扉页              

                                父亲魂归故里            

  ......我们来到凤凰，在黄永玉家里商量有关先父骨灰迁葬一事......

                                          序

                                                                                          夏悸

       在荷兰收到晏生短信，说他要将近三年发表在湖知网的文章编在一起，出本个人文集。他要我为文集写序言，这可有些难煞我也。晏生如今可是网络红人，妙文不断。我担心写不好而影响了他，所以推辞再三。最后经不起他说起了13年我们在一个大队生活，一个学校教书又一起病退回城的共同经历，写罢！知晏生者，也莫过於我了。

      晏生15岁下乡，既无知识又不是青年。只是因为他是湘西王陈渠珍的儿子，所以被赶到了偏远的靖县。在那个山窝子里，他学会了一切农人能做的事情。在那个山窝子里，他娶妻生子苦熬苦扎13年，仅仅只为了活着。然而，那山里人的朴实，山里发生的故事和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刻在了他的心上。

      好不容易病退了回来，压在他身上的担子一点也不比在靖县轻。过度的劳累操心，让晏生显得比同龄人苍老。但是只要靖县乡亲来，不管自己多穷他一定热情相待。知青中熟人中有困难，他再忙再苦也必将出手相助。

      终于孩子们都大了，晏生也从单位退了下来，日子慢慢地好了一点点。三年以前，晏生从来没有写过什么文章。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了知青网，看到了很多当年的知青朋友们写的东西，他兴奋，他激动。那些山窝子里的人和事，一个个一件件鲜活了起来。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提起笔就写。不会打字，就让孩子们帮他将文章打好发到知青网上。朋友们的鼓励让他越发地不可收拾，干脆自己学打字，后来呢，就有了这短短的几年100多篇的好文章！

      是朴实艰难的生活，给了他深刻的记忆；是乐观向上的精神，让他在最苦的生活里品味着甘甜！是金麦的人情山水赋予了他创作的源泉！他用笔，用心，用笑，用泪在书写着过去。用的是最原生态的语言和方法，写的是实实在在的知青生涯。

       陈晏生：一个重情重义的铁汉子，一个朴实无华的知青作家。

                                 我与父亲陈渠珍

        2006年11月，我加入了“湖南知青网”，我在"靖县乐园"和"天下知青茶座"发表了好多篇知青回忆文章。我下放到靖县的山窝子里十几年，结婚生子，有好多受苦受累的经历。我写的帖子很多知青看后都热心跟帖，在跟帖中最引我注意的是知青们都称我为湘西王的公子。我很感激大家对我如此尊重，但我这位"公子"实在太可怜。我写下“我与父亲陈渠珍”这幅帖子让大家来了解了解我。

       最近，知青夏悸从荷兰将我父亲陈渠珍著作《艽野尘梦》发在了知青网。接着，李政协兄又发来转贴“想读艽野尘梦”。张猫兄又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网发来了“事关艽野尘梦”的美文。"靖县乐园"的超级版主呵呵，又从"红网"转来"乱聊艽野尘梦"及钟叔河先生的"想读艽野尘梦"等文章。

       我读后被知青的友情深深感动！父亲生平我不做详细介绍，因为我确实对他不了解。在“百度”上一搜索，就有数十篇文章做了详细介绍，而且都是来自文史资料。我这里只是想介绍一下我与父亲相处的日子。

我与父亲只有一年零四个月的“父子缘”。这是一岁半的我。    

      1949年11月7日父亲在凤凰起义。

 之后，便住进沅陵行署。1950年4月10日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当年10月我出生于沅陵，父亲为我取名陈太稚，又名晏生。我晓得父亲嫌我出生太迟，也来得太晏。

      现在人们说我是湘西王的公子。可怜我从来没有过一天湘西王儿子的生活。父亲用省人民政府发给的工资抚养了我一岁零四个月，便离我而去（1952年2月病故于长沙麻园岭）。我与父亲的“缘分”就是这短短的一年零四个月，我不可能对他有印象，更不可能有所记忆。父亲死后真说得上是两袖清风，未留下半点财产，连家里用的家具都是向旧部下借来的，家里真说得上是一贫如洗。可怜我母亲带着我和4岁大的哥哥相依为命，苦度光阴。那些年母亲靠帮人洗衣服，选猪毛，锤石头来维持生活。

       1958年母亲参加修京广复线后才进了一家民办工厂，每月24元工资一拿十几年。生活上的困苦并没有压倒我们母子三人，只是那精神上的压力把我们压得喘气不赢！

       1962年《擒魔记》问世后，街邻街房都知道我是湘西王的满儿子。因《擒魔记》中把我父亲写得一文不值，寸功毫无。这种影响特别大。那街邻们一见我就问：“老八”，你是湘西大土匪的儿子，你爸爸讨好多老婆你晓得啵？”我听了脸无地色。还有些见我和哥哥一起去读书，总要指指点点：“各就是湘西王第八个老婆养的崽，老七，老八。”我们一听这些话，头都不敢抬，加快步子赶快走开。

       湘西王儿子的绰号传到学校，有些调皮同学不喊我陈太稚，叫我老八，叫我八爷。有些同学还说我父亲是枪毙的。有时和同学发生口角，那同学就会说：“你这土匪儿子有什么资格当中队长！”我一听这话不敢再做声了，我甚至连红领巾都不愿意戴。当时我年幼不懂事，我恨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我还想不通：解放后父亲任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府颁发了任命书，上面有毛泽东的签名：

   他还出席过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毛泽东、贺龙还宴了他，并与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合影：

    而《擒魔记》的作者周赤萍为什么要这样写。未必是中央弄错了？要不就是周赤萍对中央的做法不满？

       1965年，我下放到靖县才算摆脱这湘西王儿子的“丑名”，我改名叫陈晏生。没有人晓得我是湘西王的儿子，我在靖县过了13年的“安宁”日子。

       1975年，我将家里仅有一本《艽野尘梦》给夏悸看，因为我小学毕业，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我看不懂。夏悸耐烦地看完，便帮我点上标点符号，我这才慢慢地啃完父亲留给我的唯一“遗产”。

       1982年，中共凤凰县党史办出版了《陈渠珍》一书。我看完此书后才真正了解父亲。我明白父亲并不像〈擒魔记〉书中写的那样一文不值（《擒魔记》的作者周赤萍1973年被定为林彪死党。那时我才明白，他原来是这样一个乱写乱编的人）。

       而且我还晓得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事关父亲的生死：1951年1月5日，毛主席给中南局并湖南省委的电报时加写了一段话：陈渠珍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于被动。

    原来，父亲起义后，当地政府还想将父亲镇压，上报到中央，被毛主席保了一命。在这里，我要感谢一声：伟大领袖毛主席救我父亲一命的大恩大德。

       1999年，凤凰又出了一本传记文学《湘西统领陈渠珍》,这书讲得更详细。我得知父亲经营湘西几十年还是为湘西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他在湘西办工厂、办银行、办教育、有好多知名人士都在父亲部下任过职，贺龙元帅和我父亲还有些旧交情，滕代远少年时还到过父亲府上，父亲还接济了他兄弟二人。

      从《沈从文传》(美国作家金介甫著)得知父亲治理湘西有方，最繁华时把湘西治理得：“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而现在还有人骂我父亲是土匪王，我是这么认为的，有哪个土匪办教育、办实业、办银行......如果定他为“土匪”的话，那中央人民政府为什么要任命一个土匪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呢？由此类推，省人民政府委员是“土匪”的话，那么，给他颁发任命书的最高上司又如何称呼？这是值得深思的。

       父亲一生先后担任过护法靖国联军第二军军长，湖南第一警备区司令，湘西巡防军统领，北伐军左翼军副司令、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三十四师师长，湘西绥靖公署主任、新六军军长、中央军委会中将高参等职。是国民党地方军政长官，最后的定性是土匪？是军阀？看来，只有让历史来定了！
       在“百度”一搜索，有数十篇有关父亲的生平、简介，内容大部分是赞美他的。看来，父亲一生的确为湘西人民作了一些贡献。特别是他生前著作《艽野尘梦》1982又由四川成都出版社出版，1999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又再版。

       凤凰是我的老家，到现在我还没有去过一次，主要原因是我们没有祖屋。我们的祖屋“廖天一庐”有数千平方米，数十间房屋。解放后县政府几个单位在里面办公，后来又将房屋改建。这祖屋是父亲生前捐献了？还是县政府没收了？或者是改造？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过有关的文字根据。

       父亲也算是凤凰四大名人之一，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他们三人都有故居，惟独我父亲陈渠珍：国民党起义将领，湖南省政府委员，全国第一届政协委员连故居都不留一间，这是从道理上、情理上、政策上这都是讲不过的。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就有两百多万，为解放战争取得胜利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功劳也不算小，也算是人民的功臣！

       也曾听人说过，起义就是投降叛变，起义是两方都瞧不起的军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公平的。兵书曰：歼敌一万，自损三千。起义就是为千万生灵再免遭一场战火涂炭；起义就是识事务知大局。

       父亲当年起义就是为了让无辜的湘西百姓从此摆脱匪患，摆脱战火硝烟，过上安稳的日子。父亲起义对得住湘西人民，对得住凤凰古城及乡亲父老。父亲的起义对后来湘西军人的起义是有很大的影响；为当时一部分还主意不定的国民党将士及匪首指明了一条出路；同时也为解放湘西各县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不是《擒魔记》书中写的那样“寸功毫无”。
       凤凰现在旅游事业搞得红红火火。为了赚钱发财，连影视人物“钻山豹”的屋都冒了出来。凤凰县明明是和平起义的，怎么会有个跟解放军血战到底的“钻山豹”住在了凤凰城，这真是天下最大的笑话了。这也是在歪曲历史，是在给和平起义的凤凰人民脸上抹黑！是给世界闻名的凤凰古城抹黑！

       有人问我：“你父亲曾经是起义将领，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府委员，你这做儿子的是否享受过什么特殊待遇？按党的政策你们未成年的子女，政府应该抚养到18岁……”

       我听了苦笑一声，从解放到现在，从来没有人过问过我，更谈不上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小时候被人骂土匪崽子骂得有；受了数十年的牵连和冤枉气，到现在才受气受得少一点了。

       文革期间，凤凰一位“红鼻子”户籍到长沙寻到我家，手指着我母亲骂：“好啊！你们原来躲到这里来了……”这位红鼻子户籍说我们是躲到长沙来的。这真是胡说八道！我父亲是省政府委员，一家人都是由省政府安排到长沙的，他红鼻子偏偏要说我们是躲来长沙的！这就是当时的那种乱世道，典型的乱人，说出的乱话！

       现在没有人骂我们“躲”了，也没有人敢当面（背后骂就难免）骂我们一家是土匪崽子。有人说我是湘西王的公子，我就是这样一位仅仅读了6年书，15岁就下放到农村，在农村干了13 年，回城又轮到下岗，现在连退休工资都没有的“湘西王公子”。

       但不管怎么样，我作为陈渠珍的第八个儿子，因陈渠珍是我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历史的一页早已陈旧，但桌上的笔墨尚未凝干，日子还是照样过。生活就是这样，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应该带着乐观的心情去活，要热爱生活，尤其到了晚年，更要珍惜生活，珍惜自己能留下来的宝贵生命，过好每一天！这就是我位所谓湘西王“公子”对知青们讲的心里话。几十年来，我是怎样度过的，请看下一篇：

                                                            童年琐忆----扯麻糖

                                                                    2007年5月

                          童年琐忆——扯麻糖

       我们小时候住在下麻园岭的大院子里，每年到了不冷不热的季节，就听院子外面有人在叫卖：“扯麻糖哦，扯麻糖哦，分钱一件的扯麻哦。”    

        有一天，听到卖扯麻糖的喊声，院子里的细伢子都往外面跑，有的拿着牙膏袋子；有的拿着破铜烂铁，还有的问爸妈要了一分钱。一会儿他们都回到了院子，手上都拿着扯麻糖，有的把扯麻糖扯长，横中咬一口，有的把两块扯麻糖夹在一起，扯长了再揪几下，嘴里喊着：“你们看我的扯麻糖像糖饺子啵！”

       有的把扯麻糖放在嘴边细细子咬一口，又放进衣口袋，隔一阵子一下又拿出来咬一点点，还有的吃得嘴巴边上、鼻子下面、鼻涕浓上都粘着芝麻，口里还在不停地唱：“欠呷沁甜，冒得呷的可怜！”

       我那时站在妈妈的脚盆旁边，妈妈一边洗衣服一边对我说：“我八崽乖，听话，下回妈有钱了就会跟你买，你莫看着别人呷，看别人呷东西最丑了。”

        我很听妈妈的话，见他们吃扯麻糖的时候，我就隔他们远一点。等他们都吃完了，我再和他们一道玩时，时时闻见芝麻香，我很喜欢闻那芝麻的香味，我也很想尝尝扯麻糖是什么味，我只望我妈妈有钱。

       一天中午，我正在院子里玩，忽然又听到卖扯麻糖的喊声，我连忙把我早藏好的墨水瓶寻了出来，我见卖扯麻糖的大哥哥走远了，连忙追了出院子，大声地喊：“兑扯麻糖！兑扯麻糖咧！”

       那大哥听到喊声回过身子往院子里来了，我高兴的跑了过去，双手将墨水瓶递给他。他接过墨水瓶一看，脸一垮，将那墨水瓶往地上一摔，转身就走了。我望着那摔得粉粹的墨水瓶发呆，好一阵才离开。

       傍晚，经常要妈妈洗衣的那些人来了，他们又拿来了脏衣服，妈妈把一叠叠洗干净的衣递给他们，他们掏钱给妈妈，我看见一角钱、五分钱、两分钱……妈妈接过钱：“谢谢!谢谢!”地说着。

      我见妈妈手里有钱了，摇着妈妈的手：“妈，明天给钱给我买扯麻糖呷好么？”

     “好好好，明天买扯麻糖呷。”妈妈满口答应。说着叫了一声六哥：“老六，你拿这一角钱去打点洋油。”六哥接过钱，拿着洋油壶走了。

       “老七，这两分钱给你明天买圆笔了。”七哥接过两分钱，笑得嘴都合不拢，把钱夹进书里面。

       我只望快点到明天，到明天妈妈就会给钱买扯麻糖呷。明天到了，我好早就起来站在了大院门口，我只望着买扯麻糖的人快点来喊。

       妈妈比我起得还要早，她泡好了两脚盆衣服，已经在菜园里浇菜了，我们吃的菜都是妈妈自己种的。我妈妈每天晚上选猪毛，上午就洗衣服，早上就在菜园里忙。她见我站在大院门口，晓得我是在等卖扯麻糖的人来。她喊我：“八崽，快过来，卖扯麻糖的人要上午才来。”

       上午，我一直站在大院门口等，可那卖扯麻糖的人总不见来，我等啊，等啊，等到七哥放学了，卖扯麻糖人还不见来。下午，我照样在大院门口玩，我只想听见“扯麻糖哦，扯麻糖哦。”的喊声，可我等到带饭去读书的六哥都回来了，还听不到卖扯麻糖的声音。

       又一个明天，卖扯麻糖的还不见来。再过了一个明天，还听不到卖扯麻糖的声音，我失望了

       妈妈去锤石头了，她临走时再三嘱附我不要到院子外面去玩。我听她的话就在院子里玩。忽然，我听到院外有卖扯麻糖的喊声，声音越喊越大，我忍不住跑出了院外一看，只见围着好大一堆人，有大人，有细人。只听两个卖扯麻糖的人在大声喊：

                 扯麻糖啦，扯麻糖啦，

                 分钱一件的扯麻糖啦。

                 细伢子呷哒不流谗啦，

                 大人子呷哒不骂娘啦。

                 解放军呷哒解放台湾！

        哈哈哈！只听得围着的人都在笑。好多细伢子买了扯麻糖，边吃边笑。唉呀！可惜我妈妈不在家，我好气，又好欠呷。一起玩的华伢子、喜伢子两兄弟，用牙膏袋子兑了两件扯麻糖，他们好高兴，边呷边笑，对着我说：“老八，你回去拿牙膏袋子来兑沙。”

        我说：“我屋里是用搽牙灰漱口，没有牙膏袋。”

      “问你妈妈要钱来买沙。”

      “我妈妈锤石头去了。”

      “问你爸爸要钱沙。”

      “ 我爸爸早就死了。”

      “喔！是的，你没有爸爸。”

        这时候，有两个院外的细伢子走到我面前，用手把扯麻糖扯得好长好长对着我：“扯麻糖，扯麻糖，扯得你妈妈一样长。”

        我一听他们骂我的妈妈，我好气愤，我想打他们，但他们都比我高，只怕打他们不赢。我只好慢慢地走回家，我坐在门槛上，想着想着哭了起来，越哭越想哭，哭得满脸都是眼泪，我只望妈妈快点回来。

      后来，再听到外面喊卖扯麻糖时，我不再去看了。后来，再后来，没听见买扯麻糖的喊声了，听大人说，扯麻糖是用粮食做的，不准卖了。我想吃的扯麻糖就这样一直没有吃到口。

                          童年琐忆——蒿根粑

       童年没有尝到扯麻糖的味道，入学校门后就更加没有看到扯麻糖影子了。读一年级的时候，天天能听到喊“大跃进”的口号，上课的时候我们最爱听老师讲“过共产主义”这句话，老师告诉我们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每人每天国家会供应几两肉、几两鱼、几两糖、几斤水果……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听得我们张开嘴巴笑，我们只望共产主义快点来。可不久，那位讲“过共产主义”的老师变成了“右派”，她不再为我们上课了，每天要她打扫学校和扫厕所。高年级的一些学生还对着她唱：

                           右派右派像个妖怪，
                           当面说好背面破坏。
                           社会主义对你不起，
                           提起美国真啦欢喜。
                           这是什么，是坏东西。
                           要是他不改，把他扔进垃圾箱里去！

     那位老师总是低着头，不再说话了。说实在话，我那时候有点恨那位老师，因为她骗了我们，记得她讲  “过共产主义”，每人每天供应几两糖的时候，我举手问过她：“胡老师，有扯麻糖么？”

       她笑了笑回答：“有！扯麻糖、水果糖、白糖、红糖、你想吃什么糖就有什么糖。”
    “还有好久过共产主义”有的同学问她。
    “就快了，就快了。”她边说边扬手，要听得入神站了起来的学生们坐下来听。
       她讲话就是不上算，等到我们读二年级了还没有过共产主义，吃的糖却越来越少了，买饼干吃都要凭计划买了，还是盐饼干。饼干虽然是盐的，但唱的歌还是又甜又好听：“一九五九年啦，真是个跃进年。人人扛着大红旗，赶紧赛过五八年。敢说，敢做，又敢想……”

     那时候要敢说、敢做、又敢想。结果，想来想去想出个“苦日子”来了。这苦日子一过就是三年，这三年里我最难忘的就是“蒿根粑”。蒿根就是蒿子草的根，把蒿根砸碎拌上稻谷粉做成粑粑，吃起来又香又软。（稻谷粉是用稻谷碾碎的细粉子，比糠粉要好些，那时由粮店里供应，一斤粮能买五斤稻谷粉。比净买米吃要合算些，至少每餐能吃得饱些）。记得我头几回吃我妈妈做的稻谷粉粑粑，吃起来有些卡喉咙，屙起屎来好费劲。

      有一次我在公共厕所屙屎，蹲在旁边的一位中年男子，一边屙屎一边骂：“这个糠粑粑呷不得，屙起屎来比生崽还难些。”

      我回来后学给妈妈听，妈妈笑得眼泪水都出来了。从那以后，她就带着我和哥哥到铁路边、菜土边去扯蒿子草，她说她是乡下人，小时候吃过蒿子根做的糠粑粑，吃后屙屎不费劲。真的，我们吃了几餐蒿根粑后屙屎轻松多了。

      蒿子草不要花钱买，到处都有扯的。用一斤稻谷粉，掺进一斤左右砸碎的蒿子根，能多做出几个粑粑来，粑粑可以放点盐，想吃甜的可以放点糖精，刚蒸出来的蒿子粑是深绿色，那股香味还蛮好闻。那时候妈妈进了一家民办化工厂，每天干的活就是推碾子碾石膏，劳动强度大，每餐只有几两米的饭吃。我总是听她说，推碾子推得一两个小时后，肚子就饿了，肚子一饿推不动，脚就有点打跪了，这时候吃一个带来的蒿子粑就能坚持到下班。
      每个星期天，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到五黑路的菜土边，陈家湖的铁路边扯蒿子草，虽然路程离家远一点，但那里的蒿子草长得肥些、根粗些，还可以扯到一些禾藤草啦、野芹菜啦，野菜等等，这些都可以当菜吃。我们三娘崽总是早出晚归，中午就吃带来的蒿根粑粑。

      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哥哥到学校搞活动去了，我和妈妈到河边上铲杉木皮，堆放在河边上的那些杉木栋子，用菜刀把树皮铲下来，运气好能铲上满满的两箢萁，烧杉木皮蒸出来的蒿子粑格外香些，又省煤来又省钱。妈妈对我说:“我们没有钱的人，就靠自己勤快些，这里省一点，那里省一点，一个月就熬过来了。”怪不得妈妈要我们省，她那时每月只有24元工资。那天运气好，铲树皮的人不多，我和妈妈两把菜刀铲，铲了一大担，妈妈的肩上工夫行，一担能挑七八十斤，我还用皮带捆了一捆。

      我们正准备回家，忽然一个铲树皮的大妹子在喊：“你们过来看啊，这里躺着一个人，只怕会死了，他爬了几下都爬不起来。”随着喊声，我和妈妈走过去一看，树堆边真的躺着一个中年男子汉，他的脸又瘦又长，右太阳穴有块好大的疤，脸色惨白的，一身骨瘦如柴。

     “这是个叫化子，经常看见他在新河面粉铺里讨东西呷。”站在我旁边的一个细伢子说。

      “阿耶！早几天我还看见他在农业社的那潲缸里拈菜老壳呷。”站在我妈妈旁边的一位中年妇女在说。

       那个喊我们看的大妹子对着我妈妈说：“我刚才看他张开嘴巴出气，好吃亏的样子，想站又站不起来。”

       我妈妈走上前去，对着他问：“你是肚子饿啵？”

       那汉子点了点头。想说什么又讲不出。

       我妈妈从口袋掏出用报纸包好的蒿根粑递给他：“你吃啵？”

       那汉子接过蒿根粑大口大口地咬了起来，几家伙就把那法饼大的蒿根粑给咬完了。妈妈望了望我： “八崽，把你的那个也给他吃算了。”

       我听后连忙从衣口袋里掏出蒿根粑递给妈妈。妈妈接过蒿根粑，把报纸打开又递给那汉子。那汉子接过蒿根粑又大口大口地咬了起来。大家都看着他把两个蒿根吃完后，见他摇了几下身子，慢慢地伸起腰，坐了起来。

       站在我妈妈旁边的那位中年妇女轻轻地对我妈说：“他是饿狠了咧，这一下没事了，你看啰，他脸色都没有先头那么白了。”

      大家都走开了，各自铲各的衫木皮去了。我们比他们来得早些，妈妈挑着她那一满担，我背着那一捆，我们先走一步了。我们路过新河饮食店，妈妈放下担子，从口袋里掏出二两粮票和一角二分钱，要我到里面买四个烧卖。我高兴极了，因为我好久没尝过烧卖的味了。

      我和妈妈各吃两个，我咬在口里舍不得吞一样，慢慢细细把它吃完。快到家了，听到有人在讲：“明天28号了，可以买下过月的粮了！”我一听又高兴起来，每个月的28号是我们最盼望的日子，买得“跨月粮”回，就能煮一餐饱饭吃。我高兴得跟着邻居的一伙细伢子唱起当时最流行的歌来：

                               我有一粒蚕豆，
                               呷得两三天咧。
                              还剩半粒，呷又呷不完咧……

       这边刚唱完，那边马路传来一阵喊骂声：“菜场里的人，开后门，投机倒把第一名。烂白菜，卖五分，烂豆角，卖八角；烂南瓜，卖人家，好南瓜，留自家，拿起回克做粑……”大人子听得笑哈哈，都说骂得好！菜场里的人是应该骂！

       晚上，哥哥写作文，题目是“我们要勤俭地过好苦日子”，妈妈一听就念了起来:“过苦日子就过苦日子啰，又甚么过好苦日子咧，苦日子还要加个好字干甚么咧？听到这‘好’字就烦躁！”

       一路上她对我们说：“一个人只要勤快肯做，随走到哪里饿不死，好吃懒做的人迟早会吃亏。”

       妈妈的话我记住了，还记得很牢！我就是凭着一双勤快肯做的手，在农村结了婚，还干了十三年，养了三个儿子。

       蒿根粑的味道我也记牢了，但我不再想去吃它。

                                  金麦的岁月

                                 我们组里的知青们

                                            
       1965年的秋天，我们由长沙浏阳河路办事处下放到靖县铺口公社金麦大队插队落户。那年我刚满15岁，分配在金麦大队寨古冲生产队。我们知青组共6人，两男四女。寨古冲是金麦大队山最多、树最多、田最多的生产队，也是最偏僻的生产队；整个寨子被山团团围在中间，是个实足的山窝子。但寨古冲的风景特别美，尤其是我们刚到时正遇金秋季节，山上的景色又迷人又实惠：有大颗大颗的板栗，金黄色的柿子，清香的野梨，紫红色的葡萄，还有含大量维生素C的猕猴桃，它们那别致的色彩、独特的香味使我常常抽出回忆的丝缕，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那些年的知青生活。
       我们知青住在半山中的一块大坪地里的一幢老木屋里，坪中有桃子树、柿子树、橙子树、核桃树、梨子树，还有一棵碗盆粗的大剪子树（桎木）。据说，这棵剪子树有几百年了。离“剪子树”二丈多远立着一栋老木屋，楼上楼下共六间房。

      听老农说，旧社会土匪在这老屋里杀人分赃，大白天没有人敢靠近老木屋。有一年正月间，从外地来了三父女进寨子讨糍粑，父亲打着竹板，两个女儿边走边唱走地走进了老木屋。

     几天后，寨子里人好像没有看到他们三父女出寨子。又过了几天，还没有看见三父女出寨，几个胆大人推开老木屋的楼门一看：可怜的三父女喔，全死在楼板上。两个女儿一身被脱得精光，眼珠，奶头都被老鼠咬了......
        解放后，有一对夫妇住进了老木屋，在这老木屋生了一男一女。主人不知何因上吊而死，她妻子拖儿带女改嫁到屋脚下井冲的一户人家。从那以后，没有人敢住老木屋了。

      有人说，白天都能听到在老屋里板壁、柱子打得啪啪地响，晚上更是响个不停。那些老农们还讲得古怪，旧中国的鬼和新中国鬼在里面打架......老木屋鬼打鬼，瞅了你莫悔。
      自从我们住进老木屋里以后，四位女知青整天嘻里哈拉，唱歌利哒；我们两个男知青也爱吼爱叫，拿着斧头和柴刀在坪里剁剁砍砍。夜晚，我们六个人都要坐在煤油灯下学毛主席著作；写学习心得，订红专规划，表决心；如何如何要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要安心在这里扎根一辈子。
       组长李妹子高中毕业生，20岁了。她长得清秀漂亮，说起话来娇声娇气的很惹人听，她会写，会说，又会画。她的钢笔字、毛笔字写出来好有气派，像男子汉写的字。她很求上进，就因家庭出身“教员”，下农村前她多次写过入团申请书都没入。到农村后入团还是没有她的份，但她还积极向团组织靠拢。

      他知道我出身不好，很关心我，要我写入团申请书，彻底背叛家庭。她喊我做弟弟喊得好亲热；我叫她姐姐也叫得有蛮甜，我俩还真像亲姐弟一样。但我还是没有写过一份入团申请书，我心里有数，那“地主”两个字太难看，太难听。我这癞哈蟆还是莫想天鹅肉吃为妙，我牢记母亲对我说过的话：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多动手，少动口。

      副组长章伢子，初中毕业生，家庭出身工人，18岁。他头发长得密，胡子黑又粗，性格倔又犟，个子单单瘦瘦，脾气很暴躁。他口里总是说：伢子就要有伢子的气概，要敢做敢当。在其他三个妹子面前他俨然大哥哥的样子.

      张妹子才14岁，小学都没有毕业 。“张思德”的“思”她读成“恩”，但她个子长得高大，发育齐全，臀肥乳壮，走起路来胸脯挺挺的，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一样。来农村才两个月就长了31斤，她算知青中最肯长的！妇女每天出工她喜欢喊：伯娘咧！出工哒咧！

      刘妹子比张妹子的年龄还大一点点，显得比她还要小些，还要娇气些，干粗活细活都比张妹子差劲些。她的个子矮，身胚小，她喜欢唱歌。一边走还要一边唱，《越南有个小姑娘》这首歌，她从头（四段）可以唱到尾。他爱笑，可以一口气笑几分钟久，笑得唉哟唉哟的喊还要笑；他还爱哭，一哭起来，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一个个地喊着哭。唉呀呀！小组的人总是被她逗得哭笑不得。

       黄妹子比刘妹子只大一岁，但做事说话都能干得多；她是小组最会当家、又最听李组长话的人。她有劳动力，听说在长沙她帮爹爹拖过板车，一次能拖一千多斤重。她的头发都是黄色，讲话声音又老又粗；但她讲出的话总有道理，个个都服她。我最羡寞她们的是：她们三个的家庭出身都是贫农！

      15岁的我个子虽然不大，但我还是有点劳动力，尤其是挑担子比她们四个妹子都行，因为我14岁就当了“土夫子”。我和章伢子最喜欢上山砍柴，有事无事往山上跑，回来从不空着手，不是背根柴，就是砍块枞膏。

      我们的衣服脏了她们帮我们洗，衣服破了她们帮我们补，干重活我们两男的主动干，六个人相处得很好，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小组被评为“红旗小组”，李妹子还出席了安江地区知青代表会议。
  

      我们住的老木屋光线特别暗，每间睡房都黑漆漆的。我们白天都喜欢坐在外面，吃饭也好，扯谈也好，都是坐在门外堆放的木柱上。大白天的木屋时时传来敲木柱、打板壁的声音。起初我们还以为谁在房里没出来，但每次一数，六个人都在屋外，等我们一起走进房里，响声立刻没了。胆小的刘妹子总是喊着：“我怕，我怕。”

       我们将此事跟社员们讲了后，社员慢慢地敢到老木屋来了。李妹子组织年轻社员来老木屋学唱歌，学跳舞。老木屋里日夜热闹起来，那敲木柱子打板壁的声音也没有了，大概那些黄鼠狼被我们赶跑了吧，半夜的土鹰声也渐渐地少了。但老木屋的楼上堆放着队上的茶籽、桐籽、山核桃。老鼠就爱在晚上出来捣蛋，它们踢核桃，滚桐籽，咬茶籽，搞得壳咯壳咯地响。唉呀！半夜总是被这些小畜牲给闹醒，真的不习惯啊。

       还有一桩不习惯的事就是夜晚起来屙屎尿。要晓得，我们山窝子里的茅厕是用木板做的，人们称它为粪庞桶。粪庞桶为圆形，高两尺，下底直径两尺五寸，上底直径两尺，上面盖上活动木板，板中间挖上一个连狗脑壳都拱不进的椭圆形孔。搂起裤子要跨上这两尺高的粪庞桶还很费力，人对上面一蹲，没有一点“眼法”还屙它不正。

       我们两个男知青屙尿就不必往上跨了，可苦了那四位女知青。记得个子最小的刘妹妹，第一次屙完尿下来时，一脚踩空了麻扑一跤，把脸都绊青了。她硬是气得搂起裤子，张开嘴巴哭了一阵子好的。

       这粪庞桶难上，我们两个男知青屙屎干脆躲在屋背后的的大树底下屙，反正没有人看见；那几位女知青屙屎尿也可能偷偷地屙在屋的四周了，因为住进这老木屋半个月时间，粪庞桶里还没看见几堆屎尿。

    “这样不行，在农村没有大粪肥料怎么行！”管知青的储社长晓得这事以后，对我们说。

      他还说：“毛主席亲手定的农业八字宪法的第二个字就是‘肥’字，可见肥是多么的重要！”

      老队长也说：“队上做秧田要大粪，种油菜麦子要大粪，你们自己种菜也少不了大粪，这粪庞桶多上几次就习惯了吗。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都是用这粪庞桶。”

      有位老农讲得还有趣：“我在山上屎尿都胀到屁眼吖子门口了，我都要憋得回来屙在自家的粪庞桶里，你们扳开手指头算一算啰，100斤大粪交给生产队有40分工，当得一个全劳力出四天工。”

      老农的话讲得有理，不算不知道，一算嘿一跳！我们大家仔细一算：我们6个人每天人均屙屎尿5斤，就有30斤。全部屙进粪庞桶里的话，一个月就有900斤粪。折工分-----四九360分工。每人当得出六、七天工。一年当得做两个月工，这都是自己屁眼里屙出来的工啊，哈哈哈！大家算得笑哈哈。

      大家商量定了，从现在做起，不再把屎尿屙在外面了，白天尽量憋住回来屙进粪庞桶里。我特意写了一块小木牌子挂在茅厕门边，牌子上两面分别写着“有人”、“无人”，这样，省得用咳嗽来打招呼。

      章伢子用木板钉了一个踏脚板放在粪庞桶旁边，上下方便多了。晚上屙尿用东西接住，白天再倒进粪庞桶里，虽然劳点神费点力，但还是划得来。

      老木屋的晚上更加阴森，谁都不远意愿到茅厕里跨粪庞桶。她们四个女的把洗脚的洋瓷盆拿进了房里，我和章伢子把那一担粪桶放在窗户底下，我们经过几次反复“试屙”，终于将它放到了适当的位置。

      那时我们每餐都是吃些辣椒汤和酸菜汤，队上照顾我们，分了30斤黄豆给我们做菜吃。煮黄豆，炒黄豆，辣椒焖黄豆，吃了后总是胃气胀，肚子胀，屁眼胀；水也喝得多，尿也特别多，屁也特别多。

      白天，大家出工在外面还好一点，一到晚上响声就热闹了。尤其是睡到半夜里，楼上的老鼠滚得核桃、桐籽“壳咯壳咯”地响。我们被响声闹醒后就要屙尿，我俩都是站在床上，扯开木窗门，抠出“武器”对准粪桶位置就屙。尿滴得粪桶里哒哒地响，半夜里的响声格外清脆。

      那边的女同胞也毫不示弱，她们用洋瓷脸盆接尿。先是发出铛铛铛的响声，后来又发出梭梭梭……唰唰唰的响声。

      尿声一停，屁声又接着来了。我们这边房里的屁打得嘣嘣嘣地响，我说章伢子的屁响声像往楼板上筐了一箩核桃响；他骂我的屁声比扯了三尺布的响声还响得长。

      那边房的屁声虽然秀气一点，但也连连不断，比我们这边的响声还维持得久些。偶而，还传出几声敲破锣的响声......

      楼上的老鼠搞得壳咯壳咯响；楼下各自的房里尿声响，屁声响，哒哒哒……梭梭梭……唰唰唰……嘣嘣嘣来哆哆哆......真的热闹极了！

      我们的粪庞桶里屎尿越来越满了。到春耕做秧田季节时，我们知青交出的大粪数量在全队第一！我们真的屙出了几百分工。

                                老木屋里  “捉贼”

       眼看快过年了，我们赶场买回了年货，还煎了一大钵子猪油，打算煮一餐糥米猪油饭油油肚子。当晚，我们把刚煎好的猪油，油渣子都放进碗柜，关好了柜门。

       睡到半夜，我迷迷糊糊听到一阵吱吱吱的挤门声，火塘屋门像是被人打开。紧接着又听到开碗柜门，好一阵子又听见有刮得门响的声音，又听见有脚步声出了火塘门。

       清早起来，我们走到火塘屋一看，火塘门敞开着，两扇碗柜门也敞开着，里面放着一大盆猪油全光了，连油渣子也没有了。
      黄妹子说：“我昨晚听见有人挤门，又听到开碗柜门的声音，我怕做得声。”

      组长李妹子说：“我也听到火塘门响，我以为是你们俩出去解手。看来，昨晚是有人进来过。”

   “莫大惊小怪，自已吓自已，有我老章在，天大的鬼我都不怕，今晚我就要守着这个贼抓。”章伢子说完把火枪一举，他是给大家壮壮胆。其实他心里也有点怕，我听到出，他说话的声音在颤抖。

      当晚，我和章伢子坐在床上，连鞋袜都没有脱。他握着手中的火枪，我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握着砍刀，我们在这里等着这个贼或“野人”的到来。

      我们把每间房的煤油灯都吹熄，这时的老木屋静悄悄的。没等多大一会儿，火塘门就开始响了：“吱吱吱.....”一声声，门被推开，紧接着只听得碗柜门开得响。

      章伢子轻轻地翻下床，我也紧跟下了床，他摸到房门边。我大拇指使劲一推，手电筒亮了，他扯开门冲出堂屋，又往火塘屋里冲，我打着手电紧跟在后。我把手电筒一照，火塘门敞开着，碗柜门也敞开着，再看那预先放的那半碗核桃油也被打翻，油流得满地都是。

      我俩迅速冲出火塘门，我把手电筒往前一照 ，在那棵大剪子树旁边，好像有一黑影在移动。我俩走过去一看，什么也没有。我把手电筒四周一照，没听见任何东西，我们只好回到老木屋。

      第二天，我和章伢子各挑着一担谷，到木山会村盘的水碾子屋去碾米，临走时章伢子嘱咐几个妹子：万一回来晚了要打枞膏火来接我们，因为山路不好走，又有七八里路。

      我俩将米碾好以后，见碾旁有风车。于是，将米全部箱好，米是米，糠是糠，我俩分担好；糠是泡的装不下了，章伢子脱下一条长裤，将裤脚捆好，把糠灌满挂在扁担上。

     我俩慢慢地回到屋时天已黑了，只见门上一把锁，我俩估计她们一定是去接我们去了，她们肯定走大路，没碰着。我俩连忙将米放好，章伢子顺手将那裤子糠挂在堂屋的梁上，因为他怕老鼠咬糠，他那条长裤还是他下农村时才做的，还算一条新裤。

     我俩必须去追回她们，我挎上柴刀，拿上手电筒，他还背上火枪。我俩快步地走着，等我俩赶到水碾屋还不见她们。原来，她们又走小路寻我们了。我俩又赶忙走小路追；赶回来时，只见四个妹打着火站在门外不敢进去，刘妹子边哭边说：“吊颈鬼，梁上吊着个人"。

       我一听就明白了，连忙说:“那里么子吊颈鬼洛，是章伢子的裤装哒糠咧。”

       章伢子接过火把，推开大门一看：“啊也，各是像吊颈鬼咧。”说完哈哈一笑。

       黄妹子发脾气了：“你们是这样吓人，会吓散魂咧。”

       李妹子严肃地讲：“现在有社员讲这老木屋吊死了人，你们偏偏用这家伙吓人，开玩笑要有分寸！”

       章伢子连忙解释决不是有意的。张妹子气愤地她走上前，把那裤袋子糠用力一扯：“随放得哪里都要得，偏偏要挂得梁上，这跟吊颈鬼有么子区别咯。”说完把那一裤袋糠往门弯里一丢。

      只刘妹子还在哭，因为是她打开的大门，是她第一眼看见这“吊颈鬼”，近一段时间她本就吓哭了几次，这一下又吓得有个边了。

       我和章伢子越望着那裤越好笑，她们踢着那裤袋也跟着笑了起来。

       半夜里，我被一阵“刹、刹、刹”的响声惊醒，章伢子也好像听见了，但我俩太累了实在不想起来。天亮了，我们打开房门一看，火塘门又打开了，箩筐里的米少了一些，我们估计那“家伙”昨晚又来过。

       又到天黑了，我和章伢子坐在床上，他拿着火枪；我拿着长砍刀，我们一要抓住这“贼”，妹子们也没睡，都拿着柴刀和手电筒，我们“严阵以待”。

       火塘门又开了，碗柜门又响了。我和章伢子轻轻地下了床，一冲就出了门，我们打着手电筒一照，火塘里没有东西，我们追出门外，看见剪子树脚有东西在动，我再仔细一照：看清了，原来是坪脚下罗家细长家的那只大母狗，它不慌不忙地走下坪，直往家里走去。喔！抓来抓去原来是这条“贼”！
        我俩跟着进了细长的屋，他一家人还没睡，还有两社员围着火塘边晌火。他们见章伢子板着脸，提着火枪气冲冲地走进来，不知何故。章伢子抢过我手中的手电筒，往他家的每张门照了一下，对细长说：“你们家的狗这几天偷吃我的煎猪油，偷了我们的米，今晚又来偷，他跟得人一样。”

       细长是个很老实的人，连忙说：“对不住，对不住，我那狗娘婆饿相得很。”

       紧接着李妹子也带着三个妹子进来了，听说是他家的那只狗偷东西，才松了口气。

       另外一个社员说：“这老母狗，偷东西怪吓人的，还会开门。”

    “就是咯，我们还以为来了贼呢。”黄妹子说。
       细长还忙着给我们道歉，可他那婆娘嘴巴就讨嫌了，她笑眯眯地望着我们讲：“这下好了，我的狗不愁没吃的了，它吃惯了每天都要吃，嘻嘻......”
       我们听了这话，又见她那得意的模样，又气又怄走出了他家。果然中了细长婆娘那张嘴，那老狗天天围着我们老木屋转，白天只要一大意，他就钻进了屋，偷吃我们的米、糍粑、糠、菜等等；它见吃的就偷，它老奸巨滑，防不胜防，最气人的是它居然把我们刚分来的十二斤过年肉啃了一大半，剩下的粘得一团灰，气得我们要死。

      我们打又打它不着，我们追到他家里，细长婆娘还得意的笑着说：“你们打得到它，就让你们打着吃，你两个男人就吃那狗娘的x，多吃几口狗x，骚得好，野得好，好寻几个妹子睡觉。”
      我们被她这又气又怄的下流话气得要死，我们下决心，一定要打死这条狗。有几个社员对我们说，这条狗是一条狗精，我们家家户户都被它偷过，你们不打死它，莫想住得安宁。

      我们同队长讲了这情况，队长也气愤，因为他家的猪潲长期被它偷吃了，喂的猪总只能吃半宝。最可恨的是细长那傻里傻气的婆娘，她见我们一回还要怄一回，一开口就是：“你们想吃的老狗娘x还没吃到口啊......”她还赌章伢子打得着算你有本事。章伢子被她怄得眼睛鼓起好大，他在寻找机会。

      有一天，机会来了。章伢子同罗家细伢子玩得好，那细伢子答应将狗套住。这天一早，我和章伢子躲在他家牛栏屋旁边，只见那细伢子悄悄地将绳子套在那狗脖子上：“老章，套好了！”随着他的喊声，章伢子一钻就出来了，一手接住绳子。那老狗一见不妙，甩头挣扎，章伢子眼明手快，双手握紧绳子，一甩就是几个圈，就像那铅球运动员摔铅球一样“啪”地一声，狗摔倒在路脚边，它拼命地挣扎，但绳子越锁越紧，只见它四脚在弹......

