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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琐忆

                                  半夜"鸡"叫

       1968年底，由长沙附中下放到金麦大队二生产的8名知青，不到9个月的时间，就有2名转点，5名招工，只留下了熊南一个人了。

      听二队有些社员说：熊南这人很“古板”，小家子气，社员从来没有抽过他的一根烟，他对面碰着了人也不打招呼，装着不认得人，所以招工时把他一个人留了下来。

      这话讲得不准确，第一，熊南自己从来不抽烟，不抽烟的人干吗递烟给别人抽呢？第二，熊南是高度近视，对面碰上人，如果不戴眼镜的话，他很难辨认是男是女。不巧的是，刚到金麦三天，他的那副眼镜就跌坏了。第三，招工的这段时间，熊南正好患上"钩端螺旋体"病，住在县医院治疗，病情相当严重，差点丢了性命。

      他从医院回来，躺在床上的第二天，组里的5名知青招工走了，几天后他才勉强走出房门。真不知道那些天他是怎样度过来的。熊南从不愿意同别人讲他的苦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不是无产阶级子弟。

      我和熊南是在招工的知青走后才开始接触，那时大队知青只剩下我们这些“非无产阶级子弟”。我第一次喊他到我们队上来玩，他很讲客气，我留他吃晚饭他都不肯。我见他这样老实，便开导他……我讲了好多。他听后连连点头：“那是，那是，你们到农村早来几年，还要向你们学习。”

      同他扯谈，我发觉他水平好高，他谈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嗨呀呀！好多东西我只听，不答腔，我怕答错了。后来，我到他那里去玩，我发觉社员都欺负他。他的炊具被偷得只剩下一口炒菜的锅了（小组留给他全套炊具），他的农具也偷得只身剩下一把柴刀和锄头。组里留下的十几只鸡只剩下3只公鸡，我看后很气愤。

      我站在他大门口骂无头娘：“我通他屋里的十三代！你们欺负老实人，把他的动西偷完哒，他不过日子哒。你怕我们长沙知青好惹的，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咧，我要反映到公社和县革委会，你们各是破坏上山下乡！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净口里的来，没有一个人出来答腔。

      我最后还骂了一句：“你们偷偷偷！看你们有好大脑壳，迟早会要你们做贼的倒霉！”

      这是我来农村3年多的经验，对那些偷东摸西的人，你非得骂，骂后总要好些。
      后来，熊南到我这里来说，自从我骂那一回，社员白天少有进他屋里来了。就只晚上在他哪里开会学习总是开得深更半夜，这就没有办法了。

      六生产队的知青可夫，个子矮小，但精灵活泼。他能言善辩，他和熊南接触后，很快成为挚友，他俩经常在一起，为一些观点和见解展开辩论。

       可夫总是手舞足蹈，讲得条条是理，有时还脸红脖子粗。

       熊南这边沉着冷静，两手有时插在腰上，有时抱在一起，头向上斜偏着，从容不迫，词气侃然，好一副学者派头。

       我见过他们的几次辩论，嗨呀！蛮出味。这两个半半子书呆子只要在一起，总有一场“舌战”。

       金麦的9月、10月正是送公粮的季节，足足十五里山路。我们每次送公粮回来，总是累得腰酸背疼，肩膀辣火火的。

       一日，我和熊南、可夫送公粮正好碰到一起。熊南要我们到他家吃白糖糯米饭，我和可夫来到他家，我们饱吃了顿猪油白糖糯米饭后，便躺在熊南的上。

      劳累了一天，只有躺在床上才能放松放松。熊南和可夫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起来，又为了一本外国书展开了辩论，两人越来越激烈，可夫说此书纯属“炮制”

        熊南说：“是揭发！”

        可夫说：“是炮制！”

     “是揭发！”

     “是炮制！”。

    “ 是揭发！”

       我见他俩越来越冲动，连忙转弯：“算了，算了，我难得来一回，莫争了，我唱首山歌给你们听好啵？”我说完将他俩按在床边坐下来。

      熊南冷静下来，觉得有点失态了，因为我毕竟不是他的常客，至于可夫嘛，经常在一起争论惯了。

     “要得，要得，来一段山歌。”熊南笑了笑说。

       我比他们多来几年，和社员接触的时间比他们多，我会唱一些山歌，我用手捏捏喉咙：“初相会呀……会相连落呀……好似鲤鱼下大田哟！鲤鱼能吃大田的水呀，我们好比在花园啊，在花园啊。”

     “你这是唱的情歌，是男女相会的情歌，不适合唱我们。”可夫是个要求严格，又会钻牛角尖的人，他说完摇了摇头。

      我看可夫那一本正经的样子：“哎呀，不唱情歌，唱什么歌呢？”我说完默了默神：“那就这么唱吧： 常相会，会相争，争得脖子脸庞红！”

    “ 啊！你好坏，你是在唱我！”可夫说完伸出拇指摆了摆：“晏生哥，你真行！”

       熊南拍手叫好，我们三人哈哈都笑了。我笑着说：”要么是情唱，要么又是唱你可夫，这真使我为难，唉，干脆唱首“做人难”给你们听好么？”

          他俩连声说“好好好！“我又捏了捏喉咙，唱了起来：

          为人活了一十三，爹娘送进学堂关，三餐茶饭送到手，读书容易背书难。

          为人活了二十三，好似芙蓉配牡丹，牡丹配在芙蓉上，插花容易绣花难；

          为人活了三十三，亲朋四友上云南，人们都说云南好，身边无钱到处难；

          为人活了四十三，生意好做担难担，不如家中种田地，半年辛苦半年闲；

          为人活了五十三，身边无钱样样难，有钱有米多富贵，无钱无米难上难；

          为人活了六十三，六十花甲一担担，六十花甲担过了，再想少年难上难；

          为人活了七十三，背又驼来腰又弯，出门想根龙头棍，进屋想座靠背山;

          为人活了八十三，八十公公把花观，早晨观花花还在，下午观花花不开。
           
        突然，啪啪的一阵打门声：“熊南熊南快开门，开会了。”是队长在喊。

        熊南连忙起身，打开堂屋门。社员一下就进来了十几个人，又是劈柴，又是烧火，柴烟一下灌进房来，熊南摇摇头说：我最怕开会，一开就是大半夜。

       堂屋里叽里呱啦的热闹起来，那堆火上的柴火越添越高，可苦了我们3人在房里，像熏腊肉样的实在烟得受不住了，只得走出房门，坐进了堂屋里一起开会。

       突然，只听得两位大娘和一句一句地争了起来，那高个子大娘和猛地站了起来，拍了拍手掌：“我冒怕你，我冒怕你”

    “我怕你咧，我怕你咧！”胖子大娘和手一边指一边也站了起来。

       高个子大娘和大声骂道："你讲我的冤枉话，要扯口哑哟”

       胖个子大娘和尖起个喉咙：“你乱捏我的设，你要扯舌根死哦!”

    “你这卖白婆，扯崽婆，崩山婆，你脑壳像朵剥皮菌!”

    “你这婊子婆，蛇咬的，枪打的，你脑壳像个浓包柿!”
       我的天啊，两个大娘和不分高低，越骂越起劲。我和可夫听她们骂得那些古里古怪的比喻，捂着嘴巴笑。还是队长名堂多，他拿出一叠文件：“熊南，你念一念文件。”

       熊南本来就一肚子火，他接过文件大声读了起来，最高指示：“谁是我们的敌人......`”

       这一下两位大娘和才停住了口。文件读完以后，社员们开始东扯西扯，这丘田扯到那丘田；从黄牛扯到水牛，从山上扯到田埂边。一扯就是几小时，总算盼到散会。

       我们3人走进房里，这时堂屋的那堆火已经烧像炭火一般了。房里没有那么烟人，我们往床上一躺，一身腰酸背疼，真的来不了神了，心里想：总算可以休息了。

       谁知道那位队长又将那几个队委和几位老农留下，说是还有事情要嘱咐。他们一边抽着呛鼻的旱烟，一边叽里呱里地又扯了起来。

       熊南叹了口气说：“今晚恐怕又要扯到鸡叫了。”

    “什么啊？要扯到鸡叫才肯走啊？”我一听就有火了，我起身要去催他们走。

       可夫摸了摸自己那尖尖的下巴：“要鸡叫各不容易，看我的咯。”他说完，左右望了望，把嘴巴贴在我们的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我俩点了点头。

      只见他走到屋角边，伸出脖子，两手捂着嘴巴：“咯咯咯……咯咯咯……”这小可夫还真有些本领，叫出的声音几乎和鸡一模一样。

       这几位队委们还在扯，可夫又伸出脖子，捏着喉咙：“咯咯咯咯……”

       突然，熊南那鸡圈里传来鸡拍翅膀的声音，紧接着：“咯咯 咯咯……咯咯咯……”

       屋背后社员家的鸡也开始叫了：“咯咯咯……”

       这时，才听见队长说了声：“该走了，鸡开始叫头遍了。”

       听见他们出堂屋门的声音，他们走后，我们3人扑倒在床上扎扎实实的笑了一阵子，总算把这些“夜猫子”打发走了。

       我们3个挤在一床，心里在想：唉！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地主周扒皮半夜装鸡叫，催长工们早点起床为他做工；看现在：我们革命知青半夜装鸡叫，催贫下中农早点休息去睡觉。这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哟！
      后来听熊南讲，可夫多次到他们那里玩，有一次开会，可夫又装鸡叫。虽然熊南鸡圈里的鸡也跟着叫了起来，但那天确实叫得太早了些。社员们讲这鸡叫早了，不利相，不吉利，要熊南赶快把鸡杀了。

      从那以后，可夫再也不装鸡叫了，因为他怕别人晓得以后影响不好，再则，可夫本来又姓周，等下这”周扒皮”的绰号传了出来，实在太难听。

       1970年春天，“三清三反”运动开展得激烈。大队、公社天天有人挨捆挨斗；不可思议的是连狗都遭受牵连。我们金麦大队就刮起了一股打狗风（公社其它那些大队我搞不清楚）。“打狗”并不是把狗打一场了事，而是要把狗打死，钳它的毛，吃它的肉。

      打狗并不是打所有的狗，而是打“出身不好”的狗。出身在贫下中农家庭里的狗不打，因为它家主人出身好；出身富裕中农家庭的狗基本上不打，但如果家庭有人存在些历史问题，属于二十一种人的话，照样也要打。出身在地主富农家的狗一条都不能留，从狗娘婆到狗崽子通通打尽。怪只怪这畜生的命不好，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在这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遭受牵连。

      我至今还搞不清那场”打狗运动”是中央下的令，还是地方上下的令，或者是那些整天捆人斗人的积极分子，因为捆人捆累了，想吃狗肉自己打出来的“鬼主意”。总而言之，我耳闻目睹了那一场面。

      记得那天我从石冲水库回来拿米，水库工地最后是知识青年和一些出身不好的社员留下做扫尾工。大清早，我到井冲挑水，只见队上的民兵排长，带着几个民兵拿着木棍和绳子直望井冲富农罗仕成家里走。

      我刚担起水桶，就听见富农罗仕成屋里传来狗叫声，我立刻放下水桶，走到门前一看，只见排长正好抓住套好了的狗娘婆望屋外拖。狗刚拖出大门，早已等候的几位民兵举起木棍一顿乱打，狗哇哇哇的叫了一阵不再动弹。

      他们拖着死狗走出门几步远，从屋里突然钻出两只小狗崽来，它们追着娘还想吃奶。只见排长一手抓住一只：“你还来呀？”接着高高举起往门边那块青石板上一板，两只小狗崽板得在原地只弹，他又抓起来再往青石板上一顿乱板，那两只小狗跟它的娘一样不再动弹，“一家三口”就这样了结！

      我看到这一场面，心里好难受，但又不敢做声。这年头人都要遭殃，何况是狗？怪只怪它们“出身”不好。

      我担着米又踏上了洋溪界，我要在吃午饭前赶到石冲水库，一路上我在想：水库上还有一只黄狗会不会遭殃？那只大黄狗是七队地主子弟龙兴科养的。龙兴科30多岁，别人背地叫他“老单身”。他父母早已过世，他和弟弟龙兴吉一起过日子，只因出身不好，一直找不到婆娘，这次来修石冲水库，因家里无人，大黄狗也带到水库上来了。

      这条大黄狗好通人性，龙兴科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寸步不离。连我们修水库人它都认得，见了我们都摇尾巴，大家都好喜欢它。我心里想，幸亏大黄狗带到了水库上，不然的话肯定难逃这一劫。我真希望水库迟完工，等过了这阵风就好了。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到了老凉亭，我放下担子坐下来歇歇气。

    “喳喳喳”，传来一阵树叶响，我朝凉亭四周一望，忽然见一条狗从草丛里钻出来，吓了我一跳。我定神一看，这不是水库上龙兴科那条大黄狗么？

      我连忙向它招手：“大黄大黄，快来。”在水库上我总是这么叫它。

      它认出我来，一下扑到我面前，尾巴左右摇，好亲热哟！又传来一阵脚步声，我定神一看，是龙兴科。哎呀！他这时赶回来做什么？

      龙兴科坐在我身边喘了喘气说：“大队托人把信，要我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他说完，解开衣领大声出气。

       我明白了，一定是为了这条狗。我将大队打狗的事从头到尾跟他讲了，他一听木呆了，好久都不说一句话。大黄狗还在我们身边蹲着，一动也不动。这时，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饼干，可能是才从供销社买来的，他一片一片地塞进大黄狗的嘴里，大黄狗吃得好香；尾巴越摇越厉害。他一手摸着大黄狗的头：“它跟着我6年多了，我真的舍不得呢……”说着眼泪一滴一滴掉了下来。

      我不愿意再看下去，我也得赶快赶回石冲水库，我离开了他们，我走上几步再回头看看，见他仍然蹲着，双手抱着大黄狗的头。我晓得，只要一下山，回到生产队大黄狗就得永远和他分开了。

      第二天龙兴科回到水库，不见大黄狗，大家都明白了，大黄狗永远不会再来。龙兴科整天不说一句话，挑泥巴总是低着头，挖土时也低着头挖。

       有好多个晚上，听到他在喊大黄，我们以为是大黄又回来了，过一阵明白是龙兴科是在说梦话。

       睡在他旁边的人听到他半夜总在哭。我们从水库回来后，听那些吃狗肉的民兵评论，金麦大队三十几条狗，味道最好的算七队龙兴科的那条大黄狗。

  
        1967年春天，石冲水库修好后，不到3年水坝又被冲垮。1970年的正月，我们又来到石冲修水库。这次比1966年修水库规模大得多，水坝面积要加厚加宽。

       铺口公社10个大队共抽出2000多人参加，知青有100多人。我们金麦大队就有200多人参加，知青有9人。和木山大队一起扎住在石冲水库的上端——石冲生产队，离水库坝上有5里多路。

      水库指挥部还是扎在原来的坝边，与1966年不同的是：安装了一台柴油发电机，水坝周围都扯上了电线，装上好几盏电灯，因为要分三班倒轮修。

       早班为上午8点至下午6点；二班为晚上7点到凌晨1点；三班为凌晨2点到天亮。水坝上日夜忙个不停，因为要赶在春雨之前完工。做白班还稍微好一点，最吃亏的就是做三班，睡到12点起床，吃了饭后，便打着火把和手电筒，走上五里黑路才到水坝上。那天老天爷好像专门跟我们金麦、木山两个大队的人过不去，每次轮到我们做三班，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在那北风潇潇的水坝上，挖呀，挑呀，只要稍微停一下手脚，一身就像泼泉水一样冷得发颤。尽管装上了几盏电灯，但毕竟人多拥挤，时刻都有人摔倒。

       有一夜做三班，我们金麦和木山分在一处北风口上挖土，那个北风吹得呼呼的叫，喘气都喘不赢，再怎么使劲干，一身还是冷得发抖。木山几位新知青实在冷得受不住了，捡了几只破粪箕烧起一堆火。有几位小社员也帮着去捡破粪箕，火一烧起，大家都围拢来烤烤手脚，到底要好一些。

       就在这时，公社某干部从指挥部冲出来：“哪个要你们烧粪箕，哪个要你们烧的火？”说完几脚将火踩灭。

      大家都不做声，他破口大骂起来：“干革命，怕冷，红军爬雪山时怎么办？还烧粪箕，这是革命的武器。”

        当他见到一小社员捡来几只破粪箕时，走上前去：“是你烧的火吧，你什么成份？”

        那小社员吓得手上的粪箕一跌丢。“我问你什么成份？”某干部又问一声。

        那小社员低着头：“地主”。

     “什么？地主成份，你还敢破坏修水库，贫下中农不怕冷，你地主崽子就怕冷了？”那小社员吓得直打哆嗦。

     “把衣服给我脱下来，快脱，快脱。”那位干部说着，居然动起手来，他把小社员拉到中间，用手扯住他的衣领：“快脱，快脱！”

        那小社员挺老实，真的把衣服全脱光了，赤着上身，冷得直颤。

     “冷是不是？跟着我围着圈子跑，跑上几十个圈一身就热了。”

        那小社员被逼得围着圈子跑，哎呀！解放这么多年，长这么大，还第一次看见这种场合。不知是木山哪个社员，可能出身好的社员在轻轻念叨了一句：“这样会冻死人的啊！”

       这时，那位干部才叫他停，要他把衣服穿上，又大训了一顿话，句句都是对着知青来的，知青们都明白，他这是杀鸡吓猴。

       那时候的老知青，个个都“牢起牢起”，正碰上那“三清三反”运动，好多知青都被工作队喊去，有时候甚至被捆起来。知青们再也没有1966年修水库时那种革命精神和昂扬斗志了。想当年，手拿语录本，精神焕发，唱着天不怕来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歌。那文化革命的“十六条”早已派不上用途了，那些当年的走资派现在仍然掌权，而且权利大得很，随时可以捆人进学习班。

      1968 年的“9.9”行动后，每个男知青的家都被抄一遍，连身上都搜查。“反到底”的负责人孟铁强被逼自杀，其余的捆的被捆，进的进学习班，总之，老知青都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

       新来的知青 ，到农村后还没受到那一“补”，还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

       有一天晚上，木山新知青张某某与水库贫下中农电工发生了口角。等天一亮，指挥部传来喇叭声：“张某某到指挥部来一下！”

       张某某走进指挥部，几个人冲拢来将他捆起来，那位杨指挥长大声吼着：“骂贫下中农，破坏修水库，先进学习班关一关，”

       张某某大声说：“你们还讲不讲政策，我是无产阶级子弟。”

    “少废话！押走！押走！”

       杨指挥张开血盆大嘴，吼声好大，我们就离指挥部不远，听得清清楚楚。

     “走就走，往哪边走？”张某某一点也不畏惧，说完拔脚就走，跟在他后面的几个民兵，还走他不赢。

       社员们在议论：“老张虎死不倒威！”

     “为归眼屎小事，就要挨索子哒。”

     “这也太凶了，瞅哒都胀肝啊！”

        社员们都在为张某某打报不平，但只有念一念而已，谁敢到指挥部去讲几句公道话呢？

        知青们更加帮不上忙，否则越帮忙越糟，只能眼瞪瞪地望着张某某被捆走。

        几天以后，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做白班，吃过中饭不久，突然从指挥部那边冒起烟，一会儿又冒出火苗，啊，起火了！

        我们隔着指挥部较远，只见周围的人都望指挥部跑，大多数都是知青，好几个高个子知青最先赶到起火现场，只见木山的李伯鸿、熊家的陈眯子等脱下衣，使劲地扑火。

       还有好多知青在搬东西，我们金麦几位知青也渐渐赶到失火现场，但火烧得太猛，一会儿工夫，那草棚就烧起了大火，一下就倒垮了。

       这是怎么起的火，是谁放火烧水库指挥部？大约半小时后，杨指挥长吹起了哨子：“大家停工，到坝上开大会，放火烧指挥部的凶手抓到了。”

      大家都吃惊地望着，是哪个吃了豹子胆，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放火烧指挥部。水坝上按每个大队分头站好，我们金麦和木山的社员站在一起，大家都等待看这位纵火犯究竟是谁？

   “纵火犯”被几个民兵押上，连拖带扯推到水坝中间，高高的个子，圆圆的脸蛋，穿着学生装，我定神一看，这是位知识青年啊。我心里一惊，站在我旁边的昆俞说：“啊呀，是良良的弟弟小正……”

      这一下我也想起来了，是原来巴塘园艺场高个子良良哥的弟弟，他是新来的知青，因为他个子特别高，又长得特别帅，在铺口赶场时多次见到他，晓得他是良良的弟弟。他和姐姐哥哥三兄妹都下放在铺口坝阳坪大队。

    “怎么是小正呢？这怎么办啊？”昆俞嘴里念叨着，脸色都变了，他好紧张，因为他们从小就认得，是很熟悉的朋友。

      小正被几位民兵按倒：“跪下！跪下来！”一民兵按住小正的头，又一民兵扯下他胸前戴的毛主席纪念章。因为他扯下纪念章的动作好粗暴，昆俞走上前几步，我也跟着昆俞走上前，只隔小正一丈多远，我们见小正强抬起头，对着那位扯纪念章的民兵说了一句：“对毛主席的像尊敬点。”

       那民兵反而朝他头上一拳，又用脚踢了一下小正的脚：“跪下点！”

       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小正啊，小正，这回你可要吃苦了喔！”

       只听见杨指挥部破开嗓子大声喊到：“现在放火烧指挥部的凶手抓到了，就是他，大家说怎么办？”

        说完，用手指着站在正对面的那一排人：“你们先表态，怎么处理”

        他的话刚说完，只听一声喊：“杀！”

        他又指着站在左边的说：“你们说怎么办？”

     “杀！杀！”左边的人连喊两声。

     “那后面的说怎么办？”

      “杀！杀！杀！”后面的喊声更大。

        他对着我们这边人说“你们说怎么办？”

        我们这边站着一群知青，没有人回答，大家的眼光好像都落在我们这群知青身上。

      “你们表态，怎么办？”说完用手指了指我们这边。

       “交法办！”这是我们金麦大队的负责人黄透银回答。

     “对！交法办”！这时金麦、木山的社员同知青一齐回答。

        顿时，水坝上安静了一阵。我心里想，还是我们金麦的人好些，还讲点道理，总之，没有喊“杀”字，回答交法办，也讲得过去，如果就像其他那些人喊的“杀杀杀”，那还成社会吗？就是解放初期肃反镇反时，也要政府批准后才能执行，一个水库指挥部哪有杀人的权利？

      这一声“交法办”使这位狂妄的杨指挥长意识到自己的权利范围有多大了，他毕竟是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怎么还有点政策意识。他仍然扯开嗓子：“先将犯人押走，听候处理，散会，继续开工。”

      散会后，小正被押走，我们望着他那瘦高的身躯和那张惨白的脸，心里讲不出味，在场的知青哥哥姐姐百多人，现在谁都帮不了他，他能挺得过这一关么？

      我们一直目送小正那瘦高的身躯好远，好远，直到看不见。昆俞沉重的对我讲：“良良和小莉可能还不晓得，唉！”

       是的，良良和小莉如果晓得自己的亲弟弟犯了这么大的事，该急成什么样子，还有在长沙的父母晓得后又该怎么办，真的不敢再往下想。

       我和昆俞问了参加救火的知青中，才知道一些情况。原来，小正今天本是可庆贺的日子，一，他哥哥良良从长沙回来了；二，他昨天被评为水库“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三，他刚满十六岁。他从不抽烟，因为今天高兴，买了盒烟开给知青大哥们抽，没想到划完火柴随便一丢，把旁边的草棚给点燃了，酿成这场大祸。

      在他的衣口袋里搜出了那张刚发给他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奖状，还搜出一把打麻雀玩的弹弓和几颗石头。

      听知青们这么一说，我和昆俞稍微松了一口气，晓得小正不是故意放火，等这风头过去应该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再则，指挥部里的东西都搬了出来，没有多大的损失，杨指挥长在搬东西时手表弄丢了，五星大队一位知青捡到交给了他，在众多救火的知青中，只有他得了表扬。.

      水库下马不久，从长沙来的知青慰问团到我们金麦来慰问，小正的妈妈也随慰问团来了，在夏姐的家里，我和翘妹子见到了她。她那张慈祥的脸给我的印象很深，见到她就像见到自己的母亲一样，当我问到小正的事怎么样时，她高兴的告诉我们：“没有事了，没有事了，小正已经从学习班回队了。”

      我们听后才为小正松了口气。

       修石冲水库从1969年冬到1970年春，将近4个月的时间水库才完工。知识青年做完了最后的扫尾工作。在这段日子里，知青和社员发生了好多次纠纷和矛盾。从木山张某某被捆，小正被抓后之后，林源大队又一位姓张的知青被揪上水库坝上挨批斗，原因是他与一位社员打架。

     这位姓张的知青讲得一口流利的林源话，他的穿着打扮几乎和社员一个样，是铺口老知青中最突出的农民形象，应该说是锻炼得最好的知青，就不知为什么这次太冲动，居然把贫农的儿子打翻在地。这还了得，打击贫农，就是打击革命！

      在水坝的批判会上，林源大队的老贫农发言：“他打的这位贫下中农儿子，他们家三代红！”

    “把头低下点”，社员在喊。

    “作检讨！深刻点！”只听见林源口音的社员大声吼叫。

     最后由杨指挥长作总结，勒令张某赔医药费，并向贫下中农道歉，并要他背熟毛主席语录：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打击革命……张某犯了打击贫下中农罪，当然要挨批斗，要赔钱。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又是他们林源知青带头离开水库工地，当逃兵。水库指挥部立刻叫民兵，带着绳子准备捆人。小个子知青陈某说：“你们既然是来搞政治教育的，就不应该带绳子来捆人，我们之间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专政对象，至于是谁带头离开工地，一问就清楚了。”

      有社员也在讲:“当时离开工地时确实下着雨，等我们回来后雨才停。”

   “用淋湿的泥巴填水坝，怕影响质量。”大家你一句他一句都讲得有道理。

      最后决定还是要把带头离开水坝的人带到指挥部，那几位知青左推右推，最后一致说是“胖子”带的头。

      那位“胖子”也不辩护，叫他走，他就老老实实跟着走。到了指挥部，杨指挥长问他：“是你带头离开水库工地的？”

       他不回答，只是低着头站着，一动也不动。

       杨指挥长又问：“你们到农村来是干什么的？”

       胖子回答：“务农”。

      “务农？务农又是为什么呢？”

       胖子回答：“种庄稼”

       杨指挥长又问：“你们来修水库为的是什么呢？”

       胖子回答：“灌田”

     “修水库就是光为灌田吗？不再为别的了？”杨指挥长问完，用手抹了抹自己的嘴巴。

     “修水库就是为了灌田嘛。”胖子还是这句话。

      “就只灌田，再不为别的了？”

       在场的人都听得出，杨指挥长就是要他回答“为革命，干革命。”

       可胖子就是不晓得回答“干革命，为革命”这最流行的语言。

       杨指挥长问了好几遍，问得我们看热闹的人都要笑了，但胖子还是回答“灌田”。杨指挥长也忍不住笑了起来：“算了，算了，回去，回去！”

       难怪林源这群“鬼”知青，一口咬定是他带的头，原来他是这样一个老实人，又幸亏是老实人，把事情冲 淡了，不了了之。有一天，我到指挥部医务室看病，因为我的右角长了一颗“挑疹子”，疼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医务室的王大姐（王建凡的姐姐，他们一家五兄妹下放在五星大队）用银针在我们眼角“挑疹子”上扎了好一阵，当时疼得我的眼泪是各流，没想到，她的手法还妙，就疼那一阵子就再不疼了。

        第二天我到医务室去感谢她一下，路过五星大队的民工棚，只听见有人在吵架，好像有长沙口音，因为五星大队的工棚就在指挥部旁边。一下子就围拢来好多人看热闹，只见高个子知青“大吕”和一个矮个子社员在吵架。突然，那矮个子社员朝大吕身上就是一拳，大吕退了一步：“禾实？你动手打人。”

       说着紧捏着拳头，要晓得大吕曾经练过拳击，在长沙河西打架是出了名的。我望着大吕，心想：大吕啊大吕，千万莫动手，忍一下，要晓得你这一拳打出去会有多大的份量，打倒的又是一位三代红的贫农怎么办？你将会成为第二个打击革命的知青。我正琢磨着，只见大吕把手一伸：“要得要得！我不还你的手，我们到指挥部讲道理”，说完拉着矮个子就望指挥部走，大伙儿都紧跟着后面看热闹。

      杨指挥长出来了，只见大吕手舞足蹈地说；“杨指挥长，他动手打我，我冒还手，在场的贫下中农都看见哒！”

    “大吕是冒还手呢，是让着他呢。”有社员在说。

    “摆事实，讲道理，动不动就打人，各要不得呢。”有知识青年说。

      我也乘机说了几句：“我们是革命知青，毛主席要我们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是来接受你的拳头的啊！”

    “对呀，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欢迎我们。”不知是哪位知青把毛主席那条语录全背了出来。

      曾经在救火中捡得杨指挥长手表的知青，走到他面前：“指挥长，各打人确实不该。”

      大吕向大家扬扬手：“算了算了，你也冒打好重，我身体好，受得起，我是决不忍心还你的手，我是革命知青，你是贫下中农，我们是一家人。对不对！”

       在道理上，在情理上，动手打人是绝对讲不过的，杨指挥长不得不批评打人的矮个子。同时，也表扬了大吕做得对，在众人面前大吕似乎还抖了一下“冲”。

       大家都散了，大吕对我们说：“依得我岳麓山的脾气，我一拳要打晕他——他妈妈的炉锅”。

       我们都安慰他，算了算了，好汉莫恰眼前亏，总之“块策些”好，大吕这次算是知青中唯一占上风的人，他这“一上风”是挨了一拳换来的，这年头，知青得靠自己保护自己。

       一天下午，木山大队知青“小吕”（大吕的弟弟）和张某某在坝上打夯锤，因二人用力过大，木夯锤举过了人头，不小心将小吕的头刮破了，鲜血直流，流得肩上，手膀都是血，水坝上好多公社负责人都看见了，但没有一个干部过问一声。

       张某某扶着小吕走下坝边的塘里，用水洗了伤口，在伤口上贴上一张烟纸，二人又继续抬起夯锤，一锤比一锤打得更有力，正如小吕说的，这点伤口算什么，我们大风大浪跑出来的。

       收工后，小吕照样在他们睡的木楼上，告诉我们学跳“交谊舞”，他还511 355 12 345  ，511  366  22  36——跳得尽是劲，这也是我们知青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一天做晚班，白天同社员一起烤火，我们大队贫协会主任王泽发和知青昆俞开玩笑打架玩。昆俞虽然个子小，但很机灵，一下就将王泽发按倒，谁知那王泽发爬起来把昆俞一顿臭骂，平时他两开玩笑开惯了的，可这回他突然翻脸，并朝昆俞脸上猛击一拳，当时就打肿了。他是贫协会主任，昆俞敢还手么？还了手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只得忍耐再忍耐。

      知青也有“抖冲”的时候，那就是“量土方”。虽然那时口里喊不许做“包工”，但是具体做起来还是按分工，包工。各大队负责各大队的土方，填好，锤好再“量方”，分配水库“补助粮”都是按完成的土方计算来分，土方完成得多，补助粮就多，土方任务完成得快，就可以提前回家。

       水库指挥部的几位“收方员”特别厉害，在量方时总要剋扣些，社员拗不过他们，最后选知青出来“量方”。知青毕竟文化高些，懂计算公式，水库那几位“收方员”从理论上讲不过知青，加上贫下中农在场起哄。

       自从知青出来量方后，大多数人都满意，贫下中农同知青是站在一边的，这也是知青“抖冲”的一件事。在众多量方的知青中，最“抖冲”的要算五星大队那位戴眼镜的矮个子，人称他“刘教授”。他模样长得好滑稽，还蛮有派头，他水平高，会说会算，他讲出的道理几个“收方员”都服行。只要他一量方，就有好多社员跟着一起看热闹。他时而推一推眼角上那副眼镜：“这块土，形状为长方形，长乘宽乘高”。

      “这块土就不是长方形了，应为多边形，这一节为梯形，这一节为三角形”，收方员听后，只是点头。

      “这梯形计算公式是上底+下底x高除2”

      “这三角形计算公式，底x高”

      “这一块又不同了，应该为扇形......"

