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知青网论坛2011年度 - Powered by Discuz! Board

2010年1月,承接圣诞,迎来欧洲新的一年.从上海回到维也纳,既是出差,又是度假.时值寒冬,白雪皑皑,遍野皎然.沿着多瑙河岸,一路漫步.右岸是银装素裹的维也纳森林,左岸是美仑美奐的联合国城建筑群,蓝色流水波澜不惊,白色天鹅优雅多姿.远眺千里目,山河尽收眼底,大有两腋生风,飘飘若仙的感觉.这里是曾经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地方，如今却是充满田园诗意，那么的与世无争；然而地球的另一端,乃是火红激荡年代,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反差如此之大。感觉自己是一辆怠速保养的汽车,当然一旦Service结束,即又驶回F1跑道,投身火爆,刺激而甚至残酷的场景之中.

早春的客运码头,几艘来自西欧各国的游轮,抛锚停靠,一字排开.甲板上水手们川流不息,忙碌着把越野自行车推到岸上,让客轮上的游客(绝大多数是老头老太太),下船沿着多瑙河堤过把骑车的瘾.岸边的希尔顿酒店有年头了，仍然不失王者风范。透过落地的玻璃幕墙，可见其豪华餐厅座无虚席，坐满了退休的耄耄老者。除了就业阶层，金融危机对于这里的老人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归功于一整套完善的福利保障系统（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险包括以下主要组成部分：1 父母哺育降生婴儿带薪休假 2 从出生到学龄期间的逐年递增的子女津贴 3 失业保险和再就业培训 4 全民和全额医疗保障系统 5 全民退休保险 6 各种低收入和病残人士的社会福利体系 7 覆盖中低收入人群的福利住房制度，类似中国目前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等）。如果说，西欧国家是老年人的天堂，实不为过。这里的养老体系从属社保，中低收入老人进入养老院或接受养老护理，费用得以减免。所谓三句话不离本行，还是和我的本行有关。去年，在浙江莫干山养老公寓奠基仪式上，做为企业的CEO，面对云集而来的各大媒体记者的采访，和全国人大，政协领导，相关部委以及省委官员的交谈，感觉到我们国家对夕阳工程（或者称之谓银发工程）的重视。在与西方一样，中国也毫无例外步入老年化社会的大背景下，养老体系作为现代服务业的建立，已经迫在眉睫。

云开见日，久违的金色阳光洒满人间。暗流涌动的多瑙河，蜿蜒而去，仿佛是绵延不断的意识，永无休止。思绪和现实的交融，时空的转换，且战且退的人生潮汐力，不可抗拒。人近黄昏，虽然尚未刀枪入库，解甲归田，不过终将谢幕。作为历史漣漪的微粒子，自己好象化身为一虚拟沙漏，点击而开。二十年前离开中国，那样的心路历程，至今记忆犹新。前赴后继的出国风潮，年轻一代步其后尘，仍有人在。作为过来人兼旁观者，心中的感觉复杂极了，五味俱全。

所谓留学西洋，对于其中大多数人而言，实际是中国式移民工程，复杂艰辛，崎岖曲折，路漫漫兮，上下求索，充满屈辱，一切归零，从头越，甚至毕其一生。新生代年青人，独生子女居多，尚有膏粱子弟，或倚仗父辈官宦之贵，或有恃家中万贯之资；然而一般的闾阎儿女，父母无非是工薪阶层，为之倾其一家所有。和上代相比，新生代赶上了好时光，高等教育普及率高，精英荟萃，一路走得顺风顺水，他们的内在价值取向就是高尚的社会地位，和世俗认同的成功，除了飘飘然年代的梦游幻境以外，当事人少有创业者应该具备的思想和意志的准备，没有意识到即将奔赴的去处，不是人间乐土，而是充斥残忍博弈的海外移民战场，对于那些生平从未经历过生存斗争的年青人，更是困难重重，前景黯淡，简直就是从山峰跌到谷底。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试想一下，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就该一代代人重蹈覆辙，把年华才智，浪费消耗在飘洋过海远走他乡的寻梦之中？

希望那些多年来，不加刻意修饰的生活记录，演义和思想的繁衍，能够帮助人们唤起反思。希望我们的民族最终立于世界先进之林，我们的国家成为一流的世界强国，让我们的后代，永不重复父辈的愚昧和苦难。愿上苍保佑中国。

时隔二十余载，过去的岁月，至今历历在目。当年从不毛的村落重归都市，揣开高考之门，恍如隔世。放眼满城尽带黄金甲，冲天香阵透长安，如同历尽沧桑的土匪，满身的杀气，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后来飘洋出海，多少带有类似西部牛仔的情结。当流寇虽叱咤风云，但也不免吃足苦头，历尽艰辛。

漫长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教育几乎完全停滞，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经历了知青返城的巨变，一九八五年，我先后从两所大学毕业。当时的社会开始重视学历，鼓励年轻人学有所成，将其充实到各个领域，包括上层建筑和各级领导层，可谓“科举制”的复兴，仿佛回到了“褒贤贵德，乐育人材”年代。（通过考试，延揽各路人才，拓宽和优化选择精英的基础，从此，千万莘莘学子有机会一展身手。后来到了海外，知道欧洲在十九世纪就有了公务员学历与考试的叙用制度，以后演化成现代的文官制度，和中国的千年科举制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这个当过凤阳农民和上海工人的前插队知青，因此受惠，被调入上海交通大学任职，参加交大南洋（若干年后成为上市公司）和交大与香港西园集团合资宾馆的组建，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有了生机和希望的新开端，用当今时髦的说法，激荡三十年拉开了大幕。

(转红网，连载)

我们拿到护照时，既兴奋又新奇。现在的年代几乎是人手一本，但是在以前，我们谁都未曾见过这个小本本。想象之中，护照应该象游西域的唐三藏携带的关防牒文一般神秘。一九八六年九月一日，当接过公安局邮递来的护照，才看明白这是国际旅行的身份证，上面标明，该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看着这个梦寐以求的证件，仿佛已经见到自由的曙光，尽管远走高飞仍在未定之天。

我们初步制定了一个“迂回签证，曲线出国”的计划，绕过欧美等西方国家遏制堵截外来移民的“马其诺防线”，第一步先谋求第三世界的贫困落后的国家签证，直觉告诉我们，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不会是铁板一块，无隙可乘。我们开始尽可能收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资料，如“世界各国年鉴”，“世界知识”，“华声报”和“参考消息”，我们发出各种信件，如：

联合国紧急援助非洲行动委员会，要求成为志愿人员前往非洲饥荒地区。

世界自行车旅游协会，提交环球自行车旅行计划，请求该组织提供路线的建议和沿途国家自行车协会名单和通讯地址。

欧洲各大学中文系和华侨子弟中文学校，毛遂自荐前往担任中文教师。

所有信函都译成英文，然后打字力求清晰规范，小心翼翼投入邮箱。这种没有先例的投石问路，我们心中无数，也完全可能徒劳无功。冷眼者看来，无疑是神经错乱，好在双方的妻子都富有想象力，任凭我们左右折腾。

国际邮件往来缓慢，不少的信息反馈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在这以前，出乎意料有了一系列的突破。我的妻子已经怀孕，十一月份是预产期，在孩子出生其间是不能离开左右，到北京签证必须在妻子生产之前或者之后。另外，家庭一点少的可怜的积蓄，是孩子降生和妻子坐月子的准备金，不可挪用作为活动经费。犯难之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时，按照上海市政府的规定，凡是获大学文凭学有所成者，可以在单位领取四百五十元的奖金。在八十年代人均工资才几十元人民币，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一开始交大人事处拒付这笔钱，万般无奈之下，我直接给当时的交大校长翁史烈写了封措辞恳切的申诉信，对交大这样一所著名学府的官僚作风，深表失望。事后并不存在挽回的奢望。正当为北上盘缠发愁，得到通知，翁校长签发了这笔款子。经费由天而降，喜出望外。我们决定，立即动身入京。

江南的秋天，格外的天高气爽。繁华都市，熙熙攘攘。改革开放，市廛开始初具商品经济雏形，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百货，极精巧之能事。后来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相比之下，发现其商品经济远逊色于我们，差上一大节。内燃机车拉着列车，隆隆地驶出上海火车站，看着窗外的景色，花团锦簇，想起唐朝黄巢的名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怀里揣着护照，踌躇满志。当年下乡安徽，在京沪铁道线上来回奔跑。如今，时过境迁，人事已非，感慨万端。盛大成对我说，他向他的妻子保证，北京之行必定马到成功。我问他，为何说得这般有把握，他从深度近视镜片背后，透出狡黠又愉快的目光，答道：“我有直觉，同时也得给亲人希望和安慰嘛。”

北京的黄昏，璀璨絢丽，成名很久的白果银杏，仪态万千，还是一片绿色，只是镶了一圈金边，在湛蓝天色的衬托下，十分招惹喜爱。

当晚，我们住进了中国工运学院的宿舍。这个学院刚成立不久，亮堂堂，崭新的，大部分师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听说主要是培养县团级以上的工会干部，以加强各级工会力量。东道主，好友陆晓翔给我们介绍了同校的同学，都是来自各省市的年青干部。其中有任班委主席的沙市工会领导老李，有任班委支部书记的徐州工会领导老陈。一到晚上，寝室私人收音机飘出西方音乐和港台流行歌曲，表面平静的中国正悄悄的发生深刻变化，新的一代领导精英层的官员，以不同于前辈的风姿登上政治舞台。

使馆区位于光华路和三里屯，这里就象神话中的迷宫，数不清的使馆建筑和外交公寓，纵横交错，几乎没有居民住宅和商业网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武警遍布整个区域的每一个角落。这种气氛和秋寒交结，令人感觉仿佛空气凝结的宁静。和北京城其他地方车水马龙的喧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后来到了欧洲，由于签证，也时不时前往各国的使馆区，除了一些易受恐怖攻击的使馆，可见持枪警员以外。一般人都可随意出入外国使领馆，就象出入商场和航空公司一般。漫步于这个特殊的地界，突发奇想，冥冥之中传来时远时近的人声马嘶，好象当年的庚子事变，冲击东郊民巷各国使馆的拳民阴魂再现。十九世纪，列强对华大肆入侵和掠夺，最后引发了义和团运动。此后在海外，一些老外说起这段近代史时，大有谈虎色变之态。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却要在同一个地方，挨门逐户地企求外国的入境许可。

周末的星期六，按照常规，是各国使馆打烊之日。整个使馆区域格外冷清，门前可罗雀。我们竟获得门卫的许可，得以进入S国使馆的大院，遇上一位上了年龄的中国职工，他是使馆的花匠兼勤杂工，也是服务年限最长的员工。我们说明了来意，他很和蔼地说，星期一可以来此找一位翻译栗先生商谈。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进入一个外国使馆，什么都感到新奇。进入S国使馆纯属偶然，东南亚国家原不在计划之内，印象中这些国家还不是第三世界最下乘的，恐怕签证并非易事。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正在闹天灾人祸的非洲国家。星期日的讨论，根本没有考虑S国的可能性。不过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命运自有安排。后来，整个戏剧性的“签证工程”正是由S国使馆作为发端。

从S国使馆出来，我们继续巡视使馆区，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分兵两路，各沿马路一侧行进，仔细辨认使馆建筑物的国旗和铜牌。大概是天意，始终没能找到名单上首选的，如乌干达等噩梦般的国家使馆。最后在光华路一带看到M国和B国的使馆。从《世界年鉴》来看，这两个国家还不算是最贫穷最糟糕的，当时也没有列入饥荒猖獗的非洲七国。

