是他落寞的时候，
很快，他高升坐了办公室，
会拍着桌子叫你签字，会替难友找“前程”，
运气来了，很快当上了奴才们的头领，
“领袖”的耳目，保镖头儿，警犬。
失踪、捕杀、关监，
搜索到床底，叫声……
每一群人里都有他的小狗钻进来窃听，
每一个百姓家里都被他的喽啰所暗探。
“你的老伙计许晓轩在外面等着你呢，劝你识相一点！”特务这样威胁文泽。
“老许？是啊，你们把老许弄哪儿去了？”文泽一听不由得怒从心起。许晓轩和文泽差不多时间被捕，而且又同在贵州息烽监狱待过数年，之后又是白公馆的同室难友，两人情意笃深。其实，就在刚才提走许晓轩的时候，文泽便知道敌人的屠刀马上会在他的头顶上落下，现在一切都变成了现实。“同志们，再见了！”“战士诗人”在跨出牢房的一瞬间，突然扬起头颅，一边与留在狱中的难友们挥手告别，一边高声诵道——
“……啊，兄弟，
不用告别，每一颗心都已知道！
啊，快天亮了，这些强盗狗种都已战栗、恐慌，
他们要泄愤、报复，灭掉行凶的见证，
他们要抓本钱，然后逃掉。
但是你听着：狗们不能被饶恕。
血仇要用血来报——”
几分钟后，文泽倒在了他的狱友许晓轩身边。他的这首《天快亮的行凶》的完整诗稿，就是在他牺牲之前眼见一批批难友被押走杀害时怀着满腔怒火急就而成的。诗稿写成后，交给了一位同室的难友，这位难友将文泽的诗稿藏在鞋内，后来侥幸脱险，因此我们今天才有机会读到烈士的遗作……
文泽、宣灏等人是特务分子预先计划的白公馆在押“要犯”中最后一批枪杀的。这场白公馆大屠杀从下午4时左右，一直延续到晚上八九点钟，共杀害28人。其中谭谟在中特务三枪后未死，醒来后从尸体堆里逃出来得以生还。当时监狱里尚有罗广斌等18人是属于徐远举亲手处理的各种“关系”人物，到底如何处理这些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仍在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特务头目雷天元接到二处徐远举的电话指令，告知他“特区”里的国民党警卫部队天明前将撤离。
“估计共军这一两天就要进城了，务必在明天拂晓前处理完毕渣滓洞的囚犯和白公馆里剩下的囚犯。”电话那头的徐远举异常沮丧地说道。
“这么快啊？”雷天元惊恐地反问了一声，然后脸上抽动着横肉，道：“处座放心，就是共军明天进城，我们也绝不会让手上的那些共党分子有一个活到天亮的！”
“好，马上行动！动作要快，要利索！”徐远举作最后的交待。
“是！”
“丁零零——”雷天元的电话又是一阵暴响。“雷长官，我这里近200号犯人要处理，照我现在的人手，估计明天上午都处理不完哪！能派点人支援我们吗？”电话是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打来的，他在向雷天元求援。
“那这样吧：我把白公馆这边的人手给你调过去。”雷想了想说。
“要得嘛！”渣滓洞那边说完便挂了电话。
“警卫连的人，你们马上集合！”雷天元命令在白公馆外面的伪警卫连武装人员。
“集合啦！”国民党特务们忙排成队，提了枪和其他杀人武器，在雷天元的带领下，直奔渣滓洞方向。
此后渣滓洞发生的一场血腥的大屠杀我们暂且放一放，回头再来看看此时的白公馆将要发生的事——
此时的白公馆像个垂死的老人，方才还是里外三层警戒森严，口号声辱骂声、恐怖的枪声交织在一起如一座杀人魔穴，这会儿特务头目雷天元将警卫部队一拉走，惊恐万状的监狱一下冷清下来，顿时整个白公馆显得空落落又阴森森。
此刻谁最惊恐、最紧张？不是别人，正是刚才还穷凶极恶、疯狂杀人的看守所所长杨进兴。刚才那些被他枪杀的革命者临死前说的“你必将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之类的话，像山谷的回声一样在耳边回荡，震得脑袋嗡嗡的。是啊，共军就要打到了，现在形势紧急而混乱，大官们一个个都在跑，自己一个小人物，万一跑慢了被解放军抓住，那可惨透了嘛！再看看这时的歌乐山下，黑糊糊的一片，自己的武装警卫部队也撤了，万一有共产党的游击队摸过来……想到这里，杀人如麻的杨进兴心里一阵阵发虚。
“陆兄啊，我这边任务完成了，弟兄们要求撤离。”杨进兴这回要来个瞒天过海，便打电话给上司陆景清报告道。
“既然完成了任务，那就撤吧。”陆景清一听，便同意了。
随即，杨进兴命令手下将二处寄押的本来分散在白公馆楼上楼下几间牢房的16个男囚犯全部集中到楼下二室。另有楼上还剩下的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