       刘教授的扇形又来了，弄得那些收方员不懂也得装懂，他们不反驳刘教授，因为他们自己也学得好多知识，他们敬佩他，还蛮尊敬他，他算是水库上最“抖冲”的知青。

        知青还有一种“抖冲”就是打“夯歌”。只要知青一打夯，社员就围拢来看热闹，只听见知青夯歌唱起：“同志那个们啊，打起来哟，嗨咳哟和嗨咳哟，夯锤高高举起来哟，嗨咳哟和，嗨咳哟，革命干劲冲上天呢，嗨咳哟和，嗨咳哟，水库胜利完工了哟，嗨咳哟和，嗨咳哟……”

       在知青的夯歌声中，4个月的日日夜夜，石冲水库胜利完工。

      我1978年离开靖县，还没听说石冲水库垮过坝，在农村13年中，修石冲水库算是最苦最累的活，我们铺口有100多知青参加了修石冲水库。在水库上，知青挨过冻，挨过饿，挨过骂，挨过打，挨过捆，挨过批，挨过斗. 但我们知青还是熬过来了，石冲水库有我们知青流的泪，流的汗，流的血，知青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挖“忙”

       靖县人把蕨根叫“忙”。记得刚到农村那年的冬天，大队开社员大会时，民兵营长大声说：“现在有人偷偷地上山挖忙。挖忙是出社会主义的丑，坚决不准挖忙！”

       当时，我听不懂什么叫“挖忙”。“忙”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不准挖？

       第二年开春，生产队里开“忆苦思甜”会。大家围着晒谷坪坐着，吃着锯喉咙的糠粑粑，听老队长杨政高忆旧社会的苦。他咬了一口糠粑粑：“在旧社会，有一年遭灾，我们一屋人40多天冒吃过一颗饭，天天上山挖忙，靠吃忙粑过日子。”他说完眼泪都流了出来。

       哦！原来挖忙是挖一种食物。“忙”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呢？是圆的还是扁的；是液体还是固体。不久，蕨菜出世了，我和社员一起上山摘蕨菜，社员告诉我：蕨菜的根就叫着“忙”。

        我好奇地问：“蕨菜根就是蕨菜根吗，为什么叫‘忙’咧？”

       一位老农苦笑着对我说：“要把这蕨根变成粮食，忙进忙出要忙好几道手续喔！”

       我还是搞坨数不清：“这也是，把蕨根挖出来煮哒呷就是唦。”

   “ 哈哈哈！”在场的社员都笑起来了。

       老农扳着手指对我说：“首先把蕨根挖出来，挑到港里洗干净，再倒进木槽里用木锤打碎打碎；再挑到港边，用三个扮桶沥洗；用布口袋沥出来的浊水，让它慢慢地沉淀。最后的淀粉就是‘忙粉’了。把忙粉煮熟就成了忙粑才能呷，你看这忙粑做起来是不是忙，就这样，人们把蕨根叫着‘忙’了。”

      老农讲了这么一大套，我基本上晓得忙的制作方法了，但还是没有亲眼看见忙粑，我对忙粑特别好奇。

      几个月以后，青黄不接了。人们纷纷上山挖忙，大队干部也不再管了；因为他们也断了粮，锅里没有米煮，他们也得挖忙来填肚子，再顾不上出什么社会主义的丑了。

       清早，人们扛着锄头上山；下午，人们挑着蕨根回。首先挑到港里洗干净，再挑回家倒进木槽，用木锤一锤一锤地打。整个寨子里只听得一阵阵的木锤响，比庙里敲木鱼的响声要响得多。

      我捡得一根蕨根仔细一看：大约有尺多长一根，满指拇那么粗，浅黑色，我扯断用手指一点，里面流出来的白汁粘巴巴的。哦！这就是“忙汁"。

      木锤声渐渐地停了，见人们扛着木扮桶，用箢箕担着打碎的根渣来到港边上。只见他们挽起衣袖，舀水啦，洗渣啦，沥渣啦，用布袋楸啦，揉啦，真的是忙脚手不赢。

      天黑了，人们点起了枞膏火把还在忙。唉！怪不得人们把蕨根叫“忙”喔！

      第二天，只见人们把木扮桶的水往港里倒。然后再用锅铲铲扮桶底下的那层淀粉。到中午，我见几个社员手里拿着一块棕黑色的东西在咬。我好奇地问：

    “你们吃什么东西哦？”

       他们异口同声：“呷忙粑啦。”其中一社员扯了一小块递给我，要我尝尝味。

       我接过忙粑仔细一看，就像蒸发的牛皮膏一样，我咬了几口，无甜味，无盐味，但吃起来软绵绵的。

     “你们长沙大地方的人，呷不习惯喔。”

     “我们山里人冒得饭呷的时候，全靠这忙粑填肚子咧。”

     “过难关（过苦日子）那年，这忙粑救了好多人的命喔。”

     “这忙粑可以煮着呷，切成丝放辣椒飨料。比米粉的味道还要好。”

      “可以切成片，用油煎着呷，放点生姜飨料，用水焖一下，像呷腊肉咧！”

     “还可以放糖煎煮，比呷糖油粑还要软活。”

       嗨呀呀！我被他们讲得口水直流。我连忙回到知青组，同大家一讲。我要求大家一齐上山挖忙，搞几餐好忙粑吃。可我们的组长不同意，她说我们是来建设新农村，改变农村面貌的革命知青（第一年我们每个月60斤谷是国家规定的）。我们不能违反上级的规定，如果知青也上山挖忙，影响太不好了。

       我因家庭出身不好，也不敢再讲挖忙的事了。不过，我偷偷地到社员家吃过几回忙粑，煎的，煮的，味道的确好吃。

       1967年的冬天，我在夏悸那里吃过一回忙粑炖鸡，那个味道真的是绝了！

       当初的知青，抱着宏伟理想，改变农村面貌。谈何容易！几年来，我们不但改变不了农村的面貌，自己倒被农村的面貌给改变了。我们同农民一样，青黄不接时，扛着锄头上山挖忙了。

       记得第一次挖忙是1970年的6月。我们大队学大寨后减了大产（把9个生产队合成一个队）。全大队的人都上山挖忙。那时我已结婚。翘妹子身怀六甲。我俩的口粮少得吓人。我顾不了那么多了，扛起锄头，紧跟在贫下中农后面上了山。

       我们翻上了金麦大队蕨根最多的一座茅草山——大面坡。大面坡山高路陡，正当着西晒，又正是6月天气，山上热轰轰的。只见人们扬起锄头挖啊，挖啊，个个都汗得湿淋淋的。

       我不里手，这边挖几下挖不到根，那边挖几下挖不出根。我还不如那些女人们，她们都挖得好大一堆根了。我正在作急，只听见高个子少妇己花在喊：“小陈，到我这里来挖，我挖好了。”

       我连忙朝她那方走。她也够可怜了，丈夫放松油正是加刀季节来不了。她挺着大肚子也来挖忙了。只见她将那一担忙根挑上肩，用手指了指她挖的那块土：“那里根多，你到那里挖。”说完，慢慢地走下山。

       我望着她的背影，我好同情她，我只怕她绊倒咧。

       我在她挖过的地方挖，一阵子工夫就挖了一大堆。根越多，劲头越足，我使劲地挖。人们都下山了，我才停手。我捆好往肩上一挑，我的天哟，这一担总有100多斤。

      我回到家太阳落坡了。翘妹子挺起肚子，垮起个脸在念：“你有点伍子朝咧，挖各大一担，压伤哒禾得了咯。”

       我把肩上的忙根往港里一放，动手洗了起来。我一边洗一边念：“今天挖忙搭帮己花，是她让了个好位置给我，我才挖得这么大一担根。”

       翘妹子笑了笑说：“你还提这己花，她真的是个蛮婆子，她回来就生噶细伢子哒咧。”

       我一听己花挖忙回来就生噶崽哒。我只摇脑壳，唉！这个己花啊，你真的比白毛女还蛮些咧。

       我挑着忙根到社员家，借他们的木槽将忙根打碎，当我挑着忙渣回来时，人们都吃过晚饭好久了。搭帮我们就住在港边上，用水方便，我把木扮桶搬出来，迅速吃了几口饭，就动手沥起忙来。

       港边上好热闹，木扮桶排成一长线，枞膏火把就像一长长的火龙。人们舀水啦，沥啦，揪啦，揉啦，忙个不停。

        翘妹子打着火把，我在社员的指点下，一桶一桶地沥，一袋一袋地揪。我还扯开喉咙唱起了黄梅戏：“……你打火来，我舀水唷。夫妻双双沥‘忙’忙……”逗得大家哈哈笑，他们听不懂我唱些什么，都说我是穷快活。

       火把一盏一盏地熄了，人们一个一个地离开，剩下我两口子沥到最后。第二天我把木扮桶水倒完，用锅铲铲得一脸盆忙粉。嗨呀！有收获。翘妹子高兴极了，连忙架锅子煮粉。谁知她将水放多了，搅出来一锅稀垮垮的，就像调出来的藕粉一样。管它那么多，拌上一些白糖，两口子一气伙呷得干干净净。

       没想到煮忙粑还要一定技巧，水要放得匀，火要不大不细，要用两根圆棍子搅拌，越搅到最后越要快，再一下起锅，真的是忙到最后还要忙喔！

      我挖的这担忙，总共煮得三锅忙粑，解决了我们半个月的“半饭”（午饭）。不久，上面拨了“返销粮”，免强接到秋收，人们就不上山挖忙了。

    “忙粑”，山里人把它称为“天粮”，它救了好多人命，它帮灾民们度过了好多难关。

  
        我大儿子满半岁了，翘妹子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赶过场了。大清早，她背着儿子准备去赶场，扯几尺布给儿子做件衣服。我心想，到铺口赶场来回30里山路，背着人走太吃亏了。再则，场上人多，又是春天，我怕给儿子传染上病。我决定这天不出工，在家带一大半天儿子，我不让她背着儿子去赶场，这样大人和细人都吃亏。

        她虽然舍不得，但还是答应了，她喂饱奶后，再三嘱咐我带好崽。我要她放心，只有各大的一扎“路”，又不是造“人造卫星”。她笑了笑，便匆匆地走了。

       我抱着儿子走到对面仓库边看几个木匠干活。罗木匠说：“带嫩娃娃比做工还累人些。”

       杨木匠说：“带嫩娃娃生来就是大娘和的事，随你好能干的男人都不行。”

       王木匠说：“我宁愿干一天重工活，不愿带一天嫩娃娃。”

       这些木匠都是过来人，很可能都带过几回嫩娃娃。我边看他们推刨子，边跟他们扯谈，儿子鼓着眼睛看那飘飘的刨木花看得出神。

      突然，罗木匠一声喊：“你儿子的脸胀得通红，要屙屎喽！”

      我一看，儿子通红的脸正在“嗯！嗯！”地用劲。我连忙扯开尿片，准备蹲下来。突然，“噼噼”地一声响，一坨好大的屎冲了出来，正冲在罗木匠的刨子上面，他手背上也冲得有。

     “哈哈”大家一阵笑。罗木匠拿着刨子就往溪边去洗，一边洗 一边念：“你们长沙的小把戏硬要无聊些，这屎都选在我的手上屙。”

       杨木匠大声喊起狗来：“嗷！嗷！”逗着狗。一只大黄狗一蹿就来了，它几舔几舔就将我儿子屁股上的屎舔干净了。我连忙把儿子抱进火塘屋，舀了一盆水将儿子的屁股洗干净。

      我又抱着他摇来摇去，他眯了眯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把他放在床上，赶忙烧火煮饭。这带嫩娃娃的日子，就靠这“挤挤时间”干活。我舀了一碗米汤，放上白糖，等他醒来再喂他吃。

       大概1小时左右，他醒来了。头偏来偏去，小嘴巴几张几张。我连忙端出米汤，用调羹慢慢地喂。这小家伙吃了几口觉得不对劲，把头一偏，哇哇地哭了起来。

       我抱着他哄了又哄，可他越哭越伤心，还脚蹬手抓的。唉呀呀！我只得抱出门来踱来踱去。木匠们听见我儿子哭得厉害，都答起腔来：“是不是，我冒讲错啵，儿子要吃墨（墨就是奶），看你怎么办？”

     “你一个男子汉，没有两个大墨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带嫩娃娃，生来就是大娘伙的事。你不行喔！”

     “你还讲只各大的路，不是造人造卫星。呵呵！现在看家伙了。”

        大家你一句，他一句地讲个不停。我手中的儿子却越哭越伤心，哭得我心发慌。罗木匠出了个主意：“你抱着儿子，去大娘和面前讨口墨吃。”

      “对对对！只有讨口墨吃。”大家异口同声。

        我默了默神，到哪个大娘和那里去讨咧！

     “到上寨去，高个子己花的女儿同你儿子差不多大，肯定有墨讨。”又是罗木匠说。

        讲得有道理，我主意一定，抱着儿子就往上寨己花家走。我来到她家门口，见她家娘抱着孙女在玩。当我讲明来意，她手指着背后山说：“己花挑着粪桶到背后山菜园里去了。”

       我抱着儿子就往背后山走，山陡路窄，抱着人走还蛮费劲。我气呼呼地来到菜园边，见她正在浇粪。她听说要讨奶，连忙丢下手中的粪瓢，用手摸了摸胸脯说：“我正喂噶墨上来的，我家娘冒跟你讲啊。”

       我大声出了口气：“她只讲你在这菜园里，冒讲你已经喂噶墨啦。”，我听她说才喂了奶上来的，再看看她那平平的胸脯，又见那粪桶上好多苍蝇，臭气熏天，我赶忙离开她。

       她像对我不住一样追上前来：“要么，让你崽崽试津几口，看津得出墨啵？”说着，准备解衣扣。

       我说：“算了算了！我另讨一家。”

       只听见她在骂家娘：“这个老鬼呀，话都不会讲喔，我正喂噶墨哒，害得他白跑一趟喔！”

      我抱着哭哇哇的儿子，路过黄大娘和的门口，黄大娘和长得白胖又高大。她正搂着儿子坐在门槛上，这是她的第四个儿子，比我儿子大7个月，但还在吃奶。她见我儿子哭得厉害，连忙问我：“翘妹子到哪里去了，你抱着崽崽到这来做甚么？”

      我想起她也是喂奶的人，便说：“翘妹子赶场还冒回，儿子哭得厉害，我找己花讨墨咧，她正喂噶墨。你能帮忙给我儿子喂口墨么？”

      她听说要讨口奶，连忙站起来，解开了衣服，露出两坨又白又长又大的奶子出来。她用手指挤了挤奶头说：“我的墨早就不够了，我崽崽各大了还要吃，我也正喂噶墨，你看看，挤都挤不出了。”说完，把两个奶头又挤了几下。

      她为人很好，如果有奶的话绝对会答应。何况，她挤给我看了，真的一滴都挤不出。我只得抱着儿子走，她追上来说：“你到界上龙大娘和那里去讨口墨咯，她的女儿只比你的崽崽大五个月，肯定有墨。”

      她的话提醒了我，我抱着儿子就往界上走。龙大娘和住在界上最顶头的那栋屋，我刚到她家门前，就听见娃娃的哭声。龙大娘和正在用调羹给手中的妹子喂东西，妹子哭着不肯吃。我讲明来意，她苦笑一声：“娘唉！这就对不住了，我这几日感冒发烧，每天到卫生站打针，我的墨都退噶了。你看看，我跟女儿喂米粉子，她不肯吃喔！”

       我心里想：一字不过三。今天运气太差，我还得赶快离开这里，她感冒发烧，莫传染给我的儿子。我抱着儿子匆匆地下了界，回到了屋里。

       儿子越哭越凶，我又是摇又是唱，可他照样哭他的。这时，大姑娘秀秀路过门口，她平日里最喜欢抱我的儿子玩。她接过我儿子，抱在怀里，儿子不哭了，但他的头只往她那翘挺挺的胸脯上拱。我的小祖宗呀！她可是个黄花姑娘，她哪里会有奶水哟。

       顿时，她脸色通红，那对大眼睛羞得都闭上了。我也弄得好尴尬，连忙接过儿子，儿子又大声哭了起来，她悄悄地走了，头都不敢回。逗得这些木匠哈哈大笑。

       我朝寨子一望，奶啊，奶，我还到哪家去讨呢?还有哪家的大娘和有奶讨喔!

        突然，杨木匠一声喊：“快看快看！港边上来了一个有墨的大娘和，这一下莫错过了”

       我往港边一看，只见矮个子大娘和挺着胸脯朝这方走来。看样子她是赶场回来，她走得急，肯定是赶回去喂奶，她的女儿比我儿子大3个月，我赶紧站在路口上等着她。

       这时，木匠们开始起吆喝：“这个矮大娘和有的是墨，你看她的胸脯好大喔。”

     “你儿子的嗓子都哭哑了，无论如何要讨口墨啊”

     “拦住她！拦住她！莫让她跑了。”几个木匠异口同声。

        我真的一手拦住了她 ：“劳为你，帮个忙。我儿子哭了大半天了，喂口墨给他吃！”

        她摸了摸胸脯说：“我的妹子还冒喂，我要赶回去喂墨喔。”说着绕路想走。我儿子又哇哇地哭起来，我被逼无奈冲上前去，抓住她的胳膊央求道：“做做好事咯！就喂几口也行嘛！”

     “你翘妹子就要回啦，她在裁缝铺等做衣裳，一下子就回啦。”

        我一听等做衣裳，心里更急了。木匠们又起吆喝了：“等做衣裳起码还要两个小时。”

      “小陈，你行行蛮咯！你各老实喔！”

     “动手解开她的衣扣，把崽崽往她墨上一放，不就行了么。”

        我被这些木匠逗笑了，我真的把手伸到她的衣扣边：“快点！我动手解衣扣啦！”

        她抿笑抿笑地拍开我的手：“我自己来，只你们这长沙人啊，蛮起来比苗子还要蛮些。”说完，解开了衣服，露出一坨胀鼓鼓的奶来，我儿子一口逮住……一阵子工夫就吃扁了。

       她扯出奶头，把儿子递给我，摸了摸另一只奶：“这一个墨留给我女儿了”说完，连忙扣好衣服。

       我感激地说：“谢谢！劳为你了！”我话刚落音，儿子又哇哇地哭了起来。她怕我再要她喂奶，拔腿就跑，跑得那样快，像躲日本鬼子一样，逗得木匠们哈哈大笑。

       这时，王木匠一声喊：“翘妹子回来啦！”

       我一看，翘妹子真的回来了。她可能听见儿子的哭声了，她小跑起来，一边跑一边解衣扣，我快步迎了上去，她接过儿子搂在怀里，儿子不哭了。

       木匠们又开始策了，他们对着翘妹子：“你好过，你把崽崽丢在屋里去赶场，你崽崽哭了大半天。你丈夫抱着崽崽到处去讨墨。”

     “你丈夫急得要耍流氓了，他见大娘和就讨墨，还动手解大娘和的衣裳。”

     “他抱着崽崽往大路上一站！全队的女人吓得不敢过路了。”

     “他连黄花姑娘都不放过，也去讨墨。”

        这些鬼木匠啊，阴一句，阳一句，还加油添醋地一顿乱讲。逗得翘妹子笑哈哒，儿子也喀喀地笑了。

                                       夜  走

        1973的上半年，我们金麦大队好多细伢子都得了感冒。每天都有人带着崽女到大队医疗站打退烧针。夏悸的二女儿虹虹因感冒发烧眼睛都发炎了，带到县医院才医治好。

       我的大儿子身体一直很好，但也没有躲得过那场流行性感冒。他一连几天高烧不退，翘妹子带着8个月的二儿子尽量避开，怕传染给二儿子。

       记得，我带着大儿子到大队医疗站打完最后一针退烧针。到晚上，我用体温表量了一下，还有39度。半夜，我觉得他的头越来越烫。翘妹子再用体温表跟他一量，我的天哟！四十度零二。怎么办？大队医疗站的药用完了，我只怕儿子昏迷，只怕儿子抽筋，翘妹子急得眼泪直流。

     “走！到铺口去。”我说着，拿起背带把儿子背上。

       翘妹子连忙用抱裙帮着围好，她又将手电筒递给我。我按燃手电筒，光不太亮了 。我赶忙劈了几根松油柴，点燃了火把。我晓得，从我们队到新修的马路上有三里多路，都是田间小道很不好走。翘妹子一再嘱咐：“天黑路远，莫吓哒崽伢子，要时时喊哒他。头一莫绊倒……”

       我打着火把在田间小道上走着，儿子在我背上轻轻地问：“爸爸，你背我到那里克喔？”

       我右手反过去，摸了摸他那滚烫的脸：“崽崽，爸爸背你到铺口医院看病，你一身发烧，要看病才好。”

    “铺口在哪里，要走好久？”

    “没有好远，爸爸背着你，一下子就到了。”我口说没好远，其实，铺口离这里有17里山路。

     “好！”他答应了。

       田间路窄，时时有虫蛾从我身边飞过。我高高举起火把才能看清路走。青蛙、田鼠从我脚下蹿过；我得小心，我生怕踩着蛇，夜间出来的蛇大部分是毒蛇。

       走着，走着。突然从田中间发出一阵“呜哇哇……呜哇哇……”的叫声。就像细伢子的哭声，我先是一惊。但马上镇静下来，这是田麻鸡的叫声。

    “爸爸，是哪个勒伢几（细伢子）哭，我怕！”

       我连忙摸着他的头：“好崽崽，莫怕莫怕。是田鸡婆叫，爸爸打它好啵！”

     “好，打它，打它。”他说着，双手紧紧抱住了我的脖子。田麻鸡还在呜哇呜哇叫，叫得好森人。我蹲了下去，捡起一坨塞田破口的石头，使劲朝叫声处扔了过去。“啪！”地一声。叫声停了。
       手上的火把烧过了，我打着手电走了一段路，来到了马路上。马路到底比小路好走些，有暗暗的月光照着，不用打手电筒还能看清路。我大步大步地走着。路过金坑生产队，寨子里传来一阵阵狗叫声，儿子轻轻地问我：“爸爸，到了么？”

       “就快到了，爸爸背着你，你还怕不怕？”

       “不怕。”

       “还热啵？”

       “不热。”

       “头痛啵？”

       “不痛。”

    “好玩，好玩。”

       我一口气跑到了小井边，大声出了几口气。我把背带解开，把他抱到面前蹲了下来。小井只有脸盆大，从山壕里流出的一小沟泉水，我把手电筒按燃挂在树枝上，灯光正照着井水，我捡起一片舀水喝的树叶，将树叶折成杯型，舀了一“杯”水：“崽崽，水来了。”

      他张开小嘴一下就喝光了：“我还要。”

      我又舀一杯他喝完了，再舀一杯……四杯，六杯，八杯……

   “崽崽，不呷了，让爸爸呷好不好？”

      他抬起头望了望手电光：“好！”

      他这一声应得好大，打破了山壕的寂静。我连忙搂紧他，我不想让他看见这黑漆漆山壕，这黑漆漆的天。

       准备上山了，还有10里山路要走，我用背带把他系在胸前。这样，更贴近他，使他感觉更安全。因为，这座山是偏坡与金麦达界的一座山。山高路陡，树密坳深，没有人烟；好在暗暗的月光能照得见路，我双手抱着他，一步一步往上走。

      上山的路走完了，我站着歇了一下气。我摸了摸儿子的头，唉！他的头没有那么烫了。也许是走了这段夜路，也许是喝了那些泉水，吹了夜风退的热。他睡着了，睡得好香，还打起了呼噜。

       下山的第一道弯，树密坳深，斜坡路陡，阴森森的看不清路。我按燃着手电筒，慢慢地走着。我捡得一根柴棍握在手中，这样可壮壮胆子。转了几道弯，下了几道岭，手电光已成了红色，我还得节约用，我一按一关，借这微弱的灯光慢慢地走着，走着......

     “哈！哈！”从岔弯里传来两声野羊叫，吓得我一噤。

      儿子吓醒了：“爸爸，哪个喊我们，我怕。”

    “不怕不怕，爸爸抱着你。是野羊叫，它怕我们，被我们吓跑了   。”我说着，紧紧地抱住他。

    “爸爸，我想妈妈。”

    “妈妈在家带弟弟，等下看完病，回去就能见妈妈了。”

    “还有好久？”

    “快啦快啦，下完这几道岭就到了。”我说着亲了亲他的脸：“好崽崽，你长大了，你是哥哥了。听爸爸的话，还是闭上眼睛睡觉，好啵？”

     “好。”他答应后，把头贴紧了我。

        忽然，从路下边传来一阵怪叫声：“嗬嘿霍……嗬嘿霍……”这种声音就是以前在老木屋里听到过的土鹰的叫声，这叫声好凄凉。

     “爸爸，是哪个老老子（老人家）在哼喔？”儿子没有讲错，这声音是像病人呻吟。他这一问，问得我一身起了鸡皮坨，但马上镇静下来：“莫乱讲，这是鸟鸟叫。爸爸撵开它。”说着，我用手中柴棍在路边刷了几下，叫声停了。

       我打着手电一按一关，借这微弱的灯光一步一步地走着走着，总算走出了这几道阴森森的山弯。又能见到暗暗的月光，路也没那么陡了，我大踏步地走起来。

       终于听到了汪汪汪的狗叫声，我们路过了偏坡寨，我们走完了山马路，来到了铺口公路上。这时，天蒙蒙亮了，他睁开眼睛东张西望。忽然，后面传来一阵车轮响，一辆汽车从我们身边开过。

       爸爸，这拖拉机好大喔，它咬人啵？”他说着，双手抱着我的脖子，好害怕的。

    “这是汽车，不咬人。我们长沙有好多好的汽车，还有火车、轮船、飞机。”

    “长沙还有甚么？”

    “有奶奶，有外公外婆，有伯伯叔叔，有舅舅姑姑，还有好多好哥哥姐姐。”

    “他们唷哼（为什么）不和我们住一个屋子？”

       他这么一问，我还答不上话了。我只得紧紧抱住他，我突然觉得我的儿子好可怜。他长大能回长沙么？长沙能接受他么？难道也像爸爸一样当农民，受这种苦和累，想到这里，我不知不觉地流起泪来。我想，如果有一天能让我的儿子回长沙该多好喔！

       我们到卫生院门口，天已经亮了。我把背带解开，把他抱在怀里，坐在门槛上等。

       大门开了，汪医生走出来，她一眼望见我：“你来得弄个早喔，你是金麦的吧。”

       我点点头说：“我儿子昨晚发烧到了40度，我半夜里赶来的。”

    “是弄个啊，呷噶亏喔。”她说着，连忙拿出体温表往儿子肛门里一插。几分钟后，她抽出体温表一看：“38度5。”

        我好奇地问：“怎么退了这么多烧？”

     “你背着他走了几小时的夜路，吹了夜风，自然可以退烧。”

      “我还喂了好多泉水。”

         她笑了笑说：“你给小把细喂泉水，会拉肚子的。”

        我回答：“他一直喝凉水，习惯了。”

        她捏了捏儿子的手膀：“小家伙长得蛮壮实，抵抗力强。”说完，给儿子打了一针。她嘱咐我4小时以后再看看。她还说，她要到县城看《卖花姑娘》的电影，要我找高个子陈医生看，他是儿科医生。

       我照她说的，4小时后找陈医生看了病。儿子已经不发烧了。他还是给他打了一针，稳定一下。我这才放下心来。

       当我们回到寨子，太阳已经落坡了。翘妹子抱着二儿子坐在寨口上等。我晓得，她从昨夜到现在一直为我们着急。

      儿子老远见到妈妈了，他好高兴，在铺口吃了碗面，吃了饼干，他精神好多了。他要下来自己走，我放下他。他举着手上的棒棒糖，几摆几摆朝妈妈跑去，嘴里喊着：“妈妈，弟弟……”

      他妈妈迎了上来，她笑了，但眼角上挂着泪珠。

                               我搞资本主义

       1974年金麦大队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铺口公社一位副书记在金麦“蹲点”，他住在四家湾第七生产队，我们寨古冲也有一位姓黄的大学生干部蹲点。

      副书记到四家湾生产队不久，便揪出了“二十一种人”龙道卓做“活靶子”。每天晚上由民兵押着到金麦的每个生产队进行批斗。有天晚上到麦沙生产队进行批斗时，龙道卓实在承受不了了，在回来的路上一头扎进发电站的水坝里，民兵立刻跳下去把他救了上来。

      从那以后，大队就再也不敢安排开批斗会了，有些人甚至跑到龙道卓家里向他赔礼道歉，都是本乡本土的，谁也不愿意背上逼死人的名声。

      副书记得知此事以后，在大队部大发雷霆。说金麦大队的斗争性不强，阶级立场不坚定，要继续安排开批斗会……

       金麦大队的干部没有听他这位公社副书记的，停止了那场批斗会。斗“活靶子”失败后，又发起了一股“砍树风”。砍树由在我队上蹲点的黄干部带头，首先将罗家湾旁边的那棵大古树砍倒。他口口声声说：“学大寨，就要学大寨人的那股革命干劲，大寨人开山造田，我们就砍那些遮住田的古树。”他又把队上的民兵组织在一起，扛着斧头，把屋前屋后的大古树全部砍倒。把田边一些柿子树、桃子树、白蜡树通通砍光了。不到半个月，风景如画的寨古冲罗家湾、杨家湾被砍得光秃秃的。几百年留下的大古树，终于没有躲过这股“大寨砍树风”。

      那位黄干部是湖南林学院毕业生。照理说他应该懂得森林保护法。可他偏偏做完这场大破坏事后，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紧接着金麦大队各个生产队都开始砍古树，这金麦的大古树可以说是搭帮这蹲点干部遭的殃。

       春耕季节，每个生产队都要求种大面积的“双季稻”，干部们可不管你什么叫“山高，水浸，阳光短”的山冲田。也不管什么叫“因地制宜”，学大寨就是要改天换地。这样一来，犁田、耙田，耕牛和人都累得够呛。

       那年我三儿子刚出世，家务事忙，队上的活更忙。我负责一头牛犁田。每天都背上二儿子犁田。我们队上的田分成“一片、二片、三片、四片田。四片田是离生产队最远的一片田，有十几里山路。去犁田都是提早吃早饭去，因为路远无人送早饭。

      这天我分配去犁“四片田”。我清早起来把饭煮好，便去菜园里搞点早饭菜，一看厕所的粪桶早满了。于是，顺便挑着这粪桶去浇一浇菜。那年月带孩子的父母都是这样，靠挤挤时间做家务事。

      我把粪挑到菜园里，迅速摘好菜，便匆匆忙忙地浇起菜来。谁知道那位公社副书记正好路过。他一眼看见我，立刻冲到菜园边：“小陈，你在搞什么名堂？”

      我回答：“我浇菜。”

   “你浇菜？这大清早就在自留地里搞资本主义！”

      我解释说：“我到菜园摘早饭菜，顺便挑担粪浇浇菜，怎么啦？”

   “怎么啦？你还问怎么啦？你一个知识青年，满脑子的资本主义思想，大清早社员都在出早工，你却在这里搞资本主义。”

     他说了一个资本主义，又一个资本主义，我一听就火了：“我摘点早饭菜也叫资本主义，难道呷光饭，不呷菜？”

   “你还强词夺理，明明在这自留地里浇菜，搞资本主义，你还想狡辩。”

      他又说了一个资本主义，我本想同他解释一下，我等下就去犁“四片田”，但见他左一个资本主义，右一个资本主义，我不愿意再同他解释了。我舀出一瓢粪狠狠地朝菜地一泼，泼了一瓢又一瓢........

      他退了几步，嘴里不停在骂，什么扎资本主义的根咯，知识青年不革命啦，尽搞资本主义啦，搞阴谋诡计咯……讲了一大套。

      我握着粪瓢，一瓢一瓢地泼，只见他那水饺般嘴巴在动，嘴角上的白泡子是各翻；他的嘴唇皮短，想把嘴巴抿拢，想不让那三不六齐的牙齿露在外面，但始终没有把那门牙抿住。我越望他那样子越有火，我真想泼他一瓢粘的。我把粪泼完，挑起粪桶提着菜篮就走。

      他还不甘心一样，还在讲我态度不好。我故意擦过他身边，用当时最流行的语言回了他一句：“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追上来：“我怎么个没有调查？这事实摆在面前了。”

      我又大吼一声：“我要到四片田去犁田，第四片田，你懂不懂？你懂不懂什么叫第四片田？”

      他被我这大吼一声给吓住了。再说我也左一个懂不懂四片田，右一个懂不懂四片田地吼着，他顿时像哑了口一样，不再说什么了。

      下午我扛着犁回来，一社员从大队部捎来信。要我到大队部去一趟。我估计是那公社副书记将我搞“资本主义”的事跟大队说了。于是我顺便挑着一担谷到大队发电站打米。我心里也挺怄的，我到要看他们想把我怎么样。

       我把谷往大队部一放，走到大队部门前。里面党员们正在开会，大队李书记一见我便问：“怎么搞的？公社书记讲你清早在自留地里浇菜，不出早工。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你一个知识青年还是要注意一下影响嘛！”

      等李书记把话讲完，我才一五一十地将要到第“四片田”正冲头去犁田的事一讲。

   “喔！原来是这样！”大家异口同声说了句。在坐的都是过来人，家里都有几个孩子，也懂得带嫩娃娃时的那种忙法和辛苦。何况翘妹子还在“坐月子”，大家都说我也不容易，家中又无一老人帮忙照看，都说可怜我们累哟……

      大家都说可怜我累的，其实我并不怕累。我累得比别人早，我7岁就开始学煮饭，10岁就去马路边“逞板车”，11岁挑水，14岁便当上了“土夫子”挑土。15岁便下放到这古寨冲。9年来，我早已累习惯了，一点也不怕累。我就只受不得别人的样子，怄不得气。我今天真的怄得有点恼火了。

       当天晚上，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黄干部从公社赶回来。我一进会场他就问我：“小陈，听公社副书记讲你清早就在自留地里浇菜，这农忙季节，你怎么这样自私呢？应该注意下影响嘛。”他到底读了了十几年书，讲话不像那位书记一样气躁。

      我回答：“正冲头你也到过，是队上最远的四片田，昨晚队长安排我犁这四片田，我天还冒亮就起来煮饭。把饭煮在火塘上就去摘菜，顺便把装满的粪桶挑到菜园里浇浇菜。书记正巧碰上，不由我解释就一顿乱批评。我首先声明：我是革命青年，不是四类份子。我是最听党和毛主席话的扎根知青。我背着人犁田，全县、全公社、全大队也许还没有几个像我这样背着人犁田的社员，我积极出工，没有影响半点农业学大寨，犁四片田是吃了早饭才走，就到菜园摘了一下早饭菜都不行吗？”我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在场的都证明犁四片田是吃了早饭走，不参加出早工。

      我又继续说：“我今天犁了7担谷田（一担谷田就是一分田）下午才回来。大队把我叫去，我已经跟大队都讲清楚了原因,难道生产队还要追究责任，还要召开批判会么？”我说完好激动。

      黄干部被我说得讲不出话了，只好说：“好了，好了，把道理说明了就行了，下面继续开会。”他说完叫我坐了下来。

      我搞“资本主义”一事就这样作了了结，公社那位副书记碰到我后也再也没有提了。

      是因为我的辛劳感动了金麦大队干部，还是对我们的一种同情，下半年我就被安排进金麦小学教书，第二年翘妹子被安排当了赤脚医生。

                        寻  牛 

     我们这对知青夫妇就是地地道道的一户农家人。农家人有这么一句话：养牛养猪养鸡养鸭，一屋大小不愁穿和呷。这句话讲得有道理，牛排在第一位，一个主要劳动力没有一头耕牛，整天跟着女人们干些杂工活。一来工分低，二来还要听空话，吃好多的暗亏。

    有了一头耕牛，每天可以“大懂哒”的，跟着队上主要劳力一起，犁上一上午的田，把牛一放。下午再扛着钉耙在田里随便干一阵子活，便可以去寻牛了。这一天的工分就到了手，还可以砍捆柴回家。再说，养头牛一年还有1000多分工，一户农家必须养头牛才能成事。

    1970年我养了一头小牛，它跟我4年之久。我靠它赚了不少工分，但也被它吓过一回扎实的，现在回想起来还可怕。 那是1974年的“双抢”季节，有一次我赶它到离家7里路的田冲犁田。犁完田已经是下午了，我把它牵到田埂上吃草，自己迅速赶回家，急急忙忙地吃了几口饭，便挎上柴刀去寻它。由于路远，我赶到放牛的田埂边，天都快黑了。

    这头小黄牛平日里蛮听话，要么就是自己回来；要么就在附近吃草，从不乱跑。可那天不知怎么回事，我在周围的岔冲寻了又寻，就是不见它的踪影。天渐渐地黑了，离家还有7里路。我心里想：也许我来的时候没注意，小黄牛已经回去了呢？这时，天下起了大雨，我只得匆匆赶回家。

     我回来走到牛圈边一看，圈里面空空的，没见小黄牛。四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急忙赶到队长家，把牛没寻到的事同他一讲，我要求他安排几个劳力，同我一起再去寻一寻。

    队长看了看天：“雨下大了，路又这么远，天一黑牛就会躲起来，难得寻到。”

    我摸了摸湿淋淋的头发：“那就明天清早再去寻，行么？”

  “只有这样嘛，现在双抢，劳力紧张。”他说完，催我回去换衣服。

    按乡里的规矩，牛一夜没回圈，只要跟队长汇报了情况。队长没有安排人去寻，万一牛出了事，自己的责任也小些。

    夜里，我翻来复去睡不着，我担心小黄牛会不会摔伤，会不会被老虎咬？有一年，社员黄透魁家的牛一夜未归，硬是被老虎咬死。他家赔了100多块钱。现在正是农忙，万一牛出事那就倒霉了。何况，队上还来了一位公社蹲点的黄干部，他是动不动就要上纲上线的。

    天没亮我就起来了，我跟翘妹子讲明了厉害性，便打着手电筒匆匆地出门。当我来到昨天放牛的地方，天刚刚亮。我寻到小黄牛的蹄子印，蹄子印已经上了冲边的那座大山。我便跟着蹄印往山上走。

    我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转过了一道又一道的弯，只见牛蹄印和牛粪，就是没见小黄牛。我稍微放心的是：小黄牛没有摔伤，没有被老虎咬，它还在往山上走，它可能这些天太累了，想“躲工”。

    我跟着牛蹄印又上又下，左转右转，累得我一身软塌塌的。这时，天又下起雨来。我躲在一棵大树下，想等雨停一下再去寻。

    可这该死的雨越下越大，还刮起了风，打起了雷。突然，“嘣”地一声响，对面一棵大树尖上冒出了白烟。我估计是雷击中了树上的蚂蚁窝，我一身早已湿透了，我怕雷击，离开了大树。

    风刮得呜呜呜地叫，雷一个比一个霹得响，脚下的泥石水冲得我脚打跪。我拼命地往上爬，尽量避开泥石水。来农村9年了，我一个人上山数百次，从来没害怕过。可今天被这暴风雨吓住了，我怕山洪暴发，我怕摔伤在这深山里没人来救我。我若有个三长两短，翘妹子带着三个儿子怎么过喔！我想起了她们四娘崽，我鼓起勇气往上爬。

