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引文常见于俄罗斯以及国外学者撰写的别林斯基传记、相关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著作之中，它出自俄国文学家、政论家、革命活动家赫尔岑（1812-1870）的自传性回忆录《往事与随想》（1852-1868）。

　　别林斯基的文章以及刊载这些文章的《祖国纪事》杂志，缘何会受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年轻读者这般的欢迎与青睐？

　　这还得从别林斯基及其思想的转变说起。

　　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他在莫斯科大学求学期间，就组织进步学生团体，还写过反农奴制剧本，因而被学校以“体弱多病，才能低下”为借口，予以开除。这以后，他从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工作，以文学批评为武器，反对沙皇专制、农奴制度，并从理论上倡导文学直面现实、反映社会生活，为奠定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础、推动俄国进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赫尔岑曾高度评价别林斯基，认为在他那虚弱的躯体里蕴藏着斗士般的性格，认为他耿介正直、嫉恶如仇、才思横溢，说他涉及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文章中那种使人耳目一新的、强劲有力的批判，那种对世界和生活的新见解震惊了整个俄国思想界，并且认定他是那个时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不过，别林斯基思想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面对沙皇专制的黑暗统治，俄国进步知识界为了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努力学习、研究西欧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莫斯科的一些进步人士则热衷于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理论。《往事与随想》中就有这样的记述：“一切毫无价值的小册子，在柏林和其他省城，以至县城出版的德国哲学书，只要提到黑格尔的，无不被一一搜罗来，在几天之内读到书页破烂、脱落、沾满污迹。”这就很能让人们看到当时的有些人是如何重视黑格尔了。

　　与知识界的一些人相仿，别林斯基也醉心于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理论，并且受其影响。这一时期，他虽然也意识到俄国社会的不公平与不合理，鄙视丑恶的现实，但又认为现实只不过是“绝对理念”的体现。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面对俄国丑恶的现实，看不清社会发展的前景，又如赫尔岑所说，他从保守的方面，理解和接受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错误地认为沙皇专制、农奴制度是现实的，也就是合理的，因而于1837至1840年间，出现了“与现实妥协”的倾向。他在一封信中就这样写道：“我看着过去那样为我所鄙视的现实……意识到它的合理性，从中看到不能抛弃任何东西，也不能对现实中的任何东西加以非难和驳斥时，这真使我欣喜莫名。”他还强调文学应当使人与现实和解。

　　别林斯基对现实的态度，他的这类观点，引起了莫斯科进步知识界的关注。赫尔岑就认为他的这类观点是荒谬的，并且坦诚地向他指出：“您可知道，从您的观点来看，您可能证明压在我们头上的丑恶的专制政体是合理的，应该存在的。”这话说得很重，但却很实在。别林斯基却不假思索地回答：“毫无疑问”，并且给赫尔岑念了普希金的诗歌《波罗金诺周年纪念》。

　　面对赫尔岑的这番话，别林斯基为什么要搬出普希金的诗作《波罗金诺周年纪念》呢？

　　原来，普希金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1831）涉及俄国殖民统治下的波兰争取民族独立的一次起义及其被俄国军队血腥镇压的历史事件。这次起义爆发于1830年11月，起义者的队伍迅速扩大，并在华沙建立了独立政权。为了镇压波兰人民的反抗，沙俄政府出兵，攻占华沙，时为1831年8月26日；这一天，正好是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后两国之间的一次大战役，即波罗金诺激战的周年纪念日。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大俄罗斯主义，普希金在这首诗里，反对波兰起义，并且极力宣扬俄国军队的威力，对俄国军队攻占华沙、镇压起义以及“被镇压的反叛只得保持沉默”予以赞美。这诗作问世八年后的1839年，别林斯基正为他心目中的那种理论所惑，认为不应对俄国军队镇压波兰起义持反对态度，并且肯定和赞扬了普希金这样的诗作。可见，别林斯基搬出普希金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意在说明那样的现实是“合理的”、“应该存在的”。

　　与上述态度迥然不同，赫尔岑反对沙皇俄国对波兰的殖民统治和蹂躏。波兰起义这一事件从始至终，都牵动着他的心。当他听到起义的消息时，他热泪盈眶，反复吟诵歌德写于1776年的《希望》中的诗句“不，这不是空虚的梦想”，表达他那美好的愿望：起义成功，波兰独立成为现实。在起义期间，他曾为俄国军队在镇压过程中的“每一挫折而欢呼”。起义失败消息传来，他迟迟不愿意相信。唯其如此，尽管赫尔岑对普希金这位俄罗斯近代文学奠基者赞颂备至，认为有教养的俄国人终生都应该反复阅读普希金的作品，但他对普希金《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类的诗篇，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如今，别林斯基却借赞扬普希金这样的诗作来肯定现实，这就使得他们发生了严重的龃齬、尖锐的分歧。就这样，他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

