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女儿从省歌舞团搞到两张赠票，请我们老两口到湖南大剧院观看交响歌剧《江姐》的演出。两张都是第一排的贵宾票，这让我们激动了好大一阵子，凭以往的经验，第一排的票是领导们的专利，有钱也买不着，虽然在这个城市混迹了几十年，却从来没有坐过第一排。再一看票价：每张680元，好家伙，顶得上一个月的伙食费了！这上层建筑、精神食粮比大米白面、萝卜白菜就是值钱。湖南大剧院是全省级别最高的剧院，连楼上的座位票都要80元一张，一张贵宾票顶8张半楼座票，这是多大的荣耀。到了剧院门口一打听，退票的不少，一些单位集体订票发到个人，有的人没兴趣，退票，80的票只退30，进剧院的多是中老年，这让我们感慨，年青一代与我们的兴趣爱好真是大不相同了。

  从来没有观赏过交响歌剧这种表演形式，看过才明白，大致是交响乐团加歌剧主要唱段演唱。省略了许多台词对白、布景道具和剧中人物，精选了最精华的唱段，配备以阵营强大的合唱伴唱作为烘托，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江姐》是我们这一代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但坐在剧场里，熟悉的音乐响起，那些剧情、台词、唱腔甚至是间奏都一一重现，亲切得很。记得四十多年前最早一次，我是在南门口与劳动广场之间的劳动剧院看歌剧《江姐》演出的。《江姐》和《洪湖赤卫队》这两部优秀的文艺作品的熏陶和浸染对于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品位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革”结束以后，《江姐》和《洪湖赤卫队》也是最早解禁恢复演出的剧目，我所在的县剧团也排演了这两台歌剧，深受观众的欢迎。我在《江姐》中扮演的是主要反面人物——军统特务头子沈养斋，因而观看交响歌剧也就多了一层思考。

  《洪湖赤卫队》和《江姐》都是反映党领导下夺取政权的斗争、歌颂革命英雄人物的文艺作品，不同的是，前者是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武装斗争，后者是新中国建立前夕的地下和狱中斗争，韩英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农民起义的领导人，江姐则是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的知识分子、华蓥山游击队长、狱中斗争的主心骨。前者采用富有湖北地方色彩的旋律风格和民族唱法，后者更多吸取川剧、婺剧等地方戏剧精华和四川民歌而靠近广为城市观众喜爱的美声唱法，一俗一雅，双双登上了中国歌剧艺术的巅峰。两台歌剧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不少脍炙人口、流传甚广的唱段，例如《洪湖赤卫队》的《洪湖水浪打浪》、《手拿碟儿敲起来》和《江姐》的《红梅赞》、《绣红旗》等。两台歌剧都有两段篇幅很长的咏叹调成为全剧的核心唱段，《洪湖赤卫队》的《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和《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江姐》的《春蚕到死丝不断》和《不要用哭声告别》，无论作词或是作曲都非常完整严谨，跌宕起伏，酣畅淋漓，叙事抒情，一气呵成，具有强烈的精神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也是至今为止歌剧演员的必修课目。直到今天，重看这两部歌剧，仍然使人感动不已。扮演江姐的演员黄华丽比起彭丽媛从扮相、表演技巧到嗓音条件、演唱水平都略逊一筹，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湖南作为一个出歌唱家的省份，连“华为”、“蓝洪顺”这样的二线演员还要到外面特邀，真叫湖南人没有面子。

  注意到演出中对个别唱词和台词作了修改，例如江姐演唱的最后一段《不要用哭声告别》的末尾，原本是“狂飙一曲， 牛鬼蛇神全压倒，红旗满天， 五洲人民齐欢笑！”现在改成了“重振山河，开出幸福阳关道。丽日蓝天，五洲人民齐欢笑！”幕间朗诵《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末句“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改成了“反动王朝”。奇怪的是“沈养斋”的台词没有改：“这里是中美合作所，歌乐山前黑铁牢，四十八套美式刑法，渣滓洞前白骨比天高”，中美合作所只存在于1943—1945年的抗战期间，并对击落日寇山本五十六和南太平洋战役建立了重要功绩，美方情报人员完全没有参与后来的两党之争。还有“十个手指钉竹签”的情节，也被证实是作者的“创作”，细节的失真出于四十多年前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现在仍维持原状会给剧目带来不必要的损害。