    我总算爬到了上山来的那条路，这边山是茅草山，没有泥石水。我看天色已晚，离家还有这么远。寻牛是不可能了，加上肚子空空的浑身无力。我得赶快回家，天没亮离开的家，翘妹子一定急慌了。

    我连爬带梭地下了山，来到了放牛的田冲。我紧紧皮带，鼓起劲又走，我走到家门口听见屋里有哭声，我走进门一看，火塘地净是水（火塘房没安地楼板）。翘妹子一手抱着满儿子，另一只手搂着二儿子，大儿子靠在她身边，四娘崽在火塘架上哭。

    原来，雨下得大，从界上冲下来的泥石把屋后的水沟给堵了。翘妹子一见我，大声哭骂着：“你天冒亮出的门，到现在才回来，我怕你死在山上哒咧……”

    我二话没说，拿起锄头就往屋背后走。我迅速将水沟挖通，再回到火塘屋，用脸盆将水一盆一盆往外舀。然后撒上火塘灰，扫干以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从早到晚没吃一口饭，爬走了一整天，我再也坚持不住了。

    翘妹子连忙装了一大碗饭，我一口气吃完才慢慢地坐起来。我还得到队长家去讲清楚，因为牛还没有寻到。

    队上正在开会，我把寻牛的经过一讲。大家见我一身湿淋淋的，从清早到现在才回来。大家异口同声：“呷噶老亏喔！”

    可黄干部说法就不同：“农忙季节，耕牛是革命的本钱。要保护好耕牛，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定要把牛寻回来。”

    好得在场的社员没一个接着他的话讲。队长嘱咐我，明天再到原地方寻，因劳力紧不能安排人寻牛。几位老农告诉我，尽管往茅草山寻，莫往树林里找。带起“半饭”（午饭），带起手电筒。”

    我依着老农说的，带上一钵饭，拿着手电筒，天刚蒙蒙亮又出了门。直往昨天那座山上走，我走到山顶时，太阳出来了，山路好走得多了。我弯着腰在草丛里钻来钻去。我又发现了小黄牛的蹄子印，我跟着蹄印围着山上转。

    忽然，我寻到一堆热牛屎，我心里有数，小黄牛就在附近了。我停脚步，左右望了一望。唉！离我20米左右，有一丛草叶在摇动。我连忙拿出套牛绳往草丛靠近。

   “咵咵咵”地一阵响，这不像牛吃草的声音，这像野猪的嘴巴哒得响。我往旁边的一棵小树上一爬，上不到两米高。一头巨大的野猪从草丛里冲出来，两颗长长的獠牙吓煞巴人。我抽出柴刀在树杆上“啪！啪！啪”地拍了起来。嘴里大声喊着：“打！打！打！”

    没有受伤野猪还是怕人，我一阵拍喊声把它吓跑了，我从树上梭下来。肚子饿起来了，我把带来的饭几口几口吃完，看看太阳偏西了，我还得寻我的小黄牛喔！

    忽然，后面一阵喳喳的响声。我回头来一看：哎呀呀！小黄牛只离我一两丈远，它抬着头望着我一动也不动。我连忙掏出牛绳准备往它面前走。这时，我猛觉得脚板背凉冰冰的。我低下头一看，我的天呀！一根两米多长的白节蛇在我脚背上梭。我咬着牙，不敢动一下。硬让这家伙在我脚背梭完，总梭了十几秒钟。

    小黄牛朝我面前走来，我嘴里“哇哇哇”地喊着迎了上去。我用牛绳套住了它的鼻腔，它摔着尾巴，我摸着它的背：“小黄牛啊！小黄牛！我寻得你好苦哦！”

    回家后，当我打着手电筒把小黄牛关进牛圈后，我这颗沉重的心终于落了下来。翘妹子牵抱着儿子走到牛圈边哭了起来，哭得好伤心。

                                一窝野鸭

    1975年我大儿子5岁，二儿子3岁，三儿子2岁。三个儿子站在一起真的像楼梯屯子一样。那年我已经当民办教师了,妻子翘妹子当上了赤脚医生。虽然没有出农业工那么累，但家中喂有两头猪，几十只鸡鸭，加上这3个孩子，我们整天还是够忙的。

    好得大儿子可以带两个弟弟玩，我们至少不要背着人干活了。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正好是“赶场”的日子。我拎上竹篓，篓子里面放了几十个鸡蛋，准备去赶场。出门时看见3个儿子坐在港边上的一根木筒上看妈妈洗衣服。

    他们排排坐着，嘴里不停地在唱：“排排坐，吃个个；个个香，吃腌姜；腌姜辣,吃枇杷.......”。大儿子突然偏过头来看见了我：“爸爸，你到哪里去哟？”

    我笑了笑说：“爸爸赶场去！”

  “我也要去，等等我”，说着朝我跑来。

    二儿子也跟在后面，三儿子一见也几摆几摆地跟在后面。翘妹子连忙放下手中的打衣棒，把两只长辫子一甩，追了过来。她把三个儿子搂在怀里：“崽崽们听话，爸爸去赶场，要走好远好远。你们走不动。”

    我摸了摸大儿子的头：“你带好弟弟，我赶场回来买一大包糖给你们吃好么？”

    大儿子好听话，连忙“好好好”地点头答应。

    二儿子听说买糖回，连忙做个手势：“要买这么大一包饼子糖”，他那胖呼呼的脸上现出那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三儿子也怪懂事地张着嘴：“买糖，买糖。”我望着我这三个儿子真可爱，我走了好远他们还在招手：“爸爸快回，爸爸买糖回。”我回头向他们招手，翘妹子还把他们搂在怀里。

    我大步大步地走在田间的小路上，想起了1973年我们带着儿子回城，有位熟人见到我大儿子，说了这么一句话：知青的儿子问爸爸要买糖吃，爸爸回答儿子：要等爷爷寄钱来才能买糖吃。

    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这话讲得好挖苦，难道知青做父亲后连糖都买不起么？这话不绝对准确。俗话说：“有山靠山，无山一肩担。”我和翘妹子就是一肩担，我们用送“派购猪”的钱给儿子买糖吃，做衣服;我们捉几只鸡，拿几十个蛋提到场上卖了，不就可以买糖给儿子吃么!这些年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的儿子穿作就不像农村的孩子那样土气。我们自己少吃点，少用点，都要省给儿子。当年知青做父母后有这么一句共同语言：我们自己就是再亏，也不能亏自己的儿女！

    我到场上把鸡蛋卖了，把要办的事都办完，最后买了一大包饼干，放进了竹篓里。我得迅速赶回去，难得一个星期天休息，还要回去砍柴，割猪草。我大步大步地走着，我走到“冲巴”口,往右边一拐走近路。

    我走到叫“梦得”田冲里，这里虽然路不好走，但要近两里路。我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前边一阵鸭崽叫声，我走上前一看，就在小路的田边，一只野鸭猛地飞起来，留下3只鸭崽在‘噶噶噶’地叫。

    我弯下身，双手把3只鸭崽全部抱在了手中，好可爱的野鸭崽，毛棕黄色的，3张小嘴张开着，舌子是黄色的，叫出的声音尖脆脆的，好有味。

    我听说过，野鸭子的毛可以用来做烫伤药，野鸭的肉特别美，要是把这3只野鸭崽养大，一家人还能美美地吃上几顿，野鸭毛还能做药。我想着想着，把3只野鸭崽抱得更紧，生怕他们掉下。我想今天赶场回抄近路抄得好，得了这一窝小野鸭，回去让儿子们喂着玩也好嘛。

    突然，我头上啪啪地响。那只野鸭婆围在我的头上转，只隔几尺远，我看得清楚。一只好漂亮的野鸭。我把左手贴在胸前，让3只鸭崽靠在我的身上，慢慢地伸出右手，我作好了准备，只要它再飞下一点，我顺手可以抓着它。抓住了鸭婆那就更好了，今晚有美味吃。

    我慢慢地走着，鸭婆还在我头上转，就是不敢靠近我，小鸭崽叫得更凶，野鸭婆还是围在我头上转来转去，发出了呀呀的叫声，叫得好凄凉。它那张口张得大大的，两只翅膀不停地拍，它的叫声一声比一声惨,听起来森人。

    我把肩膀一移，让肩上挎的竹篓移在前面,打算把鸭崽放进竹篓里，然后再捡一根柴棍，万一它再靠近些，我用柴棍一顿乱打，总要把它打下来，不打下来也要把它吓跑。

    我将鸭崽慢慢移到竹篓边，准备装进竹篓。忽见竹篓里的那包饼干。哎呀，莫弄脏了，儿子还等着要吃。我一想到儿子向我招手的样子，尤其是满崽张着嘴喊：“吃糖，吃糖”，我心里就觉得好幸福。再看看这3只张着嘴巴的小鸭子，我心里突然一软。这3只小鸭子不可爱了，好可怜的，它们望着头上的妈妈叫，它们是要妈妈来救它,但妈妈又敢不靠近它们。

    手上鸭崽朝着妈妈叫，我头上的鸭妈妈干着急，又不敢靠近我,那目光充满这央求和悲哀,它也是母亲,它爱着它的孩子,它想夺回它的孩子，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它绝对不是我的对手，它好可怜......

    这时，我猛然想起母亲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世上有好多比你弱的人和物，你帮不了他们，但你千万不要去欺负他们。”

    眼下，这就是比我弱的物，我不能欺负弱者，我不要了，放了它们吧！我主意一定，弯下腰来，想放到田里让它带走，但一想是宽路，万一后面有人赶来，不照样可以捉吗。我回头一望，说曹操，曹操就到，还真的有几个社员从后面来了，不过，还隔几十米远。头上鸭婆子叫得更惨，翅膀拍得更密。我望着它那双夺目的眼睛，它几乎要落在我的头上了。
    我望望左边,正好是条小溪，溪边的树草好深。我连忙跳下小溪，鸭婆子几乎跟我一路飞下，我将鸭崽放进了小溪边，小鸭一下围成一个小圈。鸭婆子一扑拢来，将3只小鸭子搂在翅膀下，小鸭子紧紧地靠在一起，溪水在慢慢地流，鸭婆子抱着崽往溪边上靠，靠在草丛的弯角里，鸭婆子时而用嘴点点溪水，时而用翅膀拍拍鸭崽，好一幅温暖的画面，我心里突然觉得好舒服。

    小溪里尽是大块大块岩石，我只要随便捡起一块石头，朝它们打去，凭我小时候玩弹球的本领，这几尺远的距离绝对砸得正。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不忍心这么做，我不想伤害它们几娘崽，我觉得它们好可怜。

    鸭崽不叫了，鸭婆子也不叫了，只是缩在一起望着我。它们是在感激我？嘿嘿，是在向我求饶。这时，我猛然想起离开家时，翘妹子把三个儿子搂在一起时的那情景，这四娘崽是我的命根子，谁要欺负他们，我会不顾一切同他拼命！

    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得赶快上去，不能让别人知道这里有一窝野鸭。我刚翻上小溪，三个社员走了过来：“小陈，到溪里做什么？捉鱼么？”

    我回答：“脚踩了牛粪，洗一洗。”

    他们从我身边走过，我跟在他们后面走，我不时地回头望望那小溪里，野鸭崽你们安全了。你们几娘崽不用再怕，没人会知道你们，你们放心吧。这时，我觉得一身好轻松，心情特别舒畅。快点回家，我那三个可爱的儿子还在家等爸爸的糖吃。想到这里，我走路如飞！

                                         过  年

       1976年我们过了一个热闹年。那年我们喂了两头猪，小猪70多斤，大猪有180斤。在这偏远的山村，180斤的猪算是大家伙了，我们决定杀这头猪过年，留下小的喂到明年，送“派购猪”。

      下放到这山村11年了，基本上混出了点名堂。1974年下半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翘妹子当上了大队赤脚医生，比在生产队出农业工要“土松”得多。细伢子多，口粮也多，当教师和赤脚医生的工分都比较高，年终分红还进了100多块钱。

      记得杀猪那天正好离过年还有20天，我们实在喂不下了，两头猪每天要吃两桶食，天冷饲料也难寻，反正迟早也要杀的，主意一定，决定下午杀猪。

      队上的两位副队长就是杀猪能手，一听说下午要杀猪，可把那些队长、队委们乐坏了，他们准备下午到田冲去检查积冬肥的情况都不愿去了。大家都来帮忙，烧水的烧水，劈柴的劈柴；磨刀啦，借屠盆啦，反正把猪杀了肯定有餐饱肉吃，他们个个都干得有劲。我还让翘妹子去代销点打酒去了。

      水一会儿就烧开了，大家一齐把猪从圈里拖了出来，提的提尾巴，按的按脚，一刀就捅翻了，还接了一大盆猪血。这时，忽见公社王干部（在我们队上蹲点）朝这方走来。本来，他已经安排好队委们下午去田冲里检查积冬肥的情况，现在大伙都在帮我杀猪，他心里肯定有气。这几年公社总要派干部来我们队上蹲点，这些干部一来，不是砍大古树，就是揪活靶子斗人，在田冲里都种上“双季稻”，全队人辛辛苦苦累一年，结果只增了几千斤扁壳谷，还是减产。

      今年又调来眼前这位王干部，他是长沙师范毕业的，戴了一副宽边眼镜，人称他“王眼镜”。这王眼镜脾气特别怪，有点迂里迂气，在公社和公社的大多数干部都搞不来，就连从地区派来的宣传队队长他也和他吵过一大架。那位工农兵干部就因开会时讲了一句“鸡巴毛”，就让他王眼镜钻了空子，他写了几张大字报“鸡巴毛何解？”王眼镜会写会分析，他从三大纪律讲起，从八项注意里去分析，弄得那位队长下不了台。

      今年他又调来我队，就爱训人、骂人、给人扣高帽，开口就是“资本主义”、“阴谋诡计”那一套话。每天晚上都要召开会议学习，听他讲当前的大好形势。他操着那口“湘乡”口音，不管社员们听不听得懂，他照样地讲，照样地念文件。今天他肯定又要训人，因为队长、队委们都在我这里帮忙杀猪，检查工作都不愿意去了。

      果然不出大家所料，他走到我们面前：“今天下午的检查工作不去了，在这里杀猪，搞这些资本主义。”

       大家都不理睬他，专心专意的修猪刮毛。他更气了，两边嘴角上立刻起了白泡子。他走到我面前：

“你一个知识青年，在这里扎的什么根，尽搞这些资本主义，影响学大寨。”

       我本想还他几句嘴，但想起今天杀猪是一件好事，万一和他吵起来扫兴。于是忍了忍，没有还他的嘴，便走进屋里拿东西去了。

      只听见他在骂：“你们满脑子的资本主义，革命工作不去干，你们要好好地斗私批修！”

      大家还是不理睬他，他见我走出房门，又冲到我面前：“陈晏生，你要对今天的事情负责，晚上学习你要作检查。”

      我望着这迂里迂气的样子好笑又好气，但我还是忍着不做声。大家已将猪修好，只听操刀的副队长一声吼：“站开些，要动手开边了！”

      大家也一齐喊：“开边了！”便将修白了的猪一抬而起，挂在了早已准备好的横杠上。王眼镜被挤到弯角里了，这一下他觉得自己太孤立，站在旁边有些尴尬，他站了一阵子便气呼呼地走了。

      猪一下就开成了两边，大伙人帮着挤肠子，洗肠子，煮猪血，刮肚子，忙得不可开交。社员们都围拢来看热闹，都夸我们的猪喂得壮，喂得大，肉一定好吃些。有一社员提出来借几斤肉吃，我答应了。谁知道这一答应个个都提出来要借几斤。来山村这些年了，个个都有面子，何况大家都开口，借一个不借一个讲不过去，我和翘妹子商量后决定每户都借上几斤。这一下可好了，一阵工夫就借走一边猪。要得呢，杀猪就是喜事。尤其是这大肥猪，大家尝一尝也好，反正过些天都要杀猪过年了，跟着就能还肉回来。

      开饭了，我请来“干亲家”掌瓢，我让他炒了一大锅颈圈肉，炒了那笼小肠，煮了一大锅猪血。十几个人围在火塘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吃得好开心喔！队委们个个都吃得酒醉饭饱，会议室的王眼镜吹了三轮哨子，我催他们快去开会。我还要忙着捡场，夏悸姐还要帮我做香肠，做米粉子肉等等。

      会议室里时而传来一阵阵笑声和喧闹声。我晓得，近段日子王眼镜天天晚上召开会议，他们早就不耐烦了，今晚喝了这么多酒，肯定撒酒疯。

      第二天清早我挑着水桶正准备去担水，王眼镜早已等候在门前：“你为什么拿那么多酒给他们喝？我看你这家伙别有用心。”

      这一下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把肩上的水桶望地上一放，大声吼道：“你一开口就骂人，你是什么家伙？”

       翘妹子从房里冲出来：“你是什么干部？你凭什么骂人？”说完冲到他面前，双手拍起巴掌：“你怕我们是四类份子，随你来骂，随你来训哦！”

    “你在公社里和干部爱吵架，爱骂人，下乡来你这坏毛病还不改？天天骂人，你算老几哦？”我说着，冲到他面前。

       翘妹子也跟了上来：“你读了十几年的书，是从屁眼里读进去的吧！“

       我两口子一个一句指着他的鼻子骂，把他逼到大门角里。他可能是被我们突然的爆发给吓住了，退到门角边一句话都说不上，只是用手指着：“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

   “我们要你嘴巴放干净些！不要开口就骂人，你骂惯哒嘴喔！一杂各号宝里宝气的迂家伙！”我骂完拿起了扁担，对着门槛上一狠狠地打了一下，“啪”地一声，我真想打他一板。

    “你怕我们好欺负哦！一次又一次地骂人。你瞎眼吧！”翘妹子的手指指到了他的鼻子上。

       这一下围来好多社员看热闹，大家都在帮我们的腔：“各是什么鬼干部，天天就只晓得骂人。队上的人个个都被他骂到了！”

    “他那天还骂了我，还骂我的爹爹，碰到我奶奶又骂我奶奶。”妇女队长好气愤地说。

       大家你一句他一句，这平时会骂人会训人的王眼镜居然答不上一句话，他灰溜溜地走了。

       翘妹子还不甘心，追上去说了一句：“你回去过年咯，帮你的婆娘做点事咯。”

       我又加了一句：“天大的事明年开春再说，现在是过年的时候哒！”他头也不回，走得好快！

       第二天他真的打起背包走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这个队上的正气树不起来。”

      王眼镜走后，生产队的年终分配方案很快出来，大家分了红，家家户户都忙着杀猪。到了三十那天，大家借去的肉都一一还来，我那火塘上又挂满了肉，我望着那一串串的肉，心里乐滋滋的。

      这时，我猛地想起1973年的一桩事：那年我和翘妹子带着两个孩子回长沙过了国庆节，起初我们还玩得开心，大哥的大儿子竟实陪着我们到公园里玩，还照了好多相，他和我们合影一张。

      本来打算过了年再回乡。谁知道那天晚上一阵踢门声把我们惊醒。我妈妈把门一开，闯进来一伙人查户口，为头的那位居委会主任卢子阴，垮起个脸块，只问我们什么时候回乡！

      一位操乡里口音户籍质问我们是否报了户口，什么时候回乡？不要逗留城市。我当时真的气得要死。想当年，我们下农村时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地欢送我们好光荣。没想到我6年才回来探一次亲，却遭到如此辱骂。心里好不是滋味啊，我那时恨长沙，恨长沙的这些“畜生”们。尤其是那位卢子阴，她的为人我最清楚，没想到这号女流氓也能当居委会主任，她一身的“屎臭”还来训别人。

      还有那位操乡里口音的户籍，一开口就是“怯怯怯，好久回怯.....”明明自己是乡里人，偏偏可以安排到城里来工作，还来催我们走，真的是颠倒黑白，岂有此理。我想起儿子已有3岁了，不能让他小小的心灵受惊吓，我们一气之下便回乡了。

      回到乡里比城里心情好，只要自己勤劳，一样的混得不错，而且我们还可以直起腰杆做人。 想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的一切，我今年一定要热热闹闹过个年。我杀鸡，杀鸭，蒸扣肉，蒸粉子肉，炖猪腿，炸肉丸，闷香肠，炒肉丝；还把社员送给我的“穿山甲”肉也炖上，足足办了十几个菜，铺满一大八仙桌。

      晚上我又叫来“干亲家”陪我喝酒，三个儿子围着桌上边转，一个个笑得嘴都合不拢。真的痛痛快快过了一个三十夜。

       1977年上半年我们开始搞病退，翘妹子的病退材料先寄到长沙，她本人必须回长沙等待“复查”。这样一来，我们一家人分成了两起，她带着两个小儿子回了长沙，我带着大儿子留在乡里。

      她回长沙不久，就寄来这张照片，我看到可爱的儿子，心里真高心。我想，我们的儿子就快要成为城里人了。            

       翘妹子来信还说：“病复查还要等几个月的时间，家里一下增加了3个人吃饭，靠母亲和哥哥的那点口粮实在不够，要我想办法寄点粮票回长沙，而且还要快点寄来。

       那天上午我挑了100斤大米到铺口仓库换粮票，临走时我嘱咐大儿子：我换得粮票就回来，要他看好屋，莫玩远了！我还把房门钥匙交给他，中午要他自己就吃点冷饭算了，我把事办好马上就会回来。

       大儿子那年6岁多了，很懂事听话。他操着那口标准金麦口音对我说；“你快克咯快回咯，我在屋旁边孩（玩）到，我会瞅好屋的。”说完把钥匙藏在木柱子底下，还盖上一把草，生怕让人看见。

       我见他那天真可爱的样子好笑，我挑着米走了几步：“陈谷听话，爸爸买糖给你吃。”

       他小手摆不停：“欧欧欧！你快克！冒要紧的，我会瞅好屋的。”

       15里的马路，我挑着这担米连气都冒歇就到了铺口仓库。仓库的老丰和小尹满口答应给我换票，因为我们这担米白花花的，比仓库那些米要漂亮得多。只是不能换省粮票，因为我没有带油，只能换成划拨票。他们说划拨票同粮票是一样的，在长沙照样可以购粮；只是要到县粮食局去兑票。

       可巧，现在正好有一辆运粮的汽车到县粮食局。我想这真是难得的机会，搭车到县粮食局兑得划拨票，就可以到县邮局将票寄到长沙，这样一天就可以将此事解决了吗。

      于是，我将扁担箩筐寄放在小尹的房里，坐上了运粮的汽车，来到了县粮食局。我兑换得划拨票后直往县邮局走。

      我将一切都办好了，总算放了心。我来到河街吃了几个“马打滚”，又包上两个给儿子。我路过西街饮食店，见里面有冰水买，于是，又买了一杯冰水。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我也累了大半天，喝了这冰水后一身舒服多了。

      我起身准备走，突然望见那墙上挂的钟5点正了。我没有看错啵？我又问旁边一位带手表的人，没错！是5点正。我顿时脑壳一麻，我的天啊，5点钟我还在县城里，离我们金麦足足有40里路，我今天只顾忙事，只估计到县城的时间，没有考虑返回的时间了。

      我儿子还望我回，我一想起在家的儿子，想起他向我挥手的那样子，心里就急了起来，我得赶快回去。我把“马打滚”放进裤口袋，大步大步跑了起来，一口气跑到了汽车站。

       汽车站没有到铺口的汽车，怎么办？40里路也不近啊。我又想起了儿子，我出门时没有拜托社员照应一下，我们是单家独屋。天黑了，怎么办？他在眼巴巴望我回啊。想起儿子那可爱的样子，我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就流了出来。

       来农村12年了，我得出的结论是：知青流眼泪是没用的，知青不相信眼泪。我擦干了眼泪，迈步就跑！马拉松运动员一小时能跑几十里，我难道不行么？想起在家的儿子，我勇气来了，脚步越跑越快，一口气跑上了“老里坡”。

       突然听见一阵车轮响，一辆拖拉机“拖拖”地开了，我连忙向他招手。可那位司机像没看见我一样只往前开。我顾不了那么多了，一个箭步追上，两手求在车厢板上用力一撑。谁知用力过猛，一个跟头翻进了车厢，那车厢里是一层白白的石灰，弄得我一头发的白石灰，下身穿的是黑色布裤，弄得白花花的。

      我站在车厢上，拍了拍头上的石灰。那位司机回头望了望我也没做声，照样开他的车。我心里想：不管这车开到那里，坐一段路是一段路，总比跑步要快些。

       拖拉机开到高桥地段，忽然向右一转弯。我连忙叫他停车。他不理睬，照样开他的车，我只能往下一跳。这一下跳得好，正跳在田埂边，身体重心一偏，麻扑一跤摔在田边，两手插在水田里。顿时，觉得小肚子一疼，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我吃力地把双手从田里抽出来。慢慢地爬了起来。我洗去手上的泥巴，抹去脸上的泥浆，摸了摸小肚子，我走了几步，还算好，照样可以走。

      于是，我又快步地走了起来，走了一段路，看看天色，太阳已经落山了。我还得抓紧时间，我又开始跑了起来，跑着，跟着，跑到了一段陡坡岭上。我站在陡岭上望望后面，只见一辆汽车开来了，我心里想汽车比拖拉机开得快，要想爬上去必须在陡坡上爬，因为汽车要“换档”，车速会慢一些。

       果然不出我所料，汽车从我身边开过，我紧跟在后面追，大约追了10来米远，车速突然一慢，“换档”了。我加快步伐跑上前，两手揪住车厢板，这一下我有经验了，我把右脚跨上车厢板，斜过身子慢慢地跨进了车厢里。

       司机可能没有发现我，我看见车厢里有几块捆柴的条子，我估计这辆车可能是去拖柴火的，要是能到我们金麦该多好哟！汽车比拖拉机要快得多，一下就过了“大弯”。紧接着又过了“茶树坳”，过了适哥和烟哥他们的屋----官团下里。

      车还在嚓嚓地向前开。我心里想这下可好了，一定是到我们金麦去拖柴的。可我高兴得太早，汽车开到一条便道口上突然一转，往“集中”大队方向开去。我只得揪住车厢板，把脚慢慢地吊下来，滑了几步跳下了车，谁知一下跳在一滩泥水中，踩得一溜，又坐屁股一跤。我慢慢站起来，扯了一把草抹了抹身上的泥水。

      我刚走出岔路口，见一辆拖拉机开过。我连忙追上去，一下就爬进了车厢，只可恨这是辆运煤的拖拉机，可怜我上身穿的那件白衬衣，胸脯面前弄得墨黑一大块。那司机回头望望我笑了一下。

      我晓得，他是笑我这一身衣裤。一身的泥巴、白石灰，现在又加上一大块黑煤印。哎呀！我现在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只希望车快点开，因为天色已经开始阴了下来。

      拖拉机开到铺口中学停了一下，我晓得这是进舒家那煤山的。我跳下了车，我路过铺口仓库，我没去拿扁担箩筐，我还得加快步子跑，因为离金麦还有15里路。

       我一口气跑到上铺口，走了一段路，又一口气跑上偏坡界。这偏坡上10里，大部分都是上岭。我跑几步，又走几步，跑几步又快走几步，总算到了冲耙界上。我望山下一看，金坑的社员正赶着牛回寨，这下我放心了。这里离家只有7里路左右，又全是下岭和平路。天虽然麻麻黑了，我估计到屋还能看得见的。

      我又鼓起勇气，把白衬衣一脱，捆在腰上，直往山下跑去。脚步已经到“极点”，不停地跨动，一口气跑完下岭，又接着跑过了金坑生产队；我还是不停脚步，跑上了三拱桥，看见了夏姐她们的屋了，我还是加油跑，我张开嘴巴出气，脚步还是那么快。

      天已经黑下来了，朦胧地还能看见石板路。我跑过大队部，跑过木溪来到桂花树脚，跑过了庙桩地，我终于进寨子了。寨子里都亮起了火光，看见了我的住屋。

       我跑到屋门前，没看见我儿子，我腿都发软了，我朝离我几丈远的那堆木桐上一望，有个小黑影在移动。我惊喜地喊了一声：“陈谷！”

    “爸爸，你哟嗯才回来哟？我坐在待里老等老等啊！”他边说边朝我跑来。

       我迎上去抱住他：“爸爸来迟噶，来迟噶。”，我说着，心里却想刀刮一样痛，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我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他两只小手紧紧抱住我的脖子，抱得那样紧，久久不松手。他哭着说：“爸爸，我怕你不回来了，我一个人怕。”

      我把脸紧贴着他的脸，父子俩的泪水融在一起：“爸爸当然会回来，爸爸爬也要爬回来，怪爸爸不好，爸爸回晚了。”

      他还紧紧地抱着我的脖子，抱得那么紧，生怕我会离开再他一样，他哭说着：“爸，我想妈妈，想弟弟……我们还要好久才能回长沙？”

      我摸着他的头：“我们就快回长沙了，快了，快了。”我们父子俩紧紧抱着，抱着，好久好久都没松开。我把谷儿的脸紧贴上我的脸，就像心贴着心一样紧。我们抬头凝视苍穹，仰望星空。知青和知青的孩子莫再流泪，命运不相信眼泪。扼住命运的咽喉，我要我的儿子我的家，一同回长沙。

       我们金麦大队要修一座大水库，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金麦人就要搬迁了，有谁能舍得喔！我在那里生活了13年，那里有我3个儿子的胞衣，那里有我们流的汗和泪，有我们流的血，我真的舍不得金麦搬啊！我舍不得那里的山山水水；舍不得那里的人们。

      最近，靖县知青“难忘岁月”将金麦的照片发上靖县知青网上。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就是看不厌。我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实在2006年我们两口子在金麦住了两个月，还照了好多照片，但现在一看见这些照片还是那么亲切，还觉得好新鲜一样。

      一看到金麦那熟悉的山路和田冲，我回忆的丝缕又一根一根地抽了出来——42年前的秋天。金麦这座秀丽的山村插进了31名长沙伢妹子。要我把这31名伢妹子喊成知识青年，我实在喊起来有点肉麻。你们看看是啵？21名小学文化，6名初中异业，4名高中（还包括园艺场的A先生在内）。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才14岁。

      幸亏这4名高中生中间的3名女组长表现出色。她们有考取大学不读、自愿下乡当农民的靳组长；她是我们知青的大组长又是副大队长，半脱产干部，团支部书记。

      还有一位是长得清秀，说话娇气，会写会说又会画的李组长。

      再有一位就是我们的夏悸组长；她打得事开，讲得理出，会写会唱又会跳。

      刚到金麦那阵子，这三位出色的组长把我们这8男23女组织起来，把这个金麦大队搞得热火朝天。每天晚上，金麦的青年民兵和我们一道，打着“枞膏”火把，一队一队地涌向大队部。唱歌啦，跳舞啦，排故事剧啦……那金麦老农一句言：“各洋溪乡（金麦旧社会称洋溪）从世来冒像现在各样热闹过。”

      金麦的山坡上，金麦的田冲里，只要有知青，就有歌声和笑声。公社干部喜欢往我们金麦跑，县安置办干部也喜欢往我们金麦跑，就连安江地区安置办的小张、小蒋也寻到我们金麦来了。那些个“骚叫鸡”们，到金麦来主要是找这几位出色的女组长，见了我们这几位男知青不理睬，还很傲气样子。这也怪不得咯，金麦本来就是阴盛阳衰。我们这8位男伢子一没有狠讲，二不出烟丝，三没有水平。就只出农业工里手一点，砍柴砍得好些；砍“枞膏”砍得“进”些，腰上挎的那把柴刀磨得亮些。

      金麦的妹子多，伢子少。听说巴塘园艺场有各样一句说法：“金麦的妹子盖得屋，园艺场的男子急得哭。”

       哈哈！讲是这样讲，园艺场男子到底还是没哭啵。他们虽然到我们金麦来修过几回“打米机”，但文化革命一来，金麦的妹子都回城。就是那短短的半年时间，妹子们转的转点，嫁的嫁人，找的找上了“工贩子”，连担任过多职的靳组长都转点了。李组长都不晓得什么时候离开的金麦。8个男伢子也只剩下了我这个“簸萝”货。

       1968年又来了两批新知青，1969年招工就走了一大半。我和翘妹子这一对地主崽女招工是莫作指望；转点又冒得路数。看着留下这栋木屋子还可以，干脆学乡里人的样在这里生儿育女算了，反正长沙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我们就在这里扎根了。

      世上无处不青山，乡里人祖祖辈辈在这山窝能够生活下去，我们照样能行！我们一扎根就是8年，这8年里头就受得有苦。怪只怪我们自己，4年里生了3个细伢子。这3个儿子胞衣就丢在了那栋木屋的地楼板底下。

         我一望见“难忘岁月”发了我们的住址——我3个儿子丢胞衣的地方，我又回忆起生3个儿子的情景。1970年春，翘妹子怀上了大儿子已经7个月了，正好碰上长沙知青慰问团来金麦。良良哥的妈妈来了，我听说她是附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我连忙请她帮翘妹子检查一下胎位。

     “胎位正常……”就是良良哥妈妈的一席话，给我们吃了定心丸，我们决定不回长沙了。那时候，我总是这么想：农民可以在这生儿育女，我们照样可以。我们不会比农民差吧。

       大儿子出生那天，我请来大队接生婆。从晚上到早上，大儿子总算平安生了下来。按社员讲的，要将儿子的胞衣埋在自己住的楼板底下。这样，儿子就能平安长大，就不会“跑胎”。我照社员说的，拿起锄头，撬开木地板，将大儿子的胞衣埋了，再盖上地楼板。9个多月以来，我这颗沉重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我们笨手笨脚地给儿子打包，滚过来，滚过去，儿子哭哑了包才打好。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做父母好难哟。住在界上的蒋家伯娘热心地挖来一箩筐各种各样的风药草，什么“五加刺”、“艾叶”、“青蒿”等等。按山里人的归矩，产妇要洗风药澡才能发出奶水来。于是，我按她老人家说的，用那箩筐风药草熬了一大堂锅的水倒进大脚盆里，脚盆中放上小板凳，让翘妹子坐进脚盆，用竹垫把脚盆围拢来，上面再盖上一大斗笠。只见热气腾腾，药味喷鼻，翘妹一边洗一边笑着说：“洗这样的澡就有趣啦，好舒服啊.....”