“撤！马上撤！”杨进兴向他的一群惊弓之鸟一挥手，自己比谁都跑得快地离开了白公馆。至于监狱里这19个人怎么办，他已经顾不上了。这时，看守杨钦典和杂工李育生寻机一动，转到楼下二室，把这些情况都给罗广斌他们讲了。
杨钦典1920年出生于河南郾城县，自幼家贫，只念过一年多私塾，为求生计，18岁即入伍当兵，靠吃苦肯干混到上士班长的地位，1946年被抽调到白公馆看守所任看守，巴望着能由此更上一层楼，再弄个一官半职，因此也卖力地在长官差遣下做过不少坏事，如参加杀害杨虎城、“小萝卜头”的行动等。此人长期混迹军旅，身上既有服从、效忠的军人习性，也有北方人的豪爽、倔犟的性情，却不太会逢迎巴结，做人的良心未完全泯灭，因此混了多年也没受到重用，只是个上士，在看守所里被调东遣西，倒霉受气跑不掉，升官发财却没份儿，所以日常中不免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这一切，都被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敏锐观察力的狱中革命者注意到了。
“尽力做好杨钦典的策反工作，以备同志们越狱计划所用。”这是狱中党组织定下的一项特殊任务。在监狱所有革命者的生命攸关时刻，党的这项决定便成了特别重要的任务。狱中的同志一致认为：策反杨钦典这样一个人，比党组织计划通过内外接应实施营救计划更实际便于实现。
革命者在狱中一直注意琢磨狱方看守人员的情况，平日很注意观察看守人员的一举一动，伺机进行策反工作，以争取其在关键时刻能提供帮助。狱中策反是狱中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与公开的对敌斗争比较，它更需要讲究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杨钦典平时言行的细微点滴，都没有逃过狱中革命者的眼睛，他被列为争取教育和策反的对象。一有机会，革命者就给杨钦典谈形势、讲政策，鼓励他立功赎罪、弃暗投明。特别是陈然，对杨做了大量工作，影响至深。陈然是河北人，杨钦典是河南人，都是北方人，陈然就与杨拉北方“大老乡”关系，从谈乡情，拉家常，到讲社会为什么会贫富不均，进而讲我党的宗旨、方针和政策。经过长期的循循善诱，再加上陈然的性格直爽刚烈，很为杨钦典敬佩，所以杨对陈然的话深信不移，同时感到自己接触到的共产党与长官宣传的共产党完全不一样，是好人、是汉子。除了陈然之外，罗广斌也是杨钦典很佩服的人。罗广斌家里很有钱，但他参加了共产党，甘愿过苦日子，徐处长几次让他只要签字就可释放，但他都不签，也是条汉子。在狱中革命者的感召下，杨钦典从心底里愿意帮助狱中革命者，他值班看守时，有意延长放风时间，见政治犯在传递消息，也视而不见，后来他还甘冒风险给难友们转达消息，从狱外带回药品、食品等。特别是陈然的牺牲，对杨钦典触动极大，他觉得陈然这么好的人，政府都要杀，这个政府、这个社会真是太坏了！在这次大屠杀中，他想躲避不参加，但又怕特务组织的疑心和迫害，稍有不慎，自己也会人头落地，只好跟着杨进兴行动。在屠杀现场，他总是装出一副被吓坏的胆小样子，经常连枪都掏不出来，气得杨进兴大骂他是个废物。
听了杨钦典说的情况后，罗广斌他们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特务部队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立功赎罪，解放后保证为他证明，并为他解决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杨钦典终于把门锁打开，但未取下。为了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看警卫部队是否撤走，如果撤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3下为信号，下面的人听到信号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牢房里的16个人，个个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咚、咚、咚”3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大难不死的难友们紧紧拥抱，泪落如雨。在这紧要关头，罗广斌站出来宣布：“我是共产党员，同志们听我指挥。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沉着冷静。”紧接着，他把突围路线告诉大家，并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指定周居正、李荫枫上楼照顾郭德贤母子3人。他要大家团结合作，一齐冲出死牢。
