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才短暂的几年时间过去，这批“知识分子”可曾仍像以前在种种传媒上那样“无限风光”呢？大体看来，他们似乎都偃旗息鼓，鸣金收兵了，间或还余有数个“游兵散勇”，在“荷戟独彷徨”，看来，知识分子大规模、高密度地在媒体上纵横驰骋的壮观景象也许很难再现。

　　奥·威·施莱格尔说过：“历史学家是往后看的先知。”在五四运动爆发九十二周年之际，《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正是对“五四精英的知识分子观”（即他们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这一角色的）的历史的考察。该书集中探讨了以鲁迅、胡适、郭沫若为典型代表的五四精英的“知识分子观”，以及在不同的“知识分子观”的指导下的五四知识分子介入社会、参与社会的丰富形态和不同事功。这对今天我们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身份，如何履行知识分子的职责提供了历史的比照。

　　读罢此书，我感觉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五四精英是怎样看待知识分子的

　　“五四”、“知识分子”、“鲁迅”、“胡适”、“郭沫若”、“入世”，这些关键词在思想界、学术界都是耳熟能详，其研究也可谓是汗牛充栋，叠床架屋。成果之多正显示了这些话题的重要性，但对研究者来说，无疑增加了相当的挑战性，正可谓“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处风景用不同的视角来观看所呈现的景象是不同的，幸运的是，作者没有陷入我们所熟知的视角和套路，而是选择了“五四精英的知识分子观”（五四精英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作为自己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给这一相当重要、但又为人熟知的话题增添了一个新鲜的学术成果。

　　在回答“五四精英是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之前，作者先考察并回答了“什么是知识分子”这一理论话题。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是一个聚讼不已、众说纷纭的概念，在作者看来，“知识探求”和“公共关怀”是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两个关键性要素。知识分子既是一个知识人，又是一个社会人，他既要埋首书斋进行他的知识探求，同时又要面向社会履行他的公共关怀，这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顾前者，那是学者，如果只顾后者，那是社会活动家。一个知识分子不能以知识探求为由而放弃他的公共关怀，同样，一个知识分子也不能因公共关怀而妨碍他的知识探求。这样的理论概括应当说是恰当的。

　　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几乎都会在“知识探求”与“公共关怀”两者之间权衡较量、徘徊踌躇。考察五四精英的知识分子观其实也就是考察他们在面临“知识探求”与“公共关怀”的冲突时他们的种种不同认识和选择。作者选择了鲁迅、胡适、郭沫若这三个不同典型知识分子，通过“出与入”（出世与入世的两难选择）、“人与政”（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学与政”（研究学术与介入社会的矛盾）、“文与政”（文学创作与文化批评的冲突）四个层面的考察，条分缕析，互相比较，立体地呈现出五四一代知识精英的知识分子观。经过作者的分析，我们才会惊讶地看到以淑世意识为核心的知识分子观竟会如此地丰富。

　　打破对五四精英的“刻板印象”

　　阅读此书，可以感受到作者在写作时怀着一定的问题意识（注重具体问题的提出和解答）和当下意识（注重与当代语境形成对话），文中时见一些“独立不旁”的观点，这些观点常能与目前学界的一些研究和观点进行争鸣和商榷。

　　比如，关于鲁迅独子周海婴先生、鲁迅研究专家高旭东等人提出的恢复鲁迅的文学家身份，去除意识形态化鲁迅（“革命家鲁迅”）的呼吁和论述，作者在“斗士鲁迅”中发出“鲁迅不是革命家吗？”的反问，他在论述中令人较信服地提出了鲁迅的“革命家”身份，指出今天对鲁迅的看法似乎有些“矫枉过正”。过去我们将鲁迅“唯意识形态化”固然不可取，但如果不顾历史的真实，以今天时代和思想背景去将鲁迅“完全去意识形态化”同样是不可取的。而关于鲁迅从事学术活动的动因，作者做出了令人“扫兴”，但似乎又不无道理的论述，他认为在日本留学期间（1902年-1908年），鲁迅从事学术是为了“救国”，自日本回国到为《新青年》写文章期间（1909年-1918年），鲁迅从事学术是为了“消磨生命”，自教育部欠薪始到去上海前（1920年-1927年）这段时间，鲁迅从事学术是为了“吃饭”。学术之于鲁迅的意义，如果说“救国”我们似可接受，但你说鲁迅从事学术是为了“消磨生命”和“吃饭”，我们能接受吗？

　　又如，胡适先生终生提倡自由主义最为持久，最为有力，也被时人视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祖师爷”，可是，作者指出恰恰是倡导自由主义最力的胡适先生终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号召知识分子去做“王的诤臣”，这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内在矛盾，因此，我们大凡将为一个人插标签、戴帽子的时候，必须警惕这其中的风险。

      再拿郭沫若来说，我们常常会批评郭沫若对政治的依附性和虚假性，但作者指出，这只是郭沫若的一面，而且是“表面的”一面，其内在的另一面却是痛苦的和真实的。我们常常津津乐道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基于“政治标准”的公开的自我否定（如举世哗然的“焚书说”），而很少看到晚年他基于“艺术标准”的私下的自我否定。他清醒地称他“没有一篇作品可以满意”，并真切地说“我一生最厌恶最憎恨的就是虚伪造作”，郭沫若内在的一面常为我们所忽视。类似的那些“独立不旁”的观点全书中很多，也打破了以往五四精英（如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留在人们的头脑中的“刻板印象”，这使得他们在书稿中所呈现的“形象”与我们经验印象相比，会有所差距，有所不同。值得肯定的是，作者的看法和观点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故弄玄虚，而是有着扎实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述来支撑的。

　　继承五四精英的伟大和优长，反省他们的渺小和缺陷

　　正如该书封底所云，“他们的呐喊和抗争在此，他们的彷徨和颓败亦在此；他们的伟大和优长在此，他们的渺小和缺陷亦在此。我们神往，我们也遗憾；我们赞叹，我们也惋惜。”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既没有像少数崇拜鲁迅者那样匍匐在鲁迅的脚下，也没有像少数唾弃郭沫若者那样跨骑在郭沫若的头上，而是以一种“平实客观”的态度评述他们，既看到他们的伟大和优长，也看到他们的渺小和缺陷。这些平实的论述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一方面是示范和激励，另一方面也是反思和警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体认、责任担当都离不开此前若干时代的知识分子观的滋润和借鉴。无论是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还是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那种击浊扬清的书生本性和拍案而起的无畏勇气始终是后世知识分子的一份珍贵的理论资源和人格示范，历千年万载而不改。殷海光先生曾说：“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照着大家走路。”然而，近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一下子显得那么稀薄和可怜。在这种情形下，呼唤更多的知识分子心怀家国天下，就成为当务之急。

　　同时，五四知识分子当时的种种主张和实践，如独立精神之自我放弃、对政治的过度依附、党派利益的高度维护等又都为后世知识分子留下一份难得的教训。值得指出的是，今天社会里在政治、物质前面丧失独立品性、没有道德操守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而且生生不息，后继有人。因此，对五四知识分子的分析便有现实性和迫切性，可以使我们时时反思，时时警醒。从《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一书中可以感受到五四精英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