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涛

2011年6月 炎黄春秋网刊外稿1396

一、黄埔军校早期的招生考试

黄埔军校，这所创办于20世纪20年代的著名军事院校，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统计数字，黄埔军校从1924年创办，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短短的二十六年时间里，涌现出了40位国民党军上将，担任过国民党集团军总司令、兵团司令以上职务的有50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0位元帅中，有5人出自黄埔；10名大将中，黄埔出身的占3位；57名上将中，有黄埔师生8人；此外，在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中，担任正军职以上领导职务的也有近40人。从以上的数据不难看出，黄埔军校俨然成为了近代中国一个不能回避的“历史地标”。

海内外学者关于黄埔军校的研究可谓成果丰富，对于黄埔军校创建的背景、经过、发展、影响以及国共两党著名将帅都有过具体探究。针对黄埔军校时期所发生的北伐战争、中山舰事件等历史事件也有过深入探讨。但是随着研究的加深，总会有这样的疑问，即为什么在积贫积弱的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却拥有这样一所出色的军事院校？正所谓饮水思源，要想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要从黄埔军校的起源入手，特别是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对于这一点，目前国内外学界研究较少，因此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所在。

ffice:smarttags"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明确指出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屡次失败的根源所在，即“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因为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1]”。也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坚定了创建革命军队的主张，于是黄埔军校就在内忧外患的华夏大地上应运而生。军校诞生了，自然要有人来报考，而怎样举行招生考试，又以什么标准录取考生，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难题。于是在黄埔军校筹备伊始，招考学生以及审查员生资格就被就被排上了最为重要的议事日程，分列第四项、第五项，仅次于订定校章，修理校舍，任免教职员之后[2]。1924年2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蒋介石拟呈的《军官学校考选学生简章》。明确提出办学宗旨为“本校希望对于军队有彻底的改良进步，故拟使全国热心有志堪以造就之青年，得有研求军事学术之机会，并教以三民主义，俾养成良好有主义之军人，以为党军之下级干部[3]。”1924年10月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即刻任命邓演达为筹办黄埔军校考试委员会委员[4]并制定了《考试委员会办事规则》，针对考试题目、监考事项、考场纪律都做了明确说明，整个规则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既体现了考试委员会的权威性，也体现了入学考试的公正性[5]。这些举措都体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于招生考试的格外重视。而黄埔军校的招生简章也很快产生，依次如下[6]：

一、本校为养成革命军干部军官，完成国民革命起见，特续招入伍生，施以军事预备教育。

二、入伍生期限六个月，期满后甄别及格者，升入本校为学生，修习军事学术，一年毕业。

三、投考者须于八月二十五日以前，持二寸半身相片三张，中学或与中学相当之学校毕业文凭，及党证或各地区党部之介绍书，分赴广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本校驻省办事处”，上海“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报名(党证报名时验发还，文凭试毕发还)。

四、投考者之资格如下：

  A、年龄：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内。

  B、学历： 旧制中学毕业及与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

  C、身体： 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疾、肺病、花柳病等疾害。

  D、思想： 中国国民党党员，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有本党党员之介绍者。

五、试验之种类：

  A、学历试验：按旧制中学修了之程度出题，求笔记之答案。

  B、身体试验：准陆军体格检查之规定，分身长、肺量、体重、目力、听力等项。

C、性格试验：用口试法，观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

六、在广州投考者，无论从何地来试，录取与否，均不发给川资，在上海、开封取录者，则给与川资来粤。

七、入队后，服装、书籍、食费、零用，概由本校供给。

八、本简章之外，关于试验手续、课目调制、成绩等，另有细则。

这份简章对于报考者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及年龄、学历、身体状况、思想、考试科目都做了详细说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投考者资格中对于思想的要求非常明确，即为中国国民党党员，或具有接受国民党主义之可能性，不抵触国民党主义思想，并有国民党党员作为介绍者。而在考试试验种类中，不同于以往军校考试的是除了学历试验、身体试验外，还增加了一项性格试验，其考试方法为口试法，目的在于观察考生对于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入学考试不同于其他军校的是极大地加强了对于考生思想的控制，用三民主义理论控制考生，使考生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进而加入中国国民党。此外，另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招揽人才，黄埔军校还针对全国各地制定了招生计划，按照省份以及军队分配了招生人数。全国拟定招生324名，其中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共50名；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西、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每省12名，共168名；湘、粤、滇、豫、桂五军各15名，共75名；国民党先烈家属20名，尚余11名。另招备取生30名至50名[7]。1924年3月1日，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入学试验委员会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彭素民、严重、钱大钧、胡树森、张家瑞、宋荣昌、简作桢为试验委员[8]。经过孙中山批准，1924年3月27日，黄埔军校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举行了第一期入学考试[9]。考试科目为作文，要求考生论述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良策。此外还有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考试[10]。参加考试的学生多达1200余人，因考生学术较佳者比较多，所以酌量宽限录取。1924年4月28日发榜，经过严格考试，第1期共录取正取生350人，备取生100余人[11]。