魔窟的大门打开了，难友们在夜幕掩护下，相互照顾着跑出监狱。未料他们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距离时，亮着明亮车灯的汽车从渣滓洞方向驶过来，在车灯的照射下，车上的特务发现行人，“什么人，站住！”紧接着是拉枪栓的声音。“二处的，不要误会。”机警的人回答道。“口令！”没想到特务会问口令，当然答不上来。“哒哒哒！”特务开枪了，密集的子弹飞过难友们的身旁，划出一道道耀眼的弧线，尖厉的枪声在死寂的夜里回荡。难友们迅即掉头，向白公馆后山跑去。黑夜中，视线不清，方向难辨，乱石满山，杂草从生，难友们不顾一切地在树林草丛乱石堆中摸爬。由于特务的惊扰，一起跑出来的19个人，此时也被冲散了，但毕竟他们逃脱了魔窟，迎来了自由。
至此，关于白公馆的这场大屠杀的叙述可以暂告一段。此次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志士的大屠杀中，共计有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凤、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 王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等19人，在杨钦典、 李育生的帮助下成功越狱脱险。另加上死里逃生的谭谟，只有20人幸存。现在仍在世的只有郭德贤等3人了。
渣滓洞的最后歌声
现在，我们可以把镜头对准“11·27”大屠杀主场——渣滓洞了。
时间逆推到27日下午4点多。
就在白公馆的陆景清给杨进兴打电话下达屠杀命令的同时，刽子手雷天元、龙学渊率熊祥、王少山一行，坐车来到五灵观一号保密局公产管理组副组长张秉午家，雷天元亲自召集李磊和看守长徐贵林开会研究渣滓洞的屠杀办法。对一些准备释放的人，他们觉得因分别关押在各囚室“无法清理”，也拟全部处决。为此，这些特务们共同写了一份“愿负事后一切责任”的具结书，算做向上司交待的证明。同时他们决定，屠杀的现场周围由交警大队、西南长官公署警卫团五连严密警戒。雷天元让特务何铭带头，找交警机二连连长杨英杰商量，派10名年轻力壮的士兵去完成屠杀现场的掩埋任务。于是杨英杰叫值班分队长孟繁义派班长夏登禄带了9名士兵去了刑场，忙着一件事——挖坑。这是敌人为即将处决的烈士们准备的最后一个“动作”……
8时左右，渣滓洞监狱内外突然警力大增，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和便衣特务皆到场了。
又一场大屠杀开始了——
只听看守所李福祥拿着一张名单，如头饿狼在楼上楼下各囚室点着名：
“刘石泉、邓惠中、蔡梦慰……你们24人，要换地方了，快准备走吧！”随之，刽子手们跟着一个个点到名从囚室内赶出来的“囚犯”。
“同志们，敌人的屠杀开始了！再见！”
“中国共产党万岁！”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监狱内，顿时口号声、歌声和告别声，交融在一起，悲愤又悲壮。敌人一下慌了，大声吆喝着：“不许唱！唱什么呀！”而且不时散布些假象：“快上车！上车了就有好日子过！”
“蔡梦慰，你赶紧拿自己的东西走啊！”特务见瘦得像个树杆似的“囚犯”蔡梦慰还弓着腰在黑暗中寻找什么，便叫唤道。
“忙什么？我找我的眼镜。”蔡梦慰竟然不慌不忙将找到的眼镜戴上，然后整了整衣服，才走出囚室。其实在黑暗中，他趁敌人不注意时，将一样东西藏在身上。
“再见了，同志们！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就这样，蔡梦慰和其他23位难友被敌人用刑车押到歌乐山的松林坡杀害。在迎着黑暗的死亡夜幕途中，蔡梦慰悄悄地做了一件事：他将藏在衣服里的一样东西趁敌人不注意扔在了路边的草丛里……在他遇难后的第3天，解放了的重庆群众在敌人屠杀现场找到了这件物品，打开一看，正是烈士没有写完的那首长诗《黑牢诗篇》。