    洗了风药澡后，翘妹子的奶也发出来了。好得她的奶水催人，儿子长得又白又胖，她自己却又黑又瘦了。

    大儿子两岁那年，二儿子出世了。我清楚记得那天半夜里，她觉得肚子有点痛，紧接着“见红”了。我连忙杀鸡煮蛋，让她吃饱肚子作好准备。她吃饱以后赶快洗头发，因为坐月子是不能洗头发的。

                                                        金麦的男人

                                         午 几

      金麦人男子汉的名子后面喜欢加个“几”子。什么冬伢几啦，春伢几啦，来伢几。金麦最出名的有三个几：呷饭算“午几”；呷酒算“魅几”；做工算“福伢几”。

     这三个几我最熟系的就是会呷饭的午几，因为我和他是一个生产队的。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午几的相貌吧：他个子高高的，皮肤黑黑的，脸长长的，眼睛大大的，嘴巴宽宽的。他干农活一把好手：犁田耙田，栽秧打谷，砍柴扛树样事做得快又好。他一天手脚不停，犁田时腰上挎着个竹篓子，田一犁完就去扯猪草，扯满一篓猪草还要砍一捆柴；他长年四季收工回家总是肩上背一捆，腰上挎一篓，从不空手回家。社员们都说他做得嘎，霸得蛮；做工做得饿相得很。她婆娘只要听见别人说他午几做工做得饿相，她就要应几句：“他呷也呷得饿相咧，他一餐要当几个人呷咧！”

      他婆娘讲得一点不假，只要到远处干活，看一看他带的那一大包“半饭”（中饭）就晓得他的饭量了，他那一包饭比别个的饭硬要大一半多，而且每回都是带那么大一包。

      我最记得是那年在“大面坡”造林，全大队的社员都在山上砍啦，挖啦，忙过不停。中午吃饭了，正是正月间都带着糍粑当午饭，大家围着火烤糍粑。只见午几两手拿着四根小柴棍，穿着4个糍粑在烤。别人的糍粑才烤熟一个，他手上的四个一下全烤熟了，他张开宽嘴几咬几咬就将糍粑吃完了。

       我见他那饿相样子说了一句：“午几哥，你4个粑粑几口就呷噶哒，呷饱没有？”

       午几望了望我，用衣袖抹了一下嘴巴：“呷饱个怪！再来10个我都呷得完。”

    “你呷噶4个了，再加10个，一共14个你呷得完啦。”我说完摇摇脑壳。

    “你赌我呷啵？你舍得啵！”

    “就赌你呷！我们大家来赌！”覃队长看不惯他那样子，堵了他一句。

    “要得！人多各凑一个就是。”元元也听不得他那口腔，也说一句。

    “要得！赌！”在场的男男女女异口同声。

       我一看这场伙，大家手里的粑粑也吃得差不多了，再凑10个也不太合适。我默了默神说：“我们明天来赌你，每人多带一个糍粑来，要得啵？”

        我的话刚落音，大家一齐回答：“要得！”

        午几听后笑眯哒：“那我明天就不带粑粑来咧，你们讲话要上算咧。”

        大家一齐回答：“上算喔！”

        第二天早上，覃队长吹起了哨子，大声喊道：“造林去啊！”

        我接过他的哨子吹了一阵，大声喊道：“造林的快点行啦！记得多带一个粑粑咧！”

        蛮多的人答应：“记得喔”只听寨子里打哈哈的声音。

       午几婆娘连忙答腔：“你们莫赌他呷咧，他真的呷得完咧。”

       到中午开始烧粑粑呷了。大家把“打赌”的粑粑拿了出来，我的天哟！每个人都是选着大的拿，先花妹、开秀妹这两个调皮妹子把家里的“粑粑娘”都拿来了。

       罗木匠用手叉量了一下说：“这两个粑粑的直径有6寸啊。”

      大家把手中的粑粑一比较，大小差不多，最小的直径都不低于4寸。哈哈哈！大家笑得嘴都合不拢，看来大家都是有备而来。

      午几望见这一堆粑粑笑眯哒：“你们当真的赌，我就当真的呷咧。”

      我说了一句：“莫空话！大家动手烧粑粑！”

      一袋烟的工夫，大家把14个粑粑全烧熟了，一大叠递给午几，午几坐在地上，把那叠一尺多厚的粑粑往大腿上一放，一手拿一个大口大口地呷了起来。

      大家都鼓着眼睛望着他呷；只见他那厚厚的嘴唇皮哒上哒下，满口黄牙咬发直各雾，一个粑粑往嘴边一放，立刻咬出个半月形来，再咬一口成了个三角形、多边形……那高高的一叠粑粑看着看着吃矮了。最后剩两个，他把它叠在一起，我以为他吃不完了，我想说要他算了。讲句良心话，我还是怕他胀出毛病了，会下不得老地咧。他一家六口人吃饭他是主要劳力啊。只见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块片糖往粑粑中间一塞，又大口大口地咬了起来。当他将最后一块塞进嘴后，大家都弹舌子啦！

       只听见：“崽哟！崽哟……硬被他呷完了。”

       我木呆呆得望着他，我不敢说话，我只看他能不能站得起来。元元和覃队长也紧盯着他，都在怀疑他能否站得起来。只见他拍了拍两腿上的粑粑灰，猛地站了起来，笑了笑说：“我报噶你们莫赌我哒，冒好意思啊，呷噶你们的粮食喔！”说完，拿着旁边一个空饭盒啪啪地跑下山，口里念着：“我舀口水来呷。”

       大家望着他的背影：午几啊，午几！真的是名不虚传喔！

                                         魅 几

      魅几是七生产队的，他个子高大，很壮实。一张宽大的脸，梳着西式头，两只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厚嘴唇，招风耳朵，粗颈根，手板大，脚板长。他父亲是有名的圆桶匠，他自然也学了圆木手艺。不过，他并不喜欢干那门手艺。他喜欢唱歌、唱戏、吹口哨，喜欢模彷别人说话。他同苗族人在一起能说苗话；见了街上的人说“思真”话，遇到林源坝阳人，他能说出一口流利的“寨士”的话。

      他跟我是“家门”，他见到我总要和我扯一气的谈，硬是跟我用长沙话扯。我刚来时以为他是长沙人，时间长了我才晓得他是“保庆”人，是金麦有名的“酒桶”。

      说起魅几喝酒，我还真的见识过几回。他是我们队上杨家的女婿，每年逢年过节都要来杨家送节拜年；杨家自然要摆酒请客，每次酒席上杨家房族那些爱喝酒的人都想把魅几灌醉；但回回魅几没有醉，杨家人却醉倒在他的酒杯底下。

       有人说，他魅几不但会喝酒，而且还会“发拳”说酒话，他喝酒喝得巧！这话讲得对，他讲话是有水平，我同他喝过一回酒，我是晓得他的厉害。

       那是1970年正月间，我们在杨队长家喝酒，我喝了一杯酒后要去装饭吃，只见他魅几只手摆摆：“想装饭呷啊！还冒下秧咧！”

       我一听这话讲得有味，我笑了笑说：“照你说的，还要等你下了秧，栽了田，打了谷，碾成米再煮饭，我才有饭呷。”

       他哈哈哈一笑：“对啦！对啦！你还要等一个阳春才有饭呷。”

       我拿起饭碗往厨房里走：“魅几啊，魅几，你真的能说会道，怪不得好多人醉到在你的酒杯下。”

       我说完装了一碗饭：“我是长沙人，就不照你们的规矩了。”

       他喝了一满口酒，抿了抿那厚厚的嘴唇，对着桌上的人说：“要得要得！他是长沙人，免了规矩，我们还是按规矩喝。”结果那一餐酒席，满桌人又醉倒在他的酒杯下。

       有一年夏天，一个赶场的日子，我在场上遇到魅几，只见他用棍子挂着一个竹筒，他用长沙话对我说：“小陈咧，散噶场哒咧，一路回克要啵。”

        我笑了笑说：“要得沙，一路回克。你各扎酒桶又打哒好多酒咯？”

        他伸出两个手指头：“两斤酒，一块二角钱。”， 说完我们一起离开场上。

        我们一起人说说笑笑爬上了“猫头坡”，山路陡，石板烫，天气热 ，大家走了几道上岭后累得满头大汗。魅几走在我前面，肩上挂的那竹筒酒膨咚膨咚地响，散发出阵阵酒香；他个子高大，脚步跨得长，上一步，那竹筒酒就膨咚一声，再上一步，又澎咚一声。

       魅几回过头来，对着竹筒幽默地说：“酒啊，酒唉！你莫老是个膨咧，我会膨你一口喔！”

       我见他那样子真出味，说了一句：“呷噶它算了嘛，膨起来躁人！”

       他回过头来：“嗯！它再要澎的话，我真的要膨噶它来！”他的话刚落音，那竹筒又澎了一下。他端起竹筒：“你澎澎澎！我膨你一口！”说完，对着竹筒猛喝了一口 。大家望着他那样子，都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上完了一段岭，走在了平路上。走平路比上岭走得快，魅几肩上那竹筒膨得更厉害。只见他猛地停住脚，端起那竹筒：“你还要膨膨膨啊，我又膨你一口。”说完，又猛地喝了一口。

       平路走完了，又开始上岭，那竹筒还在不停地膨。他将竹筒移到胸前，对着竹筒：“你平路也膨，上岭也澎，我也跟你来膨 ！”说完，又猛喝一口。

       嗨呀呀！大家望着他那样子哈哈笑过不停。魅几若无其事，照样大步大步地走，只是走完一段路又喝一口；下完一段界又喝一口，拐了一道弯也喝一口。

      我们来到“鼓溜冲”的井水边，大家口渴急了纷纷抢着勺子喝水，魅几却坐在路边的石板上，还端着他那竹筒喝他的酒。大家轻轻地议论：魅几的两斤喝得差不多了，恐怕喝醉了哟。莫理他，莫理他，随他喝，他不喝完是不罢休的。

       我觉得似乎不好一样，便劝他一句：“家门，莫再喝了，天气这样热，下来喝口水凉凉身子。”

他将竹筒底朝天，还摇了几下，喝尽了最后一滴：“家门咧，我各就是呷水一样的咧。”

    “你各一条路呷噶两斤酒，你会醉咧。”

    “放心咯，家门咧，各点牙子就算么子咯，我在菜地湾苗伙计屋里一餐呷噶一坛子米酒咧。”

      他说完走到井边，将竹筒摇洗干净，灌了一竹筒水挂在肩上：“走啊，行啊！酒冒得噶，水还是要灌一筒的。”

      他说着又走在前面，身子一点也不摇晃，一步一步地走得那样稳！他就是我们金麦的“酒桶”——魅几

                                        福 伢 几

      讲起福伢几就有味，我在四队，福伢几在六队，我到农村快两年的时间才见到他。是因为他出名；是因为他的传说太多；是因为我熟悉午几和魅几不认识他而好奇。的确，我对他很感兴趣。

      我听说他是木匠，是篾匠，又是打油匠，会撒网打鱼，会“赶山”撵羊，会装铁夹绳套；随干么什活都干得快，干得好，干得蛮；听说搞单干那年，他一上午割完7担谷田的谷，打完了谷还把谷全部挑回屋。还听说他清早到山上挖一担“忙”回来，还能赶上早工犁田；放牛后打一担青草才回来吃“半饭”。吃了半饭后，拿着鱼网到港里撒它几网把鱼，把鱼剖了以后还能赶上出下午工；收工以后还要到山上看铁夹，装索套。他很得“山财运”，经常夹得野山羊、刺猪、田猫、野兔、竹里猪，那天如果没得到野物的话，柴都要砍一大捆，枞膏要砍一根。手上工夫、肩上工夫，他总是当得两个人；就连他家喂的那头狗都比别人家的狗要大一半。

       我还听说他成份高，他这位富农从解放以来从没有挨过批和斗；连重话都没有被别人讲过。你看我怎么不对这位福伢几好奇、感兴趣。

      1967年的夏天，我和队上几个社员挑着菜籽到六队的油榨坊打油。刚一进榨坊，见一黑咕溜湫的汉子推着油锤，“梆”地一下打在榨木上；他又回过身来将油锤推到最顶峰，再扭过身子，双手端着锤头，对着尖榨木“梆”地又是一下，嗨呀！那个动作真的威风！这是6个人打的油锤，他一个人都能打。

       我问旁边的社员这个汉子是谁。几个社员哈哈一小笑，异口同声：“他就是福伢几了 。”

       喔！他就是我一直想见的福伢几。我上下打量他：中等个子，腰粗膀壮，他那脸形我像在那里看见过一样。对！他像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面的那位被日本军官松井打了眼睛一拳的村书记老孟，冒错！像极了，如果他俩站在一起：一个老兄，一个老弟。

      我站在他面前，硬要仔细看看他，他是我心中的“神秘人物”。他见我老望着他，笑眯眯地说：“老瞅哒我做甚么子喔？冒认得啊是。”

       我诚恳地说：“我来金麦快两年了，今天才认得你。”

    “你今天才认得我，我早就认得你啦，你刚来的时候像个勒（细）伢几，这一两年长高大了。”

       我对着他说：“他们讲你会做工，金麦大队冒得哪个做得赢你。”

    “他们讲知识青年中就只你会捉蛇。”

    “他们讲你挖刺猪挖了两天两晚，一窝挖得6个。”

    “他们讲你会游水，敢从坝上一拱桥上跳下克。”

    “他们讲你力气大，4个人抬的树你一个人扛。”

    “他们讲你胆子大，现在一个人住在陈家坪的老屋里，半夜起来撵着鬼来打。”

       就这样，我一句来，他来一句，讥哩呱啦地说了一大套。旁边的社员都鼓起眼睛望哒，都说这两个人怪啊，一见面像熟悉得很啊！

       1970的上半年，金麦大队在一拱桥水坝里“闹鱼”，全大队人将几千斤石灰倒进水坝里。一会儿工夫，嫩子鱼、游鱼、土鲤鱼（鲶鱼）都浮上来了，大家捡啦，舀啦，忙活了大半天，鱼基本上捡完了，捡鱼的人慢慢地散了。

       这时，只见一队的王泽连、五队的龙云登、福伢几他们开始撒网了。我们围着看热闹，头两位撒一网收回来网里面是空的，福伢几撒一网收回来网里几条尺来长的大鲤鱼。他又撒一网，捞起来又是几条大鲤鱼，再撒一网又是几条大的。

      那两个撒网的捞起来网里是空的，硬是气得眼睛鼓鼓的。大家都说福伢几的网织得好些，他的网“巴底”些，石灰没有闹死的大鱼都沉在水底下。所以说，他做任何事比别人都要做得好，做得过细，硬要出色些。

      金麦人每年都有人家砌屋，砌屋最大的工程就是把山上的树扛回来，人们把扛树叫着“盘树”。盘树的人都是强壮的男劳力，我那些年也帮别人盘过好多回树。

       记得有一回在岩冲盘树，四个强劳力扛着一根粗大的长中柱过一座山坳被卡住了，进退两难，四条汉子被折腾得满头大汗。这时，只见福伢几走到树中间，猛地将树扛起，由于扛的位置不对称，一头高，一头低，他连忙叫人楸住高的那一头，树平衡了。他连人带树扛着，转过了山坳。在场的人个个都惊呆了。好一个福伢几！你真的是金麦做工的头一条汉子喔！

       金麦的三几故事讲完了，各位也许想问一问他们现在怎么样，生活得好啵？我首先讲讲呷饭的午几：2006年我回金麦看见了他，他身体很不好，一身这里痛那里通，整天哼来哼去，他说日子好难过。听社员说，他2004年一餐呷了一头“猪”。我仔细一问才晓得，原来，他在呷猪脑壳时，将猪眼球吞进了喉咙，堵住了气管。他儿子将他送进医院花了600元钱才将猪眼球取出来。他儿子对着他说：“爹爹，你呷东西老是呷得各饿相，你这一餐呷噶600块钱，你当得呷噶一头猪！”哈哈！他一世人就是会吃。他现在怎么样了？我还没去打听，不过，看他那样的身体，只怕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呷酒的魅几：听说他近几十年来天天喝酒，越喝越糊涂。他儿子那年考取了长沙某学院，他不肯出钱让他读。8队的同学同他一路考取的到长沙读完了学业，现在留在长沙工作，混得蛮不错。魅几的儿子一提起这是就有气，几年都不叫他一声爹爹。早几年魅几中了风，中风后他还喝酒。苍天让他作古了。
      会做工的福伢几：他的儿子2003年到过我家里。当我问起他父亲时，他脑壳只摇，说他父亲早已过世，他病了还要到冲里去做工，结果死在山冲里。
       所以说，一个人呷也好，喝也好，做也好，都要莫过量。人体都是肉长的，要靠自己来保护。我讲这“三几”故事应该是告诫后人：莫学“三几”为好。

                                            排  长

       他担任我队基干民兵排的排长，我们知青从来不叫他的名字，叫他“排长”。他本姓龙，贵州天柱县人。1963年我队杨大伯、蒋伯娘夫妇接他来做继崽，1965年冬天与蒋伯娘的侄女蒋冬妹结婚。从此，一家人过着和和睦睦的日子。

       他继母蒋伯娘为人贤惠，对我们知青特别好。每次到他家串门，她总要泡蜜饯茶、烧核桃、烧油茶给我们吃。排长跟我们也走得很亲近，每天都要到我们知青屋来玩一玩。他个子不高，但挺结实。他没有文化，但很活泼。他经常跟那几位女知青学唱歌，学跳舞。

       出工时，他最爱把那几位女知青带在身边一起干活。上山砍柴，他帮女知青捆好柴，扶上肩。自己扛着柴走在前面，还时时回头喊着：“下界了，小心点，莫促哒脚……”

       烧核桃吃时，他见女知青咬核桃不破，便一颗一颗地将核桃咬破递给她们。所以，那几位女知青特别喜欢他，叫排长叫得好亲热。

       文化革命一来，我们的排长开始变了，口里经常说些我们贫下中农啦，阶级斗争啦，“活靶子”啦，要斗私批修这一套套的话。

       1968年秋，知青重返农村后，排长跟我们知青更加疏远了。早请示、晚汇报时，他大声喊知青们要认真些，要积极点，请示完后，他一个人还要背上几条毛主席记录：“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天天讲，月月讲……”。“要斗私，批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大队每次开批斗会，都由他捆人、送人离开会场。1969年他更青云直上，他被调到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那时走路大摇大摆，好得色喔。

       这年秋收前夕，他和我们发生一场矛盾。事情是这样：那天下午，他和富农子弟罗仕江为守野猪发生了争吵。他口口声声说，我一贫农，和你这富农崽子同守一个野猪棚子，你做梦！

      罗仕江说：“野猪棚是队上按两个人分配下来的，你不愿意一起守，我们轮流守就是么，一人守几天。”（因为一个野猪棚每晚有20分）

       排长不同意，硬要一个人占守野猪棚，独吞那20分工，嘴里还不停地骂富农崽子。

        罗仕江说：“一个人要讲道理吗。骂人干什么咯。”

        排长冲上前去扯住他的头发：“我跟你富农崽讲什么道理？我还要打你。”

        翘妹子实在看不惯了，说了一声：“排长，你打人就要不得。”

        我也气愤地说：“他才15岁，难道守野猪的权利都没有么？”

        在场的木匠杨光全也气愤地说：“照你这样讲，地主富农的崽女就不吃饭啦？”

        我们3个人和他吵了起来，这时排长的弟弟又来帮哥哥的忙，他指着罗仕江说：“再不老实，我就把你捆起来。”

       罗仕江的哥哥罗仕财正好赶来了，他上前扯住弟弟就走：“算了，莫守这野猪了，你让他们打了，你搬起岩石打天。”说完把弟弟拖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排长又站在我们门前骂：“你们同样是地主崽女，你们包庇富农，你们给我记住！”

       正巧大队革委会主任黄万学（后来一直担任新厂公社武装部长）来到我们队上，排长一见黄万学连忙跑上去告我们的状。谁知黄万学脚步都不停，不理睬他，他告状告不成，一直怀恨在心。

       第二年一开春，我到石冲修水库，翘妹子怀上大儿子已经四个月了，一个人留在家。这排长组织队上的几个人要批斗翘妹子，结果遭到老队长的反对。报复未成，他弟弟用石灰在我们住屋板壁上写下五个打字：“镇压反革命！”

      那时，知青正是受压的时候，我们只能忍气吞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那么微妙，排长的继父继母对我们又特别好，尤其是他的继母蒋伯娘，我大儿子出世的第二天，她第一个送来鸡蛋看翘妹子。后来那些年里我二儿子、三儿子出世都是她来帮忙剪的脐带。她的侄儿——排长的舅老爷蒋细细，一直就和我玩得合适，我们和排长吵架后，他对我们的态度一直不变，他比我小三岁.他结婚后生下第一个女儿是翘妹子接的生，还跟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海燕”。

      他二儿子出世也是翘妹子接的生。又给他取了个名字---海健。后来几年，在蒋伯娘调解下，排长和我们的关系有所改变。他与蒋冬妹结婚十年连续生了6个女儿，六妹子出世那天翘妹子赶到他家接生，见婴儿在地板上滚得一身都是灰，蒋冬妹打算不要，翘妹子连忙帮婴儿剪好脐带，洗好澡包好递给她。排长回来后好感激翘妹子，还开通地说：“怎么不要呢，男女都一样，我从来不嫌弃女儿，再多也是自己的亲骨肉。”

       1988年我们第一次回金麦时，排长4年前已经得病过世了。我们得知后，第一个到他家看望他继母蒋伯娘。那时蒋伯娘已近80岁了，她一见我们一家人好高兴。她连我3个儿子的名字都还记得。

       排长的弟弟在我们离开生产队那天，手提着好大一挂腊肉赶来送我们。我一见他，又想起他哥哥排长。他兄弟俩是外姓人，能在这两大家族的寨古冲立下足来也不易，他拿着我们的手说，以前有什么对不住的地方莫记恨。我回答他，在那动乱的年代里，谁都有错，何况一个农民。我嘱咐他要和队上的人搞好关系，他连忙点头。2006年我再次回队时，他已经儿孙满堂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几十年，排长过世又20多年了，说实在话。我们当年恨他、讨厌他、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必要恨他了。我们小组的那几位女知青还时常念着他，一个人一生都有错，可以随潮流变；又可以随潮流改。好就是好，歹就是歹。桥归桥，路归路；犁是犁，耙是耙。人到晚年时，少点仇恨，多点宽容，开开心心地过日子为好。

         元元的名字叫罗仕财，但大家都爱叫他的奶名元元。他是我最知心的农民朋友，他个子瘦小，脸长长的，眼睛不大，眉毛好粗，后脑壳特别大，是个标准的“把脑壳”。山里人说：“脑壳生得把，样事都不怕。”元元胆子是大，敢爬上参天古树上摘凉粉籽；还爬上四五丈高的大枞树枝上扬起柴刀砍枞膏“波箩”；他13岁时拿着砍刀砍死过几头小野猪，还和刺猪打过架。

        元元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就是装铁夹子。我刚到金麦寨古冲时，经常和他一起上山砍柴装铁夹，我第一次和看铁夹子，夹得一只二十多斤的野羊，他硬要砍半边羊肉给我。我不要那么多，他说这是山里人的规矩，硬要我收下。他是一个爽快、大方的人。他家庭出身富农，她的娘还戴着“四类份子”的帽子。他爹爹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他在家里排行第五，大哥和两个姐姐都结了婚，上面的那个哥哥比他大三岁，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小弟弟才读书，大弟弟比他只小一岁，和他一样，天天在队上出工。

       因元元的个子矮小，我原以为他的年龄比我小，我仔细一问才知道我俩是一年的，他比我还大月份。我那时身高还不到1米5，体重75斤，而他比我还矮半个头，体重最多60斤。

      他个子不长智力长，好灵泛，样事都懂，样事都晓得。金麦的好多事和人他都晓得，是个“小金麦通”。

      我从他嘴里得知金麦大队以前发生过几次大事件：原来的大队杨书记制造了一桩反革命冤案，把大队向副书记为首的十几个人关进了县牢房，县公安局来抓的人的时候他都亲眼看见了。两年以后这桩冤案才查出真相。杨书记就这样垮了台，向副书记放出来后就当上了正书记，就是现在的向书记。杨书记就是现在我们寨古冲的杨队长。

      他还悄悄的跟我说，寨古冲有几个人最坏，做事又尖撮，又爱骗人，要我少和他们打交道，小心上他们的当；寨古冲哪几个人老实忠厚，又不做狡诈事，又不乱害人,又肯帮别人忙。哪几个人最爱偷别人的铁夹子，最爱偷别人家的鸡和鸭，要时时提防他们。

       哪个的爷爷旧社会当过土匪强盗；哪个的爹爹旧社会爱赌钱玩女人。哪个人旧社会舍不得吃和用，累了一辈子集了些钱，快解放时买了一大片便宜田成了大地主。哪个人是有名的败家子，整天赌钱嫖女人，把祖宗留下的房产、田地都败完了，碰到解放变了个贫农。他讲得有名有姓，我问他旧社会的事怎么晓得这么多？他说听罗家湾的老人们说的。

      当他晓得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时，轻轻地跟我讲：“我们成份高的人就莫同他们成份低的人去比，他们做得的事我们就做不得咧！”我听后连连点头。

    “寨古冲好多人的良心丑，恶人头的事就喊你们知识青去做，打鸡鸭啦，撒药谷啦，抓牛罚款啦。做这种事最逗人恨。”他当时这话讲出来时，我有点反感，但后来才明白了他讲的是实在话，是为我好。

   “章伢子打鸡鸭，抓牛罚款，这是最得罪人的事，本地人都不愿做这事。章伢子成份是工人，做这些事不要紧，你成份高就做不得这种事咧。你头一莫跟其他的知青讲这话是我的口里讲出来的咧。你们的李组长是最个会钻空子的人，让她晓得我讲了这些话，我那四类份子娘就会呷亏咧。”他讲到这里有些紧张一样。我拍拍他那瘦小的肩膀说：“放心！放心！我不会同别人讲的。我们是好朋友。”

      他对我讲的话我都没有跟知青讲，但他讲我们知青的农具被偷得差不多了，我还是学给了大家听。大家检查了一下农具：锄头、产锄、箩筐、柴刀、砍刀、蓑衣都只剩下了一小半。不讲不知道，讲起来嘿一跳！什么时候丢的我们搞不清，这可是我们的安置费买的，也是我们的饭碗啊

      幸亏他提醒我们，我们才提防起来，保住了剩下的农具，在他指点下我们还要回了几把锄头和几只箩筐。知青们都说要是元元是贫下中农子弟该多好。可事实就是这样，偷我们农具的人都是贫下中农。

      文化革命一来，知青都回城造反，留下我一个人在那老木屋里生活了半年。元元每天都来喊我出工。我们一起砍柴，一起装铁夹。每当夹得野味时，我们开心，我们快乐，（我在几篇文章里都提到过我和他装铁夹夹野物的经过），是他陪伴我度过了那段寂寞、孤独、艰难的日子。

        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搞得最激烈的时候。元元上面的那位哥哥装的铁夹夹伤了队上的一头耕牛。他家虽然把那头耕牛医治好，可以下田耕地了。但他的娘和他哥为这事还是挨了几场批斗，挨了索子捆，还罚款100元。那时候的元元已经长大成人了，虽然个子长得不高大，但比以前更成熟、老练、稳重。从那时候起，元元就再也不装铁夹了。他跟我讲铁夹子装了十几年，也得了数不清的野物，赚了好多活钱用，就装到现在打止了，再装的话就会惹祸了。

       元元识时务，聪明，又会做人，又肯帮别人的忙。他编得一手好竹货。他帮队上好多人都织过竹篓、竹篮和箢箕；他还削得一手好扁担，每年送公粮季节，本队的人，外队的人都拿着扁担毛坯要他来削，有时削刨好一根桑木扁担要化上半天工夫，但他毫无怨言耐烦地削刨，直到自己满意，别人满意。大家都说元元是个好伢几，可惜成份高了，不然的话一定能找个好婆娘。

       我的三儿子都出世了，元元还没有找到婆娘。这些年来运动一个接一个的，他娘成了老“运动员”，每次大队开批斗会都少不了她的份；他哥挨过几次大批斗还关进过学习班，家被抄过好几次；他大弟弟为守野猪和对门的民兵排长争了几句也被捆上了批斗台。虽然元元没有挨过批斗了，但像他这样的家庭，谁家愿意把女儿往这里送。元元自己心里明白，24岁的人了，从来没有托过媒人到别家说过媒，他怕为难别人家。慢慢地，有那讨嫌的人背着叫他单身汉了。

       单身汉一般都安排到外面修公路，修电站。元元就是一直在外面修发电站，又搭帮在外面修电站认得了外大队的一些人，他们见元元为人好，又聪明，都想帮元元的忙，帮他找个婆娘。

       不久，机会终于来了，隔壁木山大队覃家湾有一姑娘叫发秀，长得高高大大，漂漂亮亮，20多岁了还没有“划人家”（找婆家），是木山大队的人告诉元元的，那人可能和发秀家里有一点亲戚关系，他要元元托媒人去讲发秀，多少有点点来头。

       这样的机会决不能错过，元元把这事首先告诉我，因为我是他最知心的朋友。我和翘妹子都主张这事要快，而且请的这媒人要和那边人家粘点亲戚为好。

       罗家王大嫂答应了去帮元元做媒，她是罗家湾最能干的大嫂。她提着细篾竹篮动身了，篮子里放着一包糖。我听说过，这包糖如果女方家收下了，那基本上就有一半的把握了。

       我老远看见王大嫂提着篮子回来了，说实在话，我很关心这件事，我连忙挑着水桶去挑水，我要碰碰王大嫂看有希望啵？翘妹子看透了我的心事：“缸里的水啪满的咧，你挑么子提桶克咯，你跑起克问啥！你过硬比元元还要性急些哒。”我一边笑一边挑着水桶就跑。

       我碰上了王大嫂，我一眼只望着她那篮子里。耶哒勺！那包糖还在篮子里，女方家没有收下，这事只怕没有希望了。我气一坐，伸起脑壳望着篮子里说：“糖退回来哒，各冒得希望哒咯？”

      王大嫂笑了笑回答：“你哪里各性急喔，别人家一个红花女各易得接糖的啊，起码也要上两三回门吗。”说完摔着兰花手从我身边一擦而过。我只好挑着那担水慢慢地回来了。

         夜晚，元元来到我家，他微微地笑了笑说：“可能还有点希望……”

         听他说完我才晓得这里人说媒的规矩了。原来，媒人第一次上门女方家都不会收下糖，她家愿意考虑的话，把糖退还到篮子里后就会说上一句：“我家的女只怕配他不上喔。”

        媒人马上会回答：“哪里哪里，配了还有多喔。”

       女方家又会说：“你来各远的路走累了，好松歇下气，呷噶饭再走。”

       做媒的绝对不能留下来吃饭，还要赶忙提着篮子动身，要回这么一句：“多谢啦，我下次来，下次来。”过3天后媒人再提着这包糖上门听回答。

       今天王大嫂就是这样回来的，她3天以后再上门，这说明有点希望。元元听王大嫂说我堵在路上问有不有希望，所以特意来告诉这里的规矩。

    “哦！原来是各号规矩。”

       我刚一讲完翘妹子就插一句：“要是女方一点都不愿意的话，是怎样回答呢？”

       元元笑了笑说：“那就讲得难听些，一不讲留媒人呷饭；二催媒人再不要来了，再来也是白跑一趟，你做媒的难得累，跑累了我这里水都冒得喝的。”讲这些话就算最客气的了。

      “哈哈哈！”我两口子听后笑了起来，好一个元元，第一次请人做媒，这做媒的规矩他都懂喔！

       3天后的晚上，元元又到了我家里。我开口就问糖收下没有，元元笑着回答：“糖还是没有收。不过，媒人留下吃了饭才回来，说人要来见见面，是高是矮也要晓得是个甚么样子。”

      他说完抿了抿嘴巴：“要见人了，意思就是下回要我上门了，这说明有了百分之七十的希望了。”他说完摸了摸嘴唇笑了起来，笑得那样甜，我有好多年没见他这样笑了。

       翘妹子忍不住问一句：“未必她屋里人还不晓得你长什么样子？”

    “我长甚么样子肯定晓得，我们金麦木山只隔那么远，修水库，修马路都在一起干过。她家里人要是这么说，这也是一个过程。看人以后就基本上会收下糖了，我们这里一般都是这样。”

       听他这么一说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再过三天就见分晓了。我们盼这三天快点过就好。可就在第二天晚上元元来到我家说，覃家湾来了亲戚告诉王大嫂：我们寨子民兵排长的弟弟昨天下午拿着一包糖，大摇大摆地到了发秀家里，他自我介绍自己是贫农子弟，要来“讲发秀”，还说元元是我们寨子富农份子的崽，他比元元强得多……

       我一听火就来了，这个家伙仗自己是贫农。这些年干了好多斗人捆人的事。他比元元大一岁，至今没有找到婆娘，没想到这位贫农子弟在这关键的时候来“冲杠子”

       元元越想越气，他说好多这种冲杠子的人，搞得男女两边都不愿意了。好得今天来的这位亲戚告诉元元：覃家湾的房族昨日给了贫农子弟样子受，尤其是覃家大个子覃太钢，贫农子弟递烟给他他不接，喊了他五声太钢哥，他才用鼻子应了一声：“哼！”贫农子弟被太钢哥的样子给吓住了，灰溜溜地走下了覃家湾走。不过，听说他还不甘心，明日还要请媒人去覃家湾提亲。一家有女百家求嘛。

       第二天下午贫农子弟请的媒人回来了，路过我门口，我当然要问有希望啵。那媒人气愤地说：“有鬼希望，我做媒人的搭哒他受足了样子。覃家湾的人发话了，‘他元元本人是四类分子，我覃家的女都愿意嫁给他，不愿意嫁这号贫农子弟”

     “哈哈哈哈！”我一听打起哈哈来，好一个覃家湾的人有气质！这真的叫做痛快！痛快！

       三天后的晚上元元又来了，他说坏事变好事，贫农子弟“冲扛子”把覃家湾的人惹火了，他们偏要气一气这位贫农！富农子弟的糖收下了！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我们听后好开心喔。

       结婚的日子定在明年12月，可元元家的住房不够，一屋七、八口人挤在一栋旧屋里。想砌屋的话，像他家是批不到木材指标的，没批到木材指标是决不能砍树的。1967年他家砌了两间屋的架子，不到两个月就被大队没收了。
      元元决定挨着老屋配一间屋，批不到杉树用杂木树代替。他把这个想法跟我讲后，我认为也可以。不过，我要他还是跟大队书记打个招呼，免得又来没收。用杂木树做屋在金麦这大山窝子里还没有先例，大队无权批杉树，也没说不要他用杂木树做。大队李书记只这样说了一句：“唉！用杂木树有甚么做场喔。”

       元元听后也说了句：“也试一试，万一做不成就做柴烧算了。”就这样，元元基本上得到大队同意后动起手来。

       记得他在杉木湾砍太杨树（此树同白杨树相同）那天，我正好带着学生们在那里摘杉木籽。我见满湾的杉树都是做屋的好材料，可他没有资格砍，只能砍这些人们连砍柴都不愿意砍的太杨树来做屋，他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山窝子里人世世代代，祖祖辈辈没有哪个像我用杂木树来做屋咧。”他跟我说的时候眼圈都是红的。

       望着他那瘦小的身躯扬起斧子使劲地砍，我鼻子一酸，泪珠一滚而下。他也是新社会长大的人，他一直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做人，可命运对他太不公，我和他是十几年的朋友了，我就是帮不上他的忙，我只有同情和友情。他在拼博，在挣扎，我只能支持他，鼓励他，为他冲一把劲，我对着他喊：“元元，加油砍啦，太杨树做屋也行，北方人也用它做屋。明年到你新屋里来呷泡茶喔！”

       他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笑着对我说：“劳为你宽我的心喔！冒要紧的，明年我保证把新屋做好，到时侯请你来喝酒喔！”

       他讲话算数，第二年他的那一间屋真的做好了，还是他自己“掌墨”自己动手做成的。到门上看过他新屋的人没一个不感叹：这元元真聪明，没有拜师学木工，就凭自己自学也树起了一间屋，真的是能干人！ 只是这半年来累瘦了一身本来就不多的肉喔。

       他的未来丈母娘来看新屋了，可她来得太不巧，今天晚上要开元元的批斗会，我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告诉了元元，要他有心理准备。事因是这样：前天下午他与贫农子弟的房族大嫂发生口角，那房族大嫂拿起扁担要打元元，元元抢她的扁担时用力过大，把房族大嫂拖倒了。

       这还得了，富农崽子打人，那位民兵排长大怒，本来为他弟弟提亲的事就一直怀恨在心，再加上元元的哥哥弟弟他都斗过，捆过，只有元元一直没有挨过批，这次机会来了，他决不会放过。

       晚上，批斗会开始了。民兵排长调起那口平时开批斗会的高腔：“现在我们的民兵把行凶打人的富农崽子罗仕财押上台来。”他的话喊了一阵子了，民兵们没什么反应，没一个民兵动手。

       元元自己走上了台，他不慌不忙地说：“我犯了那一条法，要批斗我。”