S国的签证申请表格，是用质地低劣的纸张油印而成。上面分别印有本国文字和英文，字迹模糊，以至于不少的项目，要在栗先生的指导下方能填写。其中一栏，是问及申请旅游签证者，打算在该国逗留期间花费多少美金。私下商议之后，我们咬咬牙填上，“一百五十美金。”实际上，就是这些钱我们也没有，美金还在天上飞呢。栗先生弹指一挥，说“不行，穷国同样不欢迎穷光蛋，记住了。改成五百美金，写少了，领事先生会拒绝的。”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的S国，和印度次大陆其他国家一样贫困不堪，旅游业是该国争取外汇的一种途径。一家有一家的苦衷，我们的睁眼说瞎话，无奈于泱泱大国国民的难言之隐。
临末了，还是照片这样煞风景的问题，栗先生告诉我们，在使馆区的友谊商店内就有快照服务，立等可取。我们意识到先前满城找照相馆是干了蠢事。我们匆匆跑到友谊商店拍了快照，尽管下午三点能够取得那家摄影社的照片，不过保险起见，哪怕提早一点时间也是好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恰恰证明了我们的预感。
使馆通常有午休时段。下午二时我们赶在午休结束，满怀喜悦率先回到B国使馆。还是同一个卫兵，这回却把我们挡在外面，他说，上午让我们进入使馆，已经铸成大错。简直当头一棒，我们俩几乎被击蒙了。这位农村来的士兵，自己也弄不明白，在小岗楼摇了电话，一分钟后小跑过来一个军官，他对我们解释道，正因为我们上午进了B国使馆，有人报告了外交部，外交部通知，必须先有前往国的签证，才可以进入其他的外国使馆。我们说，签证已经批准，现在只是补交照片，是否可以通融一下。他的态度和蔼，表示同情，双手一摊，说：“不好意思，我们当兵的只有服从命令的份。”黄粱一梦，煮熟的鸭子飞了，顿时间，俩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从天上掉到地上，彻底散了架。离开这个出师不利的伤心地，拖着沉重的步伐，没有了目标。既然是外交部的决定，那么所有使馆的岗哨都必然接到通知，应该没有例外。但是大家还是决定，事到如今，只有“死马当活马医”，到S国使馆去碰碰运气，希望那里的卫兵还没有获得消息。拐了几个街口，忐忑不安的我们，来到S国使馆大门前，老远卫兵就和我们打招呼：“两位上午不是来过了吗？”我们解释道：“下午送照片来了。”他一挥手，放行了。真好似绝处逢生，我们就像两条漏网之鱼溜进了使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人不可思议。一见到我们，栗先生说了一句令人胆战心惊的话：“看来你们挺有钱吧，不是吗？你们还打算去西非，这个国家叫什么来着？”我们几乎瘫在座位上，感到自己就像和风车过不去的唐诘柯德，即愚蠢又悲壮。在强大的国家机器前面，显得多么的弱小和微不足道。盛大成有口吃的生理缺陷，这个时候，他是结巴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我故作镇静，“是啊，是B国，同时我们也打算到非洲去看看。” 栗先生烟不离口，斜着身坐在转椅上，他拍了一下大腿，拨正角度，对我们说：“对了，是西非的B国，你们也真能折腾。”他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如果从中抽出一把手枪和两副手铐，我们也绝不会感到意外。拿出一叠我们在上午已经填写好的表格，他用一贯干练的口吻说，“好吧，把你们的护照，照片和签证手续费交给我。”并告诉我们，三天后的上午，让我们在门口，他会接我们进入使馆取出护照和签证。我们相互看了一眼，又是喜又是忧，当我们与他商量，可否当天取得签证。他果断地地说，“现在的领事履新不久，交替工作十分繁忙，根本没有马上办理的可能，我已经很照顾你们了，不要多说了，否则我就不帮忙了。”我们剩下的只有千恩万谢，毕恭毕敬退出的份了。

从使馆区出来，天色渐晚，我们跑到公园，心不在焉坐在小河边发愣。“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派宜人的景色，心情却是乱糟糟的。盛大成和我不一样，平时从不抽烟，今天破天荒点燃了一枝，蹲在那里一声不吭，活像个“骆驼祥子”。我们脑袋尽是串串问号，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外交部下达这样的通知，好像就是针对我们俩，难道我们有那么重要吗？尤其令人费解的是，S国使馆的栗先生，竟对我们在B国使馆的活动了如指掌。经历各种社会运动，尤其文化革命的中国人，都习惯于敏感地把周围发生的一切，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特有的条件反射。很自然的推理是，我们的举动，受到安全部门的监控。可是，S国使馆的栗先生又受理了我们的签证申请，莫非是在某种授意下，佈下个局，以此扣留我们的证件。如果按这个思路想下去，要么发疯，要么干脆投案自首。但是冷静分析，我们是完全合法的，既然中国护照前往世界各国有效，那么持照人就具有进入外国使馆申请签证的权利。我们喜忧参半的心境，就像这个古老京城的胡同一样错综复杂。我们已见曙光，然而护照签证尚未到手，仍属未定之天。
从周一到周四，二人着了魔般坐立不安，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望眼欲穿，仿佛丢了魂落了魄。这个魂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出国护照。今天的中国，人们是很难理解我们过去的年代，那种充满无助，无奈，渴望和绝望的思绪，一旦重获盖有签证的护照，进入欣喜若狂的颠峰状态，至今记忆犹新。签证期间，在北京天主教堂圣坛前，我对上帝默默祈祷……数年后，维也纳一个女大学生说起，在国内的时候，父母从小让她吃鸡翼，希望日后独生女儿能够展翅远走高飞，听者不禁为之酸鼻。

星期四上午，北京的林荫道，阳光明媚，绿草茵茵，仿佛夏日未竟，尚无萧杀的秋意。按照一个苦思冥想的计划，我们和大力和晓翔，分为两组，我和晓翔为甲组，大成和大力为乙组。分别在S国使馆两扇门等候，这样就可以保证遇上栗先生。根据推理，时隔数日，外交部的通知应当已经传达到每个角落，如果卫兵认出我们，就可能不允许我们再次进入使馆，那么只能请已经有了意大利签证的大力帮忙，他可以合法进入S国使馆，找到栗先生讨回我们性命交关的护照。我们站在门口，卫兵朝我们点头招呼，一切没有异常。捱到九点，不见栗先生踪影。晓翔安慰道，“北京人上班迟到是惯例。”话音刚落，栗先生骑了一辆破自行车飞驶而来，把我和盛大成带进使馆。在花园里他对我们说，“签证好了，在我的抽屉里呢！”谁都不曾也不敢设想事情是这样的顺利。在办公室里，当栗先生递给我们两本护照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把它们迅速揣入怀中。栗先生嚷了，“都拿出来，你们还什么都没看呢，有几点我要给你们解释一下。”他打开护照，告诉我们，签证是三个月有效，浅蓝色的图案印有一行英文字，下面是一张体现当地宗教色彩的贴花，上盖有北京S国使馆的印戳。有生以来，我们第一次看到外国签证。
此时此刻，以往种种的猜疑和恐惧烟消云散，我们欣喜万分，站在面前的栗先生是我们的大恩人。这样，我们从此成了很好的朋友。当天中午，我们在使馆区一家幽静的饭店共进午餐。栗先生告诉我们，在进入外交学院以前，曾在东北插队多年，他身上那股豪爽之气也就不奇怪了。栗先生说，他很佩服南方人，因为他们太能吃苦，再穷的国家也敢去，像旧社会“闯关东”的汉子。他告诉我们，我们绝非是先行者，之前有几个上海青年跑到S国的首都，以发豆芽为生。在S国办国籍绝无可能，按照该国的法律，必须在那里生活九十九年方可归化入籍，在这个世界上，穷国家往往比富国家更抵制外国移民。不过，如果化上一千美金就有希望搞到长期居留权。S国穷的叮当响，北方还在打内战，不可开交，长期流落在那里不行，作为跳板不妨可以一试。我们说也正是做如此想，况且，一时要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入境签证，难于上青天。栗先生笑道，“他妈的，美国佬是个滑头货，势利得很呢！如果你是小老百姓，活该靠边站。如果你有某种背景，只消五分钟就送你一个签证。这就是美国式的统战。”当天下午，我们陪同大力到首都机场，登上飞往意大利的航班。目送波音飞机剑击长空，仿佛嗅到自由的气息，幻想插翅飞去，融化在深邃的蓝天之中。当晚，我们分别通知了各自的家庭。我的姐姐离开电话机，大声对我妻子说，“弟弟成功了！”我回到上海后，大学的一个同学来到我家的第一句话是，“打酒来，让我们好好庆祝你的新纪元。”这个消息简直成了不胫而走的福音，尽管我们所能去的，只不过是贫穷落后和充满险恶的陌生国度。
就在我南归的第二天，儿子哇哇落地。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算命先生断言，这个属虎的儿子福星高照，给家庭带来了运气，明知是穿凿附会，宁可信其有，无非讨个吉利。我这个读过一大堆唯物主义哲学的新爸爸，开始对命运深信不疑了。
孩子的降生，倍增了我出国心理上的迫切感。文革以来，无数中国家庭固有理念的幻灭，社会各阶层独立人格的缺失，在历年持续的高压和动荡中，人们即便以鲁迅笔下绿豆芽的生命力，顽强地挣扎出来，也是难免畸形扭曲。社会弥漫一种厌世思潮，鄙视以往人造的神和权威，唾弃养育又折磨他们的黄土地。
回到上海一个月后，我们得到上海公安局的更改前往国许可和出境签证，处于随时可以合法出国的境地，而且有了新更改的前往国S国的签证，进入第三国使领馆已经没有任何的障碍，我们开始计划的第二步。此后的两个月中，我们多次往返京沪之间，几乎走遍两座城市的使领馆。
美国和加拿大自然是既定目标，首先我们把目光放在美洲。前西班牙殖民地尼加拉瓜共和国，是中美洲联邦中的穷困户，刚和中国建交不久。在历史上，美军曾经在尼加拉瓜建立过基地。当时，反美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长达４０余年的亲美总统索摩查后，取得国家政权，和美国关系非常紧张。我们走进使馆，没有找到中国翻译，正在犯难，一位肤色略为黝黑的外国人，招呼我们坐下。这位态度亲切的先生，正是上任不久的大使，既没有文秘又没有随员，是见过的最两袖清风的外交官。他说，除了新华社记者，很荣幸能够第一次接待我们-两位因私申请签证的中国公民，我们不免感到受宠若惊。填写了表格以后，大使先生请我们等候了一会儿，因为他的使馆印戳锁在首饰盒之中，上市场买菜的太太带走了钥匙。
富有戏剧性的是西萨摩亚签证。我们的注意力一度集中在澳洲和新西兰。从一九八六年圣诞节起，澳洲放宽了入境管制，中国学生如能一次性付清学费，就可以获得签证。我们没有钱，设想了一种可能，即先行争取其周围岛国的签证，然后以过境名义进入澳洲和新西兰。
在北京国际海员俱乐部查阅外交手册，我们发现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南太平洋岛国，都是非常驻性质，也就是说，虽然有外交关系，但是在北京没有常驻机构和外交人员，委托一些在历史上有特殊关系的国家，照看在华利益和代办业务，西萨摩亚正是由新西兰驻华使馆代理。
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中部，分为西萨摩亚独立国和东萨摩亚两部分，东萨摩亚为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属地。群岛上除了土著居民，早在十九世纪就有了华裔和华侨，我们纳闷，当年他们是如何过去的？是候鸟？还是风吹过去的种子？太不可思议了。

