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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下旬，我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第10套播出的一个节目，里面介绍了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一支远征军，浴血奋战在印缅的热带丛林中的历史，使我了解到在这支部队里有无数为民族抗日大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其中就有我的一个乡亲熊俊昌。而这位英雄的大伯身经百战没有倒在抗日的战场上，却被我们这些忠于党和毛主席的红卫兵整死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真让今天的我悔恨不已。
我是河北省涿州市松林店镇黄家屯村人。1966年初冬的一个晚上，我村的红卫兵组织在村小学召开批斗会，批斗的对象就是所谓的“坏分子”熊俊昌。在我们的怒吼声中，他被押上了讲台，责令他交待所谓的“罪行”。可这一刻我吃惊地发现，这个平常言语不多的“反动军官”竟十分顽固。批斗会上他不但不诚恳地向我们低头认罪，而是用一个准军人的姿势站在台前。当我们让他交待他反人民的罪行时，他不是像有些被斗人员那么不堪一击，而是用军人的标准口语回答大家的逼问，并且回答得相当坦然和自信。当时他多次强调他是国民党党员不假，是个军官也不假，可说他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坚决不承认。他说他不但没罪，在抗战八年中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应该为他记功才是，让他交待他的反动历史，他就说他被派往印缅战场，在美军什么司令史迪威和国民党什么什么指挥下与日本侵略者殊死奋战，屡立战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顽固！顽固！让你这摆功来了”，台下多次这样大吼。为此他的顽固和摆功多次招来了我们这些有志青年的仇恨与气愤，我们不会“相信”国民党军人真的会抗日，笑话！他的顽固与摆功只能招致我们拳打与脚踢。就这样，经过几次批斗，他就“服软”了，这个软服的很“真诚”，那就是一命呜呼了。到他死时连口薄皮棺材都没得到，是装在一个破柜子里下葬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在农村实行火化。我们终于舒了口气，一个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彻底地被“革命”群众斗倒了。
说到这，我应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熊俊昌：他是1911年出生，由于家境贫寒，自幼就跟随父母逃荒讨饭，当小做活的。抗日战争爆发吃粮当了兵。在历次战争中作战勇敢，杀敌无数，从而他虽然是个大字不识的莽汉竟然混了个连副，用他自己的话讲：“我是行伍出身，当官也是靠和鬼子拼命拼出来的。”他说得确实是实话，因为在他从部队带回的那一堆奖章、勋章上就能肯定地证明这一点。熊俊昌比我父亲大几个月，按乡亲辈份我喊他“大爷”（也就是大伯）。由于我们居住得比较近，从我记事起对他的印象就很深。他为人和气，平常喜欢和我们这些小孩开玩笑。这时我们就不再喊他大爷而叫“大头鱼”，这样他也不恼火，仍然龇着两颗闪亮的大金牙冲着我们呵呵地笑。据说那两颗大金牙是因为作战时被敌炮炸掉后镶上的。我们都知道他胳膊受过伤，可当他夏天干活时或天热脱掉上衣，我们发现他的身上满是大大小小的伤疤。特别是他的右臂除了上段有一个大伤疤外，这只手握东西的姿势也很怪，大拇指不是和我们一样的朝前而是朝后，看起来特别滑稽，其原因是这只胳膊被敌人的炮弹炸断后手术时留下的残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是我们村唯一穿黄呢子军衣的人。他是在淮海战役中投诚到解放军这边的。投诚后改编时被遣返回原籍。他唯一的胞弟熊俊龙收留了他。刚回村时他还带回一个比他年龄小很多的南方小媳妇。可他们回村后生活没什么着落，种地吧连施用的猪羊粪都没有，只能向别家借。同时又因为他是“反动军官”，回村后就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小媳妇没多久就弃他而去了，从此土棚里就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瞎胡混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一命呜呼。过后当我懂些事以后才弄清，像熊俊昌这样的一个好人太冤枉了。抗战八年，出生入死，由于其命大，没有倒在血腥的战场上，却留下个残废之身还成了专政的对象，最后惨死在了我们所谓的革命行动中。
在动乱的1966年，我们这个仅千余人的小村，就有多达五六十人被打被斗被抄家，并且是一个挨批、株连全家，就连妻儿老小也会失去自由和尊严，自杀的就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死有余辜，甚至死者亲属都不准哭泣。在我的记忆里当时除熊俊昌惨死以外，还有服毒自杀的、上吊自杀的，家人悲痛欲绝，不但得不到半点同情与安慰，领导还派我们去制止家属哭泣，并在死者棺木上贴满标语来指责其死是自绝于人民，是人民的敌人。我们还有人性吗？
后来，我当上了农村支部书记，“文革”后逐步地认识到自己在“文革”中做了很多错事，用自己的特权剥夺另一部分人的人权，实在是惭愧和内疚。虽然以后多次以个人的名义向以前遭我迫害过的乡邻赔礼道歉，并且也取得了受害人及亲属的宽容与谅解，但有很多时候回忆起那年代的所作所为，总觉得寝食难安。特别是面对惨死的那些乡邻，我个人的赔礼道歉更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
（作者为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