黄埔军校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院校教育的先河，因此国共两党都极为重视，纷纷动员有志青年报考。当时的共青团广州地委就曾拟定派三、四人报考，以备将来从事军人运动[12]。粤军军长许崇智甚至对所有来找他开介绍信的部下一律照准并且保留军职，照发薪饷，而且愿意为一切报名资格不够，怕自己考不上的人说情。除此之外，包括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程潜、李济深、李福林在内的国民党元老开来的“条子”更是满天飞[13]。在这种情况下，考试委员会为了保证招生考试、录取工作公平公正，特地在1924年4月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出启事。明确指出，“稍有徇私，不特无以示大公，亦违本会组织之本旨，与五权宪法中考试权独立之精神相抵牾，贻弊滋多”，同时希望“尚祈信仰主义，各守规律之各同志友好深予体谅[14]”。其实并不只是学生入黄埔求学需要考试，就连军官入黄埔工作也需要考试。黄埔军校在1924年2月19日的《民国日报》刊登了《陆军军官学校招考下级干部布告》，除了体格强健，还特别要求品性端正。此外，投考区队长要求“曾在保定军官学校及其他相当程度学校卒业”；而投考分队长也要求“曾在军事学校卒业，或在军队服务（准尉军士）多年”，而一旦考取，待遇从优[15]。1924年8月26日的《民国日报》再次刊登了《陆军军官学校招考军官布告》，针对所需少校以下军官的现状，决定采用考试方法选拔。要求报考者毕业于军官学校及其他正式军事学校并提供一份详细履历、毕业证书以及一张最近本人相片[16]。

即使是对于已经成功考入黄埔军校的学员来说，招生考试也只是第一步，此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考试。例如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分队长的选拔也需要考试，对于投考队长资格的要求除了年龄、学历、身体条件外，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国民党员，而那些对于国民党有同情而未入党者，暂时准许参加考试，一旦考取，必须后续加入国民党。考试科目也很全面，包括国文、三民主义、算术、典范令、实兵指挥（单人教练、班教练）、身体检查六项[17]。而如果要参加无线电招生考试，也必须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才有资格。实验科目包括听力、物理、数学、英文四项[18]。随着黄埔军校招生的日益增多，招生考试的种类也逐渐变化。此后的黄埔军校高级班考试分为保送试验与入学试验两种方式。考试科目包括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政治、数学、理化、口述等等[19]。而在《宪兵招考简章》中，则明确要求报考者体格五官端正，无嗜好，身体强壮，无暗疾，高小毕业（或与高小有相等之程度）文理通顺，同时要求两名中国国民党党员作为介绍人[20]。

此后的入伍生招生考试组织更为严密，程序也更加严格。要求广东省投考者，必须到长堤肇庆会馆入伍生部、黄埔军校编译处报名；其他省投考者必须向各省党部报名并由各省党部汇送中央党部，咨送黄埔军校，同时要求各省党部汇送的报考者，必须经过该部执行委员三人以上签名，方为有效。考试科目上，也做到了文理分科，文科生要求参加国文、政治、历史、地理考试；理科生则要求参加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考试。即使是身体检查，较之以往也更为科学，考试完毕后必须由军医处统一检验体格，并将体检结果分为甲、乙、丙、丁四等。其中身体强壮而无疾病者为甲等；身体本健壮而有皮肤病，容易医治者为乙等；身体屏弱或染有隐疾者为丙、丁等。甲、乙等者为合格，丙、丁等者为不合格，决不取录[21]。为了增强对入伍生的素质要求，黄埔军校还开展了“甄别考试”。针对各队入伍生程度不齐的现状，决定由教官、总队长会同拟定试题，通过考试成绩分出高低，另行编队。并要求“各队长官每月按照表式考查，尤须注重品格，填列考语呈报。其有品格不端者，学术虽长亦在所不取[22]”。但是，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国民党独裁统治也日益加剧。所谓的“甄别考试”也逐渐成为国民党控制学生以及各军队派系相互倾轧的工具。例如1941年，兰州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所举行“甄别考试”的主要目的就是“大量削减三十四集团军的实力和第七分校的学生名额”。时任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派来了专门负责甄别考试的特派员杨言昌并由他带来了考题，一天半的时间就考完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五门课程。“甄别考试”结果出来后，连同原来凤翔总队被淘汰的共计一千一百多名学生被押送到了凤翔。这一千多名学生的衣、食生活等等，再也无人过问，甚至学生想找长官接洽，领取衣物棉被之事，也找不到问事之人[23]。其处境之悲惨，着实令人同情。