从资料上看，西萨摩亚人口只有十多万，首都阿皮亚才3万人。西萨摩亚又称“椰子之国”，盛产椰子和可可，世界各国都用来制作高级巧克力糖。海洋的绿色波纹，火山和热带雨林气候，在我们脑海中勾勒出一派典型的热带风光。非洲没去成，能到南太平洋赤道岛国一游，也算是还了心愿。听说西萨摩亚的还是部落制社会，萨摩亚人擅长制作独木舟，很有鲁宾孙飘流记的意境，光凭这一点就够吸引我们了。言归正传，使人浮想联翩的是旁边的美属萨摩亚，六万人口，特产金枪鱼，那就是个袖珍美利坚，有参众两院，民主党共和党两党制，仿效得惟妙惟肖，还全民免费医疗保险。如果能远渡重洋，进入这个南太平洋群岛，即使去不了澳洲和新西兰，滞留西萨摩亚冻不着饿不着，据说当地人的食物，主要是满山遍野的香蕉和面包果，用烧红的卵石来烧烤野味。实在熬得不行，搞一艘独木舟，趁着月黑风高偷渡东萨摩亚，也就算圆了去美国的梦。

通过新西兰驻华使馆，我们向西萨摩亚提出了申请，同时也申请了赴新西兰旅游签证。一个多月以后，新西兰驻华使馆通知我们，因为没有经济担保人，新西兰签证被拒绝，不过，使馆接到西萨摩亚政府回复公函，我们的签证已被批准了。这下子，新西兰使馆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发出签证，由于没有直达航班，我们就必须在新西兰过境转机，这样就有赖在新西兰的可能。如果不发签证，立即遭到我们的抗议，扣押签证显然是漠视和侵犯西萨摩亚的主权。领事查阅了半天有关的领事条例，要求我们持有中转澳洲前往西萨摩亚的机票，就可获得西萨摩亚签证。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出场的是一个经理，白人，一脸的蔑视，用盎格鲁撒克逊的高傲口吻，坚持我们得先有西萨摩亚和新西兰的入境签证，才发售机票。新西兰使馆和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之间的推诿，归根到底是都害怕中国人跑进各自的国家。新西兰临时代办是个重磅女人，却有着天籁般的嗓音。最终还是她拍了板，“好了，大家都精疲力尽了，先生们，我们也不再为难你们了，不过也请你们帮个忙。”她让我们到日本航空公司办理北京-东京-悉尼-阿皮亚（西萨摩亚首都）的订票单，然后凭此单新西兰使馆换给我们西萨摩亚签证，这样，新西兰将“祸水”泼到澳洲，不过，有趣的是，当我们拿到并阅读盖有新西兰驻华使馆公章，西萨摩亚的另纸签证（签证不是加盖在护照上，而是特制的一纸公函）上的英文说明，发现我们已经有了新西兰过境权。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进入该国，这可不是新西兰驻北京使馆的初衷，因为就在一个月前，我们申请新西兰签证是被拒绝的。

澳大利亚是个金色的梦境，至少对于当时的我们是如此。西萨摩亚旅游和新西兰过境签证的成功获得，无疑使我们士气大振，增强了进军澳大利亚使馆的底气。当时，北京的澳大利亚使馆就像个热门的舞厅，年轻人趋之若鹜，人满为患，几乎清一色是奔着留学签证而来。坐镇签证处的中国秘书，是一位很年青的阳光姑娘，敏捷又不失干练，我为其可动听的地道京腔所倾倒。看见我胸前红色的交大校徽章，她对我们颇有好感，对我们护照上各色签证，十分好奇，“你们够可以的，洲际旅行，真让人羡慕。”因为申请澳大利亚过境签证，我们的表格得以破格优先提交，免除排队之苦。不大一会儿，领事签证官员召见,是一位举止斯文的中年妇女，很有礼貌地说,”先生们,你们要去的是奥地利,而不是澳大利亚.”表格退回一看傻眼,原来是在匆忙中，竟把英文版旅游年鉴的西欧奥地利一家HOTEL资料,填写到表格中“在澳洲逗留期间留宿何处”一栏, 奥地利和澳洲的英文名字仅一字之差,鬼使神差，也就没有去成大洋洲.后来去了欧洲，最终落户了奥地利，也算是阴差阳错的缘分，莫非是预兆和天意？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们转而注意欧洲大陆。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欧洲分为两大阵营。西欧当然暂且不能碰，东欧诸国是我们的首选。先后走访了东德，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得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标准答案，就是必须先有东欧任何一国的签证，才能获得其他国家的入境许可，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开个先例。真是世态炎凉，尽管本是同根生，同属社会主义大家庭，东欧各国并不怎样待见中国兄弟。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简直就是铁板一块，水泼不进针插不入。这可是我们原先预料不到的。当来到最后一个东欧国家匈牙利使馆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亲自接待的是一位匈牙利签证官员，令人惊讶的一口纯正普通话，他很愉快的接受我们对他中文水准的恭维。这样，大家的交流没有语言障碍。早年他是布达佩斯大学的汉学教授，我们讨论中欧对比文学，就像学术论坛邂逅的中外学者。他的业余爱好是旅游，对我们已取得签证的国家，大感兴趣。最后这位外交官刮目相看，欢迎我们做客匈牙利。柳暗花明又一村，东欧大门从此洞开，因为有了匈牙利的签证，我们很快得到其他所有的东欧国家的入境许可，包括蒙古和苏联。

东欧告捷，按照计划，我们开始试探西欧。比利时驻沪总领事馆设在上海静安宾馆，那天到达领事馆已是下午四点过后。初冬的白昼渐短，此时天色已暗。犹豫了一会，我们还是按了门铃。坐堂的秘书直接将我们引进给签证官员，一位雍容富贵，仪态优雅的女领事，正在整理办公桌上的文件。看到二个不速之客，她开玩笑地说，“绅士们，难道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过周末吗？”看来她的心情不错。打开护照，上面十几个不同国家的签证，分别来自南亚，东欧，中美洲和南太平洋，她扬起眉毛，说，“啊哈，环球旅行家，雄风不减当年的郑和下西洋。”她分明在显摆自己中国通的渊博，我们赶紧表示由衷的钦佩，“不过”，她打了个悠雅的手势，“我的先生们，我只有给你们二十四小时过境的权限，更长的，必须报批比利时王国内政部。”我们连忙说，“借道贵国，二十四小时足够了。”她大笔一挥，大功告成。精心策划的方略，耗费的苦心，和直至现在所做的一切铺垫，都是为了这一个时刻的到来。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的西方国家签证，尽管仅仅二十四小时过境，可是意义重大，此时此刻的心情难以言表。一个星期以后，由于有了比利时的签证，原先犹豫不决的挪威大使馆，果然批准了我们的入境许可。

有了西欧的签证，我们决定到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走一遭。位于乌鲁木齐路的领事馆门前，申请签证的人排成长龙。我们径自来到门口，武警打开护照，只见一排五颜六色的外国签证，迟疑了一下，看来他是吃不准的来头，还是优先放行。领事馆是一栋老式洋房，和北京使馆区的新建筑相比，显得小巧玲珑，而且有贵族气派。进入签证大厅之前，先要接受严密的安检，海军陆战队队员全副武装，十分摆谱。超级大国果然不同凡响。当时，苏联正处于巨变的前夕，即将独步世界的美国，正踌躇满志，飘飘欲仙。

签证领事是个很美国化的女子，穿着打扮透着好莱坞的气息。和她照面之前，有两个中国雇员审视我们，其中一个小白脸，一边翻阅护照，一边不阴不阳的说，“搞了那么多签证，花了多少钱？”听者气不打一处来。我脱口而说，“在外国领事馆里公然侮辱同胞，作为中国人真为你这种行径感到羞耻。”很快我们知道，为此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轮到我们Interview的时候，小白脸满脸堆笑，附耳对签证官说了一阵子。她转过身，漫不经心翻看护照页，问我们，为何要访问尼加拉瓜？难道不知道尼加拉瓜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吗？我们表示，对于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屑一答。这个显然比我年轻的女签证官被触怒了，注视着我，居高临下地说，“你来自上海交大，但是那样不明事理，看来我的中国同事说得不错，对此我表示十分遗憾。”随后不由分说给我们护照加盖“214B”，这是等级最高的的拒签标志，六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我们第一次尝到超级强权的傲慢和无理。一个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的霸主，就像一头在瓷器店中漫步的大象，破坏和践踏，即使是下意识的，也是灾难性的。这个女签证官，无论学历，阅历，智商和意志力，都无法与我们相比，然而她代表的是美国的无上威权，操有“生杀大权”，可以瞬间决定成千上万申请入境者的命运。我想，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王道和霸道的区别。至于那些对权势溜须拍马，而对自己的同胞使坏的人，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革命的产物，是社会的癌细胞，既丑陋又可怜。

整个国内段的签证工程结束。衡量再三，我们放弃南太平洋，美洲和东南亚路线，决定走欧洲路线。一则，欧洲大陆国家众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另则，我们已经得到欧洲国家的签证最多；再则，十分现实的是，可以乘坐票价便宜的（从北京经莫斯科到布达佩斯的卧铺票是七百元人民币），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国际列车，我们今后的路还很漫长，将能最大限度节省盘缠。

临走前几天，家里面积不大的地板上，行装散放的到处都是，十多年前送我下乡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光景。川流不息的亲朋好友，除了祝福以外，纷纷传递海外生存的要诀，有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玉良言，有具体谋生的锦囊妙计，虽然谁都没有见过外部世界。长女为母的姐姐，将祖传的鸭绒被，一针一线缝制成睡袋；刚出月子的妻子，一手搂着满月的儿子，一手为出远门的丈夫收拾行李，什么都谈到了，就是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何时再相逢？五年？十年？甚至更遥远，只有苍天才能作答，想到这里，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不由的阵阵袭来。翻译家墨兰的公子小鹏，是我的好友中最敦厚的一位，他悄悄把我拉到门外，说，“正是为了他们，你也得往前走，不要回头。”不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别。一年后上海的一场肝炎大流疫中，他成了故人。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三早晨7点45分，我们搭乘的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正点从北京站徐徐启动。送行的邬君随着款款移动的列车追了几步，他的签证还在未定之天，我们先走了。至今我还记得他喃喃自语，离开月台，醉酒似的晃悠而去，瞧着他渐渐离去的身影，大家都感到无可名状的心情。能够走的走了，从今以后如同断线的风筝，飘向广袤的未知世界，无论是祸还是福，恐怕永不重归。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列车（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苏的国际列车，另一班是苏联列车）。列车员都是中国人。整个列车空荡荡的，所有北京上车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节车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细菌一样，散布开去至少有污染环境的坏处。据说，80年代前期，有时整趟列车只有几十个旅客，比列车员人数还少，相对国内列车而言，这里服务质量要好得多。列车编组:高包(二人包房)、软卧(四人包房)、硬卧(四人包房)。我们的二等硬卧，相当国内的软卧，有四个铺位。同房间的另二位来自北京林学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联邦德国。类似这样的国家派遣人员，约占列车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北京站始发的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总共六天的行程。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过半百，略有发福，刚一见面，即忙于分发名片，显示身份和头衔。他告诉我们，已是多次出国，至于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护照，以表明他和我们的私人护照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只有这般自我陶醉的余地，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也就值得尊重了。除了有点烦人的话匣子和“酸”以外，这位半大老头倒是随和，心底善良。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龄比我们还少上一截。他这一代没有直接受到文革的影响，又赶上尚学和开放的年代，学业一帆风顺。他戴着圆圆的眼镜，笑起来一副湖南老乡的憨厚相。他是首次赴欧攻读博士学位，可谓春风得意，一片锦绣前程。当我们问他，是否打算学成报效祖国？他觉得是无可质疑的。使我想起自己的夏教授，留德博士，当年怀着赤诚之心回国，到了皓首之年，感慨万分。新一代的留洋学者的归宿何在，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才能作答。
很快地又结交了一些乘友，其中，有到法国的靳先生，年仅二十岁，之所以能搞到法国的签证，是他老爸是中国驻法航空代办处的官员，他不讳言赖在巴黎；有赴西德留学的杨小姐，是安徽医学院的助教，到德国的第一目标是尽快把男友弄出来。最有意思的是，在奥地利留学的高先生和赴丹麦旅行的林夫妇，我们不但是六天的同路人，而且数月后又再次见面的缘分。
林先生最早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北京火车站国际候车大厅，身材格外短小干瘪，一顶奇特的西瓜状的黑皮帽，和苍白的长脸形成反差，活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时，整个候车大厅散放的几乎都是这对夫妇的行李，他和太太推着两架重磅行李车，来回运输个不停，很有漫画色彩。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坐在车厢里闲聊。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些重达半吨的行李，实际上说货物更为妥切，是他花费数月精心采购的，其中有种类齐全的工艺品，纺织品，足足可以装备一家商店，还有一尊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如来佛，重达八十公斤，像一枚导弹横卧在大号的木箱之中。所有的货物都堆放在车厢的过道，或者寄存在乘友的包厢，当时的国际列车从无走单帮的历史，乘务员也就视而不见。一样是初次出国，对西欧的行情他显然了如指掌，我们云里雾里，懵懂无知，一点概念的都没有。“老弟，中国市场的许多东西，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那就是十倍的价钱。”他从挂在脖子的金项链上，取下一个古里古怪的佩玉，凑到眼前，才看清楚是只乌龟，在中国是象征长寿的吉祥物，据说老外也是十分喜爱，“在上海才十来元人民币，到了欧洲至少值二十美金，不说变卖，就是作为送人的礼物，也是很体面的呀。”
林太太的父亲居住台湾，让丹麦的一个中国饭店老板，担保他们以观光身份进入丹麦。丹麦属欧洲共同体，除非通过婚姻，否则几乎没有定居的可能。林夫妇事先办了离婚手续，丹麦方面已经物色了一个当地女子，待他们到达丹麦，赶着入境签证有效期内和林先生“成婚”，林先生即可获得丹麦定居权，一年后离婚，再与林太太复盟，这样双双都有合法身份。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金钱交易。
“你们打算着怎么办呢？”他把小乌龟仍然挂到脖子上，“说白了，出了国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打算回去的。”
但是，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打算呢？对于奔赴的“希望之乡”，本来就是知识有限，听了林先生关于居留权的一席话，心中更是没有了着落。我们没有钱，又无人接应，最长的签证是挪威，也不过是一个月，能否留在那里，或者是世界哪个角落，前途未卜，只有上帝知道。实际上，自打乘上西伯利亚的火车，我们就是两个到处漂泊的国际流浪汉。

