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兰的歌声

        正常状态下，陈星和音乐的最短距离是20公里。这是她家到镇中心小学的距离，那儿有一位小学音乐教师，可以教她识谱和唱歌；如果想买几本关于音乐的书，需要再坐20公里的车到县城书店；想要买一把小提琴，就得再到110公里外的保定去；再走140多公里，就可以到北京演出了——— 要是她水平足够的话。

　　总共300公里的距离如今都变成了零。因为一位来自北京的老太太。

　　你们会唱歌吗？

　　她的时间是精心掐算好的：早上从家坐地铁到北京火车站，9点开的火车两个半小时到定州，吃口饭；坐3个半小时的大巴到阜平县城，正好赶上往马兰村的唯一一趟班车，再在坑洼不平的公路上颠簸一个半小时。300公里的行程整一天。

　　这种行程，68岁的邓小岚已经坚持了6年多，基本上每月一次，来给村里的孩子上几节义务的音乐课。

　　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是因为她父亲在这里待过十年。十年间，他在这里主持出版一份名叫《晋察冀日报》的报纸，他的7名记者、编辑在与日本人的交手中阵亡。19位村民为掩护报纸而被杀害。

　　她父亲叫邓拓，《人民日报》的首任总编辑。

　　马兰村人能说会唱的很多。“这跟当年的八路军报社有关系。”村支书白万强不无自豪地说，40年前村里演《红灯记》，他亲哥唱李玉和，姐姐唱李奶奶，表哥唱鸠山，侄女唱李铁梅，他年纪最小，演了一个日本兵。一家子基本就把戏包圆儿了。

　　70岁的白玉丛还当着记者的面唱了一段，字字合拍叠律。“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没钱不能买……”

　　1939-1948年，中国共产党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党报《晋察冀日报》在马兰村整整出报十年，邓拓是社长。在马兰村，他还主持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74岁的乡村医生王士亮回忆，当年《晋察冀日报》的记者编辑们喜欢教他们这些乡村孩子识字、唱歌，只要来学就给糖吃，“肯定不叫你白来”。当时教的主要是抗日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后来就教《白毛女》。

　　阜平县位于河北保定，是当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进京后，《晋察冀日报》改名《人民日报》，邓拓任第一届总编辑。他在给北京晚报写的专栏《燕山夜话》中，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马南邨”，取自“马兰村”谐音。

　　邓小岚出生于1943年，是邓拓和妻子丁一岚的第一个孩子。她被寄养在马兰附近，直到3岁。2004年起，她频繁地造访马兰，开始义务音乐课之旅。

　　音乐课起源于一次烈士扫墓。“我忽然想问问孩子们，你们会唱歌吗？他们全摇头。《学习雷锋》？《少先队队歌》？”邓小岚回忆。最后问到《国歌》，才有一两个孩子会唱，但跑调得厉害。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她。这些在建国50周年前后出生的孩子，音乐素养甚至不如他们在战火中长大的祖父祖母。

　　乡村课堂

　　马兰村其实是个不到300人的自然村，隶属于阜平县城南庄镇岔河村。村里没有学校，只有一个教学点，大约20个孩子待在一间几近倒塌的危房里。在教孩子们哆来咪之前，邓小岚先向自己的弟弟妹妹集资4万元，修了一排整洁明亮的房子做音乐教室。

　　教室的小黑板上，展示着上一次课的教学内容：三首曲谱，《念故乡》、《雪绒花》和《山楂树》。她喜欢教孩子们这类入门级的世界名曲，既纯真优美，又易于练习。

　　所谓练习，更多地是指练习乐器。马兰村人均只有半亩耕地，连温饱都是刚刚解决，绝大多数家庭没有给孩子添置乐器的能力。邓小岚也没有。为此，她不惜求亲告友，为孩子们搜罗了数十件小提琴、手风琴、吉他和笛子。

　　《邓拓和他的一家》作者，知名传记文学女作家庞旸就把她1977年买下的一架鹦鹉牌手风琴捐给了邓小岚。“这是它最好的归宿”，她说。

　　这架手风琴现在属于一个叫梁一的11岁男孩子，他的家就紧挨着音乐教室。母亲牛彦花发现，儿子学琴以后变乖了，会在家练琴时照看妹妹了。

　　另外一些改变则属于精神范畴。王士亮的孙女，10岁的王薇只有在吹笛子时，才愿意在外人面前展示自己。自从她父亲多年前在北京打工，不慎在工地上坠亡后，她就陷入了沉默。而另一个学小提琴的女孩陈星则喜欢在电话中对着听筒拉曲子，电波的另一头是她在内蒙古打工的父亲。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农村留守女孩，相貌清秀，但手指骨节很粗，手掌也粗糙。为了上学，她每天需要走近一个小时；想和父亲交谈，只能一周一次，用电话。

