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交响歌剧《江姐》的另类思考
前不久,女儿从省歌舞团搞到两张赠票,请我们老两口到湖南大剧院观看交响歌剧《江姐》的演出。两张都是第一排的贵宾票,这让我们激动了好大一阵子,凭以往的经验,第一排的票是领导们的专利,有钱也买不着,虽然在这个城市混迹了几十年,却从来没有坐过第一排。再一看票价:每张680元,好家伙,顶得上一个月的伙食费了!这上层建筑、精神食粮比大米白面、萝卜白菜就是值钱。湖南大剧院是全省级别最高的剧院,连楼上的座位票都要80元一张,一张贵宾票顶8张半楼座票,这是多大的荣耀。到了剧院门口一打听,退票的不少,一些单位集体订票发到个人,有的人没兴趣,退票,80的票只退30,进剧院的多是中老年,这让我们感慨,年青一代与我们的兴趣爱好真是大不相同了。
从来没有观赏过交响歌剧这种表演形式,看过才明白,大致是交响乐团加歌剧主要唱段演唱。省略了许多台词对白、布景道具和剧中人物,精选了最精华的唱段,配备以阵营强大的合唱伴唱作为烘托,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
《江姐》是我们这一代人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但坐在剧场里,熟悉的音乐响起,那些剧情、台词、唱腔甚至是间奏都一一重现,亲切得很。记得四十多年前最早一次,我是在南门口与劳动广场之间的劳动剧院看歌剧《江姐》演出的。《江姐》和《洪湖赤卫队》这两部优秀的文艺作品的熏陶和浸染对于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品位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革”结束以后,《江姐》和《洪湖赤卫队》也是最早解禁恢复演出的剧目,我所在的县剧团也排演了这两台歌剧,深受观众的欢迎。我在《江姐》中扮演的是主要反面人物——军统特务头子沈养斋,因而观看交响歌剧也就多了一层思考。
《洪湖赤卫队》和《江姐》都是反映党领导下夺取政权的斗争、歌颂革命英雄人物的文艺作品,不同的是,前者是三十年代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武装斗争,后者是新中国建立前夕的地下和狱中斗争,韩英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农民起义的领导人,江姐则是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的知识分子、华蓥山游击队长、狱中斗争的主心骨。前者采用富有湖北地方色彩的旋律风格和民族唱法,后者更多吸取川剧、婺剧等地方戏剧精华和民歌而靠近广为城市观众喜爱的美声唱法,一俗一雅,双双登上了中国歌剧艺术的巅峰。两台歌剧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不少脍炙人口、流传甚广的唱段,例如《洪湖赤卫队》的《洪湖水浪打浪》、《手拿碟儿敲起来》和《江姐》的《红梅赞》、《绣红旗》等。两台歌剧都有两段篇幅很长的咏叹调成为全剧的核心唱段,《洪湖赤卫队》的《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和《看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江姐》的《春蚕到死丝不断》和《不要用哭声告别》,无论作词或是作曲都非常完整严谨,跌宕起伏,酣畅淋漓,叙事抒情,一气呵成,具有强烈的精神感召力和艺术感染力,也是至今为止歌剧演员的必修课目。直到今天,重看这两部歌剧,仍然使人感动不已。扮演江姐的演员黄华丽比起彭丽媛从扮相、表演技巧到嗓音条件、演唱水平都略逊一筹,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但湖南作为一个出歌唱家的省份,连“华为”、“蓝洪顺”这样的二线演员还要到外面特邀,真叫湖南人没有面子。
注意到演出中对个别唱词和台词作了修改,例如江姐演唱的最后一段《不要用哭声告别》的末尾,原本是“狂飙一曲, 牛鬼蛇神全压倒,红旗满天, 五洲人民齐欢笑!”现在改成了“重振山河,开出幸福阳关道。丽日蓝天,五洲人民齐欢笑!”幕间朗诵《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末句“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改成了“反动王朝”。奇怪的是“沈养斋”的台词没有改:“这里是中美合作所,歌乐山前黑铁牢,四十八套美式刑法,渣滓洞前白骨比天高”,中美合作所只存在于1943—1945年的抗战期间,并对击落日寇山本五十六和南太平洋战役建立了重要功绩,美方情报人员完全没有参与后来的两党之争。还有“十个手指钉竹签”的情节,也被证实是作者的“创作”,细节的失真出于四十多年前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现在仍维持原状会给剧目带来不必要的损害。