      章伢子将绳子递给我，拿着预先准备好的木棍，走到路脚边，对准狗头一顿乱打，这一下，细长婆娘子吓哭了。她边哭边骂：“你当真的打喔，我是讲哒好玩的哟！”
      章伢子拖着死狗往老木屋里走，他脸惨白的，嘴角上都起了白泡子。他一边拖狗一边骂：“你赌我打的，你赌我打的......”
     到寨古冲的头一年三十夜，我们就是吃那狗肉过的年，因为他偷吃了我们的过年肉，我们只好吃它的肉过年了。有社员说我们知青太霸道，一个畜生偷点东西吃算什么；也有社员说打得好，这“狗精”偷东西像人一样的开柜门，吓了好多人，只有长沙人才有这胆子，打死活该！省得再吓人，为寨子里除了一大害。

                                  老木屋里的哭叫声  

       阳雀开始叫了，“娇归郞，娇归郎”地一声比一声叫得清脆。春天来了！寨古冲的春天特别美，松杉青翠，鸟语花香，蛙叫虫鸣。有一天清晨，我们都有没有起床。突然，从屋前面发出一声惨叫:“喔啊！喔啊！”

       接着从屋侧边又传来一阵娃儿哭：“哇呀......哇呀......”哭得好凄惨！
       只听见女知青在屋里喊，哪个在搞鬼。我把小木窗户一开，章伢子连忙喊一声走，过去看一下。我俩连鞋都没有穿，匆匆闯出木屋。我俩围着木屋寻了一个圈，没见任何的东西，只听见井冲里传来几声狗叫，我们往井冲望了一望，也没有见什么。
      上午在田地里干活，我们把早晨发生的事对社员一讲。“是鬼叫啊，是鬼啊？”杨家伯娘说完好紧张的样子。

       阳雀叫了，鬼也跟着出来了。”罗家大爷讲得那么的认真。

     “赶忙扯支桃子树刷刷身子，屋前屋后都刷一刷啰。”罗家二娘告诉我们这法子，说什么鬼最怕桃子树。我们不信那一套，我们就要看看这是么子鬼！
      几天以后，我们刚好上床，突然屋前又传来：“喔啊！喔啊！”的叫声。我用拳头对着板壁“蹦”地一下！章伢子大喊一声：“有本事就莫跑！”说完，我俩冲出了房门，我打着手电筒一照，木屋周围什么也没有。我们回到木屋里嘱咐妹子们：要她们跟社员莫提这件事，因为，我们有了“新计划”。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和章伢子各扛着一捆柴刚走到剪子树旁边，突然老木里传来一声哭叫：“我的弟弟唉.....你死得好遭孽喔！”哭得好伤心哦。

      我和章伢子把柴一丢，连忙往老木里跑；我们听出来了是刘妹子的哭声。我们走进她们的房一看，李妹子她们都在，她们扶着刘妹子，她们都在流眼泪。

      原来，张妹子下午去拿信回来，刘妹子家里来了信：讲了她弟弟被汽车压死的实情。这件事瞒了半年，他父母不想再瞒了。天天在念着弟弟的刘妹子，做梦都没想到他弟弟半年前就离开了人世，她如晴天霹雳，哭得好伤心。

      李妹子她们一边劝也一边哭，我是个见不得别人哭的的人，见人一哭眼泪一滚就下来了。章伢子到底坚强些，他要大家莫哭了，他把灯点燃，把火烧燃开始煮饭，把大家叫到火塘里坐下。

      晚上，大家左劝右劝总算劝刘妹子吃了一碗饭。睡觉时，四个妹子把床拼在一起，让她睡在中间。可怜的刘妹子一直哭到半夜，这半夜好像没听到其它的声音，就只有她的声音。

      白天在田里出工，刘妹子又哭了起来（她一个人呆在老木屋害怕）。社员也劝她不要哭了，那些老奶奶都来劝她，她们的劝法不同：说什么一个人的命天老爷定好了的，你再哭也哭不回，哭坏了身子，死了的人还难受；莫让死人在阴间再受苦......没想到她们这么一劝，刘妹子真的没有哭了。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上茅厕解手，突然听到一声尖叫：“我的弟弟......”我吓得一惊。我知道是刘妹子又发梦癫了，这些天她每天半夜都哭醒了。我平时胆子算大的，但这一回不知为什么特别害怕，我一个人蹲在茅厕里，看看四周黑漆漆的山和天，又看着这老木屋，我想起社员同我讲起老木屋吊死人的情况；还有那讨糍粑三父女的模样；最近又听到说大剪子树下还砍死了两个“银匠”的故事；说什么土匪们将银匠从木屋里砍起，一直砍到剪子树脚,讲得吓煞巴人。我从茅厕回到床上，硬把被子抱住头，好久好久胸口还在跳。

      十天半月过去了，刘妹子总算熬了过来，不再发梦癫了。她写了入团申请书，听说下一批入团肯定有份；她这次得知弟弟死后一直安心农村，没有闹情绪回城，入团是她日夜盼望的事。因为我们小组还没有一个团员，她慢慢地露开笑脸了。
      又是一个半夜，我被一阵娃娃哭声惊醒，章伢子也醒了。我俩按“新计划”轻轻地下了床，轻轻地走出房门来到堂屋的窗户边。娃娃哭声在堂屋右边；左边又发出“喔呀！喔呀！”的喊声，同上一回的哭喊声相似。

      章伢子把火枪架在窗户上，我把手电筒一按燃，章伢子一扣扳机：“蹦”地一声！我俩不慌不忙地打开大门走出木屋。走到坪中间，章伢子对天打了第二枪，我俩放开喉咙：“抓鬼啊！抓鬼啊！”一边喊一边用柴刀在旁边的牛圈上狠狠地敲，喊得森人。我们相信寨子里的人都听到了，但没有一户人开门出来看。

      第二天上午在田坝里出工，社员都围在我们身边，都说我俩胆子大，撵着鬼来打，长沙人硬要不同些。大约半个月以后，生产队的劳动力都在覃大个子家开会，突然，从坪脚传来一阵“咳咳”的叫声。接着又传来一阵“哟哟哟”的两种叫声。隔了一两丈远，叫声一呼一应往冲外走。

   “鬼叫，肯定是鬼叫”。绰号叫和尚哥的杨大爷说。

　   绰号叫土地公的黄大伯讲得还有趣：“鬼被知青撵下坪了，撵走了。”

    “拿枪来打一枪。”有人在喊。覃大个子真的端出火枪，走到大门前，对着叫声“砰”地一枪！叫声立刻停止了。
      那些日子，章伢子买了两斤火药，在老木屋旁扎起个靶子，出门砰一枪；回来砰一枪，晚上也砰几枪，老木屋周围日夜能听到枪响。章伢子扬言，只要抓住了鬼，像打细长家那只狗一样活活打死它。
      组长李妹子在生产队开会时上讲了这厉害性，他说这一定是阶级敌人在搞鬼，这是一场新的阶级斗争，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她能说会道，讲得条条是理，会场鸦雀无声。

      从那以后，老木屋再也没有听见哭叫了。这件事在我心里总是个谜，我不相信有鬼；肯定是有人在搞鬼，这人究竟是谁呢。（十年以后，我才弄清这场鬼叫之事。原来，房女主人嫁到井冲后，怕我们老住着她家不走，特意叫儿子和叔子一起故意吓我们的。后来见我们这么不怕事，又动枪，又是阶级斗争，他们也再不敢装鬼叫了。他叔子后来和我玩得好，才讲出出这个秘密。  我听后，骂他们不知天高地厚......）

                                    过年呷泡茶 

      
   　到金麦寨古冲过第一个年的大年初一，我吃上了靖县的特产——泡茶。记得那天早上，我到杨队长家拜年，刚一进屋，队长的婆娘就递给我一碗蜜饯茶，我抓出那碗里的一片蜜饯左看右看。雕得好精致，像龙又像凤，我硬是舍不得吃，一口气把那碗糖豆吃完，把蜜饯放在手上玩来玩去。逗得在场的社员哈哈直笑。他们连声道：“呷噶它，呷噶它，再拿几片干的把你玩。”我这才把那片半干半湿的蜜饯扔进嘴里。啊呀！好甜啊。
      接着队长婆娘又递给我一碗水泡“人生米。上面还飘着红红绿绿的油炸干饭子。碗中放着一片船形状的小竹片。我见大家都用小竹片子搅了搅，也学着样拿着小竹片当调羹搅了搅，我吃了一口，味道蛮不错。 它比水泡“人生米”好吃得多，吃到口里还不溶化，有盐味、辣味、五香味。我一口气吃完，放下碗连声说：“多谢了，多谢了，不好意思！”说完便走。

       队长连忙追出来：“还呷一碗，还呷一碗。你冒呷得习惯呗？”

　   我回过头来：“好吃好吃！多谢！多谢！”我要把这好吃的东西告诉其他的知青们，要他们也去尝一碗。

      当我回到屋里把这些事跟知青们一讲，他们笑着骂道：“你这睡懒觉的家伙，我们先呷噶回来哒咧！”原来他们好呷在先。他们还告诉我，这里的习惯是大年初一不呷饭，净呷泡茶，呷一天。他们正在商量到哪些社员家去拜年。
       最后决定我和章伢子两个先到杨家湾拜年，女知青到罗家湾拜年，兵分两路。我们寨古冲生产队分杨家、罗家两大姓。共有二十几户人家，我和章伢子首先从杨家界上的杨政金家吃去。在他家各吃了一碗蜜饯和泡茶后，便走到杨政银家里。从杨政银家里吃了以后，又到杨政高家里吃。从杨政高家里吃完又往杨政得家里走。从杨政得家里出来，再到政字辈的最后一户杨政贵家里。
     “政”字辈的吃完了，开始到“通”字辈家里吃。我俩先到杨通富、杨通福家各吃了一碗泡茶后。又到他们儿子家“光”字辈屋里一走。先走进杨光全家，在他家我俩就不敢吃泡茶了，因为肚子已经涨得鼓鼓的了，各吃了一杯蜜饯茶。便到他二哥杨光顺家，在杨光顺家各吃了一小碗泡茶，章伢子跟他解释清楚，我们肚子实在装不下了。他那婆娘长得好漂亮，又贤惠。她笑眯眯地对我们说：“实在吃不下了，就莫罢蛮，莫胀坏肚子。”说着抓了几把葵花子给我们。

       从他家里出来站在三哥杨光炉家门。实在吃不下了，我俩都不敢进去了，还是站在门口喊着：     “光炉，拜年了，拜年！”

       杨光炉从房里走出，一定要我们进屋里吃碗泡茶。他再三拖拉，我俩实在犟不过，便慢吞吞地坐了下来。我指着喉咙说：“我们的蜜饯泡茶已经吃到这个位置了，实在不能吃，再吃就只能含在口里。”

　   他见我们讲得这么实在，便拿着香烟：“呷纸烟，呷纸烟，烟一定要呷一根。”我们接过烟来，他为我们点上火，这是我第一次吸烟。
      从杨光炉家出来，还有两户杂姓屋里没进去，一户是黄透魁，二户是覃灯强。我俩站了一阵，肚子越来越胀，老章讲：“我要屙屎哒。”

　   我也说：“我肚子疼了好久，快忍不住了”

      我俩干脆翻上杨家屋背，爬到“冲方”的茶山里，蹲了下来。痛痛快快地屙了一大滩。从茶山下来，肚子舒服多了，便又走进了黄透魁家吃了一碗蜜饯茶，到覃灯强家吃了一碗泡茶。这样，一上午总算把杨家湾的每家每户都走到，都呷到了。

      我俩回到老木屋里，只听见几个妹子在争茅房，“快点屙咯，我要屙哒呢。”

    “赶快！赶快！我肚子疼得厉害”

    “等我先屙咯……”只听见唧唧喳喳闹个不停。

      我忍住笑，骂她们：“哈里哈气，蠢呷只呷。”

    “宝里宝气，不晓得少呷点哦……”章伢子跟着骂。

　    我们骂她们，自己倒在床上笑，哎呀呀，各城里人到乡里来胀得出丑咧!
      下午我们兵分两路，她们到杨家湾，我俩到罗家湾。路边的罗细长家我们没敢进去，因为前几天我们将他家那只偷东西吃的狗给打了。

　   我俩直往罗家湾走，首先走进大哥罗仕培家里各吃了一碗泡茶。又转过来到二哥罗仕茂家吃了碗蜜饯茶。再到会计罗仕田家吃碗泡茶。又被罗家三哥、四哥罗仕伦、罗仕安家喊到屋里，硬要我们再吃一碗泡茶，不然就看不起他们。我俩犟不过，只得又端起那碗早弄好了的泡茶吃了起来。
       我俩慢慢地吃，边吃边扯谈，便围着火塘里走圈子，总算把这碗泡茶吃下了肚子。章伢子的名堂多，他忽然指着屋后的那棵大树对我说：“到那棵大树去看看啵？”

    “要得！我们这回倒要量下树有多粗。”我连忙接音，说着便慢吞吞地爬上罗家屋背的大樟树旁，我俩用手指抵着喉咙“哇”的一声，一下全呕了出来。各呕了一滩后这才觉得舒服，才出得气赢。
      我俩索性爬上山顶，观看我们寨古冲的风景，我们寨古冲的每栋木屋背后，都有几棵大古树罩着，大古树旁边长满了青翠的竹子；栋栋木屋里都冒炊烟，再看看从冲头流出的那股清清溪水，似一条银色的飘带在抖动。两边的青山把寨古冲团团围住，好一个风景秀丽的山寨哟……
     我俩边看边走下了山，不知不觉来到罗家湾最后一户人家----富农罗仕成的屋门前。章伢子迅速从他屋边走过，我不巧，鞋带散了，弯下腰系鞋带。碰巧罗仕成的弟弟罗仕财从屋里走出来，他一见我便笑眯眯地说：“小陈，进屋坐一坐，呷碗泡茶。”

      我望望章伢子早已走转了弯，再看眼前罗仕财，他说得那么诚恳。到农村几个月，我和他玩得最合适，他年龄和我一样大，经常邀我一起上山砍柴。我得知他父亲早已过世，听他说1959年修“衡新”铁路时病死在回家的途中，他母亲带着他几个弟弟过日子。知青们都背着说她是“富农婆”，今天出门拜年，李组长再三嘱咐过，不要到他家拜年，要注意影响，要站稳阶级立场。可眼下他要我进屋坐一坐，呷碗泡茶，我真有点为难，我拒绝他，但怎么也开不出口。

      我见他还在诚恳地说：“进屋来，进屋来。”说话声还带有几分稚气。猛然，我想起了自己家庭出身是“地主”，他的出身是“富农”，我们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嘛。他母亲是“富农婆”，那我母亲就是“地主婆”。我突然又想自己的母亲，我不顾那么多了，我一脚跨进了他的门，直往火塘走去。
      他母亲正弯着腰在烧火，见我进来好紧张的样子。我把双手合拢：“伯娘，拜年啦！”
      她见我向她拜年，连忙弯下腰双手伸着，像要跟我作揖一样，连声道：“莫拜年，莫拜年，你坐，你坐。”说着眼泪都流了出来。

      他几个弟弟连忙把我扶上火塘凳上，我看得出，他们好激动。
      罗仕成连忙递支烟给我，我谢了。罗仕财双手捧着一大捧板栗给我，我双手接住。他母亲连忙把鼎锅端上火架上，又端出瓷钵抓出蜜饯准备泡蜜饯茶。我连忙说：“伯娘，你莫泡茶，我坐一下就行了。我今天吃了一天的蜜饯泡茶，肚子实在装不下了。”

　   仕财笑了笑说：“我晓得你和老章今天每户人家都吃了，肚子肯定吃胀了。”

   　我笑着说：“正是的，肚子吃得胀鼓鼓的。”

　   他几个兄弟听后都笑了。罗仕财说：“算你们有狠，每户人家都呷一碗，我们这里的人没一个人做得到。”

　   原来他们这里人最高记录一天只能吃十二碗，没想到我们长沙知青一天能吃二十几碗，这可能要传成笑话了。我当然不把又呕又屙的事告诉他们，不然的话更加出丑了。
      他母亲见我不吃蜜饯茶，连忙从瓷缸里抓出一大把蜜饯放进我衣口袋里。笑眯眯地说：“想呷时再呷喔？”话说得好亲切，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蜜饯茶不吃，泡茶一定要呷一碗。”他们再三说，我答应了。我端着他们家的这碗泡茶，吃了一口，格外香些。他们用骨头汤泡的，用煮熟的板栗打底子，油炸的红绿干饭放得多些，我尽管肚子还饱，但还是一口气吃完。

　  这碗泡茶是我吃到的最香最美味的一碗！

                                        救山火  

  
       正月间，全大队的人集中在金坑生产队的“冲耙”界上造林。大伙儿砍的砍草，挖的挖土，几座荒草山上布满了人，热闹极了。这是来农村半年后第一次出大集体工，知青们的干劲最足，个个都干得满头大汗。
       突然，对面那座荒草山上起火了。起初火还不大，“哗”地一阵风刮来，那火一冲就是几丈高。看着看着火一下就烧了半边山。这边的人没有一个喊救火，有的社员甚至哈哈地笑。我们知青可吓坏了，一齐喊：“救火啊！救火啊！哦实不救火咯？”  
       尽管我们喊得慌，社员还是没有一个做声的，也没有一个人动。我们知青连忙往那边山跑，准备去救火。只听见社员在喊：“你们莫过去，莫过去，这个火是打不熄的.....”

       我们不理睬他们，照样往那边山跑。只见山下走过来一起人，我们走近一看，是夏悸她们扶着八队的靳组长。只见靳组长的头发烧焦了，脸通红。我们一问才知道，这火是知青小胡点燃的，胡伢子平时就蛮调皮，这一下惹了祸。他的眉毛、头发都烧焦了，手也烧起了泡。靳组长身为知青大组长、被这场大火吓猛了，她拼命地喊救火。结果，把头发给烧了。

       一会儿工夫，大火把那座荒山烧光了，火自然小了。只见社员们拿着树枝将小火打灭，他们不慌不忙，没一个被火烧伤。
       听说是社员叫小胡点燃的火，大火烧了这么大的面积，会受怎样的处分。我们都为小胡作急，小胡会不会坐牢？

      半个月以后，林造完了，小胡没有受任何处分。后来我们听小胡队上的社员讲，小胡烧的是毛草山，没有烧杉树林。如果放火烧山，烧毁了杉树林就要坐牢。他们队上就有一个叫“大斗篷”的社员，就因放火烧了杉树林，坐牢去了几年还没有放回来。听社员这么一讲，我们心里有了数，晓得这山火是不好惹的。
       一个月以后，生产队开始砍田埂草，10个人为一小组。我们这一组就我一个知青，4位老农，还有5个年轻社员。我们分配到最偏远的山冲——“正冲头”砍田埂草。记得那天上午，大家把田埂上的草砍下来后，准备点火将草烧净做肥料，但谁都不愿意去点火，只见他们左推右推，最后推到一个叫“哑巴”的手里，（他并不哑，只是讲话慢吞吞的，哈里哈气）大家都奉承他手长得好，手稳......

       我一看那场伙就晓得大家是在“撮”哑巴，我猛然想起造林的时候，小胡点火的那桩事，我连忙走开了。等我到旁边的岔冲里解手出来，只听见他们在起吆嗬：“窝嘿！窝嘿！火上山咯!！上山咯！”
       我朝燃火的方向一看，哑巴点燃的那堆火冲上一丈多高，把山边上的树枝接燃了。看着看着火越烧越大，风一刮，火往上冲，一下就烧到了半山腰。

       我连忙喊：“快救火！快救火！”

       外号叫“土地公”的老农说：“这个火烧得猛，哪个敢救喔！”

       外号叫“和尚哥”的老农说：“只有上那边山去砍火路，把火拦住，莫让火烧下山。”

       外号叫“麻带爷”的老农说：“那要赶快！那边山有杉树林，有枞树林，还有竹子林。”

      外号叫“长来牙”的老农蹬着脚说：“坏噶事喔！那边山脚下就是岩窝寨，怕烧屋喔！”

      我听他们这么一说更加急了。因为我当时也算是“革命知青”，到农村是来干革命的，也有抱负和理想，也有一股子革命激情。我大声说：“大家赶快行动！要保护集体财产！”

      我虽然年龄不大，但讲起话来还是老粒子一样。我这么一说，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兵分两路，我们6个年轻的上山顶砍火路，把火拦住，不能让火烧下山，因山下是岩窝寨。他们4位老农砍旁边那座山的火路，不能让火烧到杉树林。
       我们6人爬上了左边的山顶上。我学他们的样，扬起长砍刀使劲地砍。一袋烟的工夫，我们就砍了一条5尺来宽、10来丈长的一条路。火还隔我们几丈远，那热气和烟子就冲了上来，又热又烟又呛人。大家各砍一根枞树枝握在手里，站成一排，严阵以待！
       火慢慢地烧过来了，温度越来越高，我被烟得出气不赢了。火燃到火路上，火路上没有树枝没有草，火自然小了一点。大家一声喊：“打啊！”一齐冲了上去，举起树枝使劲地扑。我学他们的样，扑一树枝推几下，火一下就推熄了。难怪打火要砍火路，要在火路上打火才能打灭。
       火烧到火路上几次，都被我们打灭，火也渐渐地小了。这时，那边山的老农们在喊：“你们那边的火打熄了，冒得事喽。”

    “快过来！火烧过来了。”

    “快过来帮忙，过来打火，过来过来.....”
       我们一看，我们这边的火熄了，但他们那边的火却越烧越大。我们赶忙往那边跑，当我们赶到他们砍的火路上时，火已经烧上了路。我们扬起树枝就打。老农们还在砍火路，火路越砍得宽，火越容易打。
      火一阵一阵地往火路上烧，我们一次一次地将火打灭，我眼睛被烟子熏得睁不开，但我眯着眼睛打；我被热气逼得出气不赢，但我还是坚持又坚持。大家都很卖力，始终没有让火烧过那边山，我们胜利了！
       我口干急了，一头栽进田里呼噜呼噜喝起田水来。我刚一抬头，只听见哑巴慢吞吞地说：“你……你的头发黄……黄噶了。”
      我用手往头上一抓，抓出一层黄灰灰，我一闻，我的天哟！喷臭焦气。大家都笑我头发烧得像个黄鼠狼。还算好，冒烧伤皮肉。

      这场大火烧了几座毛草山，社员都说烧得好，以后好养牛，好摘蕨菜，好挖“忙”。
      点火的人是哑巴，哈里哈气的禽禽人，跟他讲都讲不清。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不过，我们生产队长还是在公社开会时挨了批评：烧伤了长沙知青谁负得了责......

                                两条"饿狗"

   
        我们知青男女之间有了些矛盾，起因是为了吃。记得杨梅吃过不久，山上没有什么野果可吃了。组长李妹子和其他几个知青组长到公社开会回来以后，开展知青组节约用粮活动；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每人每餐定量四两米。

       她们女的还勉强能行，可苦了我和章伢子了。我们正是吃长饭年龄，每天爱往坡上走，消耗特别大。我们的伙食费早已用完，菜园里的菜长得像“病壳子”，又经常吃些红锅子菜。“油水少，饭上搅”，这俗话说得一点也不错。

       章伢子一天比一天瘦，身上的排肋骨像搓衣板，我经常饿得流清口水。我俩肚子一天比一天饿，饿起来特别烦躁，不再像刚来时那样主动干重活了，柴都不愿意砍了。我最伤心的是有一次和妹子争吵时，她们骂我一句“地主崽子”吃不得苦。我当时气得喉咙都硬了，从那以后我不再讲多话了。
       队上准备为我们起屋，我和章伢子也同社员一起砍树啦，抬树啦，整天觉得好累。回来吃了那四两米的饭不晓得塞在哪个肚弯里，人一累，肚一饿，脾气就特别大。章伢子整天板着那副脸；我也总是发饿头气，拿着东西乱丢乱摔。李组长说我们两个变坏了，多次到到公社打我们的“小报告”，我们晓得后更加生气了。

      一天，我俩在田里干活，越干越饿，越干越气，章伢子连声骂道：“ 这李组长显积极，搞么子节约咯，这比1960年过苦日子还饿些哒”。

      我也气愤地说：“她们组长三五两天往公社开会，汇报情况，可以在公社食堂油油肚子，节约粮食卡的我们喔。”

    “不干了，回去睡觉。”章伢子把锄头一甩，我也跟着他回到老木屋。

       我俩走进火塘屋，立刻闻到股饭香，章伢子走到灶边揭开锅盖一看，满满的一锅饭。我想起来了，早上李妹子嘱咐了黄妹子，今天中午公社社长会来组里检查，组长们约定在我们组里吃中饭，黄妹子是组里干家务最能干的，她可能提前把饭煮熟，到菜园里扯菜去了。
       章伢子望了望那锅饭：“饭啊，饭，我最热爱你。”说完，伸手抓了一团饭，往嘴里一塞。

      我见他抓了一团，也双手抓了一大团，大口大口的嚼了起来。他又双手端起一大团，我俩左一团来右一团，一会儿功夫，锅里只剩下锅粑和一小团饭了。怎么办？饭被我俩吃了，怎么向这些鬼妹子交待。
       章伢子灵机一动，抓起剩下的那团饭，啃了几下又放进锅子里，那团饭上显出了牙齿印；他又用手爪子在火灰里摸了几下，再在锅盖上撮了几下，锅盖上显出了几只“狗”爪印；他再抓了一爪饭往地上洒了一线，嗯！还蛮像狗偷饭吃的样子，反正狗有“前科”。我俩把门关好，从窗户跳了出去，爬上了后山，砍起柴来。
      当我们背着柴走进老木屋时，只听见刘妹子在喊:“怎么办？狗又把我们的饭偷了。”

      我俩忍住笑，把手上的柴一丢，章伢子那活鬼还装出气努努的样子：“人省出来让狗吃，真有点宝气！”

       李妹子也叹了一口气“节省得要死，一下让狗吃了”。

       我连忙转弯：“算了算了，快点煮饭，我肚子里闹革命了。”
       黄妹子连忙又铲锅子，又淘米煮饭，李妹子忙着添柴。一会儿，组长们都来了，管知青的田社长也来了。听说饭被狗偷吃了，都说可惜了喔!

      我想起又好笑，唉！难怪说，饥饿起盗心，这句话一点不假，肚子饿起来实在受不住，我们也算是男子汉，居然装成狗来偷饭呷，实在是饿起来受不住啊。
      不过，从那以后，她们再也不提前把饭煮熟了，我俩也再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后来，我俩又几次从田里溜回来。我们用两块木板夹着谷子搓米，用两口砖刮谷，老半天刮得半碗黄米子，煮成稀饭填填肚子，但这不是办法，最后决定和妹子们分伙。

      分伙的第二天正好是“赶场”，我俩决定去赶场，队长安排我们顺便担60斤化肥回来。因回来的路有10里上岭，各挑30斤还比较合适，每人记6分工。我们去赶场的最主要目的是：呷一餐饱的！要晓得，我们近一段日子饿伤了！
      我们首先将化肥装好，然后对场上卖面的摊上一坐。我将身上仅有的几毛钱掏出来，买了1碗面、5个馒头、1碗甜酒后，剩下1毛钱，我还想买两个浆粑粑都不行了，因为我还要留8分钱发一封信。

      我一口气将这些东西吃完，肚子里舒服多了。章伢子到了面摊就不讲话了，只见他鼓起眼睛，大口吃面，大口咬馒头，咬浆粑粑；又吃米豆腐，又喝甜酒，嘴巴没有停一下。

       我去邮局发信回来他才吃完，这下他才露开笑脸，对着我说：“我今天呷噶两碗面、6个馒头、4个浆粑粑，1碗米豆腐、1碗甜酒，这一下呷饱了。”说完，走到菜滩上买了2根黄瓜，递了1根给我。他又买了1双草鞋对脚上一穿，咬了一口黄瓜对着我说：“我今天是呷又要呷，穿又要穿！”说完呵呵一笑。

       他那神态真的出味，我望着他穿着的那双草鞋，一边笑一边学他的话：“呷又要呷，穿又要穿，哈哈!”

       我俩挑着化肥慢慢地来到猫头山脚下，准备上山了，我俩先在小港里喝足了水，因为有十几山路没有水喝。
      上了一道岭又一道岭；过了一到道弯又一道弯，章伢子越走越慢，隔我的距离越来越远。我问他何解？他用手指着肚子轻轻地说：“我肚子胀起来了，走不动了。”说完放下了担子。

      我停下了脚步，他立刻向我扬扬手：“你走先，我歇一下就来......”

      我说：“我先到新凉亭等你，我要屙屎了。”他听后点点头。

      我一口气来到新凉亭放下担子，走到旁边的树丛里屙了堆屎，我已经走了五里上岭了，今天肚子不饿，还有一身的劲。我坐下来等章伢子，但等了好一气工夫还不见他来，我实在有点不放心，便回头去寻他。

       当我走到原来的那一道弯时，见他站在担子旁边，脸色惨白，额头上只冒汗，他张着嘴巴出气。我问他：“你何解咯？是背了痧吧？”

       他摇摇头，用手指着肚子有气无力地说：“拐噶场哒，我肚子越来越胀，像要爆炸了。”

       我挑起他的担子：“你呷得太猛哒咯，你慢慢来，我在凉亭等你。”说完就走，他点点头，双手抱着肚子一步一步地向前移；我望着他那样子又好笑。唉！饿又饿得要死，胀又胀得要死。

       我挑着他那担子又到了新凉亭，等了好久终于听到了脚步声，我一看是几个社员。其中一个老社员问我：“这章伢子是饿背了痧啵，走路都走不动了。”

       另一社员又说：“我们要跟他扯痧，他又不肯。”

       我听他们这一说，还真不好回话。我心里想，他哪里是饿很了咯，他是呷胀哒咧，讲出来都出长沙知青的丑喔！
       就这样，我把他那一担叠在一起，慢慢地挑了回来。天黑了，他才慢慢的进屋门，他望着我苦笑一声：“我自己都吓住哒咧，我生怕胀死在路上咧！”

       我捂着肚子哈哈地一笑，笑得蹲了下去，他也有气无力地笑了起来。

      分伙后，我俩从仓库把我们的口粮全部担了出来，那一个月里，我俩每餐煮两斤米的饭可以吃得精光。我俩还半夜起来，到生产队最偏远的香萝山扯野芹菜，捡菌子；晚上我俩打着松油火把到田里捉青蛙。清炖青蛙一炖就是一大锅，吃起来又香又鲜；我们还学社员一样，到山上捡了一头瘟死的野猪，味道虽然不鲜，但毕竟是肉，还是能填肚子。

       章伢子渐渐的胖了起来，我晚上也不再流清口水了。可好景不长，李组长几次向公社反映我们分伙的情况，公社找我们去开会，调解，要我们合伙。我们犟不过，只得又合伙。但我们要求每天不能少于2斤米，她们答因应了。

      不久，章伢子屁股上长了好多脓包，一个接一个的灌脓，他那么坚强的人都痛得受不了，我每天都要帮他挤脓换药。他霸得蛮，白天照样出工，每到晚上老木屋里都听得他的哼叫声，几个月后才渐渐地好转。可怜他又痛瘦一身肉，只有皮和骨头了。

                                       操 刀

        1967年的元旦前夕，山村里纷纷扬扬地飘起了雪花，我们二男四女在这半山腰的老木屋里住了一年多了。这一年多来我们什么日子都过了：盐水汤翻巨浪，辣椒打脬泅。笋子煮浮米，南瓜煮稀饭；杨梅熟了的时候，我们中午吃杨梅当饭。就是为了吃饭，我们男女之间扯了一大皮，分了两个月的伙，后来在公社干部多次的调解下，终于合伙了。
       合伙以后大家什么事情都看淡了。组长李妹子再没有刚来时的那股革命干劲了，我们学“毛选”写的“学习心得”，写的“红专规划”都当了刮屁股纸。小组知青扯皮吵架又分伙，搞得公社都出了名，弄得她这位“红旗小组”组长入团更没希望了，合伙以后她也懒费得神，组里的事懒管得，混一天是一天。我们这些组员就更乱弹琴了，做起事来你碍我，我碍你，躲得脱就躲，溜得脱就溜。
      组里喂的几只鸡，合伙的那一天做一锅煮着吃了。菜园里的菜长得比“痨病壳子”更痨，天上的雪花一盖，只看见一遍白，想寻一皮菜叶都寻不出了。大家都坐在火塘上烤火，猪圈里那头不肯长的猪饿得呱呱叫，在那里啃猪楼板啃得壳壳地响。

      章伢子从火塘里走出来，冲到猪圈边，一手扯开猪圈门：“你叫你个死咧，我肚子比你还挖些，我要杀哒你呷来。”他说完用另一只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巴。

       章伢子的话提醒我，我心里想：这头猪从阳春三月喂起，到现在还只各六七十斤，足足喂了九个月了。现在一没有菜叶子，二没有糠，人又都发懒筋了，还喂它干什么咯。

       我主意一定，冲到章伢子面前，拍了拍他那刮瘦的肩膀：“对对对！杀它呷算了，大家肚子里的板油都变成油渣子了，杀咯！”我说完又望了望四个妹子，我想要她们表态。

       刘妹子望了望张妹子，张妹子笑了笑：“要得，我们两个同意。”

       平时最勤快的黄妹子抿了抿她那薄薄的嘴唇，轻轻地说：“随你们。”

       李组长眨了眨她那水汪汪的眼睛不作声——默认。

       这一下章伢子来劲了，他拔腿就走，笑眯眯的说了一句：“我借杀猪刀来！”
       妹子们挑的挑水，烧的烧火。我拿起斧头劈柴，大家的干劲一下就来了。这章伢子今天手脚特别快，一下就把杀猪的行头借来，连那把杀猪刀都磨得锋快的了。

      水烧得波波地开，板凳、淘盆都放到了猪圈边。章伢子把那锋快的杀猪刀递给我，要我操刀。因为我刚才吹了牛皮，说是在长沙到“头卡子”那里看过杀猪。

      我接过刀：“杀又杀咧，怕么子咯！”
      章伢子冲进猪圈，抓住猪的尾巴就往外面拖。他刚把猪拖出猪圈，我一手抓住猪的耳朵，两个同时用力，一下就把猪提上了板凳。那猪哇哇地叫，四只脚是各蹬，几家伙就把接血淘盆给踢翻了。

      我连忙喊黄妹子重新把淘盆放好，黄妹子放好后转身就跑，她被那猪叫声吓住了。

      我左手按住猪耳朵，右手紧握尖刀，对准猪下巴就是一钻。那尖刀刚钻进一小半，那猪脑壳突然一伸一摔。耶哒勺！这一下划出一条三四寸长的口子，血一喷就出来了，搞得我一手的血。

       猪脑壳还在不停地摔，不停地叫，那血喷得我脸上来了，眼睛里头也喷得是血。这一下我慌了手脚，一脚又把接血的淘盆给踩翻了。只听章伢子放肆喊：“钻钻钻！放死里钻咯！”

       血把我的眼睛敖得一眯起，我顾不得那么多了，紧握尖刀往里头是各钻，连刀把子都钻进一半；老章横卧在猪的后半身，像缠特务似的死死缠住不放......猪叫声越来越细，直到不动弹。
       妹子们这才出来看，刘妹子对着我：“哈哈哈!你跟得血糊鬼一样的咧！”

       张妹子说：“啊呀！他的背上都是血咧！”

       黄妹子把踩倒的淘盆翻过边，叹了一口气：“各冒接一点血哒!”

      李组长见我还眯着一只眼睛，连忙掏出手帕帮我把眼睛上的血揩干净，我这才能睁开眼睛。
      社员们听见猪叫声都来看热闹。罗大哥望见我笑得蹲了下来，他捂着肚子说：“我的天老爷唉，你像大战长板坡的赵子龙喔!”