    “你动手打妇女，你把我拉倒噶！”房族大嫂下起那相骂时的"桩子"扯起喉咙说。

    “你举起扁担来打我，我抢你的扁担，你自己冒站得稳摔了一跤，怪我打倒的么。”元元还是不慌不忙地说。

    “你不老实！拿索子把他捆起来！”房族大嫂边说边向排长扬扬手。

      元元手用指着房族大嫂：“你还想捆我啊，除非是旧社会你爹爹当乡长的时候还差不多。现在是新社会了，你爹爹早在解放那年被人民政府枪毙了！”

       嗨呀！我一听这话才晓得这位房族大嫂原来是伪乡长的女。只是她嫁到这家的中农家。元元这么一说，会场一下就静了下来。只有那位民兵排长真的不清白，他还拿着箩索走上前来想捆元元。他刚一靠近元元，元元用手一推，那排长退了一两尺远，他又上前来，元元用手一拦，一下绕到了他的身后，两个人像在台上跳忠字舞。

       民兵没一个上来帮这位排长的忙。我再忍不住了，走上台把元元往台下一推，再把排长往旁边一推：“听我讲一句好不好，这个会不要开了，一个是富农子弟，一个是被人民政府枪毙了的伪乡长的女，你们吵架相骂，凭什么要我们的贫下中农和民兵来为你们开什么会咯，冒得事做哦，这样的会我不开了。散会！”

       我喉咙大，说得很激动，会场上鸦雀无声。好一阵那位房族大嫂才说一句：“倒不就是这样算一场啊。”

      “大嫂，你莫再做声了，他慢点又骂你爹爹伪乡长，枪毙的，骂起来好难听哦。”我走到她跟前贴在她耳朵边说了这么一句。

      我又走到老队长面前轻轻地对他说：“这样的会要排长莫开了，尽出我们寨古冲人的丑。”老队长早也不耐烦了，他立即宣布散会，队委们要留下来安排明天的工。批斗元元的会就这样得一场了。

       几个月后他和发秀结婚了，我做了一张长沙当时最流行餐桌送给他，他好高兴。记得接亲的时候，元元特意安排队上几个大个子姑娘背发秀，因为发秀个子高大，从覃家湾到我们寨古冲也有五里多路，覃家人没有别的要求，背进寨古冲这个要求一定要达到。当几个姑娘把发秀背进寨古冲时，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笑得我和翘妹子嘴都合不拢。
       元元第一个儿子出世不久，我们一家人就回城了，一别就是10年。1988年我们一家人回到寨古冲，元元已经有了三个儿女了，我走进他那崭新的三间大木屋里时心里好舒服哦！我故意说这么一句：“这个屋不是用太杨树做的吧。”

      他听后哈哈一笑：“这是杉木湾的正宗老杉树做的，那间太杨树的屋只能留下来做纪念了。”

      几年以后元元带着大儿子来到长沙，我热情地接待他们，在我家玩了几天，我大儿子还陪他们到韶山玩了一趟。他从韶山回来感受好深，他说：做梦都冒想到我这富农崽子，还能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屋坐一坐。他说：我硬用手摸了又摸毛主席睡过的床铺，摸了摸他的灶和鼎锅，他以前跟我们农民过一样日子哒……

         2006年的除夕夜，我和翘妹子在元元家过的，他已经是为人之祖了。我们边喝着米酒边聊。他的一番话讲得很实在：“有人说现在不如以前好，我一点都不赞成这种说法。以前我们当农民的没有饱饭呷；现在粮食呷不完，我还有卖的，我还用来烧米酒。以前我们弯起腰，脑壳缩进肚子里做人；现在我们撑直腰杆，抬起脑壳做人。三餐有饱饭呷，有酒喝，一年的农活几个月就干完，天天打牌玩、看电视。比以前好得那里去了。”

                          元元和发秀、儿子女儿孙子合影。            

       听他讲这话有道理，他还说：“一个人不要去跟别人比，要比就比自己现在过的日子和过去日子；现在的日子不如过去，那你就是冒过得好；现在的日子比过去过得好了，那就是好！我现在的日子比过去过的好得多，我就是过好了！我知足了！”

      元元，这个山窝子的普通农民讲的话有道理。人不要去跟别人比，要比，就比自己现在的日子和过去日子，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那就是好！

     元元的故事讲完了，接着，我再讲他细时候同我讲过的杨书记和向书记的故事。

                                        酉  寿

        他姓杨，名通培，奶名号做酉寿。我们下放到寨古冲时他担任生产队长，知青都叫他杨队长。他中等个子，脑壳溜圆的，长年四季剃着光脑壳。他五官端正，眉毛黑浓，很严肃的样子，嘴唇皮薄薄的，讲话一套一套地的，从不打吞。

    “酉寿”这个奶号直到第二年秋收时，我才听到喊的。社员们割着那“矮脚南特号”、“珍珠矮”的谷穗时，挑着那半箩筐谷送进仓库时，都在破口大骂：“这个酉寿啊，被他害苦喽，今年减大产了！”

   “这个酉寿啊，脑壳棒棒噶喔！硬要栽这些新良种显积极，这下好了，减产减得连过年饭都冒得呷喽！”

      这时候我们才晓得人们骂的酉寿就是杨队长。听说他原来当过金麦大队的书记，曾经好风光，好威武，他在大队私设公堂，“破获”了一起“反革命组织”，把以向应福为首的一伙大队骨干送进了县牢房。

       不久。“反共产风”运动来了，他垮了台。听说开他的批判会都开了几天几晚，他被寨古冲的新任队长一耳光刷倒了，还被自己一房的弟弟骂哭了，他被送进了县学习班。

       那些“反革命组织”成员都放出来了，原来是一桩冤案。向应福放出来不久就当上了大队书记。只可惜麦沙生产队一位叫“麻麻崽”的复原军人关死在牢里，关死了不就关死了，谁叫他成份是地主呢！

       酉寿从县学习班回来后多年没有担任何职务。成立“贫协会”那年，他才当上了大队贫协会一成员。毕竟他出身贫农，又是1950年的老党员，党还是不能把他这号人摔在一边的，这时的向书记正好调到芷江搞社教去了，听说，只要向书记没在金麦的话，他酉寿还是有点“脚路”的。

       1964年刷他耳光的那位队长，小肚子底下那“小玩意”不争气，犯了男女错误把队长职务给撤了。酉寿就担任了队长。我们来的时候他刚当上一年队长，他特别积极，特别听上级领导的话；上面叫干啥就干啥。上面要推广新良种，他就把队上最好最肥的田都种上了新良种。可怜的天唉！这山高水浸阳光短的山窝子田怎么适宜栽这些矮子良种，搞得减大产，社员们怎么不骂喔!连他的奶名酉寿都骂出来了。

      人们讲得也有道理：这新良种是试验阶段，上面要求种的话，种一两亩试试看咯！哪个队不是只种几亩咯，就连向书记那个队都只种几亩应付一下上级，不也没有事。你酉寿硬要种这么大一片，把门上一些好田都给种上了。这下好了，减产没有饭吃了，上面可不管你那么多，上交的公粮还是一点都不能少。

       随别人怎样骂，他听上级的话照样不变。第二年插秧季节上面要求插三至四寸的“密植”，他在生产队的会上强烈要求按密植插，如果谁不按上级的办就是破坏“革命种田”，就不是干革命，甚至是反革命。他的这些“大帽子”扣起来还蛮嘿人的，可见当年当书记时候是何等的霸道。

       但是，寨古冲的人这回没有听他的，插秧的时候，人们照样按原来的老尺寸插，酉寿也只能在会上讲，不能到田里守着人们插。他向上级反映，上级领导自身都难保了，因为文化大革命搞得厉害，公社干部都被打成“走资派”，长沙和安江都搞起武斗来了。谁还来管这山窝子里插秧尺寸喔！

      秋收后，仓库里堆满了谷，增了好几万斤产。人们一边笑又一边骂：“搭帮冒信这酉寿的哦，不然的话想争产哦！”

     “他酉寿懂甚么种田哦，只晓得用上面讲的那些‘白话’来压人。”

     “他不是靠种田过日子，他是靠听上面讲‘白话’过日子。”

     “又搭帮那些走资派被打倒喽，不然的话，今年把‘密植’一插，还想有饱饭呷。”

     “他听上级的还是想当官喔，以前当官当惯了的，现在这生产队长他嫌小了，还想往上爬喔！”

        嘴巴长在别人的下巴上面，别人要怎么讲，他酉寿没有办法，只能这边耳朵进，那边耳多出，上面的话他肯定还是要听的。

      第二年向书记到山西大寨去学习参观了一趟，回来后把金麦9个生产队合并了，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大寨”式的大队。这一下向书记好风光哦！他大权在手，一下就把酉寿的队长职给撤了。让二妹嫂的丈夫覃大个子当上了队长，覃大个子是个“叫化子烤火，往胯里扒的下家；他自己屙尿都不得裤干，哪里有心管队上了的事。这样的人代替了他的队长职务，他酉寿过硬气得眼睛都翻噶白了。

      俗话说：“庙小妖神大，池浅王八多。”金麦这“小庙”的名堂还真有蛮多，就拿这学大寨来说吧，全县没有哪个大队像金麦大队这样，把9个生产队合起拢来办分配方案。年终分红大家就晓得了厉害，比任何一年都要差，钱粮都比往年分得少，超支户一大遍。

      为评工分全大队的人吵了几天几晚的架，甚至要动拳把子了。到年底还有好多该干的农活没有干完，尤其以前比较富裕的生产队的社员意见大。怪不得咯，以前他们粮食吃不完，每户都有钱进，学了这一年大寨样，粮也不够吃了，钱也分得少了，大家对合并生产队的意见特别大。

      有的说：还只合并一年就搞得这么穷，再合得几年会搞得进“矮罐”了。

      有位老贫农骂了这么一句粗痞话：“向应福这种搞法是冷水泡卵，越泡越短。”

      酉寿这时候开始讲话了，他不像别人那样乱骂乱讲，他说大寨还是要学，但要管理得好，书记要学陈永贵那样吃苦在前，样事带头干。他利用当年他培养的那些党员们在会上提向书记的意见，学大寨主要是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以生产队为核心难道不能学吗，硬要合拢来学又管理得不好，这是他向应福想“撒抛”。

       他到处“串门子”，他还到每个生产队“活动”，搞得向书记孤立起来。

终于复原军人黄万学出面管这桩事了。他把党员、贫下中农、知识青年召集一起，开了几天会，把大队养猪场的那几头刮瘦的猪给杀了，大家饱逮了几餐后，他拿出农村60条念给大家听：“以生产队为核算，30年不变动……”

       就这样把“金麦大寨”给撤了，大家一致拥护！金麦大队恢复了原样。向书记一气之下要求公社将他调到联合工厂开手扶拖拉机去了。

       这段日子最高兴的要算他酉寿了，他没有白辛劳，他的目的达到了。寨古冲原来的保管员也回自己的队了（学大寨保管员都由外队人来担任）酉寿又当上了保管员，这是他向大队要求的，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大小职务总要当一个才像话。大队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保管员这项职务还是蛮有实权的喔 ！

       不久，外公社的知青和农民发生了斗殴，场火闹得很大，公社出动了武装民兵，县革委会下令各公社、大队成立“贫下中农纠察队”，专门对付知青，不准知青串连，要监视知青的一切行动。

       我们队上仅留下了我和翘妹子，覃队长在会上宣布大队纠察队的“指示”时，要注意我们一切行动。队上也有几个不带爱相的社员对我们讲些阴阳怪气的话，我们当时感到好气愤，又不好说甚么。

       酉寿突然说出一席话，我听后好舒服：“知识青年是毛主席派来的，怎么能当敌我矛盾来处理呢？我不赞成这种做法，这是地方土政策，不合乎党的政策。不信你们看喽，这个纠察队迟早要解散。”

       还被酉寿讲中了，这个纠察队没有搞好久，上面又下令解散了。从那以后，我对酉寿改变了以前的看法，他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坏，他还是有原则的人，能理解党的政策的人。

      秋收季节寨古冲又出了一桩“捡谷穗事件”，搞得在全公社都出了名。就是那十几天的时里，细伢子捡谷穗捡满一篓就往屋里搬，一家有几个细伢子的，每天有几篓谷穗进屋，这一下那些没有细伢子的中年户可急了，他们向覃队长反映：如果队上不管的话，他们就会自己动手捡。覃队长家里有三个能捡谷穗的细伢子，他家一天能进几十斤谷，他哪里会去管这桩美事，他装聋背哑，傻傻一笑得一场。

       中年户也不是土松下家，他们边打谷子边“捡”谷穗，他们随身带来的大布袋、小布袋装得鼓鼓的，收工时放在箩筐上，大摇大摆拿回家。

       酉寿见这事越搞越不像话，他骂覃队长：“你当队长的脑壳棒棒噶，牙巴骨吱吱噶，这种事你还不出来管一管，你队长不想当了吧！”

       覃大个子听后只嘿嘿一笑：“每家每户都有份，要甚么紧哟！”

      他口一吖，气一喷，这要甚么紧 ，这事可要紧了。事情传出去后，公社书记张民主带着瘦个子曾秘书来到了寨古冲。他把大队干部都叫来了，首先在我们知青屋里召开队委会，只听张书记操起那口邵阳腔大声叫酉寿：“杨通培，你跟我站起来！你干甚么去了！”

       酉寿乖乖地站了起来：“我当保管员，每天负责在仓库收谷。”

     “社员都把谷穗往屋里搬，你不晓得吗！”张书记一声比一声叫得高。

       酉寿眨了眨那圆溜溜的眼睛：“这事我晓得，我几次跟覃队长讲，要他开会管一管，他就是不听。”说完望了望坐在旁边的覃队长。

    “你为甚么不出来管一管！”

    “我只是一个保管员，讲话哪个会听我的喔。”

    “你狡辩！你是一个保管员；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事你不管谁管！”

      张书记喉咙都叫沙了。他走到了酉寿面前：“这事就交给你来办了，你把每家每户偷稻谷的数量，一天一天地跟我统计出来，一粒都不能少送还仓库！”

       他说完又望了望旁边的覃大个子：“你这个队长从今天起就不要当了。”

       覃大个子听后傻傻一笑：“嘿嘿，不当就不当嘛！”

       这时，瘦个子曾秘书走到酉寿面前，抿了抿那厚厚的嘴唇皮：“老杨啊，现在张书记给你权力了，你就好好地照着办啦。”

       酉寿连点头：“好的好的，我就召开社员大会。

       曾秘书把挎在肩上的黄书包往身后一抹，走到了覃大个子面前，上下打量了一下他：“我讲你这个覃队长啊覃队长，你当队长当当当，你当条卵哦！”，他说完把双手掌并在一起，从裤裆往上一铲，把肚子一挺，做出这样的怪动作，大家都被他给逗笑了。

       酉寿还是有工作能力，他首先把自己家人捡的半箩筐谷穗交出来。他把全队的社员召集在晒谷坪里，按打谷子小组分开坐好，每个小组由组长登记每个人偷谷穗的数量。然后，又把小组人数岔开，互相检举揭发，先是个人自报数量；又来个检举数量，最后来个应交数量。

       这样的会整整开了3天，共计挖出3000多斤谷穗，这个数量实际上只挖出三分之一。因为，寨古冲的人也不是土松下家，大家互相包屁，个个抵赖。尤其是那些大娘和们又吵又闹，哭是哭的，骂是骂的，诉是诉的，连那些细伢子当着面都晓得不得罪人，有几个细伢子讲话还跟得“老粒子”一样：“睐个要乱讲我的冤枉话，我乱通娘和的咧！”

       张书记拿这事也用不出什么最好的办法来，最后宣布：“散会！回去把谷子通通送到仓库里来！”

      于是，人们一箩一箩，一包一包，将自家的“数量”不多不少地送还仓库。张书记在最后的大会上恶狠狠地把寨古冲人骂了一场：“从大到小，个个都是满脑壳的资本主义”。

       他骂完望了望我：“你们要向知识青年学习，就只他们没有偷集体的稻谷（还有一户富农分子家没有偷他没点名）。”

       那时候我大儿子刚出世，翘妹子还在坐月子，我一天忙得搞脚手不赢，我真的没有捡一根谷穗进屋，全队的人都晓得。再说，我也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事。来农村5年了，第一次得了公社书记表扬，我的确是抖了一盘冲！

       酉寿又当上了队长，还兼任保管员，晚上他吹哨子组织社员开会学习；白天他吹哨子喊出工，他在田里忙，又在仓库里忙，一天到晚忙个脚手不停，比覃大个子当队长负责得多。

      不久，他硬要把他的三儿子拜我做“亲爹”（干爹），我答应后他立即叫他婆娘挎着篮子，提着鸡鸭到我家，从那天起，他就改口叫我“亲家”，他的四个儿女都叫我“亲爹”了。
       他经常喊我到他家喝酒，我也一一还礼，弄了点好菜我总要打点酒来要他陪我，我们交谈越来越密切，他跟我讲了心里话。他说他是共产党员，是有组织的人，他必须听上级的话，领导要干甚么就干甚么，这样自己就不会吃亏。听了领导的话，干出的事再干得差上级都不会怪你；如果不按上级的办，听下面人讲的人去干，干得好上级不得讲你蛮多好，干差了就会丢官，我丢了官就会被别人欺。我的手上多多少少要掌握一点权，才不会吃亏。

       当我问起向书记他们那桩冤案的事，他听后冷冷一笑：“那是我们上级那一层领导在‘刮共产风’，都垮了，要换新的领导了，我才跟着垮台，人一垮了甚么事情都抖出来。”

       我听这话还是有些反感：“你冤枉别人还是不对的嘛。”我忍不住说了这么一句。

     “甚么叫冤枉他，他向应福在大队另立山头，组织一帮人跟大队唱对台戏，其中有几个出身不好的复原军人特别凶。那时候天天喊要解放台弯；蒋介石又喊要反攻大陆，我把这事向上级反映，上级认为有反革命动机要这么定案。我一个大队书记有好大的权利抓他们去坐牢哦，还不是上级的决定。”他讲的条条是道，看来，他一点都不承认自己的错。

       有时他还讲：他与向应福这辈子算是结成仇了，他必须稳稳当当地走，紧跟党走，听上级领导的话，就是天塌下来还有个子高的人来顶着。

       酉寿就是凭他听上级领话连续当了5年队长，兼任保管员、记工员、治虫员、育秧员。他整天忙不赢，落雪下雨他都有事干。

       年三十夜，他挑着牛粪往田里走，还吹着哨子喊：“作最后一天贡献啦！”

       大年初一，他又拿着锄头走下田挖肥坑：“大家来啦！来过开门红啦！”

       头一年还有年轻人跟着他干，后来几年就没有哪个听他那么多了。他无所谓，照样干他的。每年他的工分在全队劳力中最高，但没有一个人敢讲他的空话，他的确是做了这么多工。

       他当队长这五年，生产队没有增过产，基本上是保产和减产。1975年减产，到通道县去借粮的时候，他被拖拉机压伤。这样，他的队长职务一下被爱出风头的民兵排长给夺了。

       排长当了一年队长，增了几万斤扁壳谷，人累得要死，成本还花得高，搞得年终分红只合两毛钱一个工，超支户猛地一增加，社员们屁眼里都是气，酉寿背着排长就骂：“先长眉毛短，后长卵毛长。他毛头毛脑的有甚么能力当队长喔。”他在大队稍微一“活动”，队长职务又被他夺回来了。

      我们病退回城的时候，酉寿还当着队长，在迁户口的时候，酉寿还是帮了我们的忙。我们欠下生产队1100斤谷。按规定要还清这些谷，生产队才能在“准迁证”上盖章。生产队的公章在他的手里。他拿起“准迁证”一看：“还过甚么‘白’喔，我跟你免噶它！”

       我一看他各样爽快，便决定喊队上的队委们吃餐饭，将事情讲清一下，他同意我的做法，要我准备点好酒。他有把握把这事摆平。

       我将长沙带来的叉烧肉、香肠、花生米端上桌，跟队委们倒满酒：“我15岁就来寨古冲，整整13年了，现在一家人要走了，感谢大家这些年来对我们的照顾，这些年来跟队上增添了好多的麻烦。”

       我话还冒讲完，大家连声道：“快莫是各样讲喔，你来这里呷足了苦，累得有，能走就好喔！”

       酉寿讲话了：“事情是这样，他到会计那里结账，他一屋人十几年来，欠了队上1100斤储备粮，这储备粮吗，家家户户都欠得有，最多的有四、五千斤，开先，我们几个队委商量了一下，他们这1100斤储备粮免噶算了，看其他的人还有甚么意见啵？”

       他的话说完，桌上的人没一个做声。 翘妹子插一句：“如果队上硬要逼我们还的话，我大不了从长沙买粮票来还，不过，那我们就会把这储备粮的账本拿到公社去看，每家都要还几千斤我们才肯罢休。”翘妹子这话讲得蛮“闷台 ”。

       我连忙转弯“嗨呀！你讲些各号混账话做么子咯？”

       酉寿连忙接音：“你亲娘快莫是各样讲，让公社晓得了，那我们寨古冲人又要呷足亏了。”我明白，酉寿这话是讲给在坐的人听的，带威胁性的，这是他的老套路，他和翘妹子在一唱一和。

      我又将队委们的酒碗里的酒倒满，把大片大片的叉烧肉往他们碗里夹，我叹了一口“唉！冒想到我当了十几年的农民，起早摸黑地累，到头来还欠下这一笔粮账，未必我们真的要到不种田的长沙市买粮来还么。”讲到这里我喉咙一梗，还真讲不出话了。”

       在坐的队委个个开口了，我冒得意见，冒得意见……

       酉寿拿出公章：“大家冒得意见我就盖了！”说完“哆”地一下，公章盖在了“准迁证”上。我们欠下的这1100斤储备粮就这样摆平了，酉寿的确帮我们的大忙了。

       回城后我经常写信给他，只要有金麦大队社员或读书的学生到长沙来，我都接他们到我家做客，他们回去时我都要捎些吃的穿的东西给酉寿。1988年我们一家人回寨古冲过年，三十夜就在他家过的，他要他儿子跟我拜了个“大年”（送腊肉及礼品十几种），我又把他儿子接来长沙住了好些天。

        2006 年我和翘妹子再回寨古冲过年时，酉寿半年前作古了，享年76岁。听寨古冲人说自从分田到户后，酉寿的田一直作得不好，每年都减产亏粮。他做木材生意亏本，搞种植业也亏本失败，随搞甚么事都是失败。

       有人说他的名子取得不好，叫“杨通培”，通通的赔了，他又将名子改成了“通金”，但岁数不饶人，再改名字还是发不了财。

       好得他的几个儿子后来还混得不错 ，几个孙子还读了点书，多年在深圳做事，算为他增了点面子，他们一大家子人还算圆满。

       尽管金麦人对他一生的评价不很好，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有原则又通情理的人。在知青受压受排斥的时候，他讲公道话；在我们遇到困难而又最关键的时候他出手帮忙，我永远记住他的好！

      老向是我们金麦大队支部书记。我们刚到农村的时候，上级就嘱咐过我们，说是有这么一个规定，书记不能当着面叫他书记，要叫“老”字，张书记叫老张，李书记叫老李，这位向书记当然就叫老向了。老向名应福，社员们当着面还是叫他向书记，背着他就叫他的名字向应福。 “老向”这称呼是我们知青和那些共产党叫的，我们那时能跟共产党员一样口气叫他老向，说明我们知青还是有点政治地位的，叫他老向还感到好荣幸一样。

      我们知青第一次见到他，是1966年2月在造林的时候见到的，那时他刚从芷江搞“社教”调回来了，他在造林的现场召开贫下中农会议，他让我们知青们坐在他的身边。首先，知青的大组长靳妹子向他介绍我们知青的姓名。

      靳妹子手指着知青，一个一个地报着姓名，报一个名字，老向点点头，当靳妹子报到我和肖求生的名字时他笑了起来：“哈哈！一个‘求生’，一个‘晏生’，这两个名字取得有味道。”

     我仔细看了他几眼，个子瘦瘦的不高大，长得还秀气，脸块长长的，眉毛稀，眼球大，嘴巴有点扁，就只笑起来的样子看不得，脸上尽是“树根根” 。

      他手拿笔记本同大家作报告，他讲话时好费力一样，讲了好多我有些听不懂的话，但最后讲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句我听懂了；讲“要多抓些‘活靶子’上台来进行批判”我听清楚了。

      他讲话还真的上算，几天后大队就召开社员大会，把大队地主、富农份子都揪上了台。他把他们四家湾队上的一位叫“犟把子”的地主揪到台中间，手指着他的头说：“他是个很不老实的地主！我们队上开会要他交待他的罪行，他毫不厌烦。”

    “毫不厌烦”这是句什么话呢？我们知青都没有听懂，只见几个有点文化的社员在偷偷地笑。喔！原来他是讲犟把子“毫不耐烦”，讲成了“毫不厌烦”，这下可好，犟把子自己听了都笑了起来。

       后来我们才晓得这位向书记只读有一年的书，他开会作报告又喜欢乱用词，经常出洋相。他文化不高，但革命斗争精神特别强。他从芷江社教回来不到半年，大队就召开了无数次批判大会，每次开会每个队都要求送上几个“活靶子”上台来批斗。批斗会开完，宣布地主、富农份子滚出会场后，就由他来作“指示”了。

       他每次上台总是把肩上挎的黄书包往桌上一放，拿出他的笔记本一边讲一边看。每次讲到最后，他就要大声吼几句：“该批的要批！”吼一句眼睛皮子眨几下：“该斗的要斗！”。眼睛几乎全闭了起来，然后站起来把手一举，扯起喉咙一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句叫完后就散会了。

       批“三家村”运动开始了，老向特别忙，他走着那八字路，每天都要带着几个大队干部到每个生产队来“视察”，要求揪几个“活靶子”出来，他一再强调要走在运动前面。

      金麦的“小邓拓”，几家伙就被揪出来了，老向宣布批斗会开始，把金麦的“小邓拓”龙立科揪上台来。只见一个矮个子老头被民兵押上了台，他是寨贯生产队的，听说他旧社会当过几年兵，解放后劳改几年放了回来，前几天在田里干活他讲了这么一句话：“我好多年冒看见向书记犁过田了。”有人把他这句话学给了老向听。

       老向一听大怒：“这是对运动不满，小邓拓自己跳出来了。”

       批斗会第一个上台的是一个小学生，长得鼓鼓墩墩，脑壳特别大。他手拿语录本，手指着龙立科：“我们大队出了个小邓拓，他的名字叫龙立科。”

       他的话刚讲完，会场一遍议论声，我们知青都搞不清是为什么？寨贯的知青杨为政告诉我们，这小学生是龙立科儿子。儿子上台批来子，金麦还是第一次看到，所以会场里议论纷纷。后来听说是老师逼着这小学生做的，老向大力支持学校老师做的对，只可怜这小学生后来被人讲得有，他才十来岁人懂什么呢。

       运动是越来越激烈，人民的确是发动起来了。田埂上插满了语录牌，人人都要背得几条语录才行。金麦人送公粮要翻过里15 里的洋溪界才到公社的仓库，离仓库十几丈远是一笔陡的上岭，就在这里站着一排学生，他们手拿语录本要每个人读一条语录才能进仓库，搞得人人都张开嘴巴出气，慢吞吞地读完一条。我们知青总是选一条最短的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送公粮是最累的季节，但这时候的会又最多，每天晚上不是生产队开，就是大队开，每次大队开会老向总是到会场里来看有人打瞌睡没有，他总是板着那张脸，做出那“卖牛肉“的样子。

       有一天开会，他突然扯起喉咙宣布：“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主席----毛主席，把刘少奇的相取下来！” 说完上前亲手把刘少奇的相扯了下来。

        又过一段日子开大会，他又扯起喉咙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又过一段日子开大会，他举起右手，要大家跟着他呼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又过一段日子开大会，他举起双手说：“以后读毛主席语录前面要加四个子‘最高指示’！”

        第二年天气热的时侯，“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喊出来了。我们的老向就不再在开大会的时候高呼了。

       公社书记、社长这些“走资派”都被揪了出来，大队书记也算是“走资派”，也要揪出来批斗，这一下老向霉了下来。

       大队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写出了大字报《向应福的十大罪状》。我们金麦知青也发“妈妈疯”，成立了“雄鹰”战斗队。终于有一次，晚上开大会时把他老向喊上了台，要他向贫下中农请罪。

      老向走到台中间，头一偏起，腰也偏了，脸块越发显得长了，和早几个月在台上喊口号的模样对比的话，完全成了两个人。

      不久，知青都回城了，男知青只留下我和肖求生。一天，我到肖求生队上去玩，看见对门田坝里有一社员犁田，他是做的“窝线犁”（从田中间里往四边犁）。他的“窝”做得特别好，田犁到一半了，几乎同那丘田的型状一模一样。我那时正好在学犁田，做窝线犁总做不好，所以见窝做得好的田非得多望几眼。我干脆往那丘田边走，倒看看是谁犁田犁得这么好。我还隔几丈远忽听那犁田人一声喊：“晏生，到哪里克喔！”

       我一听是老向的声音，原来犁田的人是老向哦！我感到好意外一样。我忍不住喊了他一声：“向书记，你的‘窝线犁’做得好得很啊！”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就喊了他一声向书记。他赶着牛到我面前，“滑”了一声停下来。

       他同我扯了一阵子谈，他告诉我:“窝线犁”就是多提几次犁；耐烦点多打几个转…… ”

        我回来把这事学给几个玩得好的社员听，他们听后哈哈一笑：“你怕他向应福真的不会犁田哦，他插秧还插得快 ，还编的一手好篾货，做起事来手脚麻溜得很咧！”

     “他是坐牢回来以后就冒爱干农活了，他只望运动来，只要有运动来就看他的‘把戏’舞了。”

     “这场运动来得好，来到他的头上来了，他就下田干活了。”

       一天，我又到肖求生那里玩，只见老向朝我们走来。还隔一两丈远就开口喊：“晏生，求生。”他扯开嘴巴笑，脸上尽是“树根根”，还真的像林副统帅的样子。

       肖求生轻轻地对我说：“向书记好厉害的。他现在转移了大队的斗争方向，他要求造反派为他坐牢平反，他和县里的造反派联系好了，过几天就会将县公安局的几个走资派送押到金麦来。”

       老向同肖求生讲了好多，他说他出身三代贫农，旧社会受得有苦，父亲被土匪杀害。解放后他加入了共产党，他对党忠诚，他一直表现积极，没想到遭杨通培等人（酉寿——当年的大队书记）的陷害坐了牢，他这次一定要平反。他要求肖求生协助大队的造反派一起搞好这次平反工作，他说这也是革命行动。他还说我们都是就地闹革命的革命知青。

        我心里有数，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听他讲了这么多我只听不答腔。肖求生出身工人，刚从长沙回来，见了造反的大世面，头脑也是烧热的，被他一席话讲得连连点头，他当场表态：一定帮他搞好这次平反。

        纪光莆----县公安局副局长，当年直接办理那桩冤案的负责人。

        梁系榜-----当年的铺口公社的党委书记。

        王元清------当年派到金麦的特派员。

        三位走资派老老实实地站在台前，首先要他们向毛主席请罪；向贫下中农请罪。然后是受害人上台来控诉。

        第一个发言的是李家生产队外号叫“羊牯子”的鲍光福。他走上台大声骂道：“当年我被大队书记杨通培、民兵营长龙照乾一班子人捆在这个楼上。”他说着用手指了指头顶上的楼板。

        他又说：“他们毒打我一顿后又把我吊了起来，要我承认亲耳听到向应福他们开黑会，我实在受不住了就乱讲了一顿。”他说完抹了抹头上的汗水。

        接着又讲：“我被他们打得受不住了，我就乱说向应福他们是要杀你们咧。”他说完回头望了望站在身后的三个走资派：“ 我当时是被他们苦打成招的。”

       第二个上台来控诉的是外好叫“暖坨”的龙道培，他是老向队上的社员，是当年杨通培手下的治保主任，也是当年制造冤案的重要人物。他是在老向的指示下反戈一击的革命群众，他上台来的第一句话是：“酉寿来了没有？我讲杨通培来了没有？”

         他的话刚落音，就听到老向的婆娘荞鱼在骂：“杨通培跟我站出来！站出来！”

         可杨通培这“灵雀子”没有来。

         老向对着我们寨古冲的几个民兵喊：“跟我把杨通培喊来！”几个民兵互相望一望没有动。

         我连忙答腔：“下午我在正冲头砍柴时，看见他翻上了岩窝界，可能是到岩窝寨她妹夫家里去了。”

       我这么一说，荞鱼又骂了起来：“这酉寿挨万刀的晓得跑啦，晓得躲啦，他在这里的话我要夹在胯裆里打！”

        肖求生一看不对劲，今天是为老向平反，是批这三个走资派，怎么把矛头对准当地的群众呢。他连忙走到会场中间：“下面继续控诉走资派的罪行，不要转移斗争方向。”

       他说完又走到“暖坨”面前轻轻地说：“你今天主要的斗争对象是这三个走资派，你莫跟得哈筒卵一样扯别个讲做么子咯。”肖求生是咬着牙齿讲这句话，可见他有蛮气愤。

     “暖坨”又继续讲了，他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地不晓得讲些甚么，有一句话他讲了三遍：“三个坡扯不拢来，三个人总扯得拢来对质。”

       莫说我听起来烦躁，连老向都听得不耐烦了，他对肖求生说了一句：“不要他讲，在这里占时间。”

       肖求生早就忍不住了，他冲到暖坨前:“暖坨憋，你跟我下克咯。一杂各号哈筒卵一样！”

       接下来是受害人龙兴兰控诉，他当年被抓后没收了他在朝鲜战场的“立功证书”，还坐牢坐出一身的病.....他说着眼圈都红了，他是个老实人，气起来讲话不出。

      老向走上台来手指着纪光莆说：“当年就是他手拿冲烽枪带着一队人来抓的我们。我们坐牢都得了一身病，我们都是穷苦人出身，我们旧社会受苦，解放了还受你们的迫害！”

       会场上立刻静了下来，只听老向一一的控诉。控诉完后由梁系榜写了一份“平反书”，当场为受害人平反，并向受害人赔礼道歉。

       老向平反以后脸上又有笑容，那段日子只要碰到我和肖求生就会喊：：“求生！晏生！”喊得好亲热。

       大队的造反派本来准备再开他一场批斗会的，因为他是大队的走资派。自从开了那“平反会”后，就不好开他的批斗会了。

       不久，肖求生回了长沙，大队的知青都走光，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很少到大队部去开会了。到年底分红后我有了路费钱，也回长沙了。

       第二年“9.9”行动后，我和肖求生一起回到金麦，我们挑着行李在洋溪界脚正好碰到了从对面走来的老向。我原以为他会像去年一样喊我们。到了面前还没见他开口，肖求生连忙叫他一声：“唉呀！老向你好！”

      “你们都来了没有！”老向就说了这么一句，脸还拉得蛮长。从我们身边一擦而过，那八字路越走越八了。

        我和肖求生被他怄得凉了半节身。我们一路上听到一些知青说，现在的运动搞到知青头上来了，原来被打倒的走资派都上台掌了权，这正是“秋后算帐”的时候到了。

       我们想，在这场运动中我们没做任何坏事，就只参入了他老向的平反，这对他老向来说并不是坏事，他怎么对我们这种态度呢？我们真的有点想不通。

       我到寨古冲后才听社员讲，老向早几个月前到山西大寨去了一趟，回来后就把金麦的9个生产队合并成一个队，成立了全县的第一个大寨式的大队。他老向现在大权在手，把酉寿的生产队长职务给撤了。酉寿的岳父向庭荣也被他老向作为“21种人”给揪上了台，说是旧社会，是他买通土匪把他的爹爹给杀了。向庭荣否认这事，被他老向用皮带给抽了一顿，还关进了公社学习班。