从1924年5月到1927年7月，黄埔军校总共招收了六期学生，合计两万余人。他们来自全国26个省，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的进步青年也来到黄埔军校学习。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变化，黄埔军校也在蓬勃发展，陆续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分校，而招生考试也随之发生了各种变化。

二、招生考试的变化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中国，正处于暴风骤雨的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的烽火从珠江流域一直席卷了整个华夏大地。而黄埔军校，这所诞生于风起云涌黄埔城中的军事院校，其迅猛的影响力着实令人震惊，“黄埔”二字已经不仅仅代表一个地名或是一所学校，而是代表一种热爱祖国，百折不挠的崇高理想。正因为如此，她成为了成千上万有志青年立志报考的名校。但是，黄埔军校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而且招生有限。为了最大限度招收有志青年，黄埔军校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办多所分校，而招生考试也伴随着这些分校的创建在不断发展变化着。

1925年3月，黄埔军校学生军第一次东征平定潮汕之后，为了给随同出发的第二期学生补习课程，筹划设立了潮州分校，后来撤销。直到第二次东征再次平定潮汕后才将潮州分校恢复。潮州分校的入伍生升学后，第一军未接受军事政治教育的五十余名军官又参加了补考并进入分校参加训练。这批学生毕业后，潮州分校即告结束[24]。尽管潮州分校时间较短，但却开创了黄埔军校创立分校的先河。招生名额的增加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如何保证生源的质量，而这些都对招生考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蒋介石以“革命势力日益膨胀，军事人材仍感缺乏”为由，于1927年2月10日创办了长沙分校。在湖南开始招生，定学额为一千名。其中包括皖豫两省学生各百名，分步、炮、工、政治四科，修业期间为一年[25]。当长沙分校招生的消息传出之后，湘、鄂、赣、川、黔、皖、鲁、豫、粤、桂各地的青年，为向往黄埔军校的名声和奔向革命的征途，都纷纷投奔长沙参加应考。报名人数之众，竟达一万多人。由于择优选录，所以学生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比较高[26]。

长沙分校后来并入了武汉分校，而武汉分校则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又一产物，这所学校也成为了黄埔军校众多分校中极为重要的一所。1926年11月1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正式成立，邓演达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包括郭沫若、李民治、彭漪兰、王法勤、杨树松、王乐平、陈公博、詹大悲、李汉俊、董必武、刘芬、包惠僧、纪钱、郑强等众多国共两党重要人物。招考委员会制定了包括投考资格、名额支配、各地招生人员及旅费、考试日期及科目监试、入场阅卷、取录标准、落第生之救济等多项规定。除特派员于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上海、奉天等处招考外，又承认河南、安徽、山东、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奉天、热河等处党部及韩国青年会介绍学生投考。为了更加广泛招收有志青年同时提倡男女平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商量在即将成立的军校中办一个女生队,招收第一批女生,让他们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毕业后与男生一样担任军官[27]”。武汉分校招生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初试考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考国文并测验党的常识及政治常识，检查身体。先后初试复试各五次，初试生约共六千余人，复试生约四千人，最终录取1181人，其中男生986人，女生195人。男生以四川籍为最多（207人），女生以湖南籍为最多（61人）[28]。还有一部分未被录取的考生由临时开办的政治训练班南湖学兵团录取。1927 年3月底,南湖学兵团的30名女生编入军校女生队,人数扩大到213人[29]。武汉分校首次招考女生是黄埔军校招生考试的创新之举，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正规的军事政治学校中接受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女兵队伍。此外，从最终录取学员籍贯来看，武汉分校的招生考试明显呈现出了地缘特征，即与湖北临近的四川、湖南两省学生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录取学生总数在男生学员与女生学员中分别最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黄埔军校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分校，直接为抗战服务。战争初期，胡宗南所部第十七集团军参加淞沪战役后，奉命转进皖豫，开赴陕西凤翔一带整训。沿途收录了请缨抗日的知识青年一千二百余人并编为抗日青年学生队，随军训练[30]，这就是黄埔分校第七分校的前身。黄埔军校第九分校建于新疆乌鲁木齐，此分校学生包括汉、满、蒙、回、维吾尔、哈撒、塔蓝旗、索伦、锡伯、归化（白俄）、塔塔尔、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塔吉克十四个民族。又因为第九分校学员身处当时教育欠发达地区，较之往届文化水准偏低，每届招考新生程度都不能达到要求。因此为了补救，仍然保留了入伍生预备班并对他们施以相当教育[31]，从而提高其程度。位于昆明的第五分校前身为云南讲武堂，1939年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由于部队急需下级干部，因此这一期的招生名额增加了一千五百名，此后各期陆续增加，录取科目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分为步、炮、工等科[32]。