      杨大伯拍了拍手中的烟袋，抿笑抿笑：“你看你两个吗，满身都是血，像被土匪砍了几刀喔，你们比苗子还要蛮些。”

       罗大爷见章伢子鼓起嘴巴在吹猪，他手指卡了卡猪下巴那刀口印：“这刀口印有四寸长，你还吹么个喔！你想吹得鼓啊。”

      我们见章伢子吹猪的样子怪有味的，都哈哈地笑了起来。但他还是鼓起嘴巴在那里吹，他把在长沙游泳吹救生圈的本领都用出来了。

       杨队长来了，他说再过一段日子就要过年了，过年杀猪不好些。李组长多读了几年书会说话些，她尖起个喉咙回答：“后天是元旦，就是‘阳历年’，我们长沙人兴过‘阳历年’，它是世界人民的节日。”
       我连忙接音：“那就是啦，我们特意杀猪过‘阳历年’咧！”

       其他几个妹子跟着讲：“正是的啊，我们特意等着杀猪过‘阳历年’咧。”

       大家说完一齐动手钳毛，刮猪，硬把猪修白了。我们把猪脑壳和四只猪腿炖一大鼎锅，忙活了一天，连中饭都没有吃。

       到晚上，我们六个人硬把那一大鼎锅肉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完了。
       阳历年那天，我们蒸米粉子肉，炒回锅肉。猪肝啦，大肠小肠啦，炒了几脸盆。扎扎实实地吃了几餐饱的。这也是我知青组生活过得最好的几天，整头猪几天就吃完了。

       这时，生产队要安排一批人去修水库。李组长，章伢子他们都在队上当着记工员、保管员等职务，快年终分红了，他们够忙的，队上安排我去修水库。于是，我便挑起行李去修水库了。

                                     修石冲水库

       我和队上的一些社员一起，挑着行李和大米从金麦出发，到新春大队石冲修水库。石冲水库离我们金麦有四十里路，我们踏上铺满青石板的“洋溪界”，洋溪界要上五里路、下十里路才到“猫头坡”脚。再路过五星大队的熊家，路过铺口的场上；再走上五里公路来到同乐大队。我们插进松子树脚，穿过集中大队的谢家团；再走上十几里田埂路才到新春大队的得果坪。从得果坪的冯家团屋背，再翻上那又陡又窄的山路。天空一直落着毛毛细雨，泥泞的山路走得又光又滑，五里上岭，三里下岭。我们挑着行李慢慢地走，每个人都滑倒几跤才到石冲水库工地。
      走到水库的民工棚时，天已经偏黑了，又飘落起了雪花，大家都累得够呛。突然听到一阵尖尖的哭声，我们一看，原来是七队的女知青彭妹子在哭，不知是累坏了还是被那风唆唆的工棚给吓住，反正哭得好伤心。

      我们几位知青上前劝了她，她硬是张开嘴巴哇哇地哭了好一阵。逗得那些社员围着像看把戏似的哈哈直笑。后来在工棚里我们见她脱下套鞋，露出血糊糊的脚趾，才晓得她的脚被磨破了皮。可怜她在洋溪界脚就磨破了，她硬是坚持走了二十几里路，这也够她受的了，怪不得哭得那么伤心。
      我们睡的工棚到处透风，我冷得一晚都没有睡着一下。清早起来一看，被子都结了冰块。再看工棚外，全冻成了一片白，工棚成了冰窖，冷得大家直蹬脚。我们没有心情去欣赏那“北国风光”，只往指挥部的食堂里钻，幸好能吃上一钵热饭，一身才觉得暖和了些。

     因为突然的天气变化，工棚确实不能住人，指挥部决定让我们返回“得果坪”扎住。于是我们又挑着行李，连滚带爬地回到了得果坪。我们金麦大队六十几位民工都扎住在冯家团的几户木屋的楼上。
     天刚蒙蒙亮，哨子吹响了，大家迅速吃了早饭，便扛起锄头、挑起粪箕爬上了那条窄陡的山路，来到石冲水库。水库的坝脚四面来风，风潇潇，雪飘飘，寒风刺骨使大家不得不使劲的挖啊挑啊，没有一个人偷懒，好不容易才熬到收工。回家的路上每个人几乎都是小跑步，谁都怕落在后面，摔了跤赶忙爬起来赶上。
      这样的日子连续了十几天，大家的手上、脸上、都起了麻皱，嘴角上都起了“锅巴壳”。哎呀，来农村一年多的时间，这算最艰难的日子。总算老天爷开恩，这场大冰冻天后开起了太阳。天气一暖和，人都觉得轻松好多，这天传来好消息，晚餐打“牙祭”，每人半斤肉。哎呀！我听了好高兴，这些日子我早已饿得够呛了。

      晚餐，大家把饭碗排成一长队，等待着分肉。那肉切得匀匀称称的，大约八公分长，一公分厚一片片的。虽然“白赤拉噶”，但还是喷香的。肉一片片往每人碗里放，来回地转。我因为肚子早饿了，将刚分出来的热饭几口几口就吃光了，剩下一个空碗在排队。肉丢进我的饭碗，我用筷子夹起就往嘴里一塞；丢过来一片，我又往嘴里塞，好过瘾啊！这样来来回回分得六片肉，肉分完，我吃完，逗得在场的社员哈哈大笑。我还听他们在念：长沙人比我们这里人还“饿相些”。的确，我们是要比乡里人饿些。因为我们初次出门没有经验，硬挺硬的吃分来那份饭，而他们各自都带了干粮打“腰餐”。
      肚子里有了油水，精神也来了，又得知晚上水库上有戏看，这样的机会我当然不会错过。当我们打着手电筒来到水库坝上，节目刚好开始。走出来报幕的人是夏悸姐，我再仔细地一看，演戏的人全是我们铺口的知识青年。原来，近段日子铺口知青组成了一支文艺宣传队，特意来水库慰问演出 。

      第一个节目大合唱，站在前排的是高个子“遂哥”、“适哥”、“旦哥”、“村哥”、“矩哥”；站在后排的是“夏姐”、“文姐”、“娟姐”、“季姐”、“惠姐”。好熟悉的面孔，我见到知青感到格外亲切。尤其是高个子遂哥、适哥两兄弟，各自带着那副宽边眼镜，显得格外威武，有派头。夏悸姐用她那柔美的嗓子报道：“第一支歌《文化革命十六条威力大》”接着一阵宏亮歌声：
    “党的指示毛主席的话，文化革命十六条威力大，革命的人民掌握了它，天不怕来地不怕，不怕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不怕你资本主义的复辟的反动说法。教育文艺要改革 ， 思想革命要改革 ，恶根毒草连根拔，牛鬼蛇神一起抓。舍得一身剐  ，敢把皇帝拉下马！”
       歌声唱得洪亮有力，特别是适哥和遂哥的喉咙格外洪亮动听。歌唱完一遍又一遍，二重唱娟姐和季姐的嗓子清脆、优美、动人，听了还想听。歌声唱到最后一句：“舍得一身剐”时，前排的遂哥、适哥、旦哥、村哥、矩哥猛的向前跨上一步，下起了个“前弓后剑”的桩子，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左手把语录本贴在胸前，右手高高举起，（向右斜）齐声喊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说完右手一抓，一摔，一丢，那动作做得坚强有力，好激动人心哟！
     “啪啪啪……”一阵激动的掌声，我当时胸口一热，激动起来，我敬佩他们，我为我们知识青年感到自豪，唱出来的歌，惊天动地，做出来的动作，坚定有力，令人兴奋，令人陶醉，令人激动!

     夏姐走上前来，抿了抿她那丰满的嘴唇：“第二支歌，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这是革命老歌《工农民联合起来向前进》改编词:
     “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前进，打倒刘xx ！ 革命造反派， 联合起来向前进 ，打倒刘xx！
       我们勇敢 ，我们团结，我们奋斗，我们前进，杀向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本营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革命造反派！”
       这首歌词改得好，听起来好舒畅，尤其是那句打倒刘xx和杀向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本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革命造反派，这两句唱得最好。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能够听到，一定会高兴，这革命的烈火好像在石冲水库熊熊燃烧......
       第三个节目是故事剧《养女莫嫁得果坪》，夏姐报完幕后立刻招呼幕后的人快点摆放凳子。幕前坐着一位老大娘（由文姐扮演），她身边坐着女儿（由惠姐扮演），讲故事：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记得有一年冬天，天下着雪......紧接着一阵悲歌：

             “一年忙到头  .......            吃    的      是     野   菜......”
       老大娘和女儿退出后，一位穿得稀巴烂的老汉挑着箩筐来到幕前。老汉（旦哥扮演），身上的那件破棉袄烂得比“刘介梅”的那件衣服还烂些。立刻，台下有社员在议论：“娘哎！这是从哪里弄得来的一件咯烂的衣裳哦，这件衣裳烂得毒啊!“

       接着，老汉后面跟着的他儿子也挑着担箩筐，他头上扎着一条帕子，我仔细一看：我的天呀，这是娟姐哒，哦！她女扮男装。我望着她那男不男女不女的模样就想笑，怎么，我们铺口的美女一下变成了个帅小伙了。接着又传来一阵歌声：
                          “ 养女莫嫁得果坪 ， 干死蛤蛤蟆饿死人，寒冬腊月没饭吃 ，担起石灰游山村......”

       歌声唱得好凄惨，催人泪下，是夏姐和季姐用低音唱出来的。

      他们挑起箩筐回到破屋里，老奶奶端出一盆野菜叫吃饭。儿子走上前来一看：“一年忙到头，吃的还是野菜，这日子没法过了。”娟姐这段台词讲出来，我听得捂起嘴巴笑，这“帅小伙”的声音还是美女声。幸亏社员们都看不蛮懂，没有什么蛮多反应。

      突然一阵脚步声，我往台上一看，只见高个子遂哥（扮演恶霸地主）、适哥、矩哥（扮演打手）、村哥手拿算盘（扮演管家），他们冲进老汉的家来逼债。只见管家手拿算盘耀武扬威，对着颤颤抖抖的老汉说：“三七二十一，四七四二十八呀，二一添作五，你还欠还我一百八啊。
      老汉气得直抖，“什么？什么？还欠一百八，一百八？”说着往后一倒。

      恶霸地主用拐杖顶着他：“欠债还钱！还钱！还钱！”那几位打手一拥而上，对着老汉一顿乱打。

    “狗地主，老子跟你拼了！”老汉的儿子冲上前来对着恶霸地主猛地一拳，那恶霸地主被打得仰天一跤，因他个子高，倒下来像一扇门板倒一样，再加上那狗腿子们扶那恶霸地主的模样丑态百出，逗得台下的人一阵笑。

       等狗腿子们把恶霸地主扶起，只听见这边的老奶奶在喊：“他爹，他爹，你怎么啦？”

       儿子扶起老汉大声喊着:“爹……爹……”

       老汉用最后一口气说："儿…子，要牢记血泪…仇”说完头一偏，死了。

       恶霸地主走到面前一看：“想装死嘿嘿……一阵冷笑，明天还来。”说完带着狗腿子走了，一阵脚步声，又传来一阵哭喊声，灯熄灭了。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贫下中农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台词念完，故事剧演完。演得好感人，见有人在揩眼泪，只听见有人在议论，他们长沙知识青年的戏演得好瞅啊，做得俨得很啊……
       夏姐报第四个节目时，用手帕揩了揩眼泪，这是她念完的最后台词，她完全投入在节目里：“第四个节目，四对老汉学毛选。”她的话刚落音：

                “ 哎哎……太阳偏西落了坡……”

      只见适哥、遂哥、旦哥、矩哥打扮成老头子；夏姐、文姐、娟姐、季姐打扮成老太婆。四对老人在台上扭来扭去，跳来跳去；那动作做得特别滑稽，尤其是遂哥和适哥，他们必须把腰弯得像矮个子矩哥那么高，可难为他兄弟俩了；又要唱，又要扭，又要做动作，又要不停地弯着腰，逗得台下笑声不断。

       那夏姐和文姐，做起老太婆俨像的，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和笑，“这个做得俨然得很啊！”

    “这个跟老老子一个样啊。”

    “这个瞅了还想瞅啊”，整个水坝上沸腾起来了……
       第五个节目《父女逛水库》，用藏歌“逛新城”的调子：

       父亲穿着长袍子（旦哥扮演），女儿（季姐扮演），二人在台上“啊爸也……女儿也”一声一声叫得亲；那女儿的舞跳起来特别活泼，她从头顶到脚后跟都在舞动，喉咙又尖又脆；那父亲摇摇摆摆在台上几扭几转，真活像个老头子。他们扭一圈，台下的人笑一阵；扭一个圈台下的人又拍巴掌，几好的气氛哦！他们把石冲水库的新面貌全都唱了起来，真是演绝了。

       最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节目演完。夏姐打起拍子一齐唱。
       回到工棚后，好多社员们还在议论纷纷，说知识青年的戏演得好，做得“俨”，歌唱得好，唱得有力，就是弄不明白，要把皇帝拉下马，究竟哪个是皇帝，现在哪个皇帝还在骑马？而且这是党的指示，毛主席的话……

      任他们怎样议论，我总之不搭腔，我晓得，这政治上的事，像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人是不要去多嘴的，这也是我收到家人来信中的嘱咐。但我还是相信，知识青年听党的指示、毛主席的话应该不会错。

      几天以后传来消息，知识青年大部分都回长沙造反去了，我们水库上的知青还蒙在鼓里。接着天又下起大雪，地上结成了寸多厚的冰块。石冲水库指挥部宣布下马，明年春天再动工。

      第一次修石冲水库就这样结束，短短的十几天，虽然又苦又累又冷，但最幸运的是看到了一场我们知青演的革命宣传节目，鼓舞了知青的革命斗志。

       之后，未回城的知青就地闹革命，在县里参加造反运动，并成立一支由“五四园艺场”铺口知青组织的“反到底联战兵团”。我和章伢子，肖伢子、徐伢子都参加了这一组织，一人戴上了一个红袖章。我们好高兴，到县城西街照相照了这张相：

       我们从照相馆出来，正好碰到“五四园艺场”的知青孟铁强，他和几个知青正拖着一板车树回园艺场。孟铁强嘱咐我们今后多来参加联战兵团的活动，听毛主席的话，走在运动前头。我们都点头答应，但还是没有参加过一次活动。不久，这个组织就散了。

       我们组里的四个妹子都回了长沙了。开春后，张妹子和刘妹子又回来住了几个月，收到家里的汇款后又回城了。

     章伢子家里的汇款也来了，信上催他回长沙，那时，长沙搞起了武斗，听说“中苏友好馆”打死了人。他也正准备回长沙看看。
    

                                    独守老木屋

      
      文化革命搞得动枪打起仗来后，知青都回城了。由于我的家境贫寒，母亲微薄的工资只够她与体弱多病的哥哥勉强生活，我不能像其它知青那样收到家人寄来的汇款，我只能靠发狠干活，等到年终分红才有路费回城。

      1967年的7、8、9月正是武斗的高潮，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的斗争越搞越凶，影响了交通和邮局。我和家人失去了联系，那时候我多么盼望家里来信。

   夜晚，我独自坐在火塘边烧火做饭，老鼠从身边钻来钻去，像跟我作伴。夜静了，我躺在床上，两眼直盯着天花板，我想妈妈和哥哥，她们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为什么总不回信。我想知青们，自从他们都走了，我整天孤单单的连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只盼望武斗快点结束。
      老木屋不再热闹，野猪大胆地跑到屋后核桃树脚偷吃核桃，两嘴哒得“咵咵咵”地响，我一点也不害怕，照着手电筒将它赶跑。小蛇爬到水桶底下，我一脚将它踩死。老鼠夜晚在我床上打架，我将被子抖开它们。土鹰又开始叫了，一声比一声叫得凄惨，但我毫不在乎，我只盼望快点到年终分红。
      有一夜，我正沉浸在梦中，梦见一红毛野人闯进了我的房，抓住老鼠往嘴里塞，咬得那老鼠“吱、吱”地叫。突然它毛粘粘的扑在我身上，我脚蹬手打怎么也推不动，我梦醒了；但还觉得身上很重，我用手一摸，我的天呀，毛粘粘一团。我使劲将被子一抖，“啪”地一声，真有东西跌下床。我连忙摸出手电筒一照，原来是挂在板壁上的那件蓑衣，被老鼠咬断后落在我身上。好一个梦与老鼠的偶合，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又一夜，睡到半晚，忽听噼啪劈啪地一阵响，声音时而往左，时而往右；时而前，时而后，而且响声就在我睡房里。真的是“吊颈鬼”进房了么？我起先是把被子蒙住头，但响声一直不停。我豁出去了，倒看是甚么鬼？要死肚朝天。我镇静一下，把被子一翻，摸出手电，对着响声一照，原来是只蝙蝠飞进房里了，它飞得进，却飞不出，撞来撞去两扇翅膀打在板壁上噼啪噼啪地响。我气急了，原来是你这小畜牲在作怪。我拿起放在枕头下的小斧头，硬把它打得稀巴烂，扔出了窗外。
      还有一夜，雨水滴得楼板响，“滴滴哒哒”漏在我床上，突然从屋外传来一阵竹篙打地的响声。起初，我不理睬，我怀疑有人在故意吓我。但响声越响越密，外面又下着雨。我想，应该没有哪个社员这么无聊，下雨天来吓我。响声一阵一阵使我无法睡着。于是，我便戴上斗笠，拿着长砍刀走出木屋，用手电筒朝响声一照：原来是我那只生蛋的鸡婆，因为它“打抱”，我将它脚上吊上一只草鞋，想让他“醒抱”。可巧，草鞋正好挂在竹篙上了，竹篙被挂倒，这家伙用一下劲；竹篙就啪几下。唉！我好气又好笑，算是自己吓自己吧。

       还有好多个夜晚，我被老鼠打架声惊醒；再也无法睡着。孤独寂寞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回忆，我回忆起小时候我们的一家人：
       我很小就没有父亲，听母亲说父亲旧社会是湘西统领，人们称他“湘西王”。他1949年起义以后，当上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并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政协会议。1951年从凤凰老家来到长沙，住进了下麻园岭我们的一所老公馆里面。听母亲说1936年父亲在这所公馆写了一本书《艽野尘梦》。后来日本强盗来了，将正屋炸得稀巴烂，留下几间偏房，我们一家人就住在这几间偏房里。

       我们共父异母的兄妹有15个，大哥在旧社会就结婚了，解放后进了湖南省保险公司，住进了保险公司宿舍，有了几个孩子。

      二哥在北京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包头钢铁公司。

      三哥也结了婚，有了两个儿女，他两口子都参了军，也许是父亲的关系，都分配在北京总政当军医。他算兄弟中混得最好的。

      四哥在家养病，他一直患有肺病，但还在坚持学习，他打算考大学。

      五哥1951年保送到航空学院读书，毕业后当上航空机修师，在山东。

      六哥在七中读书，他的妈妈到北京三哥家帮他们带小孩。他和我们住在一起。

      七哥比我大三岁，和我一母所生。我母亲生了四个儿女，两个女儿（我称六、七姐）都幼年夭折。

      五姐才几岁的时候，她母亲就与人私奔了，我母亲一直把她带在身边，把她当亲女儿一样。也是父亲的关系,她14岁就进了47军的文工团；后来又到了西安工作。

       大姐是"革大"毕业生，在长沙工作。

       四姐、三姐、二姐都留在湘西参加了工作，她们是我一直没有见到过的姐姐。

      父亲1952年病故后，我母亲带着一岁零四个月的我和七哥，还有三哥的大女儿及六哥、四哥，我们一家6口人生活在一起。每月生活来源就靠三哥寄点钱来维持生活.

      我们家的院子很大，母亲开了好多菜地，她起早贪黑地干活，我们家吃菜全是她亲手种的；她接别人的衣服洗，每天都要洗几脚盆；她还接来猪毛选，每天点着油灯选到半夜。在我的印象中她整天就是手脚不停地干，不停地忙，我们睡了她还在忙。

      四哥那时患了肺病，一发病起不了床，母亲还要招扶他，饭菜送到他床边。她对家里的人都一视同仁，大家都尊敬她，称她“梅姨”。就因为她无私心，老实仁慈，父亲看正了她，到长沙来只将她带在身边。没想到父亲过世后，家里这一“摊子”留给了她，够她受的了。但她从来没有埋怨过父亲，总是说父亲在旧社会对她好。

      1957年春天，五姐从西安来信要母亲帮她带孩子。那时我不满7岁，七哥已上小学，还有读中学的六哥和待业的四哥。母亲实在丢不开这一家子，但五姐的信一封接一封地来，她用一句话刺痛了母亲的心：如果是你亲生女六妹在世写信叫你来的话，你一定会来.....

      母亲听了这话以后居然答应她，因为六姐的死对她打击最大。我们听大哥说过，六姐从小聪慧过人，父亲把她看成掌上明珠。她六岁夭折后，父亲悲痛万分，为她写了篇祭文，大哥一直将那篇祭文保存着，读一遍哭一遍。父亲的文笔太感人，我六姐的死对母亲的打击也实在太深。

      我和母亲来到西安，七哥寄住在大哥家，四哥送三哥的女儿到北京，六哥到中学寄宿。我们的屋让租住我们房子的宋妈妈一家人看管（我叫她干妈）。

      我们到西安两个月后，五姐就生了胖儿子，取名叫正民。那段日子里我见母亲也很忙，要做饭，又要洗一家人的衣服，还要带那小外孙。姐夫是干部，经常有些厂长，主任来家里做客。母亲总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我见她趴在地上用抹布擦地板，好辛苦的样子。

      五姐和姐夫都是会吃爱吃的人，每月发工资了，就要带着我们到馆子里吃东西：吃烧鸡，卤肉，水饺，凉面，吃了还要买一大包回来，我们的生活还是过得不错。我在那里读了一期书，经常和隔壁邻居月英姐，燕燕，叶午，宝新他们爬到“和平门”的城墙上去完；还到南大街去看石菩萨......古老的西安真的好神秘啊。

      在西安住了10个月后，宋妈妈来信说，旁边的汽车修配厂要将我们大院建车库，要将我们的房子搬迁到伍家岭地带，再不回来的话就要拆屋了。母亲听后，只得带着我赶回了长沙。

      记得离开西安的那天早上，母亲坐在车上呜呜地哭，她是舍不得小孙子正民，她带亲了。近几个月正民隔奶，是她带着睡，半夜要起来喂几次牛奶。但长沙家里有变化，七哥还寄住在大哥家，她心挂几头，有什么办法呢？她只能忍心离去，只能用善良的眼泪告别。

      我们回到长沙后，宋妈妈告诉我们，汽车修配厂强行将他们赶走，说是房东主人都定住西安了，你们还住在这里赶什么......母亲听这话后才呜呜地哭了起来。她那时才后悔不该到西安去，让人钻了这一空子。

      刚过了年，就动工拆房子了。 那段日子我们租住北长路144号周大伯妈家的楼上，这位房东为人好，他们一家人都对我们很好。那时，母亲进了一家畜产公司做临时工，每月能拿上四十多元钱，四哥刚好分到道县工作，六哥还在学校寄宿。我们三娘崽的生活还算过的去。

      不久，五姐又生了个女儿，她拖儿带女从西安来到长沙，将一岁多的正民留在了这里。母亲没办法只得将那份临时工辞了，带五姐的儿子，靠她每月寄来二十几元钱来维持生活。

      我们日子又过得紧张起来。邻居都说，只有陈妈妈人好，不是自己的亲女儿对她这样好。唉！你的两个崽还这样小，你总要顾一顾自己的两个崽咯.....

      母亲听后长叹一口气：“她将这小外孙送都送来了，我难道要她再带回去，帮她一年，孙子就大一年，苦几年就好了。”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仁慈老实的人。

      这正民越大越长得可爱，母亲在西安带了他八个月，这回见到他能走路了，也好高兴。他爸是北方人，长得高大，这小家伙就像他爸那样个子特别大，才一岁半比邻居两岁多的小孩还要高，我和七哥好喜欢他。可这小正民就是太调皮，左右邻居比他大的小孩经常被他打得哭。一不留神他就跑到马路上，井边上去了。一家人带着他好劳神喔！

       不久，大跃进开始了，街道上一定要母亲参加了修京广复线。母亲只得将正民托在街道的托儿所由赵妈妈带管。我和七哥每餐到公共食堂吃饭，自己招扶自己。那时我未满八岁，七哥满11岁了。

      每当我回忆起那段日子，眼泪不知不觉地就流了下来。我七哥从小身体瘦弱，个子矮小，他读书成绩好，又会写会画，就是性格太内向，不爱和别人说多话。母亲每个月只能回来一次，我们饭菜票总是接不到，基本上都饿了几餐肚子，七哥还一再嘱咐我不能将此事告诉母亲。

      有一次，我们饭票吃完了，早上，我们又空着肚子去读书。七哥放学后跟我说了，他和同学一起去推板车，能赚上一毛钱，兄弟俩就能上买上一个茴饼吃。我中午又没吃饭，肚子饿了，到外贸公司倒的垃圾里面捡红枣吃，我只望七哥快点回，我等啊，等啊，等到天黑了他还没有回来。我睡在床上肚子饿得痛，实在受不住了，哭了起来。楼下的周大伯妈上楼来问我哭甚么，我说我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痛。她听后，二话没说就下了楼，一会儿工夫端来了一大碗油炒饭，饭上面还盖着剁辣椒，我大口大口地吃着（这是我8岁以来吃得最香的一碗饭，我永远记住了周大伯妈的这碗饭）。

       周大伯妈叹着气：“老八啊，禾实一天冒听见你讲咯，以后冒呷饭，跟我讲一声，到我屋呷就是。”她说着喉咙哽了。

     七哥回来了，他推了一下午板车，赚了一毛钱，天黑了刚好路过干妈家里，就在干妈家吃晚饭才回来。他那时才11岁，他那弱小的力量能管多少......

      第二天清早，七哥用推板车的一毛钱买了两个茴饼，我们各吃一个，他吃完后上学去了。我读下午书，我决定去找母亲。我一个人慢慢地走着，走着，来到了伍家岭的铁路边。

      我向人打听到修铁路的地方，直往北面铁桥方向走去。只见男男女女挖的挖，挑的挑，忙脚手不赢。喔！原来修铁路就是挖泥巴挑土哦！我站在人群中东张西望，我寻找妈妈，我要找到妈妈，问她要钱买饭票，我的肚子又饿得痛起来了。

      我一边走一边望，好几次被挑担子的人撞着。他们在喊：“细伢子莫挡路!”我沿着这一队人走着望着，也不知走了多久，脚都走酸了；眼都望花了，就是找不到妈妈。我喊了起来：“妈......妈......”我喊着喊着哭了起来。

       一个戴袖章人走过来问我妈妈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我告诉了他，他手指着前面：“你妈妈属文昌阁办事处，在伍黑路那一段修。”

       我照他说的直往那方跑去，我终于看见隔壁的程婶了，她告诉我妈妈已经请假回去了。

       我沿着回来的路上走着，肚子又饿又痛，我一手按着肚子，越走越慢，总算到了家门口。我听见母亲在骂七哥，我一见母亲忍不住哭了起来。

        回忆起母亲修铁路的那段日子，心里好久还不能平静。1960年春天，五姐将正民接回西安，因我们家实在带他不下了。这小家伙越大越调皮，好几次跑丢了，我们到处寻，他从托儿所跑到了铁路边，差点被火车压死。他几次偷偷跑到井边完，差点掉到了井里。邻居都劝母亲不要再带在身边，万一出了事，这一辈子都过不得想。再说，我们也越来越也负担不起了。

        这样，母亲才写信叫五姐将正民接走。这小家伙被我们两舅舅带亲了，我们送他到火车站时，他发觉不对劲，死死地抱住七哥不松手，我们好不容易才摆脱他。

       回来后，想起他那样子又可怜，又想他，弄得我们三娘崽痛哭一场。我们实在舍不得他走，但又没有别的办法。

       从1959年到1964年我们家发生了好大的变化，大哥有了7个儿女，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当年的保险公司已撤了，他进了石油公司。

       二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包头钢铁公司混得算可以。但1959年他还被打成了右派，坐了一年多牢，得了水肿病回到长沙，差点把命都送了。

       三哥两口子1963年从部队转业，一家6口人分到到沅江县人民医院。

       四哥1959年进道县糖厂工作，还算稳定.

      最可怜可怕的是五哥，已经是空军少尉的他，1958年患了精神病；部队派人将他送来长沙，和我们住了一个月后，突然跑了。这样，从1959年到1964年这5年时间里，他从山东部队到长沙来回跑了十几趟；一来就在我们家住上几个月，吃我们三娘崽的口粮，连过苦日子都来了。他也吃了亏，我们也搭他挨饿。母亲为这事眼泪都哭干了；他像“魔鬼”一样缠着我们，我望见他来了害怕，母亲也实在没办法。真的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给他吃，母亲就是这样一个老实人。

      我小学毕业后天天去推板车，那段日子我早出晚归，每天能赚得几毛钱，中午我随便买点东西吃，在图书铺里我看完了好多的故事书。那时候有人说我有7个哥哥，5 个姐姐应该好过。可我从来没有对哥哥姐姐抱过指望，我就只有这么一个想法：要想糊饱自己的口，就靠自己这双手！

      后来我又去挑土——修东屯渡鱼池和史家湖鱼池。（挑土的队伍里成立了一个娃娃队。都是些14、15岁的细伢子）。这年七哥患了肺病，开始吐血了，每月要吃药。我只想赚点钱帮母亲减轻一下负担，听说修完鱼池后办事处可以安排工作。

       我整整修了4个月的鱼池，天天挑塘泥挑得腰酸背痛，由于年龄小，底分低，每天只能拿到三、四毛钱，但为了今后有份工作，我是“娃娃队”里面坚持到最后的一个。

      鱼池修好后，我找办事处的主任安排工作，回答我的是：背叛家庭，选择革命道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你现在才15岁，工厂里不会要你，你下农村去锻炼三、四年回来后一定能安排一份好工作。

      我听了他们的话，响应了党的号召，下到了这离家千里的山窝子来了。我是这样想的：我到农村后，母亲只养七哥一个人了，负担总要轻一些。

      我一个人在老木屋里生活了半年，晚上虽然东想西想难得过，白天还是容易完。我和社员关系好，同我年龄差不多的小伙子，姑娘们有好几个。在田坝里干活嘻嘻哈哈地有讲有笑。他们捉得泥鳅黄鳝都递给我，一个人吃饭经常吃些好菜，运气好还能得些野味，我经常和社员一起去打野猪，装铁夹，装索套。

                                       枪打野猪

      秋收以后，我正在田坝挖油菜地，“啪”的一声枪响，我朝枪声望去，就在离田坝不远的“岩湾寨”那边田里冒着烟。“啪”的又是一声枪响。这时，我听见野猪“哇哇”的叫喊声，而且还看见一头野猪坐在田里。顿时，只见田坝种油菜的人们扔下手中锄头往野猪那里跑，我正望得出奇，只听见杨家伯娘对着我喊：“小陈，你咯哈哦，赶忙跑拢去咯，冒上肩就有一份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提起锄头就朝野猪那方跑，我隔野猪那丘田最近，翻上几丘田，爬上一道田埂就到了。只见那田中一滩血，野猪坐在田中，头部、后腿都在流血，开枪的一位叫健生，他忙着给枪灌火药；另一位叫桂生的端着火枪，像拼刺刀似的对着野猪头上戳，见我赶来，连忙叫我：“打打打，用锄头打！”

       我走下田，举起锄头打去，扑地一下打空了，我害怕，距离站远了一点。我再跨前一步，举起锄头，使劲朝野猪头上打去，正好一锄头打在它耳朵上，那野猪被打得哇哇地叫，那长嘴巴两边甩来甩去，我吓得站退了几步。

       这时，健生的枪装好了火药，只见他端起枪，顶着野猪的头“啪”的一枪，野猪应声倒下，四只脚在地上蹬来蹬去。就这一会功夫，周围拢来六七个社员，他们一窝蜂的跳下田，抓的抓脚，抓的抓尾巴，呼的一下抬上了肩，那血和泥巴水流在他们身上，他们一点不在乎，只是喊：“上肩啰、上肩啰......”

       后面跟来的人停住了脚，有的在念：“嗨，迟来了一脚。”只见健生把火枪往肩上一挎，用手指了指嘴里念着:“一共9个人”这9个人包括我在内，于是我学着他们模样，把手搭在野猪身上，跟着他们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寨子。

       野猪修刮好了后，开始分肉，按山里人的老规矩：开头枪的人首先分猪脑壳，开二枪的分一只腿，开三枪的再分一只腿，其余的肉再按“三一三十一”分成。一共是9个人和两只狗，共11份，11份肉包括内脏都搭配均匀，每份7斤4两。再用纸团写好数字，搓成一团：抓阄，我抓得第5阄，我那份还蛮好。

      我兴匆匆地提着野猪肉走出寨，在陈家坪脚正好碰上杨家伯娘，我心想，要不是她老人家喊我快点赶拢去，今天还难得得到这一份野猪肉。

      她老人家笑眯眯地望着我：“往后，只要听见枪响，你就赶忙跑过去，坡上的野味，只要冒上肩，人人都有份，这是我们山里人传下来的规矩。”我好感激她老人家的教导，我又美美的吃了几餐饱的，这一下可尝到了甜头，我只盼望天天碰到枪响。

      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刚走下陈家坪准备去记工员那里挂工，突然听见一声枪响，那枪响声就是上次“岩湾寨”那一方向。我连忙打起手电筒往枪响地方跑去。一会儿功夫，就听到后面脚步声，一下就赶来十几个人，再望一望寨子里，到处都是手电筒亮，人们都跟着出了门。

     当大家赶到枪响的地方，没见一点动静，也没有见野猪，只闻到了一股火药味。我们打着手电筒分散到处寻一遍，未见任何动静。大家正在琢磨，忽听到大枫树脚有响声：“哈哈哈！你们上当了，被我摆苦了”原来是小名叫“冬来几”的杨光顺，他边说边笑着从大树脚走了出来。这无聊的家伙搞恶作剧，放了一空枪，惹来这么大一群想得“路”的人。我心里想，杨光顺这一枪真是绝了，我相信任何人想来碰运气，就算上了当，也不会怪罪，也不好发什么脾气。

      其实打野猪还是很辛苦的，有时为了追一条打伤的野猪，要追上十天半月。记得有一次，从苗族万寨那边跑过来一条受伤的野猪，我们生产队的人晓得以后，有十几个人，带着几条狗围绕山上寻了四天，我那次也参加了。

       我们前三天从高坡界爬上，绕过了燕子界，然后再跨过了撑架坡，再又追到了十二盘，又返回到寨古头，终于寻到了“胭子”---血，我们跟着血印快步地追赶。

      可天公不作美，忽而一阵雨，忽而一阵太阳，弄得我们精疲力尽。忽然，对面坡传来了叽里叭啦的说话声，我们定神一看，是万寨的苗族人，他们也在寻野猪，其中一个社员说，为了不让苗民发现，我们将枪放好，用柴刀砍倒几根竹子，装着砍竹子的人。

      不知是谁突然学苗语骂了一句“打啦伙！”

      接着又一社员也在骂“打啥蒙啊！打作蒙啊。”听他们说这是苗民们骂人的话，同我们汉人骂娘差不多，我心想苗民们会不会来找麻烦。

       过一阵子，只听对面的苗民却唱起了山歌来：

        一咣日头一咣雨      哟~~~~~~~喔哦

        你们脑壳淋得臭尿烧吔~~~~~~~吔吔

        揪起汗水当酒喝       哟~~~~~~~喔哦

        喝醉好把野婆娘玩    吔~~~~~~~吔吔

       我头一次听到这动人的山歌，那音调特别好听，我忍不住拍起了巴掌：“唱得好，再来一个……”

     “你咯样哈哦！”社员们连声骂我，这是苗子在骂我们的。我心想，这苗族人骂人的山歌都这么好听，让他们骂几回都无所谓了。

        苗民们没有再唱山歌，他们消失在树林里，我们又拿着枪，赶着狗继续寻找。

        我们跟着狗叫声，翻了好几座山，又转了好多道数弯，最后又寻下了山。但只见野猪脚印和血，就是寻不到野猪。受伤的野猪是主动攻击人的，而且还特别凶猛，眼见天色已晚，我们怕野猪伤人，只得赶回寨子。

       第四天一大早，我们又开始进冲寻找，这时参加的人又多了十几个，据有经验的讲，野猪受伤后一般都往下逃，不往上跑，只要发现血印，就有了百分之七十的把握了。

      谁知这野猪好磨人，起先它是往下逃，可突然它又往上爬，我们只得跟着它的脚印又翻上了好几座山，绕过了好几道湾。下午，我们一直跟着它的血脚印，追到了寨贯—五生产队的田冲里，田冲比较宽敞，血滴得一滴比一滴密，狗叫声也越隔越近，大家估计，野猪就在附近，都作好开枪的准备。

     “唉哟！唉哟……快来人哦！”突然听见有人在呼叫，声音喊得好惊慌，我们连忙朝喊叫声那里跑去，只见一头野猪在一丘小田里追咬着一位好汉，那老汉满身满脸都是泥，被那野猪追得在田中间团团转。突然，那畜牲立了起来，两只前脚搭在了老汉肩膀上，老汉双手端着野猪下巴，在田里转，老汉被压倒，但双手还伸着死死地端着野猪下巴。

     “ 叭”的一声枪响，“打打打”大伙一齐喊，野猪放下老汉，朝大家扑来，就在隔大伙二丈远左右，“叭叭叭”三枪，野猪应声倒下。

       大伙儿一齐跳下田，我拿着早准备好的那根抬猪杠，朝着野猪脑壳上一顿打，那野猪不再动弹。大家一齐动手，扯的扯，拉的拉，一下就拖上了田埂上。大家迅速将野猪四脚交叉捆绑好，我将抬猪杠一伸过去，两边的人一下就抬上了肩，“上肩啰！”大家一齐喊。

       从田冲四周跑来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可惜的是，晚了晚了，我们早有准备。

    “我有份没有哦？”还坐在田中的老汉说。

       这时大家才回头望一望老汉，原来是五队老队长，大家见他那可怜又狼狈的样子，一齐回答:“你老有份啰！”说完，又有几社员走下田，将老队长扶了起来.

       原来他老是到田冲看田水的，刚好遇到这野猪下田喝水，幸亏我们来得及时，野猪还没有伤着他，只是弄得一身泥巴，吓得要死。

       这次分野猪肉，连枪连狗一起28分，那万寨的苗民也来了3人，因为第一枪是他们打伤的，共计数到了31份，我无枪无狗，只分得2斤8两肉。我提起那串肉叹了一气：唉，辛辛苦苦地跟着寻找了4天，翻山越岭几百里路，恰恰合7两肉一天。

                                    炸弹炸野猪

       田里的稻谷半青半黄时，我们队上的劳力每晚都要到山上守野猪。睡在那田边的木棚——野猪棚里，在棚外烧上一堆火，时而起来喊几声，敲打一阵子木棒。尽管每晚都有人守在野猪棚里，但稻田里还是遭到野猪的破坏，野猪跑到田里，吃不了多少，就是踩得稀里巴烂，只要是野猪破坏过的田，基本上收不了多少谷。所以人们被这些野猪弄伤了脑筋。

      用枪打的话，人和枪支都有限，于是，人们装炸弹炸。炸野猪的炸弹同一般的大爆竹大小差不多，将炸弹放进死鱼肚子里，安放在田边比较干的禾稻边，野猪一旦咬到鱼，那炸弹立即爆炸。运气好的话当场可以炸死在田里，但大部分野猪咬了炸弹后，只将嘴巴前一部分炸烂，牙齿骨头炸得满田都有，但野猪仍能跑得动，而且还跑得快。人们得知后，赶着狗，拿着火枪有时要寻上几天才能寻到。不过，人们不太怕被炸伤的野猪，因为，它毕竟没有了那张“寡嘴”。

       记得，我头一次守野猪，有人在我守野猪的田里安放了炸弹。有一天半夜，我迷迷糊糊听得一声响，我不在意，清早起来就直接回了家。上午在田坝放“田水”时，那安放炸弹的社员来到我面前，拿起一把牙齿和骨头给我看，我才想起昨晚那一声响，原来是野猪咬了炸弹。

      第三天，有两个社员从山下抬来一头打死的野猪，我跑上前去看热闹，只见那野猪长嘴巴被炸了一截。他们说，这头猪就是在我守野猪那田里炸伤的，他们二人赶着狗，拿着火枪寻了两天才打到手，这野猪已逃离“现场”数十里路远。

      又一天下午，我正在砍柴，忽听队上的红薯地里一声巨响。当我赶到红薯地，闻到一股好浓的火药味，红薯地周围有人在寻脚印，只听见有人在念：“跑了，早跑了。”又有人在说：“赶快回去拿枪，牵狗，追……”

      我在地里寻了半天，终于寻了一颗弯勾牙齿，我走过红薯地，听见狗叫声，见几社员拿着火枪跟在狗后面进了冲，但他们寻了好些天，还是空手而归。

     冬至过后，我进冲里担稻草，忽听得一群扯猪草的细妹子在喊：“快来看哟，这港边上有只冒脑壳的猪…….”