  凑巧的是，看过《江姐》后的第二天，报纸上刊载了长篇通讯《“潜伏者”朱枫，60年回家路》，记叙了1950年在台湾英勇就义的朱枫烈士的事迹。朱枫是历史中一位真实的“江姐”，由于另一个“甫志高”台湾省委书记蔡孝干等人的变节出卖，朱枫被捕，与潜伏在台湾的“余则成”——时任“国防部次长”的秘密情报员吴石一起慷慨就义。连保密局在报告里也承认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秀。被捕瞬间吞金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长期潜伏在汪伪敌特机关的关露坚强地活到1982年被承认特殊身份，我在重庆歌乐山还了解到潜伏在军统的地下工作者张露萍等直到“文革”后才被明确为烈士并立碑纪念，她们都是具有忠诚信念的英雄，虽然现实中的新中国并不一定如同她们的憧憬一样美好，但她们却无怨无悔地为之献出青春和生命。朱枫、关露、张露萍烈士与千千万万为理想献身的先烈们令我肃然起敬，尤其是在拜金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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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朱枫烈士遗骸回归大陆的经历更发人深省。这一过程其实早就开始。自从蒋介石威权政治时代结束，蒋经国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老兵返乡以后，随着政党轮替，台湾朝野对于历史上“白色恐怖”杀害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开始反省，悼念政治犯。2005年10月30日马英九参加“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对国民党过去血腥镇压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左翼力量之历史，公开鞠躬道歉。民进党政府时期对政治受难人及其后代家属的补偿金发放，扩及到遭受枪决和判刑的前共产党员，台湾社会对于伤痛的往事普遍存在着谦卑与自省的心理。时隔60年，经过友人多方寻找，终于在台北市南郊的富德公墓找到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两岸“海基会”和“海协会”合作，朱枫的骨灰终于“回家”了。

  伟大的民族应该有宽阔博大的胸襟，伟大的政党应当有承认错误和担当历史责任的勇气。叶剑英元帅在《告台湾同胞书》里曾有两句诗：“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欣喜地看到两岸正一步一步地走近，摒弃前嫌，化解仇恨与敌意，这种趋势是符合两岸人民心愿的。“朱枫回家”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台湾旅游曾遇到一位老兵，他谈到在大陆看“十年内战”和“三大战役”的电影，感觉是“同室操戈，两边死的都是中国人，痛心啊！”我注意到中央一台新年推出一部描写湖南和平解放的电视连续剧，这也许是新的姿态与希望。

  我还看到两个北方邻国，本是骨肉同胞却南北分裂，北方穷兄弟时常闹点动静惹人注意，南方本来忍气吞声，近来却依仗老大撑腰，耀武扬威，放言“视北方为敌”，反而与另一个侵略宿敌“达成军事共识”。我鄙视这样兄弟相残、认敌为友的小人，有朋友多次邀我们去那两国旅游观光都被我断然拒绝，哪怕他们经济再发达、风景再秀美。

  当看完《江姐》走出富丽堂皇的湖南大剧院，行驶在灯火辉煌的繁华街道，我深切缅怀为了祖国富强、民族复兴、人民自由幸福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所有志士仁人。我又想起了台湾作家龙应台在《三鞠躬》里的结尾语：

成千上万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倚赖的同事、宠爱的子女、依恋的情人，却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角落里叹息、哭喊、疯狂，流血，倒地时满口尘埃。而同时，我们在校园的阳光里追求个人的幸福，经济在起飞，社会在繁荣，国家建设在大步开走。

你再怎么天真也不能不看见漫天的蜘蛛网，不能不听见鬼魅一样的叹息，踩到青草堆里的白骨。

                                             2011-01-11

相对无言难开口


山雨欲来风满楼


狱中劝降




春蚕到死丝不断


绣红旗








不要用哭声告别，不要把眼泪轻抛



五洲人民齐欢笑




谢幕


热烈鼓掌久久不肯离开的观众多是中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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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就是犟牛原来演过的角色吧

   湖南知青网的采访团，哈哈，被摄影了！楚人夫妇拍照，看把椰风急的，还是落霞有大将风度。

谢谢隔山唱歌的跟帖讨论。关于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我认为主要是在发声方法、共鸣的运用、气息控制、咬字、真假声结合等方面的差别。现在这两种唱法互相学习和融合，有时越来越难以区分。以前国内演员多是民族唱法，从周璇、郭兰英到唱《刘三姐》的黄婉秋、演《洪湖赤卫队》韩英的王玉珍都是纯粹的民族唱法，这与当时文艺界很少接触和学习国外有关，也怕被批判为“崇洋迷外”。个别例外也有，例如“文革”中的《千年铁树开了花》就是典型的花腔女高音，马玉涛唱《老房东查铺》，还有男声独唱《我爱祖国的蓝天》、《我为祖国献石油》也是美声。唱花鼓戏出身的李谷一本来也是民族唱法，后来学习借鉴了一些西洋唱法，例如《乡恋》用气声，就不是纯粹的民族唱法了，但一开始也是议论纷纷。新秀宋祖英基本还算民族唱法，但也吸取了一些西洋唱法的优点，有所变化。彭丽媛从音乐院校培养出来，发声方法也有很大的长进。比较有代表性的美声唱法的歌唱演员有马玉涛、殷秀梅、戴玉强、廖昌永等。

    《江姐》的歌词多有古典诗词的韵味，比较文雅，符合江姐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这与《洪湖》的农民口语化不同。大段唱腔一咏三叹，起承转合，采用美声唱法可能更适合表现其气质和豪迈气概（民族唱法的高音比较尖细秀丽，美声比较嘹亮宽厚）。像第一幕的“看长江”和最后一幕的《五洲人民齐欢笑》等。所以演唱江姐的唱段都会借鉴和靠近美声唱法一些，这次演唱交响歌剧的黄华丽就是如此。

以上浅见，与爱好者探讨并就教于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