　　此后，别林斯基离开莫斯科，前往彼得堡，并且发表了一些包含“与现实妥协”观点的文章，特别是被赫尔岑视为向他们射出的“最后一批炮弹”，即发表了别林斯基有意取名为《波罗金诺周年纪念》（1839）的文章。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们也就断绝了一切往来。

　　不过，别林斯基并没有执迷不悟，也不会知错不改。在他来到京城彼得堡这个沙皇专制制度罪恶非常集中的地方之后，亲眼目睹了极其黑暗的现实、异常丑恶的世象，同时又受到日益高涨的解放运动的影响，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说，彼得堡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悬崖，他的美好的精神被碰得头破血流。他还在一封信中写道，与现实妥协乃是与卑鄙龌龊的俄国现实的一种强制性的妥协。他对自己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迷误，后悔不已。

　　别林斯基前往彼得堡几个月后，赫尔岑也来到那里。经挚友劝说，赫尔岑终于和别林斯基见了面。当赫尔岑提及别林斯基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文时，别林斯基说了这样一番话：“……您胜利了，在彼得堡的三四个月，比一切论证更能说服我。这件倒霉事不必再提。我告诉您一个情况就够了：前几天我在一个朋友家用膳，同席有一位工兵部队军官；主人问他，想不想认识我？军官凑在他耳边问：‘这就是那篇关于波罗金诺周年纪念文章的作者？’主人说：‘是。’军官冷冷地回答道：‘谢谢，我不想认识他。’这一切我都听到了，我再也忍不住，热烈地握住军官的手，对他说：‘您是个正直的人，我向您致敬……’瞧，这还需要说什么！”没有太多的话语，更没有浓描与重抹，只是如实地再现了一个既普普通通又有些许特殊的场面，别林斯基那种勇于面对错误的精神，清除滞留于心头污秽的决心，已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了。

　　赫尔岑预料别林斯基会用尽尖刻的语言，不遗余力地攻击他先前的观点，他也会猛烈地抨击社会的罪恶。果然，不出赫尔岑之所料，别林斯基确实这样做了。他多次狠狠地自责；他通过杂志、文章，在书报检查制度的暗礁间巧妙地前行，无情地鞭挞丑恶的现实，并且对维护、鼓吹专制之类的派别以及官僚政客、御用文人展开了不懈的斗争。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出现的莫斯科和彼得堡青年急切期盼《祖国纪事》的出版，迫不及待地阅读别林斯基文章的热烈情景。

　　作为回忆录的一个组成部分，涉及别林斯基的有关章节，就是这样以作者的亲身经历，运用鲜活的事实材料，并以含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为依托，真实地追叙了俄国文坛的这一“往事”，留下了有关的生动情态，又真诚地记述了他对这段往事的“随想”。“往事”与“随想”在文本中交替出现，糅合在一起，使得事情的前前后后，历历如在眼前，为别林斯基有关这段经历所留下的文章、书信等文字材料提供了确切的印证，是别林斯基转变真实、生动的写照。

　　其实，这样的描述，并非涉及有关别林斯基的一些部分所独有，而是贯穿于该书的各章节，也即这部丰富厚实的回忆录的其他部分，同样是从事实材料出发，把追叙“往事”与记述“随想”融为一体，从而再现了从1812年抗击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1825年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迄至巴黎公社前夜这数十年间俄国和西欧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众多的社会生活画面，展示出作者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的认识与态度及其人生沧桑和他对真理的不倦探索与追求、奋斗和缺憾。

　　有鉴于此，赫尔岑的这部自传性回忆录问世后，就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与推崇。雨果读完赫尔岑寄赠的《往事与随想》后，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您的回忆录是幸福、信仰、高度智慧的编年史……您培养人民对专制主义的仇恨，您在帮助制服恶魔……”巴金也格外看重这部巨著，指出它是“我最爱读的一部书”，说他深受其影响。当他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接触到《往事与随想》时，他就心怀意愿：翻译这部回忆录。虽然由于疾病缠身等原因，他未能终卷，但他那强烈的意愿却依然久久地萦绕在心间。他多么盼望有一部《往事与随想》全译本早日问世。后来，当他得悉此书译者项星耀的全译本即将发排的消息，他非常兴奋。在收到项星耀寄赠三卷本《往事与随想》后，巴金给译者写了信，为他“终于把它们送到中国书市来了”，也为他替自己“偿还了一笔欠了几十年的大债”而深致谢忱。巴金还说：“读到您介绍的好书，我实在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