      我提着担草杠，跑了过去，只见港边有一头刮瘦的野猪，它沿着港水慢慢地走，好吃力的样子。我拾起一块石头，朝它打去，正巧打在它背上，它哇了一声，回头望了望，我定神一看，我的天呀，它那嘴巴象个“烂刷把”，难看极了，我身上的鸡皮坨一刷就起了。

       我又捡起一团港岩子朝它打去，没打中，我不甘心，提起担草杠跳下港里，追到了它背后，对准它一杠打去，竹杠正打在它屁股上。它“哇、哇、哇”的叫了几声，继续往前走。我追上去又一杠，打在它的后腿上。它又“哇、哇”地叫了几声，拐了几脚又继续往前走。

      看来，它体质蛮虚了，没有一点反抗力。我更起劲了，追上去继续打。但每一杠打去，不是打在小树枝上，就是打在石头上，可怜我那根竹杠，被打得成了刷把。

      那畜牲被我像赶“猪啰啰”一样，打一下，走几脚。逗得路上的细妹子们哈哈大笑，她们也没一个人下来帮忙，像看耍猴把戏一样，笑得前仆后仰。

      机会来了，野猪被我赶到一小壕边，好像是夹住了脚，不走了。我举起竹杠使劲打下去，谁知用力过猛，身子向前一栽，那双膝正碰在一块大石头上，痛得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勉强起了几下都没有站起来，我双手撑着膝盖骨，顿时就红肿了起来。只听见上面细妹子在喊，“算了，算了，快上来，那野猪钻草丛里跑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那畜牲已经不见了，我跛着脚回到寨子，天已经黑了下来。

      几天后，社员在不远的草丛里寻到了那头野猪，它已经死了，身上已经骨瘦如柴，那稀烂的嘴巴上粘满蚂蚁，听人们说我都肉麻。

      不久，又听说炸弹炸死一头耕牛，装炸弹的人赔了百多块钱，从那以后炸弹炸野猪渐渐少了，人们改用铁夹子夹。

                                   铁夹子夹野猪

      山上野物确实不少，常见的有野羊、野猪、刺猪、竹里猪、田猫、野兔，其中野猪、刺猪、野羊这几种野物习惯走自已的线路。区别它们的线路并不难，见到羊蹄印便是野羊的路，见到刺猪爪印，便是刺猪路，野猪的线路就更明显了，它的蹄印大，线路也宽些，那些比较小的野物都喜欢沿着它的路线上爬，所以野猪线路不但有明显的猪蹄印，还杂有田猫、竹里猪、野兔等等。

      我同奶名叫元元的细伢子装过好多线路的铁夹子，所以同他还学了不少经验。别看他个小，但特别麻溜，又灵活，又聪明，讲起话来倒像个大人一样的口气。

      我第一次同他上山看铁夹是1966年年底。那天，我上山砍柴，正巧碰到他，听说他去看夹子，于是就跟他一起到了他装铁夹子的“引山冲”头。只见他爬上墈望了一下:“夹子被羊拖走了。”说完四周望了一下，再往下墈一跳。

      他用手指着旁边的草丛:“你帮我到草丛里寻一寻。”说完自己几跳几跳下了茶籽山。

      我依他的，在旁边那草丛里寻了一遍， 没发现任何东西。忽然听得茶山下“哈.....哈”的一阵声叫。我正琢磨着这是甚么东西叫？只听见他在茶山脚喊：“小陈，快下来，羊得了。”

       我听说羊已经得到手了，兴匆匆地跳下了茶子坡，很快跑到他面前，只见他卧扑在地上，身下压着一个黄东西，我正在好奇，他抬头望着我：“快帮一帮忙。”

       我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蹲下，用两手按住那黄东西，我这才看清是一只大野羊，它两只角弯钩钩的。只见元元慢慢地伸起腰，用右脚膝顶着野羊的肚子，那羊被顶得“哈哈”地叫。我跟着用力按住了野羊的后半身，他抽出柴刀，用刀背在羊的鼻子上上狠拍了几下。羊不再叫了，一会儿也不动弹了。

       我定神仔细一看:“啊呀，这羊怎么有四只眼睛？”我好奇地问。

       他笑了笑说：“羊只有两只眼珠，但有四个眼洞，前面那两个眼洞是夜眼。”原来是这么回事，羊的眼珠可以上下移动的。

       我们把羊抬回他家，他用小刀很快削下了羊，将羊皮钉在火塘房的板壁上，他用菜刀将羊肉对半劈开，递给我一边肉。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不能要这么多，我割一小块就有了。”

      他指着板壁上钉的羊皮说：“按我们山里人的规矩，铁夹是我的，这羊皮就归我一个人，这羊是我俩共得的，你应该分得一半肉。”

      我还是过意不去，执意要砍半截下来，他发火了:“难道要我元元破坏我们山里传下来的老规矩么？这种事我是不做的。”

      他讲得那么诚恳，又加上他娘和他的哥哥也在旁边劝说，我犟不过他们，只得收下。

      我分得那半边羊肉足足12斤，刚好快过年了，女知青都回城了，剩下我和章伢子，我俩美美地吃了几餐。还碰巧官团大队的大黄哥到我们金麦来玩，他戴着那副宽边眼镜，呷得笑哈哒。他鼓励我今后多装装夹子，可以改善生活。不用他说，从那以后，我更喜欢同元元一起上山装铁夹子了。

       他最喜欢听我讲水浒传的故事和阿凡提笑话；我最爱听他讲金麦大队近些年来发生过的事情。从他口里，我了解到生产队好多人的性格和经历，我们成了最知心的朋友。

       元元有4个铁夹子，我们分别安装在野羊路、刺猪路、田猫路、野猪路，我们夹过十多斤重的刺猪，还夹过刺猪逃跑后剩在夹子上的刺猪脚 ；夹过田猫，田猫虽然不大，但它的皮能卖2块多钱；我们夹过好多只竹里猪、野兔。

       有一次，我俩到“老书冲”看夹子，刚走到核桃湾口，元元突然讲：“等一下我，我的草鞋绳断了。”

       我站着等他，大约隔两分钟久我们走进核桃湾。突然，只听我们装夹子的位置“哈.....”地一声叫。原来，一只羊刚好踩着了铁夹，不迟不早，正好赶上。要不是他的草鞋绳断了，我们提前看夹子，羊见到我们一定会往回转，可偏偏就有那么巧，正好赶上了。

       羊拖着铁夹在核桃山里东蹿西蹿，我俩像玩“牵羊买羊”一样围着它捉。突然它被铁夹上安装的木丫棍挂住了，木丫棍挂在小树上，它急得“哈…哈…”地叫。我冲上前，像足球守门员一样，朝它身上一扑，正好把它抱住。

       元元走上前来，用柴刀在它鼻子上敲了几柴刀背。，那家伙才停止叫喊，我俩乐得在核桃山哈哈大笑。

       后来，我们还夹了一只穿山甲，它身上的壳卖了四块多钱。可我们就是夹不到野猪，据元元讲，他的四只夹子力量小了一点，只适合夹野羊和野猫，我们的铁夹子装在野猪线路，不是被竹里猪先踩着，就是被野猪踩过后甩在一旁。

       有一天晚上队上开会，有几个讨嫌的社员仗自己的出身好，说元元家是富农，她娘还是“份子”，地富份子家的铁夹子要没收。元元一听，连忙回答：“我的铁夹子早就卖给了知青小陈。”

       我一听连忙接音：“他那夹子早就卖给我和老章了，老章走后这夹子就全归我了。”

       那几个讨嫌的社员没办法，其实，队上的人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假的，但他们都不作声，只是捂着嘴巴笑。

      我还进一步强调：“眼看就要守野猪了，我要将夹子装到田边，保护集体的稻谷，这是革命行动。”

      那几位讨嫌的社员，打冤枉主意没有成功，便用出身来压人，我理直气壮的为元元辩护：“他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出身不由己……”我用当时较流行的语言顶回了他们。再说，生产队大多数人都看不惯那两个讨嫌的人，俗话说得好：一两只蛆婆子拱磨子不翻。

      我们真的那么做了，我俩将4只铁夹分两处安装在田埂较陡的野猪线路上，一来防止耕牛踩着，二来从陡坡蹿下来的野猪力量大，踩在铁夹上插得深。我们分前后装上2只铁夹，我们每天清早都去看夹子，我们没有火枪，只得各拿一把长砍刀当武器。

       终于等到那一天，我俩发现野猪踩上我们装的铁夹了，野猪拖着铁夹直往下走，两边的芒灯草被踩得稀乱。我俩穷追不舍，一直追到田里还见不到野猪，再看田埂脚被踩得稀乱，我们又跟着跳下田埂，我们跟着脚蹄印一直追到一个沟边。元元伸脖子往下一看，大喊一声：“在这里！”

       我连忙伸脖子一望，果然一头野猪躺在沟壕里。元元拾起一团田泥巴，朝沟下打去。那野猪一伸就站了起来，我又端起一大团田泥巴朝它打去，它更凶了，只往上爬，它还想攻击我们，但铁夹子的木丫棍挂在树枝上，它往上爬一下，又落了下去，爬一下又落了下去。

       元元大声骂道：“你这畜牲，成这样子还凶什么？”他边说边跳到了沟边，野猪嘴巴哒得垮垮地响，他一点不害怕，提起手中的长砍刀砍了下去，只听见野猪哇哇的叫了起来。他那一刀砍得好准，将野猪的右耳朵砍掉了半边，紧接着，他扬起长砍刀又一顿打，打得那畜牲的头血糊血海，一直打得野猪不动弹，他才停手。

      我站在沟上看呆了，他那麻溜的手脚，敏捷的动作，真令人佩服！他将野猪翻了一下边：“快下来抬，迟了怕碰上人。”

       我这才明白过来，向周围望了一眼，没有见人来。我俩将野猪连扯带推弄上了沟。他砍了一根红藤将猪脚交叉捆好，我砍了一根小杉树做杠子，我俩摇摇晃晃的抬上了肩。

      野猪虽然不大，加上那两只铁夹挂在一起，走起来还蛮吃力.他边走还边讲：“我第一刀，砍断了它的耳朵，剩下我都是用刀背打，要全用刀口砍，会砍得稀巴烂。”

      我连声说到：“你经验足，手脚好快喔！”

      一路上，他还讲了几年前他守野猪时，发现一头野猪婆引着五只猪崽在田里，他不顾一切硬砍死了一头小猪崽。他还说“过难关”（苦日子）的那年，队上的杨政金发了一财，他捡得一头被老虎咬死的大野猪，足足有300斤，那野猪只被老虎吃了一腿肉，野猪油都煎得有30多斤。

      不知不觉我俩抬着野猪进了寨子，正巧碰上在大队副业厂做木工的杨木匠，他硬要买去给副业厂人打平伙，我们俩考虑自己也吃不了那么多，于是便用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他们，野猪虽然不大，但我俩每人还是分得8块多钱。

       山里人夹野猪夹得多，但大多数都是拖着夹子跑好远才用火枪打死。铁夹夹野猪，给枪打野猪提供了优越条件。按山里人规矩，铁夹子夹的野猪被人打死，如果铁夹的主人在场，也只多分猪头或者猪脚，如果铁夹主人当时没在场，最多退还铁夹，客气的话可分上几斤肉。

       野猪瘦肉多，肥肉少，大野猪的皮约半寸厚，将那厚野猪皮用鼎锅炖上半天，那皮炖得成肉膏，咬一口又细发，又软心，唉呀！真是绝味…….

                                      绳索套野猪

     “白露”过后，山里的山道上都装着长长短短的“绳套”，套各种野物。绳套的安装方式是将竹竿插在路墈脚，弯成弓形系上绳套，在路边挖个绳洞，将绳圈放入洞内，上面盖上草土，只要野物踩在绳洞上，那机关竹竿就会一刷而弹，将野物套住。力大的竹竿可将野物的脚扯断，像那些野兔、竹鸡、田猫，常被力大的竹竿扯得稀烂。

      那些中等大的野物，如野羊，刺猪，大山猫被绳套住后总是难以逃脱，基本上都套死在竹竿上。套野猪的绳套就大多了，人们常用碗口粗的大楠竹做的套竿，起码要两人才能将楠竹弯成弓形。不过，这套野猪的绳套都不安装在附近，怕被耕牛踩着惹祸，都安装在偏远的山林陡坡上，或竹林的斜墈上。

      安装绳套有好多规矩，比方说，当年开始装绳套，如果套得头一只野物是野兔和竹鸡， 一般都不会要。一是就地扔了；二是送给从来没装过“绳索套”的人吃。原因是“兔子”的读音“兔”同方言“独”是一样的音。第一次套野物套“独”（兔）了，往后就再难套得了；二是竹鸡的“竹”字同“足”一样的音，第一次就得竹鸡得“足”了，以后再难套得了。

      我就吃过别人送给我的野兔和竹鸡，因为我从未安装过“绳套”。据山里老人讲：“白露”过后，大小野物都从山上下来寻食物，所以这段时间最适合装绳套。山里人有山里人的规矩，绳套猎物是固定的，不同于铁夹夹野物乱跑，人人可以得。清早各人看各人的绳套，各收各人的猎物，偷窃别人“绳套”上的野物是会遭到众人指责的，因为毕竟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还有好多是亲戚或房族姻亲，这也许也是自觉遵守规矩的原因吧。

      有一次，我和3个社员一齐到竹山里砍竹子。竹山离寨子有十几里路，我们走进竹山，就见山斜墈边安装着套野猪的“绳套”。那根粗大的楠竹被扳成弯弓形，那3个社员都嘱咐我， 切莫踩着“套”，这楠竹粗大，野猪都套得住，人踩着了，脚都会撕开。听他们这么一说，再看看那粗大的弯弓楠竹，那威力可想而知，

      我们走进竹山后，开始砍竹子，忽见竹子边有一堆松土，我好奇的抓了一抓这松土，“这是什么东西打的洞哦？”我喊他们来看。

      他们走过来：“是竹里猪。”“快挖，快挖”说着就动手挖起来.只见他们挖开松土现出一洞来，一个社员把耳朵贴在洞口边一听，“在洞里，我听见响声了。”

      另一个社员连忙又挖了几锄头，便将手伸进洞内:“我抓着尾巴了，抓住了。”

      只见他将手慢慢退出，真的拖着一毛糊糊的东西上来，另一社员猛地一锄头背打去，接着又是两锄头，那竹里猪不再动弹。

      我提起那竹里猪仔细一看，灰色的毛，有尺多长，两颗长长的门牙，比兔子还要显的重些，我捏着左看看又看看。

     “还有，还有，我们再四周寻一寻。”一社员说。

       于是，我们在四周仔细寻了几遍，突然一社员喊：“快过来，这里有一只。”

       我走近一看，果然又有一堆松土，我用锄头挖开松土，又现出一个小洞口。

       一个社员接着挖了几下：“坏了事，坏了事，这竹里猪打的钉地孔 ，难得挖到。”他说着用手指往下插。我听明白了，钉地孔是难得挖，要费好大的工夫。

      “有办法，灌水。”那社员又说。

       另两个社员二话没说，抽出柴刀砍倒了两根大楠竹，他俩各砍下一大节，用木棍将竹节巴捅破，背到不远的小溪边，一忽儿工夫就灌来了两竹筒水。他们将竹筒对准洞里一倒，接着第二筒也倒了进去，水呼呼地漏下洞去。

     “糊糊”的一阵响，只见一个头从洞里的爬了出来，头上湿淋淋，还泥巴糊努的，俨像漫画中的“美国佬”。它刚爬出半截身子，早已等在外面的锄头背一落而下，几家伙就将它打得落花流水。

       我一只手提着一只左看右看，乐得哈哈直笑。

       忽然，从远处竹山湾传来一阵叫声，大家仔细一听，“是野猪叫，肯定是绳索套着野猪了。”一社员说着往叫声处跑去。

       我们三人也跟在他后面，叫声越隔越近，当我们看清野猪了，却过不去，一条宽长的水壕给挡住了。

       我们只得站在壕这边干着急，只见一根粗大的楠竹上悬挂一头百来斤的野猪，它的后脚被竹竿的绳索套住，头朝下晃来晃去，叫声一声比一声叫得惨。

       我们决定绕过壕墈爬过去，就在就这时忽听得一阵叽里哇啦的说话声，几个苗民手提竹杠赶了过去。

       只见一苗民提起竹杠朝野猪头上就是一杠。“哇哇哇”那野猪叫得更惨，在空中吊来吊去，像打秋千一样。

       站在对面的一苗民又是一杠，将野猪又打吊过来。只见那几个苗民，左一杠、右一杠、前一杠、后一杠，那野猪的叫声越来越细。

       这时另一苗民提起苗刀，对着那粗大楠竹猛地砍下去，“嚓——”的一声。竹子断了，“扑”地一声野猪落下了壕墈。

       顿时，那几苗民一钻就跳下了壕里，他们好麻溜地将野猪背了起来，用竹杠抬上扬长而去.

       我们只能眼巴巴的望着，他们毕竟是少数民族，我们不能同他们去争抢，再说那绳套又是他们安装的。

       虽然我们没有分到野猪肉，但我们看了一场精彩的杠打野猪戏。不过，我们还是有收获，我们挖得两只竹里猪，还捡了一堆“冻菌”。

       晚上，这几位社员到我家“打平伙”。我将两只竹里猪炖了一大鼎锅，再加上些新鲜的冻菌。他们又拿来了一竹筒米酒。

       我首先吃了几大块炖得柔软的竹里猪肉，真是透鲜的；再吃上几块鲜美的冻菌；抿上几口米酒，唉呀呀!真是快活似神仙也！

                                       智打眼镜蛇

        我们金麦大队的30多名知青都回城了，只剩下我和九生产队的夏悸没有回城。她当时为什么不回城我搞不清，我也不喜欢问她。那时候我们像亲姐弟一样的相处，我在山上摘了猕猴桃、野梨子、板栗子，总要送去给她吃；她也一样，弄了点好菜，杀了只鸡总要托人捎信叫我一起来吃。她人长得丰满又漂亮，那张圆圆的脸蛋总是红红的，笑起来甜蜜蜜的，那相貌真的不错：

        可她吃起东西来却像苗人一样古里古怪。 吃鸡时，她将鸡腿挟给我：“来、来、来、细伢子吃鸡棒。”

        她自己却选鸡爪子、鸡脑壳、颈脖子筋筋绊绊的东西吃，她总是要把菜吃完后才开始吃饭，吃饭也吃得快，泡点汤几口几口就吃完了。
        她悄悄对我说过，她最望队上死牛，死了牛就有饱牛肉吃。她只要听说哪个队上死了牛，她钻山打洞都要去弄几斤牛肉回.。哈哈！她最喜欢吃牛肉。

       有一天，她得知我生产队死了牛，便捎来一信：“晏生老弟，得知你队死一黄牛，务必买上几斤送来，切记！切记！”

      我见纸条后，连忙走到分牛肉的案板上一看，只剩下一堆牛腩，这山里人叫这做牛麻腩。没有人肯要的. 我也称了3斤托人送去。心里还有些过意不去，我怕她说我扣，选最便宜的肉送给她。

       几天后，我又到她那里去玩。她一见到我，笑眯眯地说：“你送来的牛肉我清炖了一鼎锅，呷起来蛮韵味，我一天呷得精光。”

       听她这么一说,我才松了一口气。她抺了抺嘴巴：“我到乡里来了这么久，吃过野猪肉、野羊肉、猫肉、免子肉，就是没吃过蛇肉，听园艺场的知青们讲，蛇肉特别鲜。”

       看来，她蛮想吃蛇肉。我将她的话记在了心里，哪天打了蛇一定要送给她吃。
      几天后，我吃过午饭到五队看是否有信来？可邮递员几个月都没来了。我只好翻过山路往夏悸那里去，我边走边愁，我平时到她那总要带点野果什么的，今天空手到她那里还真有不太好一样。

       走着，走着，爬上了茶树山头。忽然，我见路边有一条黑带子在移动，我定神一看，原来是条长长的黑蛇。我吓了一跳，想绕路而过，但这又是一条必经之路。

       我顺手捡起一条小树枝扔了过去，想把它吓走。谁知我树枝刚扔过去后，它“噗”地一声竖了起来，颈根立刻变成个扁的，像个乒乓球拍，它嘴里发出“噗、噗”的声音。

            
    
        我晓得这是条剧毒的眼镜蛇，长沙人叫“扇头风”，这里叫‘饭拾蛇”。它突然朝我扑来，我退了一脚，顿时身上的鸡皮疙瘩一刷而起，只觉得裤裆一热......

       我连忙抓起一把地上的土灰扔了过去，它退了几下，又“噗、噗”的向前来了。

       我又连抓了几把灰扔过去，它照样退了几下又往前来，怎么办！万一被这家伙咬一口，必死无疑。难道我这条命就栽倒在它口里？

       求生的愿望使我勇敢起来，我急中生智，脱下草鞋扔过去，啪地一下。草鞋打在它的腰上，它退了一步，又向前来；我赶紧脱下另一只鞋扔过去，谁知这草鞋正打在旁边一棵树枝上挂了起来。那家伙退了几下，见我站起来，又朝我面前扑来。它那尖舌子几伸几伸，“噗、噗”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连忙退到一棵小树后面，使劲将树压倒，手紧握树枝摇摆了几下，那树枝摇得啪啪直响，那家伙不敢靠近。我回头望了望左右，见一丈之远的地方有一根捆柴的树条子，树条前面还扭着个“麻花圈”。

       我镇静了一下，用力猛摔了几下树枝，将手一松，一个箭步跑到树条前，顺手抓住了树条，回过头来，它已经到了我的面前；我用力将树条横甩过去，啪地一声，正打在那“乒乓球拍”上，它栽了下去，那“乒乓球拍”也不见了，变成了原样。

       我扬起树条，像细时候刷“得罗”似的一顿猛刷，那家伙再不动弹。我还不放心，用手抓住它的尾巴，象电影里赵丹的女儿跳长绸舞一样，舞起来朝地上板啊，板啊！这家伙一身被我板得软松松的了。
      我扔下它，寻到那两只草鞋，穿上后转身便走。走了几步回头再看看那条蛇，哎！我不是到夏悸那里去吗？她早几天不是说过想吃蛇，我今天何不将蛇送给她吃？正好两手空空。想着，我又走回来，抓住那家伙拖地来到她们那仓库边：“喂！夏姐姐，吃蛇肉啵？”我大声喊道。    

        夏悸听到喊声从房里走出来，随后还跟着出来一个姑娘。她指了指那姑娘说：“认得她吗？园艺场的刘兰英。”

       我笑了笑说：“好像看见过”。“

       哎呀，你身后拖的么子东西？”刘兰英说完退了一步。

       我将蛇甩到前面：“吃蛇肉”。

       我原以为夏悸一定会吓得一叫，没想到她却笑眯眯地摸着那条蛇：“好肥实啊，赶快剥皮，清炖着吃肯定韵味。”

       刘兰英也说她们园艺场打了一条大蛇，有3斤8两，大概也有这么大，他们吃了味道很鲜美。

       我用竹扦将蛇钉在仓库的柱子上，剥下那黑亮的皮，立刻显出肥椭椭的肉来。我将蛇剥好后交给了夏悸，这以后的事我不用管了，到时候我可以吃现成的了，因为她是个最会办吃的能干人。
       我拿着她的香肥皂跳进了发电站水坝的“一拱桥”下， 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干净澡。然后将那尿湿的短裤洗干净后晒在石头上。我一头栽进发电站龙道胜的床上，呼呼地睡了起来，当龙道胜叫醒我时，天都快黑了。我才猛然想起夏悸她们在等我吃肉。
      当夏悸将鼎锅盖接开，立刻闻到喷鼻的香味，不知道她哪里扯了几根野飨料，那野飨料像韭菜又似香葱，撒在汤上独具一格。

       我喝了一大碗汤：哎呀，真鲜！我又逮了几块肉，真韵味。我活到17岁，这是头一餐享受蛇肉美味！

                                          砍蜂窝

    
         一天，元元又来老木屋门口喊我，我以为又是喊我去装铁夹。只见他手里拿着斧头和小木盆。

      “走，我俩上山砍蜂窝去。”他说着扬了扬手中小斧头。

       我犹豫了一下说：“砍甚么蜂窝，不怕蜂子扎。”

       他拍了拍小木盆：“蜂窝里有蜂糖，把窝砍破，取出蜂糖，用这木盆装。”他说得好有把握。好像是去拿糖一样。

       我半信半疑：“要得要得，走就走，试试看。”

    “我不会骗你，早几天寻牛看见的，蜂窝在一棵空树里面，只要把树砍开就能取出糖。”他讲得好诚恳。他还说小时候他爹爹带着他砍过一窝。

       我们走了10来里路，来到一座叫杨梅湾的山界上。他一下就寻到了那棵蜂窝树，一棵水桶那么粗、两米来高的樱桃树。树腰中有一个酒杯大的孔，有几只蜜蜂在孔边飞。他把耳朵贴在树上：“你来听，树是空的，里面嗡嗡地响。”

       我不敢听，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站着。他笑了笑，拿出火柴，捡了几根树枝，在树脚烧起火来。火一燃，烟一冲，那蜜蜂一串串地从树孔里飞了出来，顺着烟子往上飞。

       他叫我再砍几枝生树枝添在火上，这样，烟子更大一些。我照他讲的做，砍了几根树枝添在火上。他站到火的另一边，扬起斧头，大斧大斧地砍了起来。他砍了七、八寸长的一线口子，弄得满头大汗。

        我连忙接过斧头，依着那线口子，也大斧大斧地砍了起来。这半干半生的樱桃树好硬哟，我使劲地砍着，砍了一斧又一斧。

     “砍出糖来了。”他说着用手指着树。

        我一看：“哪里有糖喔?”

     “你看，你看，那树口子里滴糖出来了。”他说着用手指一点，往嘴里一抹。

       我用手往滴汁处一抹，再用舌子一舔：“嗨呀呀！沁甜的啊！”这一下我这下尝到了甜头，干劲来了，扬起斧头准备再砍。

      他扬扬手：“我来我来，莫把蜂窝砍烂了。”他说着，扬起斧头直劈起来，几家伙就劈下一大块，他指着树空里说：“快来看，里面净是窝，窝里面就是糖。”

       我朝树空里一瞧，里面一片白，看不太清楚。他又用斧头将树空砍大些，能伸进双手。他叫我把木盆拿过来，说着，从树空里扯出一块一尺多长、五六寸宽的一板蜂窝来。

      我一看，那蜂窝密密麻麻的小孔里净是糖。他又伸进手去，又扯出一板来：“还有还有！还有一板大家伙。”说完，真的扯出一板更大的出来。

      “哈哈哈！”我高兴得打起哈哈来。

        他一共扯出四块出来，将头伸进树空一看：“没有了，一共只有四块。"

        突然，只听得他一声喊:"唉哟哟......”

      “你怎么啦？”我听他突然喊唉哟，便问他。

       他摸了摸后脑壳：“我被蜂子扎了一针。快走快走！蜂子飞回来了。”

        这时，我们才发现，火早已熄灭，头顶上又有蜜蜂在飞，蜜蜂飞回来了，危险！得赶快走。

       我端起木盆就往山下走，这一木盆蜂窝也有十多斤。俗话说：人有三份护财力。这句话一点都不假，我几步几跑地就下完了山，我又绕过了几道弯，跨过了小溪，过了独木桥，来到了大路边。

        元元紧跟在我后面，时而唉哟唉哟地哼几声，我们来到田冲边，他叫我停下来。他摸了摸后脑壳，又望望天上：“蜂子被我们摔脱了，撵不上我们了。”

      我俩回到家，将蜂窝平半分，我将分得蜂窝放在坛子里。我不会沥蜂蜜，干脆连窝一起咬，然后再吐渣。想吃就咬一块，每餐煮饭舀一碗米汤出来泡一块。这样，一个人慢慢地吃了一个多月，那一个月的日子还算过得甜。

                                          回长沙

      我硬等到年终分红，分得六十几块钱才回到长沙，那已经是1968年的元月。记得刚回来的第二天，母亲要我到新河煤店去买煤，我挑着水桶刚走到动力机械厂的大门口，突然从里面冲出一辆解放牌汽车，车冲出来后一个急转弯，从厂门又冲出一个端半自动步枪的中年男子对着车就是一枪：“乒”地一声。

      车照样开走了，但旁边一个推板车的细伢子应声倒下了。那开枪人见打着人了，提着枪就望往厂里面跑。拖车的人连忙去追，可他哪里追得上。他又回过身来，对着倒在地上的细伢子哭喊着：“我的崽啊，你快起来喔......”

      只见那细伢子头上只流血，戴的棉帽都透湿了，他再也起不来了。

      那位拖板车的父亲摇着儿子的身子嚎天痛哭。围着好多人在看，有的在骂：“各叫丧德咧！动力机厂的这些家伙太凶哒咧。”
      唉呀！我第一次看见枪打死人，心里咚咚地跳，我不敢再看,挑着提桶离开了。我来到煤店，已经排了一长队的人。我等到下午4点钟才买到煤，当我挑着煤路过动力机械厂时，只听得一阵吆喝声：“欢迎啦！欢迎啦！”

      我放下担子，问旁边的一位邻居熟人，这是欢迎哪个。那熟人回答：“上午那位‘工联’的造反派在厂门口对着‘省无联’的汽车开枪，把路边推板车的细伢子打死了，他当时逃跑了，现在他自动回来投案，他们工联的人在欢迎他。”
      我听后觉得奇怪，用枪打死了人还要受欢迎，这真是史无前例的怪事！后来又听说被打死的那个细伢子的哥哥安排进了动力机械厂，还补了一点钱。有人说他家还算是有动力机械厂安置后事，比那些被冷炮子打死的人走运些，这年头好多人被枪打死无处找起。

      讲得也对，我到原来住过的地方去玩，我们从小长大的一些邻居告诉我，我们隔壁宝伢子的弟弟小四，就是在粮食码头看大字报时，被河西那边打过来的子弹把命给送了。还有在一起玩过的邻居唐金亮，就是在马坡岭被子弹打中了眉心，永远告别了人间，留下了白发苍苍的父母。

      俗话说：乡里人进了城，到处望不赢。我这当了两年多的乡里人，只要走到大街上两眼就望不赢了。我看什么都好奇，看什么都觉得好新鲜，尤其看到那些标语口号写得有味：“万炮齐轰省革筹！彻底埋葬市革筹！”、“省无联，亚克西！省革筹，冒洒起！”、还有写得吓人的是“油炸xxx!”、“火烧xxx！”、“绞死xxx！”、还有那些造反派写的口号：“保皇派翻天，优先镇压！”

      一日，我在大街上走，只见一队细伢子在大街唱着“流行歌曲”：“流氓们，阿飞们，快快参加青年近卫军，包菜脑壳西瓜皮，拉链衣服真抖冲。”他们一边唱，一边蹬着脚，他们好自豪的样子！
     “小化生子咧，想挨裁罢！”几个穿拉链衣的“水佬官”对着细伢子骂。

      细伢子一嗡就跑散了。“水佬官”们边走边骂：“老子的‘喷筒子’（枪）是被收噶哆，不然的话，老子硬要搞它一梭子.....”

      我听他们这口腔调连忙离远些，我听说了现在水佬官惹不得。

      我一边走一边看墙上的大字报，来到五一路的湘锈大楼旁边，看到当年秀丽美观的湘锈大楼被烧得乌焦巴公。这时，我心里慢慢地明白了当时的派性斗争。以前是保皇派和造反派斗，保皇派没有斗得造反派赢；但造反派斗赢了以后内部又开始是斗，斗得又分成了两大派，这湘锈大楼就是造反派的两大派组织“工联”和“东方红”打仗的时候打汽油弹烧毁的，看起来真的可惜。

      我又来到中山路百货公司，里面人来人往好热闹，我走到这边柜台旁看看，那边货架上瞧瞧。突然，只见一伙人慌慌张张地往门口走，又见一起人往两边窜，神色都好恐慌样子。我再四周一望，我的天唉！整个商场的人都乱了起来，这里窜，那里跑。

      柜台上的营业员们也忙着锁钱柜，把身前的货往柜台里面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跟着慌张的人们往门外走。还没有走到门边，怎么又有人退回来了。我再回过头来一看，人们又没有刚才那样乱了，过了两分钟左右，商场又恢复了平静，人们不再乱走，营业员照样营业了。

       我猪头木称地站在那里呆了好一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硬是搞砣数不清。

       晚上，我回到家里把在中山百货公司见到的那一幕跟七哥一讲，他笑了笑回答：“现在长沙的市民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害怕两派人又来搞武斗，动刀枪。只要是大点公共场所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有时是有人故意造谣，有时是一点误会猜疑。总之，现在的人们是提心吊胆过日子。”

      七哥讲得对，现在的人过硬提心吊胆过日子，我回来这些日子就被吓了几次。七哥是三中66届高中毕业生，1966年文化革命才开始他来信告诉我，中国的文化要革命，学生不用再考试就可以升学了，他那时对文化革命还抱着好大的希望。可是后来他看到文化革命越搞越乱，乱得动刀了，什么文化革命？就是一场政治与权利的斗争。

       他还跟我讲了一桩可笑的事,他在烈士公园看到一幅油画，画的是红军井岗山会师。全国人民都知道，当年是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岗山会师，可那幅油画的是林彪和毛主席会师。不过，那幅油画没有挂好久就不见了。从这一点，他就把这场文化革命看透了。

      在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听母亲说，当年动员我下乡的那位街道主任张凤好坏的，我下乡刚走几天，她就要我母亲让一间房子给居委会，说我下乡了，两个人住这么大一间房子。

      我母亲说我们共父异母的兄弟还有好几个在长沙租房住，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就破口大骂起来，骂我父亲伪师长讨9个老婆.......骂了一大串......

      后来，还是被居委会占去一间办起“纪念章”工厂，整天乒乒乓乓地响个不停。我在农村的老木屋里过了半年多的清静日子，这吵闹又提心吊胆的日子真还不习惯，我还有点想回乡里了。

      过年后的一个晚上，大哥骑着单车来到我们家，样子好紧张。在我的印象中，这位比我大22岁共父异母的长兄胆子比较小，说话好稳重。尤其我回来这次见到他，他一再嘱咐我 ：“你现在长大了，要稳重，不要跟着别人去出风头。我们的出身不好，不要去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保皇派和造发派都可以拿我们这类人开刀，我们是运动中的‘活靶子’。”

      他还告诉我：“一个胆子小的人并不是坏人，也不是坏事，他是为了自卫。”

      大哥的这些话还是有点道理的，解放到现在，他在机关单位工作，就因胆小怕事、办事稳重没有犯过任何错误。

      他把我们三娘崽喊在一起坐下，听他分析目前的一些形势：“贺龙已经被打倒，长沙到处贴着“打倒大土匪贺龙”的标语，父亲解放前任湘西统领，1949年起义，1950任全国政协委员及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旧社会他与贺龙有一段“交情”，1952年父亲去世后，贺龙和我们没有任何交往，他当他的元帅，我们当我们的老百姓。可刚才有两位中央军委派来的解放军找到我家，他们问我知不知道贺龙的一些情况。我回答父亲当湘西统领时我才几岁，后来我们长大一直在外地读书，父亲从来不要我们挨政界的边。我们甚么都不知道。”

      听大哥说完，我心里想，这与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我生新社会，长在在红旗下，哪里会晓得旧社会的事情，万一来问我的话，我会一口清：不知道。
      大哥说完又对着我母亲说：“梅姨，这两位解放军可能会来问你，你就照我这样说，什么都不知道，旧社会你只管陈渠珍的生活，其它什么事都不管。”

       母亲听后点点头。七哥也嘱咐母亲：“妈，这就不是讲直话的时候了，没讲得好命都会保不住。”

  读了高中毕业的七哥，好像把整个社会都看透了。他同母亲生活的时间长，近几个月又在母亲厂里做零时工，他了解母亲有个爱讲直话的习惯，所以，他要一再嘱咐母亲。

       大哥也一再嘱咐母亲决不能讲直话，说完后匆匆地走了。

       两天后正好是星期天，七哥到同学家去了，那两位解放军真的来了。他们问我母亲是否知道一位叫“覃甫臣”的人的情况，我母亲回答不知道此人。

       他们还问好多人的名字，母亲一一回答不晓得，她说自己是文盲，嫁到陈家只管招扶陈渠珍的生活，只进厨房，没进过厅堂。那两位解放军没有问到一点情况，又转过身来问我 ：“你听家里人说过有关贺龙的事么？”

       早有准备的我只这样回答：“我是1950出生的，父亲死的时候我才一岁零四个月，我对他没有半点印象。他找了9个老婆，有6个我还没见过面。我们共父异母哥哥姐姐有15个，我排行十五，最小。到现在我还有4个姐姐没见过面，有两个姐姐，我还没搞清是第几个妈妈生的？我刚满15岁就下了农村，下去两年多刚回来。”

      我这么一说那两位解放军笑了起来。最后，他们拿出笔记本把我们兄弟姐妹住在什么地方，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单位工作都记了下来，连我下放的生产队都记了下来。

       晚上，七哥回来第一件事就是问母亲说了些什么，我说母亲没有乱说一句话，这一次她做了一回不老实的人。

      七哥听后笑了笑说：“现在讲老实话会惹祸上身，会害自己还会害别人，像调查贺龙这样的大人物的情况，你只要讲出一点小事，他们就会大做文章，就会跟他增加一条罪状，而自己也会受到牵连。”七哥这一席话讲得有些道理。

       后来，母亲和我们讲了实话，她说解放军问的那位叫“覃甫臣”的人，她听父亲说过，好像是红军的联络员，当年贺龙派他来与父亲联络......她讲到这里时七哥打断了她的话：“搭帮你冒讲出实话，不然的话贺龙又增加一条‘通匪”的罪状。”

       七哥说完再三嘱咐母亲，这话就讲到这里打止，从此以后再不要提了（后来听说：父亲的一位部下在省参事室被那两位解放军逼得自杀身亡。他们那笔记本上记满了我们一家人的名字。我想，如果林彪事件成功，我们这些有名字的人恐怕都要遭殃喔。）

       在长沙呆了几个月，天气越来越热，我每天中午都到浏阳河里去游泳，我最爱在油库码头的斜坡边游泳，在那里可以躺在当阴的麻石上睡觉，顺便把衣服洗了晒干，反正是消磨时间。

        一天中午，我一人泡在河里游了一阵泳后，便将衣裤洗了晒在斜坡的麻石上。我穿着短裤躺在我每天躺的那块又平整又不当晒的麻石上，我刚闭上眼睛准备睡一下。忽听得一阵嘻嘻哈哈的声音，我扭过头一看，只见三男三女朝我这方走来，看样子是工厂的工人.

       那三位男青年走到我面前看了看，其中一个高个子对着我说：“小瘪，让开点咯，让我们放衣服。”

      另外两个也鼓起眼睛望着我。我晓得，这年头的工人阶级最讲“叫脑壳”，看他们手上还拿着宽皮带。我明白，我这样的“非洲佬”（当年人们称知青是无户口的黑人）哪里惹得他们起，我连忙起身.

      三位女青年也来到面前，她们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其中一个短辫子的姑娘对着他们说：“你们好点讲唦，学哒各水里水气的样子。”

      那三位“叫脑壳”听后哈哈一笑。另两位剪着“西瓜皮”的胖子姑娘边笑边解开工作服，露出红色的泳装。

       我在乡里这几年和乡里姑娘在一起干活，她们都是穿长衣长裤。眼见这穿泳装的姑娘就离我几尺远，我感到好尴尬一样。莫说他们喊我走开，他们就是不喊我走，我都会赶快离开。

       我把晒在麻石上的衣服收起，转到另一道斜坡上，我照样躺上闭上眼睛，我每天中午来游泳也就是顺便睡下午觉。我闭上眼睛在想：现在看到的人比我下农村之前看到的人大不同，那时候的人讲道理，有礼貌；而现在的人出口就是“叫脑壳”腔，动不动就是“立哒！”这可能就是文化大革命讲的“超发了”吧。看来，我这乡巴佬还够超都超不发。

       忽然，传来一阵女人的叫喊声：“你们两个快点游过来救人咧！”

    “陶胖沉下水哒......”喊声越喊越急。

      我站起来望喊声处一看，原来是刚才那几位赶我走的几个人在喊。我慢慢地朝那边走去一看。两位男士在河中间放肆用力往岸边游。岸边那位骂我做“小鳖”的高个子在浅水游着“狗爬式”，离他一两米远左右见一双手伸在水面打来打去，脑壳一上一下，站在岸上的两位女的还在大声喊。

      可怜那位高个子的狗爬式就是游不到落水人的身边，河中间的两位还离落水人有十几米远，他们在使劲地游.

      我一看那落水人太危险了，便快步跑过去跳下水，一下就游到落水胖女人的身边，我双手端着她的腰往岸边游，我每天都在这片水区游泳，我晓得只要游上一米多远就能踩到底。

      可这胖女人可能是吓慌了，她突然双手抱住我的脖子，把我压下了水底，她的手抱得那么紧，抱得我出气都出不赢了，我本能反应快，两手扳开她那双肥手，把头往下一沉，从她那对大大的肉球上挤了出来，我几蹬几摆，一下露出水面,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见她又沉了下去，便一手抓住了她的头发，双脚放死地蹬，几家伙我就踩到了麻石，我把她也拖了上来站着。

       那位高个子狗爬式才游了过来，把胖女人往上拉。再过一阵，那两位男的也游到了岸边。这胖子女人哇哇地吐了几口水，哭了起来。

      那两位女人连忙扶着她，那三位男的也围着她，劝她莫哭了：“冒得事哒，冒的事哒.....”那位高个子游泳只会游狗爬式，始终没有游到她身边救她，但他现在拍着她肩膀，那个样子还是蛮殷勤，我见他那肉麻的样子赶快离开，只听见他们还在叽里呱啦地讲写什么.....