从北京出发的当晚八点，列车到达了中国的边境检查站二连浩特，中国边防警察上车，我们俩的护照着实被反复翻看好些时间，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初次出国的就有这么多签证的，而且也搞不明白，前往南亚热带的S国，如何要绕道冰天雪地的远东地区。最后，加盖了出境章，让我们填写“旅客行李物品申报海关单”。我们意识到，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正式离开中国国境的历史时刻。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正处在二十世纪末所谓全球化来临的前夕，而跨国移民是经济全球化众多动力因素之一，据二十年后今天的统计，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新华侨”，人数约为600万，与昔日的“老华侨”不同之处是，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无意之中，我们成了先行者。
因为中国与苏蒙的轨制宽窄不同，所有旅客应该下车，让火车在“国际换轮库”里进行换轨。我和大成出于好奇，跟着列车进入作业地火车厢被分别吊起，撤掉中国宽轨，换上俄式窄轨，我们还是被赶了下来，俩人冒着漫天的大风雪，从车厂走回二连浩特车站。在上了冻的铁轨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四周黑沉沉的，好一派凄凉的边塞风光，只有前方车站的红色信号灯，唤回文明世界感觉。我们总算重返了车站，这里的建筑和北方其他火车站没有什么不同，钢筋混凝土，像盒子般方方正正，就是多了穿着厚重棉大衣的边防军。幽灵般的旅客们在站内闲荡，一些西方人在小银行里忙着兑换货币（把在中国未用完的外币兑换券换回国际通用货币，按照规定，外币兑换券是不能携带出境的）。出乎预料找到一个小邮局，我坐在破旧的沙发椅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第一封家信：“亲爱的，我的好妻子，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将要实现，半个小时后，我们即将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告别。但是，不知怎的，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心中难受极了，欲哭无泪，痛苦程度甚至超过离开上海，和抱着熟睡儿子的你话别的时刻……”

列车在中国边境站停3个小时左右，晚上11点多火车离开二连浩特，不久停在蒙方扎门乌德边境检查站上。扎门乌德市是蒙古人民共和国距离中国最近的陆路口岸，也是唯一的铁路口岸，和二连浩特南北相望。扎门乌德在蒙语中的意思是“陆地之门”，车厢均下了双重玻璃窗，以阻隔外界凛冽的寒气，透过布满冰霜的窗户，外面警戒的蒙古边防军依稀可辨，彪悍的士兵包裹着皮毛的军大衣，佩戴苏制冲锋枪，脸无表情目视列车进站。小站上有二个蒙古族姑娘，惊讶地看着国际列车隆隆进站，她们头戴羊皮帽，脚穿牛皮护膝的毡鞋，身上裹着黄色的毛皮马甲，在月台灯光下，十分醒目。火车刚停稳，边防检查立即开始，进行蒙方入（过）境签证检查、物品报关等手续。先是一个高个蒙古边防军官依次到每个包厢，收走旅客的护照和另纸签证，然后是海关和检疫人员的例行检查。令人吃惊的是，海关和检疫人员均不会英语（后来我们发现，苏联和整个东欧国家也是如此），好在他们颇有自知之明，并不像以后的苏联海关官员和外国旅客老是纠缠不清。不过，隔壁车厢的几个从中国探亲回来的蒙古华侨，却给折腾德够苦的了，蒙古海关官员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询问和搜查，这是当初中蒙关系的一个缩影。扎门乌德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车站、和具有欧洲风格的车站广场，明显有苏联文化的影响。
第二天清晨，人们醒来，发现列车已是行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广袤的沙漠草原上了。
中国像是一张桑叶，被蚕虫吞噬的北部，便是眼前的外蒙古。从中蒙边境的扎门乌德延展到苏蒙边境的苏赫巴托，整条铁路大动脉贯穿这个国家的南北。隆冬时节，冉冉升起的朝阳，一望无际的蒙古大戈壁，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满目萧条，荒无人烟。只是在极远之处，偶尔发现零星的蒙古包，似戴玉盔，如披银甲。历代文学家和诗人，有过不少描绘不毛的，凄楚的塞外篇章，如今有了亲身感受，以为置身于中世纪或更遥远的年代，如果没有内燃机车汽笛提醒的话。
列车上有了变化，中国餐车留在二连浩特，现在挂上的是一节蒙古餐车，这除了是被强化的主权意识以外，对于相关国家来说，是个赚取外汇的机会和手段。从中国出发之际，我们带上足足一大袋的方便面，够我们俩横穿欧亚大陆七天旅程的消耗，不过出于好奇心，我们还是跑到蒙古餐车瞧瞧，只见餐车空空如也，播送着蒙古音乐，没有预想中的不堪入耳。几个餐车服务员坐在餐车的另一头聊天，厨房里飘出烧烤牛羊肉的气味，实在不敢恭维。一位身材茁壮，皮肤粗糙的蒙古姑娘迎上前来，打着手势问客，结果我们用了一美元，买了个又大又硬的麸皮面包，应该说它只是值几十美分，但是对方没有零钱可找，最后给了几颗包装粗劣的糖果和两个纪念章，上面印有象征畜牧业国家的蒙古大马，一行英文字：蒙古国际旅行社。事后，有人告诉我们，无论在苏联还是蒙古餐车上用餐，化美元是顶顶不上算的，应该用苏联的卢布。这位热心人用二十卢布换走了我们的十美元。我们激动万分，感恩不尽，因为按照当时苏联官方兑换率，二美金兑换一卢布。时隔半年，我们在维也纳发现，那里的银行牌价是零点二五美元兑换一卢布。这就验证了一条真理，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即使同胞之间。这位热心的同胞就是二十六岁的高先生。
高先生身穿当下流行的运动衣裤，鼻梁架着时髦的茶色眼镜。他是军队干部子弟，中学毕业通过关系到了部队，后进入某军区足球队，复员后在北京一家旅行社工作。他说，因曾帮助过奥地利国家钢铁联合企业，一年前到了奥地利，旅游签证期满又续了学生签证，这次是回国探亲重返维也纳。自打北京上车以来，他一直打听前往中欧的同路乘客，不久，我们知道他所携带的行李，有二十个之多，垒起来像座小山丘，比起刘先生夫妇的毫无逊色。据高先生介绍，奥地利这个介乎东西欧的中立小国，仿佛很适合我们生存。由于还没有加入欧洲共同体，奥地利的居留签证限制不严，只要能合法进入，就有可能改变身份，即有可能从观光改成学生，甚至工作身份。我们要去的匈牙利正挨着它，我们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过去了。高先生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北京哥们，背景过硬，在国内搞开发公司发了笔横财，后跑到匈牙利，在那里弄了一辆汽车，在一没有签证，二没有驾驶执照的情况下，竟从布达佩斯开到维也纳。现在，这位仁兄已经有了合法居留，凭着从他老爸那儿搞来的几张出口许可证，他在奥地利开了贸易公司，混得很风光。相比之下，高先生自叹不如，自己的父亲官衔未入流，做儿子的自然要次一等，只能跑跑单帮做小掮客。
到挪威，本应莫斯科换乘到北欧的火车，当初之所以决定到中欧，是因为匈牙利和西欧近在咫尺，那里的国家多，回旋的余地大，况且我们已有了比利时签证，北欧是最后的王牌，暂且作为紧急备用方案。高先生的信息，使我们信心倍增，布达佩斯相距维也纳，不足三百公里，到了布达佩斯，或许可以申请到奥地利签证。大成是乐天派，开始想象不久的将来，我们夹着大学教材，在风景优美的维也纳森林散步。据说，采珠人有一个忌讳，在割开贝壳前，不可奢望里面有闪闪发光的珍珠，否则事与愿违。这个传说，后来在我们身上应验了。
位于蒙中边界两边的戈壁，是世界上第二个大沙漠，占外蒙东南部的三分之一.从窗口放眼眺望，十分壮观，骆驼和野山羊，偶尔可见. 白茫茫的雪原大漠，一片原始生态景象。

(待续)

