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武昌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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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界也正掀起一阵辛亥题材热。不少研究者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以及深度发掘,从不同视角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多元化的阐释。这让发生在百年前的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在学者笔端呈现出多样的注脚和复杂的风貌。
首义“第一枪”变得更扑朔迷离——伍立杨《中国1911》
“陶启胜摇晃站起还想挣扎逃跑,士兵陈定国举枪对准他,毫不犹豫就扣动扳机,情急之下的这一枪,打中他的腰部。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这是学者伍立杨在《中国1911》中对武昌首义第一枪的场景描述。这种说法让本已存在争论的“第一枪”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伍立杨说,武昌首义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这可能是历史上一个谜。一般记载均认为第一枪是工兵营的熊秉坤放的。但在民国三十五年(1946),首义同志会开会时,吕中秋却认为第一枪是他放的,会中熊秉坤与吕中秋两人均在场,为了谁放第一枪问题,两人吵起来。后来,还有说是金铫龙在跟陶启胜争斗时开的第一枪。
伍立杨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其时排长以上才有挂表,一般老总们连挂表都没有,因此,时间之先后就很成问题。此其一。就地点而言,有的在工兵营放第一枪,有的在炮兵营放第一枪,虽然都是第一枪,但到底谁先谁后,就很难考证了。此其二。到了武昌首义的3年后,即1914年在日本,中山先生曾指着熊秉坤,向各位同志朋友介绍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伍立杨对此认为,不管是金铫龙、还是陈定国,其营代表都是熊秉坤,说熊先生打响第一枪,可视为广义的第一枪。至于狭义的第一枪,还得归于陈定国。
驻扎在城外南湖的第八镇炮队立即起义响应,并经武昌中和门入城。
武昌起义军将士改写了中国历史进程。
武昌首义的成功很偶然——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
“武昌起义一举大获成功,很大的一个因素,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喊了一嗓子‘芝麻开门’,门就真的开了。”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学者张鸣的这句非常文艺的话,把武昌首义成功的偶然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他说,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并不看好武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武汉属于四战之地,起义发动,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坚持不下来。没想到,这个中心开花的起义,不仅守住了,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辐射开来,一举大获成功。
他叙述道,其实当时清军留守武汉的部队不到万人,而起义的部队,不到3000人。武汉那么大,仅凭3000人,要想守住,几乎是不可能的。势必要扩军,扩军就得有钱,有枪。如果革命党人拿下的武汉,是一座没钱没枪的空城,这些一向穷极无聊的革命党,真的没法可想。非常幸运的是,总督瑞澂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当时,藩库里有大量存银,军火库里有可以装备几个师的枪械。于是,起义军在很短时间,发展到2万多人。一听说武汉的起义军有了2万多人,湖南、江西、河南的清军部队,吓得要么不敢来,要么来了不敢放枪。
张鸣说,如果清军在起义后马上反扑,起义军能不能守住武汉,很难说。而清军之所以没这么做,而是要等到准备充分、调集充足兵力才肯动手,很大程度上,是顾忌扩军之后起义军的规模。
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于10月11日占领武昌城。图为光复后的警钟楼。
黎元洪备受争议,黎元洪被严重妖魔化——马勇《中国大革命1911》
“实事求是地说,黎元洪的加入确实使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有很大减弱,而也正是这种减弱,却使湖北军政府赢得更多欢迎。”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者马勇看来,黎元洪是被后来的民国史严重妖魔化了的人物。
马勇在书中讲道,黎元洪见多识广,与各路英雄都有相当结交。革命党人很早就相中了黎元洪,认为他的进步思想具有进一步转化的潜质,如果给予适度推动,黎元洪一定会成为革命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但黎元洪和当时军界领袖的一般看法一样,都是君主立宪制的信仰者,他同情当时各地兴起的保路运动,但比较反感暴力革命。所以当武昌起义发动后,新军中的革命党派员给黎元洪送信,希望他适时投身革命领导革命时,他毫不犹豫手刃来使,希望用这种办法平息新军中的骚乱。
但黎元洪根本没料到那次哗变这么厉害,他感到情势不妙,于是在随从的陪同下躲进了一个部下的家中。起义军获悉黎元洪藏身之地后,派员来请。黎元洪最终答应,是因为革命党人的诚恳态度,也是军人的职责迫使他不能放弃如此责任。他认为,如果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官予以领导予以管理约束,那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马勇认为,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黎元洪确实没有出来主动管事,大概是黎元洪的真情流露,也是革命党人所需要的,他们只是需要黎元洪的声望和影响力,并不真的需要黎元洪指手画脚。(辛亥革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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