      一天，我在家里翻出以前三哥从沅江写给母亲的信。在信中多次提到我，三哥还是很关心我的。记得我刚到农村上山砍柴时，新穿的胶鞋被尖锐石块划破了一条长口子，根本不能再穿，我写信给三哥后，他寄来了八块钱，要我重买一双。不久，我收到七哥的来信说母亲知道这事后很不高心，她要我今后有甚么事告诉她，不要去找三哥、四哥他们，他们也有困难。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任何哥哥姐姐写信了。

      直到1967年武斗开始，我们大队知青都走完了，我家没有汇款来，我只能等到年终分红才有钱回长沙。听邻居说武斗的那段日子，天天听到我母亲哭。我们三个月失去了联系，我写信给他们没收到。到10月份我一下收到家里7、8、9三个月的9封信。信中都是问我现在安全么？七哥在9月份的一封信写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见母亲和七哥那时除了焦急和眼泪以外再无别的能力，这也就是老实人吃亏的地方。

       我在家呆得心里烦躁，决定到沅江三哥家去住一段时间，这回母亲答应了。于是，我坐车到了沅江。但在沅江等待我的又是些什么呢？
        

                                  沅江坐牢

       湖边刮起了阵阵冷风，夜幕笼罩着整个医院。三哥气呼呼地站在窗前一动也不动。三嫂忙着收拾捡场，抄家的人刚走，屋里被翻得稀巴乱。三侄儿军军和四侄女丽丽坐在我身边，他们时而望望爸爸，时而望望妈妈。

      他们被刚才的一幕给吓坏了，那伙人冲进屋里好恶好凶。当他们翻出三哥和三嫂的照片后，大声喊着：“你们来看，他们还保存着穿国民党军装的照片。”

       三哥再三跟他们解释：“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张照片是1957年照的，那时候解放军是穿这种军装，是戴这种大盖帽，系这种武装带……”

       不管三哥怎么跟他们解释，可这伙人就是不相信，他们硬把这些“可疑”的东西抄走，临走时还说；“你们还隐藏了什么东西，都要老老实实地交出来！”

       三嫂边捡场边劝三哥：“莫气了，这年头没有我们说话的权利，谁要我们出身不好呢。”

       四侄女丽丽突然问我：“叔叔，我大姐和大哥什么时候才能放出来？”

      我望着他那张幼稚的小脸，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前天上午医院厕所边有人捡到反动标语，下午4个侄儿女都被医院革委会叫去，今天下午军军和丽丽才放回来，可他们的哥哥姐姐还没有放回来，还不知道要关多久。

       三哥为了此事急得要命，刚才这一抄家，三哥更是又气又急。我望着这翻得稀巴乱的房间，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再看看身边的两个侄儿更觉得他们可怜。

     “咚、咚、咚”又有人敲门。

       军军连忙跑去开门，嘴里念叨着：“可能是哥哥姐姐回来了。”，门打开，进来的不是他们的哥哥姐姐，而是医院的两位护士，刚才就是她们领着那伙人进来抄家的。

       她们走到三哥面前：“陈医生，医院革委会要叫你弟弟去一趟。”说完望了望我。

     “叫我弟弟去一趟，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证明，现在外来人员都要严格审查。”

       三嫂子望了望我：“他是知识青年，没有证件。”

      “快点，跟我们走！”两位护士没有理睬三嫂。

        我连忙说：“三哥三嫂，我跟他们去一趟，不要紧。”说完便走。三哥走上前来：“你自己要小心些。”我听得出他的声音在颤抖。

      我随着这两位护士穿过橘树园，路过医院大门，来到了公路上。天黑漆漆的，又刮着阵阵冷风，我身上有点打哆嗦。我心里想，他们不是说到医院革委会吗？为什么走出医院大门呢？她们前一个后一个把我夹在中间，我真还有点不自在。

      我们在公路上走了大约20米左右，来到一辆汽车面前。只听其中一位护士说：“人领来了。”她的话刚一落音，从汽车后面冲出几个人猛地抓住了我，我正想问干什么，一坨布塞进了我的嘴巴里，眼睛立刻就被一块布蒙住。几双有力的手抓住我，连逞带拖把我推上了汽车，车开了……

      十几分钟后，车停了下来，他们抽出塞在我嘴里那坨布，又取下蒙在我眼睛上的布带。我睁开眼睛一看，已经站在一间大厅中间，厅里面亮堂堂的站满了人。又是咒骂声，又是哭叫声。只见几个穿军装的人敞开衣服，手里拿着皮带在抽人，那些人被抽得满脸是血，光光的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有人在松绑，有人在搜身，还有人在指着人骂，整个厅里乱哄哄的。我被推到厅前面的一张办公桌前，桌边站着四个彪型大汉。中间坐着的那位手里拿着笔，他上下打量一下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回答：“陈晏生。”

      “年龄？”

      “十八岁。”

      “家庭出身？”

      “地主”

     “到这里来干什么？”  

     “到我哥哥家里来玩。”

      “是的。”我说完点了点头。

        他登记完后，把手一挥，站在旁边的两个大汉子立刻抓住了我，把我的头按下，直往楼上推。我被推到楼中央的毛主席像面前，一位胡子大汉手里拿着一把马刀，他大声吼着：“站过来，向毛主席请罪！”

       说完把手中的马刀抽出一半，又啪地一下套上。然后举起马刀，用刀背架在我的脖子上：“头低下点！！”

       我的脖子被刀背压得发麻，头越压越下。

      “跪下来，向毛主席请罪一分钟！”胡子大汉还是大声地吼着，手中的马刀也越压越紧。

       我向毛主席请罪一分钟后，关进了一间黑屋子。黑屋子里已经关进了六人，每个人面前放着一张白纸。胡子大汉用马刀指着那张白纸：“你老实坐在纸上不准移动，不准回头，听见没有？”

       我点了点头。

       他大声吼到：“听见没有？大声回答我！”

     “听见啦！”我也大声回答。

       我坐在那张白纸上，心里想这就是坐牢吗？我为什么突然坐起牢来，我究竟犯了什么罪，我不是到三哥家里来玩的吗？

       我回头望望那几个陌生的面孔，他们坐着一动都不动；我再望着这黑漆漆的屋子，一身起了鸡皮疙瘩。我心想，在这黑屋子里要关多久？我难道犯了什么错误自己还不知道吗。听说这年头好多人犯了死罪自己还蒙在鼓里，我难道也是这样吗？难道我到沅江来以后，犯了什么自己还不知道的错误么？我得好好地回想一下：

       记得那天我见到三哥三嫂时，他们脸色都不太好看，几个侄儿侄女叫了我一声叔叔后便坐到一边不再理睬我。我当时心理很不舒服，难道他们嫌弃我这乡巴佬么，不欢迎我这被人歧视的无户口的“非洲人”吗？

      三嫂好像察觉到了，她连忙把我拉到三哥面前，解开三哥的衣服。我一看，啊呀！三哥身上全部都是血肉模糊的伤痕。

     “是谁把你打成个样子？”我气愤地说。

       三嫂流着眼泪回答：“昨天让人抓去挂牌子游县城，回来就成了这样子。”

       我问三哥：“你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抓你去游街挂牌子？”

       三哥叹了口气说：“八弟，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三哥讲起了往事：“1963年我们调到沅江县人民医院工作，几年来，我们夫妻对工作比较认真负责，处处地方还是以一个军人来衡量自己。见到医院一些做得不对的地方总是直言相劝；并对医院一些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没想到就为了这些事得罪了医院领导，他们不知道以什么文件精神减了我们的的工资，在工作上也故意刁难我们。文化革命一来，曾经得罪的那些人成了革命派，他们写出大字报说我们是‘伪军官’。昨天从县城来了一伙人把我捆走，他们在我脖子上挂上一块大木牌子，上面写着‘伪军官’，要我一边敲锣一边喊：打倒伪军官陈和生。我不服气，一边敲锣一边喊：‘我不是伪军官，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些人一边用皮带抽我，一边又逼着我喊打倒伪军官，我还是照样喊：‘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县政府几个同我们一起复员的解放军见到此事，把我脖子上的牌子摘了。那伙人又跟我换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孝子贤孙'。这样，我被人押着游了一天县城，一身被打得到处是伤。”

       听三哥讲完，我心里好难受，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三哥劝我不要难过，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顶多就是挂牌子游街，挨场打，这年头挂牌子是常事，哪个要我们出身不好呢？

       三嫂也说：这年头没有我们说话的权利，不过我们没有做坏事，没做亏心事，我们不怕！

       三哥又说：“八弟，你这次来得真不是时候，三哥对不住你。”他说完摸了摸身上的伤痕：“不要紧，一点皮外伤，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我多么希望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就在前些天，医院发现了反动标语。记得那天上午我到厕所解手，正好碰见大侄女华华从厕所出来，我从厕所出来时，又碰见一位医生（后来知道他姓陶）手里拿着一张纸好紧张的样子，他走到我面前：“你看，这是谁丢的反动标语，打倒林彪，刘少奇万岁！”

      我没太注意纸上的字，他拿着反动标语往医院走去。我从厕所回来，4个侄子都在，我把刚才有人捡到反动标语的事一说，他们没多大的反应。

       二侄子康康说了这么一句；“我们学校那年有个学生捡了张反动标语，后来左调查右调查结果查出是他自己写的。”

       军军和丽丽听哥哥说完哈哈大笑。大侄女华华没多大的反应，她照样看她手上的那本小说。

       三哥三嫂下班回来，我将此事一说。三哥啊地一声，脸色都变了，我真不知道三哥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三哥连忙把四个孩子都叫到跟前，问他们今天到过什么地方。三个侄子都在家没出门，只有大侄女到厕所解了下手，当时我也到厕所去了一趟。

       三哥一听：“坏了坏了，反动标语在厕所边捡到，刚好华华到过厕所。”

       三哥骂华华：“我这些天嘱咐过你们，要你们别乱出门，任何人的家里都不要去，上厕所就在家里上。”

       华华有些不服气：“我解大手未必也屙在痰盂里哦，哪里各怕咯？”

       三嫂过来骂华华：“你是老大，你太不懂事了，现在别人要害我们，你知道啵？”

       三哥长长叹了一口气：“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我最怕发生的事偏偏发生了。”

       他说完，又把四个孩子叫过来：“你们几个老实跟爸爸说，这反动标语是不是你们干的？你们是不是见爸爸挂牌子游街了心里不舒服？”

       华华气得瞪着眼睛对着爸爸说：“你精神过敏呗？我们从来冒想过做这种事。”

      康康说：“我才听八叔叔讲反动标语的事，我还讲我们一个同学自己写的标语自己丢标语......”

      军军微微一笑：“我和妹妹一直在听八叔讲乡里打野猪的故事，他们乡里好多野猪，我只想到八叔叔那里去玩了。”

       三哥拍了拍自己的头：“哎呀，只要你们都听话，冒干这种事我就放心的。”

      当天下午，医院的小朋友都集中在篮球场旁边，他们每个人手上拿着笔和纸写今天上午看见过什么人到过厕所旁边。我听到小朋友在念自己手上写的东西，大多数都是念到：“今天上午看见了陈华华到过厕所旁边.........”

       我心里好紧张，事实也是这样，华华上午的确到过厕所，难道华华会做这种事么？她今年16岁了，应该懂事啊。

       第二天上午，四个侄子都被医院革委会叫去，三哥急得在家里团团转，他嘴里不停地念着，这四个小家伙哪里经得起那一吓，那一诈喔，军军和丽丽还这么小，尿都会吓出来呢。

      我只好安慰三哥，要他不要急，事情总会调查清楚的。三哥对着我：“八弟，你年轻，还单纯，不知道这政治运动的厉害性，这政治陷害的事经常发生，像我们出身不好的人最怕就是别人‘栽赃陷害’，这反革命的罪谁能担当得起哟.....”三哥说完躺在竹床上。他一身都软了。

      四个侄子分别关在医院的四间房里，三嫂每餐给他们送饭，一关就是三天。昨天晚上军军和丽丽刚放回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抄家的人就来了。紧接着我就被抓了起来，关进了这黑房子里。

      天亮了，我同其他犯人一样排着队走到食堂吃饭。这时可以上厕所，可以洗脸。我走到水池边，用双手洗了洗脸，我回过身准备到厕所去，突然，我见大侄女也在队伍中，她原来关到这里来了。

       我决定找机会靠近她，问问她到底写了反动标语没有？她也看见我了，往水池这边走来，我连忙走过去洗手，她走到我旁边，没正眼望我说了一句：“你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晚上。”

     “我爸爸妈妈现在怎么样了？”

      “我来时他们还在家里，军军和丽丽回来了，康康还没有回来。”

        有人走过来了，她连忙洗洗手离开，我大胆地跟上前去，轻轻地对她说：“华华，你没有做的事绝对不能承认。”她点了点头，我们分开走了。

       吃完晚饭后，我被换了一间房间。这间房间大约20平方米左右，里面都密麻麻坐满了人。房角边放着一只粪桶。人多挤得紧，又热又臭；粪桶里的尿臭，汗臭，胃气臭，狐臭....我只感觉心里上下翻滚，想吐也吐不出。

       我在这里要关多久哟；我又想起了可怜的三哥三嫂，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又想起大侄子华华，小时候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她那时最喜欢讲长大了到北京去见爸爸妈妈，要像爸爸妈妈一样当军医；我那时也有很多理想，我长大要像三哥一样当解放军，我要像五哥那样当空军。没想到现在长大，我和华华却在牢里相见，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都很难预料。

       下午我被喊到审讯室。一位中年汉子问我：“你对我们这次采取的行动有什么意见？”

       我心里明白，这时候只讲好的就免得吃亏。我轻轻地回答：“当然是革命行动，你们维护社会治安，我能够理解。”

      “嗯，你思想还不错，我现在再问你，你侄儿陈康康写反动标语你知道么？”

      “我不知道，如果调查出来真的是他写了反动标语，我绝对不会包庇他，一定和他划清界线。我希望你们认真调查清楚，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我老实告诉你，陈康康写反动标语，陈华华扔反动标语，我们正在调查他们的后台是谁。”

      “陈康康今年才十四岁，他应该不会做这种事。”

       “够了，我警告你，这次抓你来是触及一下你的灵魂，你要再为他们辩解的话，想触及一下皮肉吗？”

        我晓得，现在和他们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弄不好还要吃大亏。

        他把桌子一拍：“现在放你出去，你明天一定要离开沅江，不然的话我们又会要采取革命行动！”

        我被放出来了，这一天一夜的黑屋子显得好漫长，我迅速赶回医院，三哥三嫂见我回来，首先问我是否挨打？

       我摸摸脖子说：“我没有挨打，只是脖子被他们的刀压疼了。”我将见到华华的事告诉他们，又将康康写反动标语的事同他们讲了。

       三哥听了长长叹了一口气：“我早就预料到了，最后落到我头上，我有心理准备。”

       当他们听说我要走，三哥说实在话他也不敢留我，他也没有能力来保护我。军军和丽丽听说我要走，发脾气了：“叔叔走了就不好耍了。”

     “叔叔，你现在莫回去，等哥哥姐姐回来。”两个小侄子不让我走，我实在不想离开他们，但我能留下来么？

       三哥劝他们不要胡闹，要听大人的话，难道想让叔叔再次被他们抓走去受苦吗？我也哄他们，过一段时间再来玩，我口里这么说，心里却在想：可怜的侄儿侄女，你们家也许就要大祸临头了.......

      到长沙的船票很难买到，三哥建议我走到益阳，再从益阳坐车回长沙。从沅江到益阳六十里路，我在靖县时来回八十里路走习惯了，六十里路不成问题。

      第二天早晨5点钟我离开了他们，三哥让军军送我一程，军军曾经和他哥哥到农校一菜市场买菜，总是很早就去排队，估计到农校天就会亮。

       我和军军在公路上走着，我望着他那瘦小的身躯，他今年才十二岁啊，已经没有去上学了，近段时间家里发生这么多事，他也被吓得要命。现在我走了，他哥哥和姐姐还没有回来，爸爸妈妈还不知道哪天就要遭殃。

       我把手搭在他肩上，我俩慢慢地走着，走着，我心里像刀刮刀一样难受。

       天已经蒙蒙亮了，走到了农校的岔路口我们得分手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他走上岔路回头望了望我，很舍不得的样子，显得好可怜。我向他摆摆手，他走了，慢慢地消失在小路上。我终于忍不住了，捂起嘴巴哭了起来，我真希望三哥他们一家人能平安无事就好喔。

      第二天中午我终于回到了长沙，把三哥家里发生的事同母亲和七哥一讲。母亲只会叹气。她说以前就跟三哥算过“八字”，说三哥三十几岁会有一场大难。

     七哥指责母亲说一些唯心的东西，他听我讲叙在三哥家里发生的事后，非常气愤地说：“这是一桩明显的政治陷害，我相信三哥绝对不会做那种蠢事。”

      当天晚上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又来催我立刻回农村，不要逗留在城市。我早就不愿意在这“鬼”地方呆了。大清早我就赶到汽车站买了车票，第二天就踏上了回山村的路。

      我回到乡里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三哥，可一连写了几封信都没见回音。几个月后七哥来信说三哥被打成了反革命，坐进了牢房。

      两年以后我收到三哥从沅江朱家嘴的一封信，他们全家人都遣送到朱家嘴落户。嫂子两年前就疯了。

      再过两年，邓小平第二次上台的时候，三哥来信说，北京部队来人为他们平了反了，是冤案，他不是反革命。一家人又回到了医院，可嫂子疯病再也医不好了。

      晚年的三哥最感谢的是邓小平。

  
        我一个人回到农村，原来的那间老木屋里已经空空的了。我们的农具、炊具都被人拿走，留下几张空床铺。幸好我们的知青新屋修好了一间房，我搬了进去，就在床边架起了烧火架，烧起火来。我从仓库里出了50斤谷，到代销点买了1斤盐、2个钵子。向社员借了一口鼎锅，开始了新的生活。

       那时候正碰上打谷子季节，白天累得要死，晚上还要“晚汇报”学习到半夜。天刚刚亮又来个“早请示”，搞得人人都精疲力竭。记得中秋节的前一个晚上，队上开会，宣布中秋节休息一天，我回来后睡不着了。我想社员都有鸡鸭杀着过节，而我只有一点米和盐，连小菜都没有。我过甚么中秋节，我还担心长沙的妈妈是否还挂牌子站在厂门口，还担心多病的哥哥下农村，我更担心沅江的三哥，他们一家人现在怎么样.......

      我还考虑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我想了好多好多，想到天亮终于想通了。多愁忧虑是无用的，靠自己这双手，解决目前最现实的问题：设好菜园，种好菜！把日子过下来。

      我吃了早饭后，把房门一锁，挎上柴刀上了山，我忙了一上午，砍了四捆小柴棍扛到了菜园里。我将菜园围好以后，又扛起锄头挖起地来，到天黑终于把地挖好，撒上了菜籽，我相信，不出一个月就会有菜吃。当我回到屋时，寨里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灯。

      我肚子早已咕咕叫了，连忙烧火煮饭，没有菜吃光饭也行。突然，有人在门外喊我：“小陈！小陈！”

      我一听是社员罗仕城的声音。我扯开门一看，他手上端着一大坨红肉递给我:“拿坨野羊肉给你过节，我下午来了几趟，你不在屋。”

      我接过野羊肉：“今天得的羊，是铁夹子夹的吧？”

    “上午用索子套的，我今天想请你吃饭，又怕别人讲嫌话。你这次回来蛮可怜的，样事都冒得，真难为你过喔！”

      我笑了笑说：“不要紧，困难是暂时的，谢谢你喔。”

      莫谢莫谢！”他说完便走了。我望着他那矮小的身影，他比我大两岁。他虽然出身富农，但为人特别好，我到农村两年多的时间，他家几兄弟和我关系都好。他讲得没错，我现在的确很可怜。

       饭煮熟了，我把饭舀进钵子里，将切好的大块大块野羊肉倒进鼎锅里。没有油，只好来个清水炖羊肉。肉煮开了，我试尝了一块，还咬不动。看来要用小火慢慢地煨，我添了几块硬柴，把鼎锅盖揭开小半边，让小火慢慢地煨。累了一整天了，我靠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突然有人叫我吃月饼，我起来一看，是妈妈来了。她递给我一包九如斋的月饼，我好高兴，拿起一个咬了起来。怎么越吃越肚子饿，突然舌子一麻。唉哟！原来是做梦。我往窗外一望，外面好亮，我走出门来一看，月光正照在大门口。我抬头望一望天，天上好圆好亮的月亮喔！对，今天是中秋月。

       我低下头，只听得肚子里咕喽咕喽响。这真是：“举头望明月，肚子闹饥荒。”我想起了那鼎锅羊肉一定煨烂，我无心赏月了，走进房去，端起那鼎锅羊肉往大门口一放。端起那钵饭，借这中秋明月光，大口吃饭，大块逮肉。嗨呀呀！这清炖野羊肉呷起来透鲜的啊！

        过中秋不久，黄妹子也来了，她见一男一女不方便，便叫九队知青“翘妹子”来作伴。新屋就起在生产队仓库旁边，前面是稻田，一股溪水从门前流过，还蛮方便。正巧碰上学大寨，我们金麦大队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大寨式的大队，大队统一核算工分和粮食，翘妹子住进我队，寨古冲自然也没有什么意见，反正属一个队了。

       我们三人在一起相处得不错，不久，组长李妹子也来了。不过，她这次来不像以前那么积极进步了，嘴里不再讲那些革命啦、扎根啊、阶级斗争的大道理了。因为她爸爸在长沙挂了牌子，家也被抄了。她好象把一切都看透，她检讨当年“节约粮食”的那些愚蠢行为；她说书越读得多越受毒害深！

      住进新木屋舒服多了，又点上了电灯。有一天清早,我起来解大手，打开大门捡到一个皮荷包。我登上茅厕把荷包打开一看。里面有三十块钱和几十斤粮票，还有一张长沙县某生产队的接受证明。我一看是李妹子的名字，我明白了这是李妹子的皮包，幸亏被我捡到，不然的话会惹有好多猜疑和麻烦。当我把皮包交给她时,她打开看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搭帮你起得早，万一被社员捡哒还有个鬼。”

      在这段日子我们四个人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得很好，但有一桩事使我们最伤脑筋，那就是“早请示”和“晚汇报”。每天天刚蒙蒙亮，新任队长覃大个子就到了我们新屋里，他吹起哨子大声喊：“早请示啦！早请示啦！来迟了不算工分。”

       随着喊声，社员陆陆续续挤进了我们的堂屋里，覃队长站在“宝书台”前，手拿着语录本：

     “立正”，他的话刚落音。

       社员们一起喊：“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坚定！”

       接着他又讲；“首先，让我们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共同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

       社员一齐挥着手中的语录本，大声喊着：“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他又说：“祝愿毛主席的最新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他的话刚落音。

       大家又齐声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让我们纵情歌唱《东方红》。”他扯起喉咙：“东方红，预备起！”

       大家一齐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唱完后，开始请示了，只见覃队长弯腰鞠了一个90度的躬，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毛主席，毛主席，我们今早晨照样去犁田，妇女做杂工，年老的留在仓库箱谷子.....”
       覃队长讲完了，便对着大家讲：“你们有甚么要请示就上来请啦！”

       随着喊声就有社员走上前来对着毛主席的像说：

   “毛主席，毛主席，我今天要去走下人家，我的舅舅得了重病，我要请天假去看看他，他家是三代贫农。”一个讲完了。

       接着一个大娘和又来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我今天要请假，我的妹妹生了小把戏，我要去打‘三朝’。”

       “我要去赶场哦！”

      “还有我一个哦”

      “还有我和我的奶奶哦。”

      “我的公公也要去赶场哦。”

        要请示的都一一请完了，覃大个子又站到了中间，他又扯起喉咙：“大海航行靠舵手，预备起：”

       大家一齐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后才纷纷离开。这时，天刚好亮，我们等社员走后，又赶紧钻进被窝里热一热身子。

       晚上，“晚汇报”的内容和“早请示”的大致相同，只是汇报一下当天做了些什么事，再安排一下其它事。那些队委们总要在我们的堂屋里扯东扯西闹到半晚才出门。第二天照样“早请示”；而且越来越早，有几个队委居然打着手电筒比起早来，这下可苦坏我们了，但又不敢讲，这政治上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轻重。

       有一天早请示，罗家大爷匆匆赶到会场，他那件衣服扣来扣去扣不好，他一边念一边扣，还是他儿子打起手电筒一照：“爹爹，你的衣裳穿错了，这是我娘的衣服。”，大家围过来一看，哈哈.......整个屋里人都笑了。

       我忍了好久的笑了，这回见社员们都哈哈地笑，我一头栽倒在床上痛痛快快地笑了一场，这笑话笑得全大队都晓得了。

      我们寨古冲的人有个爱讲笑话的习惯，尤其是学大寨，大家一齐在田里做“混混工”时，动手的人少，动口的人多，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笑声不断。

      我们知青住进了这新屋后，又闹出个大笑话。事情是这样：生产队死了一头老黄牛，分完牛肉后，覃队长拿着那尺多长的“牛鞭”，嘻皮笑脸的对我说：“喂，吃牛鞭波？吃了好和几个妹子来劲些，你现在算是行桃花运哦，整天有三个妹子围着你转。”他说完还把那牛鞭在我眼前摔了几下。

       我讨厌他这号人，不理他，照样锯我的柴。他又走到翘妹子面前说:“吃牛鞭，送给你们吃！”

       翘妹子望了望旁边的李妹子，李妹子到底多读了几年书，知识丰富些，她对翘妹子说：“牛鞭的营养价值高，长沙有钱都难买到。”

       翘妹子一听营养价值高，又不算钱，送给我们知青吃，连忙接过牛鞭。平日里最懒办饭菜吃的她，今日里显得格外勤快；只见她又洗锅又吹火，李妹子也抱着柴来帮忙。她俩将牛鞭盘放在锅里，那炒菜锅本来不大，盘放着牛鞭，放上点水就满满的了。

       火越烧越旺，柴越添越多，我见她俩忙进忙出，好高兴的样子，还唱起了最流行的样板戏：“我家的表叔数不清......都一颗红亮的......”突然，一阵“卟卟卟”的响声。顿时，火塘里冒出一股股白烟灰来，只听翘妹子一声尖叫“啊呀！啊呀，活了，活了......冲出来了！”

       在一旁洗被子的黄妹子连忙喊覃队长快来看:“咯是何解？”。

       覃队长走进火塘房后，只见他双手捂着嘴巴“咯咯咯”地笑了出来，脸块笑得通红，笑得蹲了下来。几个社员跟着进了火塘屋，火塘里传来了哈哈哈的笑声。

       我不晓得他们笑什么，我扔下手中的锯子，走到火塘一看。只见翘妹子靠在板壁上，见我进来，她用手指了指轻轻地说：“吓得我要死，那家伙活了，我看见它从锅里钻出来，像蛇一样。”

       我走近一看，原来，这两个不会做事的蠢家伙，把牛鞭放进锅里，砍都没砍断一下，就是一根整家伙放在锅里煮。那牛鞭经猛火一煮，煮发涨了，煮成了硬挺挺的一根，锅子太小，一下就冲了出来。

      社员还在不停的笑，我见那粘满火灰的牛鞭还有什么吃场，我拈起那又烫又硬的牛鞭往小溪里一丢，嘴里骂着：“克你娘的三十三喔！”，那牛鞭随溪水飘飘而去，越飘越远，不知去向何方。
      平时里能说会道的李妹子这一下不做一句声了；也不再说什么营养价值高了。翘妹子呢，那张红脸吓成了白脸。

      这下可好，牛鞭未吃成，逗来一阵笑。社员纷纷要我们谈谈吃牛鞭的感想，什么吃牛鞭……谈圣经（肾筋）啦！那牛鞭被长沙妹子煮得梆硬的啦......

                                    修312公路

        不久，我被安排到离寨牙公社不远的木家冲修312公路，我们扎住在几户农家的楼上。到那里几天后就开始下雪了，下雪照样出工。大家在雪地里干活都很自觉，因为一停手脚一身就像泼泉水一样冷得发抖。搭帮伙食还开得不错，每餐能吃上有油的菜，隔一星期能吃上一回肉，比起修那石冲水库来要强多了。

       我们金麦、木山两个大队的人又扎住在一起。木山大队来了一批新知青，这批新知青(男生)都长得标标志志，武高武大，团团大脸，板角四威。只有其中几个戴眼镜的，长得斯斯文文，秀秀气气，总的一句话，都是些“长满哥”。他们来后工地热闹多了，他们唱起了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唱起了革命样板戏“……浑身是胆雄纠纠！”

       有一次,我们金麦的社员和木山的社员为争"推板"（用来拖赶泥土的工具）发生了口角，金麦人护金麦人，木山人护木山人。两边的人吵了起来，只见那几个团团大脸的长满哥，气冲冲地走到我们金麦社员手里，抢起拖板就走。

       我们金麦一位叫“赵赖子”的贫下中农也不是示弱，冲上前去，双手抱住推板不放，长满哥们毫不放让，拿出在学校拔河的那古股劲使劲地拖，硬把这赵赖子拖了几丈远。赵赖子嘴巴都被拖乌了，但还是不松手。眼看场伙越闹越大，木山的社员都不作声了，金麦人一起闹了起来，木山的负责人吴麻子和老大队连忙上来转弯。

      长满哥们见这位赵赖子眼睛鼓得像铜铃，嘴巴两角净是白泡子，双手还放死抱住拖板不松手。他们没想到这山窝子里也又这样蛮的人，他们毕竟是读了十几年的书的人，何必与这“蛮人”来斗呢，他们放让了。赵赖子搞赢了，爬起来举起双手，大声骂道：“我就冒怕你们长沙佬几！你们有好大个了不起喔！有本事就个对个的搞一场！”，他骂完又把双手在裤裆里捞几下：“你们的脑壳乌东乌噶，臭尿烧咧！”

      长满哥们望着他好气又好笑，其中一位瘦点的长满哥也气得完整无缺地骂了一句长沙粗痞话：“我跟你妈妈怕月咧！”

      另几个长满哥也接着说一句：“各是杂梗砣的草袋子。”说完就这么散了。

       晚上，大家围着火塘烤火，我们金麦几个年长的社员对那几位“长满哥”说  ：“你们长沙知青刚来这里还不懂，  其实，我们金麦、木山是一家人，铺口那边的人喊我们做‘隔坡老’，说我们讲的话是酸话，瞧我们不来。”

      “我们金麦，木山的人出门在外还蛮齐心的，铺口那边的人想欺负我们还做不到。”

     “那位赵赖子是你们木山的女婿咧，他讲的婆娘就是你们覃家湾的。”

       几个长满哥听我们金麦人这么一说，好象明白了。他们哈哈一笑：“早晓得他赵赖子是杂各霸蛮的，我们不得斗哒他搞沙。”

       哈哈哈！社员们一听都笑了起来。笑声就象化解冲突的灭火器一样，大家一笑和亲了。长满哥们拿出长沙带来的香烟开给金麦的社员抽，大家互相扯起谈来。俗话说，饭是用火煮熟的，人是扯谈扯熟的。大家在一扯起谈来，一下不就扯熟了。

     “这里的人哪个的力气最大喔？”金麦一位社员说。

      “比一下就晓得啦！”木山一位社员答。

      “我们比扳手腕子劲要啵？”

      “要得吗！看金麦木山的人哪个的手劲最大。”

       于是，大家扳起手劲来。金麦的和木山的都扎起袖子比手碗劲。比来比去，没有哪个比得知青中张胖子赢。张胖子在金麦、木山扳手劲呷通！谁他哪个的手一插拢来，喊倒就倒，这一下我们知青都感到好荣幸！

       有一天半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喊我：“晏生哥，快来扯下我，我起不来咯。”
       我一听是我们队上的小社员罗仕态的声音，他是同我一道来修公路的 。我连忙披上衣服走到楼梯旁一看，只听见楼下茅厕边有哭声。我喊了一声：“仕态，是你喊我么？你何解咯？”

     “ 快来扯我一下喔，我绊一跤爬不起来咯……”
        我走下楼去把他扶了起来：“你头上滚烫的，你在发烧喔啊！”我摸着他的头说。

     “是的，我脑壳晕，老要屙屎，一身起了好多坨，我快要死咯。”他说着又哭了起来。

        睡在楼下的罗仕财听到哭声也赶了过来，我俩把他扶到火塘上，我叫罗仕财把他的被子拿来让他躺在火塘边，我到指挥部喊医生来。这些天公路上有人得了“脑膜炎”病，我看他那样子有点像。我心里紧张起来，下这么大的雪，又是半晚上，离指挥有四里路。对！我应该喊大队负责人安排民兵将他抬到指挥部的卫生所去，我们大队负责的就是“赵赖子”。

       我走到赵赖子床边喊了他十几声，还喊不醒，睡在整个楼上的人都被我的喊声闹醒了。我气极了，扯开他的被子，在他那肥椭椭的屁股上踩了一脚。他一坐就起来了，两眼傻乎乎地盯着我：“你撮鬼啊是！你撮鬼逮起啊是！”

       我也毫不放让，用手点筒照着他那傻乎乎的眼睛：“你撮鬼咧！各样喊都喊不醒，装八眯子喔！”

    “我睡得上好的，你踩我做甚么，”

    “贫下中农子弟得了‘脑膜炎’，要安排人送他到医院，要人去喊医生。”

    “关我甚么事哦！”他说着揉了揉眼睛。

       我望着他那样子好气又好笑：“你是我们大队的负责人哒，我不找你找哪个咯。要归你安排人哒！”我这么一说他可能清醒了一点。

       他把手一指：“我安排安......安排富农罗仕向去喊医生。”说完一头倒下，把被子一蒙，又呼呼地打起鼾来。

       我心里想，罗仕向快五十岁的人了，这墨黑的天他又怎么喊得医生来咧？何况他还是个富农份子。睡在旁边的人说赵赖子瞌睡最大，再喊他也没用，不如喊木山大队的“吴麻子”，他是管我们金麦、木山两个大队的负责人。讲得有理，我连忙跑到另一楼上叫醒了吴麻子。吴麻子相貌虽然长得丑陋，人还是很好讲话，他听说有人得了脑膜炎连忙起了床，叫上民兵排长杨通茂。

       我先回到火塘屋要罗仕财看好罗仕态，我去喊医生了。罗仕态又抓住我的手：“你快点喊医生来喔，我难受得很咯......”

       我安慰他说：“你莫急，忍一下，我很快就会喊医生来的。”我说完拔腿就跑。
       我们三人连滚带爬翻下山路，来到新修的公路上。风刮得呜呜叫，雪打在脸上发麻。我们三人并排跑着，两公里路一口气跑到。我锤开指挥部的门讲明来意，我讲得吓人，病人身上有出血点，又发烧又呕吐，肯定是脑膜炎。他们听后立即安排姓储的女医生同吴麻子先去看病人。我要杨通茂陪着我催他们，打电话给县医院来救护车接病人，这是储医生说的，脑膜炎病人她只能暂时控制一下。

      电话打了十几次还打不通，他们说救护车要来的话也要等天亮才能出门，因为天下雪路不好走；我见他们打电话也打烦了，再说，我还是不放心罗仕态，我得先赶回去看看。我临走时要求他们天亮一定打电话叫救护车来，人民关天！

      一路上杨通茂说是你这长沙知青来喊医生，要是他们本地人根本喊不动他们。他还说我讲的好吓人，好逼人。我说脑膜炎病传染快，搞不好就要死人，不能耽误时间。当我们回到屋时，储医生冲着我说：“不是脑膜炎咧，是急性肠炎。你讲得吓死巴人，好象自己是个医生一样。”

       我一听说不是脑膜炎心就落了下来。储医生说天亮不要打电话了。我心里想：万一指挥的人打电话把救护车喊来了，这脑膜炎是我口里讲出来的.

      我想到这里，还是去指挥部讲一声为好，趁天还没有亮；储医生也赞成。于是，我便叫上罗仕财做伴又往指挥走。当我们回来时天快亮了。罗仕态打针吃药以后慢慢地好转了。

       几天后他的病全好了。他的几个哥都来修公路，听说我半夜去叫医生为他弟弟治好了病，很感激我。他们讲得好，说我来农村几年了，他们把我当亲兄弟一样。的确也是，我也把他们当自家人一样，他们的事就是我的事一样。

      为这事我被评为“学毛主席著作积极份子”，还奖了一本毛主席语录。这也是来农村三年第一次得这样的荣誉，我拿着奖品，大家拍手的时候我的脸都红了，好不自在啊。

      修公路一个多月了，身上仅有的一块钱也用光，一身脏得不象样子，我又想起那三个妹子在家里怪可怜的，天气这么冷，柴一定烧完了，我得回去一趟。一来洗个澡换换衣服；二来帮她们砍几捆柴，要晓得，天冷没有柴烧是最难过的。
      公路离寨古冲有八十里路，一般人回去，先走到县城吃顿饭再赶路。我身无分文了，怎么办？有几位外队青年社员帮我出主意，说县城蚂蝗桥边的那家饮食店要的是柴，一路上有的是柴棍捡，随便捡捆柴就能卖上几角钱。听他这一说蛮有道理，要得，就试试看。

      大清早，我踏上回去的路程，我走到离县城还有七、八里路的公路边,我就开始边走边捡柴，走了一段路，捡得一小捆，仔细打量一下不太像样。正好路边砍倒了一棵枞树，我连忙爬上去，选着直的粗点的树枝板了起来，我用水果刀帮忙，总算凑齐了一捆柴。我扛在肩上大步大步地往县城走去，几年来我锻练了一身好肩膀劲，扛几十斤重的东西走几里路不用歇气。照他们说的，我直往蚂蝗桥饮食店走。

      我来到到店门边放下柴，对着正在煮甜酒粑粑的老奶说：“老人家，你们要柴吗？”老奶奶看了我一眼，又望了望那柴，没有回答。

    “你们店里是不是收柴火？随便算几角钱。”我手指着柴又说一句。

       老奶奶上下打量下我：“你这算什么柴，难看死了，你看看我们那些柴好漂亮。”

       的确，靠放在灶边的那几捆柴漂漂亮亮，匀匀称称，再看看自已这捆柴，对比起来太难看了。

    “随便算个钱吧，对对对，就换一碗甜酒粑粑也行。”我说着指着大锅里煮得翻滚的甜酒粑粑，我肚子实在饿了。

       老奶奶笑了笑说：“你是干么各的哟？”

       “我是知识青年，在寨牙修公路的。”

       “知识青年，长沙的？”她惊讶地问。

       我点了点头，怪不好意思的。

      老奶奶对着正在卖售的大婶说：“这有个长沙知识青年，要用柴换碗甜粑，换还是不换？”她这么一说，堂里的顾客一下都望着我，我那一下真的难为情。我耳根一热，我晓得我这爱发烧的脸肯定又红了。

       大婶走到我的面前看了看，又望了望我那捆柴，对老奶奶说：“换给他，蛮造孽的。”

       我终于换了一大碗甜酒煮粑粑，我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一口气就将那碗吃得精光。老奶奶望着我笑了笑，又给我添了一瓢，是同情，是怜悯，是施舍，是可怜？我望望周围的人，我比他们都不如，我简直就是一个“叫化子”。我真的是“大有作为”哦！想到这里，我那不争气眼泪鼻涕一滚而下。
      后来我回到公路上将此事同那几个社员一讲。“喂.....你当真这么做了？我们是摆你的，逗你玩的。”他们说完哈哈地笑了起来。原来他们是逗我玩的，我可当真了，出了个大丑。
      不久，得知章伢子转点了，张妹子与工人结婚，刘妹子嫁到了长沙附近的苏家圫，李妹子也转点了，黄妹子也随一家人到长沙附近落户，我们知青组生活到此结束了。
      留下这位翘妹子，原来是黄妹子喊来做伴的，没想到我俩伴到了一起，一伴到现在。
                        

                                “升级”后的日子

        1969年冬天，我和翘妹子结婚， 第二年秋收时我大儿子出世了。那天，正好碰上队上头一天打谷子，打谷子是农民日夜盼望的日子，是个好日子！可喜的是我们做父母亲了，我们成了长辈；我们“升级了！

       我抱着胖呼呼的儿子，灵机一动，取名叫陈“谷”吧，反正谷子人人爱，在农村一年四季，犁田耙田，播种下秧，栽田薅田，割草施肥......为的是什么，大伙儿日夜忙活就是为了这谷子么；谷子是最逗人爱的东西。

       陈谷长得好，社员个个都来抱，个个都喜欢他。他刚学会走路的时候，社员最喜欢带着他到家里去玩，随到哪家都有饭吃，送他回来还要在他那小口袋放些核桃啦、板栗啦、蜜饯等等；谁家要是得了只野物总要砍一块肉给陈谷尝一尝，他是队上的“宠儿”。

      1972年，我第二个儿子出世了。那年队上增了产，年终分红我们进了几十多块钱，还进了粮，我很高兴，将他取名“陈进”吧。有“谷”有“进”，很吉利。

      二儿子出世后，我们喂了猪，喂了好多鸡和鸭，虽然一天忙脚手不赢，但干起来有劲头，因为我们那时才22岁，就有了2个儿子了。

      1974年我们稀里糊涂又增加了三儿子，那年我们小仓里存了些粮食，基本上不愁吃了。我们自已也杀了头猪过年，喂的几十只鸡和鸭长的很好，每天都能捡到几个蛋，我们生活也过好了。

       生产队的人都说我俩的“八字”大，住在这个“差得很”的屋桩地（我们住的地方原来是座油榨坊，按当地人的讲法住在这地桩上是没有崽女生的）偏偏一连生三个崽，命好有福气！可福气在哪里，那些日子，我俩背一个，抱一个地从清早累到鸡归窝，晚上莫想睡个安静觉。

       我那时养了队上的一头牛，是队上的主要劳力。只要是在门口犁田，我总是我背着二儿子犁田，大儿子爱跟在在田埂上玩。有一天大儿子突然喊：“爸爸，我要抱。我要赶牛。”于是，我一手掌着犁，一手抱起大儿子，他扬着鞭子要帮我赶牛，好得那头牛走得不快。社员都说从来没见过这种犁田汉子：“背上背一个，手上抱一个，真的是长沙知识青年大不同喔。”，唉！什么大不同喔，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哟！
      虽然那时辛苦，但我两口子还蛮乐观，晚上一有空，还一人手里抱一个下几盘象棋玩。有时候为了带儿子，做家务也扯过皮，但最终还得握手言和。没有办法，三个儿子张开嘴巴要吃，吵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翘妹子还比较幽默，有时儿子吵闹起来我发脾气骂儿子，她连忙把儿子抱开，用手指着我裤裆抿笑笑的说：“你骂儿子做甚么咯，只怪‘它’调皮调早哒。”我又被她逗笑了。

      其实她的脾气比我的脾气还暴燥得多，发起"宝"气像发苗疯一样破口大骂，队上那些会相骂的大娘和都不敢惹她。我掌握了她的性格，硬要等她骂完那一阵再答她的腔；我的绝招是在她脸上亲一个了事。我总是这样说：“我们答伙就柴陋陋子过，共坛子窝酸菜大家要呷......”

