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儿童节，想给朋友的小孩买几本童话书当礼物，去书店一挑，发现好看的、好玩的大都是西方的，或者具有西方思维的。本国好看的童话不多，好多都是直接、简单的训教体。为什么会这样？中国童话为何不爱说儿童该说的话？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问一下，中国古代有没有童话？或者说儿童文学？

检视5000年，从尧舜禅让到帝制轮替，儿童一直是作为成人的附庸存在，顶多算是郭巨展示孝心的工具，文学不可能为儿童而作。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史不过百年。大概在“五四”之后，伴随妇女解放思潮，文学中的“儿童意识”开始逐渐、缓慢、曲折地确立起来。

教育性成为儿童文学高扬的功能却不可避免，童话创作所展现的不是欢快、可爱，而更多的是说教、训诫。即使是张天翼这样的天才童话作家，最终也让童话向某种社会规范“融入”。

东西方童话中理想人物都崇尚真善美，但西方童话人物性格鲜明、张扬，而中国童话中的主人公则显得含蓄、内敛。相对西方童话来说，中国大部分童话多的是现实的滞重，少的是想象的空灵，而这正是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和价值观“造的孽”。

首先，我们的传统观念是父母对子女要慈善，子女对父母要孝顺。长辈不承认儿童的独立性，而是要求儿童要无条件融入到社会的一般准则和既定的秩序中，长尊幼卑，听话也得听，不听也得听。童话的不能出现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起，就弥漫着追求个性自由、人生欢愉的气息。文艺复兴之后，对人作为独立个体的肯定与个性自由的张扬被推向了极致。这种文化背景孕育出西方人主动、勇敢、爱冒险、爱竞争，追求自我价值体现的理想人格。西方童话中的著名人物小裁缝、大拇指可以说是这类人格的代表。

其次，儒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教化情结之深厚，放在世界民族之林也罕有其匹。这种集体无意识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创作，引导童话创作倾向“载道”。

人们经常忽略儿童的声音，更没有人意识到要为儿童创作适合他们阅读的文学作品。就算表现儿童的天真，也是为了装饰成人世界，表达成人所要表达的思想。即使有儿童文学的出现，也多是《三字经》、《百家姓》、《圣谕广训》、《幼学琼林》之类“蒙以养正”的读物。

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年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的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西方儿童心理学的发展更是肯定了游戏对于儿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而在西方童话中，想象力得到充分发挥，游戏精神往往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童话人物的成长自然显得轻松灵动，多姿多彩。

郑渊洁的童话算得上“千里良田一根苗”。可他笔下的皮皮鲁一方面有着难得的顽童特质，一方面却又心态成熟、富有思想，有时不免陷于沉重。不过，郑渊洁之于童话就像谢灵运之于山水诗。谢灵运的诗写游山玩水，已经很不错了，但总是带着一根玄言诗的尾巴。这是过渡现象，他之后，就是才华横溢的唐诗。如果类比成立，郑渊洁之后，中国童话将迎来一个灿烂的时代。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 熊 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