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黄埔军校以及其分校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这一时期分校的招生考试也凸显了反帝反封、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与特征。同样的一场招生考试，有组织者，也会有参加者；有成功者必然也会有失意者，可以说是一场招生考试后，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么招生考试对于每一位参与者又会有着怎样不同的历史记忆呢？

三、历史的深描：黄埔师生的考试记忆

在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提出了“阐释人类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即“深描”法。“深描”是指通过特殊的视角和细致的分析，展示当事人的语言、行为、信仰等等，甚至是他们的“自我”的概念，由此对当事人的文化进行分析，深描的文本要使其描述的动作和行为得到最大程度的还原[33]。具体到本文所要探究的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就是要从负责招生的老师、参加考试的学生以及旁观者三方面进行“深描”，从而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不同人群对于招生考试不同的历史记忆。

黄埔军校第一期招生考试在全国各地分配了名额，但是其中大部分地区都在各地军阀控制之下。因此招生分为三次，即先在招生所在地初试，初选合格后再到外地复试，最终到广东参加总复试，而各个地区也要派专人负责招生工作。何叔衡负责湖南省初试选拔，毛泽东则负责上海复试考核。但由于当时的湖南正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之下，因此招生考试也是秘密进行的。接下来的这段回忆就来源于当年参加考试的一位考生：

……我于三月的某天晚上，秘密地到清水塘去报考，只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述投考黄埔军校的志愿”。其他数学理化等都没考。过了几天，何叔衡同志当面告诉我说：“你已取了”，晚上到清水塘去办手续、填表、领路费。并要我将一师附办的平校夜校教学任务，移交给姓葛的（忘其名）。我到了清水塘办手续，才知湖南省照规定名额正取十五名之外，另取了备取三名。并嘱咐我们；行动要秘密，分散搭火车轮船到汉口后，再搭轮船到上海去见毛委员。我们到了上海后，由陈作为、赵自选两同志和我等将湖南党考取的军校一期学生公函和名单一起交给了毛委员，并请他照顾。毛委员当即告诉我们；这次复试考生人数很多，很认真，凭考试成绩取录，你们赶快准备功课复试。才知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理化等都要考试。（但在湖南初考，仅考国文一篇，其他功课未考试）。我们于三月底参加长江流域和以北各省考生的复试，也是秘密进行的。经过上海复试，据说湖南送考的学生，思想文章都好，但学科及格的少，只取八名。在上海复试取录的，发给旅费和证明书，于四月问到广州报到，又参加全国总复试。结果全国取录正取生三百六十余名，备取生一百二十余名，合计四百九十余名[34]。通过这段亲历者的回忆，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招生考试条件尽管艰苦，但是程序十分严格。想要最终考取黄埔军校，要经历初试、复试、总复试三次选拔，同时还要奔赴湖南、上海、广东三地参加考试。如此选拔出来的学生自然非常优秀，而如此艰难复杂、辗转流离的考试记忆也必将深深印在经历者的脑海之中。

全国各地的考生一起奔赴考场，同考一所学校。同样的一场考试对于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记忆。在那些日后功成名就的一代名将看来，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不过是他们军旅生涯的起点；对于那些中规中矩的普通军人来说，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也许是他们人生的得意之作；至于那些考试的失意者，也许这场考试的失利是他们不堪回首的隐痛。