诗人的这首长诗的最后一章就是在这个黑暗的夜晚写就的。然而敌人的屠杀提前了，所以诗人的《第五章 铁窗里的等待》还正在创作之中——
像笼里的鹰
梳理着他的羽翼，
准备迎接那飞翔的日子；
长期的幽禁啊，
岂能使反抗者的意志麻痹。
在铁窗里面，
无时不在磨砺着斗争的武器——
……
自第一批24人被分别拉出去杀害后，渣滓洞内出现了短暂的平静，这是因为看守所所长李磊觉得牢里还有那么多人，照刚才一批批拉出去枪毙的速度，到第二天28日白天都说不定“处理”不完，于是他打电话给正在白公馆的雷天元求援。
那边的雷天元接到电话后，便带着便衣特务们和警卫部队往渣滓洞赶。这当口，渣滓洞才有了短暂的“平静”。
此刻，夜已深。雾气浓浓地笼罩在渣滓洞监狱的四周，老天还下着濛濛细雨。渣滓洞的牢房里，不管是反动派的看守，还是关押在牢房内的革命志士，此时此刻，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十分紧张，敌我双方都在密切注视着监狱内外的一切动向。
敌方：以借“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由，强行用枪将所有在押人员集中到楼下的8间牢房，他们的意图很明确，一旦动手，“解决”得快些。“他妈的，要来接收白天又不来，深更半夜怎么移交嘛！楼上的人都下来，让那些龟儿子来点名。”为了掩饰假象，特务李磊装模作样地在监舍外破口大骂道。等所有“囚犯”入归落定后，特务看守员们分头将楼上的“男犯”集中到楼下1—7室，“女犯”则集中在楼下8室，然后逐一把监房的门锁上。至于什么时候动手，得听上司命令。“命令”什么时候到，特务们在等待……
我方：被驱赶到楼下的囚室的那一刻，多数同志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最后时刻了。“怎么办？横竖是死，冲出去跟这些狗日的反动派拼了！”有人握紧拳头，恨不得将铁牢窗门上的根根铁条和枷琐砸个粉碎。是的，再不采取办法，恐怕只能让敌人屠杀了！怎么办？可又能怎么办呢？牢房像一个个铁笼，再勇猛强悍的勇士也只能如困兽一般……
“唉，什么时候天亮呀？天亮了，敌人就不敢胆大妄为地公开屠杀吧！”有人透过牢房的窗口，向天空看去……可是，天幕黑得根本见不到任何东西。
“真黑暗啊！”有人叹了一声。
天还没有亮
忌讳说黑暗
黑暗黑黝黝
痛苦看不见
就是看得见
也是不忍见
……
有亮照出来
照给大家看
纵然狂风暴雨多
为了发光要大胆！
黑暗中牢房里，突然传出一个声音。这是大家熟悉的、在监狱里有“人民歌手”之称的古承铄在诵诗。他的这首《天还没有亮》早些时候就在狱中被难友们传颂，此刻当他再一次诵颂时，其意显得更加凝重。
天还没有亮
忌讳说黑暗
黑暗黑黝黝
痛苦看不见……
同室的难友们不由自主地跟着古承铄吟起来。“不许出声！不许——”特务们出面干涉了，他们用枪托狠狠地敲击着古承铄待的那间牢房门。
“雷长官，你总算到了！怎么样，马上行动？”这时，李磊见雷天元带着大队人马已经来到渣滓洞，顿时来了神儿，他问。
“都把人赶到楼下了？”雷天元一边巡视各囚室，一边问李磊。
“对，都在楼下，只要长官一声命令，我们就……”
“雷长官，你的电话。”突然，看守所的值班人员过来报告。
雷天元走进值班室接电话。“是老杨啊，有什么事？”雷天元一听对方是杨元森的声音。听着听着，雷的脸色一下难看了许多。“明白。转告徐处长，请他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好任务后马上撤！”雷说完，放下电话。
在这个电话里，雷天元知道了徐远举通过杨元森向他转达的最新情况和新的指令：徐远举从罗广文部情报处长林茂口中得知，解放军已打到重庆市郊的南泉了。国民党川军司令官罗广文已经下落不明，所以渣滓洞的警卫部队必须在28日一早就要撤走，处决渣滓洞的“案犯”一事因此要提前到拂晓前办完。“越快越好，事不宜迟，这是徐长官的命令。”
“何铭，你马上给我调4箱子弹来！”雷天元放下电话，就像一条疯狗开始上蹿下跳着指挥身边的特务分子。他让手下准备2000发子弹，就是为了“彻底干掉”关在渣滓洞内的这些“案犯”。