　　“我爸爸去年修高铁，今年盖楼房，上个礼拜刚走的。”昏黄的灯光下，11岁的陈星一边做作业一边快活地说，“我对着电话给他拉琴，他都笑了。”

　　50岁的代课教师孙建芝说，她本身就不识谱，更别提教音乐了。陈星就读的岔河村小学校长宋杰则说，他的学校一年只有5万元教学经费，连添置正常教学用具都有困难，更没有专职的音乐教师，只有20公里外的城南庄镇中心小学才有。

　　陈星每天练半小时琴，尽管一开始的时候左手手指按弦很疼，仍然坚持下来了。她明白这种奢侈的来之不易。

　　“老师说我不稳当。”陈星有点苦恼。她太爱拉琴了，这学期的成绩从全校第二掉到了第五名。“老这样下去就不能考大学、做音乐家啦。”

　　做音乐家，她的邻居、同学兼乐队队友刘爱玲也持这样的理想。今年8月8日，她们所在的马兰小乐队去了北京，在第四届中国优秀特长生艺术节开幕式上做了表演，在得知这些孩子来自300公里外的一个贫困山村时，全场先是惊愕，继而报以掌声。

　　音乐带给孩子们最突出的改变可能是，几个孩子多了一个“当音乐家”的理想；相较之下，那些没有学音乐的孩子，对理想这样的词则普遍显示出一种麻木和淡漠的状态，并很快跑开。

　　邓小岚让马兰村的音乐跨越了70年的时光和300公里的距离，得以延续。今天，马兰村的小乐队已经有50多人，小提琴、手风琴、笛子、吉他俱全，到北京参加了好几次公开演出。村里甚至还有一首村歌，《马兰童谣》，“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美丽的马兰，别忘了唱一首动人的歌谣……”

　　“只要活得愉快”

　　孩子们只是这场比赛的表演者而非参加者，这是现实。邓小岚一个人的力量只能做到如此，每次到马兰，她待一周左右。

　　邓小岚住在与音乐教室相连的一间阴冷的小屋里。牙膏尾部卷了几圈，再加上一个夹子。牙缸是用一个罐头瓶子做的。这里和她在北京的家一样朴素。她教授音乐的范围已经从马兰村教学点的近20个孩子，扩展到了岔河村小学的上百名学生。为此她不得不扩大自己的责任，更多地求亲告友、搜罗器材。

　　“教音乐课的初衷是我想给那里的小孩子升学、就业拓宽一些路子。即使他(将来)用不上这些东西，但是从精神生活上，他一生都会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精神状态。”邓小岚说。“我不指望他们有多大的什么成就，比如当个部长，就是成就了吗？我觉得，只要活得愉快，工作做得合格，就是成就了。”

　　她父亲邓拓本身就喜爱音乐，经常听《阳关三叠》一类古典民乐，还会用福州话唱古代诗词。

　　父亲的爱好，沿袭到邓小岚这里变成了世界名曲。她还给美国乡村歌手约翰.丹佛的《乡村路带我回家》改了歌词，教孩子们唱：“美丽的家园……故乡马兰…铁贯山高高……胭脂河流水潺潺……”她也教过红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和《查路条》，那是为了给来参观的《晋察冀日报》的老报人们表演。

　　这些歌曲是孩子们的父母一辈相对最熟悉的。年轻时，他们正赶上一个全民大合唱的年代。

　　57岁的村支书白万强回忆，他上中学时每天必做三件事，全村人都一样：背语录、给毛主席画像鞠躬、唱歌。“主要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语录歌。”

　　当时教歌的乡中学教师刘金彪———也就是小提琴女孩陈星的姥爷———的回忆则是：教师必须教唱语录歌，每家还被安了一个小喇叭，强迫学歌。“你不听都不行”。去参加婚礼，每人要当众唱一首毛主席语录歌才能入席。

　　1966年邓拓含冤而逝，在父亲死后、母亲被批斗的那段日子里，一把小提琴一直陪着邓小岚。《梁祝》，《新疆之春》，她拉着这些优美动人的曲子，对抗外面铺天盖地的语录歌和口号。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她被分到山东泰安一个小药厂当工人，也带着琴。