此文生动有趣，可惜原帖在红网湖湘文化栏亦应者寥寥。续转：

火车上的社交圈子日甚扩大，其中不乏有一些外交人员，据说，他们乘坐火车可以领取飞机的盘缠钱，火车票仅是飞机票的十分之一的价钱，这样可以积攒一笔不菲的外汇。其中有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开发组织中国使团的社会事务参赞陈先生，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二秘朱先生，当前者知悉我们游历各国，感到十分新奇，说，“若不是当今政策开放，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哪有机会跑出来看世界，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好事。”他是说了实话，中国已经告别闭关锁国的过去，开始多元认同和与外部社会文化互动的时代。而从此我们也就开始了“既在此，又不在此”，“处处为家，无处为家”的空间互换。朱先生告诉我们，六七十年代时，乘坐这趟列车的，一般是代表团、外交官，政府官员、还有省委部委以上高官，少有老百姓。列车安保也很严格，有公安人员随车。西方人称之为“神秘的东方列车”。作为普通人，我们感到庆幸，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哪有这样的可能，确实如此。
上午在乔依尔站作短暂停留，一路飞速行驶，中午时分，到达位于蒙古中部的首都乌兰巴托，它也是蒙古航空和铁道的交通枢纽.列车员通知大家，客车将在这里停靠多时，可以下车看看。火车一停稳，几乎所有的旅客携着照相机跑下去。
和以后看到的欧洲火车站相似，乌兰巴托的火车站虽然有点简陋，采用开放式，没有与外界隔离的围墙，月台和城市广场连成一片。苏赫巴托广场同时位于市中心，广场中央竖立着苏赫巴托骑马塑像纪念碑，建于五十年代的政府大厦，，中央邮局等建筑就在附近。广场上方分别悬挂蒙苏二国领袖的巨幅画像，一位是戈尔巴乔夫，另一位是泽登巴尔，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标志。车站广场上经常可以见到苏联军官，看来这里的苏联驻军不少。凸显当时的华沙条约组织框架下，蒙古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当时谁都没有想到，四年以后各缔约国分崩离析，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从而冷战结束。
穿过广场的另一侧，便是城市街道和一排排本色调的建筑，千篇一律，没有个性，不过总算有了点城市的气息。作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国家之一，行人稀稀拉拉，身穿民族服装的市民，用呆滞的目光看着我们这些三五成群的外国游客。我们步入当地首屈一指的商场，简直就是中国人民公社时代的供销合作社，食品百货以至于烟糖五金合为一家，没有分门别类的专业分工，表明即使以当时的标准，这里的商业也是处于原始状态。除了在列车上已经领略过的，硕大的麸皮面包和劣质包装的糖果以外，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值得描述的了。
当我们回到广场，见到高，林和靳先生聚在纪念碑下，和二个蒙古人比划着什么。原来，三位仁兄不约而同兜售他们的商品，有真丝围巾，电子表和其他的小玩意。林先生还带有二瓶白酒，就像二枚手雷倒插在腰包上。小帅哥靳先生人未到法国，却已经像个十足的巴黎推销员，非常老道又不失潇洒，把所有商品用别针挂在呢子长大衣二个内侧面，收放自如，只需闪开大衣衣襟，展示出琳琅满目的流动橱窗，令人眼花缭乱。二个蒙古青年，打扮入时，穿着当地少见的牛仔裤，应该是蒙古都市的时髦青年兼黄牛党。他们情不自禁的伸手
想摸摸，被高先生拦住了。一场哑剧的生意洽谈开始了。蒙古话我们谁都不懂，对方干脆讲俄语，俄语显然是蒙古的第二外语。我们当中，只有高先生会一点，也仅仅是从“一”数到“五”，如果想表达“十”，非要连续说二个“五”不可，以此类推，可见他的俄语程度。最后，谈到支付手段，蒙方坚持用蒙古币-图格里克，中方坚持以苏联卢布结算，高先生对我们说，“蒙古币-图格里克顶个屁用，简直开玩笑。卢布一路上可以零花，至少到了莫斯科，坐出租车没有问题。”话音刚落，一辆苏制小轿车无声无息滑行过来，车门打开，跳出两个蒙古警察，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那二位蒙古青年被警察楸住衣领，塞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我们都吓坏了，赶紧回到车厢，大伙仍是心有余悸。高先生却不然，说道，“没事儿，这和中国一个样，警察只抓黄牛，不会找外宾的麻烦。”天哪，我们原来已成了“外宾”！林先生有点懊丧，正为他那一大箱的白干发愁。高先生笑道，“老弟，不用发愁，到了苏联，销路有的是。”老马识途，事实证明高先生没有说错。
下午二点，列车离开乌兰巴托，继续向前方奔驰。坐在风驶电掣的东方列车上，朝窗外瞭望，不禁思绪万千。蒙古民族历史也很长，有数千年之久，和中华民族差不多上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曾经统治过欧亚大陆，也是人类史上疆域最大的帝国。后来可汗忽必烈建立元朝，进入蒙元时期。历史上的中蒙很难分出彼此。无论是结束二战的雅尔塔会议时，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关于蒙古的交易，还是以后斯大林逼迫中国承认蒙古独立地位，实际上是典型国际霸权时代的地缘政治，虽然，当时中苏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在蒙古问题上，苏联却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毫不心慈手软，其作为与大肆掠夺的俄国沙皇并无二致。列车越往前开，和南部国土大部是戈壁地区不同，蒙古北部草原特征越是明显，据列车员介绍，春夏之际，一过乌兰巴托，绿茵茵的植被，壮美辽阔的大地，显得江山如此多娇。
傍晚时分到达蒙古北部的达尔汗站。有人介绍，达尔汗市是六十年代崛起的工业城，发展迅速。城市的楼房和其他建筑均为白色，图画一般，远远望去，大雪纷飞的隆冬腊月，整座城市就像童话中，玲珑剔透的水晶宫矗立在茫茫雪原上。同车的蒙古华侨告诉我们，蒙古文化崇尚白色，认为此是纯洁的象征，成吉思汗的战马就是白色的。这里见到久违的工厂，开始有了工业化的痕迹。据说，这里生产的皮衣和羊绒衫，销往西伯利亚地区，价廉物美。我们前往莫斯科，甚至于北极的挪威，正需要御寒行装，本来想到达尔汗市买些来，无奈火车停靠时间才半个小时，只好作罢。
从达尔汗站开出，列车行进二个小时，到达了位于蒙俄边境的苏赫巴托，其名来自蒙古建国领袖苏赫-巴托尔。苏赫•巴托尔毕生寻求蒙古民族独立，争取苏俄的支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仇视和脱离原宗主国中国，却又变为苏俄的附庸国，这就是地缘政治的宿命。这里仅仅停留十五分钟，期间蒙古边防人员迅速给旅客办理了出境手续。
(待续)

去西奇好，祝端午节快乐！作者周游世界的生活经历，令读者也大开眼界。再续：

      当天午夜，列车进入苏联地界。因为莫斯科与北京的时差，我们的手表一律往后拨五个小时。忽略不计中蒙境内铁路长度，从现在起，到达莫斯科终点有将近一万公里路程，是全球最长的电气化铁道线，也就是著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的铁道线的重头戏，既不是北京和乌兰巴托，更不是莫斯科，而是壮丽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历史超过一百年，穿过乌拉尔山脉，连接欧亚的莫斯科和海参崴，是当年沙皇染指远东的战略动脉。据说，那时候，沙俄倾其全国之财力，征集了数十万的俄国农民服劳役，顶着零下五十多摄氏度严寒，在永冻层开山建桥，铺设铁路，饥寒交迫，劳累致死，不计其数。和秦始皇修长城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火车缓缓进站，在月台边咯噔一下停稳。苏联边防军头戴橄榄帽，胸前佩戴勋章，白晢的皮肤和线条分明的轮廓，个个是高头大马的英俊少年，使人意识到是到了欧洲地域。边防检查非常严厉，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展示国家的力量。边防军个个冷若冰霜，逐个车厢收走旅客的护照和苏联签证，然后所有人被命令离开车厢，沙丁鱼似的站在列车的走廊上，边防安全人员进入车厢，仔细搜查行李架和床铺下的旅行箱。同时武装警察检查厕所，列车工作人员的卧室和车厢的顶部，不厌其烦，没有任何疏漏。紧接着是海关盘查。戴大檐帽的海关官员，根据旅客事先填写的申报表，逐件清点行李和贵重物品，如首饰，照相机和录音机等等。最有趣的是，苏联海关人员一张张数着你荷包里所有的钞票，不时还要你解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钱，如港币和马来西亚币，像古董商那样极富耐心。我很怀疑，这究竟有多大的必要。我们隔壁的包厢是一对蜜月旅行的年轻夫妇，男的叫Pate,是个无拘无束的澳大利亚人，是爱尔兰航空公司驻澳洲办事处的职员，娶了一个西德太太。海关官员对他们进行了彻底的搜查，连包厢的窗帘也细细检查了，高先生很有想象力地断定，苏联人是想看看有否违禁的成人画报。事后Pate大发牢骚，说，It is very funy,埋怨苏联边防太不友好，有着一付上帝的脸。这对新婚夫妇，先从澳大利亚飞美国，然后到泰国，新加坡，尼泊尔，中国，经蒙古到苏联，再从芬兰的赫尔辛基回西德的法兰克福。护照发还以后，我们下站散步，车站挂满了政治宣传画，众多带红色袖章的苏联边防军，审视着来自东方的客人。
     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城市是乌兰乌德，是东西伯利亚第三大城市。十七世纪由哥萨克人建立。中国-蒙古铁路和西伯利亚大铁路在这里交汇。城市风貌具有哥萨克民族特征，表现着不同于以后经过的其他俄罗斯城市的文化。市区喇嘛寺庙建筑，布里亚特风情田庄和城堡到处可见。乌兰乌德地处著名的贝加尔湖东南，距湖区仅数十公里。而汇合点距离传说中的贝加尔湖仅半天多的路程而已。
      晚上和列车员小王闲聊，小伙子很有文学功底，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我们谈得很投机，一周的旅途，他好几次把自己的列车员休息室让我看书写字。
      第二天人们醒来，发现列车已经是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上飞驰，（将经过雅布洛诺夫山脉，中西伯利亚高原、西西伯利亚平原，翻过乌拉尔山区后进入东欧平原。列车出中国需要1天，过蒙古也需要1天，其余4天都在俄罗斯领土上奔驰）西伯利亚严寒世界赫赫有名。冬季达摄氏零下50度。而时下的零下30度根本不在话下，这是冬天温和的气温。据乘务员说，这里绝对低温是－70℃。年均气温低于0℃。
左侧雅布洛诺夫山脉，右侧既是浩瀚的贝加尔湖。贝加尔是世界上最深的，最古老的湖，已经有两千万年的历史了。湖水清澈透明，据说有将近二千种动物和八百多种植物，而且很多是当地所特有的。第一次看到它，完全被其海洋般的气势所震撼。贝加尔，说它是内陆湖，不如说是俄罗斯内海更妥切。此时此刻，已是一片茫茫雪海。没有人能不为那种无任何人工雕琢的，完全原生态的魅力所倾倒。
     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19年初冬，吃了败战的沙皇俄国海军司令高尔察克率残部，沿着远东铁路线武装押运西伯利亚列车，将近三十个车厢共运载沙皇的家当一千六百吨黄金。不久火车燃料告罄，途穷末路的高尔察克指挥水兵们，用雪橇拉着沉重的金块在冰天雪地前进，在零下五十度的严寒中，效忠的亲兵和马匹不断死亡，当行进到封冻的贝加尔湖湖面，刮起西伯利亚可怕的暴风雪，刹那之间全军覆没，人为财死黄粱一梦，也是大自然对贪婪的惩罚。随着贝加尔湖解冻，沙俄帝国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而来的金银财宝也就瞬间沉入湖底，这批据说市价相当五百亿美元的黄金，至今还沉睡在贝加尔湖静谧的水下，唤起了人们无比神秘的幻想。

      贝加尔湖畔，茂密的白桦树林中，俄罗斯风格木屋时隐时现，雪山，雪海，雪天，山水天三者一色，融为一体，浑然天成，贝加尔湖仿佛成为人间天堂的海市蜃楼。坐在行进的列车上，窗外景色尽收眼底。又飘起了雪花，梦幻般的视野，眼前一切若隐若现。根据历史记录，西伯利亚最早的统治民族就是弯弓射大雕的匈奴，“苏武牧羊”就在北海，即贝加尔湖，用海的感觉和比喻，说明我们先人的想象力和我们并无二致。实际上游牧民族没有明确的国界，整个西伯利亚都是活动范围，他们放任骏马奔驰，能跑得多远就多远。即便塞外苍茫，不乏征服自然的浪漫。
列车绕着水天一色的贝加尔湖整整走了大半天，大概是贝加尔湖周长的十分之一。应该是很感谢当年的西伯利亚铁路的设计师。极目眺望，雅布洛诺夫山，贝加尔湖和相当二十个法国面积的西伯利亚，如此壮观，胸襟豁然开朗。历史上的拿破仑和希特勒曾想征服这个伟大的国家，就像当年的日本人要吞并伟大的中国，如同蚍蜉撼树，现在想起来，就会感到可笑之极。