      就这样我发脾气她逗我；她脾气来时我让她。我们和了又闹，闹了又和，成了习惯，儿子在我们的吵闹声中渐渐长大了。

      那些年也真是天助我们，养什么成什么，我们一年喂两头猪，社员喂猪要到山冲里扯好猪草，而我们就拿着镰刀在门口的田埂上割些辣榴草、大粪草，猪偏生吃得好。我们送一头“派购猪”，杀一头猪过年；我们种什么得什么，我们就在屋前屋后的刺花边刨上几上洞，丢上几颗南瓜籽，到了秋天脸盆大一个个的南瓜结几十个，又粉又甜。
      最有趣的还是我们喂的那些鸡，因我们屋边是仓库，是稻田，晒谷坪就在我家的大门口。我们一群又一群的鸡长得又肥又壮，生出蛋来一窝一窝的真逗人爱.

      有些社员眼皮子浅，将鸡担到晒谷坪下来养，有一次我们的两只母鸡不见了，翘妹子本来对那些担鸡来养的人就反感，现在鸡又丢了两只更加气了，她以“摆子发颤”，站在晒谷坪上破口大骂起来，只见她手拿扁担在楼板上敲得啪啪地响：

     “哪个偷哒我屋里的鸡会要断手脚的咧！”她骂一句啪啪啪地敲几下。

     “哪个呷哒我屋里的鸡要烂舌子咧！要脱牙齿咧！”她又噼啪噼啪打几下。

     “翘妹子莫骂了，只怕是岩鹰叼走咯。”一位老奶奶劝翘妹子莫骂了，骂得难听得很。

     “岩鹰叼走哒也要看见一皮毛咯，连鸡毛都冒看见一皮哒，各不是人偷噶哒未必还是鬼偷噶哒！”

        翘妹子回答有道理，老奶奶不作声了。她接哒又骂：

     “各是那写些打冤枉主意的人偷哒；那些眼皮子浅的人偷哒！”这一下那几个担鸡来养的社员答腔了：

     “我们是冒偷你的鸡咧。”

     “我们从世来不做各号事咧！”

     “冒相信你到我们的鸡笼里去看下咯。”

       我一听这话不太好一样，都是有面子的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正要劝翘妹子莫骂算了，谁知她又开骂了，她对着那几个社员：“我冒点你们的名字你莫答腔；冒踩你屋里的狗尾巴你狗莫叫；冒指你们的鼻子你口莫张。我屋的鸡冒看见哒我骂都骂不得啊！未必要我做哑巴呀，呷哒明亏还要呷哑巴亏呀！你们丢哒鸡不一样的骂；只你们骂得我就骂不得，我们好欺负些喔！想呷住我们长沙人罢！”

       她像放鞭炮一样骂了一连串，那几个社员再不答腔了，第二天再没有人担鸡来晒谷坪养了。我们的鸡又吃得食袋子胀鼓鼓的了。这“骂声”是我们到农村几年后得出的经验；该“出口”时就“出口”，不然的话会吃亏。

      个巴月后，从地楼板里钻出两窝鸡崽来。喔！原来那两只鸡婆没有被偷，也没有被岩鹰叼走，是抱崽去了，害得翘妹子白骂一场。我们望见那两窝可爱的鸡崽笑哈哈了。

      每年快收谷的季节，队上都要把拌了农药的谷子撒在田埂上，我们的屋前左右都是田，都撒上了药谷，我们来不及关鸡的话总要毒死十几只。

       一日，翘妹子提起只大鸡婆给我看:“怎么办，还是生蛋的鸡，又吃了毒谷.”

       我摸了摸鸡胀鼓鼓的食袋说：“干脆将食袋划开试一试。”

       翘妹子也赞成。于是，我用水果刀将鸡食袋划开，将食袋里面的毒谷翻了出来，在小溪里将食袋彻底洗干净；翘妹子拿来针线，一针一针地将食袋缝好。没想到这只鸡几天后又活蹦乱跳吃起食来，最有趣的是它不再吃那地上撒的药谷，专吃稻杆上的新鲜谷，我们第一次给鸡动手术成功了。

      这下可好，社员的鸡一吃上药谷必死无疑，一桶一桶地拿到小溪里剖洗，真的可惜。而我们的鸡不但不死，而且尽选好谷子吃，社员们讲得蛮有味：“他们长沙人喂的鸡都要灵变些，乖巧些，怪事，怪事！”

       有一次，我到公社开“批林批孔”的会几天没回。晚上，翘妹子发现我们的一窝鸡崽都吃了药谷，不开刀的话全部会死掉，太可惜去了。她把儿子呵睡着后，将十几只鸡崽全部开刀，一个人忙到天亮。一窝鸡崽得救了，她自己却病了，我回来后心里好难受哦！
       这个开刀的秘密到后来被社员发现，这下他们才大悟也，纷纷提了鸡到我们家开刀，我们家成了手术室。有一回我们的一只大公鸡开刀后忘记鏠针了，但它还是吃谷，不过谷子从开刀的口子里漏出来，笑得我们要死。
      我们给鸡开刀的事被公社都知道了，公社开大会的时候，那位公社书记在大会上讲了此事。他说知识青年到农村来，是改变农村面貌的，不是搞那些歪门邪道的。当他讲到给鸡开刀，不再吃药谷，选着稻杆上的新鲜谷吃时，自已都讲得笑了，整个会场的人都笑了。后来这鸡开刀的秘密越传越远，好多人都会跟鸡开刀了。

      不久，我被安排到大队当民办教师，翘妹子当“赤脚医生”。当民办教师倒是个好差事，上午10点钟上课，下午4点钟放学，这样，能做好多的家务事。

       我那时侯早学会了做木工，山上有的是木材，我砍倒一棵大樟树能做几十口箱子。我把做好的樟木箱偷偷地卖给解放军（驻军）和铁路局的人，还能赚好多活钱用。

       翘妹子当赤脚医生那些年，大部分时间是给社员接生。半夜来人，半夜要跟着走，这人命关天之事，一点也怠慢不得。一次，高竹湾生产队的一位小伙子来喊，“帮我婆娘接下生，现在出来个"拳把鎯"了”

      “什么？你还拳把鎯！拳把鎯！那是横胎，赶快送县医院！”翘妹子讲话的声音在颤抖。

       这一下小伙子才吓住，拔脚就跑，幸亏送医院送得及时，才保住大人的性命。

       说句实在话，她每次去帮别人接生，都希望接一个男娃儿，接个女娃儿，主人家脸色怪难看，好象怪她似的。有几次接得女娃，主人家脸色难看还由止可；出门送都不送她一下，让她一个人她摸黑走回来，鸟叫声把她吓得要命。但接得个男娃儿，主人家可热情了，哪怕是半夜，都赶忙杀鸡煮蛋，口里喊托福托福，一直送她到屋。
      有几次接生回来她用香肥皂洗着手，嘴里念着：“今天接生又用手端屁股了，这婴儿的脑壳总喜欢往后背来，又端得我一手的屎......”

      她还学那助产的动作给我看，搞得我都要吐了。她还说这些做父亲的人，只要听得婴儿的哭声了，一下就窜进房来，首先扳开婴儿的两只脚看一下，是“鸡鸡"”的话笑哈哒。连忙就去鸡窝里抓鸡杀；要是女娃的话脸色就难看了，鸡也不抓，坐在门槛上抽起旱烟来，做得好现形喔。
      有一天晚上，翘妹子刚洗完澡和头发，又一社员来喊接生。一路上她听得出这社员讲话的声音在颤抖了，因他婆娘连生了四个女娃，关键就看这一胎了。当她提着药箱走进他家大门，见他娘从房里走出来，“得了……”说了这么一句，便走出了大门。不用讲，翘妹子猜得出，肯定又是个女娃。当她走进睡房，只见地楼板上滚哭着一个小婴儿，胞衣还缠在身上。

      “剪还是不剪？”躺在床上的产妇有气无力的说。

     “怎么不剪？”翘妹子大声说道。

      “当然要，当然要。”她的丈夫连声说道。翘妹子一弯腰，刚洗的头发正搭在婴儿身上，粘满了血和羊水。她没顾那么多，迅速将婴儿脐带剪好，包好递给她娘，翘妹子大声地说：“生男生女都一样，都是自已身上丢下的肉。”

       她又回头跟那父亲讲：“女儿好，培养出来不比男儿差，不要嫌弃。”那社员连连点头。（20年后那妹子到长沙读完了大学，现在县某中学教书)

       翘妹子当赤脚医生后给家庭带来蛮多的好处，三个儿子都很少得病了。记得那年我们队上的猪闹“猪瘟”，翘妹子悄悄地给我们的喂的猪每天打一针“青霉素”。结果队上的猪都死了，只有我们的猪还活着。听一听那些老农说的话：“只有他们长沙知青运气好，喂的鸡，药谷毒不死，喂的猪，瘟病瘟不死，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人，毛主席在保佑他们喔！”

       我们听了偷偷地笑，我们也说：“我们是大有作为的人哒，当然要不同些沙！”

       有一次，有两个大娘和背着儿子来打针，但药箱里只有一针退烧药了，那位贫下中农大娘和首先讲：“这药当然让我们贫下中农的崽女打。”

       那位富农大娘和只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不做声。翘妹子用体温表跟两个孩子量了一下体温，贫下中农的崽38度，富农的崽40度。翘妹子二话没说把那一针扎进了富农崽的屁股上。

       这一下贫下中农大娘和开叫了：“你是甚么赤脚医生喔，我们贫下中农的崽比地主富农的崽女还不如啊！”
       翘妹子忍了一下说：“你就是到公社医院、县医院看病都只看病人的病轻病重来用药，不是看成份高低用药。”

    “那我的崽不打针，万一出了事你负责啵？”

    “我当然负责！现在就喂药给他吃，到下午如果温度再上升的话，黄医生进药回来了打针也不迟；倒是她的崽如果不打针的话会“拐场”了，一条人命我可负不了责。毛主席教导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你懂不懂哦！”

       翘妹子一席话讲得那贫下中农大娘和哑了口，只得乖乖地把儿子的口扳开让翘妹子喂药。

       她回来讲这事时，我听了心里好舒服，我说你做得对！做人就是要公平。她说我现在是赤脚医生了，脾气忍了又忍，要是在队上出工的话，哪个大娘和对我这种口气，我要骂得她狗血淋头！老子自己都是地主出身，听哒那口腔调肚子里就有火！

       有一次，翘妹子一个人在屋里，队上一个名叫“午几”的男社员牙齿痛来打针。他平时最爱在妇女面前讲下流话，当翘妹子要他解开裤子打针时，他居然把裤子全部脱下来，连屁眼丫子都露了出来。翘妹子见了也没有做声；她连忙将注射器的针头取了下来，换上一个打葡萄针用的最大针头，猛地一扎进去，用力一推……

     “唉哟！”只听午几一声叫。翘妹子也用力抽出针头，把药箱一收。只见午几捂着屁股跛着脚，“唉哟唉哟”地出了门。他婆娘正好提着一桶衣到港边来洗，见午几痛得脚都跛了：“你牙齿痛痛到脚上来了？”

       午几没有回答，头也没抬。

       翘妹子也拿着衣服到港边洗，港边上洗衣的姑娘和大娘和有十几个，翘妹子把刚才的事对大家一讲，港边上哈哈哈地一阵笑。午几的婆娘一边笑一边骂：“再得！再得！扎得好，看他下回还无聊啵！”

       第二次午几来打针时老老实实的了，只把裤子解开一点点。翘妹子也不用大针头了。
      当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每年的工分比较高，我们每年分红能分得100多块钱；我每月有5元钱的补助费。满儿子能走路了，我们也觉得慢慢地轻松了一些，但在“升级”后受的苦实在太多太多，想讲也讲不完。

                    山窝子里的野花香

    阳春三月，山窝子里时而传来一阵阵野花香。山窝子里的野花特别多：路边上、田埂上、小溪边、山弯里、山岗上都长着各种各样的野花。虽然有好多花人们叫不出名字，但它们那别致色彩，独特的芳香，总是吸引着山窝子的那些女人们多望一眼，多停留一步，她们挑着箩筐，背上竹篓摘回来的却是些什么“棒棒叶”啦、“蒿子草”啦、“嫩草藤”啦，以及喂猪的树叶草藤。那些野花虽然艳丽芬香，但它们只看得，猪吃不得，山窝里的女人们很少摘野花回来。

    我们组里的女知青们就爱摘花了，她们把花挽成一个花圈摔着玩，把花插在头发上，把花插在窗户上，把花插到自己的床头边。有一次，一位公社干部见她们头上插着花，说了这么一句：革命知青要有个革命的样子，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不爱红装爱武装。”从那以后，她们就不再往头上插花了，但她们还是喜欢花，她们在“割青”积肥的时候，见到有花开的树叶舍不得割；见到开花的草不去踩，她们总是欣赏花，爱护花。

    我那时候与她们大不同，我是无心去赏花的。当花香喷鼻而来的时候顶多深深地吸一口气，嘴里顶多念一句：“嗨呀！各是么子香味咯！”，我没有动手摘过野花，更没有直接拿着花往鼻子上闻。我只“钻山打洞”地寻找哪里有野果可以吃。

    当我爬到山岗的刺藤弯，见社员摘着刺藤上的红颗粒、乌颗粒往嘴里放，我好奇地问：“这是么子花？怎么能吃？”

    社员回答：“这不叫花，这叫‘三月泡’”，喔！原来这种像花一样的“泡”可以吃；吃起来味道特别好，酸甜酸甜的一吃就上瘾。我一尝到三月泡的甜头，一有空就寻着三月泡吃。我爬上好多刺藤弯，见到过好多五颜六色的野花，但我从来没摘过它，我就选着能吃的三月泡摘。说实在话，那时候我肚子里空洞洞的，饥饿总是缠住我不放，我无心观赏山窝子里的野花，我只喜欢寻找山窝子里的野果。

    文化大革命的雄风吹进了山窝子里，那些爱花护花的女知青们都“关心国家大事”去了，都离开了山窝子，留下了我一人。记得那年夏天，我和队上的几个小“男人嘎”、“妹几嘎”分在一起割田埂草，这些十七八岁的妹几嘎干起活来好溜刷，她们一股劲地割，嘴里不停的催我们这几个“男人嘎”快点割，快点砍，她们还要去扯猪草。

    这些妹几嘎们平时在家时很少讲多话，她们总是埋头干家务；但到了山上和田冲里，她们几个几个在一起的时候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她们同年轻的男人嘎讲话大方；她们唱山歌，她们也摘着花往头上戴；还嘻嘻哈哈地讲笑话，还“疯疯颠颠”地打闹着玩。不过，她们一回到寨子里，头上的花也丢了，也不嘻利哈啦了，又恢服了原样。

    我问她们：“在屋里见到你们个个都老老实实的，为什么一到了山上就变了一个人咧？”

    她们笑着回答：“在屋里有哥哥大嫂，怕她们骂。”

  “我们这里是这种乡风。”

  “在屋里嘻利哈啦的传出去会让别个骂‘岔辣’。”

  “岔辣妹几难嫁出门。”

    她们诚恳地回答，她们实实在在的语言使我明白了这一切。她们还嘱咐我：要讲笑话就在山上讲喔，在屋里再莫开玩笑喽（因为我以前在他们的家人面前爱讲笑话，她们都走开了）。

    我们一边干活一边扯谈，她们问我长沙有好大，马路有好宽，汽车有好多……不知为什么，和她们在一起干活劲头特别高，我们一天的工夫半天就完成了。只听她们喊：“扯猪草咯！”

    忽然，站在我身旁的一个妹几嘎用手一指：“喂喂，你们瞧吗！对面坡的‘一品红’开了。”

    其他几个妹几嘎一齐喊：“走！我们去摘喔！”，随着喊声，她们一下就翻上了田埂，一窝风地往对面坡上跑，她们的动作好麻溜,一阵工夫，每人的手上都摘了一大把红艳艳的花，头上都戴上了花。

    我正望得出奇，忽然只觉得手膀上一麻，我穿的是背心，手膀挨到了一颗小树枝上，那树枝上好像有一坨毛虫窝，再看看麻辣辣的手膀上像贴上了一片紫色的鸡毛，这是甚么东西哦？我用手掌抹了一下，抹也抹不去，手掌上也粘上了细针般的刺，又痛又辣又麻。我一身起了鸡皮坨，我紧张起来，这不争气的的眼泪水都急了出来。

    我大声喊了起来：“你们过来看咯！我手膀上粘了甚么毒喔！”

    我旁边的两个小“男人嘎”连忙走了过来，其中一个说：“你这是粘了‘杨梅刺’啊！是毛辣虫的窝。”

    另外一个连忙喊那些“妹几嘎”：“你们快过来喔！小陈手上粘了好多杨梅刺，他都痛得哭起来喽,你们赶忙用头发帮他抹一抹。”

    那些妹几嘎听他一喊，一下就蹦了过来。只听见她们嘴里念着：“娘唉！娘唉！粘戳各大一块哒。”

    其中最大的那个妹几嘎将长辫子往前面一摔，抓着辫尖子往我手膀上抹,她连抹地抹，那片“鸡毛印”越来越小,她抹累了;旁边的一个又抓住自己的辫尖接着抹；她抹累了又一个接着来。她们嘴里念着：“抹杨梅刺要一鼓气地抹，才抹得干净。”

   真的，那片“鸡毛印”硬被她们一鼓气地抹掉了。他们见我手掌上还有，又将我手掌上的那些毛刺全部抹完。她们一点也不拘束，又是那位最大的妹几嘎，她在田埂上扯了一把叫“半边莲”的花草，用石头将花草砸粹往我手膀上一敷。顿时，我只觉得手膀上凉清清的；我这才抬起头来笑了。

    这时,我忽而闻到一股花香，是她们头上插着的花香；那花香香得那么自然,那么纯。她们走了，那花香还留在我的鼻尖上。

    我的手不辣、不麻、又不痛了。我抓住那坨砸粹的“半边莲”花叶仔细地看了几眼，没想到这山窝子里的野花还有这么神奇的功能。从那时候起，我就很留意着野花了，也开始观赏野花了。

    在山窝子里整整度过了十三个春秋，每当看到野花那绚丽的色彩便忘记了心烦和苦恼；每当闻到野花的芬香一身就觉得舒畅和轻松。离开山窝子三十年了，那里的野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里的花香埋进了我的心窝。

                                  山窝子里的野果甜

       山窝子里的野花是那样的香那样的美；山窝子里野果比野花更实惠更逗人爱。山窝里的人爱野果是因为野果能当粮，能给山窝里的人填肚子。每年秋收以后，在那布满露水珠的早晨，山窝子里热闹极了，只听见人们在喊：
    “喂！去坡上打板栗子哦！”

    “行啊，行啊，去摘野梨子哦！”

    “快点啦，鸟几柿熟噶啦，再不摘又要烂啦。”

       藤上的卜藤子（猕猴桃）结得很啦，快去摘哦！”

    “就要赶场了，多摘点去卖啊！”

       随着这一阵阵的喊声，人们便背着竹篓，挎上柴刀，纷纷爬上了山。板栗树林是最热闹的地方，人们爬在树上用棍子刷，用柴刀敲，抓着树枝使劲地摇。树下的人忙脚手不赢，嘴巴也在念个不停：
    “唉哟！板栗籽打着我的脑壳顶咯。”

    “唉哟哟！板栗刺又钻了我的脚板心咯。”

       要是几个人“扯伙”打板栗，大家把打得的板栗堆在一起，最后平均分配：一双一双地分；五个五个一抓，分得公平，分得合理。

       摘卜藤子、鸟几柿，人们选着熟软了的摘，都是用箩筐装。卜藤子结得多，遇上一根长藤就能够摘满一箩筐。鸟几柿树结得满，一棵树就能装满一担。还有那鸡蛋大一个个的野梨，树虽然不多，但一棵大梨树能让几个人的背篓装满，运气好，遇上一藤山葡萄能饱吃一顿，还能摘上一篓回。

      夜晚，人们把打回来的板栗摊在簸箕里，挂在屋梁上让它吹干，以后烧“油茶”、煮粥饭都用得上它。人们把大个的卜藤子、鸟几柿、野梨都选在一边，赶场的时候挑到场上卖。女人们用卖野果的钱扯几尺鞋面布，买几斤盐；男人们打几斤酒喝，买几包纸烟抽，别看这些野果还能替山窝子里的人赚点“活钱”用。

      那时候我和山窝子里的人一样，打板栗、摘野果，我爬遍了每一座山峰，寻遍了每一道山弯。我晓得哪棵树的板栗颗粒大，哪棵树上的柿子甜，哪一道山岗上的卜藤子结得密……我只要背着竹篓上了山，总是满载而归。

       翘妹子来到我们队上以后，总听我讲山上的野果如何如何多，如何如何甜，加上我讲得口水直各吞。她听谜了，笑又是各笑：“要得要得！等打完谷子我硬跟你上山摘回果子，要不是你讲的各样咯，我就会喊你做牛皮客！”

      谷子打完以后，板栗球开始炸了，野梨香了，柿子红了，山窝子里的早晨又热闹起来。翘妹子第一次跟着我上山了，我们走进田冲，跨过小溪，穿过竹林，爬上了我最熟悉的那座山。那里的板栗树多，颗粒又大；那里的柿子树密；那里的卜藤子是“糯卜藤”，特别软，特别甜；那里还有一棵大野梨树，梨子又香又甜又脆，每年摘野果我都是往那座山走。

      山路越来越陡，翘妹子越走越慢，她东张西望，她只问还有好远。她说她们队上没有这么高的山，她从来没有爬过这么陡的坡。她已经走得满头大汗了，她要我停下来歇一歇。我依她的让她就地坐了下来，我站在她身边朝四边望了一下，哎！就离我们几步远的小树上有一串紫红色的小颗粒，我认出来了，那是叫“禾藤子”，比葡萄小一点，味道特别甜。我跨上前去一下就将那根藤扯了下来，我摘下几串递给她，她站了起来，接过来左看右看：“这是什么，能吃么？”

      我笑了笑：“当然能吃，甜得很喔！”我说完拿着一串往嘴里一塞。

      她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吃了一串又一串，吃得那样香：“我第一次吃这么甜的野果，真的好吃。”她说着朝我笑了，笑得那么甜，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我催她边吃边走，就快到柿树林了。我们走着走着，她突然叫我：“喂！好看么？”

      我回头一望，只见她头上插满了一串串的禾藤子，紫红色的、浅红色的像一串串珍珠一样；再加上几片绿叶，配上她那张红扑扑的脸和那对笑嘻嘻的的眼睛，她今天真的漂亮，在山上的她比在屋里看起来，好看得多。

      我实实在在地望了她几眼：“好看！真的好看！你像个美丽的公主。”我说完两眼还盯着她。

   “你说我像个公主，那你呢，想要我说你像个王子，是吗？”她说完对着我做了个“怪脸”，我望着她那样子笑了起来,她也哈哈哈地笑了起来，这山岗上只听见我俩的笑声。

      对面坡有人打“窝火”了：“你们各好笑哦，打到板栗没有？”

      我回答：“还冒哦！还冒到板栗树脚。”

      我说着催她快点走。我们路过柿树林，只见那柿树上结满了通红的柿子，她好兴奋，硬要我上树去摘。我告诉她先打板栗再来摘柿子，柿子和卜藤子容易摘。她不听我的 硬要先摘柿子，她怕等一下来人了把柿子摘完。我跟她讲不清，只得依她的做。

      我走到一棵靠斜坡的柿树边，不用上树，扳下几根树枝要她用竹篓接住，一气工夫就摘满了一篓。她还要我摘，我说还要打板栗，摘梨子，总共只带三个篓子来会不够装，她这才答应了。

      我们来到梨树下，梨子被人摘过了，但树枝上还有很多，刷梨子的竹杆还靠在树边。我拿起竹杆一阵子刷，她在地下捡，很快捡满了一篓。我肩上挎一篓催她快点走，翻过一座山就到了我早“看中”的那几棵板栗树了。她看见路边好多卜藤子还要我摘，我跟她讲好话了：“打到板栗子再说，这卜藤子有的是，板栗子是最值钱的野果。”

      她四边望了一下，贪婪地说：“早晓得咯样多，每人挑担箩来就好了。”

      我望着她出“马齿汗”：“这笔陡的坡上你走路都走不稳还挑一担箩，真的是口一阿，气一喷！”我说着又催她快走，快走。

      她不晓得我们已经走了十几里路了，这里虽然野果多，但山高路陡离家里远。我们来到了板栗树脚，树上的板栗球都炸开了，地上的的板栗子并不多，她捡着板栗嘴里不停地念着：“各板栗子好大一颗颗的啊，多捡点寄回长沙让我爸爸妈妈尝一尝。”她边捡边唱起了歌，她今天是有蛮高兴。

       我四周望了望觉得奇怪，应该没有人来这里打过板栗，为什么地上的板栗不多呢？我正在琢磨着，突然听她一声尖叫：“啊呀！一只好大的老鼠子从各里冲出来了。”

      我连忙走过去一看，那树脚下有一个小洞。我估计是山老鼠的洞，这下就运气来了，我听社员说过，在板栗树脚的鼠洞里挖出好多的板栗子。我二话冒说，拿起柴刀砍了一根杂木棍，将尖子削成扁形，对着洞口挖了起来。她问我这是做什么，我笑了笑说：“等一下你就看‘家伙’了。”

      我挖了三尺远左右，就挖出几颗板栗出来了；我将手伸进去一抓，抓出一把板栗来，再一抓又是一把；我连抓地抓，她用篓子接着，接得笑哈哒，笑得嘴都合不拢。我劲头来了，又用木棍将洞口挖大一些，一直挖到看见一堆板栗。我一边往篓子里抓一边笑；她笑得更开心，这老鼠窝的板栗硬将我们的竹篓装满了，我提了一下竹篓，肯定有十几斤。

       我们的三个竹篓都装满了，见藤上大个大个卜藤子没有东西装了，翘妹子收住了笑脸：

    “唉！我后悔咧，出门时到底冒跟社员多借一只篓子。”

       我胸有成竹，忽地从腰上扯出了一个米口袋。“啊！你把米口袋带来了，你怎么不早讲咯。”她说着又笑了起来，嘴里还一边骂：“你这陈大宝啊，陈大宝，还真的有这股子宝气咧！”

       她来到我们队上以后就给我取了“陈大宝”这个外号。她总说我有股子宝气，也许就是这股子宝气吸引了她。知青都走了，她还愿意留下来给我做伴，他父母来了好多封信要她转点到岳麓山下的亲戚家，她就是不愿意，她要同我在这山窝里摘野果当粮。她明明晓得队上今年减大产，连过年饭都成问题。社员都在说，野果能顶一碗米就是一碗米，能当一口粮就是一口粮，到时候还要准备上山“挖忙”才能度过饥荒。她都明白，还是愿意同我一道度过难关。看来，我这股子宝气还真逗她爱！

      她一边笑一边唱着她自己编的歌：“陈大宝，呷稻草，呷得满肚子都是草……”。她扯开口袋，让我把竹篓里的板栗倒进口袋里，她还催我快点摘满卜藤子好回家。

      我将卜藤子摘满了一篓，背在背上，左肩挎一篓野梨，右肩挎一篓野柿。我用根木棍将那口袋板栗索紧，让她挂在肩上，一手抓住木棍，我们开始下山了。

      下山比上山快，但天却不等人了，看着看着就阴了下来。当我们下到半山腰时，“夜夜啷”虫开始叫了，来山窝子里四年时间有了经验，只要听见“夜夜啷”虫一叫，天很快就会黑了。

      我催她快点走，但再快还是没有天黑得快，我们离田冲还有两座山，天就完全黑了下来。我估计离家还有八里路，我牵着她摸到一棵大枞树脚下，我取下身上的竹篓；接下她肩上的口袋。我要她坐下歇歇再说，我用柴刀在枞树根上砍了一块枞膏，干脆把火烧了起来。我看着这黑漆漆的天，根本看不清路了。我主意一定：不走了，等到天亮。

       火越烧越旺，我把烧熟了的板栗递给她，她吃着板栗，啃着野梨，嘴里念道：“这板栗好粉啊，梨子好甜啊！”

     “肚子饿了，随你吃甚么东西都好吃。”我说着剥开一个又软又大的卜藤子伸到她嘴边。

        她咬了一口，抓住我的手往我嘴边一伸：“你也吃，好甜好凉的。”

       我也咬了一口，她又再咬一口。就这样，我把剥开的板栗塞进她嘴里，她又剥一颗塞进我嘴里。我们共咬一个卜藤子，共唆一个柿子，只有梨子就各吃各的，她说梨子是不能分的。

        火，是我们的伴，野果，是我们的粮，大树，是我们的靠背；我们同命相连，我们相依为命。我们不会讲电影里面那些“你爱我，你爱我”的肉麻话；我们不会发那些“海枯石烂不变心的”誓言；我们肩并肩地靠在枞树上吃着野果，等着天亮。

        突然，火苗上发出喳喳喳的响声，我伸出手掌：“该死的天下起雨来了。”

        我连忙起身加了几根柴，我又砍倒旁边的一棵小树，把火结实添旺，我决不能让火熄灭。

        我抬头望望那黑漆漆的天，我嘴里念着：“天啊，你为什么总是带我们不过？你为什么总要同我们这些无辜的人来作对。夜啊，你还有好长？你总该天亮吧！”

       火渐渐地熄灭了，天渐渐地亮了。，我们湿淋淋地回到了家。从那时候起，我们的心连得更紧，我们有难同担，有盐共咸，无盐共淡；我们战胜了一个接一个的困难，我们熬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39年过去了，我们经常回忆着那一夜，经常回味那一夜吃的野果，格外的香，格外的甜！

                                山窝子里野味鲜

      在山窝子里的那些年吃过好多野味，吃过豆大一颗颗的“葛藤虫”；也吃过300多斤重的野猪；还吃过山老鼠、竹里猪、田猫、野兔、野猫、野鸡、野山羊、刺猪、穿山甲；还吃过五步蛇、眼镜蛇、银环蛇……

     先讲一讲葛藤虫吧，上山运气好的话，遇上一根几米长的枯葛藤，用柴刀将葛藤劈开，就能捉出半饭碗蛆婆子大一只只的肉虫——葛藤虫。将虫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地炒，炒成像花生米一样，放上一点点盐就能吃了。要是能抿上几口米酒，再往嘴里丢上几颗，简直比吃花生米香；比吃油渣子鲜，咬在口里舍不得吞，吃过一回永远忘不了那个绝味！

      300斤的野猪最好吃的是它的那身皮，把它那约一厘米厚的皮剔下来，用鼎锅小火慢慢地煨，那皮可以煨成半寸后，像膏一样。咬一口又软性，又细发，山里人形容野猪皮像吃缎子一样。野猪的肉炖也好，烧也好，爆炒也好，都不比家猪肉的味道差。

      别看那山老鼠，只要把它的皮一剥，红彤彤的肉就现了出来。那年我们在油榨坊打油，将五只一斤多重的山老鼠丢进了油锅，炸得嫩黄子的拿出来吃，如果不讲的话绝对不晓得是老鼠肉，那个味道跟兔子肉没有什么区别。

       竹里猪最大的不超过六斤，那非得炖着吃才出味。将竹里猪炖熟后放些冻菌或冬笋，鲜味一下就抢了进去；笋味、菌味比肉味还好。田猫、野猫就要爆炒着吃了，多放些干辣椒避骚味，能烹点酒最好，喝烈性酒的人吃起来最韵味。

       野鸡肉比家鸡肉要硬些，清炖着吃汤特别鲜。野兔和野山羊随便怎么吃味道都好，我还用野羊肉包过饺子，吃起来比牛肉馅还要鲜美。把它们的肉熏干后，炒青辣椒、炒干辣椒的味道更是绝了。讲句难听的话，用这种菜下饭还“背时”些——因为要多添几碗饭，要晓得，在五荒六月里的饭比菜要精贵得多哦！

      刺猪肉红烧着吃味最好，没有酱油用干辣椒粉代替，烧出来又红、又辣、又鲜。冬天，有点感冒的人能吃上一餐这红烧的刺猪肉，定会发出一身汗。记得那年我修石冲水库回来，在杨队长家吃了餐红烧刺猪肉，把我搞了一向的感冒都治好了，比打针吃药还见效。

      穿山甲的肉我只在社员家尝了两筷子，味道虽然鲜，但还是有点臭蚂蚁骚。蛇肉吃得多，但每次都是人多抢着吃才有味，我一个人把蛇肉炖烂了，我喊都要喊几个人来陪着吃才有味，毕竟蛇是恐怖动物。

      结婚后有了孩子，野味就越吃越少了。出工回来，儿子扯手捞裤地碍手碍脚，一天忙进忙出像打仗一样，莫想安静一下。再也没有时间上山装铁夹、装索套弄野物了。记得翘妹子怀上满儿子那年，我和几个社员到竹山里砍竹子编粪箕，突然从溪壕里发出“梆梆梆”的声音，起初，我以为是谁在敲竹筒响，但仔细一听声音出自水壕里。

      社员告诉我这是“挲梆”的叫声。“挲梆”我以前听说过，也见别人捉到过；我还仔细看过，它是一种蛙类，比青蛙大得多，皮是棕色，肚皮和嘴唇带深红色，最大的有六、七两重。听说过它的味道比鸡的味道还要鲜，只是它生长在偏远的水壕里，晚上才出来，数量又不多，很难捉到。社员还告诉我，要捉的话必须等到天黑以后，打着枞膏火把才能捉到。他们还讲，学走路的细伢子吃了“挲梆”长脚劲，走路走得稳。

       我想起我二儿子正好学走路了，要是能捉得几只就好了。我和一起砍竹子的生产队会计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晚上到这里来捉“挲梆”，他的一个儿子也在学走路，他也想让他的儿子吃一餐“挲梆”，长长脚劲。

       吃过晚饭后，我和会计带着手电筒、枞膏出发了。竹山离家有十来里路，当我们赶到竹山时天完全黑了下来，水壕里传来了“梆梆梆”的响声。我们连忙点燃枞膏，我打着火，他拿着扎泥鳅的叉子直往响声处走。我们走路很小心，我们听说过“挲梆”喜欢和蛇在一起；就因为有挲梆的地方蛇就多，所以人们很少来捉。这位会计以前就是见我打过几回蛇，抓过几条蛇他才邀我来的。他们都认为我晓得蛇药，有捉蛇的“工夫”（其实，我是在外贸公司旁边长大的，看见那里的一位“广佬”捉蛇，学捉了几回）。

      我们的枞膏火照到水壕边，“梆梆”的响声就停了。会计用手叉子指着对我说：“你看你看，那里有三个挲梆蹲在一起。”他说完放下手上的叉子，把布袋拿了出来，他要我把火靠近一些，我按他说的，把火伸到挲梆面前，那几只家伙一动也不动。他伸过手去，抓一只往口袋里一放，连抓了三下。

      我们沿着水壕走，走了好长一段路，挲梆的数量是不多，总共捉得11只，蛇倒遇到五、六条，我们不敢再走了。好得这11只挲梆又大又壮，我们还算有收获，回来的路上在荒田里扎得3条两尺多长的粗黄鳝，我们回到屋时已经是半夜了。我让他拿6只挲梆；他让我拿2根黄鳝。和山里人在一起，得到任何东西分配都是很合理的。

      按会计说的，将新鲜“挲梆”剖开肚子，去除内脏。吃挲梆不像吃青娃那样要剥皮，它是连皮一起吃。我将五只挲梆砍好装进鼎锅里煮开慢慢地煨，我又将两根黄鳝剖好砍好撒了点盐。忙完以后看看闹钟已经3点钟了，我这才去睡觉。
      我被一阵哨子声惊醒。覃队长吹完哨子大声喊我：“小陈！敢快去犁田，吃早饭后大家要种麦子，你犁“白泥田”的五担丘，犁完再回来吃早饭哦！”我起来一看天已经亮了，昨晚睡得太迟，睡过头了。

      我赶着牛，扛着犁对着正在跟二儿子穿衣的翘妹子说：“我要犁完田才回来吃饭，你们先吃饭，莫等我。”

      大儿子从睡房里几摆几摆的冲出来：“爸爸，你昨天晚上捉得挲梆冒得哦，我要吃棒！”

      我向他摇手：“好崽崽，快要妈妈把衣穿上，莫凉着。棒炖在鼎锅里了，等下就要妈妈舀给你吃喔！”

     大儿子一听鼎锅里炖得有“棒”，乐得只拍手。二儿子也乐得在他娘身上是各跳。

     翘妹子只扬手：“你快克犁你的田咯，还逗么子细伢子咯，捉哒几咂各哈蟆不得了哒，净是各劲。”我一边笑一边赶着牛走了，还听到儿子的笑声。

     白泥田就在门口田坝的最边头，离我们的家顶多一里路左右。犁田的人都到齐了，我一个人最后到，我二话没说将牛对田里一赶，安上犁大步大步地犁起田来。这头小黄牛跟了我几年，它蛮听我的话，不用我扬鞭子走得特别快，加上我自己安装的这架犁很好用，犁起田来特别“见工”，社员们还蛮佩服我。我来农村8年时间，干农活已经是一把好手了。

      大家都犁完了，放了牛，我也犁完了最后一个转。这时，队长的哨子又吹响了：“出工了！上午全队的人都到白泥田种麦子啊！”

      我虽然最后一个犁完，还是没有耽误队上的工。但我的肚子却饿起来了，我想起鼎锅炖的“挲梆”；想起那肉坨坨黄鳝，用茶油爆炒后再放些干辣椒用水一闷，那个味道是绝对的！

    “爸爸，呷饭喽！饭送起来噶喽！”我一听是大儿的声音。我偏过头来一看，大儿子几蹦几跳地从田埂上跑来，翘妹子背着二儿子一手提着一包，挺着肚子在后面走。

      我一看：“哪个要你们送饭来咯！我就回来哒……”我说完喉咙一硬：是埋怨，是心痛，是感激我也搞不清了，只觉得心里像有手指在抓。

   “快呷，快呷，饿死你各杂陈大宝。”她说着把手上的两包递给我。

      我还在蹬着脚：“嗨呀!嗨呀!各要你挺起肚子送饭来做么子咯.”