       社员还告诉我，早几天老向在大会上大声吼叫：“现在知识青年在长沙呆不住了，都要老老实实地回农村来，接受我们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酉寿还悄悄地对我说：“这几天可能有‘行动’来，要小心些。”

       听酉寿这么一说，我心里一惊，但我又回头一想：怕什么，人一个，命一条，要死肚朝天！何况我冒做任何坏事。

       酉寿的话讲正了，3天后的一个晚上，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我打开大门一看，门前站着一起人。为头的是高竹湾的生产队长龙立根，他对我说：“我们接到上面的指示，来抄你的家。”

       我说：“为什么要抄我的家？我是返回农村的革命知青！”

     “这一回每个男知青的家都要搜查，看你们是不是带枪支武器到农村来了。”

        我一听是搜查枪支，连忙推开房门：“要得，你们快点搜，搜了放心。”

       他们走进房里左翻右翻，没有翻出一点东西，我就只有一套换洗衣服和一床被窝毯子，一本日记本里面夹着5毛钱和2斤粮票，还有就是这次从家带来父亲写的那本书——《艽野尘梦》

        说实在话，我生怕他们把这本书搜走。没想到他们摸都没有摸那本书一下，只要站在我身边的龙立贵在我身上搜了一下，看我身上藏枪没有。他们没搜到一点东西便走了。

       第二天肖求生到了我这里，他的家也被搜了，他说男知青的家都被搜了，连夏姐两口子的家都被搜了。他说这都无所谓，最可气的是老向那家伙见到他还要做出那副卖煮蚕豆的样子。

      我劝肖求生莫气，这回我听社员讲了，老向是这么一个不记情的人，他比酉寿还不如。再说，他现在是“金麦大寨”的一把手，在公社也挂了一职，金麦人背着叫他“运动书记”，大队干部都同他合不来，他是这么一个古怪人 。

      几天后，全公社的知青都到了公社办学习班，公社书记张民主在会上作告。老向就坐在他身旁，张书记讲几句话，他老向就朝台下的知青扫一眼，他那眼神似乎在说：听清没有，现在是该听我们的了……那样子真的难看，原来只在电影里看见过这号人，没想到我们金麦就出了这号人。

       学大寨到第二年就再搞不下去了。穷队有意见：超支户的钱粮比任何一年都欠得多；富队意见更大：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算最差的一年。在全大队贫下中农一致意见下：撤散----“现贩子归原”

      老向这回“糜牢的 ”，一气之下到公社联合工厂去了。大队长李大富当上了第一书记，他也是同老向搞不来的。

    “三清三反”的运动来了，老向从联合工厂赶了回来，在大队开会的时候他又吼了起来：“该抓的要抓！该关的要关！该杀的要杀！”

       运动过后他又回到了联合工厂，开上了手扶拖拉机，一直开到“批林批孔”运动来了，他再次回大队抓运动。大队首先派一批人到公社学习，由老向带队，我和高竹湾知青周可夫也参加了。

      学习两天后，每个人都要发言，老向第一个发言，他又拿出他的笔记本：“……这个孔老二啊，他杀了少正卵。”

       哈哈哈！我和周可夫实在忍不住了，可夫笑了以后纠正说：“这个字不读卵！应该读卯，子丑寅卯的卯。”

       老向自己也笑了起来：“我是听公社曾秘书读卵，我就卵咧，讲到这人的名字取得各难听的。”他说完又嘿嘿一笑。这是我们看到他搞运动以来第一次笑，笑起来蛮油里油气。

       老向出洋相一字不过三。几天后我和翘妹子到夏姐家里玩，老向和他们队上的女知青王石扬也来了。我们坐在夏姐堂屋里扯谈，堂屋板壁上帖着一张北京天安门的画相，老向望着那张画出神，突然说了这么一句：“未必北京就只各一幢屋吖？”

        我们互相望了他一眼，王石扬和翘妹子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越笑越厉害，笑得两个人抱成一堆。老向这一下好尴尬，晓得这句话说得太蠢了。我当时没有笑，我心里在想：老向啊，老向，你一个共产党员，十几年的大队支书，你脑壳里到底装的甚么东西喔！

        在这场批林批空的运动中，老向又揪出劳改释放犯鲍光镜做活靶子。在批斗会上老向要他跪下，突然他拿出早准备好的皮带，对准鲍光镜的头上一顿乱抽。鲍光镜痛得受不住了，说了一句：“你一个共产党员怎么打人。”

      “你以前搞阶级报复，我打的就是你！”老向讲的阶级报复是什么，我当时搞不清楚，后来听社员说，鲍光镜以前想调戏他的婆娘。哦！原来如此，怪不得老向气得动手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队也开过好几次大会。老向没有像以前那些运动一样大吼大叫，批这批那。开大会他总是一个人坐在一边不说多话，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不久，我们就回城了。 1988年我们一家人回金麦过年，好多社员陪着我们逛金麦，在三队的大路上遇到了老向，他老远就向我打呼“晏生！你来啦！”，走到我面前握着我手：“老噶啦，老啦，以前在这里时是个‘小把戏’啊。”

       他走过后我问社员：老向开大会的时候还大喊大叫么？社员们听后哈哈一笑：“现在冒得几个人理他了！”

      “他碰到以前被他整过的人老远就躲路。”

      “对面碰哒的话，他让在一边，生怕别人撞他下田里。”

      “他这辈子整人整得多，得罪的人太多了，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喔！”

        老向和酉寿都是2006年过的世，听金麦人讲自从分田到户后，他俩就再没有“暗战”了。

        还听他们寨子里的人说，老向的晚年不如酉寿，他学年轻人的坏样到县城里“玩鸡”，结果是惹了脏病，死得蛮遭孽的。

                                 金麦的女人

                                         五  妹

        我刚下放到到金麦寨古冲这山窝子里不几天，就冒里冒失地到上山去摘野果，因为我吃了社员给我的猕猴桃，味道特别好。山窝里的人叫猕猴桃做“卜藤子”，我问一社员卜藤子哪里有摘？他用手一指：“对面的‘深冲’就有摘。”于是，我背着竹篓，挎上柴刀照直往那深冲走去。
       我走进深冲抬起头到处望，看哪棵树上结有卜藤子？左望右望没看见一个卜藤子，我一边走一边往高处爬，爬上冲头了还没看见卜藤子。我正在发愁，突然听见一阵沙沙的响声，从草丛里走出一个大姑娘来。她高高的个子，穿着件浅蓝色的“妇母装”，一身好丰满，腰上系着柴刀，肩上挎着一个大竹篓，篓子里面装满了山核桃；一对长长的辫子搭在那翘挺挺的胸前，一张椭圆形的脸红扑扑的。我正望着她发愣，她突然朝我一笑：“小陈，你一个人到这里来干甚么？”
     “唉呀！你好。”来山窝子不几日，大家都晓得我姓陈，我管它认不认得的人，只要叫了我一声小陈的话，我就这么回答一句。

       她将胸前的那对大辫子往身后一甩，又问了一句：“你一个人来山上干甚么，不怕啊！”

       我四周望了一望说：“我来这里摘卜藤子，怎么冒看到一个卜藤子喔？”
       她从竹篓里抓出一把核桃递给我，我说：“不吃不吃，这是队上的核桃，用来打油的。”

       她笑了笑说：“这里冒得卜藤子，来来来，我引你去摘。”她说着招了几下手，示意要我跟她走。

       我也没有多想，跟着她就走。我们绕过了几道弯，下了一座小坡，来到一条小溪边，她将竹篓放下对我说：“你站这里莫动哦！”说着，她一跨就上了旁边的一颗小树，只见她在树上扯下一大把青藤往下拖，我这才看清那藤上布满了好多卜藤子，她将那一大串藤全部扯下了树，拖到了我面前。

       我高兴极了，连忙摘着往竹篓里放，她比我摘得更快，好麻溜的手脚，一下就将我那竹篓装得拍满的了，藤上还有好多，我摘着往口袋里放，衣口袋放满了，又往裤口袋里放。逗得她哈哈地笑了起来：“算啦，算啦，下回又来摘，天要黑了！”

      她走到小溪边洗手，叫我也洗洗手，她说卜藤子上面有好多毛灰灰，摘后要洗手，免得弄在身上痒。她还告诉我：卜藤子摘回家后，要放在坛子里“窝”几天，软了以后才好吃。

      怪不得社员给我吃的卜藤子软绵绵，这刚摘下的硬绑绑的。我边洗手边听她讲，她说话的声音很温和。再仔细看看她，依呀呀！她长得很漂亮喔！一对大大的荷包眼，黑眼珠是那样的黑，白眼珠是那样的白；五官安放在那张白里透红的脸上，是那么的匀称。我看了一眼还想看二眼，看了还想看，看不厌一样。没想到在这山窝里还有这么美的村姑，我长到这么大，第一次看女人看得这么出味，我紧盯着她看。

      她笑了笑说：“你望人望得各睃（望得久）的喔。”她这么一说，我才发觉自己有点失态了，我连忙站了起来。

      我们一起回家，她走在前面，下山时她时而回头望望我，时而用手扳开树枝和刺藤，嘴里轻轻地说：“下界慢点走，莫让刺挂着……”

      我第一次上山就遇到了这么好、这么美的一位大姐姐，我一下就对山产生了好感。山，是那样的青，山上的树枝任我砍，山上的野果任我摘。山上遇到的姑娘是那样的温和善良，那样的热情，那样的美丽。

      我们走下了山，走在了大路上，忽听得后面有喊声：“五妹，等等我们。”

      哦！原来她的名字叫“五妹”。你看看我，太不礼貌了，她帮我摘了这么多卜藤子，要在长沙的话，起码要卖一两块钱了，我们同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连她叫甚么名字都不问一声。她停住了脚，回头望着喊她的人。

      我这才说：“你的名字叫五妹？”她笑着点了点头。跟上的是两位一高一矮的姑娘，她们也是扎着一对长长的辫子，也是挎着一个竹篓，里面装满了山核桃。我明白，她们都是去捡核桃回来，我听说过，捡得10斤能赚3分工。
       那位高个子姑娘我认识，她叫冬妹，是我队民兵排长的未婚妻，我们几个知青昨天还到她家里玩过。这位矮个子姑娘我还是第一次见，她长得好秀气，一张白白的瓜子脸，一对望人带笑的眼睛。她走到了我们面前，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忽然捂着嘴巴笑了起来。我猜想，她可能是看见我的衣裤口袋装满了卜藤子好笑。

      她对着五妹说：“你哟很同他做一路的喔？”她说话的声音尖脆脆的，很好听。

      五妹望了我一眼：“他一个人站在大枞树林里寻卜藤子，我遇到他，就帮他摘了这篓卜藤子。你们看一下嘛，他连四个口袋都装满了。”

      她说完，三个人望着我哈哈地笑了起来，我低头看看自己，也跟着笑了起来。我对着矮个子姑娘说：“她们一个叫五妹，一个叫冬妹，那你咧，叫甚么妹？”

      她又用手捂了捂嘴巴，笑着回答：“我叫丙妹。”

      冬妹从竹篓里拿出一串紫红色的小葡萄递给我，她望了望五妹说：“小陈，你今天运气真好，在坡上遇到我们的五妹，她人最好了，再过几天你就遇她不到了。”说完呵呵一笑，丙妹也笑，五妹脸一红，有点不好意思。我不明白冬妹为什么这么说，我也不明白她们笑什么。

      冬妹个子最高，走在前面；五妹个子比冬妹稍微矮一点，走第二；丙妹走第三，我跟在她们后面走。只见三对辫子摔来摔去，我望着这三位姑娘的背影，她们很朴实大方，她们很随和，刚一接触她们就觉得好熟悉一样。我们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寨子里。

      几天以后，只听见对门寨子里鞭炮声响。听知青组长李妹子说，对门的五妹出嫁了，嫁到另一个大队。哦！这下我明白早几天冬妹说话的意思了。不过，她嫁到的那个寨子离我们队上并不远，只要从我们的屋背后翻过一座山，拐过一道冲就到了。

      听说五妹嫁人了，虽然没嫁好远，不知为什么，我心里真的有点舍不得她嫁一样，虽然我与她认识不到半天，但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太好了。

      三天以后，五妹回娘家，她来到我们知青屋和知青妹子们有讲有笑。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她变样了，她的那对长长的辫子不见了，挽上了一个“巴巴鬏”。她穿上一套新浅蓝色的妇母装衣，穿着一双锈花鞋，她成了一位大嫂了，但看上去还是很美，只是比以前美得不同些。我这下也弄明白了，山窝子里姑娘和少妇的区别就是脑壳上的头发。

      天越来越冷了，我们准备多砍些柴过冬，我和组里的章伢子最爱同罗家湾的几个小社员一起上山砍柴。罗家的这几个小兄弟的名字叫得特别有味：蓝蓝、急急、元元、和和。他们都只有十四五岁，同他们一起上山蛮有味，他们好里手，哪座山柴好，哪座山柴多，我俩只跟着他们走就是。

      一天，我们6个人来到了一座叫王家界的山，听蓝蓝他们说，五妹就嫁在这座山脚下的寨子里，他们队上的田和我们队上的田只一冲之隔。  

      我们看见一大片砍倒了的干柴，大家好高兴，扬起柴刀砍了起来，我们准备多砍几捆。我忽然发现山弯下有一枝树丫，我正要砍根弹弓丫打鸟玩，要晓得，我从长沙带的橡皮一直放在身上，早就想做的弹弓，今日能实现了。

     我将树丫砍下来，从口袋里摸出橡皮，一下就将弹弓做好了，我寻了一颗石子，试打了一“枪”，嘿嘿！蛮好的！我刚爬上山湾，忽听得一阵吼骂声，嗓音又粗又大，一听就晓得是条大汉的声音。我朝前走了几步，突然声音朝着我这方喊：“五妹！五妹！快打包围，这湾角里还有一个，快抓住他。”

      看来，这声音是喊五妹来抓我。我心里想，我砍根弹弓丫子犯了法么，要抓我，我倒要看下是怎么回事。

      只见一个高大的老头子，手上拿着四把柴刀，蓝蓝、急急、和和、章伢子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好尴尬的样子。

      原来，他们四个人的柴刀让这老头给抢了。再看看旁边还站着一位女人，他双手捂着嘴巴在笑，我看清了，她是五妹，这老头应该是五妹的家爹。

      元元窜到我面前，这个小机灵鬼身上的柴刀还在，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轻轻地告诉我，我们砍的柴是他家砍倒的。只见那老头指着章伢子问：“五妹，五妹，这是个甚么人？”

      五妹笑了笑说：“这是我们队上的知识青年小章。”

    “啊！你们长沙知识青，学甚么毛著哦，到这里来偷我们贫下中农的柴火。”

      章伢子被他讲得脸无地色，靠在树上不做声。我正准备去跟他赔礼，只见旁边的元元老粒子一样往前一走：“大爷，这柴是坡上野长的，你也只砍倒一下，我们砍的柴不要就得了，你把柴刀退给他们啦。”这位元元虽然人个子小，讲出话来还是有点道理。

      那老头一手将四把柴刀夹在怀里，另一只手向元元招了招：“你来，你来，我跟你讲咯。”说着就往元元面前来。

      元元见老头往面前来了，就往后退，那老头突然冲过来，嘴里骂道：“我把柴送到你屋里克喔！我要一个耳光剁死你啦！”

      吓得元元只往山下跑，我心想这老头太凶太不讲道理了。只见老头回过头对着章伢子说：

    “你靠在这棵枞树上冒靠得过日子的，这柴刀你莫作指望了。”

       他又对着蓝蓝他们几个：“你们罗家湾的这几个鬼崽子，专门狭（偷）我的柴，这回送我逮着了，这柴刀是坚决的冒得退还了，赶忙跟我滚起回克！”

       看来这老头是不一般，要想要回柴刀是难上难了。五妹站在旁边一直不停地笑，她向章伢子他们几个扬扬手：“你们先回克算了，我过一日把柴刀送来，这老家伙浑得很。”

       大家只得空着手，糜痨地回来了。第二天清早，五妹真的把四把柴刀都送来了，她还告诉我们，要自己到山上砍倒几片柴树，过一两个月就是干柴了，莫学罗家湾那几个细崽子的样，他们还不懂事，专们砍“偷柴”。听五妹这一讲，我们基本上懂得砍柴的规矩了。

       第二年的薅田季节，我和罗家湾的几个小社员分在一组薅田，那天中午我们薅田回家，路过王家界脚时，发现路边新围了一块小菜园。大家定神一看，里面栽了好多黄瓜，一根一根的挂在藤上好逗人爱喔！天气热，口又渴，肚子又饿。大胆的蓝蓝打开了菜园门，嘴里念着：“摘根黄瓜解口干喔。”我们几个都跟着进了园。

       蓝蓝选了三根最大的摘了。

       元元一下就摘了四根。

       急急、和和每人摘上五根。

       我一看他们越摘越多，也不放让，也摘了四根。我们一个个笑哈了，端着手上黄瓜只往茶山林跑，躲在那茶树脚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那黄瓜又甜又脆，好吃得很哦！

       几天后，我们几个在田坝里薅田，五妹的爹娘走到我们面前，她爹说：“你们摘我五妹栽的黄瓜，摘一根打口干不要紧，你们把她一园的黄瓜摘光了，你们也做得太狠了！”

        啊！原来那菜园的黄瓜是五妹种的，这下该死！偏偏偷了她五妹的黄瓜。我低着头，心里好内疚。

        蓝蓝他们也都低着头，平日里最会狡辩的元元也不辩了。五妹她娘接着说：“你们偷她家的柴，她把柴刀悄悄地跟你们送来，你们摘她的黄瓜，她在山上看见了也冒喊你们，冒晓得你们做得各样毒，把她一园的黄瓜都摘完了，可怜她怀孕驮肚挖了那块菜喔！”她娘说着喉咙都梗住了。

      我们的头越低越下，没一个人敢抬头面对这二老，今后更无脸见五妹了。

      到打谷子的季节了，我们几个又分在一组打谷子。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仓库边的田里割谷子，忽见一位背着细娃儿的女人朝田边走来，我一看觉得好面熟一样，蓝蓝一下就看清楚了是五妹。我一想起两个月前偷她黄瓜的事心里就内疚，我连忙低着头割谷子，生怕她看见我。突然听她一声喊：“蓝蓝，急急，元元，和和，还有小陈，你们打谷子啦！”

       蓝蓝连忙答腔：“五妹回来了，做噶娘啦！”

       元元也接着腔：“五妹养得各好一棒崽哒，恭喜你啊！”

       急急、和和也跟着说：“恭喜你啊，五妹！”

       别看这些山窝子的细伢子，讲起话来跟得大人子一样，蛮会讲这些客套话。只有我嘴笨，不晓得讲一句好听的话，只望着她笑，我还生怕她提黄瓜的事。

       她走到我面前：“小陈，来我们这里各久了，习不习惯喔？”

       我赶忙回答：“习惯，习惯。”

       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小陈，你长高了，长大一些了。”说着望着我笑，笑得还像在深冲摘卜藤子那样，笑得那样甜。

       她虽然生了孩子，但还是那样美，她变成一位美妈妈了。我不知不觉地走近了她，摸了摸她背上的胖娃娃，好人养出来的儿子多可爱呀！

        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她怎么提都不提一下我们偷黄瓜的事。我常看到队上的一些女人们，因为园里的菜被人偷了，站在菜园里骂人，骂得难听死了，一骂就是大半天。可五妹见到我们这几个偷她黄瓜的人，连重话都没讲一句，五妹，你真是难得的好人啊！

       5年以后，我已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了。记得又到了薅田的季节，我吃了午饭以后到桃子冲去薅田，路过王家界脚时听得细娃儿的哭声，我走过去一看，只见一个女人背上背着一娃儿，手上抱着一个娃儿在薅田，田埂上还站着一个四五岁小娃儿。我定神一看，是五妹，我喊了一声：“五妹，你带着三个细伢子来薅田啦。”

       她偏过头来：“哦！是小陈喔，听说你做爹爹了。”

       我点了点头：“看样子，你还没有回去吃中饭啊。”

       她把抱在手上娃儿换了一只手：“快啦快啦，就要薅完了，这二崽崽吵得很，不然的话早就薅完了。”她说着，脚不停地薅着泥浆。

       唉呀！我望着眼下的五妹好辛苦喔。我听说过他的丈夫不得力，学了几年的木工，连屋都不会起，干农活也不很行，一张嘴巴还是会说三道四。可五妹从来不嫌弃自己的丈夫，屋里屋外的活她一个人埋头地干，总是拖带着几个儿子干队上的活，我今天算是耳闻目睹了。

       看看现在是中午过后了，她还没回去吃午饭，还背一个抱一个的在这里薅田，要薅完这丘田最少还要半个小时。

       我见她抱在手上的儿子在哭，背在背上的儿子脚在蹬，头在晃，站在田埂上的儿子在喊：“娘啊，娘啊，回克咯，我肚子饿了。”见五妹脚在使劲地薅，嘴里在不停地说：“乖唉，莫哭咯，就快啦，快啦！”

       我再看不下去了，一脚跨下了田，拿住她那抱着人的手：“你回去，你回去，我来帮你薅完。”我说着硬把她拿上了田。

       她笑着说：“冒要紧，我自己来薅，要你薅做甚么喔，你有你的事要做。”

      我不理采她，大脚大脚的薅了起来。我催她快点回去吃午饭，你大人吃亏，细伢子也吃亏。

      她没有回去，把手上的儿子放了下来，把背上儿子解了下来，坐在了田埂上，解开了衣服，喂起奶来。

       我做父亲后就明白，女人空着肚子味奶是最吃亏的，何况她还累了一大半天了。我猛地想起六年前，我第一在深冲见到她的时候，她胸脯翘挺挺的，脸色白里透红，又丰满又漂亮；可眼下的五妹又瘦又黑了，那扁塌塌的胸脯下面还有张小嘴在津。唉！难怪山窝子里的人说：好田怕下秧，好女怕做娘哦！

      日子过起来慢，可回想起来又快，回城7年以后——1985年。当年那位矮个子丙妹和她的丈夫到长沙来看病，到了我们家里。

      丙妹已经是六个孩子的母亲了，她就像个老太婆一样。我记得她比我大三岁，比五妹小两岁。当我问到五妹时，她长长地地叹了一口气：“五妹两个月前过世了……”

     “啊！五妹过世了。”我说着，还真有点不相信。

     “她才40岁人就离开了人世，她是病死的，累病倒后，家里困难拿不出钱来给她医治，慢慢地拖死的。”丙妹说完后眼圈都红了。

      我听后心里好难受，我替五妹惋惜！后来听说五妹过世后，她那家里一直没有出过头，几个儿子混得很不好。

       所以说，一个女人也不要太劳累，太善良，在善待别人的同时，也要善待自己；不要把一家人的重担全揽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累伤了，拖垮了身子自己吃亏，连命都丢了，害了自己，也害了家庭。

       五妹的故事讲完了，我歇下气，再跟大家讲讲丙妹的故事；讲完矮个子丙妹，还可以讲高个子冬妹的故事。

      我到金麦寨古冲4年后丙妹才出嫁，和她同干过4年农业活，对她还是比较了解。她10来岁就“划了人家”（定婆家），她那未婚夫比她小5岁，是她的亲表弟，也就住在五妹嫁的那个寨子。我刚到寨古冲过头一个年的时候，看见过他挑着礼品到丙妹家来拜年，我们知青看到他后都笑了起来，因为他比个子不高的丙妹还要矮些，怪不得咯，他那时才13岁。

      两年以后，丙妹已长得更丰满更漂亮了，可她那小丈夫还才15岁，还只有那么高。丙妹不愿意了，要退婚。父母压着她不准退，房族也劝她莫退，她一气之下，扯了根箩索往梁上一挂，搭帮她大嫂发现得早才救得一命。从那以后，家里人再也不敢逼她了，婚就这样给退了。不久，大队的一位黑帅哥来她家提亲，她同意了（原来他两暗暗地相好一年多了）。

     我们在一起栽田打谷时，我就爱笑话她，她无所谓，脸都不红一下。其实，她是个幽默又滑稽，心灵手巧的姑娘。她个子虽然矮小，但干起活来特别快，队上跟她年龄上下的姑娘有六、七个，手上工夫没一个能当得她：扯秧、栽秧她数第一；割谷子、挑担子她总在前面。她做出的布鞋像铺子里卖的一样；她衣上打出的补丁针子最细，就连她头上分的“路子”都分得最正；她那对辫子梳出来硬比其他几个姑娘的辫子要匀称些。

      我第一年打谷子就和她分在一个小组，记得第一次下田割谷，每人割四行，只见她刷刷地割，一下就把我摔开一丈多远。她回头望了望我：“小陈，你慢慢地割咧，我们是割惯了的，你莫跟我们比。”她说话好诚恳亲切，一点也不是嘲笑和挖苦。

      我在长沙时，到苏家托乡下搞过几天“双枪”，割谷还有点基础，我并不“服行”，还是埋头放肆的割，她见我不做声，便帮我割两行，硬等我跟她割成一排。他见我割得满头大汗，呵呵地笑了起来，她对着大家说：“你们瞅一下嘛，小陈割谷子割得满脑壳是汗，像撒噶水一样咧。”逗得大家都望着我笑。
      我还是不停地割，我最不喜欢落后给女人，割啊，割啊，越割越快：“唉哟！”我叫了一声，只觉得小指头一麻，我一看小指头的指甲割开了半边，鲜血直流，痛得钻心啊。尽管我咬紧着牙齿，但那不争气的眼泪还是落了下来。

   “小陈割着手啦！”丙妹边说着边走了过来，她要我把手抬起来，把伤口拈紧些。说着走上田埂上扯了一抓什么草叶，往口里一塞，几嚼几嚼以后吐出一坨绿渣来，旁边的杨家伯娘连忙从围腰上扯下一溜布，她俩一齐动手将“药渣”巴在我的小指头上，再用那溜布包紧。杨家伯娘嘴里不停地念：“冒要紧的，冒要紧的，丙妹的‘刀口药’最好了，几日就会好……”

      丙妹呸了呸口里药渣：“我要你慢割点哒你不信，这下好啦，割着手眼泪都出来了，一个伢几噶比妹几噶还要易得哭些。”她说完捂着嘴巴笑了一笑。

      她这么一说，搞得我怪不好意思，我用衣袖抹了抹眼眼角，解释说：“我哪里哭咯，我是痛得眼泪自然流下来的。”

    “呵呵呵，眼泪水都自然流下来，这是讲的甚么话喔。”她说完又捂着嘴巴笑了起来。

       我不懂她为什么总爱笑，实在只那好笑。不过，她这一笑得来，我好象忘记手指头痛，我也跟着笑了笑，又拿起镰刀割起谷来，像没发生事一样。她的刀口药是好，几天后伤口就长好了。

      在打谷子的这段日子里，我发觉丙妹不但做事手脚快，还心直口快，肯帮别人讲话，就拿评我的底分来讲，他们只给我评6分，跟那几位老婆婆一样。丙妹就不同意，她拿着镰刀做着样子：“他割谷子只头一两天割得慢点，后来我割4行，他也割4行；挑谷子他比我还挑得多些，最少要评7分。”
       我那时好随便：“算了，6分就6分，多一分巴算么子！”

    “小陈咧，你各哈喔！一天少一分，一年要少几百分，当得多出一个月的工哒。”

       她这么一讲我清白了，于是，我硬争得7分。当然，这要搭帮丙妹讲直话：“你们莫要欺生，他各勒（小）来我们这里当农民也遭孽。是各样做我就冒在得，我就要讲！”丙妹讲话还上得算，大家就依着她了。

       丙妹爱讲直话，还爱讲笑话，她说有一次屋里来了一位客人，她家的狗从客人身边跑过去后，传来一阵臭气，她认为是狗放的屁。于是，她一边拿棍子把狗赶开，嘴里一边骂：“下狗，挨刀的狗，你各爱放屁喔，我要撵你出门。”

       她骂了一遍又一遍，因为那臭气还在屋里冒出门。谁知那位客人答腔了：“丙妹，莫骂喽，不是狗放的屁喔，是我放的屁喔！”

      哈哈哈！大家听后笑了起来。她自己讲完笑得尖脆脆的，笑得对田里一坐，逗得整个田坝里的人都笑了起来。

       1967年的下半年，是文化革命的高潮，知青都回城了，我一个人住在半山腰的老木屋。一天，她到我这里拿仓库的钥匙，她走进老木屋一看：“我的天唉！你一个人住在这不怕啊……"
       第二天，丙妹的爹爹来到老木屋对我说，要我住到他家里去，他家有两间空房，他说丙妹讲你一个人住好遭孽的。老人家讲话好诚恳，硬要我搬到他家去住。我很感激他们，我还是拒绝了，我不想给别人家添麻烦，但我心里有数，丙妹的确是个善良的姑娘。
      丙妹的山歌唱得蛮好听，不过，要在山上才能听到，而且要有几个姑娘在一起的时候她才唱。记得翘妹子刚到我们队上来那年，同我们一起上山捡茶子，听到丙妹唱了一首山歌：

                                                 妹妹莫嫌哥哥黑，
                                                 找个黑哥真难得。
                                                 藤上结的麻连子，
                                                 人人选着黑的摘。

       翘妹子听后笑眯眯地说：难怪你自己找的那位“丈夫”（是翘妹子队上的 ）黑达达的喔！我一想起他的那未婚夫模样长得帅，但是有蛮黑，想着想着我和翘妹子哈哈地笑了起来，丙妹又唱了一首山歌：                                                

                                                   笑嘻嘻啊笑嘻嘻，                                
                                                   不笑人材就笑衣。
                                                   一来笑我人材丑，
                                                   人材又是生成的。
                                                   花布衣裳家中有，
                                                   哪能上山穿得齐。

       她唱完后说：“你们长沙人爱笑我们的衣裳穿得旧，相貌长得差。”

       我连忙说：“哪里哪里，你的相貌长得各好，还差啊。你的衣裳穿得旧，但补丁打出来好漂亮喔。”

       翘妹子接着说：“我一到寨古冲来就听到小陈夸你人好、能干又漂亮。要是在长沙会有人喊你做‘长妹坨’”

      丙妹不懂什么叫“长妹坨”，她脸拉了下来，翘妹子怕她误解，连忙说：“长妹坨就是长得好、又会做事的姑娘”
       丙妹这才笑了：“我怕是讲我长得像个驼子咧，我的背实在不驼哒。”她说着伸了伸腰，做出个怪有味的样子，真有蛮幽默。我和翘妹子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1969年秋天，丙妹出嫁了。第二年冬天她做了娘，她背着娃儿回娘家来了，路过我们门口喊了一声  “翘妹子，小陈你们好啊！”

       翘妹子正在给3个月的大儿子喂奶，连忙答腔:“丙妹，快进屋来坐一坐，看看你的宝贝女喔，刚满月吧。”

       我接着说：“丙妹，各快就做了娘了，有干劲啊！”

       她嘿嘿一笑：“你们哟！比我们的干劲还大些，还早当几个月的爹娘喔！”到底是做了父母亲的人了，讲话随便些了，讲的话题也不同了。

        两年以后，她又背着个娃儿回娘家了，走到我们的大门口又喊一声：“翘妹子，小陈你们好啊！”

       我和翘妹子正在火塘屋帮二儿子洗澡。我又故意讲：“丙妹，你们的干劲各大喔，又生了一个哒。”

       丙妹哈哈一笑：“娘唉！你又讲鬼话哟，你们的干劲还要大些喔，你的二崽比我的二女又要大两个月。”逗得翘妹子笑哈哒，笑得跟二儿子穿衣都穿不成器。

      又过了两年，丙妹又背着个娃儿回娘家了，那天我正抱着三儿子在仓库边玩，我老远看见她了故意大声喊：“丙妹，你干劲还有各大哦！4年生了3个了！”

        她笑得蹲了下去：“只有这个小陈快活鬼呀，遇到我就讲鬼话哦，我回来一回就要笑一回。”也怪不得我们好笑，偏偏这个又比我们的三儿子小两个月。

      不久，翘妹子就当上了赤脚医生，第二年丙妹又生了个娃儿，是翘妹子接的生。满月后她回娘家我又碰到她，不过，我没有再讲她“干劲大”了，因为我当上了民办老师，老师嘛就要有个老师的样子。但我心里明白她连生了4个女娃了，如果不生个男娃的话是不会罢休的。

       1978年我们离开了农村，1985年丙妹和他丈夫带着两个儿子来到我们家，这两个儿子是我们离开农村以后生的。大的有7岁，小的有4岁。丙妹生了6个孩子了，那时她才38岁。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可怜的丙妹喔！累得像个老太婆了。

       她的丈夫这些年还算有能力，做木材生意赚了一笔钱，家里搞得很不错，是当地最早的万元户了。他丈夫跟我们讲实话，这次主要是带丙妹来长沙看病，这些年来丙妹身体太差，尤其看到五妹病死是因为无钱医治，他现在有钱，一定不让丙妹走五妹那条路。

      “ 对，对，对！”我和翘妹子异口同声。我们要他们安心住在我们家，把丙妹的病医好后再回去。那时我们住自己的私房还比较宽敞。我要他们放心住，到了我家就等于到了寨古冲的娘屋里一样。

      我们陪丙妹到湘雅医院看病，我首先跟医生讲，她是偏远山区来的，请医生彻底为她检查一下。翘妹子跟医生说，她年龄并不大，才38岁，只是生了6个小孩了。

      丙妹自己说：“我生了6个，小产2个，还刮了一个。”她的话刚讲完，那医生病历都不写了，伏在桌上哈哈哈地笑了起来，笑了好一阵才说了一句：“不可思议，38岁生了9个。”

      几个月以后，丙妹又到长沙来复查了一次，病基本上都医好了，医生再三嘱咐她今后要好好保养。两口子好高兴，回去后跟我们寄来好多香菇、木耳和野物肉，信中讲了好多感激我们的话，要我们一家人到金麦去过年。

      3年以后，我们一家5口人真的回到二故乡金麦过年了。我们首先就住在丙妹家，她家里搞得很好，起了两幢新屋，见我们一家人来了，又杀鸡杀鸭；又杀猪杀鹅，好热情啊！

      她的4个女儿都能做工了，家里的家务都是4个女儿做，两个儿子也读书了，一家人热热闹闹地过得很好。我看丙妹身体比三年前好多了，真为她一家人高兴。

      8年以后，他的大儿子来长沙林校读书，毕业后分配到县林业局工作。四女儿又来长沙读大学，上面3个女儿都出嫁了。

      不久，她的二儿子又参军了，我心想丙妹两口子总算熬出头了。我好羡慕他们喔！可就在她四女儿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接到她家的长途电话，丙妹丈夫哭着说：“丙妹昨天死了！”啊！我听后木呆了。

      2006年我和翘妹子再回二故乡，又住在丙妹家里，丙妹已离开人世间4年了，家里换上了个胖女人，尽管这位女主人对我们客气，照样杀鸡杀鸭招待我们，可硬是差杂味啊！

      丙妹丈夫一提起丙妹，喉咙又梗了，他说丙妹这人就是操心太重，太闲不住了，不该她做的事她背着人要去做。那天他到县城去办点事，丙妹就是背着他劈了一上午的柴后晕到了，送到县医院抢救不过来——脑溢血身亡。

      丙妹死后，他的丈夫那段日子像失了魂一样日夜坐立不安，经常半夜打电话来跟我聊天，他儿女也很急，打电话跟我们商量怎么办。唉！我说人已走了，活着的人还是要过日子，你们儿女都没在他身边，他孤独，他也为你们儿女累了大半辈子，让他安度晚年就好。他儿女们都通情达理，就让他找了这个伴。