      乘务员说，车外气温在零下三十度以下，偶然能见到养路工在铁道边临时搭建的工棚，裹着棉大衣的俄罗斯铁路工人站在一边，和疾驰而过的东方列车招手。西伯利亚铁路铺设的是复线，部分区段还是三线。这里使用均是电气化火车，天空的电线也多了起来，集装箱、零担和汽油灌货运列车，以及苏联国内绿色的客运列车，穿梭往来，车水马龙，显然交通热闹了起来。进入苏联，停靠的站次明显增多了。车厢过道上经常出现俄罗斯旅客和苏联列车工作人员，他们是从新挂上的苏联车厢经由这里到餐车去的。虽然彼此语言不通，我们互相微笑，握手，以表示友好，使人联想起正缓慢解冻的中苏关系，老百姓本来就是淳朴厚道，不存在什么无聊的恩恩怨怨。有一位列车员告诉我们，近年来，中苏关系明显好得多了，早年当列车抵达苏联境内车站时，站台上布满了苏联警察，不允许当地人跟中国人说话，更不允许外国旅客随意拍照，列车员也不得擅自与国际旅客聊天。我们乘坐的列车是东德制造，进入苏联境内，换成电气机车，时速达一百多公里，夜间行车更快，左右摇晃像是摇篮。
我们在伊尔库斯克停靠了好一会，大家饶有兴致的下车拍照留念。伊尔库斯克是西伯利亚最重要的工业和商贸城市以及交通枢纽，离贝加尔湖最近，誉为俄罗斯的“东方巴黎”。由于人口密度较低，居民建筑间距宽阔，以多层、低层建筑为主。宜人的空间尺度，令人感到一种亲和力。听说，这是伊尔库斯科一贯的传统城市规划策略，保持城市格局大气，和良好生态环境，这与我们以后到达的北欧有相似之处。17、18世纪风格各异的欧式建筑，在这里保存不错。不少建筑物檐口，门窗和栋梁雕刻花纹，显示俄罗斯远东精湛的建筑艺术。
列车一开动，我们就跑到餐车去了。苏联餐车已是完全的欧洲格调，和蒙古餐车相比要豪华得多。除了深夜，餐车几乎不停运转，只要旅客有兴趣，即可整天泡在那里消费。这确实很适合火车上的长途旅客，在吃吃喝喝的同时，无疑增加了一个旅途中的活动和交际场所。人们可以在这里，结识朋友，一面吃喝，一面聊天。在那个年代，对于初次出国的中国人来说，在餐车用膳是一大奢侈。服务员多是俄罗斯肥胖型的中年妇女，热情好客，打着手势，忽悠客人多少花费一些钱。因为林先生夫妇的慷慨解囊，我们在那里用了早茶。就像欧洲其他国家一样，苏联的牛奶很便宜，对于到餐车消费的人们，面包也是免费的。林先生告诉了我们这个秘密，原来他们夫妻俩已是这里的常客。我们有点纳闷，林先生哪来的这么多的卢布?他喜形于色地说，“我的所有白干都脱手了，十个卢布一瓶，好买卖，不是吗!”“你在哪里脱的手?”他笑了，“就在此地，在餐车。”他向站在不远的，向我们微笑的苏联领班眨了眨眼，“你们难道没有发现，这里的侍者个个都特别卖力为我们服务，我和他们已是老相识了。”苏联人嗜酒如命，当时执政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三大运动，其中之一就是反酗酒运动，实行全国禁酒法令，只有在周末和节日才有少量的烈酒出售。由于社会、官员腐败，使酗酒越反越烈。难怪高先生拍胸脯打保票，即使一船白干也不愁没有销路。

     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认为，苏联社会处于危机前状态，几十年的历史没有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极大潜力” ；粗放式生产经营、高消耗、浪费严重，生产成本远高于西方；资源的毁灭性开采与挥霍和环境破坏；经济结构畸型、轻工产品等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戈氏的改革先是学习匈亚利、然后是北欧和瑞典模式，允许东欧国家民主化，认为要向西方看齐。国家关系非意识形态化，公开宣扬民主性和多元论，导致了五年以后（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解体引起世界地缘政治的剧烈调整。当然这是后话了。苏联瞬间的分崩离析，这可是一般人都无法预料到的。但是，美国的智囊和政客，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早在苏联解体前就作了预言，五年内苏联将不复存在。事情的发展完全为他所言中了。苏联帝国的崩溃，就像天文物理学中演化到晚期的恒星，巨大自身引力将整个星体向中心坍缩，遽然爆发。凭借外力不足于肢解苏联帝国。这方面，老谋深算的西方是有足够的耐心。
      在餐车上认识了二个结伴而行的国际流浪汉。表面上，我们俩和他们一样，但是性质不同，背景不一样，我们是寻找移民的定居点，而他们是体验不同的社会生活，也就显得浪漫和潇洒。对于外部世界，他们是为了满足征服欲，而我们即是苦苦的上下求索。他们是冒险家，我们更像是难民。相比之下，我们很是羡慕。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加拿大人。叫做菲利普的法国人尤其滑稽，头次和我们打照面的时候，一面说“哈啰”，一面闪开外衣，给我们看印着“野战军”的军用棉衫，自称是中国大兵。他们跑遍整个东南亚，在新加坡打了半年工，在日本做了一年的餐厅服务员，一千多美元工资，晚上当家庭教师教英文赚外快，又在中国鬼混了三个多月，当时在中国绝无打工的可能。现在横穿西伯利亚进入苏联。在西方，或厌倦了安逸的生活，或趁年青，提起背囊，跑到世界闯荡的，以增加见识，大有人在。欧美诸国往往互免入境签证，多数不发达国家对西方人极为开放，和便利的现代化交通，以及西方国家公民天然条件，如没有归纳为物质因素的后顾之忧和其他掣肘，使人能够有这种可能。物质的极端富裕，使西方人的一部分越来越聪明，他们可以不断进行新的学习，新的工作，新的尝试，甚至新的开拓，满足猎奇心理，只要具备这样的性格和意愿就行。他们就像现代的鲁滨逊，那些单调，重复和繁重的常规作业交给“星期五”完成。西欧的大批来自东欧和第三世界的劳工，既是典型的现代“星期五”。

列车咣当一下停住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了。是东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人口一百多万。这里是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叶尼塞河交汇处，西距莫斯科四千公里，约是中苏两国首都距离的中心点。铁运、河运、航运发达，是西伯利亚的交通中枢。作为西伯利亚地区工业重镇，主要的工业部门包括有冶金、电力、和机器制造。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研制人造卫星的太空研究中心，全球瞩目。有经验的旅客告诉我们，列车西行，沿途停靠的站次逐步增加，在感觉上气候也会温和一些，人口和工业的分布显然是偏重苏联的欧洲部分。每到列车到站，大家都会蜂拥而下，跑下去看热闹。月台上往往设有为旅客服务的售货小亭子，出售俄罗斯粗大的面包，糕点和咸鱼，苏联人是完全生吃咸鱼的。全付武装的苏联安全部队警员，在车站上度方步，长筒靴在雪地上嘎嘎作响。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外国人，同时禁止当地人和外国人打交道，到底是封闭的社会。的确不少苏联黄牛党试图从我们这儿买点什么去，他们对任何东西感兴趣，从衣服到墨镜，从收录机到圆珠笔，只要你愿意，可以用惊人的价格出售身上所有的东西，以至于只剩下你的裤头。一个苏联青年跑来，环视四周，用蹩脚英语跟我们谈生意，大成的人造皮夹克可卖一百卢布，可惜是他的御寒冬衣，无法割爱。车站外马路上，红色公共汽车在冰天雪地中小心翼翼行驶，三五成群的穿着毛皮大衣的俄罗斯妇女，站在电话亭和售货亭边，看着我们这群稀奇古怪的远方来客。
酒香不怕巷子深，事后我们知道，林先生和苏联餐车领班的白干交易，很有影响力。第二天，跑来个英俊高大的男子，风度翩翩，活像一个苏联将军，原来是巡视的苏联列车长。他很关心的询问我们的国籍和行车路线，然后摸出明信片和纪念章赠送给我们，明白事理的高，林和靳先生，立即回赠了一瓶二锅头和几盒清凉油。接下来，大家开始关上包厢门做生意。他买走了一只手表，二瓶高粱和三条牛仔裤。制服笔挺的列车长先想借我们的皮包一用，又怕目标太大，购买的物品一时不敢取回，表示要天黑才能来拿。最终大家约定，由中方给他送过去。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几个来到餐车，只见列车长坐在那里聊天，对其心仪的漂亮苏联女乘务员围了一圈，他在那里高谈阔论，装着不认识来客。我们坐下来，要了咖啡和番茄汁，开始谈天说地。列车长便扬长而去。靳先生夹着皮包起身尾随，剩下的人继续和餐车标致的女侍者，比划着插科打诨。不大一会儿，靳先生回到餐车，告诉大家，商品已经顺利成交，刚才列车长正在车长室等待他的光临。
东方列车上的故事继续进行中。苏联女乘务员也开始到我们这里串门，三三两两的，如过江之鲫。据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纳了个天生尤物的俄罗斯妃子。如今亲眼目睹，不由得你不信。女乘务员都是青春焕发的妙龄少女，面部轮廓分明，高鼻梁大眼睛，肌肤白腻,眸子如同一汪海水, 秋波盈盈。她们身穿剪裁合体的制服，紧绷着丰满的体型，腰却很细，藕般的手臂，白皙的秀腿，那种成熟的风韵，既火辣又抢眼，漂亮到令人眩目。高，林和靳先生展示五光十色的商品，欢天喜地的姑娘们看花了眼，一问价钱，囊中羞涩，又爱不释手，流连忘返。最后，挑选了小玩意，如发夹，丝绸围巾。我们这些人中就数靳先生年轻，风华正茂，他说，“大哥们，你们拖家带口的，没有机会了，我可不同。”这帅小伙子发誓，一旦巴黎的定居搞成，即回来娶个亭亭玉立的苏联新娘。
到达新西伯利亚是下午的午茶时分，新西伯利亚是西伯利亚的最大城市，松散的城市建设点缀在辽阔植被和树林之中，用今天的话说，很绿色，它是苏联人口第三大城市，仅次于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但是几乎少见行人。这里有全俄最大的芭蕾歌舞剧院，和最大的新西伯利亚火车站，并拥有一些俄罗斯最好的高校和博物馆，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里居住着6500名科研人员。其实，新西伯利亚是后起之秀，近代崛起的新城市。沙俄时期的新西伯利亚，是重刑犯和政治犯发配流放的地方。列宁当年就是被沙皇禁锢在这里多年。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时，它也就是一个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步步紧逼，大批重要的工业迁移到此，成为俄罗斯远东军事工业城市。作为全国的依托，从此西伯利亚也就发展起来了。建设时期，很多苏联青年下放到新西伯利亚，进行大规模开发，和当年中国知青建设黑龙江一个样。这里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储量占世界前列，森林面积占全俄罗斯的80%。
随着列车的挺进，我们认识的人越发多了。有个会讲中文的日本小伙，叫武长优。日本和沙俄是宿敌，当年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是沙俄蚕食亚洲的远东战略，为此，与其激烈角逐的日本和沙俄曾经过过招。我们问武长优这段历史，他说不知道，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的爷爷当过苏联红军的俘虏，所以他的奶奶非常憎恨苏联人。一路来和他交谈，知道不少日本的情况，相对欧美而言，日本向来是个文化上较保守的国家，不过现代的日本青年开始叛逆，怀疑传统的理念，社会的拜金思潮还是主流，大阪有句见面语，用英语的意思就是，Making the money,很有讽刺意味。