    “快点接哒咯！我手都提酸哒，是各嗨么子咯！”她说完微微地一笑，咬着那排整齐洁白的牙齿。这是她的一个怪毛病，发气也好，高兴也好就爱咬着牙齿。

       我解开那一大钵饭一看，热喷喷的饭上盖着一片片红橙橙的黄鳝肉；再解开另一把缸汤一闻，喔喝！各挲梆汤跟鸡汤一个样子，连肉都跟鸡肉相像。我猛地喝了一口，这鲜味硬是鲜到了我的喉咙蒂。

       我坐在田埂上大口大口地吃着，翘妹子嘴里不停地念：“慢点，慢点，莫梗哒！”

       大儿子怪有味的，他娘要他跟爸爸捶捶背，他真的在我的背上捶得好认真，逗得二儿子在他娘背上笑得咯咯的。

      来山窝子里8年，我吃过各种野味，都是在火塘屋吃，在桌子上吃。今天这餐野味是翘妹子身怀六甲，牵背着儿子送到田埂上来吃的，它比任何一餐野味都要鲜，硬是鲜透了我的心！

                               山窝子里的笑声

       在金麦这山窝里生活了十几年，有艰难、有心酸、有痛苦、有饥饿，但也有欢乐和笑声。刚来的时候，小组的几个妹子最喜欢笑，她们见社员的穿作好笑；听他们说话好笑，见大娘和相骂好笑，听他们唱歌好笑。有时实在只那好笑，但到了她们口里就好笑了，笑得尽是个劲，笑成一堆。这是纯洁的笑，无邪的笑，苦中作乐的笑。我们两个男知青望着她们笑起来的样子好笑，也跟着她们笑了。

      每餐吃饭抢锅巴，抢得脸上都是饭，头发上粘满了饭；你望着她笑，她望着我笑，最后大家哈哈大笑。哪个上茅厕屙屎，发现有堆屎屙在粪坑旁边了，就会大喊大叫：“这是哪个咯！冒得点眼法，又屙偏哒，禾实不瞄准咯！”

      大家听后又哄地一笑，这是这是疯笑，又是无聊的笑，还带有低极气味的笑。

      文化大革命来了,他们走了，我一个人留在了那幢老木屋里 ，老木屋再没有笑声。夜晚，我望着黑漆漆的天花板，我回味着他们的笑声，我默默地笑，落着泪珠笑，那是孤独的笑，凄凉的笑，酸涩的笑。

      我和社员在山上装铁夹，我们夹得野羊、野兔和野鸡，我又乐得哈哈地笑；我们摘得野梨、野柿、野葡萄，我一边吃一边笑，这是收获的笑，一时高兴的笑，也是短暂的笑。

     年终分红了，我分得60元钱，我有路费钱可以回长沙见到妈妈和哥哥了，我握着手上的钱，流着眼泪笑，我笑着离开了山窝。回到长沙到见到母亲和哥哥，他们含着泪笑，那是亲情骨肉思念牵挂担心而又放下了心的笑。

    “ 9.9”行动以后我在城里呆不住了，又回到山窝里。我搬进了知青的新屋里，比起老木屋来好多了，我摸着那新崭崭的板壁心里好舒服，想到城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回到山窝里还有新屋住，我又开始笑了。

       队上修知青新屋的目的是用来做会议室，每天早晚在这里搞“早请示”和“晚汇报”，我望见那些老农们手拿语录本，用山歌腔调唱着《东方红〉》，再又鞠躬作揖的样子真想笑，但又不敢笑，还要忍住笑。没想到忍笑比忍哭还要难，那十几分钟好难忍喔。我总是装着揩鼻涕，偷偷地躲着笑。

       有一次，天刚蒙蒙亮就开始早请示了，罗大爷披着衣服赶来了，他的衣服扣也扣不拢，他的儿子打着手点筒一照，哈哈一笑：“爹爹！你的衣裳穿错了，这是我娘的衣裳喔！”

      会场里哈哈哈的一阵笑，贫下中农都笑了，我也可以笑了，我哈哈地笑进了房，扑在床上痛痛快快地，扎扎实实地笑了一场，把我忍了好长一段时期的笑全都笑了出来，这是释放出来的讽笑，是忍无可忍地笑。

      我和翘妹子相爱了，说是相爱又是相依。我们也有笑声，我们有盐共咸，无盐共淡。我们的粮食不够，用瓜菜代，用野果代，每餐吃饭一点点饭让来让去，最后总是她让给了我。每当我吃完最后一口饭，她总要对我微微一笑，笑得那样甜，那是爱的笑，那是心甘情愿的笑。
      我们儿子出世了，我们“升级”了。儿子笑，我们笑；儿子会走路了，我们拍着巴掌笑。儿子生病我们急，儿子病好后我们总是含着眼泪笑，那是天下父母心疼的笑，是出自内心毫无半点假心的笑。

      二儿子、三儿子都会走路了。我们望着他们走在一排，几摇几摆的样子怪有味，怪好笑。过年了，我们杀了一头大猪，火塘上挂满了肉，三个儿子围着火塘张开小嘴咯咯咯地笑，那是天真可爱的笑.

       除夕，我们办了一大桌菜，儿子们乐得拍着小手笑；我们望着儿子笑，儿子望着桌子上的“肉霸霸”笑，一家人呵呵地笑，这是欣喜的笑，快乐笑，勤劳收获后的甜蜜笑！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经常回味着山窝里的那种笑，让笑声驱散往日的忧愁！让笑声伴随我们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地度过晚年吧！

                                   山窝子里的骂声

       金麦这山窝子里有笑声，有歌声，还有骂声。这骂声几乎每天都有，这骂声都是出自大娘和的口；这些大娘和喜欢骂自己的丈夫，骂儿女，骂牛，骂猪，骂狗，骂鸡鸭；有好多话完全可以说，可以讲，可她们偏偏起个骂腔，用骂声来代替。

       清早，丈夫在田坝里犁田，是吃早饭时候了还没有回来，她又要牵背着崽女去出工了，那本也烦躁。一烦躁骂声就来了：“犁田的！回来呷饭喽！做得各忙喔，你各积极冒得哪个晓得的。”

       这边屋的刚骂完；那边屋的又开始了：“前辈子的对头！回来胀屎打饱腹喽！都放牛喽，你还犁过甚么摆喔，想当五好社员不是。”
       那边菜园里又传来了骂声：“挨刀的牛！老虎咬的牛！逮到我园里的菜呷噶喽，怠过戳鬼啊 ！”

       哦！原来是牛进了菜园，这倒是蛮气愤，因为菜要当粮食，粮食不够靠菜来撑肚子。牛翻进了哪家的菜园，哪家立即传来骂声，因为牛是队上的打不得，只骂得，骂得那些放牛的赶快把牛牵走。

      狗偷了猪潲吃，大娘和们骂狗：“下狗！你各噶相喔，猪都冒呷饱你还要来偷啊；我要一柴刀剁死你啦！”

       鸭子呱呱地叫了起来，骂声又来了：“七斤鬼鬼子！快恪邀鸭子咯，鸭子又和噶喽。”

       这边的刚骂完崽伢子；那边的又开始骂女儿了：“丙秀！戊花！你们老站在田埂上做甚么子咯，快把鸭子隔开些.”
       这边吼，那边骂，山窝子里天天冒断这种叫骂声。隔它十天半月还有一种相骂的声音，这边骂起来；那边骂起去，距离有近有远，声音有粗有尖。这些大娘和们吵起架来过硬是扯起喉咙叫，放开嗓子骂：    “哪个像你喔！一辈子人连衣裳都冒会做一件喔！鞋子都做不出一双喔，你好禽相喔。”

       这边的对手也毫不放让：“哪个像你喔！养一窝女子喔！女长大噶嫁出门了，屋里冷清清的喔！”

       这边的老奶奶接音了：“你们相骂就相骂咧！莫扯到崽女来讲咧！养崽女是冒讲得大话的咧！”

      老奶奶不是参入她们相骂，是告诫她们骂别的随你骂，头一莫骂养崽女，这是讲不得大话的，要她们莫相“乱骂”。

       哦！原来山窝子里的人吵架相骂还有规矩的。会相骂的大娘和相起骂来都是打比喻，听一听高大娘和同胖大娘和站在田埂上相骂吧：

       胖大娘拍着巴掌，下起个前弓后剪的桩子，偏起个头：“你长得像个鬼！面长得像个挖米勺，脑壳像个毛芋头！”

      她的话刚落音，这边的高大娘和向前跨上一步，左手往腰上一插，右手向前一伸，几个手指卷了几下：“你怕你长得好，你的面像两块茅厕板，脑壳像个棕头子！”就这样，一场“高水平”的骂仗开始了：

     “你的脑壳像朵剥皮菌！像个脓包柿！”

     “你的脑壳像朵牛肝菌！像个卜东子（猕猴桃）”

     “你丈夫骂你是个‘长长瘦’，像个‘刀把鬼’！”

     “你丈夫骂你是个‘短短肥’，像个‘墩头鬼’！”

     “你那天讲王大娘的坏话，讲她的墨大（奶大）走路逗男人瞅。”

     “你还不讲龙大娘的坏话，讲她的墨长像两个丝瓜烊。”

       这一下骂得好，那边的王大娘和开骂了，她挺起个胸脯走过来：“我的墨大关你们的屁事啊！我逗了哪几个男人家喔！”

       这一下成了三个人相骂了，热闹起来。谁知道龙大娘和听见了，她摔着兰花手靠拢来：“俺！好末像扯到我来骂啊!我的墨长挨戳你们了！我惹你们啦，你们遇到‘矮篓子鬼吧。"

      这一下四个相起骂来了，更加热闹了。田坝里做工的人都停下来了，都睁着眼睛看热闹。

      我和翘妹子牵抱着儿子也在田坝里薅油菜，见她们骂过不休，活都不干了。翘妹子走上前去劝她们莫相骂了，谁知刚一靠近，高大娘和对着翘妹子说：“翘妹子啊，她那天讲你的丑话，讲你生崽的时候要丈夫守在旁边，不怕丑！”

      翘妹子一听火来了，她也骂了起来：“我生崽只有丈夫在身边，我不喊他喊哪个咯，我娘老子在长沙，在自己的丈夫面前怕么子丑咯。讲些各空话！”

      我一见翘妹子“参战”了，成了五个人相骂了，这还要得，连忙走上前扯开她。我刚走上前两步，只听得胖大娘和喊我：“小陈啊，她那天讲你坏话咧，讲你一个大男人，做大娘和的事，帮婆娘接生，丑不死！雅尬绝了！”

      我一听，火一冒就上来了。我心想：我堂客临产了，婴儿的脑壳出来一半了，我没有来得急喊人，我不自己接，喊哪个来接咯？各是逼得没有办法吗，这有么子蛮丑咯，长沙医院里不一样的有男医生接生。我越想越怄，把手上的锄头往田里一插：也骂了起来：“乡里宝唉！莫尽闹啦！老子帮自己的堂客接生禾实接不得咯？我又冒帮你们接，你们请我接生我还怕邋遢咧，狗门的一不洗澡就屁股都不洗的臭大娘！我呸呸呸！”

       没想到我这一声吼骂，整个田坝的人都笑了起来。只听得他们在说：“6个人啦，6个人相起骂来了，最高纪录！”

      耶哒勺！我们又糊里糊涂被带进去了。好一个山窝子里相骂声，一不小心就跟着骂了来；我们的骂声更吸引人，社员们还在起“拱子”，要我还骂几声，骂得好听，一辈子人难得听到一回。

      我想我们实在没有惹她们，无钱冒事把我们扯进来骂，我越想越气，见旁边的杨家伯娘正在用大粪浇油菜，我走上去抢过她的粪瓢，舀了一满瓢粪走到这几个大娘和面前大声吼道：“你们这些臭大娘和们，再扯哒我们来相骂，我崽就不筐你们一瓢粪！”

      我骂完把粪瓢在她们面前晃了几下，这一招还蛮灵。她们停住了口，用手捂着鼻子，后退了几步。杨家伯娘连忙喊：“你们快莫扯着他们骂了，他们知识青年会真的筐粪咧，隔壁木山大队的知青就往女人房里筐了一担粪咧。”

      杨家伯娘没有讲错，知青是有向女人房里筐粪的先例。公社书记在大会上都点过名的。翘妹子怕我发宝气，连忙上前夺下我手中的粪瓢。大娘和们也走开了，相骂到此结束。

     山窝子里的人似乎听惯了骂声，她们相骂不记仇，转背又打招呼。我们起先还不习惯，和他们吵过架后懒理得他们。没想到他们见你一回喊一回，硬要喊得你答应才肯罢休，久了，我们就习惯了。

     我们听惯了山窝子里的骂声，山窝子里也有我们的骂声。骂声是贫穷、饥饿、劳累、生活负重的发泄；是疲劳、烦脑的放松；是穷山窝里人的倾诉和呐喊！我们忘不了山窝子的骂声！

                                   知青人物志                

                                 翘妹子组里的知青们

      
       翘妹子1965年9月8日从长沙下放到靖县铺口金麦李家生产队。离开长沙的那天，她嚎天痛哭，哭得好伤心啊，两个人扶着她上的汽车。她那时刚满15岁，据她说她是代替她姐姐下农村，因为她姐姐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爹娘怕她下农村后吃亏，不放心她过集体生活，便要翘妹子代替姐姐下农村。

       她在家排行老满，上有3个哥哥和这个姐姐。那时候动员她姐姐下农村动员得特别紧，日夜有居委会的人围着她家里轮流转。反正，非得下一个不可。爸爸的工作被停了，哥哥的工作也被停了，翘妹子见父母被逼得无奈，在家人的劝说下她便代替她姐姐下了农村。所以离开父母的那一刻，满妹子自然要娇气些，哭得比别人要伤心得多。

      她本来分在另一生产队，是组长夏悸见她长得有味，好纯的样子，硬把她从另一队的名单上对换了过来。她们刚到靖县的那天，正好碰上过中秋节，县城的人夹道欢迎她们，敲锣打鼓，献花放炮，好不热闹。晚上，夏悸见她还在流泪，亲手剥凉薯给她吃，把月饼放在她手上，呵护她，劝她。她第一次出门，离开父母坐三天的汽车，她足足哭了三天。

      她们知青小组共6个人，两男四女。两男：一个姓肖，一个姓徐。其他3个女的，除开夏悸外，一个姓邓，一个姓孙。夏悸当组长，大家都叫她“夏组长”。小肖副组长，大家都叫他“肖组长”。其他的都叫“小字辈”了。翘妹子名字最后一字是“乔”字，但护送她们来的彭主任却把“乔”字写成了“翘”字，大家觉得喊起来有味。从此，知青们都叫她“翘妹子”。翘妹子一喊就喊出了名，连社员也跟着喊翘妹子了。

      到生产队几天天，他们下田割谷子，别人干完活没有事，只有她翘妹子第二天脚就开始肿了起来，几天后，脚越肿越大，还起了黄脓泡。她自己也吓住了，把大家也吓住了。公社武装部余部长（在金麦蹲点）见此情，立刻安排人把她送到公社卫生院。说也奇怪，她从没有打过针，只打两针“青霉素”就全消肿了，从那以后，余部长嘱咐生产队，暂时不要安排她下田干活。就这样，她负责煮知青组6个人的饭，还有喂一头猪，工分照样记。

      虽然不下田干活，但是喂一头猪，负责6个人的饭菜也不太轻松。那时侯还没有打米机。要把谷变成米，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挑到几里外的“金坑”水碾子房处碾米，（但要水大的时候才能碾）。二是用“石对坑”踏米。一脚一脚地踏，使劲踏一上午可以踏一小箩筐谷。筛好，整好米，6个人可以吃上两天。

      每次“赶场”要去买菜，5天赶一次场，来回30里路。菜买得合适就无所谓，要是等不到“赶场”就得自己想办法了，反正大家不同意吃光饭。还有一头猪要喂，也不容易。这样的日子坚持到第二年大队修起了发电站，安上了打米机，自己菜园里有了些菜，她才感到轻松了些。

     小组肖组长为人好勤恳，队上安排他一头黄牛犁田，一开春便成了队上的主要劳力，每天清早就赶着牛到田冲里犁田，犁田的人早饭一般都是由人送饭，翘妹子每天学着社员样，到吃早饭时，便提着饭送到田里。不管有多远，即使是刮风下雨她都不“来塌”。翘妹子煮饭最愁的就是柴，肖组长每天都砍捆柴回来，翘妹子就是送再远的饭也心甘情愿了。

      那位小徐就大不同了，他长得五大三粗，讲话喉咙又大，饭量又大，哪一餐要是冒吃得饱饭就想方设法找岔子。吃分饭，每人一钵，小徐几家伙就吃完了，翘妹子有时候见他那“饿劳”样子，便将自己那份饭赶点给他，那他就笑哈哒，而且还会讲些好听的话：“我这个人最好哒，从来不嫌弃别个邋遢。”

      后来改成吃大锅饭，要是谁装多了饭，问他要不要，他就会鼓起眼睛，咬牙切齿：“你怕我是烂潲缸哦，你们呷哒碗里，霸哒锅里……”，噼里啪啦地骂一大套。

      翘妹子慢慢地掌握了他的脾气，顺着他一点，分饭的时候故意多加他一瓢，还讲一讲奉承话：“莫闹哒，你是十八岁的哥哥哒，除开夏组长你最大，我们都是妹妹哒”。

    “对对对，你们都是妹妹，我是你们的大哥哥”。他说得笑哈哒，又连忙拿起扁担帮翘妹子挑水，把水缸挑满，又拿起斧头劈柴。

       自从和小徐关系搞好后，要省好多烦恼；砍柴，他选大捆的扛，挖菜地，浇菜，挑谷子到发电站打米，只要翘妹子开口，他都去做。所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个小组的人和睦起来，就像一家人一样。晚上他们6个人坐在火塘边讲故事，讲谜语。

       那小徐讲出来的故事还蛮有味：说什么有一姑娘的屁放得响，气力足，冲倒了一座墙，塌死了5只羊，冲破了灶角，打烂了潲钵.....嗨呀呀！逗得大家笑哈哈。有一回猜谜语，翘妹子讲出来的谜语谁都猜不出，她讲出的谜语是这样：“打起来嘭嘣响，称起来没一两。”
      这个谜语真难猜，大家左猜右猜硬是猜不出，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连高中生夏组长都猜不出来，最后还是翘妹子自己讲出来的谜底——“放屁”。

      哈哈！哈哈哈！大家笑得嘴都合不拢，那小徐笑得直蹬脚——

      他们一起排练节目《四对老汉学毛选》。小徐和翘妹子演一对，跳得笑哈哒。在大队演出时，社员们看得笑哈哒，他们李家生产队的李奶奶是这样夸他们：

   “喂，喂，你们瞅嘛，只我们队上的知识青年戏演得好，我审来审去的，也只有我们队上的女知青长得最漂亮."

      大队的社员也一致认为，李家的妹子演戏演得最好，相貌长得最好。自从她们演完这场节目后，她们队上的一个哑巴社员见到她们就夸大拇指，最爱跟在她们后面打着手势傻呼呼地笑。

      有天中午，她们四个女知青正坐在仓库边扯谈，那位哑巴又来了。一见她们就嬉皮笑脸的朝她们打手势。

       他指着夏组长，伸出大拇指:表示一的意思。

       指着翘妹子伸出两个拇指:应该是表示二的意思。

       指着孙妹子伸出三拇指。

       指着邓妹子伸出小拇指。

      夏组长以为他是说自己年纪最大，是大姐姐。于是，也学着他打手势，把手指点在自己的鼻子上，伸出自己的大拇指示意：自己年纪最大，是大姐姐；又指着邓妹子伸出二拇指示意年纪第二大。

       谁知那哑巴用双手在自己的胸脯上做了个下流的手势。原来这哑巴不是指她们的年纪大小,是指她们的胸脯第一大，第二大。气得几个姑娘要死，拿起扫把和柴棍追着他打，那哑巴跑得比野猪还快，哪里追得到。几个妹子又气又羞，往后再不理睬那鬼哑巴了，真是呷一“哑巴亏”。

      那时候知青组长的会议特别多，公社每个月要召开几次知青组长会议，汇报情况啦，汇报思想啦，谈体会啦；金麦大队5个知青组长都是女性。而且个个模样都长得俊俏。这样一来，经常惹来一些公社干部，县安置办干部到金麦来。其名是召集组长们开会，有的年轻干部实际上是想来“打米”。

      尤其是那位县安置办的“刘眼镜”，最爱往金麦跑。男知青他不理睬，女知青他却像“青头蝇”一样跟着哄。我们男知青望见那满口黄牙、墨黑的刘眼镜就讨厌。

      有一回，刘眼镜到金麦来，在他们队上过夜。清早起来，他走进女知青房里拿脸盆洗脸。谁知他瞎起个眼睛一下拿错了，拿的她们洗脚用的盆子。他把那雪白的毛巾放进洗脚盆里，舀满一盆水，又舀了一把缸水放在洗脚盆中间，端到路边，哇哇哇的漱起口来。

      妹子们一看都冒做声，只捂起嘴巴笑。谁知那小徐看见了，他是个有么子就讲么子的人，忍不了半句。只见他拍起巴掌，蹬起脚边笑边讲：“刘眼镜呢，你拿的那洗脸的盆子是妹子们洗短裤用的咧！哈哈哈”——刘眼镜那次吃一亏做不得声。

      天气热了起来，一天，夏组长又到公社开会去了。翘妹子突然出了一主意：“我们到河边游泳去吧？”

      邓妹子、孙妹子连忙答应：“要得要得！懒得洗澡。”于是3个人来到三拱桥下，因为金麦的女人从来不穿短裤干活，所以她们不敢穿短裤下河，便穿着长裤长衣钻下了三拱桥。桥下的水好清又好凉，3个妹子洗得哈哈大笑。这一下可好，弄得男社员都不敢过路了，只听见那女社员骂："你们瞅嘛！知青妹子在河里洗澡咧!”

    “各莫怕雅尬哦！丑不死咧。”

    “做这号短命贱事的哟咧。”

       社员们告诉了肖组长，肖组长也很气愤，认为这是在出丑，他气呼呼地走到三拱桥很严肃地讲：“你们这像个什么样子咯？逗起社员来骂。”
       几个妹子一听，乖乖地从河里爬了上来，3个人湿淋淋地走回家，让田坝里的社员看热闹：“娘唉，三个人像落汤鸡哒！”
     “这像三个窜塘鬼喔！”

       回到屋又被小徐训了一顿：“一群各号宝里宝气的妹子，丢长沙人的丑呢！”
       3个妹子像犯了一场大错误样的，老老实实没有一个人还嘴。几天后，女知青下河洗澡的事传到了每个生产队，而且越传越猎奇，什么穿短裤在大路边洗凉水澡咯，什么在桥底下换衣裳咯，什么脚把子腿把子白得很咯，弄得三个妹子有口难辩，再也不敢下河洗冷水澡了。
      不久组里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邓妹子家里来电报，她的父亲病故，铺口邮电局黄透喜（金麦人）接到电报立刻告诉在公社开会的夏组长。那天正好赶场，公社经过商量后，决定托人捎信给邓妹子来公社开会。

      邓妹子到公社开会后，知青组长们个个都对她热情客气，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将自己的饭菜赶给她，公社团委书记田祖树还将自己家里的干鱼送到她碗里，并要求她早日申请入团。大家突然来的亲切和过分热情使邓妹子感到意外。到下午，公社领导及知青组长们才将她父亲病故的事告诉她，并做她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坚强，要做出个革命知青的榜样来，不要回城。
      幼稚单纯的小邓，被他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居然没有掉一滴眼泪，当晚还上台和大家一起表演文艺节目，获得台下人的热烈掌声。

      回来以后，翘妹子和孙妹子听说他父亲病故，想起她从此以后再也见不到爸爸，她俩想起难过，哭了起来。没想到在公社受政治教育的邓妹子到还劝她俩莫哭。

      那段时间，小组里的知青都对她好，有次我到她们队上玩，碰到她去挑水，我总觉得她好可怜的样子，她倒望着我笑，我连忙接过她的扁担帮她挑水。

      时间又过了一个多月，不知为什么小事，翘妹子和她争了两句，邓妹子先是冒做声，突然回到房里，讲出一句好伤心的话：“我晓得，你们是看见我冒得爸爸了，合伙来欺负我。”

     说完嚎天痛哭起来，尽管翘妹子和孙妹子流着泪向她解释，向她赔礼，她硬是扑在床上伤心的哭了一上午，几个月的悲痛终于爆发出来了。
      几个月以后，知青小组都开始“分伙”了，翘妹子也不愿干这煮饭的活，小组的生活费也用完，喂的那头猪也杀了早已吃光，经大家一致同意，决定“分伙”。

    “分伙”很简单，锅盆碗筷一个分一样，米也吃完，往后各出各的谷打米就是，剩下的油一个分一碗，刚好鸡笼里还剩下6只鸡，每人1只，但鸡有大小，最大的鸡也有3斤多，最小的才1斤多，谁愿意要小的呢？这时，肖组长出一主意：把灯吹灭，过抓！伸手进去抓出来就上算。要得！大家一致同意。
       墨黑的晚上，6个人站在那木做的鸡笼边，小徐的个子大，脾气大，当然要抓先，大家都晓得，只有让他抓第一才得安宁。只见他一手挽起袖子，一手伸进鸡笼，过一阵就抓出一只鸡来：“哈哈哈哈，我抓哒各扎最大的鸡公。”

      接着邓妹子伸手抓出一只，孙妹子伸手进去抓出一只，肖组长让翘妹子抓先，翘妹子还是让肖组长抓先，最后剩下两只。

       夏组长说：“你们都抓了，笼里那剩下的就是我的。”。翘妹子抓出一只鸡来，大家把手上的鸡互相一比，你看各怪不怪？抓头的第一大，抓二的第二大，抓三的第三大，抓四的第四大，翘妹子抓第五，她把笼里剩下的那只抓出来一比，比夏组长那只还是要大一点，实在是墨黑的天哒，个个都有“手位”。
       第二天上午烧了一大锅水，大家各自杀自己分的鸡，小徐杀鸡也还溜刷，一刀杀得血只过流，还结了大半碗血。肖组长干农活犁田耙田样样里手，可杀鸡他却是外行，只见他拿着菜刀连锯几下都冒锯死，干脆将鸡贴在门槛上，一刀两断，那鸡头飙到田里了，他是连鸡脑壳都不要了。

       翘妹子她们怕杀得鸡，叫过路的社员检长、久长和纪长帮忙各杀了一只，3个社员都是杀鸡的能手。

      夏组长走出来：“你们各些笨蛋，有鸡杀都杀不死。”说着，走到鸡笼里抓出自己那只鸡，手拿菜刀一划，好麻利的动作。她将鸡头扎在鸡翅膀里，往门角湾里一放：“你们钳好后我再钳咯”，说完进房看书了。

       他们挤在厨房里，各人手上拿着一只鸡。这边站着姑娘们扯扯修修忙过不停；那边蹲着的伢子推推摸摸钳得好仔细。过路的社员都来看热闹，嘴里念过不停：“娘唉，像坐月子打三朝呢！”

    “像你们哪个生了崽哦，坐月子吧？办满月饭咯。”

       逗得知青们都笑哈哒，但手里还是钳得那么认真仔细。夏组长走出来：“你们都钳好哒呗？我要开始钳啦！”说着走到门角弯里去拿鸡：“哎呀！我才杀的鸡冒看见了。”

      大家都停住手，挤到门角弯里一看果然鸡不见了，大家四处张望，突然小徐大声一喊：“在那丘田埂上，它还在扎谷子呢！”

      大家一看，那只鸡还真的站在田埂上扎东西。颈根上绯红的，好吓人哦。
       活生生的事实摆在眼前，夏组长不再讲大话了，她喊大家帮她抓，大家又放下手上的活，跑到那田埂上拦的拦，赶的赶，抓的抓，忙完了好一阵，还是让那畜生给逃跑了。
       晚上这边锅里爆炒鸡，那边灶上红烧鸡，还有鼎锅里煨的清炖鸡。夏组长没有鸡，翘妹子和她一起吃，抓到那逃跑的鸡后再又一起吃。

       那小徐的鸡最大，他故意把那鸡腿用手拿着晃来晃去，一边吃，一边说：“嗯，好韵味的！”

       几天以后，夏组长那只逃跑的鸡才捉到手，已经饿得刮瘦的了。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县城烧到铺口，又烧进金麦这山窝里，知识青年纷纷回城造反。夏组长当时调到公社文艺宣传队，组里男男女女几天后走得精光,他们的住屋静得像尼姑庵了。

       过年前夕，夏组长从公社文艺宣传队回来，见此情景大哭了一场，她一个人留在那里过年。

       知青组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肖组长1969年招工回城。小徐和邓妹子、孙妹子都转点了。夏组长结了婚。翘妹子就被我“拐”到了寨古冲。

       知青组的生活就是一场戏，演员团结齐心的话，这场戏就演得好，演得久；不然的话，乱演一场就散戏了。
    

                            金麦知青——章伢几

       章伢几就是是我们队上的知青小章，到农村不到半年就被排到金麦“三几”的行列里来了。听队上社员们说的吧：呷饭算午几，呷酒算魅几，做工算福伢几，最咻就算章伢几。

  什么叫“咻”？长沙人把那些高傲自大、目中无人，喜欢教训人的人叫着“咻”：咻里咻气；咻崽；吊得一橄起；咻耶哒堆。而金麦人说的“咻”不是这个意思，金麦人说的“咻”是长沙人说的“猛”的意思：各扎伢子好猛啊！猛里猛气啊!他们说章伢子最咻就是最猛的意思。为什么说章伢子最咻，这又要从刚下农村时说起。
       我们生产队是全公社有名的“懦壳”（稀下的，乱弹得很）队，队上每年种的油菜、麦子、草子统统被牛吃得干干净净，颗粒无收；每年撒的谷种都要被鸡鸭破坏一半。还有牛下田吃禾苗，猪到田里拱谷子，勒伢几（细伢子）拣谷穗往屋里背等等。

        这一些事没有得哪个管得下地，全队20多户人家分杨、罗两家大姓，都是姻亲房族，样事爱面子，谁都不愿做恶人头。我们来后，公社储社长就跟我们介绍了队上的这些情况，要我们来改变一下队上的面貌，拿出当家作主的精神来。那时候，知青都一颗红心，都有一鼓革命干劲。我们决定保护好、管理好队上的财产。

      冬种以后，章伢子（后来社员叫他章伢几）当上了队上的“守款员”，订出了罚款制度：牛下田吃油菜、麦子，罚工分10分；猪下田罚工分5分，鸡鸭下田罚2分。

      制度在会上宣布后，队上的人都同意。只是有人在议论，章伢子敢不敢执行？有各号胆子没有，怕挨骂啵。因为队上有好几个恶得出名的大娘和“骂匠”。

      章伢子一听这话就火了，只见他鼓起那对眼睛，垮起那张脸，做出那“买牛肉”的样子，把那罚款本对桌子上一板：“怕骂啊！冒听见讲过。明天看家伙！”说完，拿起本子离开了会场。

      章伢子在长沙时我就认得，记得我们在一起学习时候，一位办事处的干部说他长得像华侨知青陈国基，尤其是他长的那八子胡，看起来蛮有“派头”。可来农村几个月后，他的变化特别大，人也瘦了，头发又长又乱；整天穿着那套补钉打补钉的衣裤。他的眼睛起了灯盏窝，笑起来脸上起了些擂钵皱。知青说他像华子良；社员说他像个鸦片客，但不管别人怎么说，他那钢硬的性格一点没有变，他要改变农村面貌的信心还是那么坚定。

      守款的第一天，从早上到下午天黑，章伢子一共抓了9头牛、3头猪、20多只鸭。晚上开会，他把登记好的罚款本对记工员一交，当场扣出工分。这一下来得好，那些被罚工分的社员个个拉长了脸，口口声声说，要得！只要你章伢几坚持到底，一视同仁！他们改口叫他章伢“几”了。

      第二天早上，我和章伢几端着那钵早饭站在田埂上边吃饭边打望，看有牛在冬种田里没有。只听见对门副队长的婆娘“二骂匠”站在大门口骂，她骂得快，骂得急，她骂些什么我们听不太懂。她越骂越起劲，走出门来，又拍巴掌又蹲脚。她朝我们这方走来，一边走一边骂，只见她偏起个脑壳，挺起那胸脯来到我们面前：“谙！你章伢几抓了我屋里6个鸭子，罚我12分，把我的鸭子抓伤噶，我要你赔！”

       章伢几蹲在田埂上吃饭，猛地站起来，把手上的钵子往地上一板：“你各扎土匪婆！骂么子骂咯，你屋里鸭子今天再下田的话，我把它打死在田里，你赌我不咯！”    

    “我屋里冒得人当过土匪，我屋里是中农。”二骂匠可能是被章伢几板钵子的动作给吓住了，也许寨子里还没有人对她这么恶过，她突然改口不骂了，还解释起来，说自己屋里没有人当过土匪。

      章伢子手指着二骂匠的鼻子：“你屋里不是贫下中农，是上中农！算农村的小资产阶级，你清白啵！”

      二骂匠偏起脑壳望着他，没有回话。

       这时候又来了几个高矮不一的大娘和，第一个走上前的“高骂匠”拍了拍巴掌，尖起各喉咙：“也嘿！章伢几啊，我屋的鸭子在田边上也要罚工分啦，我屋里的猪还冒进油菜地就罚噶5分工啦，你眼睛看花了吧!”
     “肥骂匠”接着来，只见她把两只手在自己那肥胖胖的屁股上啪啪啪地拍了几下，把肚子一挺：“我讲你章伢几瞎了白眼罢！我的鸭子还隔油菜田几丈远，也要罚啦！你送鬼摸噶后脑壳把罢！”

    “ 野骂匠”真的有蛮野，只见她用双手在自己的裤裆里拍了几下，再把双手朝天上一伸，做出个反八字：“章伢几唉，章伢几，你再要乱抓我的鸭罚款咯，我要骂得你眼睛翻白！试试看咯！”

        好一个金麦的骂匠们，骂起人来各显神通。章伢子听了这些话气得眼睛鼓起好大，他抹了抹嘴边的饭渣，大吼一声：“要得！从今天起，你们的猪、鸭、鸡下田我不罚工分了，我用棍子打！打死在田里莫怪我。”

       这时，罗家弯的社员在喊：“有鸭子下田喔！”    我们一看，真的有群鸭子往油菜地里走。章伢子二话冒说，拔脚就往油菜田里跑，顺手扯了一根路边上堆放的柴棍。他跑到鸭子面前，扬起柴棍一顿乱打，打得鸭毛满田飞；有几只鸭被打翻在田里两只脚板只个弹。

       这一下几个“骂匠”连忙往油菜田里跑，一边跑一边喊：“莫打咧，莫打咧，是我的鸭子喔！”

    “你章伢几各咻喔，你喊打就打啊。”

    “罚工分就是啦，打甚么子喔!”骂匠们冲到田里，抓的抓章伢子的手，抢的抢棍子，讲的讲好话。

       章伢子气还没有消，他那张尖脸拉得更长，那两撮胡子成了标准的正揩八字，他呸了一声：“你们扭牙啮齿，讲我的冤枉话，还张口闭口骂人，依得我过‘苦日子’的脾气，我要打死你们各些鬼鸭子......”

       我连忙上去转弯，我对着骂匠们说：“你们不要骂人，章伢子是保护集体财产，你们越骂他，他越打得凶，他是咻得很的人，在长沙别个都怕哒他，他还怕你们各些大娘和。”

       我一边讲，一边乱替章伢子吹，那些大娘和俨信的，赶起自己的鸭子走了，嘴里都在念：带个章伢几真的咻啊。带个咻得莫同世啊......

       从那以后，下田的牛越来越少，鸭子也送到田冲里去了。第二年下谷种以后，章伢子整天手拿着根长竹竿守在秧田周围。他打死好几只鸡，打伤好多只鸭，二骂匠家的那头猪都被他打了几鹅卵石。

       外面二、三队的鸭进了我队的秧田，他照样打，打死了好多只生蛋的鸭婆。人们都说：这一下好了，呷饭算午几，呷酒算魅几，做工算福伢几，最咻就算长沙来的章伢几了。

      后来，社员家家户户分得几竹筒菜油，分得几箩筐麦子，到县城换得灰面和面条，用菜油炸起灰面粑粑吃的时候还是讲了句良心话：“章伢几咻是咻咧，又搭帮他咻才得呷面和粑粑咧。人民公社成立各样久，头一年呷上菜油和面咧……”

      章伢几不久就转点了。最咻就算章伢几这句话流传不宽，也不久，就在我们二、三、四队流传了一段时间。后来的十几年里，每当有鸡鸭下田时，那些老农就像诓古一样，要是章伢几在这里就好咯！寨古冲的人还是蛮留念章伢子咧！

                                我们的汤司令

         网友“秋日私语”又名汤司令，这是我们铺口知青对他的称呼。不知是他下农村时年纪大，或者是他文化程度高，还是他有社会经验，或者为人做事有主见。总之，绰号叫“司令”的人，总比一般人要不同些。

        我俩在农村时接触并不多。记得1971年修金麦发电站时，汤哥到了我们家里来过一次。那时我俩都是做父亲的人了，他也许是出于好奇，到我这里来了解了解生活情况和细伢子生长情况吧。因为，我们铺口知青做父亲的人毕竟只有几对。

        那天晚餐我没什么好菜招待他，炒了一碗豆子辣椒和半斤面条做菜。但汤哥吃得好香，一边吃饭一边操着他那口宁乡口音跟我们扯谈。他讲回长沙那年，几个同学到东风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冒得票买了，大家都进不去，怎么办？其中一个调皮的同学灵机一动，顺手扯下墙上贴的标语，便撕下一只角，用钢笔写上“集体票”三个字，走到门前对守门的人手里一递，大家都跟着他往里头走。那守门人问：“你各是么子票咯？”

      那同学说：“各是张集体票哒！”

   “各是张什么集体票咯？”守门人把“票”往那同学手里一放。

      那同学接过“票”还作古正经看了一下：“各哦里不是张票咯，各明明是张集体票哒。”说完把票还给守门人，直往里头走。

       他操起那口宁乡口音，又戴哒那副眼镜，神态又勒，我和翘妹子顿时笑得饭都喷了出来。

       他说有一次赶场，在铺口食品站看见好多公社干部都拿着证明在买肉，他也灵机一动，顺手扯下板壁上一张标语，撕下一只角，自己用钢笔在纸上写上：猪肉一斤，配药用。落款：铺口卫生所杨先生。

       他看见正在卖肉的屠夫中，有一位是他们大队上的，于是，将“证明”对那手里一呈，连声喊道：   “买肉，买肉呢，配中药用的。”

      那位屠夫接过证明，又望了望他：“你这是么子证明咯？”

      汤哥笑眯眯地望着他：“这哦里不是证明咯？各明明是大毛先生开的证明哒。”

       那屠夫望了望左右，又望着笑眯眯的汤哥，把“证明”往案板上一放，“你这个挨刀鬼哟！”，但还是给汤哥砍了一斤多肉。

       那年头买一斤肉确实不容易，我拍了拍汤哥的肩膀：“你真行！你真是活学活用。”

       汤哥摸了摸我儿子的脑壳：“细伢子要想长得好，长得结实，就要像北方人一样，呷五谷杂粮。”

       他这一讲我没有答他的腔。我心里想：各细伢子净呷杂粮只怕会营养不良啵。

       翘妹子踩了踩我的脚：“各只怕是杂书呆子，迂里迂气，莫信他的。”

       汤哥是近视眼，也许看不清或听不清我们在说什么，他还是手舞足蹈地讲玉米、乔麦、小米、红薯的营养价值如何样高，北方人为什么长得高大就是因为吃杂粮，我们的细伢子也要学北方人一样多呷五谷杂粮。尽管他讲得条条是道，讲得尽是各劲，我们还是没听他的，我们相信：他那位夫人小玉也不会听他的，她怎么会舍得用那些粗粮往自己的心肝宝贝女儿口里喂。

       不久，汤哥夫妇转点到长沙县，我们这一分开就是几十年。

       1978年我们因病退回城，听知青易红娟讲：1979年汤哥夫妇同她一起搞退。那时候搞病退大部分知青都搞些假病。比如：搞高血压病，就在测量血压之前吃片“麻黄素”，或者注射“肾上腺”；搞肺结核病，就在照片子时在胸前贴上一小点锡皮纸；搞肾盂肾炎病，就在验尿时往尿里滴上一小点血。总之，这都是医生告诉知青的办法。那时候的医生对知青特别同情，尤其是对老知青。

       我们的汤哥搞病退就是搞的“肾盂肾炎”病。易红娟讲，汤哥在医院复查时筐了一猛瓢。在验尿时，汤哥过于紧张，他将那小杯尿滴多了血（用针在手指上扎点血滴进尿里）。他本来眼睛近视，端着那小杯通红的尿往医生手里一放。

       那医生把尿一验：“你屙这红的血尿，你还站得稳脚，你只怕早就倒下呢，你这做地太现形了。”

       汤哥这一下穿泡哒，他自己也急了，怎么办？幸亏他姐姐在医院有熟人，左转右转总算转伸老外了。话又讲回来，1979年对知青回城的政策早已放松，像汤哥这样在农村扎扎实实干哒14年的老知青也该回城了。

        听易红娟讲他们的户口是同汤哥夫妇的户口一起解决的。拿到户口那天，易红娟兴奋地大喊一声：“从今天起我又是长沙市的人了！”

       汤哥手拿户口：“毛主席是我心中的太阳，邓主席是我心中的月亮，照得我们晚上亮……”

       汤哥回城后找了一份好工作，人称“电老虎”的供电局。这时，已经是汤哥大显神通的时候了，他在供电局办报刊，写文章，当编辑，一直忙到六十岁退休。

      六十有三的汤哥加入了我们的知青网，我们又开始打交道了。知青网的每次活动他都没有缺席过，而且还经常发表一些幽默而滑稽的演说。汤哥出得众，还是那口宁乡口音不改，他还能歌善舞。每天要喝几两白干或者啤酒后便到舞厅里“扭猪腰子”（各是他汤哥自己的口白）

         瞧一瞧，当年他"捉摸子"捉来的小玉紧紧搂着他，他好得色，好幸福哦!

