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1月11日，在临着北京长安街的国家博物馆广场上，悄悄地立起了一尊连基座一起高9.5米，自身重17吨的孔子铜像。4月20日，这尊孔子像又被悄悄地移走了。从这种“来而又去”，从“国家博物馆”和“长安街”这非同一般意义的舞台上出现的“悄无声息”，我们能够体会到这是一种多么“纠结”的、“难以言表”的民族文化心态啊。

孔子像，在国家博物馆前广场。

孔子像被移走了。

    我看到有人在孔子像被移走之后表达了下面这样三点意见：
【转摘】

三点看法：

1.把孔子塑像从天安门广场移走是对的。当初立在那里，未经民意调查，未经人大讨论，恐怕也未经城管部门审批，立下后，引起热议，绝大多数人认为不妥，一经认识到，及时改正，应该肯定，是尊重民意的表现。

2.从文化角度考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国家博物馆准备陆续为中华文化名人塑像是对的，除了孔子，还须立哪些文化名人像，建议征求全国人民意见，达成共识后再立，防止再出现争议或反复。

3.这次立像问题是一次考试，是一件好事，引起了民众的思考。文化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加强理论研究，引导人民坚定理想信念，正确认识历史，把握方向，让文化更好地为政治服务。

    上面这三条意见，就已经把几千年到今天的糟糕透顶的东西给淋漓尽致的体现了。“人大讨论”、“城管审批”，都是冠冕堂皇的阻拦用语，那“恐怕”二字是捕风捉影和欲加之罪的不怀好意。看着很重视“民意”的样子，“建议征求全国人民意见”，还要“达成共识再立”，其实，现在有多少大事是“征求全国人民意见”的呢？既然这么重视“人民意见”，最后又说要“引导人民坚定理想信念，正确认识历史，把握方向，让文化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我的天那！这样的“人民”能“征求意见”吗？立“孔子像”还要瞻前顾后地把“文化名人”都要考虑一遍，怎么就象是现如今举办大型活动发请柬时要面面俱到呢？怎么就象是安排主席台上的座位那样唯恐多一个少一个呢？仔细端详这三条意见，都很“语重心长”，每条意见都是以“肯定”的口吻开场，然后就“引导”得你什么也别想做成。

    上面这三条意见，很冠冕堂皇，如果是稍微有点影响的人物说出来的，孔子像只能被搬走了。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问题”越来越突出。早在1984年，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朱伯昆、汤一介等先生和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当时的一批青年学者创立了中国文化书院，他们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最终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孽因，两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沉喑无闻”（《儒家的困境》总序，安乐哲），所以讨论我们中国目前的“文化问题”就必然面临两件回避不了的事情要被关注，“一是1993年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二是百多年来在我国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我的哲学之路》，汤一介先生）我想这次孔子像的问题所面临的种种原因背后透出的也正是汤先生所说的我们需要关注研究的“文明冲突”论和“中西古今”之争。

    安乐哲出生在加拿大，他是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说：“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陷入了经济和政治的泥淖，文化的处境也差相仿佛”，“一、二十年间中国已经握紧了国际政治和经济巨大餐布的一角。这个古老的国家需要一个自我理解的平台，这是她构筑新国际关系的基础。”这个“自我理解的平台”是什么？它就是今天我们中国的文化，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的文化。现代中国的文化应该是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但是它的主体来源不能离开中国文化的传统，我们如果失去自己的文化传统，没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我们不可能、也无法在别人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征上构建自己的所谓“现代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儒、道、释三家并称，但三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汤一介先生语）那么，什么是儒家呢？儒家思想现在是什么处境呢？对于我们自己文化的问题，我们先看一段外国学者的话：

    “在30年前甚至是20年前的东亚，除了少数学者之外，儒学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课题。在人们眼里，这些学者不过是喜好钻研古书。人们常说，儒学仍然存在，但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件博物馆的展览品。在‘文革’之前，孔子在中国如此受到忽视，他的形象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是如此的模糊不清，以至于‘四人帮’在开展‘批林批孔’时才发现，孔子实在是不堪一击。”（《儒家的困境》狄百瑞<美国>）

    今天，我们国家博物馆前的孔子像被轻易的搬来移去，也正好证明了狄百瑞所言不虚，“孔子实在是不堪一击”，即使是在今天的中国。

    狄百瑞在《儒家的困境》中指出：“在不放弃一切价值判断的前提下，我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谈论谁的哲学？’如果答案是《论语》中孔子的教导，那么，今天几乎所有关系到儒学的言论都不是在针对它。实际上，就连本世纪初那些指责儒学的言论都很少触及孔子本人的观点，他们只是在批驳后世对孔子思想所做的变通和曲解。”……“既然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那么，必然会出现不同的答案：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严格地说，我们需要根据每一种具体情况思考人们如何理解和实践儒学。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和那个地方，人们如何传播、诠释、接受、贯彻和实践儒学。”

    对于我们中国国家博物馆前的孔子像被轻易的“搬来移去”，这大概也算是我们中国人对狄百瑞所提出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大概也算是我们中国人对如何理解和实践儒学的一个行动回答。但是就如同狄百瑞所疑问的那样，在作为儒学的诞生地——我们中国，今天的人们有多少真的了解孔子呢？知道什么是孔子所说的儒家呢？为了让我们大家真正了解什么是孔子所说的儒家，并通过孔子所说的话了解孔子本人，我们都应该读一读下面这段《礼记·儒行》：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幷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举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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