武长优二十五岁，父母五十多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们才十来岁，所以对战争的印象很淡薄。整个家庭住在京都的郊区，父亲是县教育委员会的公务员，母亲是当地旅游区的小旅店老板，实际上是到了夏季，把家里多余的房间租出去的意思，类似我们后来在匈牙利住的Landlady。武长优本人是京都大学的法律系学生，去年开始到中国戏剧学院学习汉语。这次到苏联旅游。日本人口密度大于中国，但是，除了工作学习以外，很少迁移定居海外，除了日本是四面濒临大海的岛国，和很强的民族归属感以外，和其社会经济状况有关。武长优很羡慕我们环球旅行，根据他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当时像我们如此潇洒阔绰绝无仅有，当然我们不会告之自己的真正目的。
无独有偶，列车上除了高，林和靳先生等汉族国际贸易商，还有一个叫萨迪克的新疆同行。他用一条马保罗香烟和高先生换了白酒，每到餐车，萨迪克总是请我们当翻译，因为有一次点鸡蛋汤，却来了一道猪肉汤，使这位伊斯兰教子民大为恼火。萨迪克随身携带五十万人民币的货物，堆起来就是座小山，目的地是土耳其，据说还要到伊朗等阿拉伯国家一游。
清晨，火车到达十分有名的秋明，是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城市，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储量居欧洲第一位。这里便是通往欧洲石油、天然气主干管道的中枢。如果俄罗斯一不高兴，掐断油气，整个欧洲都得遭殃，后来虽然超级大国当不成了，但是还是能源大哥，西欧还得看它的脸色，这是俄罗斯屡试不爽的王牌，不容忽视。在十月革命的时候，秋明就是西伯利亚商业和运输中心，二十世纪中期因大规模的油田开发，飞速发展。秋明建于中世纪，其特殊的名称有二说种法，一是据说以第一个开发此地油田的地质勘探队长秋田命名，一是据信来自于匈奴，意思 “万人之邦”，是因为成吉思汗西征之时，曾经在这里驻扎数万骁勇的骑兵闻名。如果不是蒙古兵的游击作风，维持到元代，可能历史就要重写了。

从秋明一开出，我们又坐回到餐车去。结交了两个瑞典人，安德森是高速公路上的养路工，每年工作五个月，其余七个月逍遥。林耐是原始森林的看林人，每天的任务就是在直升机上用望远镜瞭望森林，在我们听来，他们哪里是当工人，简直是打工贵族。据说，瑞典是北欧高福利国家，戈尔巴乔夫“改革新思维”，就是要把苏联改造成那样的模式。后来我们到了北欧，才知道什么是高福利，即使美国也做不到那种境界。又跑来一个西德人，一口英语不咋地，但是表情丰富，大幅度的肢体语言，引人发噱。他在一家公司干了十几年，有一天突然发现应该抛弃原来的生活方式，跑到广阔天地来了，他刚刚游历了整个亚洲。物质生活富裕到某种的地步，人的个性解放也就有可能发挥到极致，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很难想象的。

中午到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24年前原名叫叶卡捷琳堡。之前国际列车通过1777公里处的洲际界碑，从此由亚洲进入欧洲大陆，大家站着窗前，翘首以待此刻的到来。兴奋之余，突然间浮起一丝无名的悲哀，人类天生就有占地为王的绿林禀性，硬生生把大好河山划分为不同的洲，不同的地区和数不胜数的大小国家。如果造物主从苍穹俯视，原本挺好的一个蓝色地球，被亚当夏娃之辈刻画道道犬牙交错的界线，如此丑陋不堪，必定痛心疾首。“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然而后者的自私，贪婪和同类相残，和动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大自然和动物界，不需要护照和入境签证，没有肤色种族的细分以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纷争，更不要说针对同类的鄙薄，歧视，奴役和各种战争。

叶卡捷琳堡是俄罗斯乌拉尔最大城市和工业、交通、文化中心，百万人口。二十世纪初是革命运动中心之一，这里有很多当年布尔什维克职业革命家的故事。叶卡捷琳堡是俄东部地区铁路及航空枢纽，重型机械制造基地。这里的高等院校和俄罗斯科学院的科研机构密集，并且很有名。

蓝蓝好！也曾有过短暂西欧与澳洲游历，觉得“洋插队”前知青作者阅历丰富，读来有趣。只是续文太慢，再转：

今天我们认识了四位苏联华侨，在他们身上，简直就是再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苏关系的演变，个人的沧桑和国家社稷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令人十分感慨。

其中二位是过了花甲之年的先生，一位叫王国裕，另一位叫胡惠君，胡子拉碴的，满脸的皱纹，一身的风霜。二位老大爷，如果不是穿着西装，戴着领带，投足举止和关东老农并无二致。他们的人生十分传奇，年轻时代一度风流倜傥，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贴身侍卫。辛亥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宣统皇帝溥仪退位，又经历了张勋复辟，最终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让日本人护送到东北。王胡均出身满族镶黄旗，祖先有赫赫战功，血统高贵，武功了得，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御前侍卫，始终不离其左右，即使在伪“满洲国”时期，傀儡皇帝的侍卫长换成日本人工藤忠，溥仪还是得到日本人的特许将他们留在身边。一九四五年苏联对日宣战，不久傀儡皇帝溥仪成了苏军的俘虏，作为随从侍卫官，王胡一起被捕。二战结束后，王胡作为战俘，随溥仪一同押解到在苏联，先在海参崴关押一年，后在伯力监禁了五年。期间虽然在同一个监狱做阶下囚，和溥仪再也见不上一面。一九五零年溥仪被遣送回国，听到这个消息，分别拘禁的王国裕和胡惠君，不约而同面对东南，跪地叩首，泪流满面，和南归的君主诀别。

奇怪的是，王胡等一批臣僚随员始终被扣押苏联境内。此后王胡流放到北极，监视居住，活动半径不得超过一百公里。七十年代，也就是过了二十年，总算取得苏联国籍，得自由身，已近黄昏，故土东望路漫漫，两袖龙钟泪不干。胡先生终身不娶，在苏联漫长的岁月，王先生曾有两次婚姻，前后妻子都是欧洲战犯留在苏联的后裔，他告诉我们，西出阳关无故人，根本不可能找到东方血统的老婆。好在二位欧洲裔妻子也是贤良方正，给他生了五个子女，现在均已长大成人，混血的后代成了地道的苏联人。

另外二位是五十多岁的妇女，一个是张桂英，另一个是陈秀珍。一九六二年伊犁事件到苏联。张桂英嫁了苏联人，陈秀珍的是原配丈夫，一同跑过去的，张陈都是做了母亲，拖儿带女的。伊犁事件据悉是当时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下的命令。在苏联方面的策动下，二个俄罗斯族将军做了内应，中国共有边民六万余人出走苏联，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一再向苏联提出抗议和交涉，要求允许被胁迫出境的中国边民返回中国境内，但遭苏方拒绝。从此，日益紧张的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二个马列主义兄弟党彻底翻脸。

这次是他们回国探亲结束返苏，第一次的回国感慨万千，看到我们年青的中国同胞，亲热的不得了，尤其是两位老先生。列车离开中国国境时，王国裕和胡惠君又是哭又是笑，眼泪止不住往外流，这俩老人，昔日的八旗子弟和皇家侍卫，当年随溥仪到苏联，四十多年流落塞外，含辛茹苦，历尽沧桑，昔日的君王已经作古，长寿的他们却留在人间，今幸苟存延喘，百念皆已灰灭，这种心情可想而知。晚上他们灌了不少黄汤，在包厢里又是唱又是跳，一直欢庆到头遍鸡叫。看着悲喜交加的老人，眼前一切逐渐模糊，如梦如幻，仿佛时空倒流历史回放，可歌可泣，我们深受其感染和震撼，醉醺醺地和衣而眠。

他们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下的车，月台上寒风如刀面如割，此次分别，偌大世界，天各一方，不知相会却在何日，大家明白再见机会不多，我们的离别很伤感，依依不舍。列车开动，老人们站在月台上，和我们招手，老泪纵横，王先生踉跄着还追了好几步，身影越来越小，迟迟不愿离开。

晌午时分到了弗拉基米尔，距莫斯科不到二百公里。弗拉基米尔是俄罗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为俄罗斯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有不少俄罗斯重要的科研机构，拥有上万人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据说，这里的名胜和风景区具有世界知名度，此地的博物馆排名欧洲前10名，是公认的文化旅游中心。圣母安息大教堂、德米特里耶夫教堂、涅尔利河口圣母教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弗拉基米尔是很多著名历史杰出人物的出生地。

我和大成俩与列车上所有新朋友话别，下一站是莫斯科，我们将和多数人由此分手，各奔前程。我们把家信贴了邮票，拜托列车员小黄带回北京寄出，这样可以省下昂贵的国际邮费。下午三点，东方快车到达雪花飘飘的苏联首都。

莫斯科地处俄罗斯欧洲部分中部，人口800多万，是世界特大都市之一和欧洲最大的城市，始建于12世纪中期。古有“第三个罗马”之称，也是世界上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而且比想象中要雄伟的多。一周的旅途结束在莫斯科雅罗斯基车站，大家又激动又紧张，忙着张罗着下车，根本都顾不上东张西望。列车刚刚停稳，成群结队的俄罗斯搬运工，蜂拥而上，如果给上一瓶白酒，就不用付卢布了，无论你有多少行李，都给扛下车厢，堆放在月台上粗笨的手推车上，然后搬运到火车站外的出租汽车站。高头大马的白种男子，胼手胝足充当苦力，这是苏联和东欧的一道风景线，西欧是绝对见不到的。中国朋友们就此握手，分道扬镳。前往西欧和北欧的，因为是第二天的火车，即乘上中国使馆的交通车，到使馆招待所过夜，十五美元一夜，比莫斯科普通的旅馆便宜不少。前往东欧的，因为半夜就可上车，即乘出租车到莫斯科基辅站签票，然后在那里候车。

读到此文也很是跟着感慨一方，六十年变迁，但这些人这么死心塌地想着主子，王国裕，胡惠君们用愚忠来说也不为过，为他们的忠而感动，为他们的无谓而怜惜，没有自我，值得吗，主子在好的时候会偶尔想起他们吗？现在大概不会有这种人了吧。但有一种动物是这样，我以前没有养过不知道，现在知道了，那就是狗，不管主人是穷是富，是年轻或老人，它都是忠实主人的。

大胆的人有远见，这些人的经历很令我向往。没有机会，很想体会一方。写作的主人可能也是因为经历吧，有了写得冲动。若这样的经历只烂在胆子里多可惜呀

破旧的出租车在莫斯科积雪泥泞的大街上，摇摇晃晃向前奔驰。严冬季节灰蒙蒙的天色，无疑夺走了这个共产主义帝国的生气，不过，俄罗斯风格的雄伟建筑和宽阔异常的马路，不失壮丽的气势。说实在，我很喜欢俄罗斯和莫斯科。莫斯科人很注重仪表，衣着整洁。在冰天雪地之中，漂亮的妇女，厚呢子裙，脚穿长统靴，身着毛皮大衣，是莫斯科冬天的一景。不过莫斯科酷冷，男女老少都戴帽子。俄罗斯的文化，教养绝不次于西欧那些暴发户国家。想到俄罗斯的文学，科学和交响乐，看着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禁肃然起敬。它后来的没落，实在匪夷所思，或许国运不济，但是我坚信终究有重生之日。很多年轻人的打扮很西方化，奇怪的是商店货架上的商品实在无法恭维。苏联有世界上一流的工业，科学和艺术，也就是有世界一流的脑袋，就是搞不了轻工业和民生工业，是很滑稽的现象。莫斯科的私家车普及率很高，大多数是本国制造的伏特加。不像中国，几乎见不到日本和欧美的进口汽车。