“雷长官，徐处长又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说马上要行动了，否则没有时间了。”李磊这时提着枪也慌忙地跑到雷天元面前。
“牢房门全部关好了？”阴森的灯光下，雷天元的一双眼珠闪着贼光，他问。
“全部锁好了！”李磊答道。
“集合警卫连和交警卫七中队的全体人员！”雷天元一声吼叫。
“集合——”敌警卫连的几十号人在三排长刘建的哨子声中，迅速排成两行。“弟兄们，共党的军队已打到南岸罗家坝了。奉上司命令，今晚我们要把关在这里的共党分子处决完，原准备分批拉出去，现在来不及了，所以我命令你们：每两人守一个监舍门，然后听枪声一起行动，要彻底干净地处决完所有犯人，不得有误！完成后长官有赏！弟兄们，行动吧！”
敌警卫连的士兵立即端着机枪、卡宾枪，快步站到楼下各个监舍的前后门窗前。随即，一把把罪恶的枪口对准狱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们……
“同志们，敌人要大屠杀啦——”
“冲啊！跟他们拼啦！”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狱中的共产党员们一看情况不对，知道这是最后的时刻了，于是骂声、口号声、《国际歌》声和拳打脚踢门窗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顿时监狱乱成一片。
“打——”特务徐贵林第一个开枪，于是，紧跟着敌人的机枪从四面八方伸向监舍的门窗口，如雨点般地射进各个监舍，狭窄的监舍内，挤在一起的难友们，个个赤手空拳，根本无力抵抗，当即纷纷倒下……
“狗日的，你们算什么本事！有种把门打开，老子不吃你的子弹！来，往我这儿打——”共产党员何雪松从血泊中站起来，将身子紧贴在窗口，想极力保护身后的难友。“突突……”敌人连打三梭子弹，何雪松的双手依然紧紧抓住窗口不松手，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靠住牢门。
共产党员张学云见敌人的冲锋枪伸进牢房，子弹还未从枪膛里射出的那一刻，只见他猛地跃起身子，使足力气抓住枪筒， 欲想夺枪还击，无奈枪匣被窗棂卡住，罪恶的子弹将他的胸膛打成了一个窟窿……
“突突！”“突突！”……这是最为残暴的一幕：刽子手们采用的屠杀手段极为卑鄙无耻，他们按照预先制定的枪杀方案，将枪架在囚室前后的窗口，对准赤手空拳、毫无准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们进行突然袭击……十几平米的监舍内原本关押十多个人整天鼻子碰鼻子，屠杀前，特务们将监舍合二为一，监舍内更成了煮饺子似的。此刻，当罪恶的子弹从前后的窗口射进监舍时，几乎没有人能逃生。有人在第一声枪响时便倒下了，有人的脑袋和身子被子弹打得像蜂窝一般，有人在第一轮袭击时倒下后没有断气，刚有一丝抽动，便有更加猛烈的子弹扫射过来……血溅满了监舍墙壁，飞扬到舍顶后又往下直流，再从监舍的门缝中流淌到院坝内，然而汇成河流一般涌出渣滓洞……
“你们这些畜牲！不得好死！”头部已经连中3枪的共产党员陈少白从血泊中站起来的那一刻，像个血人一样。当他无比愤怒地张嘴痛骂刽子手时，“突突突”的又一梭子弹将其一对眼珠打落在地，惨不忍睹。
具有丰富武装斗争经验、在战火硝烟中身经百战的共产党员周后楷躲过刽子手们的第一轮子弹的扫射后，他从战友的尸体旁跃起的那一刻，将一块床板猛地砸向窗口的瞬间，然后用身子堵住敌人的枪口。“突突！突突……”不想，他身后的卡宾枪又响起，周后楷的身子顿时被打得血肉模糊……
“突突突……”
“突突突……”
一番疯狂的扫射大约持续了十来分钟后，整个渣滓洞各监舍似乎一下寂静了下来，只有偶尔的痛哼声和低声的哭泣在死人堆里发出……“把牢房门打开，一个个检查！”雷天元和李磊命令道。
于是，提着卡宾枪和手枪的特务匪徒们又闯进牢房内对那些仍在抽动或者他们认为还可能有气的“犯人”补枪射击。死不瞑目的共产党员屈懋修因为愤怒的双眼还在注视着来犯的敌人，于是又一梭子弹将他的双眼打成两个淌着血水的黑窟窿；牙牙学语的“监狱之花”——小卓娅在尸堆里哭喊着妈妈，一梭子罪恶的子弹竟将小娃娃的她打跳了起来，然后重重地摔在床铺底下，再也没有一点声息；刽子手们补枪时，双脚受伤的陈作仪，突然愤怒地站起来吼道：“不要打脚，现在你们冲着我的头打好了！”当他身中数弹时，仍在高呼着“打倒国民党法西斯”的口号……
渣滓洞的枪声终于停了下来。此时已是28日凌晨3点多钟。