徐向前和杜聿明同为黄埔一期生，也是两位黄埔培养的一代名将。他们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是北方人，又都是从《新青年》杂志得知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35]，考试路上辗转流离，历尽艰辛。徐向前对于招生考试初试的印象为“应考的条件和手续颇严，规定了许多条。政治思想上要‘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既有笔试，又有口试。笔试考作文、政治、数学；口试则考察学生对三民主义的了解程度及个人志趣、品格、判断力之类的[36]”。而他复试的结果则是喜忧参半，由于之前他从报纸上看到一些文章，记了些术语，政治考的结果不错，作文也可以，但数学因为没基础，几乎交了白卷[37]。而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对于杜聿明而言，则又是另一番记忆了。杜聿明、阎揆要、关麟徵、张耀明等陕西考生尽管匆匆赶来。但仍然错过了考期，后来他们积极联系陕西同乡——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并最终获得了他的举荐，得以获准参加补考[38]。由于孙中山要推进国民革命，而第一期来报考的青年以南方人居多，从北方来的青年较少。因此，军校在招生中特别注意招收来自北方的青年，徐向前、杜聿明、阎揆要、关麟徵、张耀明等20多名山西、陕西考生都被录取了[39]。

黄埔军校招生考试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公平的，但是也避免不了“走后门”现象的发生。1925年，王镜塘报考黄埔军校第三期时，由于军校报名需要验看中学毕业文凭，而他没有文凭，因此很担心自己不能报考。好在他的哥哥认识汪精卫，于是他拿着哥哥的亲笔信找到了汪精卫得以随堂参加考试。尽管如此，英文、算术考试仍然难住了他，但是当监考问清楚他的情况后，竟然允许他照抄别人答案。王镜塘就在汪精卫和监考官的帮助下，如愿以偿地考上了黄埔军校[40]。而1926年参加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生考试的许多考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初试之后，许多落榜生凭借关系，拿到了介绍信并找到军校相关领导。最终武汉分校决定统一组织复试，这一结果明显对之前考取的报考者不公平。于是湖南的二百多名学生集体“请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甚至最后他们还以“自杀”或“暗杀”来威胁学校。但是，结果最终也没有改变，考试结果出来后，一名考生竟然因为落榜而活活气死[41]。

每次招生考试，都会有幸运儿和失败者。这些失败者不仅心理遭受打击，许多人甚至连住宿费、差旅费都拿不出来，以致于有家不能回。正是鉴于如此，曹勖、谭延闿、于右任等人发出了收纳落榜考生，给予援助的函电。在他们的函电中，描述了落榜生的境况“即如此返里，不惟无面目见故乡父老、甚至发生意外之惨剧。诚所谓欲进不能，退又不可；求生无路、求死不得[42]”,针对这种情况，曹勖、谭延闿、于右任等建议孙中山“本爱护青年之心、施天地好生之德、俯念学生等不远数千里而来、立饬军校收纳、以补余额、而资造就[43]”。在这些热心人的关心下，许多失败者获得了再次取得成功的机会，从而避免了孔乙己那样的悲剧。

对于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参与者和旁观者都会拥有各自的、不同的历史记忆。蒋先云拥有的是入学考、毕业考双状元的辉煌记忆；胡宗南拥有的则是不具备考试资格，而哭进黄埔的特殊回忆。对于郑洞国而言，他会永远记住一位名叫王尔琢的好友与他同赴考场；而在罗瑞卿的记忆中，不会忘记那一年与他结伴乘船东下，同去武汉报考黄埔军校的一位同行者，而她就是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民族英雄——赵一曼。正所谓“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些黄埔精英经过入学考试的层层选拔，又经历了战火硝烟的重重洗礼。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了战场上的对手，但是在他们彼此的心中，“黄埔人”这一特殊的历史符号永远也不会忘却，招生考试这一历史记忆也会永存心底。

四、结语

孙中山对于考试权之独立极为重视，在他的代表作《三民主义》里就有过充分的阐释，“中国从前实行君权、考试权和监察权的分立，有了几千年。外国实行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独立，有了一百多年。不过外国近来实行的三权分立，还是不大完全，中国从前实行的三权分立，更有很大的流弊。我们现在要集合古今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便是采用外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加入中国的考试权和监察权，连成一个很好的完璧，造成一个五权分立的政府[44]”。五权分立是孙中山的独创，不同于西方历史悠久的三权分立的是考试权和监察权的独立。由此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考试权的重视程度。而黄埔军校招生考试正是在孙中山五权分立学说的影响下应运而生，从它产生以来，究竟有哪些进步之处？又存在着哪些弊端？本文立足于之前的研究资料，对黄埔军校招生考试的利弊得失作出简要的分析。