凑巧的是,看过《江姐》后的第二天,报纸上刊载了长篇通讯《“潜伏者”朱枫,60年回家路》,记叙了1950年在台湾英勇就义的朱枫烈士的事迹。朱枫是历史中一位真实的“江姐”,由于另一个“甫志高”台湾省委书记蔡孝干等人的变节出卖,朱枫被捕,与潜伏在台湾的“余则成”——时任“国防部次长”的秘密情报员吴石一起慷慨就义。连保密局在报告里也承认朱枫“党性坚强,学能优秀。被捕瞬间吞金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效法之处。”长期潜伏在汪伪敌特机关的关露坚强地活到1982年被承认特殊身份,我在重庆歌乐山还了解到潜伏在军统的地下工作者张露萍等直到“文革”后才被明确为烈士并立碑纪念,她们都是具有忠诚信念的英雄,虽然现实中的新中国并不一定如同她们的憧憬一样美好,但她们却无怨无悔地为之献出青春和生命。朱枫、关露、张露萍烈士与千千万万为理想献身的先烈们令我肃然起敬,尤其是在拜金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的年代。
而朱枫烈士遗骸回归大陆的经历更发人深省。这一过程其实早就开始。自从蒋介石威权政治时代结束,蒋经国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老兵返乡以后,随着政党轮替,台湾朝野对于历史上“白色恐怖”杀害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开始反省,悼念政治犯。2005年10月30日马英九参加“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对国民党过去血腥镇压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左翼力量之历史,公开鞠躬道歉。民进党政府时期对政治受难人及其后代家属的补偿金发放,扩及到遭受枪决和判刑的前共产党员,台湾社会对于伤痛的往事普遍存在着谦卑与自省的心理。时隔60年,经过友人多方寻找,终于在台北市南郊的富德公墓找到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两岸“海基会”和“海协会”合作,朱枫的骨灰终于“回家”了。
伟大的民族应该有宽阔博大的胸襟,伟大的政党应当有承认错误和担当历史责任的勇气。叶剑英元帅在《告台湾同胞书》里曾有两句诗:“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欣喜地看到两岸正一步一步地走近,摒弃前嫌,化解仇恨与敌意,这种趋势是符合两岸人民心愿的。“朱枫回家”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台湾旅游曾遇到一位老兵,他谈到在大陆看“十年内战”和“三大战役”的电影,感觉是“同室操戈,两边死的都是中国人,痛心啊!”我注意到中央一台新年推出一部描写湖南和平解放的电视连续剧,这也许是新的姿态与希望。
我还看到两个北方邻国,本是骨肉同胞却南北分裂,北方穷兄弟时常闹点动静惹人注意,南方本来忍气吞声,近来却依仗老大撑腰,耀武扬威,放言“视北方为敌”,反而与另一个侵略宿敌“达成军事共识”。我鄙视这样兄弟相残、认敌为友的小人,有朋友多次邀我们去那两国旅游观光都被我断然拒绝,哪怕他们经济再发达、风景再秀美。
当看完《江姐》走出富丽堂皇的湖南大剧院,行驶在灯火璀璨的繁华街道,我深切缅怀为了祖国富强、民族复兴、人民自由幸福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所有志士仁人。我又想起了台湾作家龙应台在《三鞠躬》里的结尾语:
成千上万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倚赖的同事、宠爱的子女、依恋的情人,却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角落里叹息、哭喊、疯狂,流血,倒地时满口尘埃。而同时,我们在校园的阳光里追求个人的幸福,经济在起飞,社会在繁荣,国家建设在大步开走。
你再怎么天真也不能不看见漫天的蜘蛛网,不能不听见鬼魅一样的叹息,踩到青草堆里的白骨。
20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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