      大年初四那天，4个女儿都回来拜年了，两个儿子也回来了，带来了摄相机，一家十几口人热热闹闹照相拉啦，摄相啦，他们是为了欢迎我们两口子，我们也好感激他们。我见那些儿女们叫后妈娘啊，娘啊，叫得好亲热，那后妈带来的那女儿叫哥啊，姐啊，叫得好甜蜜。我又想起了可怜的丙妹。丙妹啊，丙妹，你要在世该多好喔！

                        冬  妹

    冬妹个子特别高，好强壮，加上那对活溜溜的眼睛和那张圆圆的脸蛋配在一起，算得个逗男人打“主意”的女人了。尤其是热天气，她穿着清澈干净的衣裳到田冲里出工，有几个好讲野话的骚汉子，总要指指点点议论她：“嗨呀呀！能找得各号女人做婆娘一辈子就抵得了喔！”

    也有讲得有趣的：“找得各高大的女人做婆娘，一个当两个啊！”

    还有讲得“饿相”的：“我要找得她做婆娘的话，每餐答应少呷两碗饭喔！”

    还有好多讲得下流的……我就不必学出来了。
    她没有生娃儿的时候是这样议论她，她生了几个娃儿以后，那些骚汉子还是这样，我都亲耳听见过几回。这些人敢背着她讲那些无聊的话，是因为冬妹不是本地人，是她的姑姑从外地苗寨里把她带来的。

    讲起她家这本经还有一段故事：她家姓蒋，溆浦人氏。什么年间来到靖县三湫苗寨定居我搞不太清，她的姑姑---我们称蒋伯娘，是个很通情达理、贤惠善良的女人，她嫁到我们寨古冲杨家大伯，只生得一个女儿就再没有生子。她把她侄女蒋冬妹及弟弟蒋细细接来时冬妹才几岁，她弟弟刚满月。

    听蒋伯娘讲起来也奇怪，冬妹弟弟刚落地时就屙了一泡尿，当地人有这种说法：落地一杆“枪”，先死爹来后死娘。这句话真应了她家的点，她弟弟出生几天后他爹就死了；刚满月娘又死了。
    蒋伯娘得知后，含着泪，一手牵着冬妹，一手抱着细细，就这样将她两姊妹带到了寨古冲。一口米汤、一口米粉将细细养大。冬妹就这样挨着姑姑、姑父长大成人。她两姊妹叫蒋伯娘还是叫姑姑；叫姑父就叫“爹爹”了。

    蒋伯娘自己养的那女儿比冬妹小一岁。我们刚到农村那年她们都是大姑娘了，蒋细细刚进初中读书，是我寨古冲的第一个中学生，一家人看蒋细细看得特别重。

     就在我们来寨古冲的前一年，蒋伯娘从贵州天柱县接来一个儿子，这“儿子”本姓龙，接来后就改姓杨了。他个子矮墩墩的，相貌长得不佳，细眼睛，大嘴巴，但他蛮灵活，尤其是他那张大嘴，喊人喊得特别甜：娘啊、爹啊、妹啊、弟啊、比亲生儿子喊人还喊得亲些。他见到房族长辈有礼貌；见到晚辈有讲有笑，接来寨古冲不到一年，和寨子里的年青人混得滚瓜烂熟，当上了民兵排长。

     我们知青刚来时，他和我们男女知青又玩得好。他虽然没有文化，但记性好，模仿力强，一下就和我们讲起了长沙话。他经常来我们知青屋玩，知青都叫他排长，他听了好高兴。他整天都是开开心心地过，他还有件最满意的事----冬妹许配给他做婆娘，冬天就要结婚了。

     论人品相貌这排长根本配不上冬妹，听说刚来时冬妹不愿意，怪不得咯，排长伸直腰，踮起脚还只齐她的耳朵。后来在姑姑的劝说下，她想起姑姑没有儿子，从小把她两姊妹养大，又培养弟弟读书，今后还要帮他弟弟起新屋，讨婆娘。她蒋家这把“火”还得靠姑姑他们帮她点起来。为了弟弟，为了报姑姑养育之恩，她同意了这桩婚事。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了个漂亮的女娃，一对活溜溜的大眼睛，像冬妹脱的壳。他们为她取名叫莲花。莲花、莲花喊起来好听，可就是这莲花“连”得好，她下面连增加了4朵花。

     8年之间，冬妹连生了5个女儿，在寨古冲这山窝子里来讲还是首例。有人说冬妹长得好，身体高大结实，嘴巴会说又会辩，脑壳又灵活，又会保养自己，生了5个娃儿了样子还冒老。

     又有人说冬妹“家娘”就是自己的亲姑姑，对她好，不嫌弃她净养女娃，生娃儿坐月子招扶得好，每个月子都吃了三十几只鸡，一斗蛋。这话倒说得一点不假，蒋伯娘对冬妹没有半点假心。

     那些年里，她每生一个娃儿，满月的那天都要背着娃儿，提着一桶衣裳到港边来洗，这也是这里人的规矩，证明一个女人平安地度过了一关。我们注意到她每次满月出来都是长得臀肥乳壮，红头发色。怪不得那些男人们背后还在谈论她：“唉！冬妹人是长得逗人想哦。就是下面不争气，要是养得几棒崽就带劲咯！”

    还有人说，她这些年净养女娃，是因为他丈夫做缺德事做多了。这话说起来就不好听了，自从文化革命一来，这位排长特别出风头，他特别“紧跟上级”；上级要他捆人他就捆人，大队开批斗会只要有人挨捆就是他那双手捆的。

    那年学大寨，他又紧跟那位姓黄的公社干部，扬起斧头把寨古冲屋前屋后的大古树全部砍了；连老安堂旁的那棵数百年的大杉树都是他看的。要晓得，那是本地人摸都不敢摸的树啊！

    其实，一个女人生男生女与他丈夫捆人有何关系，但嘴巴长在别人的鼻子下面，别人要是这样讲又有甚么法咧！山窝子的人就有这样一个怪毛病：长得再丑再不能干的女人，只要接连生得几个男娃的话，她就得色了，她就敢骂丈夫，敢和别人吵架相骂了；长得再漂亮再能干的女人，接连养了几个女娃，连一个男娃都没生的话，她自然抬头不起了。她会尽量少和别人争吵，会顺着丈夫来，顺着家娘来。

    冬妹这些年就是这样，还莫说骂丈夫，就是丈夫到外面修“三线”修铁路，一去就是几个月她都不做声，她跟姑姑一道拖牵着几个女娃忙里忙外，从没怨言。人们都说，冬妹搭帮这姑姑“家娘”帮她一把哦。

    记得那年，寨古冲的人偷偷地搞“资本主义”，家家户户都到山上种“火烧萝卜”。种火烧萝卜很简单，只要选一块刺藤湾将刺藤一把火一烧。过后，用锄头随便将草皮挖松一下，再撒上箩卜籽。大约两个月以后，大个大个的萝卜就长可出来，真的爱人。

     我那年学社员一样也种了一块地，萝卜长得特别好，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要去摘一担萝卜回。那萝卜又脆又甜，晒干萝卜、做酸萝卜都好；萝卜叶子用来喂猪，一块地的萝卜叶能当几个月的猪草。
    有天清早，天刚麻麻亮我就赶到了离家七、八里路远的萝卜地里，我打算摘一担萝卜去“赶场”卖。我将一大担萝卜用树条捆好后，用竹扦杠扦好后一下就上了肩，我伸了伸肩膀，我估计这一担足有140斤左右，我走了几步，忽听得上面湾里一阵沙沙的响声，难道还有人比我来得更早？果然，是一个比我来得更早的人挑着担萝卜走下了山湾。我看清了，是冬妹。

    我们一齐走下了山弯，她说我来得早，我说她比我更早，她种的萝卜地比我种的还要多转几道湾。我们走得快，都想快点赶回家好去“赶场”

     这时，不争气的天突然下起雨来，雨一下，这陡窄的山路滑了起来。我在前面走，我见她挑的那担萝卜比我的这担不会轻，我喊她慢走点，莫摔倒了。话刚讲完，只听“趴嗒”一声。我回头一看：她仰天倒在地上，她个子高大，这一摔倒肯定摔得蛮不轻。

    我连忙放下担子，走到她身边，首先将她肩边上的担子移开，我伸手打算扶她起来。只见她咬着牙齿，手掌轻轻地摆了几下：“慢点慢点，我躺一下着……唉哟！我的腰都是麻的了。”

    我见她好痛苦的样子，只好让她趟着。雨越下越大，她胸脯和大腿一下就全湿了。我站在旁边不知怎么办，我默了一下神，干脆把她那担萝卜挑起来，我对她说：“你先歇着，我先把萝卜担下山湾再来接你啊。”她点了点头，用手慢慢地撑着坐了起来。

     我挑起她那担萝卜就走，我嘱咐她莫霸蛮起来，我挑到山下就来。她点了点头，她满脸都是雨水，也许还有眼泪。

     我一口气将她这担萝卜挑下了山湾，跨过了溪壕，来到了一棵大树下，这已经到了大路上了。我放下担子转身又往回跑，我想她一个人还坐在那里等我，我又想起她挑的这担萝卜比我那一担还要重些。平时队上出工，挑牛粪，送公粮，她和小个子丙妹挑得一样多，因为她们女人的“底分”都是一样多。所以，她从来不多做一点，她出工总是走在别人后面，收工总是走在别人前面，挑担总是好轻松，难怪寨古冲人都说她“尖巧”；说她会保养自己，说她连生了几个娃儿后还没有变样，一身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可今天干私活就不同了，又来得早，又挑得多，我今天算领教她了。

    我来到她身边，雨还在不停地下，她一身淋得无一根干纱了，她仍然坐在地上，一只手在大腿上锤，另一只手在腰上打，她见我来了伸出一只手：“来，帮帮我，扯我一把，我起了几下冒起得来。”

    我连忙抓住他的手膀往上拖，唉！她的块头太大，我又不好放肆用力，拖了几下她还是站不起来。我看看四周除了我两个人以外，就是山和雨，我顾不得男女之别了，弯下身子双手紧紧抱住她那水桶般的腰身，用力一抬，她站了起来：“劳为你了，劳为你了……”她嘴里一边说，两只脚一边上下抬动，她又晃了晃腰，走了几步：“好了好了，可以走了。”
     我见她能走了，心一下就落了下来。我挑起自己那担萝卜，我要她慢慢来，我在大树脚等她。

     我来到大树脚一会工夫，她也慢慢地赶来了，只是那一身却泥巴糊陋的了，这时雨也停了下来。

     她摸了摸腰上，回头望了望说：“娘唉！我一身好吖渣（邋遢）哦，我要洗一下就好。”她说着望了望我。
     我望着她那一身泥，来寨古冲这些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这邋遢摸样，我心想她一身已经全湿透了，将外衣洗一下拧干可能穿着还好些，我望了望旁边壕溪的水：“你洗一下也好，我等你。”

  “好好好，你等着我，我一下就洗好了。”她说着一脚跨到壕溪边蹲了下来，脱下了外衣，露出一件从没见她穿出来过的花短内衣，那双又白又壮的手膀和那饱满的腰身，看起来还真性感；她回过身来，那高高的胸脯显得更挺了。她一边搓着衣上的泥浆，一边说：“我把这泥巴搓干净再穿上身要强些咧。”说完微微一笑，她笑起来是很迷人的。

    我心里想，你那屁股上的泥还多些，未必你还要脱下裤来洗？想到这里，我再看看周围，我不能站在这里等咧，离远一点好些，她丈夫又不在家，她再比我大四五岁；我再是长沙知青，反正男女还是有别的。想到这里，我干脆好事再做一盘，我挑起她那担萝卜就走：“冬妹，我再帮你挑一肩，放在前面马家凹那里喔！”

    只听她说：“好好好！劳为你啦！劳为你啦！”

    我将她那担一口气挑到马家凹的田埂边放了下来，再回过头去挑自己的那一担，我估计这段时间她应该全洗好了。当我回到大半节路段时，她挑着我的那担来了。

    我快步跑上前去接下担子，她还讲客气硬要让她担，我摔开她的手：“快走快走，莫耽误时间，我还去要赶场……”

    她笑了笑说：“我今天起早了点，背时摔噶这一跤；又算有运气遇到你这个好人，当真的搭帮你了。”

    她平时说话总是说得好甜的，寨子里人都说她是“蜂糖”口，爱讲漂亮话。可今天我听得出她说得好诚恳，是出自内心的话。

    她挑着担子走在前，我在后。我见她挑着这重担并不费力一样，刚才摔那一跤实在不轻，这一会儿工夫就恢复了。再看看她那一身衣裤，上面的泥巴全洗干净了，连屁股上的泥都洗掉了。看她这模样，除了我以外，谁也不会相信她刚才摔了一大跤。

    我紧跟在她后面走，稍微走慢一脚还跟不上她，我心里想：冬妹啊，冬妹，你现在生了几个个娃儿了，你的体质真的好喔！
    她一边走还一跟我扯谈，她说她们去年做了一桩大事，帮弟弟起了一幢新屋；今年年底帮弟弟把婚事给办了，只要弟弟成家有了儿女，我蒋家的这把“火”又点了起来。

    他讲到丈夫，她是这样想的，只要他在外面干得下去，生活过得好，身体好，工分赚得多，就随他在外面干。家里有爹爹，姑姑帮她一起撑着，他说他丈夫并没有甚么诡名堂，回家来还是听老人和她的话，男人嘛让他做他爱做的事……听她讲得有条有理，这也许就是她的做人方式，难怪俗话说得好：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喔！

    冬妹的第四个女娃出世那年，他的弟弟蒋细细也做父亲了，也跟她一样生的是女娃。她的第五个女娃出世刚满月，她弟媳肚子里的第二胎也落地了，是翘妹子帮她接的生，接得个男娃！

    那一下蒋伯娘和冬妹喜得大声喊了起来：“吊把鸡喔！吊把鸡喔……”高兴得喊发只个雾。硬要翘妹子帮他取个名字，翘妹子帮他取名叫“海健”，她姐姐“海燕”这名字也是翘妹子取的。

  “海健”满月办了“大三朝”酒，一开就是几十桌。冬妹还特意送来10个红蛋给我们吃，她亲手剥开一个红蛋笑眯眯地递给我。她笑得那样甜，她跟我们讲出了心里话：“我这辈子养这五个女不要紧，只要我蒋家这把‘火’点起来了，就了我的心愿。我这辈子就是为了我蒋家这把火喔。”她说完眼圈都红了。

    1978我们回城了。1981年金麦有人来长沙做生意到了我家，听他们说冬妹第六胎硬生了个男娃，只是她丈夫强行被喊去结扎了，他在大队任的那些职务也给撤了，还听说他结扎后一直多病，分田到户了，家里的农活都是冬妹引着几个女儿干，屋里屋外忙进忙出，冬妹好辛苦喔！

    又过了几年，寨古冲有人来长沙做木材生意，到了我家，他们说冬妹的丈夫手上长了个瘤子，开刀后死了。他死了，留下这6个儿女可把冬妹背苦咯！

    1988年我们全家5口人回到二故乡金麦寨古冲，我们首先到了冬妹家，见到冬妹的变化并不大。还是那么结实，讲话还是那么有条有理，丈夫过世的事只字不提。

    蒋伯娘已经80多岁了，我们喊她，她还记得了。他弟弟蒋细细接我们到他家吃饭，一讲起姐姐这些年的苦就摇脑壳：“唉！可怜我姐姐这些年熬喔……”

    2000年蒋细细送女儿来长沙读大学到了我家。我问起他姐冬妹现在应该好过了吧，听说五个女儿都出嫁了，儿子也读中学了。蒋细细听后长叹一口气：“快莫讲她好过咯，她上个月得病死噶咯。”

    我听后一惊，冬妹也病死了，我真不相信。蒋细细讲他姐从来没见病过，就病这一场就再抢救不过来了。自从他姐夫过世后，他姐把6个儿女拉扯大，这些年操办了5个女儿的婚事，算金麦最累的女人了。蒋细细还说，她姐死的时侯没有变一点样子，真的是虎死不倒威啊！

    2006年我和翘妹子再回二故乡，一住就是两个月，蒋细细又接我们到他家吃年饭，他现在是儿孙满堂了，大女儿海燕嫁到了广州，买了几十万元的住房。海健也婚了（我们离开不到一个月，就得了个儿子），三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县城教书也结婚了有了孩子。他家在寨古冲算混得最好的一户。我望见他一屋人热热闹闹地团聚一堂，我就想起了冬妹生前讲的那句话：我蒋家的这把火点起来了！

    在回寨古冲的那些天，我经常到山上去玩，到当年摘野果的地方，打谷子的田里，还到了种火烧箩卜的山湾里。我好像看到冬妹高大身躯挑着担子在前面走；我好像看到丙妹在田里干活；看到五妹背着竹篓朝我笑。

    每次走在回寨子的山路上，我就想起40年前第一次上山摘野果，和五妹、丙妹、冬妹一道回家的情景：她们三位走在前面，我跟在她们后面走，只见六条大辫子摔来摔去，她们那时都是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好精神喔！只可惜命运对她们太不公，她们都离开人世间好多年了。

    五妹、丙妹、冬妹的故事都讲完了。我又想起了“二妹嫂”、“珍秀嫂”的故事来了，我可能还要讲，我要把我所记得的金麦女人的故事讲完才罢休！

                      二妹嫂

     人称她二妹嫂，又名“癫子”。我们到农村的那年，二妹嫂就有了3个儿女：大儿子9岁，上小学了；第二个是女儿才4岁；下面那个崽刚满1岁。那时候整天看见她背着这1岁的儿子干活。

     清早，经常能见到她背着儿子，挑着粪桶到菜园里浇完菜后，再扯着早饭菜到港边上洗；吃了早饭后又见她背着儿子、扛着锄头到田冲里和大伙一道出工；中午又见她背着儿子提着桶衣裳来到港边上用打衣棒打得啪啪地响；傍晚又见在港边上洗菜、洗猪草，背上背的儿子真叫是寸不离背。她做得这么忙，做得这么蛮，是因为她和别的大嫂不同，她没有家娘家爹，屋里屋外的活全靠自己和丈夫忙进忙出。

    他丈夫长得武高武大，是我们金麦劳动力中最强的汉子，他不是金麦人，是隔壁木山覃家湾人，他几岁时被寨古冲罗家麻大爷接来做儿子。麻大爷的话特别多，爱唠叨，与人很难相处，他和二妹嫂结婚不到三年，就和麻大爷彻底闹翻了。

    听说分家时，二妹嫂和麻大爷闹了一场大架，两个都不放让，互相争东西，还打了一架：

    麻大爷拿鼎锅，

    二妹嫂搬菜锅；

    麻大爷拿碗筷，

    二妹嫂抢蒸钵；

    麻大爷挑提桶，

    二妹嫂担萝筐；

    麻大爷扛锄头铲锄，

    二妹嫂背刮锄钉耙；

    最后剩下一口水缸，二妹嫂搬了几下搬不动，麻大爷力大一下就背上了肩。

    二妹嫂操起门背后放的粑粑锤对着水缸就是一锤：“哐啷”一声响！

    麻大爷手上只留下巴掌大一块了，气得大骂起来：“破坏！破坏！你是个大破坏！你是个癫子！”
    麻大爷这一声癫子喊得好！后来别人就背着她叫“癫子”了。其实,二妹嫂的五官还是很端正，不发癫，不和别人相骂的时候,看上去还是蛮不错的。但吵起架相起骂来，她的头就成了个偏的，样子就难看了；又是拍巴掌，又是蹬脚，有时双手还在自己的裤裆里捞。那嘴里骂出来一串一串的：挨刀的、枪打的、蛇咬的、红炮子穿心的；路死路埋的，化生子、忘忘子、矮路子……像放鞭炮一样，像前辈子准备好了的“骂腔”，骂得好流利。

    她算寨古冲四大“骂匠”之首，每次与人相骂，总是把对手骂得狗血淋头，她才肯罢休。

    癫子癫子，越喊越癫，尤其是对她的那位丈夫更癜。他那大个子丈夫做工夫当得两个人做，但还要挨她的骂。她总想丈夫多赚工分，多捞些东西进屋来，多赚些外块钱。

    那年队上人都砍竹子卖，她丈夫每砍的一捆竹子都有160斤左右，15里的山路他背两转，一人当得三个人做。她二妹嫂还要骂，还嫌做得不够。有人说二妹嫂的心比天高，样事要占上风，恨不得两口子长8只手来做，把阳世上的钱赚过尽。

    有老人讲了句良心话：“她不催丈夫做工分赚外块钱，分家的第二年，他们能就起得起那幢新屋么。”

    还有老人讲：“她骂丈夫骂是骂喔，她自己也背着人忙进忙出冒得日夜咧，比她丈夫还要累些喔。”
    讲起来她两口子也真算能干的，分家不到两年，拖起三个娃儿，起了那么大的一幢新屋，年终分红没有“超支”，还进得几十元钱。这全靠二妹嫂会盘算、会当家。他丈夫虽然劳动力强。一人当两人做，但还得靠二妹嫂督促他，催骂他做这做那，二妹嫂自己也不停手脚地干，她干得蛮，蛮得不一般，她做出来的蛮事听起来都肉麻。

    那年打谷子，她挑着一担谷子和大家一起走，突然只觉得小肚子一痛，她连忙放下担子，躲到一边解手，谁知屙尿时屙出来鸭蛋大一坨，她晓得是怀了3个月的娃儿流产了。她连忙拿出插在箩筐上的镰刀在地上刨了一个洞，将那一坨埋好后，挑起担子一下又撵上前面的人。

    是她自己将这事讲出来给大娘和们听的，大娘和听后都指着她骂：“你二妹嫂不是人，比畜牲还要贱，比苗族人还要蛮。”

    她听后还笑着说：“我就是这样一个蛮婆子，要变‘大娘和’就要蛮得起。”

    好一个二妹嫂，讲起蛮话来还真有点气派，大娘和们都服她了。

    当然，二妹嫂不一定净做蛮事、讲蛮话，她也有幽默风趣的时候，她长得并不差，加上她丈夫是外姓人，有些男人们爱调她的口味。那些年学大寨“吃大锅饭”日子，农闲季节大伙人爱在田里做混混工，每当吹哨子休息的时候，年轻人就拿出扑克打百分玩，带人的大娘和就解开衣服给娃儿喂奶；男人们就坐在田埂上抽旱烟，这时候就开始抽“饿头胡说”、讲笑话了：

   “二妹嫂啊，二妹嫂，你是我们队上最累的女人了，你是白天累了晚上也累啊！”平时讲惯了的骚汉子又讲这句现话了。

    接着又有汉子答腔：“那是的，你看他丈夫有我们两个人重，真可怜她夜夜挨累喔！”

   “哈哈哈……”男女们都笑了起来，这样的话实在听了无数遍了，但每次讲出来还是有人笑。

    只见二妹嫂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双手抹了抹那长垮垮的胸脯：“嘿嘿！你们这些骚男人又开始讲野话啦，我是夜夜累习惯了，冒得点事喔，要是你们的婆娘夜里让他累一两下，那就受不了咧。”

  “窝嘿！二妹嫂累习惯了咧！”男人们一齐喊，起拱子。

  “要得啦，你们的婆娘拿她的丈夫累一累啦，二妹嫂冒得意见。”这边的大娘和帮二妹嫂的忙了。

    这山窝子里人的讲笑话和讲野话都是男人帮男人，女人帮女人。二妹嫂望了望左右的几个大娘和后越发得色了，只见她提起锄头望田埂上一插，一手指着那伙玩扑克的人：“你们这些男人有好大的狠喔，只雄那一阵。报你们的老实话，我们妇女冒怕你们！我们是‘坐庄’，累不输的！”

   “哈哈哈……二妹嫂的话讲得好狂喔，你们妇女都是坐庄啦!”

    男人们又笑又起拱子了，大娘和们也被二妹嫂这句话逗得笑哈哒，一边笑一边骂她：“二妹嫂，你这癫婆子，你各冒怕‘雅尬’（不怕丑）喔，你甚么话都讲得出口，羞不死喔！”

    二妹嫂自己可能也觉得这句话讲得太狂了，说完又嘿嘿地笑了起来，她笑起来头又开始偏了，一副油自皮的样子，那模样蛮出味。

    我实在忍不住了，跟着他们笑了起来，二妹嫂见我也在笑，连忙对着我摇手：“小陈啊，你走开些，莫听我们讲这些丑话，你是知识青年，有文化的人，莫学这些骚男人的坏样。”
    二妹嫂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她像个长辈的样子，原来二妹嫂并不是那么没有分寸人，她讲话还是看人来讲的。我听她这一说，真的有点不好意思，慢慢地走开了。

    二妹嫂虽然爱和别人相骂吵架，但她并不记仇，她和寨子里大部份的大娘和都相过骂，但她总是主动找那些人讲话，她总是这么说：“我的脾气丑，我是话讲话过喔，我是冒记恨哪个的……”
    那年冬天，全队人在冲耙修公路，中午大家都围着火烤。她的老相骂对手龙大娘的小女儿有点发烧，要喂药一下又弄不到水来咽，只听二妹嫂说了句：“我挤点墨（奶）给你喂喔？”说完便解开棉衣，露出那对又长又垮的奶子，只见她用小碗接着，咬着牙齿左挤右挤，硬被她挤出了半碗奶水，递给了龙大娘和。我们在场的男子汉看哒都觉得不好意思一样，她倒冒得一点事。

    二妹嫂不但做事蛮，嘴巴子厉害，胆子还特别大。记得那年生产队上种了好多的新良种，什么“矮脚南特号”啦，“珍珠矮”啦，“六财号”啦，搞得减了大产。再减产，国家的几万斤公粮一颗都不能少。到了五荒六月，没交齐的公粮照样要送到公社仓库。

    一次送公粮的时候，她二妹嫂居然挑着那担公粮往打米机屋一钻，打得一担米挑回了家。被队上人发现后，罚她家的工分也好，扣她家的口粮也好，她不管那么多，一家人先吃几天的饱饭再说。她二妹嫂就有这种胆子。

     她三儿子两岁那年突然得了一场大病，不知是打多了针的原因还是怎么，他那小腿弯不起来了，变了个跛子。这一来二妹嫂两口子就急慌了，二妹嫂养了跛子崽，和她相骂的那些对手一和她相骂就要这样骂：“哪个像你喔，养个崽都变成了个跛子，你晓得为甚么莫，就是你骂人骂多了，骂毒了，恶狠了，遭的报应……”

    每当别人骂她养了个跛子崽时，她的嘴巴就气乌了，脸气白了，头更加偏了，她渐渐地懦了下来，和别人相骂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她为了争口气生了第四胎，结果又是个女娃。她还是不甘心，她四女儿刚满一岁时她又怀上了。第二年秋天一个下大雨夜晚，她大儿子跑来喊我，说她娘生“小把戏”晕死过去了，要我陪他去喊医生来。我二话没说，穿上蓑衣拿上手电就跑。

    我们来到麦沙“发电站指挥部”，找到了值班的滕医生。雨越下越大，这位滕医生还不想走，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取下他板壁挂的那件雨衣往他身上一披，提起他的药箱推着他：“快走快走！做做好事，救人命要紧！”

    我一边说一边推，硬把他推上了路。我们赶到时二妹嫂已经苏醒过来了，只是胎儿没有保住。滕医生跟她注射了一针后,她轻轻地说：“劳为你啦，小陈，要不是你的话,我的崽难得把医生请来喔。”

    滕医生听后望着我笑了笑：“这位知青就真的是个大好人啦！”

    从这以后，二妹嫂的身体比以前差远了，走路都比以前慢多了.她很少惹别人;但别人要讲她，有人说她家的屋桩地差；“屋相”也不对,所以养崽不顺利。

    她听后，悄悄地请来一位老看屋相的先生一看：啊！屋桩地是差，而且屋还是带一吊脚楼，屋相朝着西北方相，怪不得养了个跛子崽。办法只有一个，将屋移退三丈远，屋相朝南面。

    二妹嫂两口子那天到我们家坐了好一阵，二妹嫂对我们说：“我们都是外姓人，跟我们讲良心话，他们为了子孙后代，决定按‘看地先生’说的将屋移动位置。”

    我说：“这移屋工程大，一动手要用些钱粮，还要请劳动力帮忙。”

    二妹嫂说：“我们准备把覃家弯的房族亲戚都叫来帮忙。到时，你一定也要来帮忙。”看来，他们决心已定！我当然答应来帮忙。

    按“看地先生”择定的日子，真的动手移屋了，队上的男劳力他们都请来了，和覃家湾的亲戚一共是6桌人。下瓦的下瓦，挖地桩的挖地桩；木工下门、下方、拆板壁，垫滚筒，撬的撬、推的推:

    那边屋地桩里只听得一阵阵锄头、产锄挖得啪啪地响......

    这边屋只听得木锤敲得梆梆梆的声，时而传来嗨哟！嗨哟！的推喊声。

    起起散散大伙忙了3天，总算将屋移到了指定的位置，屋相也摆在靠南方。

    住进屋以后二妹嫂慢慢调养身体，隔过十天半月见她丈夫拿只鸡来港边上剖，每次“赶场”都见她捡几包中药回。再没见她提着竹篓的鸡鸭蛋到场上卖了，没见她和别人相骂吵架。她和有十几年“骂龄”的王大娘和都开始讲话了。

    中秋节那天，她把麻大爷接来过节，这可是十几年都没有的做过的事。寨子的人都说二妹嫂变了一个人。

    两年以后，二妹嫂满40岁的那个月，她终于生了一个八斤重的胖男娃，哈哈哈！就取名叫“八斤”了，二妹嫂的丈夫见到寨子里的任何人都笑眯眯的。

   满月的那天，二妹嫂抱着八斤来到我们家，硬要我们两口子抱一下，说什么让我们抱后娃儿乖些好带些 （那时我们的第三个儿子也出世了）。他们还把那位“看地先生”接来办了一桌酒席酬谢他，还打发了红包。

     一晃几十年过去，八斤已经为人之父了。2006年我和翘妹子在县城见到了他，他和我们寨古冲的十几个年青人一样在县城做药材生意，年青人好热情，他们特意在大酒店请了几桌酒席招待我们。这些年青人中间算八斤长得最高大，就像他爹爹当年那样结实。我一望见他就想起了二妹嫂两口子，要不是他们当年作最后一“搏”就不会有八斤的今天。他俩虽然近几年都离开了人世，但他们的崽女都是儿孙满堂了。

说实在话，在农村那些年我不喜欢二妹嫂那样性格的女人，但我还是佩服她那鼓倔劲和蛮劲。

                                   珍秀嫂

      刚到农村的知青都盼望家里的来信，每到乡邮员来的那天都站在那里等。一天下午，我匆匆赶往高竹湾看有不有信来。我走在田间的小道上，迎面来了一位提篮子的大嫂，她牵着小女儿，那大嫂头发梳得很亮，衣服穿得很整洁，相貌长得几好看，我好像在那里见到过一样。

     她突然开口叫了我的名字：“陈晏生，你有一封信。”说着，从竹篮里拿出一封信。

     我连忙跑上前去接过信，我好奇地问：“大嫂，你怎么晓得我的名字。”

    “哟很冒晓得你的名子喔，你来噶个巴月了。“

   “你是寨古冲的么？”

   “我是上寨杨家湾的，我到高竹湾‘打三朝’遇到你们知青拿信，他们听我讲是寨古冲的就把信搭给我来了。”她说着，上下打量了一下我。

    “ 谢谢！谢谢！”我说完急忙撕开信看。

    “这有甚么好谢的，一个寨子的人多。”她说完便走。

       我一边看信一边跟在她身后走，她牵着小女儿走得好快，等我看完信她已经绕过了一道弯，我一眼正好望着她的侧身，嗨呀！这位大嫂越看越美喔，我想起来了，她有点像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芳林嫂，对！就像秦怡扮演的芳林嫂。她是我们队上哪一位汉子的婆娘呢？

      几天后，我晓得了，她是上寨冬来的婆娘珍秀嫂。冬来的长相和穿作都不像个山窝子里的农民，他爱到我们知青屋来玩，和章伢子玩得蛮好。听说他一直放松油，这些年没有干农业，穿作都不像农民了，他长得好英俊，知青们都说他和珍秀嫂配得好合适。

       一天，冬来又到我们知青屋来玩，他见我的那双皮草鞋蛮喜欢，说穿着放松油最好。我那时很好讲话，便将皮草鞋送给了他。

      几天后我路过他家门口，正好遇到珍秀嫂，她硬要到她屋里坐一坐，她说冬来正和几个老表在喝酒。冬来听到我说话连忙走了出来，硬把我拉了进屋，递给我一饭碗米酒。

      我第一次喝米酒，感觉味道很好，我喝了一碗他们又给倒一碗，一连喝了3碗。只听珍秀嫂说：“算了，莫跟他倒了，他还是个‘勒伢几’（细伢子）呗，醉噶冒好。”她说完把大块大块的野猪肉往我碗里夹。

      我们喝完酒后坐在火塘上扯谈，这时我才晓得珍秀嫂有了3个娃儿了。第二个是个男娃有3岁了，长得特别有味，一会儿爷爷抱着，一会儿奶奶抱着，可见看得好重。怪不得咯，老两口这辈子只有冬来这一个儿子，现在有了这么个可爱的孙儿能不看得重么。

      冬来可能喝多了一点，他从他娘手中抱过儿子，亲了又亲：“我的乖崽崽，今天晚上莫跟奶奶睡，跟爹爹睡好么？”

      只听那小崽崽大声说：       “我不跟爹爹睡，你睡着睡着又爬到娘那头和娘打起架来啦。”

   “哈哈哈……”老表们都笑了起来，爷爷奶奶也忍不住笑了。这一下珍秀嫂那白胖胖的脸刷就红了，头都羞得低了下来，我望着这时的珍秀嫂，觉得她特别美。美得越发像“芳林嫂”了。她没说一句话，抱起站在脚下的小女儿离开了火塘。

      第二年珍秀嫂又生了个女儿，她有三女一男了，她家娘身体肥胖，经常头晕，在家干活慢吞吞的。家爹负责队上一头耕牛，早出晚归，冬来照样在山上放松油，也是早出晚归。多一个娃儿多一份事，珍秀嫂整天背着娃儿屋里外的越来越忙了。

      她默默无闻地干这干那，她同那位二妹嫂的性格大不同，二妹嫂又要做又要骂，而珍秀嫂从来没听她骂过人，没见她和别人相过骂，连二妹嫂都尊敬她；大家都说珍秀嫂长相好，性格好，宽大量，为人好。

      农忙季节，插秧打谷，个个都邀她在一起干，她是队上的插秧能手，她的秧插得整齐，匀称。她还会“审相”，审相就是看哪丘田要从哪个位置动手插，在哪个位置插归原，这样插出来的田又好看，又见工。她审出来的相老农们都服行。

      又是一个插秧季节，珍秀嫂的肚子微微地挺了起来，但她仍然和她们那一组插秧的大娘和一起，每天挑着担秧到每一道田冲去插秧。

      收割季节到了，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但她还是挑着箩筐和大伙一道到各个田冲割谷，就在队上最后“收镰”（收割的最后一天）那天中午，她提着桶衣上到港边上来洗，一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了，裤裆里鲜血直流……

       要是别的大娘和流产在港边上，会遭到一些人的咒骂，因为港水吃水洗菜都是它。可珍秀嫂人缘好，没有人讲她的空话，只有她的家娘家爹及丈夫有怨气，因为这流产八个月的胎儿是个男婴。

      我和翘妹子结婚那年，珍秀嫂生了一个男娃，喔呀呀！那个冬来提着鸡到港边上剖的候，眉毛胡子笑得一巴焦哒。他爹爹更是喜得犁田的时候用那打山歌的腔调唱起《东方红》来了，他娘提着尿片到港边上来洗，走路都不摇晃了。