“今晚李所长和兄弟们干得好！”满脸溅着血迹的雷天元拍拍敌看守所所长李磊的肩膀，夸奖了几句，随即登上汽车，说：“我要回城向徐处长汇报，你们在这里看好现场。”
雷天元刚走，刽子手们便争先恐后地冲到楼上的监舍，拼命地争抢着“囚犯们”留下的各种值钱的物品和衣服。
抢劫尚未结束，另一伙带着汽油和酒精的特务们又到达渣滓洞。“别抢了！快把木柴堆到楼下的监舍，然而再倒上酒精或汽油……”李磊觉得自己手下的行为太丢人，便挥着手枪，骂骂咧咧地赶着特务们忙乎最后一桩要办的事——焚烧屠杀现场。
“噗——”一根火柴划破了漆黑的夜空，渣滓洞顿时火光冲天……
“快走吧！共军天亮就要到这儿啦！”
“啊！长官，那我们去哪儿呀？”
“各奔前程吧！”
火光中，惊惶失措的特务们开始狼狈地四处逃窜。
火光中，监狱的铁门断裂了。监狱的墙壁也在倒塌……这时，死人堆里有人在艰难地往外爬……
1个，2个……
5个，10个……共14人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他们是：肖中鼎、刘德彬、孙重、傅伯雍、周洪礼、杨纯亮、陈化纯、杨培基、刘翰钦、周仁极、杨同生、钟林、李泽海、张泽厚，还有一位叫盛国玉的女同志。
关于大屠杀的那一幕，脱险幸运者刘德彬这样回忆道：
“……敌人机枪开始扫射时，自己的心里还是很害怕的。我当时和陈作仪同志坐在床上，立即倒下。由于门口堵塞的同志较多，自己尚未中弹，这时扫射的子弹在一、二室打得密些，我们五室打得少些。这时已有同志中弹后高呼口号和骂特务的声音，自己当时还是想表现得勇敢些，因为想到反正是死定了的，但也存在侥幸心理。因此，在敌人扫射的间隙，黄绍辉同志拉我一把，我们就从床上卧倒在屋的正中。因为屋的四周都挤满了人，特务的扫射也集中在四角。正在这时，我右臂中弹了。当时发烧流血，昏迷过去了……接着听到特务把门打开进来补枪，幸未中弹。后来房子着火了，这时我爬了起来，接着受伤未死的钟林、杨培基，还有一个贵州人， 我们一起冲到门口，但牢门被锁了，冲不出去。这时我发现门的下面有缝隙，于是我们几个人就把木门板撞开了，冲了出去……”
28日黎明前的渣滓洞，已如一口化为灰烬的棺材，焚焦的尸死味和酒精味、汽油味混杂在一起，熏出的气味异常难闻，浓浓的烟雾冲天而起，将东方的霞光掩得严严实实，只有一群乌鸦在那里低声地哀鸣着……
这一夜，仅渣滓洞一处，反动派一下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及其他人士180人……
同日一早，徐远举又命令保密局西南特区副总队长钟铸人将二处看守所的5人立即处决掉，并说：“尸体要处理好，不让共党拍照宣传。”在旁的雷天元递上卷宗，徐远举在李宗煌、高力生、司马德麟和欧治光、朱荣跃的姓名上打了圈后，钟铸人转身命令一旁待命的行动员肖光炯等人执行。肖光炯等打开后门，将李宗煌等5人枪杀于离看守所50米远的一个防空洞内。关在同一监舍的董务民、陶宜昌、杨亮西、贾子谦、雍国都等10人，乘机破窗脱险。
同是28日下午3时许，周养浩接到上司杨元森对关押在“新世界”饭店的杀人签批后，令徐善谋：“限令当天处决完毕”。徐善谋将批文和名单交保防处行动组长廖雄执行。廖雄原是交警一旅五中队队长，11月份才到保防处当行动组长，感到刚到任不久，又无大批处决人的经验，加上解放军已攻占南温泉花溪河五洞桥南面一带，国民党政府人员都纷纷逃命，行动组人手短缺，便请求抗战时的特务团老手、原警察局刑警二股股长邓培新协助。邓是上午刚上任的保防处专员。
下午4时许，廖雄和邓培新召集行动组书记金刚、原交警一旅十中队队副、1949年11月由廖雄介绍任行动员的马相时，和临时拉来的南岸稽查所服务员李家骅、稽查处朝天门检查所服务员饶振邦、稽查员麦育平、王燕开会。另外，周养浩还从“乡下”调来交警总局直属大队七中队副队长王跃彩任行动组副组长，另加一个杨进兴。他们在“新世界”底楼看守所的库房内开会，讨论屠杀地点。由于时间紧迫，会上众说纷纭，有的提出就在“新世界”防空洞内处决，但又怕枪声会惊扰军警，误认为共军已进入市区；有的提议押到大坪处决，但这无异于公开杀人；有的提议押往化龙桥、小龙坎一带的防空洞里密裁，但也怕造成误会。最后，周养浩、邓培新、廖雄商定29日一早在白公馆附近执行，邓培新负责组织押解。会后周养浩即通知“乡下”留守人员负责在刑场挖坑。
1949年11月29日
一早，交警直属大队七中队黄光书等7名队员奉中队长陈国清、副中队长王跃彩之命赶到“新世界”监狱。廖雄派王跃彩和杨进兴、李家骅、马相对、黄光书先到屠杀现场布置；廖和看守所所长王汝璧点名并指挥特务将32名“政治犯”一一上绑，并押上一辆从街口临时抢来的大客车。