到了基辅站，经过一场马拉松的讨价还价，高先生让一群在车站前兜生意的搬运工，把他的超级行李运进候车大厅寄存处。我们即用自备的折叠手推车，把自己的行李送进去。当即我们在设在车站的苏联国际旅行社签票，令人惊奇的是，旅行社人员几乎不通英语，我们汗流浃背的比划了半天，再加上高先生的限于十位数的俄语翻译，还是无济于事，正在发愁犯难之际，一位好心的苏联男子帮了我们。康斯但丁和我们同路，一口俄罗斯口音的英语，是苏联驻匈牙利办事处成员，父母和妻子都在布达佩斯，有一个四岁儿子，另一个正怀在娇妻肚子里。他的出现，一切困难迎刃而解。以后有了他的护驾，一路顺风顺水。

基辅站和雅罗斯基车站的候车大楼，是那种莫斯科比比皆是，厚重雄伟的古老建筑，高大的圆柱，拱形的天顶，四周是典型的俄国风格的壁画和浮雕，看得出有不少年代了。这些可以追溯到沙皇时代的艺术，却也能够与供客人消遣的闭路电视，现代化的酒吧和红色政治宣传画奇妙协调。当时的苏联是物质匮乏，官僚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我们会毫不陌生的发现商店前的长队，生硬甚至无礼的服务质量和无所不在的红色标语。接下来我们开始搭乘地铁逛莫斯科重要景点。

莫斯科是欧洲最大的城市。欧洲各国的都市，大都修建有地铁，不过没有哪一座城市的地铁能够和莫斯科的相媲美。莫斯科地铁有一百五十个车站，五百部电动扶梯，地铁的深度，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每座地铁站都有独特的风格，经过众多的建筑艺术大师的设计和手笔，简直是超级地下艺术殿堂，集建筑、装饰、绘画、雕刻、与叹为观止的工程为一身，是俄罗斯深埋在地下最大的宝贝。莫斯科地铁自动扶梯速度惊人，直立着迅捷地坠落，回头往上看，已经远离视界，往下看，幻觉自己被潮汐力牵引下沉，就像一名探险的航天员和恒星一起向内坍缩，弯曲时空作用到头与脚上的引力之差，使自己的身躯奇异地拉长，飘向深不可测的黑洞奇点。一刹那间，产生了将要到达临界区域和时间终点的恐惧，想起诗人但丁针对地狱入口所叙述的：“从这里掉下去的人必须抛弃所有希望。”然而到达尽头的一瞬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眼前一亮，豁然开朗。
拱门通道将人引入由圆柱和方柱支撑的大厅，穹形顶壁精美的浮雕和吊灯，墙面和地面铺以贵重的红白相间的大理石，在华丽水晶灯下，以著名文学主题，配上历史人物的雕塑与巨型壁画，显得富丽堂皇、气度非凡。一路上观赏这座地底下的罗浮宫，着实为俄罗斯文化艺术博大精深所震撼。地铁艺人的表演，颇有水准，手风琴，提琴和铜管乐器的优美旋律，回肠荡气，余音绕梁。

红场位于红线，绿线以及蓝线的地铁交叉站附近。出了车站，我们可来到这个世界闻名的广场，令人吃惊的是，与天安门广场和上海人民广场相比，它只是个袖珍广场，显得狭小，紧凑，地面是由典雅的条石铺成，十分古朴。

红场南面是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属东正教，修建于中世纪，8 座小教堂拱卫中间大教堂，总共九个金色打底的洋葱头穹窿，五彩缤纷，错落有致，在欧洲教堂建筑艺术中，其风格色彩运用之大胆，无疑异类，独树一帜，但确实是精美的组合。当年的伊凡雷大帝，为了绝版这样漂亮的教堂，让侩子手挖去建筑师的双目。传世的奇葩瑰宝，往往是用鲜血浇灌的。

东正教是基督教其中的一个派别，是指继承东罗马帝国基督教衣钵的教会，是和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并立的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东正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和领导，以君士坦丁堡牧首为教会的精神领袖。俄罗斯正教会是东正教最强大的教会。中世纪发生了基督宗教大分裂，分为以君士坦丁堡为代表的东派教会和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派教会，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互相争夺权力，为了谋求居基督教世界领导地位，罗马教廷发动了十字军东征，攻占君士坦丁堡。看来自称为上帝的代理人教会，历来也不是省油的灯，可怜的是被愚弄的，如同草芥的广大信徒。东正教的神学家认为，仪式是对教徒思想发生潜移默化作用的重要手段，因此东正教讲究宗教仪式。

东正教传入俄罗斯后，拜占庭教堂的建筑艺术独占鳌头，成了俄罗斯东正教堂建筑的模板。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内部的陈设，有俄罗斯正教独具一格的风格：布置有大量的国宝级的圣像，画像上面的历史人物，大多是东正教崇敬的基督教圣徒。即使和意识形态大环境格格不入，还是看到圣殿中黑压压一片的善男信女，聆听东正教神甫的布道。据说和“均需独身”的天主教不同，东正教神职人员没有严格的规定。

接下来就是号称世界第八奇景的克里姆林宫，整体呈不等边三角形，典型俄罗斯式建筑，装潢华丽。宫殿饰有各种花纹图案。紫铜圆顶的伊凡大帝钟楼，高高地矗立在建筑群之上，据说是古时的烽火台，钟楼左侧有重达40 吨的巨炮，右侧是著名的大钟。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是统治俄罗斯帝国最高权力机关和政府的所在地。红场的正中央是著名的列宁墓，由红黑相间的花岗石建成，列宁遗体安放在水晶棺中，每天都有排长队的游人，参观这位伟人和卫兵换岗仪式，我们曾先后三次路过莫斯科，都无缘瞻仰列宁的遗容。克里姆林宫必非想象中那般金碧辉煌，尤其在上海看惯了中苏友好大厦，和那座中苏热恋时期建筑物比较，由深红色围墙环抱的克里姆林宫，昔日的无产阶级革命策源地，如今显得喑哑和陈旧。宫门口正对宽大的十字路口，除了二个交通警指挥交通，还有几个内务部武装人员来回徘徊。不时有高级轿车和军车出入这座戒备森严的宫殿。

红场的东侧是莫斯科最大的国营百货商场，分上下两层，营业面积很大，像个迷宫，相比之下，当年的上海中百公司，可是小巫见大巫。这里有儿童世界和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高先生到大商场勾搭黄牛，开始国际投机倒把，这可是天子脚下，如此胆大妄为，跟着一边的我们吓得要命。一番折腾以后，一个金发的莫斯科大学生，把我们领到他们的住宅。这是很温馨的家庭寓所，充当女主人的是大学生的同学，一位很美丽的俄罗斯少女，她将糕点放在铺有精致刺绣方巾的托盘上，让客人品尝，又送上配有糖、蜂蜜或果酱的红茶，这是莫斯科家庭传统茶炊文化。房间内布置冬季难得的鲜花，二个大书柜装满了厚重的书，一只波斯猫在壁炉边打盹。高先生和这对好客的爱侣成交了好几笔生意。看来他们最喜欢还是电子表和牛仔衣裤，如雪花牛仔裤是毫不还价地收购去。

晚上我们在俄罗斯顶级的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一场的芭蕾舞，莫斯科人观看演出穿晚礼服，显得特别隆重高贵。唯独我们这些不速之客，风尘仆仆一身便装，不知有多别扭。实际上门票早已售完，大剧院的门前一站，就过来了人，操英语询问我们是否要买票，美金十元一张。高先生深谙此道，成交价六个卢布一张，位置极差，也值了，真是不虚此行。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所表现的，不外乎人类标准的永恒主题：美丽的公主被邪恶魔法变成了白天鹅，在天鹅湖畔与王子相爱，恶魔化身的黑天鹅从中作梗，迷惑王子，最后王子幡然醒悟，和公主结合，有情人终成眷属。美满大团圆的结局，使大家甚为欣慰。柴氏的世界经典名曲有着欢快、跳跃的情绪，优美动人的旋律和田园般的诗意，人们从中领略了光芒四射的魅力。交响乐团伴奏下的苏联一流芭蕾舞蹈家，她们用脚尖点地，若仙若灵，蝴蝶般举首投足，欢畅淋漓，突然间使人感觉到承重生活的自己，也仿佛变得轻盈起来，心境豁然开朗，情绪婆娑起舞，暂且忘却了前面充满荆棘的道路。

看芭蕾之前，我们找了一家很大的饭店，门口设有衣物寄存处。客人们从寒气凛冽的街道进入大厅，首先脱去笨重的大衣和外套。这里迎宾的是个糟鼻子老头，好奇地问我们是来自日本和朝鲜，就是想不着我们是中国人。偌大一个中国，人口占地球五分之一。他们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反之亦然。我们四人，其中多了新识的董先生，青岛人，年轻淳朴，是前往希腊投靠定居的姐姐，走东欧的苏菲亚转道雅典的火车。我们在餐厅挑了个桌子，四面坐下。不久来了一个很迷人的年轻女侍者，表示只有一种饮料，要不要就是这种俄罗斯可乐了。每人来了一瓶，尝了一口，实在不敢恭维。和中国的咳嗽糖浆一个样。

长途火车的六天折腾，大家不约而同想到吃鱼。女侍者找来据说精通英语的经理，是个半大不小的小伙子，不过还是听不懂Fish是何物，最后我要了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一条水中的鱼，他恍然大悟。很快每人都给上了一道鱼，一上嘴，又咸又腥，完全是生的。高先生把我们敬而远之的盘中餐，通通揽了过去吃个精光，说：“出远门没法子，什么都得将就，壮身子才是重要的。”糟糕的是，主餐的麸皮面包也实在难咽，只得再请经理，请问有无米饭供应，我故技重演，依样画葫芦，但是这次无法奏效，起先他断定是鸡蛋，然后猜测是紫葡萄，最后歉意耸耸肩膀，我们只好作罢。

从莫斯科大剧院返回基辅站，送走了董君，临别时很有点感伤，萍水相逢的朋友，从此东南各自飞，虽说年轻，来日方长，但是这么大的世界，再见面也是不容易。我们回到候车大厅，趴在行李上各自写家书，一路上已经陆续作文，但是为了节省邮资，计划人到东欧再寄。一则，匈牙利是这次前途未卜旅行的第一停留地，匈牙利签证允许我们逗留一个月；二则，在那里将决定飘泊何方，取决我们在匈牙利各西方国家使馆的签证结果。届时，至少可以对为我们悬心吊胆的家人，有个阶段性的交代。

高先生兴致勃勃和一个搬运老头闲聊，你根本无法想象，在语言完全不通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交流的。高先生是不打哑语打诳语，索性直接使用说溜的北京话，抑扬顿挫的京腔配合以表情，外加手势比划的肢体语言，这是他的一大发明，整个场面极其滑稽。他试图推销一只会唱歌的电子手表，理直气壮地说，“老哥儿们，给你开眼了，这可是上等的货色，我敢打赌，你们老毛子没瞧见过吧，”对方一边稀罕地抚摸着表面，一边嘀咕着俄语给老高回话，鸡鸭之间对话，居然能够沟通行之有效。最后因为要价太高，羡叹不已的苏联老头，还是依依不舍把表交还高先生。

下半夜，我们乘上开往布达佩斯的列车。我和大成住一包间。为了避免海关的注意，高先生的一大半的行李堆放在我们的房间，他坐的是四人一间的卧铺车厢，空间有限。这样我们这里便成了货满为患的仓廪，每当我们出入包房，必须在各种大小的旅行箱和纸板箱中作一番努力的攀爬。火车启动后，大成疲惫不堪，和衣而睡，我独自沿着昏暗灯光的走廊徘徊许久。回到卧室，同伴已入梦乡，不时嘟哝着一连串梦呓。我倒在铺位上，望着漆黑一团的窗外，久久不能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