      珍秀嫂经常抱着娃儿到我们家来坐一坐，扯扯家常话，翘妹子和她特别讲得来。这几年来成秀嫂累瘦了，脸色也没有我刚见到她那时那么红润，可生了这个男娃后又长胖了。她平时不说多话并不是不会说话，她拉的起家常话来蛮有味。

       一天，她抱着两个月的崽崽坐在我们的火塘上扯谈，崽崽哭了，她解开衣裳把那又大又鼓奶子塞进娃儿的嘴里，一手指着娃儿的头：“只有他出世刚一落地，只听我家娘一声喊，‘吊鸡喔！吊鸡喔！好大一棒吊鸡喔！”

    “嘿嘿嘿……”翘妹子被她逗得蒙起脸块笑了起来。

       我也笑得痰呛了，因为从来没有听她讲过这么出味的话。

       只见她把娃儿换过手，将另一只奶子塞进娃儿的嘴，轻轻地拍拍娃儿的背：“冬来一听见他娘喊吊鸡一钻就进噶房来喽，二话冒讲扳开娃娃的胩裆用手电就是一照：“当真是吊鸡喔！吊把鸡吊喔！吊吊吊喔！我肚子痛得要死都冒问一声。娘崽一起就窜到鸡屋里抓鸡，撵得鸡满屋里飞。他公公赶忙又烧火，其实还正呷噶夜饭冒好久，抓来抓克抓错了，抓得只‘抱鸡婆’煮又冒煮得烂，害得我咬都咬不动，把牙巴骨咬痛咯……”

       唉哟哟！笑得我和翘妹子前赴后仰，好一个珍秀嫂，臭起丈夫一屋人不打稿子。她自己说着也笑了起来，笑得脸块通红。

       翘妹子望着她说：“珍秀嫂，你生了这棒崽后人长好个啦，红头发色的，你坐月子里吃了好多只鸡喔？”

      珍秀嫂摸了摸娃儿的头：“我搭帮我这崽崽，呷噶30几只鸡了，冬来和他爹娘都重男轻女，我生“连英”和  “满英”的时候，坐两个月子只呷7只鸡；生他每天呷一只鸡，还杀了好多鸭子。”

    “哈哈哈，你莫生女净生崽沙！”我故意逗她讲这么一句。

    “只你陈晏生的话讲得冒同世上，生崽生女依得自己就好喽。”她说着一边摸着崽崽一边笑，笑得那样甜。 她说完把崽崽抱了起来，抿了抿那丰满的嘴唇把话扯开了：“冬来和他娘每天早晨为争茅厕相骂，他娘一起来就要屙屎，蹲在茅厕好久都不下来；冬来就捡他娘一个样，从床上爬起来就往茅厕里跑，要是他娘比他快到一脚的话，靠得住要相骂。”

       她话冒讲完，我想起那个场面一定蛮出味。哈哈哈地笑了起来，翘妹子一边笑一边问“他娘崽骂些么子内容咯？”

      崽讲娘：“我娘每天蹲茅厕蹲得久，以后我要做个大茅厕给你，随你一个人去蹲。”

       娘在茅厕里骂：“我屙兜屎都屙不得啊，要受你们的压迫啦，要屙得急吗冒晓得早起点啦。”

      窝咳！我从来冒听过各好笑事，她讲得幽默，自己又不笑，逗得我两口子笑得咯咯的。

      我大儿子刚学会走路的时侯，珍秀嫂又生了一个女儿，记得那天，她挺着肚子牵着儿子到我们门口坐着扯谈，翘妹子问她要对鞋样版，她满口答起身就回去拿，说完就走了。

      一去好久还不见来，翘妹子想起她肚子这么大了难得走，就自己去拿。翘妹子回来时大声对我说：“你看珍秀嫂快不快，我刚进她的屋就听见娃娃叫，她就生噶哒，是我踩的‘生’，生个好漂亮女儿，珍秀嫂人好生崽都生得快些，一点都不受磨。”翘妹子说得好激动。

       山窝子里的人就是这种讲法，人好修得好，生娃儿就生得快，送子娘娘在保佑她。珍秀嫂有了二男四女了。就在这时期上面来了政策，上了五个娃儿的都要去结扎。有好些妇女不肯去，而珍秀嫂满口答应去结扎，她说这号政策早来几年就好喽，省的我们做女人的受磨。她是山窝里第一批结扎的妇女，尽管冬来和爹娘有怨气不同意，但还是犟政策不过。

        1988年我们一家人回寨古冲，珍秀嫂一下接住我们的行旅，硬要我们住在她家，我们见到她们家几代同堂好热闹，见到翘妹子踩生的那位满女长成了大姑娘，像她娘年轻时那样漂亮，比她娘派式足些，她毕竟不同些，她读高中了。

      我们回来后，我大儿子还经常和她那满妹子通信。她每次来信都向我们问好，很有礼貌，她还寄来了照片。我每次见到她的来信，就想起我第一次见到她娘的情景。说实在话，要不是她早早划了人家，我还真想她和我大儿子相好，成为我们家的人。

       2006年我和翘妹子再回寨古冲时，珍秀嫂已于两年前过世，听说是脑溢血病故。冬来见到我们眼泪就滚了出来，他说他冒哪一天冒想着珍秀嫂，寨子里的人都念着珍秀嫂。唉！好人啊，为什么不多活些年喔！

        金麦女人暂时讲完了，五妹，丙妹，冬妹，二妹嫂和珍秀嫂，她们善良、朴实、辛苦、泼辣、勤劳一的生，艰难地走完了她们自己的路，为的是一个共同目标----儿女！

                              金麦的学生们

      我在金麦这山窝子里当过几年民办老师，山窝子里的那些学生给我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回忆。夏悸姐当老师的时间最长，学生们都怕她，几位老师也听她的。因为她的水平高，会唱、会跳、会写；她还有主见，打得事开，有威信。所以，学校每年招收的一年级学生非得让她来教。要晓得，那些刚跨进校门的山娃子都跟得“天哑公”一样，随问么什都不知道。听听夏老师跟这些学生报名时的对话吧：

      夏老师手拿笔着，把一个女生叫到面前：“你叫什么名字？”

      那女生摇摇头：“冒晓得，我爹爹还冒跟我取名。”

  “ 你爹爹叫什名字？”

   “冒晓得。”

   “你这么大了，你爹爹叫什么名字都不晓得，未必冒听见别人喊过。”夏老师要发火了。

      那女生抠了抠后脑壳，大声回答：“我爹爹号做‘瘪瘪’”。

“   哈哈……”围着看的学生都笑了，因为“瘪瘪”是她爹爹的绰号。

    “下一个，下一个。”夏老师指着另一个男生：“你爹爹叫什么名字应该晓得吧？”

       男生用手往鼻子上一抹：“晓得，我爹爹号做‘暖坨’”

    “哈哈……”学生们又一阵笑，这“暖坨”又是人们取的绰号。我们这几位老师也忍不住了，笑着悄悄地走开。夏老师还是忍住了笑，继续报名……

        开学后每天都有学生迟到。有一天上午上第二节课了，一个男生才来，夏老师问他：“你为什么迟到一节课？”

        那男生鼓起眼睛回答夏老师：“我看我的娘妈梳头发去了。”

        夏老师忍不住笑了起来。下课后她回到办公室想起那学生的神态有味，伏在桌上笑了一阵扎实的。

        又一次，一个女生迟到了，夏老师发起火来了：“开学一个星期了，你每天都迟到，为什么？”

        只见那女生从书包里捧出一捧山核桃伸到她面前：“夏老师，我冒得甚么好吃的给你，我拿点核桃给你吃，明天我再摘点辣椒给你。”夏老师见那模样哭笑不得。

       就是这样一群新学生，经过夏老师几周的调教后，他们才懂得什么叫“规矩”，读完一学期后这些学生就听话了。

       其实，山窝里的学生还是很辛苦的，每天很早就要起来放牛啦，养鸭子啦，背着弟弟妹妹帮着做家务活等等。

       山里人早晨特别忙，每户人家都有四、五个崽女，生活都比较困难，能让个巴两个崽女上学就算不错了。所以，这些能上学的孩子还是很珍惜这份“学业”的 。尤其是那些高年级的学生，他们放学以后要寻牛，砍柴，扯猪草，做完家里“分配”的所有活儿后，才能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有的是利用早晨放牛的时间赶做作业。

       山里的学生都喜欢上珠算课，教珠算课是用棕绳算盘，我也是边学边教，每教完一课到第二天上课时,他们就打得很好了。我这位二不二的“老师”暗地里还要跟他们学，他们的父亲大部分都会打算盘，有的还是生产队的会计，是最好的辅导老师。

       我和学生一们一齐学会了加、减、乘、除法。学生们最爱听我讲故事，尤其爱听城里人的故事，他们很想了解城里人，他们最想看到火车、轮船和飞机。有时候他们提出一些古里古怪的问题：“陈老师，我在县城看见一辆汽车，它只有一只眼睛，其它的汽车都是两只眼睛，它是病坏的啵？”

       另一个学生接着说：“一只眼睛的汽车走路肯定要走得慢些，那差远了。”

       我听后真想笑，但我忍住了，我跟他们一一解释。

      学校每年都要参加几次文艺汇演，我们金麦小学演出的节目《我是公社护秧娃》、《为革命练功》、《风雨上学》，都在全公社名列前茅，还在全县文艺汇演中得过一等奖。

       排练这些节目时，夏老师要求特别严，她排编舞蹈动作难度很大。 但山窝子的学生们都很勤奋，很吃得苦。那些动作练了一遍又一遍，回家后他们还自己练，早晨放牛他们在田埂练，课间休息他们自觉地在操坪里练，硬练得达到夏老师的要求为止。

       我永远忘不了那样一个星期天，夏老师带领学生排练《我是公社护秧娃》的节目，这是由夏老师作词作曲、编排的一个舞蹈。从上午8点练到下午3点，我一直在他们周围监护，我见那些学生一遍又一遍地练得脸都白了。

       我们队上的一位学生走到我面前轻轻地对我说：“陈老师，你跟夏老师讲一声，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的肚子饿得不行了，我们到山上吃点茶泡再来练好啵？”

       我听后心里很难受，我跟夏老师商量后，夏老师宣布休息半小时后再排练。学生们听后“哦！”地一声跑出了学校，只往附近的茶山里跑。

      我有点不放心，便跟到茶山里看一下，可怜的天哟！只见二十几个男女学生每人各爬上一棵树上，手摘着茶泡直往嘴里塞。他们见我来了一齐喊：“陈老师，呷茶泡喔！”

       一个个的茶泡丢在我面前，我肚子也饿了，也跟着他们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好得这茶山的茶泡特别多，一会儿工夫就把这些学生的肚子填饱了。他们一个个从树上翻下来，他们选着又大又熟的带给夏老师她们吃，他们一窝风地跑到学校又开始排练起来。

       就快要参加文艺汇演了，夏老师宣布每个人都要穿白衬衣，没有白衬衣的要赶快置好。那次“赶场”正好是星期天，我在场上看见好几个学生提着鸡在场上卖。原来，他们家里拿不出钱给他们扯布做衬衣，要靠自己想办法，他们摘野果卖的钱还不够，只得将家里生蛋的鸡婆都捉来场上卖了。小小年纪真不简单，他们将鸡卖了后，又到供销社扯了布，再到缝纫店等着把衣做好才赶回来，从场上到金麦来回30里路，他们回来时天早就黑了。

       我们的《我是公社护秧娃》在全公社获得第一名，并选定参加全县的文艺汇演。老师们都高兴；学生们更高兴。有好多学生还没有到过县城，这次可以走出山窝子到县城去看看了。

      我那时在学校负责管劳动，我看到学校太穷了，搞任何活动都没有经费，学生们太清苦了。我和夏老师商量后决定带领学生上山砍柴，用卖柴的钱做学校活动经费。

      没想到这个主意很好。学生们砍柴很卖力，他们互相帮助，大同学照顾小同学，一个月4个星期天砍满了3拖拉机柴，卖得100多块钱。

     一个学期里我们用砍柴的钱买回了一台风琴、文体用具，还添了几十套舞蹈服装。后来到县城参加过几次演出，我们山窝子的学生不那么土气了，我们的节目赢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1977年初我们开始起搞“病退”，我们并不是有病在农村干不下了；也不是混不下去了。我们是考虑到我们儿女的前途，我们不想让儿女们再受我们这种苦。再说，知青“病退”不像招工那样讲“出身”，讲“政治”，我们不想错过这样一个难得的回城机会。

       病退整整搞了一年的时间，1978年初我们回城了。记得离开山窝子的那天早晨，我到学校看了一下，我用粉笔在我教了4年书的黑板上写了一段话，我要他们今后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我以后一定来看他们……

       汽车开动了，突然传来一阵喊声：“陈老师……陈老师……”

      我连忙叫司机停下车。只见整个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一齐追来了，他们围住了汽车。我望见我班上的学生们在流眼泪，几位老师的眼圈也通红的。

     “陈老师。你莫走，我们舍不得你啊！”我班最调皮的一个学生说。

       顿时，我的喉咙硬的像塞了一颗核桃，想讲句话硬是讲不出。我心里好矛盾，我实在不想离开他们。我实在舍不得他们，可我偏偏离开了他们。

       车开了，学生们一直跟在车后，只到看不见，我已泪流满面。

                                  乱谈金麦的老虎

      看到网友“去西奇”写的有关靖县老虎的故事，我也来讲讲我们金麦的老虎。 1965年我们刚到农村的时候，最喜欢到社员家串门子，我和老章最喜欢在老农杨政录家的火塘上烤火。杨大爷是个瘦小的老头，社员背着喊他的外号叫“朝天”，都说他年轻的时候胆子特别大，他用柴刀砍死过野猪，他用扮桶杠打死过一头豹子。他还捉得一只老虎崽煮着吃了，连虎骨一起吃了。所以他腰板骨硬，力气足，胆子大。他出身好，解放后他的儿子当了金麦乡的书记，1959年被撤职，但后来担任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他是队长的父亲，又是贫下中农，我们跟他走得最密切，每当我们问起他煮老虎崽吃的时候，他总是用手摸一摸嘴，抿笑抿笑回味说：“那个老虎崽肉嫩得好，鲜得好啊！”

       他还讲他捉老虎崽的经过：那是他做小孩子的时候，他们好几个勒伙计一起上山砍柴，看见一只老虎蹲在草丛里，大家都吓跑了，他连忙上了一棵大树。他见老虎撵他们去了，赶忙梭下树。听见草丛里有吱吱的叫声，他又跑过去一看，是一窝虎崽，有几只他没有看清，他抱了一只就跑，回到家就煮着吃了。

      从那以后，“朝天”这外好就喊出名了。他还说：后来老虎进寨子里来了，咬走了几头猪，还咬死一头黄牛。杨大爷那时70多岁，他说的是他十几岁的故事，那就是说一九零几年金麦的老虎是比较猖狂的。

      我们到记工员杨政金家记工，他说过“难关”（过苦日子）那年，他在山上捡得一头300多斤重的野猪，是被老虎咬死的。

      我们好奇地问：“你怎么晓得是老虎咬死的？你看见老虎了？”

      他的母亲坐在火塘上答腔：“野猪被呷噶一大腿肉，那个牙齿印就像出牛粪上的钉耙印。”她说完还用两个手指做起钩钩样子。

      杨政金又说：“我看见野猪时野猪已经死了，但一身还热。旁边尽是虎爪印，比水牛脚印还大。”那就是说，1960年老虎还在金麦的山上活动。

      1966年的春天，我们一行人到田冲里检查犁田的情况。当我们来到最偏僻的正冲头时，罗大爷突然一声喊： “你们快来看，这里有几个老虎脚印喔！”

      我们走拢去一看，真的有几只大脚印，比水牛脚印要长，要大，而且还有爪子印。老章说：“我在长沙动物园看过好几回老虎，老虎脚板就是这样子。”

      我也说：“我在动物园也看见过老虎，应该没错！”

      大家听我们两个知青这么一说，有点紧张起来。

      罗大爷又讲起他小时候陪爹爹到这里犁田，他家是一头大水牛，那水牛犁一个转又朝山上望一下；再犁一个转又望山上望一下。当他犁到田的另一角，突然从山上蹿下一只老虎。水牛立刻停住了脚，他吓得冲下了田，抱住他爹爹的大腿。

      老虎从田埂上走过，只隔他们几丈远，把放在田埂上的斗笠都踩扁了。水牛一直站着不动，硬等老虎爬上另一座山才肯走。听罗大爷讲完故事，我们都紧张起来。

       晚上，生产队开会时，队长一再嘱咐：“老虎又过我们这边坡来了，大家要小心。特别是耕牛不准在山上过夜，老虎咬了要赔钱喔！”

      那段日子，队上几位放松油的人都不敢上山了，我们也不敢上山砍柴，还听说隔坡的林源大队有知青看见了老虎，吓得不敢去“赶场”了。

       一年以后，社员黄透魁家的黄牛一夜未归。第二天只听见他在高坡界上哭：“卖屋啦！牛被老虎咬死啦！卖屋才赔得起喔……”。那头被老虎咬死的黄牛，他家赔了100多块钱，我分了5斤多牛肉呷。后来，我还和几个社特意到老虎咬牛的地方看了一下现场。那旁边尽是虎脚印，狗都不敢靠近，听社员说可能有虎的骚气。

       半年以后，听说七队的社员在芦冲装铁夹夹住一只老虎，老虎躺在芦冲口叫声震地。民兵拿着步枪，火枪赶往芦冲。还隔几十丈远老虎一声吼，吓得那些民兵只往树上爬，没有一个敢开枪，老虎扳脱了铁夹，扬长而去。

       从那以后，金麦就再冒听说有谁看见老虎了。看来，老虎在1967年就离开了金麦，有人说，是金麦修公路放岩炮把老虎吓跑了。我这乱谈就扯到这里了！

                                    再回二故乡

      1988年，我们全家5口人回过一次金麦。18年后我和翘妹子又回到金麦过年。那天，从长沙汽车南站开往靖州的卧铺车到靖州汽车站，天刚蒙蒙亮，我班上的学生龙怀青早已在汽车站等候。他现在很不错，在靖州火车站开了一家招待所，还承包了金麦“平下山”的数百亩造林山。

      他把我们安排在招待所最好的房间休息，翘妹子还是那老毛病，一坐长途汽车就呕吐。上午吃早饭时，我们队上的“元元、急急”都来了。龙运金也来了，他们是接到龙怀青的电话后特意来接我们的。

      他们陪着我们在靖县县城玩了几天，靖县的变化的确很大，新修的“梅林路”宽敞豪华。原来的西街热闹喧天，的士来来往往，公交车有好几趟，原来的那些“慢慢游‘早已取缔。

      我们来到靖州药材市场，当年和我们一起教书的“万万”在药材市场当起了大老板。还有江老师班上的学生杨昌武、杨昌来、罗永学等等十几个都在市场搞茯苓加工。他们都搞得不错。

      我们又来到老里坡的“靖宝市场”，龙道胜的儿子富平在那里买了房子，开了批发站，还有黄透要的儿子“贵长”、黄透华的儿子“长来”都在做批发生意，他们一个个都混得不错

      李大富的大儿子“寿春”在县城买了两层楼的住房，他和五队张一向的女儿张秀理（我班上的学生）结婚，现在几个儿女都长大成人了。他们请我们吃饭，正好李大富又来了，18年未见，他还是老样子，他老念着夏老师为什么不来。

      学生胡定英（会跳舞的元妹）接我们吃饭，她和寿春结成了亲家，她和张秀理总是讲，要是夏老师不回长沙就好了，再培养我们几年，我们跳舞肯定出名了……

       好热情的招待，好诚恳的话语，我们听得心里好舒服的。龙怀青太客气，将他们喂的猪杀了招待我们。他亲自操刀，等到“里手”黄透喜的儿子黄万里赶来时，猪已经被我们杀死，我帮着按脚提尾巴，热闹翻了

       猪修好后，按老规矩割下一大块颈圈肉，我亲自掌瓢炒了一大盆“船拐子肉”，那大片大片的肉吃起来味道还真不错。

       我们到了知青园，那碑上刻有我们的名字，还有夏春玲的名子，我们在县城玩了一天。我归心似箭只想快点到金麦，看看我们的金麦和老乡亲。

       回金麦很方便，我们队上罗仕茂的儿子开了中巴车，从靖州汽车站发车，一直开到我们原来的住处。中巴车一爬上那“偏坡”的公路，那个味道就来了，车上坐的都是我们金麦人。有龙道胜、甲兴、万兴、道金等等好熟悉的面孔。

       中巴车刚到“三拱桥”，我看见九队的龙运全，我高兴地喊道：“捡长，捡长——”，他跑到车面前看到是我，好高兴，连忙握住我的手。

      龙运金首先接我们到他家，那车上堆放着我买的糖果，都由我队的元元负责送到每家每户。我们从三拱桥下车，走进了李家寨。当年的仓库早已不在，旁边起了一栋新屋，门前站着一男一女，我觉得好面熟，忽然我想起来了：“你是大富的二儿子得春么？”

   “是的，是的”当他看清楚后好高兴的握着我的手：“陈老师，陈老师，你来了，进屋进屋。”

      他旁边的女人也喊我陈老师，我猛然想起来了，她是黄万仪（八妹），他俩是在读四年级时“对的亲”，现在已经是20多年的夫妻了。他们的女儿都跟他们一样高了。得春现在已经当上了金麦村的村长，他夫妻俩我有28年没有见面了。他娘龙立玉姐还是不出老，翘妹子和他们照了一张相。哑巴也站在一边看。

       我们在龙运金家住了一晚，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首先走到“一拱桥”上看了看，当年的发电站早已拆了，桥还是没有变，只是桥边的几棵大树都不见了，水也没有以前那么深了。

       我又爬上当年的学校，学校已经改建成砖砌的。位置还是在现地方，我围着学校周围走了几个圈，当年的情景在脑海里出现，好像就是在昨天，我想，如果时光能够倒转该多好啊。

       离学校十几米远处起了一栋新屋，我走到门前，听到屋里有劈柴的声音，我正在琢磨，这是谁住在这里呢？忽见坝上走来一个矮个子挑笼子的人，我走上前一看，认清了他是二队的黄万兵（我学生黄元和的父亲），我便喊他：“万兵，养鸭子啊？”

      “喔！养鸭子，哎，你是睐个咯？”

      “我是寨古冲的陈晏生呢！”我笑了笑回答。

      “娘哎，娘哎！陈晏生啊？你还认得我啊？”

      “哟恩冒认得你，你样子又冒变。”

         他连声道：“带各怪呀，带各怪呀。”

         我问黄万兵，这新屋住的是哪个？他告诉我是木溪覃云散的崽——明月。这时新屋走出一男一女，我看清了是明月。

        我对着他说：“明月，你还记得我吗？那个是甲英吧？”我早听说过寨贯李开富的妹妹甲英嫁给了覃明月。

     “喔！是的，你是睐个咯？哟很晓我两个的名字？”

       我指了指学校，“当年的陈老师，长沙的，还记冒记得？”

     “啊，当真是陈老师来哒。”他俩笑眯眯地跑到我跟前，我仔细打量着明月，长高大了，还是有点小时候那个模样。再看看甲英，长高了，还是像小时候那么漂亮，他俩一定要我进屋坐一会，我跟他们讲明白，我现在住在龙运金家里，大清早就起来了，他们还不晓得，过些天一定来，学生嘛！见到你们长大成人我就高兴了。

        我离开水坝，走到离三拱桥50米左右一栋新屋边，见到两个人在堆放木材。我定神一看，矮个子像九队“纪长”的弟弟“庚长”。

       我对着他问：“你是纪长的弟弟么？”他点了点头.

       我又说：“你以前是江老师班上的学生吧？同友友，银长一班是么？”

       他好奇地回答：“是是是—你是睐个——？”

     “我是当年的陈老师，还记得么？”

     “我一下还冒认得出，你长胖了。”

        我又问旁边的大个子：“你是金麦哪个队的？”

       “我是寨贯的。”

     “寨贯的，你姓什么？”

     “我姓余啊？”

     “姓余，是余贤忠?”

     “哎呀，你哟很晓得我的名字？”

     “我是陈老师，当年还跟你们讲过故事。”

     “哦！你是长沙的陈老师啊，我默起来了。”

     “你和他庚长是一个班的。对不对？”

     “喔喔喔！”他俩齐声回答。

    “你俩还打了一大架，贤忠的鼻子都被你打出血了，是我和江老师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你们扯开。”

    “是的，是的，我俩小时候是打了一架，陈老师，这30年前的事你还记得？你记性真好！”余贤忠好高兴的说。

       我望了望余贤忠那强健的身体，小时候的那模样一晃就出现在我眼前，那个时候夏老师最欣赏他的舞姿，他是比较出色的学生。

       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记性。1988年我回金麦住了10天，那次我没有见到过他们。现在算一算，1978年离开金麦，整整28年了，我还能认得出他们。怪哉！怪哉！怪只怪我对金麦人的印象实在太深太深。

       我和翘妹子在龙运金家吃过早饭，便走新寨冲翻过，打算进寨古冲。走到新寨盘脚，见有一个人在养牛，我一下就认出了，他是龙运金的弟弟“延长”。我大声喊道：“延长，养牛啊？”

     “ 喔！养牛，你们把哪里来？”

      “我们把长沙来，不认得认吧，我是陈晏生啊！”

      “喂——你是陈晏生啊，你老远瞅见我就喊我，你还记得我延长啊？”

     “记得哦，记得清得很哦，你婆娘细妹几还好吧？听说你的儿子立湘现在当村里的书记啦。”

     “是的，是的，”他笑眯眯地回答，露出那派整齐洁白的牙齿。

        翘妹子笑着对他说：“你婆娘细妹几以前是金麦最漂亮的妹子，大家都喊她是”转心白”啊。”

        延长笑得嘴都合不拢：“睐的，睐的。你们讲得好哦。”

        我俩走到新寨冲头，来到我智打眼镜蛇的茶山边，我站在那里默了好一阵子神。当年的情景在我眼前一幕一幕的出现，整整39年了，就像是昨天一样。

       我们走下茶山，来到大路上。忽听后面有脚步声，我回头一看，是龙立和啊，我看清楚了，没错，是他：“立和，你到哪里去？”

       我喊了一声，他望了望：“嗨呀！是周映乔——喂，还有陈晏生哒，好久来的哟？”

   “今天正来的，”我握住了他的手，他样子没有变，人老多了，他正好要进寨古冲，我们一边扯谈一边走，不知不觉走进了寨古冲。

       这下可热闹了，寨古冲的男女老少都围着我们问这问那。和我们一般年纪的人和老人，我个个都叫得出名字，只是那些下一班子人就搞不清了，再说他们模样根本不像农民，西装挺挺，头发都染黄色或棕色，姑娘更是穿得流行时尚。原来，他们蛮多是在广东打工，现在都回家过年了。

      在寨古冲40多天我们整天忙不赢，这家喊吃早饭，那家喊吃中饭，晚上又是另一家喊。最有趣的是每家都打发细牙子来喊：“公公，奶奶，睐我契饭咯。”好浓的金麦乡音啊，听起来格外亲切。我还亲手扛起粑粑锤打了一锅糍粑：

       寨贯李开富的儿子结婚，我们当然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酒席上，同金麦大队好多人都见了面，老的老了，瘦的瘦了。那龙立和的婆娘莲花牙齿全脱光了，要不是别人介绍，我真的认不出来。

        高竹湾万兴接我们吃饭，学生赵爱英、龙厂、龙本兴、莲英等等，都陪着我们一起吃饭，并合影。

        麦沙“告告”接我们吃饭，正好那天金麦村干部开会，我俩也参加了会，并合了影。四家湾龙道金接我们吃饭，并带我上山看了他造的几十亩衫木林，杨梅林。他讲：不久就要修水库，金麦除开1.2.3.4.队外，其它的队都得搬迁。搬迁到县城附近。但他们的山还归他们。我听了为他们高兴，金麦人的山永远属于金麦人就好。

       正月初四，龙运金再次接我们吃饭，我再次走进李家，我和龙运金爬上原来的防空哨，那里现在已长满了树，根本走不出来了。当年知青的屋已经卖掉，那屋桩地旁边，李大富的儿子“有春”、“迎春”砌了屋。

        我见到“路几”、“哑巴”。我见到”路几”时，想起大队当年开会，喊口号打倒刘xx时，路几哈里哈气说；“你们打倒刘少奇把饭鼎锅都打啦”

       向应福一听大怒，喊民兵用绳子将他捆住。他还连声道：“唉哟！你们咯咻哦！”

       路几并不出老，还是老样子，他还念到夏妹几为什么不来，她是“好过”得很咧。

       我们同德春，八妹一起吃饭。我见到眼前这两位学生，当年跳“我是公社护秧娃”时演一对，没想到演成了几十年的夫妻。

       我问他们：“还记得唱“我是公社护秧娃”那首歌么？”

       他们回答：“记不起了。”

    “那是夏老师自己作词，作曲编出来的歌。我唱给你们听好么？”我说完大声唱起了那首歌：

                                 《我是公社护秧娃》词曲 夏春玲。

      
       我是公社护秧娃呀，护呀吗护秧娃呀，手拿竹竿到田坝呀，到呀吗到田坝呀，青青秧苗随风摆啊，随风摆，保护秧苗责任大，责任大。
      小鸡小鸭小麻雀呀，小呀吗小麻雀呀，想来田里吃谷芽，吃呀吗吃谷芽呀，我挥动竹竿赶开它，赶开它，保护秧苗责任大，责任大。

           哎——我是公社护秧娃呀——
           齐唱： 护秧娃呀，护秧妹
           手拿竹竿到田坝——
           齐唱：到田坝呀到田坝——
           红太阳照着我的红领巾——
           齐唱：照着红领巾——
           照得一片好庄稼，照得一片好庄稼。

       我刚好唱完，他连声道：“喂，陈老师，你还记得咯清楚的哟，听到这支歌，就像见到我们的夏老师了。”

         我笑了笑说：“我再唱一首葵花朵朵向太阳。”

       《葵花朵朵向太阳》词曲   夏春玲。

         葵花黄，葵花香，葵花朵朵向太阳，党是太阳，我是花，颗颗红心向太阳

        我们看望了李大富的大女儿开凤。她不幸被汽车压伤，一只眼睛根本就睁不开，肿起好大，神智也不太清楚。我叫她，她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夏老师。我见当年活泼可爱的开凤，现在成这般模样，心里好难受，我安慰她好好养病，同时又嘱咐龙道文（我班上的学生，和开凤结为夫妻）要好好照顾她！

        我们离开金麦的那天，德春开起乡政府的吉普车送我们。

         寨古冲全村人都来送我们，放起了鞭炮，整个寨古冲热闹喧天。

        我们承诺：等水库修好后，一定来看望大家。

        吉普车一直送我们到县城，在“药材市场”的学生们，在西街大酒店定了四桌酒席为我们送行。他们讲：只要我们愿意回寨古冲养老，他们可以号召全队人每户出一根树，为我们砌一栋新屋，龙怀青当场承诺：屋砌好后，房里的一切由他负责，我们只管进新屋里住就行了。

       听他们说得这么认真 ，这么诚恳，我们好感动。我望着这班子学生，现在都长大成人，个个都有能力，个个都爽快。他们现在是金麦的精英，村干部都是他们。他们盼望水库早日修好，他们可以在水库搞旅游行业，砌避暑山庄，他们心里早有盘算了。

       金麦的山永远是属于我们金麦人，金麦的水永远是我们金麦人的水。我深信：金麦水库修好后，金麦会更美，更实惠，金麦人一定过得更好！

                              金麦村的人啊

       2006年，我又回到生活了13年的金麦，金麦的山、水、人都是那样的亲，我一住就是两个月。听金麦人说这里就要修一座水库，有一大半的村民要迁移。我听后心里很舍不得，我留恋金麦的山和水。

       回来后，在湖知网上看到夏悸姐发来的帖子，她很关心金麦，她跟我一样在金麦干了13年，她要我写一篇文章，介绍一下金麦情况。于是，我便写了一篇《再回二故乡》。

       文章的最后我写道：金麦的山永远属于我们金麦的人……我相信金麦人往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这是我一个老知青对金麦人的祝愿。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家来了几位金麦村的代表，为首的是我当年的学生龙怀青，他们是来省城上访的。

      龙怀青对我说：“靖州县政府不按中央和省的文件办事，未经省国土资源厅和国务院批准，就征收农民的基本农田，这是违法行为！”

      我听后，一时不知怎样回答他。

      他拿出一叠光盘：“地方政府搞土政策，强行移民，强行拆屋，还殴打村民。这些事实光盘上都有。”

      听他们这一讲，我还有点不相信。他们把光碟摄相在我家里一放，我的天哟！看到那2008年6月9日的摄相，大水淹了金麦的好几幢房子，被淹的村民无家可归了。

      再看2008年6月29日的摄相：数百名公安、民兵手拿警棍强行拆屋，还将几位村民按在地用脚踢……唉呀！我们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问他们这是谁帮他们摄下来的，他们说是请人偷偷地摄的。当时被公安发现了，派了十几名公安围山来抓，他们偷偷地跑了，这回将摄相带到了长沙。他们要以这事实为依据，到省城来告状。他们还想请我们知青来帮一帮他们。

       我看到光碟里的金麦人被打，被捆，房屋被强行拆除的的镜头，心里很不是滋味，很气愤！靖州县政府是这样对待我们金麦的村民，太不应该。祖祖辈辈生活在金麦的人，要他们迁移，要他们离开他们的山和水，田和地，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强行手段呢？难道就没有其它的方法吗！

       我立即将这事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知青网。金麦知青可夫、彭姐、夏悸等知青很快就跟帖，他们都感到气愤。可夫看到他们队上他熟悉的社员被打的镜头气急了，他当天就帮他们刻了好多张光碟，发给我们金麦知青每人一张，要大家来造舆论。

      可我们湖知网有这么一个规定：凡是涉及到有关政府部门的帖子都不准发表，我的帖子发上来几个小时就被删除了，我作为湖知网的一名老网民还是能够理解。

      我同他们讲明白，我们知青网上不能谈这事了。 他们也理解，便找到省信访办，信访办接待了他们，要他们找省移民局。他们又赶到移民局，移民局局长在电脑上一查，“金麦水库”没有在他们局里挂号，属地方上的水库拆迁，不属他们管理范围。他要他们找水电八局，他们又只好赶到水电八局。谁知水电八局的保安不让他们进去，说什么头头们不在。他们像被踢皮球似的踢了几处地方，都气恼了火！

        最后，他们一致决定：到北京去上访！

        几天后，我接到龙怀青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们已将有关材料交到了信访办，他们会马上回靖州，他说到了靖州后会来电话告知情况。

       我一直等他们的电话，半个月过去了，还不见龙怀青的电话来。我打他的手机总是关机。我再打电话给住在县城的龙运金，他告诉我龙怀青被关起来了。

       半个月后龙怀青一行又来到长沙。他说关了我半个月，我出来照样还是要上访，为了金麦人大多数村民的利益，就是坐几年牢我也要讨个说法。征用农民的基本农田要经国务院批准；要迁移要按省里的文件办事，按县里的土政策我们金麦人是决不答应的！看来，金麦人这次不搞赢是不肯罢休的。我当时嘱咐他们要上京上访就要按法律规定，切不可莽撞。

       就这样，几个月来他们连续上访，北京、长沙、怀化他们都到了几次。工夫不负有心人，中央领导人终于批文了。靖州县的县长、县委书记都给调离了。换了一班新领导，他们对金麦人的态度好了些，答应了他们以前提出的那些要求。

      我多么希望县政府和金麦人能互相理解，双方配和，达成协议，妥善解决问题为好，俗话说：“船能过，渡能过。”就行了。

      我还是这句话：金麦啊！我的二故乡。我只希望你们今后的日子越过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