“你们想干什么？”这时，“政治犯”们一边上车，一边疑惑地责问特务。
“送你们到法院去解决问题。”特务只好扯谎说。“走走！快出发！”廖雄紧张地命令车子马上开向刑场。随后，大客车由反动交警和特务饶振邦、麦育平等押解下离开“新世界”监狱。
车子进入大营门，经过白公馆，直奔通往松林坡的右侧山坡。
“下车！快下车！”屠杀开始，第一批4人，第二批十几人，他们刚被押到敌人事先已经挖好的土坑旁，还没来得及停下脚步，罪恶的子弹便从不同方向扫射而来…… 第三批的十几个人听到枪声，见战友们纷纷倒下时，知道敌人下毒手了，立即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他们面向敌人，愤怒地向前冲，却被敌人无情的子弹猛烈地扫射着……
“狗日的，你们的死期不远了！”
“反动派不得好死——”
“中国共产党万岁——”
悲愤的怒吼随着咆哮的松涛和凛冽的山风，顿使那些平常飞扬跋扈、冷酷无情的特务们一双双握枪的手在颤抖……
年仅27岁的钟奇，是《和平日报》的采访主任，1949年10月他带电台准备去黔东南参加武装起义时，不幸于11日晚被捕。一个多小时前，他离开“新世界”监狱时，急匆匆地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信：“亲爱的：不要哭，眼泪洗不尽你的不幸，好好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比我更有用。记住，记住！我最后仍是爱你的。还有一宗，你一定要再结婚。祝福，我至爱的贤妻！”此刻，他中弹后仰天倒下，那双不瞑之目却死死盯着苍天。
年仅21岁的女青年黄细亚，是一位美丽而充满热情的姑娘，她先后在《西南风晚报》和保育院幼稚院工作，并一直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对国民党部队的策反工作，1949年9月13日被捕。她在被捕前送给同学一首《一个微笑》的诗中这样表达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以你诗的镰刀，去收割人类的幸福。牢记着吧，诗人！在凯旋的号声里，我们将会交换一个微笑……”现在，她在敌人的枪口下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当鲜血浸红了她的衣衫的生命最后时刻，姑娘的脸上依然充满了胜利的微笑。
血泊中倒下的单本善，他用手指着特务怒目而视道：“会有人替我们报仇的！”
新世界大饭店总经理艾仲伦，因参加革命活动于10月12日被捕。在被作为临时看守所的新世界大饭店底楼地下室，当时关押着100多名“政治犯”。国民党反动派忙于逃窜，使这些被关押的人一天连一次饭都吃不上，看守的特务最后只好让当过饭店总经理的艾仲伦出去找吃的。在特务的看押下，他每天上街凭关系找人借钱，赊米、油、盐、煤炭，为“政治犯”找粮下锅。他的妻子和表弟见只有一个特务看押他，就劝他趁机逃脱，但艾仲伦却表示：“我不跑，‘新世界’里还关有100多人，还等我借钱买米回去下锅。我跑了，他们怎么办？”他本有机会跑出去，却为了更多同志的安全而放弃了生的可能。现在，他也倒在敌人的枪口下……
“哒哒、哒哒……”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
“共军快进城啦！跑啊——”特务们顿时大乱，他们连刚刚枪杀的32名“政治犯”的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
此刻，在重庆城内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宣布从即日起迁至成都。
中午，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召开在重庆的最后一次会议，布置全面撤退及对重庆进行大破坏事宜。
晚上10时，蒋介石的住所后面已枪声大作。“父亲，再不走就太危险了！”蒋经国急出一身身冷汗，催促其父蒋介石“早早离此危险地区”。当蒋家父子乘车开出山洞林园时，“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蒋介石不得不下车步行，“午夜始达机场”。当夜，“蒋总裁”就睡在“中美号”专机里，据说一夜未眠。