首先，参加黄埔军校招生考试的人数是空前的，这是之前任何水师学堂、武备学堂都不能比拟的。中国最早的海军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当初招生时，竟因为不足额，只好到香港去招募[45]。而创办于1880年的天津水师学堂同样困扰于“世家有志上进者皆不肯就学”，以致开学一年多，“额数末满，投考者或资质平庸，或年纪过大，终少出色之才[46]”。1903年，张之洞筹办湖北武昌武普通中学堂时，计划招60名，而且规定以秀才为招考对象，但当时风气未开，一般青年都以读新学为羞，有钱人家子弟尤其不愿读武学堂，即便是这60人的录取名单，也混进了一些并不具备考试资格的监生[47]。而全国各地参加黄埔军校及其分校招生考试的人数成千上万，这与之前旧学堂招生考试时的门可罗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黄埔军校创办于反帝反封建的20世纪20年代，此时的全国民众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洗礼，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早已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成为了时代主题，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黄埔军校无疑成为了无数有志青年实现人生理想的绝佳舞台。另一方面，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对于报考者没有过多要求，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布衣百姓，只要符合要求，都可以参加考试，并按成绩择优录取，这无疑给所有考生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尽管后来在实行中，也出现过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但是总体上讲，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还是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其次，黄埔军校招生考试为了尽最大可能录取优秀人才，在全国各地以及各军当中分配了名额，并对报考省份较少的考生给予了适当的照顾，同时按照文科、理科分开考试并严格进行身体检查。这些举措都体现了黄埔军校招生考试不同于旧考试的进步性与现代性。此外，对于赴外地参加考试的学生发给路费盘缠，而对于落榜考生也有一定的救济帮助，这些都体现了尊重考生，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值得充分肯定。

但是，也应该清醒的看到，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远非十全十美。这集中体现在招生考试中的思想控制以及意识形态的灌输。无论是笔试还是口试，每一位考生都必须考“三民主义”这一科目。而对于中下层军官以及分队长的选拔，更是明确要求国民党党员或者承诺考取后加入国民党。甚至后来的入伍生招生考试明确要求必须向国民党各省党部报名并由各省党部汇送中央党部，咨送黄埔军校，同时要求各省党部汇送的报考者，必须经过该部执行委员三人以上签名，方为有效。这些人为的限制条款与早期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相比，无疑是明显的退步。特别是后期的“甄别考试”，更是体现了国民党对考生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无辜的考生成为了国民党各派系互相倾轧的牺牲品。此外，黄埔军校后期的招生考试与早期相比，无论是生源质量还是考风考纪都有着明显的倒退，这不能不说是招生考试的遗憾。

具体到亲历者而言，黄埔军校招生考试的影响力是极为深远的。根据哈布瓦赫的观点，这些亲历者的考试记忆属于一种自传记忆，即对过去亲身经历的事件的记忆。这种记忆可以起到加强参与者之间关系纽带的作用[48]。也正因为如此，黄埔同学会的成员尽管早已白发苍苍，但是他们所共同拥有的考试记忆不仅没有忘怀，反而成为了他们联络感情的重要话题。曼海姆在《代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一代人当中，那些具有共同命运，经历了相同的社会历史过程的个体，构成了特定的代群。其成员不仅参与了一系列的事件，而且还对这些事件做出了相同的反应，他们之间具有某种亲和性，这种亲和性来源于共同的行动和经历[49]”。所以这些共同经历过黄埔军校招生考试的同学们无论是何时何地，都不会忘记自己“黄埔人”这一身份，而这也正是他们所构成的特定代群。

斗转星移，岁月流转，历史的车轮已经驶过了数十个寒暑冬夏。刀光剑影早已黯淡，鼓角争鸣也已远去。当年意气风发的黄埔精英都已老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已走进了历史。但是曾经“恰同学少年”的他们所参加的那一场场决定前途命运的考试却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遗忘。与之相反，那些沧桑的往事，那些人生的感叹将长存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也不用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