　　口口相传

　　这位脸色红润的老太太一提起父亲在“文革”中受难的往事，往往潸然；但只要改换一下话题到孩子们和音乐课，马上就破涕为笑，笑颜盛开。

　　“马兰太美丽了，邓老师太可爱了。”留着长头发的阿里解释说。

　　他是“丝绸之路”乐队的主唱，也是一个被邓小岚吸引来的音乐人。不久前，他刚刚带着自己的朋友、《干杯朋友》的词曲作者杨海潮去马兰村，给孩子们上了几节音乐基础课。令人莞尔的是，陈星、梁一对他的长头发印象更深。因为这是村里第一次来长头发的男人。

　　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1986年出生的刘汉祥为邓小岚拍了一部纪录片《马兰的歌声》，片中主题曲《马兰童谣》的作者更出生于1988年。他们都是经过口口相传，被邓小岚吸引来的。通过她，水木年华组合给岔河小学捐了35部复读机，一家音乐杂志捐了一架钢琴。

　　这种延续，邓小岚已到了不得不考虑的时候。68岁的她也快跑不动了，今后谁来给孩子们上音乐课？

　　最后，她托人联系到了河北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已经来了好几次，下一步要在这里成立一个社会实践活动的基地。《保定日报》记者杨颖是这次合作的促成者，河北大学是她的母校。在一次采访邓小岚之后，她主动打来电话：“我能帮您做什么？”

　　“说实话，邓老师不想做得太张扬。”杨颖这句话，是邓小岚身边人们的共同感受———她不愿意求助于权力，宁可自己一个人来做。不然，她要做这样的事，真是太容易了。因为她，岔河村小学甚至改名为“岔河村马兰小学”。

　　“她当年的那些同学，现在省部级就有好几个，进中央的都有。”村支书白万强说，后悔没有早点求邓小岚，否则，可以让西柏坡到阜平县50多公里长的高速公路改道，经过马兰村……“现在说晚了，省里都立完项了。”

　　邓拓于1979年平反，但邓小岚并未要求回到北京。她父亲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大多官复原职，她想在中央部委或央企谋一个位子易如反掌。但她选择了继续留在泰安小城。她觉得，求人是一件过于困难的工作。直到16年之后，她丈夫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市公安局当了一名警察，她才跟着搬回来，在北京市公安局科技处管资料，四年后就退休了。

　　在她退休的前一年，她母亲———开国大典的现场播音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丁一岚去世。在遗嘱中，丁一岚说：在弥留之际，希望撤掉一切抢救措施，在床前放她一生最爱听的《延安颂》。年轻时的理想，她从未改变。

　　女儿———一名音乐教师问过邓小岚这样的问题：这些孩子现在学了音乐，将来面对社会上的黑暗丑陋，不是更受伤了吗？他们美的视野已经打开，成年以后却要面对一种非常劳累或者枯燥的生活，这样的对比会不会更加残酷？

　　她答：如果现在你就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呢？还不如现在多教给他们一些真善美的东西，长大以后，他们自然会明白社会的复杂。当你有痛苦的时候，有不愉快的时候，只有自己宽慰自己，只有音乐能做你最好的朋友。

——摘自《南方都市报》作者 冯 翔

纪录片：马兰的歌声

http://video.sina.com.cn/v/b/53633455-1154814690.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iLY0pGFKnpc/

两个版本，内容有所不同。

http://www.tudou.com/v/iLY0pGFKnpc/&rpid=28219556/v.swf

还是土豆靠得住些。

    建议邓小岚学章怡和一样，把“邓拓之死”写出来，更能警示后人。

看完帖子、看完视频眼睛湿润了，为邓老师所感动！有了邓老师，马兰的孩子们真幸福。我也想大声的说：“马兰太美丽了，邓老师太可爱了。”

我的小学、中学基本都是在文革中完成的。九年里学了很多歌，大多是红歌，如语录歌、诗词歌等等。但没学过识谱，那时上“唱歌课”，老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一大张抄写的歌曲用图钉钉在黑板上，有时老师个头不够高，就请后排的男生帮忙。然后一句一句的教唱。视频中，邓老师形象的说：“唱歌里的声音就像上台阶一样，最低的一级是‘哆’………..”很遗憾，我们那时的音乐课把这些最基础的音乐知识都省去了。

在我的记忆中清晰地记着文革是由一首顺口溜口号开始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个是一家，它们污蔑我们党，我们坚决消灭他。”那时的我只有8、9岁，什么也不懂，只觉得顺口溜朗朗上口，唱得很欢。今天，面对视频里的邓老师，我十分惭愧，邓老师，对不起！

和楼上的向北一样也念过“邓拓吴晗廖沫沙~~~~”的顺口溜，现在想来，那个时代给我们童年的那张白纸上都涂鸦了些什么呀？

    这种精神上的支农、扶贫，比光是财、物上面的支援，影响要深远得多。

    可惜的是，我们的政府、领导、慈善家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