         晚上，他打开电脑，一篇篇好文随手而来。汤哥的文章写得风趣耐看。一个普普通通的民，在他的笔下就硬要多扎味。他的《铺口人物志》写得活溜了，写绝了。他算是我们铺口知青中的一位怪才，我们斜阳版主称汤哥为“鬼才”。怪也好，鬼也罢，我们的汤哥，当年的汤司令确实是一位才子！

                                 “鲫鱼”的故事

      1968年下放到金麦六队的新知青中，有一名年龄最小的知青，大家都叫他的小名“鲫鱼”。他瘦高高的个子，一张实足的娃娃脸上充满了稚气。记得他第一次串门到我们队，一进门就喊：“各位哥哥姐姐们好！”

     “哎呀！这位小老弟蛮有礼貌，快进来坐。”大家异口同声说。

       他走上火塘朝四周望了一下，便坐了下来，规规矩矩地坐着不再说话。那天正好七队的彭妹子也在这里，4位女知青唧唧喳喳扯这扯那热闹翻了。鲫鱼时而望望这个，时而望望那个，总之不说一句话。

       我连忙劈柴烧火，今天我们从铺口仓库买回10斤面条，我决定留这位小弟弟在这里吃了面再回去。水一下就烧开，黄妹子点了下人数共6个人，于是他煮了3斤面条，糊油糊菜煮了一大锅，大家准备吃一餐饱的。

       翘妹子洗好6只“光钵”；每人分上堆堆的一光钵面。

      李妹子抽出6双筷子，一人手里递一双。彭妹子把从长沙带来的辣椒酱一人钵里挑上一坨，好久冒吃面了，大家端起面来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鲫鱼端起那钵面（他那钵特别多些）几家伙几口就吃光了。他把空钵子端在手上，四周望了望没做声。我是过来人，刚下放到这里来时，一餐吃过8个糍粑粑、3碗饭，眼见手端空钵的鲫鱼，我估计肯定冒呷得饱。

     “面不够吧？”我笑着问他。

       他腼腆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只见他用手抹了抹嘴巴。

       于是，我又架起锅子。我问她们几个妹子还要面啵，她们都摇着头说：“各大一钵子面，足够了。”

       我又往锅里丢进一筒面，听着翘妹子在轻轻地念叨：“你们两个未必还吃得一斤面完啊？”

       面煮熟了，我舀了半光钵：“哎！小老弟，锅里的面吃得完你就吃完它，莫讲客气咯。”

       鲫鱼望了望大家：“真的啵？”

    “吃吃吃，知青都不讲客气的。”几个妹子一起说。

     “那我就真的吃睐。”他说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锅里的面看着看着吃完了，剩下的汤也被他舀得干干净净。这时，他才直起身子，拍了拍肚皮说：“我到各里来哒一个多月了，头一餐吃饱咧！”

       大家见他那模样哈哈大笑。李妹子对着他说；“你这一餐起码吃了一斤多面呢。”

       鲫鱼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他准备回去，我怕他不认识路，决定打手电筒送送他。他出门时，很礼貌地对着几位女知青说：“各位姐姐们再见！”

       我们边走边扯谈，虽然是初次交谈，但他说话很诚恳。就像老熟人一样向我说明了他家里的一些情况。原来他爸爸是市文化局局长，现在被定为走资派；他最盼望的就是他父亲能早点“解放”。

      从那以后，鲫鱼经常来我这里来玩，他把组长“光脑壳”和“柳颊里”也叫来了。原来他们3个都是高干子弟，长沙市七中的。

       组长“光脑壳”在长沙还有点名气。“柳颊里”能说会道，他们待人诚恳，性格也很豪爽。我们一下子玩熟了，也成为了很知心的朋友。

       1969年年夏天，我患重感冒，一病就是十几天。他们把我送到铺口卫生所看病，那些日子鲫鱼每天都来看我，直到我的病完全康复我从心里很感激他。

      招工运动开始了，我们大队二十几个知青中，有十几个推荐名额。我们出身不好的知青根本不作指望，安心在农村。那天，鲫鱼高兴地告诉我，他的招工名额确定了，已经过了“三关”——生产队、大队、公社。我听了真为他高兴，衷心地祝福他！

      记得那天下午，他特意请我和翘妹子到他们队上吃晚饭，他把农具，蓑衣等等一些日用品清好放在一边，只要动身走，这些东西全部送给我们。他称呼翘妹子为嫂子，叫得很亲热，也很亲切。他还承诺：到了工厂后，每月发工资一定要支援我们。我们当时听了心里好感动，为有这么一位知青朋友感到特别欣慰。

      我们接到了大队开会通知：欢送招工知青会，等我和翘妹子赶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十几名招工的青年站在一排，我一眼望去怎么没有看见鲫鱼。

      我正在四周寻望，忽然看见门角边有人叫我。我一看是鲫鱼，连忙上前去准备问他。他苦笑着对我说：“我被刷下来了，我还是跟你们做伴靠得住些。”

    “这是怎么一回事？”

    “招工干部说我父亲还没有正式得到解放。”

    “你爸爸没有解放？不是说好了已经恢复了工作吗？”

    “招工的人说还没有解放，那就没有解放，他们说了算。”

       会议刚一散，光脑壳就拉着鲫鱼走。他要到公社问个明白。可全晚了，名额已经全部都定下来了，明天他们就要动身走了。

      光脑壳和柳颊里招工走后，鲫鱼变得沉默寡言。我经常到他那里去走走，安慰安慰他。可是很难看到他的笑容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大队召开社员大会，我提早赶到大队代销点买东西。鲫鱼老远就看见了我，直望我面前跑，好高兴的样子。他急急忙忙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气喘吁吁地说“我家里来电报了，我爸爸他解放了！”

       我看见他那激动的样子，又听说他爸爸真的解放了，为他感到高兴。这是他来农村后日夜盼望的事，今天终于盼来了。鲫鱼笑得合不拢嘴。好久没有看见他开心地笑了。

      他从代销店里买了一斤饼干，把我拉到那茶山林里坐下，说是要庆贺庆贺！我俩把那一斤饼干一口气吃完了。

      他们队的老队长路过，见我们吃得笑哈哒，问我们什么事这样高兴。鲫鱼从口袋里抽出那张电报给老队长看：“我爸爸解放了！”

       老队长接过电报：“我不认得字呢，你说什么我也听不蛮懂。”

       鲫鱼又重复了一遍：“我爸爸现在解放了！”

      老队长摇摇头说：“你爸还才解放？他住在哪里？”

    “我爸爸当然住在长沙啥。”

    “长沙怎么解放得这么迟？我们靖县是1950年解放的。”

    “哈哈哈哈.....”我和鲫鱼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鲫鱼自从接到电报后，日夜盼望第二次招工。可是盼啊，盼啊，盼到第二年开春，还没有盼来。这第二次招工还真难招，一拖就是几年。

        鲫鱼的爸爸解放后恢复了工作，补发了工资。听鲫鱼讲：他爸爸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不幸的是他爸爸几年后因病去世。

      不久，鲫鱼转点到长沙县，后来又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在长沙某中学教书，这些年来他一直努力地工作，在中学混得很不错。

                                 可怜的桥夫子

     “桥夫子”姓周名铁桥，大家都习惯叫他桥夫子，1965年由北区长沙浏阳河街道办事处下放到靖县。

      我们同坐一列火车，又同上一辆汽车，翻过螺旋式的雪峰山，来到靖县铺口后才分开，他分到坝阳坪大队地孟生产队，我分到金麦四队。

      我和桥夫子在那批知青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记得上火车的那一刻，我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嘱咐我：“到农村后要来信，要和知青搞好关系，莫到塘里游泳。”

       桥夫子的母亲摸着他身上穿的那套新卡衣服：“伢子，到乡里要爱惜，下田要记得换衣，天冷要记得加衣，要按时呷饭，头一莫跟别个扯皮吵架，过几年就会回的，要好生在乡里搞。”

      火车开了，她们还站在月台上，她们胸前被泪水打湿，我和桥夫子都忍不住哭了。

      一会儿车厢里传来歌声，我们又得混在一起唱起了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3天的路程，我一直同桥夫子在一起，我发现他眼睛总是红红的，眼睛有些瞟，望人总是斜着眼望，他的视力特别差。他不讲多话，你问他几句，他答几句，说出话来慢吞吞的，而且，我还晓得他连小学都冒毕业，连信都不会写。我和他比了一下高矮，他比我还矮些（我那时才一米五）。

       他下放的地孟生产队离我们金麦六里路，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在“赶场”时碰到。每次都是我喊他，他从来不叫我，有几次我走到了他面前，喊一声：“桥夫子，赶场啊？”

       他抬了抬头，瞟瞟眼睛：“喔，原来是你哟！”

       我晓得，桥夫子并不是架子大不理人，而是眼睛看不清。

       在农村那些年过起来虽慢，但回想一下又快，一眨眼工夫就是8年，我那时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了，桥夫子还是没有招工走，还是在生产队出工，他的个子稍微长高了一点，但身体强壮多了。

      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桥夫子是1973年的冬天，我修木溪水库路过他们坝阳坪的工棚，那天天气特别冷，我穿着棉大衣还觉得一身风钻钻的，我们的桥夫子却穿着条短裤站在工棚外洗澡，我一眼望见他那一身肉霸霸：  “桥夫子，咯冷的天你在外面洗澡不冷呗。”

       他抬头望了望，又瞟了瞟眼：“原来是你喔，到咯里来修水库？”

       我点点头：“你快把衣服穿哒，莫冻哒！”

    “冒事，冒事，我搞惯哒，听说你做木工做得蛮好哒。”

       我连忙回答：“是的，是的，反正我们队上木材多，随我何事砍。”，我说完催他快把衣服穿上再讲话。

       他迅速穿好衣服，硬要留我吃饭，他说他有饭票子，我说我还要赶回去砍柴，婆婆搭信来，屋里柴烧完哒，天冷细伢子冷。他又说他近几年搞了好多木材，准备以后带回长沙，我鼓励他多搞些木材，总会有机会回长沙的，他听了微微一笑，笑得那样甜。

       我拍拍他那强健的身体，离开了他，没想到我们这次相见成了永别。

       半年以后，我听到一个惊人噩耗，桥夫子在县城被铁路局的汽车给撞死了，真是晴天霹雳，那么强壮的桥夫子，下农村9年才24岁，唉呀！我们的桥夫子你实在走得太早。

      不久，我在铺口赶场遇到了坝阳坪知青谭兴年、孟海丽夫妇，他们跟我讲述了桥夫子出车祸的前后经过。那天下午他们夫妻二人同弟弟谭兴震、桥夫子4人一起到县城玩，在西街那家饮食店吃面，面还未下锅，需要等一会工夫。

       桥夫子的肚子太饿，于是，他骑上谭兴震刚买的那辆单车，到汽车站旁的饮食店买些包点来，他骑上车后说了一句：“我很快就回。”

      孟海丽还嘱咐他：“快去快回，面就要上桌了。”

      面端上桌，桥夫子还冒回来；他们把面吃完，桥夫子还冒回；眼看桥夫子的那碗面都凉了，但他还冒回。天快黑了，桥夫子怎么还不回。汽车站离这顶多两里路，他们有些等不住了，决定去看一看怎么回事？

      当他们走到半路那小拱桥边时，只见围着好大一堆人，只听见有人在说，铁路局的汽车撞了一个骑单车的人，他们走上前一看，只见地上撞倒着一辆单车，旁边有一滩血，谭兴震立刻认出这是自己那辆单车，不好了，桥夫子被汽车撞着，人已经送到医院去了。3人立刻赶到医院，可桥夫子已送进了太平间。

      谭兴年摸摸桥夫子的脚，脚还在发热，顿时，3人失声痛哭起来。

      桥夫子的母亲被接来，见到死去的儿子悲痛万分，边哭边诉：可怜她白发送黑发，丈夫死得早，拖儿带女刚好把儿盘大一点，办事处硬要动员他下农村，一天到家里动员好几轮，还许愿：到乡里锻炼几年就可以招回来。她娘哭得最伤心就是，桥夫子下乡时穿的那套新衣服，是她用卖血来的钱帮儿子置的，她只望儿子在乡里平平安安，早点回来，帮她照顾弟弟妹妹，没想到九年还招不回，现在这一世都回不去了……哭得好好悲惨啊！

       但这位善良的母亲还是要求不要追究那位司机的责任，不要判他的刑，不要让他坐牢，自己的儿既然已经不在了，她不想别人的儿子再受苦，一席话讲得在场的领导都流下了眼泪，那位司机当场跪倒在她面前，连声叫妈妈，今后我就是您的儿子。

       这位老实厚道的母亲没有什么要求，她只要求买两斤当归带回去就行了，县知青办答应了她的要求，送了两斤当归给她。

       桥夫子安葬在坝阳坪的山脚下，在安葬他的那天，知青王昌适（他当时已成为地区医院的医生了）参加了，他闻到棺材里发出的臭气，立刻要求打开棺材检查一遍，结果发现桥夫子脸上起了“蛆婆子”，他洒上酒精，并用筷子将蛆婆子一条一条的夹走。同桥夫子一个组的老知青刘金生跪在棺材面前哭得好伤心：“桥夫子啊，你走的太早，太急......”

       桥夫子唯一的财产就是那些木材，县政府、铁路局安排车将那些木材送往长沙，这也是桥夫子生前的愿望。

       听谭兴年夫妇讲完，我又想起了九年前我和桥夫子离开长沙的那一情景，他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好好在农村干，几年就会招回来，没想到9年后，回来的却是一车木材。

      桥夫子离开人世间整整34年了，在农村9年中，桥夫子一直勤勤恳恳的出工干农活，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他从未参加任何造反组织，他从未得罪过任何领导和社员，但几次招工总没有他的份。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可这祸偏偏让这位老实巴交的桥夫子给碰上，他招谁惹谁了？不就是骑辆单车嘛，但汽车偏偏从后面冲来把他撞死（当场有人目击），我真要控诉这位莽撞的司机，你草菅人命，你丧了天良！

       我还要为桥夫子这样的知识青年讲句公道话，他没有文化，却背着知识青年的名义下放，他下放时还未成年，现在不是讲招收童工犯法吗？那时偏要将这些未成年人送往乡里去当“童农”，这算是犯法么？

天下知青是一家，这话讲得不错，但我还是要讲一句，天下知青分三种：

      一种：是那些文化程度高，家庭出身好，有背景，有靠山的高干子弟，他们下乡不到几个月统统招回城，他们有金色的外衣，他们下乡是来镀金的，他们应称“镀金知青”。

      二种 ：就是那些文化程度高，但家庭出身不好，不能继续升大学的那些知青，但他们毕竟多读十几年书，下乡时已成年，还有些社会经验，能过独立生活，后来还能够考大学，毕业后能分配一份好工作。他们应称“正宗知青”。

      三种：就算桥夫子这类知青，一没有文化，年龄又不大，家庭又不富裕，又没有背景，在农村招工又无份，考学校又不行。回城后没有份好工作，现在又轮到他们下岗，这第三种应称“名义知青”，是知青中最可怜的知青。

        桥夫子算第三种知青中连命都保不住的知青了，我要为我们的桥夫子喊声冤：桥夫子，你真不值啊！你真可怜！

                               救人知青杨力工

       1975年，长沙知青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知青基本上都安排在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铺口中学每个月都召集各小学的教师来学习几天。这样一来，学习便成了知青的聚会。其名是学习，大多数时间是在扯乱谈。

      扯乱谈扯出了经验，每次在会上扯谈时，如果检查会场的人来了，在“发言”的那一位就会说上这么一句：“把……进行到底。”这句话表示发言完毕，接着下一个便继续来。等检查的人一走，大家又远扯长沙，近扯队上。万一检查又来了，正在“发言”的人又会说：“把……进行到底！”，总的来说，这几天学习蛮好玩，蛮有趣的。

       长沙知青越来越少，而靖县知青却越来越多，几年里由靖县县城下放到我们公社的本地知青就有几百人。靖县知青同我们长沙知青除开说话以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男知青打扮得象铁路局的“锤子”（锤子是对四川铁路局人的一种雅称），蛮潇洒。女知青打扮得更漂亮，在铺口场上时时传来她们的歌声和笑声。

      我每次赶场或到铺口中学学习路过五星偏坡和上铺口时，总能听到靖县知青的歌声和笑声。每当望见靖县知青，我便想起了十年前我们长沙知青刚到靖县时的那股活泼劲，快乐劲……

      好像是197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在铺口中学吃过晚饭以后，我和林源大队的方直，光明大队的彭澄亚，还有上铺口的杨力工一起散步。我们边扯谈边走，走上了上铺口。这时，杨力工邀我们到他队上去坐一坐，他说着便加快步子：“我先走一步，准备准备”。

      我们挥挥手说：“要得，你先走一步，我们跟着你来。”

      我们望着杨力工结实的背影，跟在了他后面。我们几个慢慢地走着，走着，走完了下岭。

      突然听见马路那口塘边一阵喧闹声，又见一社员朝我们面前跑来，神色好紧张。他冲过我们身边说了一句：   “坏噶事哒，知青被水淹了。”

       我们朝塘那边望去，只见围着一群人。我们朝那里走去，刚走到人群中，只见杨力工湿淋淋的从塘里走上岸，手中抱着个姑娘。再看人群中间，还躺着一位姑娘。

      我们正在发愣，杨力工刚才还跟我们说，他先回去准备准备，怎么一下又到了这塘里救人了。这时，见铺口医院的高个子陈医生已经从马路上赶来。身后还有几个医生。

      他们一赶来便立刻做人工呼吸。一会儿工夫，一位姑娘已经喘过气来了。而被杨力工救上来的那位姑娘还在对她抢救。几个医生轮流做人工呼吸，我们都眼瞪瞪地盯着。只希望这位刚救上来的姑娘能喘口气来。

      可人工呼吸一遍又一遍地做，几位医生做了最后的努力抢救，最终陈医生摇摇头，无奈地宣布：“死亡”！

       啊！死了。这一下在场的人都哭了起来，站在旁边的几位姑娘也退了一步。

      杨力工摇着头说：“我来晚了一步，来晚了一步”说着低下了头，好惭愧的样子。

      那位喘过气的姑娘立刻被医生叫人抬走了。而躺在地上的这位姑娘，我仔细地看了一看，好面熟。我立刻想起来了，她是下放在偏坡生产队的靖县知青。前天来铺口学习路过偏坡时，还见她们挑着粪箕唱着歌，没想到才隔两天时间就……

      方直和彭澄亚向杨力工一打听才知道，杨力工离开我们后刚走下马路，就听见塘边有人在喊：“快来人啦，知青妹几沉下塘里去啦！”

      原来，这两位靖县女知青到塘里游泳，不幸沉了下去。杨力工听到喊声直奔塘边，有两位本地青年正好赶到，他们见塘里没人，便问杨力工怎么办。杨力工把鞋一脱：“赶快下水救人。”说着一下扑到塘里，那两位青年也跟在了他后面。

      杨力工摸到一个，递给那两位青年，叫他们先抬上岸。他又继续摸。他摸了一阵，换了一口气，又栽了下去。总算摸着了，他把她抱上岸，正好是我们见到的那一幕。

      后来听说，那位靖县女知青在“地区医院”的抢救下，总算保住了命。再后来情况如何我不太清楚了。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30多年，1978年我离开靖县后就再也没见到杨力工，杨力工现在在哪里，  有哪位知青知道么？能叫他来上一上网，和知青们扯扯谈么？

      那位被救的靖县女知青现在怎么样了？留在靖县的知青能打听到么？能叫她们也上一上网，聊一聊当年的经过么？事过几十年，我也许记忆有误。如果谁能同杨力工联系上，叫他来讲一讲也许更详细。

      1965年，六松伢子下放到靖县铺口公社林源大队大洞生产队。他们小组13名长沙知青中，六松伢子年纪最小，他叫大家做哥哥姐姐。

      他不会做饭，不会洗衣。好在每餐有现成的饭呷，衣服脏了有姐姐们帮他洗，大家都把他当小弟弟一样。

       大洞生产队是林源最偏僻的一个队，自从13名知青住进来后，大洞开始热闹起来。整天都有歌声笑声和吼叫声。大家都喜欢逗六松伢子玩：“六松伢子，要去砍柴啦，不然冒得饭把你呷。”

      六松伢子只要一听见冒得饭把他呷，立即就会接应。他年纪虽小，但是喉咙还是大，他扯起嗓子喊：“砍柴就砍柴啥，饭我还是要呷啦！”说完背上柴刀便去砍柴。

      大洞的山多，水秀，风景美。六松伢子胆子大，随它哪座山都要爬上去玩一玩。随它么子树他都要用柴刀砍一砍。在这里比在长沙自由得多，长沙的树只看得，砍不得，这里的树随你怎么去砍都没有人来管。他砍的柴一捆比一捆大，一捆比一捆好，他乐意上山砍柴。

      来大洞不满两个月，公社召开第一次知青大会，会议3天时间。知青们都背着行李来到公社，都扎住在铺口学校及周边的几栋木屋里。六松伢子和组里的丙哥一起，把铺开好后哦，便往会场里走。

      刚一进门，会场唱起了最流行的歌：“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工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

     六松伢子一听各首歌，心里就真的热乎乎了，满屋的知青哥哥姐姐，好热闹哦！离开爹娘这么久，时时刻刻有点想长沙，今天满屋的长沙人在眼前，好像又到了长沙一样，当然心理热乎乎的咯。

      会议的第二天晚上是表演文艺节目，六松伢子最喜欢看戏，他高兴地坐在最前排，眼睛眨都不眨地望在台上。林源大队的姐姐们上台跳起了欢乐的舞蹈，那出色的舞姿，动人的歌声把六松伢子看入了迷。尤其有一句歌词特别好听：“无边的麦穗把头点，社员们收割忙……”唱到这里时，她们一齐向台下点头，六松伢子坐头一排，看得笑眯了。

      接着是五星大队表演的“三句半”。只见3个知青哥哥走上台：“我们敲锣打鼓走上台，三句半就讲起来，还差一个怎么办？”只见坐在六松伢子旁边一位知青突然站起来，往台上一走：“我来”！

       最后上台的这位叫刘达旦，三句半中他表演得最滑稽，他最后半句话，配上他滑稽的表情总是能逗得人笑。

       金麦的夏姐姐带领她的妹妹们上台表演唱，表演得特别精彩。金麦的妹子个个都不错，最出味的是张妹子唱的那一段：“不高不矮，身材好，红光满面笑哈哈。”她唱得甜蜜蜜，台下的人被她逗得笑眯眯的。

      官团大队走上来两位高大标致的戴眼镜的满哥。他俩胸前都刚佩带上新团徽，他们是两兄弟：大王和小王。他们用洪亮的高音唱起了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手拿枪心向党，党叫干啥就干啥。党说要练硬工夫，我磨爬滚打练金刀；党说帝国主义在磨刀，嗨！时时刻刻准备打啊！”

       哎呀呀！两兄弟的歌唱得真好听，派头又足，六松伢子好羡慕，好佩服哦！

       最后是巴塘园艺场的表演节目，两位扎长辫子的姑娘走上台，一高一矮。她们唱的歌是：“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

      那位矮个子姑娘唱出的声音像细妹子的童声，听起来蛮有味。六松伢子心里想，这妹子只怕同我差不多大哦？。

       歌唱完后是声乐演奏《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那位吹笛子的江哥最出色。大家齐声喊：“笛子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接着江哥吹起了《我是一个兵》

       这一吹更加下不了台，台下又在喊：“再来一个《喜报》，再来一个《喜报》。

       随着喊声，江哥又吹起了《喜报》

       那阵阵笛声跟鸟叫一模一样，顿时会场安静下来，那声声“鸟叫”好像把大家带进了一片鸟林。六松伢子自言自语念着：“各就怪来，各就怪来。”

       节目演到最后，大家一齐吼，五个“半脱产”干部上来演一个！

       那五个“半脱产”干部没有办法，只好上台来表演，由金麦的靳干部带头扭起了秧歌舞。整个会场沸腾起来。在一片欢乐的笑声中散会。

       夜静了，大家都进入了梦乡，六松伢子还跟旁边的丙哥扯谈。他还在回味那江哥笛子声，他长得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听到这么动听的笛声。

     “砰”的一声枪响，紧接着又传来哨子声，只听见“半脱产”干部王新华在喊：“集合！大家赶快集合！”

        随着喊声，大家立即起来，跑下楼来。

        王新华喊队：“立正，排好队到铺口操坪集合。”

        大家排成一长队，往铺口学校走去，这时操坪里已经站满了人，只听见储社长讲话：“刚才公社武装部接到县公安局的电话，有一批特务路过我们铺口，我们要配合公安一起抓捕特务。”说完便命令大家跟他走。

        天还没亮，又下着麻麻细雨，大伙人跟在储社长后面，走进了学校后面的一条山路。

        再说六松伢子和丙哥，他们两个睡在楼的另一角，等他们起来后大家都走了。丙哥有只眼睛有点毛病，晚上看路不清楚。六松伢子拉着他的手去追赶队伍。

       他俩路过一栋木屋，忽见有火苗在煽动。火苗越来越大，丙哥说了声：“那是起哒火啵？”

       六松伢子一看：“哎也，只怕是的哦”说完拉着丙哥往起火的方向走。

       火越来越大，他俩感到现场，只见那家人在泼水，他俩二话没说，走到了屋边，拿着提桶和淘盆跑到田边舀了水就望火苗上泼；一桶一桶，一盆一盆。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火总算被浇灭了。

       那家人只顾搬东西，也没顾得去问他们是什么人。丙哥扯了扯六松伢子的手：“快去赶队伍。”说完二人便离开了。

        刚走到铺口学校，又听见“砰”的一声枪响，他俩朝着枪声方向走去。

       这时天麻麻亮了，只见储社长带领队伍走过来。一眼就看见了他们：“你两个怎么现在才来？一个民兵要召之即来，看你俩这拖拖拉拉的样子，哪里像个民兵？”

       丙哥心理有些不舒服，他想讲清楚是怎么回事。六松伢子却扯了扯他的手：“算哒，算哒，莫做声哒。”丙哥听了六松伢子的，不再做声。

       六松伢子不图名，不图利，做了好事还挨批评，他也不解释。我们的六松伢子就这样一个人！

                              六松伢子深山遇虎

  
       六松伢子到大洞一年后，个子长高了，力气也增加蛮多，他能挑100斤重的担子不费力，农业活他样样都能干，他最喜欢的还是上山砍柴。

      大洞每年要发生山火，那山火大部分都是烧田埂草时引发的。火一旦烧上山，一下子很难扑灭，一烧就是一两天。大洞人有烧山火的习惯，说是山火一烧，烧死好多虫蝌蚂蚁和老鼠，能烧死好多的害虫；烧山后的柴火灰下雨后冲到田里能肥田；最有利的还是好放牛，火烧后长出的嫩草牛最喜欢吃；火烧山的柴最容易砍，最好烧。六松伢子就最喜欢到火烧山里去砍柴。

      这天，六松伢子背上柴刀又往火烧山走，他边走边唱着才学会的歌：“心中的太阳红艳艳，战士爱读老三篇哟，爱读老三篇，一学张思德，红心向党永不变，不为名利不怕死，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

      他唱着唱着，爬上了火烧山，扬起柴刀，选着一根一根的剪子柴（梽木）砍，一会儿工夫就砍好两捆柴。他砍了根扦杠，把两捆柴扦好，一下就担上了肩，大踏步地往山下走。走着，走着，忽然听见一阵喳喳的响声，他朝响声中望去，见十几丈的地方有一根东西在动。他定神一看，只见一根黑花黑花的东西在移动，是蛇啵？唉，蛇禾实立得起来动咯？他干脆把柴放下来，踮起脚倒要看过仔细。

      阿耶！那根黑花棍前头还有一大堆东西在移动，那一大堆东西侧过来了，我的天哟，那是在动物园里看见的老虎啊！对，没有错！就是头大老虎。他早几天还听见知青赵某说，在山上看见过老虎，连赶场都怕去了，这下子却被我碰着了！

      顿时，六松伢子一身就起满鸡皮疙瘩，心里发毛。只有一个念头：跑！赶快跑！那老虎一定看见他了，他拔脚就往山下跑，好得火烧山上没有树枝刺藤挂，他一口气跑到一棵枞树跟前。

      听见后面传来树枝响声，他断定老虎追来了，他急中生智，就往那枞树上爬。那棵枞树有提桶那么粗，他双手抱住使尽地往上爬，把细时候爬电灯杆子捉”玄蛉子“的那股本领都使出来了。

      他一口气爬上一丈多高，他一脚骑在一根树枝上，双手紧紧抱住树身，低头往树脚一看，啊耶！一头好大的老虎树起尾巴就在树脚旁转来转去。这时，六松伢子只觉得裤裆一热，紧接着那尿就跟着流了出来。

      老虎围着树转来转去，时而抬头望望六松伢子，虽然没有叫出声音，但那样子确实袭人，它脚步走得“咚咚咚”地响。

      六松伢子心里一想，这一回只怕是凶多吉少，会被老虎吃了，怎么办咯，想喊救命，喉咙都是硬的，喊也喊不出。

      再望望树下还真的不敢喊，他怕一喊，老虎会跳上来，他听说过，老虎一跳能跳上几米高。六松伢子只好双手继续抱着树，越抱越紧，越抱越紧。只怕跌了下去。

      这老虎围着树脚转了无数个圈，时而抬头望望树上，时而用爪子在树上抓。看来，它是望着六松伢子好奇，它心里在想：这是哪里来个城里伢子咯，在城里住得好好的要到这大山里来找死啊……

      树上的六松伢子吓得尿直各滴。他心里也在想：老虎啊老虎，你头一莫往树上爬啦。我怕死咧，我爹娘还望我回长沙咧，我爹爹60岁才生我咧，他还望我回城招呼他养老咧……六松伢子一想起爹娘，眼泪就流了出来。爹啊，娘啊，老虎要吃我了，你们快来救救我啊，我不想死咧，我才16岁。

       老虎也许有点同情树上的城里伢子了，不想伤害他，他也可怜，这么大一点点就离开父母到这山窝里来当农民，害他不算兽中之王，不害这弱者了.....它围着树转了几圈，圈子越转越大，离树也越来越远，只到看不见。

       六松伢子心里想：老虎走远了，快点下来。于是，飞快地爬下树，脚一落地，拔腿就跑，他跑下了山。看见队上的田了，他还使劲地跑；看见队上的人在田里干活了，他也不停下来，没命地朝前跑。他是真的被吓傻了，跑啊，跑啊，终于看见自己住的那栋大木屋了，他边跑边喊：“我看见老虎了，我看见老虎了……”

       大家都觉得好奇，围拢过来想问过明白，六松伢子有气无力的讲叙了整个经过。那一晚上他没有睡着。一闭上眼睛就是那头老虎凶神恶刹的样子，实在细时候在长沙动物园看见过几回老虎，可这头老虎硬是要吓人些。

      六松伢子碰见老虎的事一传开，外队来了几个打虎匠找到了他。问过清楚以后，六松伢子大声说：“我崽就撮的你们，不信我带你们到那棵树脚边去看个清楚，保证有老虎脚印。”

      打虎匠听了巴不得，于是，六松伢子硬领着几个打虎匠来到了那棵枞树脚边，打虎匠们一看，马上承诺：不出一个月他们就要把这头老虎打到手。

      这些天，打虎匠们爬上山，在他们选择的“虎路”上安装了打虎的弩弓，那打虎的弓箭头就像那犁田用的“小犁头”一样，安放在弩弓上，在路上横挂着一根线，只要老虎一挨动那根线，弩弓就会射出，老虎必死无疑。六松伢子看着他们安装弩弓，跟在他们后面寻找“虎路”。

      果然不出一个月，老虎打到了，六松伢子跟着他们一起去看。只见那“虎路”边躺着一头大老虎，起码有几百斤重。

       六松伢子不敢靠近，难怪虎死都不倒威。那根弩弓剪镖正好插在老虎前腿中的喉咙中央，好一个打虎匠们，真的是行行出状元。

      虎骨由国家强制收购，一根都不能留。少一根工作人员都晓得，打虎匠们偷偷留下了一节尾节骨，六松伢子霸蛮要了一坨。他听爹爹说过：老虎屎可以治“癞子”病。他要了一坨虎屎，分了几斤老虎肉。那老虎肉吃起来和牛肉差不多。

      他把那小坨虎尾骨和老虎屎包好，藏在门弯里。后来几个知青到他那里去玩，那包东西就不见了。六松伢子是个最随便的人，他明明晓得是那几个“化生子鬼”摸走的，他也没有去追究，仅仅留下这段深山遇虎的故事。我们当年的六松伢子，还是这样一个最随便的人。

                                  六松伢子保护知姐

      1967年初，文化革命的烈火烧到大洞这偏僻的山窝里，知青大部分回城造反。留下的知青也就地闹革命，来到靖县县城，并成立了造反组织：“反到底联战兵团”。

      六松伢子也戴上了“反到底”袖章，在县城里到处玩，到处看热闹。也跟着知青们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歌。

       1967 年2月4日那天，湘江风雷被打成反革命组织，2月5日上午，县城里开始抓捕湘江风雷的成员，所有造反组织都集中在县电影院门前，大家大声呼喊：“打倒湘江风雷！”

       县“钢铁兵团”的那位头头，身穿军装，头戴军帽，他那张娃娃脸上还真带有几分杀气。只见他手拿麦克风，操着那口甘棠拗口音：“一切行动听从钢铁兵团指挥！要听从钢铁兵团指挥！”。

      抓捕行动开始，由十几个年轻壮汉开路，两边人手拿着机枪。六松伢子一直跟在后面看热闹。当走到河街边时，只见两挺机枪架在路口，那伙人冲进一户人家，一会儿工夫就抓出了一名“湘江风雷”的罪犯。只听一声喊：“打倒湘江风雷！”把那“罪犯”的头压下，连拖带推押走了。

      六松伢子以前在电影里头看见过抓人，今天真的亲眼看见抓人了，心里还真有点害怕。不过，他还是跟在后面看热闹。

      湘江风雷垮台不久，好多回城知青又回到农村，六松伢子最喜欢听他们讲长沙造反派的故事。只听说长沙好热闹喔，好多人都“超发哒”。

      又过几个月，来了一个“八.七”批示，湘江风雷又平反了，不是反革命组织。湘江风雷的人又拿起枪到安江打仗。这一仗就打得好，邮局、交通都阻塞了。六松伢子本来想回长沙的，他那天挑着行李到了县汽车站又往回转，车路不通了。

      他们大队的知青只剩下六松伢子和下寨生产队的一位女知青了。六松伢子叫那位女知青做“知姐”。知姐是下寨知青组的组长，比六松伢子大3岁。那天赶场时六松伢子碰见了知姐，知姐流着眼泪告诉他：近段时间，经常有几个社员想调戏她，晚上来敲门，她洗澡时，几个骚汉子偷着看。她真的好害怕……

     六松伢子一听就火了，这还得了，欺负我们长沙人。于是，他决定保护知姐。当天下午就同知姐一起回到下寨知姐家。

       晚上，他穿着长衣长裤睡在知姐旁边的那张床上，把手电筒和柴刀放在枕头边，他作好了准备，只要有人半夜来敲门，就决不会客气。

       一夜过去了，没有人来敲门。两夜过去了，三夜、四夜过去了，总算还没有人来敲门。

       这天又轮到“赶场”，六松伢子到场上费了好大一鼓劲买了一斤肉。他把知姐和自己的信丢进了邮箱。他向邮局的人打听：“信可以发出去吗？长沙那边有信来么？”

       邮局的人摇头说：“现在安江还在打仗，听说你们长沙五一路的湘绣大楼都烧了”

       六松伢子听他这么一说，心里真的急了，这该死的武斗什么时候能结束，什么时候才能收到父母的信，他真的好想父母了。

       他慢慢地回到下寨时，天色已晚，刚走到知姐的房边，忽然见一汉子正在窗户边站着，用手拨动窗户。六松伢子连忙抽出柴刀（他出门柴刀一直不离身）。

       这时，忽然听见知姐一声尖叫。

     “站哒！你跟我站哒！”六松伢子一声吼，举起柴刀朝那家伙砍去，那家伙见六松伢子来势凶猛，知道事情不妙，拔腿就跑。

       六松伢子紧追在后面，一边追一边挥舞着柴刀大声喊：“我砍死你！砍死你！”

       那家伙跑得飞快。六松伢子追了一段路便回过身来，用柴刀在旁边的一棵树上砍了几刀，嘴里大声吼到：   “只要我碰哒，我崽就不砍死你，你怕长沙人好欺负哦！”他又用靖县方言 ，完整无缺地骂了一句娘：“我通你娘的x ”。

        好多社员都出来看热闹，六松伢子扬起手中的柴刀：“哪个欺负我姐姐，我柴刀不认人，我砍死他！”

        六松伢子嗓子大，个子也长成了一米七几了，扬起那柴刀的样子还蛮吓人，他毕竟是长沙知青，他连老虎都见过。

        只听他还在吼：“人一个，命一条，要死肚朝天！麻披变神仙！”他这回骂的长沙粗痞话，在场的社员虽然听不蛮懂。但他那样子蛮袭人，没有一个人敢接腔。

       他回到屋里，知姐穿好衣服走出房来。原来，知姐下午在仓库里箱糯谷弄得一身谷壳灰。正准备洗澡时，那骚汉子又来偷看，正巧碰上六松伢子回来。

       六松伢子的床和知姐姐的床紧挨着，他们度过了好多个寂静的夜晚。半夜里，知姐起来“解手”，六松伢子帮她点燃煤油灯。知姐那时正20岁人，风华正茂，婀娜多姿。她穿着内衣短裤，白嫩的手膀和大腿，挺挺的乳房和丰满的臀，从六松伢子身边走过……

        那时六松伢子也满十七岁多了。俗话说：人到十七八，怎有点想“那事”，生理、心理慢慢成熟起来，对什么都会有朦胧的想法和好奇，六松伢子也应该和正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可在六松伢子的心目中，知姐就是自己的姐姐，他没有朝歪处想，他一定要保护好她。就这样，他俩像亲姐弟一样度过了好多个日日夜夜。

       武斗、战争总算结束，六松伢子和知姐一起回到了长沙，我们当年的六松伢子就是这样一个堂堂的正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