然而，这群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政府的刽子手们，在他们行将灭亡之时，给中国共产党人、可怜的重庆人民留下了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行——有一位在新世界大饭店牺牲的烈士的妻子在几天后带着女儿到大屠杀的现场来寻找她的丈夫钟凌云，她所看到的现场，今天我们读来仍然不寒而栗：
……我们一到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只见到处是岗亭、电网，解放军已经在开始守卫了，我们从白公馆监狱的坡上往下走，来到一个房子的坝子，铁门很牢，我走到坝子中间，一眼就看见一口棺材的上面放着钟凌云身前穿的衣服，上面满是鲜红的血迹和弹孔。我一把抓住血衣哭得死去活来，头不住地往棺材上撞，二妹夫他们急忙把我扶住。一会儿，死难烈士治丧委员会的人来劝我：“他们是为人民而牺牲的，死得光荣，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并还给我们照了相。我当时只是哭，还看到从坑里挖出来的其他烈士遗体，他们头发很长，面孔乌黑，横七竖八地被埋在土坑里，有的没手，有的没脚，有的头断了，总之惨不忍睹。马路上堆了很多血衣和装着死难烈士遗体的黑色棺材，流出来的血水把沟里的水都染红了……
11月30日
天明，“中美号”载着蒋介石一行起飞，带着绝望和不舍之情离开重庆，飞向成都。蒋介石从飞机往下望，机场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一片混乱情景和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的败兵溃勇。
“娘希匹！”蒋介石愤怒地骂了一句，结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骂谁。
同一天，人民解放军47军和11军指战员分别进入重庆市区。中午时分，重庆地下党领导的重庆电信系统党支部起草并以全体职工的名义，以当天第一封电报，向北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向党中央报告了重庆解放的喜讯。
下午，川东地下党代表和重庆工商界代表过江到海棠溪，欢迎解放军正式入城。傍晚，解放军从南纪门、储奇门、朝天门等处全面进入市区，受到重庆人民的热烈欢迎。至此，重庆宣告解放。
至此，关于重庆“红岩”故事中的“11·27”大屠杀也画上句号。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广义上的重庆“11·27” 大屠杀，不是单指1949年11月27日那一天或那一天的前后发生的屠杀，而是包括了有资料记载和经调查确证有名有姓的，在抗战后期至1949年11月期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地区及贵州息烽集中营的遇难人员。“11·27”大屠杀中的死难人数，已经包括解放后经各级人民政府审定、正式公布为烈士的人，同时还包括少数因各种原因目前尚未能定性者。经核实和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为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随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未定性者含叛徒共计31人。
“11·27”大屠杀，是中国近当代史上极其黑色的一幕，它是国民党反动派残暴本性的一次赤裸裸的表现。而在这场残暴的大屠杀中，中国共产党人在生命最后一刻表现出的坚定信仰和不屈不挠的英勇精神，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选自何建明长篇新作《忠诚与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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